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
昆仑策网
2026年7月11日
笔者近日重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60年代版）《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1949年2月18日），无比振奋。
当时，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摧枯拉朽，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定局。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一场关于“战争责任”的政治攻防战在国民党内部率先打响。“伪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孙中山长子）孙科、“代总统”李宗仁轮番登场，阵脚大乱，各说各话，而毛主席对这场闹剧尤其是对孙科的一番大实话点评得淋漓尽致，嬉笑怒骂深藏政治洞察，妙语连珠尽显思想智慧。
一、战犯“求和”的逻辑悖论
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蒋介石赫然列于首位。仅仅一周之后，这位头号战犯便在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
他在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毛主席点评：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1949年1月1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可见，战犯求和，本身就是逻辑的死结。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分锅”的声音。
二、孙科的“平均地权”：一份特殊的“大实话”
就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当晚，孙科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了一个颇为“别致”的论点。他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毛主席的点评堪称经典：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连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
这番调侃辛辣而精准。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国民党“太子”，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时试图扮演“公允”角色。他既不敢像蒋介石那样彻底推卸责任，又不愿像后来的李宗仁那样将责任“全归国民党”，于是发明了这种“人人有责”的折中方案。这看似“公道”，实则是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模糊了战争性质——谁是发动者，谁是被迫应战者，在“平均地权”的账本上被一笔勾销。
三、从“平分”到“全包”：孙科的逻辑滑梯
如果孙科的第一次演说只是“平均地权”，那么1949年2月7日他在广州的第二次演说，则让人大跌眼镜。此时行政院已迁往广州，孙科索性把板子全部打向国民党自己：“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
毛主席点评：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毛主席说：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
毛主席接下来的回应妙不可言：“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直到军事解决不了问题才来求和的？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党内“若干人士”——这与中共只要求惩办“若干”战犯、而非全部国民党的立场“是互相一致的”。
毛主席以反讽的笔调点出了孙科言论的“进步性”：比起蒋介石死不认账，孙科至少承认国民党有错；比起第一次演说中各打五十大板，第二次索性“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但毛主席随即话锋一转：“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分歧在于：中共认为这些“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惩办，而孙科却认为惩办战犯“不算公平合理”。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毛主席打趣说：“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
四、言行不一的“两面人”
孙科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
毛主席引用了孙科1947年6月22日的原话：“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孙科本人就是“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 。如今大势已去，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
这就是政客的两面性：打顺风仗时高喊“打到底”，打了败仗便摇身一变成了“和平爱好者”。毛主席的结论掷地有声：“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五、历史的镜鉴
回望这段历史，孙科的“大实话”之所以值得玩味，在于它集中呈现了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的政治窘境。从蒋介石死不认账，到孙科“平均地权”，再到李宗仁承认“内战”——国民党内部关于战争责任的说法一变再变，越变越“老实”，但每一种说法都无法掩盖一个根本事实：发动内战的是国民党，把国家拖入“黄河南北”浩劫的是国民党。正如毛主席点评李宗仁时所言：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么？”
孙科的悲剧性在于：他比蒋介石诚实，却比李宗仁懦弱。他看到了问题，却不敢面对结论；他承认了错误，却拒绝承担责任。这种“半吊子”的诚实，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既不能为自己开脱，也无法为国民党挽回任何道义分数。
毛主席以一篇政论，借孙科之口说出了一个时代的真相：当武力逻辑破产之后，任何“公道”的言辞都无法掩盖发动战争的原罪。而历史的“板子”，终究会落到该落的地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