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
2026-08-25
“风从长城来，歌从陕北来，重走转战路，重温领袖言”。
8月到榆林，专程去了佳县。当年毛主席与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370天中，在佳县住了105天。在佳县人民军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从内线防御转向内线。中共中央在佳县发出了一个“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个“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个“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最响亮的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个“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为佳县县委的题词为我们党的建设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的沙家店战役全歼国民党36师，重挫胡宗南部队，整个西北战场主动权易手。9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进入佳县朱官寨。因国民党二十九军刘戡部还在附近活动，前委考虑再寻机歼敌，最大难题是部队粮草供给极度匮乏。佳县本就贫瘠，历经胡宗南军队反复劫掠，之前组织多次大规模支前，存粮已经见底。毛泽东约见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商谈为消灭刘勘筹措给养问题，进行了以下对话：
周恩来：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不够用？
张俊贤：够！我们佳县叫胡宗南害苦了，佳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持得住。我们在通秦寨和车会还有一些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一万多只羊。如果这些粮食、羊吃完，还有两千多头驴和牛，实在不行也可以杀了吃，无论如何要把战争支撑下来。
毛泽东（神情严肃）：把驴和牛杀了，明年老百姓耕地怎么办？
张俊贤：解放前，穷人本来就少有驴、牛，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请主席、副主席放心，只要把蒋胡匪军消灭干净，佳县人民再大的苦都能吃，靠着老镢头也能搞好来年生产。
毛泽东（深受触动）：多好的人民啊！随即反复叮嘱：部队再困难，也不能随便杀一头驴、一头牛！ 要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产本钱。
陕北人民舍生忘死地支持人民军队打蒋匪的故事，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有记录：“陕北的贫苦百姓曾倾尽全力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死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后，他的妻子把自家藏在山里的十几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小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眼泪汪汪：‘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骡子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进入佳县县城后，县委书记张俊贤找来一块白布，请求毛主席给佳县县委题词。毛主席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十三个大字，署上自己的名字。
佳县人民在县城中央把毛主席的题词专门立了一个碑。站在佳县毛主席题词纪念碑前，仰望着这个题词，不仅思潮滚滚：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有了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但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和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问题。
1927年，毛主席第一次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详细的分析，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毛主席看来，立场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以后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是这样。立场问题既与党的宗旨密不可分，也与党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息息相关。只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才能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今天，离毛主席当年题词已过去近80年，但它的指导意义并不过时。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发展，有必须坚决反对腐败，要以刮骨疗毒的精神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反对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能否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仍是事关我们党成败利钝、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方针政策时，面对社会分化，面对不同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是否还能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前。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但缺陷在对于另一面认识不足：搞了市场经济必然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普遍价值，任何东西必然会被利益度量，权力必然会受到资本的围猎，大批干部会被腐蚀。如果能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出发，像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全党做出的警告那样，像推进改革开放那样严抓反腐，可能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党的干部沦为阶下囚。
20世纪90年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主导下，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1998-2002 年国企下岗2023 万，叠加以前已经形成的下岗存量，国有企业下岗达27002800 万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整个下岗失业（买断工龄）人员超过4000万。当时，有的经济学家还主张搞市场经济要准备牺牲一代工人。回过头来看，如果坚定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场改革会不会大大减少下岗失业群众所受的伤害？
1993-2002随国企改制、民营制造业快速发展，劳动用工市场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工厂、矿山、建筑行业从事高危岗位。企业压低安全成本，煤矿、非煤矿山、化工、建筑业重特大事故频发，小煤矿事故问题突出，2002 年前后工伤死亡人数达到峰值，以后才逐渐下降。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是付出了多少代价之后才换来指导思想上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如果始终强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是否就能减少那么惨重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本占有主导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无论是平台经济的兴起，还是AI在生产中的应用，新的生产力都可以为资本赋能，对劳动者的带来损害。作为政府部门，怎样始终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与时俱进地落实“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只见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税收而不见最大多数劳动者？
我国目前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已近3亿左右，占就业人口的40%。他们分散在各种不同行业，没有工会组织覆盖，合法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为了生计他们往往不得不超长时间劳动、没有加班费、缺乏劳动保护、工资发放被拖延、夏天的高温津贴被克扣。大量的灵活就业都经劳务派遣公司（第三方）签约。签劳动合同的权益受侵犯虽可以通过人社部门寻求行政救济，但面临被解聘的压力。签订劳务合同的只能寻求司法救济。他们既没有时间，也缺乏相关知识去跑法院。全国经劳务派遣的劳动者权益受侵犯进行维权的比例极低，而真正能获得赔偿的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021年北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专项活动，要求干部转换身份，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体验从业实况，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注册外卖骑手上岗跑单，实际跑单12 小时，只完成 5 单，到手 41 元，真切体会到骑手的时间压力、派单规则约束、高强度劳动、缺少休息场所等现实困境。王林的亲身体验促进了平台优化派单和扣款规则：恶劣天气放宽超时判定、调整扣分机制，增加恶劣天气补贴，减少不合理扣款；落实骑手提出的诉求，促进北京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平台用工明确劳动保护、职业伤害保障、技能培训等制度安排。
这则新闻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因为大多数地方的政府部门都没有像北京市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设身处地了解他们的从业处境与困难，帮助他们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维护应得的权益。政府部门往往对招商是积极的，因为这能增加税收，体现为政绩；对于设身处地了解劳动者的处境、维护他们的权益是淡漠的，因为这既不考核，也与自身利益无关。现在干部按照“逢进必考”进入党政部门。虽然他们也曾在党旗下宣过誓，学习过《为人民服务》，但缺乏像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广大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经历，很难有意愿主动去体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去为他们排忧解难。
2018年11月1日、202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他们意见，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这些对于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和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全国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近3亿，还有6438万家生存性个体工商户，他们构成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条件、生存环境究竟怎么样？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牵挂在心。各地能否像北京市那样，要求干部体验普通劳动者从业和权益保障情况？高层是否也能召开最基层劳动者的座谈会，了解他们的从业和生活状况及所关切的问题，从而推动各地党政部门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新时代，“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仍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也应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作者：周建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