刘润为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12月27日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世界历史进入看不起中国人的时代。这种悲惨和屈辱是曾经长期独步世界的中华民族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
然而，又由谁来承担这一使命呢？封建地主阶级领导中国创造了昔日的辉煌，但是此时的它已经形同僵尸槁木，只能靠依附帝国主义苟延自己的生命。让它来领导民族复兴，显然是北辕适楚一类的笑话。靠资产阶级吗？其中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先天不足、力羸气馁，虽屡受帝国主义欺压却不敢与其进行彻底的决裂。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五卅运动后期民族资本家的妥协，都是活生生的史实。
中国的现实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都在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已经失去在剥削制度内（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解决民族复兴问题的机遇。民族独立必须与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没有人民的解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必须与人民幸福联系在一起，没有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富强。由此可见，这样的历史重任只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也就是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是亿万人民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事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年轻的阶级。即以五四运动前后而论，中国产业工人的总数大约在200万左右。他们尽管人数不多，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最有生气的阶级，而且相当集中。当时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都分别聚集了十几万到几十万的产业工人。他们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又备受欺压，沦落在城市底层，比西方工人阶级的境遇更加凄惨。同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与农民有着割不断的亲缘关系。而数以亿计的农民则是旧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最大承担者。近代以降，骑在他们脖子上敲骨吸髓的，除了封建地主以外，又添了一个帝国主义和一个买办势力。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军阀混战，则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失去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广大农民只能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旧中国农民命运的真实写照。存在决定意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共同处境及其亲缘关系，决定他们必然产生联合起来改变现存秩序的朴素要求。
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谁能够站在这两大阶级一边、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谁就能担当起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政治力量是不可外求的，她只能从人民中产生，从人民中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中产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当时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儿女。他们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确立了以身许国、以身许民的初心。“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发出的这一铮铮誓言，可以说是那一时期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五四运动以后，他们逐步认识到，要像俄国人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把主要依靠对象由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出席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热情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最有用最贵重”。同年5月1日，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何孟雄等人在北京街头举起了“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更是致力于组织和领导工农进行群众性的斗争。大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给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党毕竟还处于幼年时期，关于工农大众的历史地位问题，党与工农大众的关系问题，怎样去依靠和服务工农大众的问题等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党内不少同志对这些问题的实际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使得我们党的这一弱点暴露得更加明显。党的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曾经明确指出：“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至于党的地方组织，脱离群众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例如，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军队在湘南发动起义，但是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错误的“左”倾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致使工农革命军在国民党军进攻时无法在当地立足，不得不向井冈山转移。
困难和挫折教训了我们：要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团结和带领人民把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就必须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出一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理论，并使之成为全党自觉采取、主动应用的思想形式。于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定势。
二
80年前《为人民服务》的发表，标志着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总的理论命题上的正式确立。经过此前积累和此后不断发展，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这个科学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内容。
本体论要回答的是世界上最本真的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就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最本真的事实肯定是人类的存在。离开了人，这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将失去意义。而人类自分化为阶级以来，在总人口中，剥削者是极少数，劳动群众则是绝大多数。剥削者必须依赖广大劳动群众而存在，而广大劳动群众则不必依赖剥削者而存在。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最为基础性的条件。而在政治、文化领域，广大劳动群众历史首创精神的每一次迸发，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明确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广大劳动群众的存在，才是最本真的事实。1944年1月9日，毛主席在给平剧《逼上梁山》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491-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不难看出，这一重要论述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艺领域，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英雄史观、贵族史观、救世主史观等唯心史观的断然否定，是捍卫人民本体地位的铿锵誓言。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观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连夜写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认识论要回答的是人和最本真的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到党的事业中，就是要回答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毛主席认为，这在总体上是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离开土地，种子便不能生长；没有葱茏的绿色和灿烂的花朵，土地自然也失去了生命。但是，在这种成对的规定中，人民是主要方面，是上帝，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铜墙铁壁。为此，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年谱》第9卷第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这就明确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被委托方和委托方的关系、仆人和主人的关系。问题的另一面是，尽管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是勤务员，但是绝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那里只是一种纯然被动的存在。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人在当了人民群众的学生之后，还要去当人民群众的先生，教育、武装和提高人民群众;在融入人民群众当中、做人民群众一员的同时，还要动员、组织、领导群众，去为他们的利益而进行伟大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明确指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之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多次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不要当小脚女人，不要做群众运动的尾巴。
价值论要回答的是社会事物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一个社会事物不可能独立自足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必须在与其他社会事物的联系中，让自己的潜在效能或本质力量在对方实现以后，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那么，共产党人价值实现的对象在哪里？就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面，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本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就是站在历史进步一边；为人民服务，就是创造正面的价值；“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当然，“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压迫人的人去死”，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由于价值对象的反动性、腐朽性，那种价值只能说是负面价值或者反价值，因而也“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为了实现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价值的最大化，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进程中，亲自树立了一批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人物。他于1939年撰写的《纪念白求恩》，实际上回答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所必备的精神品格问题；1963年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实际上是向全党全军和一切先进分子发出的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动员令。而雷锋同志说“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是最大幸福”，则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以后，由心底升腾出来的高峰体验。这种崇高的幸福感，是腐朽倒退的人、狭隘自私的人所永远不能获得也永远不能领会的，恰如夏虫不可以语冰一样。
方法论要回答的是人怎样去认识和把握最本真的事实的问题。具体到共产党人，就是怎样去把握和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要走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它要求我们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时时省视自己，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它要求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于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小孩子读书问题，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的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当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使群众从这些事情出发，“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进而“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们的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同时积极启发群众觉悟。（《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们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变为群众的行动。“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们注重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要做好这件事，“第一位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反对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满天飞。（《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79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要“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时下有一个流行政治词语，叫做“顶层设计”。应当说，这个词语也是可以用的，但要做出正确的解释，也就是必须明确其群众路线的内涵，否则，就不能完全排除干部群众的误解，从而给实际工作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误。
以上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人民是主、人民做主，忠诚事主、好生侍主。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彼此转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异常完美的结构。正是这种特定的结构，使其具有强大的理论功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我们说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根本依据。
三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系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统领的地位。它的创立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或文化现象，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
其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具体论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413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权应当是“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1891年，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又特别强调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创造的两条宝贵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0、5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905年，列宁强调：社会主义者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66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17年12月，列宁指出，十月革命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列宁选集》第4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面对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异常困难的局面，列宁提倡苏维埃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竞赛。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应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最多”。谁在这方面做得好，就把谁提拔上来，因为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列宁选集》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有这些，都为毛主席创立和丰富为人民服务思想提供了思想指导或理论启迪。
其文化基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例如， 《尚书·晚书》强调：“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中》）管仲主张：“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墨子认为：“爱天下之百姓”，是天道、是禹汤文武的王道（《墨子·天志上》）。柳宗元指出：“夫为吏者，人（引者注：实为民，为避李世民讳使然）役也。”（《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郑板桥则公开声明：“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题画·靳秋田索画》）毛主席自青少年起，就通过苦读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民本思想的精华，无疑是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念铺垫，是他创立和发展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文化助力。
其实践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在硝烟战火中还是在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以各种方式努力探索、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党的组织来说，如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就共产党员来说，如1935年发生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苏区人民洒泪“十送红军”，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活我军伤员，数百万群众用手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感人至深。试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政治组织吗？没有，从来没有过。毫无疑问，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正是党和人民这种双向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大家都知道，在群众理论的建设上，毛主席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丰富得多、完备得多，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建设历程比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经历的要艰难得多、严酷得多、复杂得多、曲折得多。我们不但要同外部的凶顽敌人做斗争，还要同党内违背群众路线的倾向做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如果有一刻或一次脱离人民群众，就有可能招致难以预料的失败。这也就是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人民群众意志和作用的体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1964年，在有关同志谈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毛主席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年谱》第8卷第3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尽管一个甲子过去，这些剀切、深沉的话语仍然像晨钟暮鼓一样震撼我们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