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 2026-08-23
近日读《毛泽东传》，再次触及85年前新四军那场令人伤心的皖南之难。
皖南之难，发生在1941年1月6日，而在之前的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给项英发有一电，电文是：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如实说，很少见毛主席以这样的口吻发指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封电报看似作严厉批评，实际是作挽救危局的最后努力，即严厉要求其放弃幻想，以决心和办法冲破困境，保存基本骨干，完成北移。遗憾的是，因项英之责最终未能改变皖南事变的悲剧结局。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发北移。1月6日，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新四军将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仅约2000人突围，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自杀牺牲。
那么，为什么说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责在项英呢？梳理看，主要的：
一是项英在战略方针上与中央存在根本分歧，中央早已明确新四军应“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但项英强调“特殊性”，认为应固守皖南或准备向南发展，这一消极态度长期受到中央批评。
二是项英在北移行动上反复拖延，1940年10月，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北移，中央多次严令项英要求其12月底全部移动完毕，但项英顾虑重重，仍幻想拖延，甚至提出“不发饷弹即不开动”，错失了与陈毅、粟裕会合的战略契机。
三是项英在严峻形势下毫无定见，到1940年12月，国民党已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但项英却还在“拖还是走”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这也是让毛主席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极为震怒的直接原因。
四是项英与叶挺在指挥上存在分歧，不但战前犹豫不决贻误了突围时机，而且在部队激战受困的危急关头，1月8日（有说是9日凌晨）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一行10余人“不告而去”。军长叶挺在开会时才发现项英等人不知去向，随即于当晚11点左右将情况报告中央。刘少奇得知后即建议中央撤换项英。1月9日，中央复电决定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指挥。
项英等人于1月10日下午返回军部。项英随即致电中央承认“临时动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1月13日部队分散突围，叶挺谈判时被扣，混乱中项英、周子昆与袁国平再次失散。袁国平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拖累部队举枪自尽，项英与周子昆于3月14日在蜜蜂洞被叛徒杀害。这说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指挥系统是短暂失灵的，深刻暴露了当时高级将领间的矛盾与在极端困境下的决策困境。
皖南之难，责系于项，还可从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深刻理解：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
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
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
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
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
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二）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须以周恩来的榜样为模范，严格执行中央路线与中央军委的指示，不允许任何现象的自由主义与独立性。
（三）全党全军应当警惕，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失败的。……”
2026年8月22日下午于北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