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12月28日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发表已经八十年了。那时，是中华民族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1944年9月8日，延安的中央警卫团指战员、机关干部、学员一千多人，为殉职的战士张思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发表了演讲，表彰张思德同志是八路军、新四军这支为着解放人民的队伍里的一个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毛主席的演讲，由新华社转发到各解放区和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新华日报》。一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一篇倡导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在延安和重庆两个世界引起了反响。从此，“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开来。这篇文章收进《毛泽东选集》，被印成各种小册子，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国。在北京居住或来过北京的人，只要经过中共中央驻地西长安街新华门，都可以从面对大街的红色影壁上，看到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的大字，在那里默默地传递着伟大而平凡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是从深刻观察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人民的生活中才能为群众认识和接受。毛主席是通过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呢？我认为，是通过倡导和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动。是毛主席大力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能够改变一个古老民族道德观念的事物，肯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一、为什么要研究“为人民服务”
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人类文明产生以来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的情况下，感到这个问题反而比过去——我的青年时代——更突出了。
我第一次遇到这问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我刚上中学，就读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现在更名为北京汇文中学）。至今还记得，是在读敢峰写的《青年修养通讯》这本书里接触到这个话题。敢峰的文章旁征博引，讲到马克思的“自白”和对职业的选择——“为人类工作”，为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和精神深深吸引，可谓混沌初开，至今印象不减。
在我的印象中，“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或者说“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观念开始进入我的脑海，也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即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年代。我被雷锋的精神感染，投入到全国性的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中，也学着雷锋的做法，在课余时间或节假日，和团支部，或几个同学，到社会上，为群众做好事。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星期天，在班主任段禀燮老师带领下，我和几个同学，与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时传祥等几个掏粪工人，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为居民院掏粪池。时传祥和几个掏粪工人是在做本职工作，我们是来向工人叔叔学习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做这样“肮脏”的工作。掏粪的时候，尽管我格外地小心，腥臭的粪汤子还是溅到了衣服上，溅到了嘴唇上，味道又咸又涩。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至今想起来，仍有一种心灵的震撼。
1966年，我有了合订本的《毛泽东选集》，字体是竖排版的，保留至今。那时还有了《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合订本。就是在那个时候，高中一年级，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六七十年代里，我从中学生，进工厂，到部队，入党，回到地方，这期间多次读过《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我是在那时全社会强烈的、高昂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建立起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那时我对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识是肤浅的。
在经历了1989年我国的那场大的风波和东欧剧变、苏共亡党亡国，在目睹了十几年来党内和社会上思想道德滑坡、腐败现象蔓延，面对世界与中国的此情此景，我对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在通读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活动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和认识，即“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浓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太多太多的东西；为人民服务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行为准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路线。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回顾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不就是在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吗！为什么苏联共产党垮掉了？基本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上。凡是轻视这个问题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意味着在思想上政治上开始滑坡，开始脱离群众，丧失群众，走向失败。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相继垮台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我所以讲自己对“为人民服务”的认识过程，是因为它在教育我，在教育和改造我们这个民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看似平凡，可就在它的平凡中包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包含着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人的最基本的道理。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人们为谋生而忙碌时，“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行为，就显得更宝贵和重要了。
在我国知识界，有不少人认为“为人民服务”只是个宣传题目，没有多少学术和理论的价值，理论界对我国诞生的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想缺乏应有的研究，长期以来缺少关于专门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课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个严重缺憾和失职。我认为，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是一篇划时代的伟大文章，这篇文章的含金量之高，它所揭示的深邃的社会内容和迸发出的巨大的思想力量，是现在许多理论著作和道德哲学的高头讲章所不可企及的。从这篇文章所传播的广大范围，就足以证明了它的崇高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
研究“为人民服务”这个题目有相当大的难度，难就难在这个问题的通俗性、群众性、社会性、现实性和很强的政治性，——难道这不正显示了这个题目的重大价值吗？我认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建设，研究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如果没有认真研究“为人民服务”，就是没有到位。“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一个生动方面和伟大成就。我愿意和读者们，和一切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们，共同研究这个题目。
二、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有人以为那是毛主席在追悼张思德会上的即兴之语，就大错特错了。
“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是毛主席创造的，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有了，为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坚持贯彻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反之，就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为什么人做事，做什么事，才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去做也必须去做的事情呢？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但是他们在尔虞我诈、个人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惧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开辟和从事着一种全新的事业——“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 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公开申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对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和传播开来的。毫无疑问，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人民服务，才能与其他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区别开来；也只有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利益奋斗，人民才能相信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人民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灵魂和力量之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了创立革命理论和组织革命政党这样一种方式，毕生致力于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服务。
列宁也是这样的人，领导俄国人民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反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建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艰难创业中，他写下了《伟大的创举》一文，大力倡导俄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这种忘我劳动中体现出来的不要任何报酬、而且是高生产率的、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视为人类精神的“伟大的创举”，“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是一种“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的崇高而巨大的力量。列宁认为，只有工农群众都具有了这样的精神，“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列宁极其认真地要求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都必须具有这样的思想和品德，“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 列宁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具有这样思想情操的人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所熟悉的毛主席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设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确定的宗旨。在党诞生和成长的幼年时期，党员和革命青年是读着马克思、列宁的文章，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
《共产党宣言》是最早流传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1908年和1919年就有了四种节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1919年，列宁的文章著作才开始进入我国。《伟大的创举》是列宁1919年6月的文章。这篇论述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文章，是最早被翻译到我国的列宁三篇文章之一。文章的题目就足以引起世人的好奇和关注。中国思想界非常关心来自俄国的情况，自然也非常想知道，被一个轰动世界的伟大邻国的人物——列宁所亲笔称颂的“伟大的创举”到底是什么。在中国与世界信息交流非常困难的年代，该文被翻译到中国，就绝不是偶然的。1920年7月，列宁的《伟大的创举》首次翻译到我国，是节译，当时文章的译名是《列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发表在南京的《少年世界》杂志。1921年的6月，《伟大的创举》一文由党的发起人李达再次节译，刊登在广州的《新青年》杂志，文章的译名是《列宁底妇人解放论》。1922年1月，《伟大的创举》又一次被翻译，文章的译名是《共产党礼拜六》，在广州出了单行本。身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人民，就是通过列宁《伟大的创举》这样的文章，开始真正了解和认识十月革命究竟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民究竟是怎样生活和思想的。这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 翻身解放的俄国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思想和行为，强烈地撞击着遭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精神毒化的中国人的心灵，犹如刺破长夜的闪电，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在那个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伟大的创举》在我国多次翻译出版，反映了中国人民强烈追求社会解放的思想情绪和精神渴望。《伟大的创举》所歌颂和大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思想和行为，在近现代中国人民思想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中，起到过解放和推动的作用。
用比较明确的语言提出为人民服务，大概是列宁，出自1905年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篇文章在我国颇有影响，前后被翻译了十几次，文章的题目和译文也不尽相同。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新译文，题目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从1926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五次翻译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阐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样引用了列宁的话：“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从《共产党宣言》第一声喊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到列宁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前进到一个崭新的社会台阶。在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工人阶级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自觉行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俄国化——列宁主义的伟大成就和伟大胜利。
今天的学术界，对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番考证。认为这个思想的明确的文字表述，首先出自马克思于1871年5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书里的一句话，“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 这句话的新译文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 其实，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分析巴黎公社的国家职能，指出普选制、普遍选举权在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功能。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和恩格斯为这本书写的导言，最早由延安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黎平和那时党的领导人张闻天合作翻译，于1938年11月在延安出版。转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了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即批判地指出孔子的道德观在实践的方面，“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但考证者忽视了这是一封私人信件，那时没有公开发表，也就没有多大影响。看来，知识界如此考证下去，还不知道会搞出多少矛盾。一些学者研究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只注意寻找有无“为人民服务”的词句，反而忽视了其中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即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提出把经过改造的无产阶级国家“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来管理； 在新版本里，这句话的译文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恩格斯在导言里，特别指出了巴黎公社采取普选选出国家公务员和低薪制的意义，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当然，对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公仆”、“勤务员”的思想含义怎么理解是一个问题，而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是另一个问题。
思想史的研究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和现象，在中国和世界，“圣贤创世论”和“英雄救世说”长期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与此相对立，毛主席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一反千年成说，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由此，毛主席打破了千年的传统偏见，彻底颠倒了君为天子、官为父母、民为草芥的等级秩序和历史观念，代之以全新的价值观念，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恢复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面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在毛主席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里，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口号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不是诞生在现代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活跃的大城市，而是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的陕北农村市镇。文中赞扬的张思德，不是来自城市的现代工人阶级，原来是一位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里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张思德身份的巨大转变，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为，深深地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又前进了一个历史台阶。“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毛主席提出的，无疑，只有研究毛主席的思想和道路，才能找到答案。
三、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恩格斯说得好，“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 为人民服务就是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人培养起来的荣辱观和道德观。那么为人民服务的荣辱观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那时，建立党的组织是第一位的事情，党员的思想问题和党的思想建设，还没有成为重大问题提出来。从1921年建党，到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有过四个版本。但是，在这七年的六次代表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党章，对党员的思想要求和全党的思想建设几乎没有涉及到。我们把1945年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与六大之前的党章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飞跃，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七大党章的总纲里有这样的文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七大党章对党员规定了这样一条义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这样鲜明的思想和语言，在七大之前的党章里是没有的。这个重大的思想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毛主席率领队伍转入农村，红军的生存问题一下子摆到了面前。一个是红军活动的地方是农村，只有依靠当地的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战斗下去。那么怎样才能让老百姓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呢？一个是红军是集体生活，大家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干部和战士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暴露出来了，直接影响着红军的团结、稳定和发展。
这两大问题，其实是一个红军发展问题的两面，如同手心手背，表现在外部就是个群众关系问题，反映到内部就是团结问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军队也是有思想问题的，他们是靠金钱和棍棒来维持的。而无产阶级军队的团结、巩固和发展，是依靠一套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军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明了红军党内的种种不正确思想，明确了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战士改造成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么教育和改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从哪里入手呢？新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主席在做农民出身的党员或战士的思想教育时发现，中国农村有不少的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 显然，在封建的农村社会环境下，对出身贫苦农民的几乎没有文化的党员或战士讲“工人没有祖国”一类的马列主义大道理，还为时过早，似乎有些文不对题。
毛主席是从农村长大的，那时也有了几年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社会生活的经验使他很快就发现和认识到，要改变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对旧军队骚扰、侵犯和掠夺民众的印象，必须首先从改变自身做起。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部上井冈山之前，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后来发展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是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战士、中国共产党人的荣辱观就是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培养和建立起来的。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成为社会公德。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却是新行为，新道德，新思想，新风尚，是件大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剥削和压迫是社会的公理。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去，往往逼得人去学“坏”，学那个男盗女娼，巧取豪夺。如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社会的“好”行为，为什么国民党不去宣传推广，而是千方百计地消灭红军。这说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和它所体现出来的荣辱观、道德观，是与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反社会的行动。显然，在旧中国，要成为具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品格的人，必须抛弃旧的自我，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老百姓就是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红军和国民党的白军区别开。老百姓认同和接受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认同和接受了红军，把红军看成自己的队伍。
毛主席做改造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要求每个红军战士从坚决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起，而且规定得非常具体，非常细节，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党，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读者们是否注意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突出的、鲜明的特点是，没有要求战士奉献什么，而是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坏事，什么是坏行为，什么事情不能做。明确告诫每一位红军战士，凡是干那样的事情都是错误的，都是可耻的；凡是那样的行为都是丑恶的，都是红军所不能允许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教育我们的战士在对待和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在日常生活里，不要做那些丑事，不要有那些恶行，谁有了就要受到批评或惩罚。说得通俗和明白点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要求士兵，要求革命队伍的人不要做害人的事，不要损害和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不要做老百姓讨厌的事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实际的。这样的规定，使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生活化了，形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就活起来了，有了生命力。一个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只要他不做坏事，不损害、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就有了做一名未来新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品德。再去培养和启发他为老百姓做好事，为他人、为集体做出奉献，就好办得多了。一个人总是要做些事情的，只要他不做害人的事，就完全可能去做些好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要指望一个损害群众利益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人。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抓住了怎样育人的切入点，体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辩证法。无疑，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品德，首先教育人不要做坏事，培养正确的美好的荣辱观和道德观。
其后不久，1927年底，毛主席又为红军规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 经过1929年的古田会议，毛主席把红军的三大任务发展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规定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
如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要求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许向老百姓索取任何东西，那么毛主席为人民军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就是要求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共产党员向老百姓做出无私的奉献。为人民奉献就是光荣，侵害人民利益就是耻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就是在这样的感情里产生和培养起来的。它由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首先实行，做出表率，推向全党和全国的。“为人民服务”的根就扎在这里。未来的新社会、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新观念中悄悄地孕育出来了。
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在和平建设年代，直到晚年，毛主席一直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每一位党员和干部，而且是多次地反复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政府干部不要做坏事，这样的要求高吗？
1965年，毛主席在全国人大代表马建猷的来信作了这样的批语，“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并把马建猷的信转发当时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他们大多是中央委员、省市委书记、部长。 这样的批语和谈话，不胜枚举。看来，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干部做到不做坏事，并不是容易的。
1971年8月，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对几个省的负责同志讲，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主席不仅逐条地对他们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提出“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现在，你随便翻翻身边的报纸杂志，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题目和呼声：“善待百姓”，“莫让腐败成商机”，“高尔夫球场的代价”，“公款追星谁买单？”“减负，能减下来吗？”“权力伤农何时休”，“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农民”，“谁制造了2000万失地农民”，“苦了乡村教师，误了农村子弟，难在农民心里”，“训你没商量，扣你没商量，罚你没商量，打你没商量”，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地方到中央，有那么为数不少的一批干部莫名其妙地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特别是高级干部，市长、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甚至级别更高的干部在那里明目张胆地干坏事。不久前枪毙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阜阳做官时，就以贪污索贿之多、道德品行之坏，有了“王三亿”、“王坏种”这样的绰号，名传当地，却照样高升当上了副省长。你说奇怪不奇怪！省委提拔这样的人，不能不使人匪夷所思。从人民网网站看到这样一条新闻，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七年书记任内，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毫无顾忌；林龙飞犯罪几乎都是公开的，他卖官，被称为“官位批发中心”；因为“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热衷赌博敛财，而恶名昭彰，在当地被称为“三光书记”。他被双规后，面对纪检工作人员的审问，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么糟糕的人居然当上县委书记，而且一干就是七年，党的状况真是令人心寒！
在和平年代，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不过时，而且还非常必要，应当对干部和党员，对全国人民大力宣讲，严肃要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晚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全党上下都能做到遵守纪律，不做坏事，现在这么好的和平建设条件，为什么遵守纪律反而这么难，问题这么严重呢？！我看，关键在领导，在中央。所以，现在尤其需要向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向全国的县委书记、县长、地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向一切官员们大声呼吁，请你们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四、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
当年毛主席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毛主席在大会讲话中首先向与会的苏区干部讲解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随后，毛主席又耐心地讲述了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想法，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办法，上有头，中有手，下有脚，才能使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具体地做起来，行之有效。所以毛主席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做政府工作，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就是做群众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方法或方法不对头，就可能办不成事情，甚至可能把好事办糟了，办砸了。毛主席告诫苏区的干部：“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同志们请看，毛主席讲解、宣传、推广和落实的为人民服务多么的实在，多么的具体，多么的细致，多么的周到。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有细节的，所以才深刻，才丰富，才有成效。为人民服务只有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事情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具体问题，才算是为人民服务了，才是有了深度。一个人如果真心想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够想得具体，想得周到，也就不会搞官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再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时间之长，人数之多，级别之高，方面之广，十几年来久治不愈，这是为什么呢？这与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差到哪里去了！？
五、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我国，到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中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一次发生在1927年大革命的高潮和随之而来的大屠杀。这次突然跌落下来的惨痛的大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的基点从城市转到农村。一次是1934年底，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创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了，丧失了大片的农村根据地，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其后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第三次崛起。《为人民服务》就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崛起的年代。
毛主席是怎么认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重要性呢？
1945年党的七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里，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全面地、深刻地、经典地阐述。毛主席指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源于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这两条路线，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一条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是由人民军队即早期的工农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创造并发扬光大起来的。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呢？毛主席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唯一的宗旨”，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皆源于这个“唯一的宗旨”，正是坚持和贯彻了这个“唯一的宗旨”，才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
显然，作为“唯一的宗旨”的事情，无论在政治上、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和政策上，都绝不是小问题。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如果轻视或忽视了“唯一的宗旨”的问题，就是忘本，是十分危险的。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建立在他的长期的切身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经历了残酷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毛主席的思想认识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毛主席把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深刻而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深化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革命目的论的实质。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字面上有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民”，指的是什么人，哪些人？一个是 “服务”，做什么，怎么做？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个阶级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人民的成分和人民的组成是不一样的，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所谓服务，我认为说得简明些，就是为人民办事。毛主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931年11月，毛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国家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他是怎样带领政府工作人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众办事呢？
首先是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确定人民的成分，人民的组成。早在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针对党内的“左”右两种思想倾向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933年10月，为纠正在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工作中，特别是纠正查田运动发生的偏向，指导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正确解决土地的没收与分配等问题，毛主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并亲笔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教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是我国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依据和理论依据。这个文件所确定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概念， 深入人心，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通用的思想元素，几十年来潜移默化地对全国人民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想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首先分清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认清了每个历史阶段上的人民是由哪些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从而有的放矢地执行政策，在处理阶级关系、群众内部关系上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避免了在政治上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笔者认为，认识这一点，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思想至关重要。因为人民内部是分阶级的，群众内部是分阶层的。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解决好，处理好，协调好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才可能进入到不同的阶级或阶层里，有针对性地去为人民的不同部分办好不同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提供不同的服务。无疑，我们不能离开政治观点、阶级观点谈为人民服务，不能忽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谈服务，为人民服务要讲政治，否则就不能与资产阶级的服务观相区别。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毛主席都及时制定了明确的阶级政策，确定每个阶段的人民的政治利益。
其次，确定正确的经济政策。阶级政策决定经济政策。革命战争年代的政府工作虽然方方面面很多，主要的是发展经济以支持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经济政策应当怎样呢？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毛主席主持管理的政府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够动员各个阶层共同来做经济工作，一个是节省每一分钱并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毛主席管理的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也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廉洁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铺张浪费，人员贪污腐化，这样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宣扬的为人民服务，肯定是欺人之谈。
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表明这个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比较突出。
经过大革命时代汹涌的社会颠簸，1930年，毛主席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发现并指出了党内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在走进革命队伍的文化工作者中，有许多同志“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
1948年4月，毛主席在前往河北的途中经过晋绥解放区，纠正那里土改中“左”的错误，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和他生活经验的总结。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工农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尽管知识分子对“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能讲出一番道理，但工农分子在实际行动里却往往走在前面。来自工农劳动阶级的普通战士，对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一听就明白，即使不用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只要讲出其中的道理，也能听懂，也能明白该怎样去做。笔者当过四年兵，尽管当的是和平兵，但是对解放军是怎么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对来自农村的战士们是怎么自觉地去做的，身有体会。
我们说人民内部是分阶级和阶层的，但是每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数是大不一样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和阶层一定是人民的主体，没有主体，这个人民就立不起来，就不成其为人民。主体是人民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主要力量，具有决定的意义。讲为人民服务如果不首先为人民中的主体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岂不自欺欺人。那么谁是人民的主体呢？这就是毛主席一再指出的，“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 “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毫无疑问，工农群众，劳动群众，永远是人民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几千年来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受到虐待。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共产党，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领导工农劳动群众开始把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翻过来。
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呢？因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 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工农分子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一旦他们听明白，革命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小我”，更是为了人民这个“大我”，就会自觉地主动地起来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大我”和“小我”是为人民服务中的一对矛盾，“大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方向，只有抓住和解决了“大我”这个主要方面，才能解决好“小我”的问题。工农群众理解这样的哲学问题，往往比知识分子要快，要好。
在旧中国，来自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往往比工农群众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他们不明白来延安参加革命是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难就难在他们认为比工农兵有文化，因而比工农群众高明——高贵，“高贵的”知识分子要为一直被认为是低贱的工农群众服务，岂不是换了人间？！——正是这个“换了人间”，使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
2003年，播出了一部描述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坐天下的电视剧《江山》，每一集都高扬着这样动人而响亮的歌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显然，知识分子要真正认识这样的真理，需要他们推翻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自以为是的小资产阶级王国，正如毛主席说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
正是针对这样的状况，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捅破了问题的焦点，直奔灵魂深处。你既然要为人民服务，就要亮明自己对人民的态度，对工农群众的态度。毛主席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点破了为人民服务的实质，是从根本上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这是一块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六、榜样的力量
列宁在著作中多次引用《浮士德》的名句：“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回答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为人民服务的好样子不是由书本编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产生的。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怎样做到为人民服务呢？为人民服务是个什么样子呢？
如果一个建筑师只画草图，却不交代建筑的材料，这怎么施工呢？所以，毛主席办事向来是“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方法从哪来呢？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发现榜样，树立榜样，用典型人物的典型事情去启发人，教育人，做人的思想工作，是毛主席把这个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推向了全党，成为我们今日的传统。
在中央苏区艰苦的条件下，毛主席善于发现典型，运用典型，树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去推动工作的开展。比如，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大会上，毛主席大力夸奖，“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1939年，毛主席著文悼念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1940年，在延安举办了吴玉章六十寿辰纪念会，毛主席称赞吴老，“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943年，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号召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
1944年，毛主席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普通的共产党张思德身上，看到了在本质上相同的思想，相同的品德。毛主席把这种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解放事业中产生的思想和品德概括成“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