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范懿
昆仑策研究院
2023-12-17
【摘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可不顾“优秀”而良莠不分，也不可因“传统”而固步自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孕育、发展的沃土和根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革命性继承与改造而创新生长起来的参天精神大树，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是基础与发展提高和完善的关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毛泽东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一整体中的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又科学反哺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和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并赋予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先进、最完美、最崇高的时代内涵，以崭新的面貌傲立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巅。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可喜可贺！这是五千年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之大幸，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盛况空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春天来到了！
在实现中华复兴伟大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都来满怀激情拥抱这个春天吧。但我们又要警觉，春天是万物复苏、万物新生的季节，别忽视了万物新生它包含了冬眠寄生在土壤里的病虫害和毒草种子也将伴随春的萌动。随“两办”文件出台，欢呼声接踵而至，欢呼告别“洋节”，做强做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节日，把“七夕”这个中国人自己高尚的传统“情人节”首次写进了传承发展工程等等。随之而来的网络评论热闹非凡，“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口号也随之出现。这样一些只盯住“传统文化”大做文章，忽略了“传统文化”之前有“优秀”这个介定词，势必导致中华传统文化沉碴泛起，良莠不分，或偏面割裂、借题发挥。
时下，已不乏有人在借传承“传统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重弹“全盘否定”老调，背离马列主义辩证法。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提倡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时代进步，本应无可非议。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有人利用“四破四立”的口号走向偏激，对传统文化一度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很快就被中央纠正。然而今天有人借题发挥，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列主义的产物，甚或只是外来文化的产物，这不符合基本事实，是完全错误的！
正值全国“两办”文件出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风强劲吹拂之时，我们应不时保持清醒头脑，以前车为鉴、前事为师，不偏不激，科学辩证，科学传承。为此，科学认知我们党毛泽东思想指导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地位尤为重要。
一、毛泽东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孕育
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1] 可见，思想固然属于大文化范畴，中华文化理应指大文化范畴。传统文化只限于“传统历史”经受时间考究传承下来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历史考究中人们多数人追崇的先进文化。优秀文化传承还不仅仅只为几个传统节日等一些文化形式的承载，其目的旨在中华历史文明先进文化内涵的传承。当下，已经受近百年历史检验的“毛泽东思想”，人民正在热切渴望并已四处呼吁为纪念这伟大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诞辰日设立“人民节”，我们拥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春风，更应走出某些历史偏见的误圈，全面科学认知毛泽东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首先，我们从毛泽东思想孕育过程中寻找答案。
1、强烈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
一个人的思想成熟，是与伴随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漫漫“人生长征”的摔打、磨砺分不开的，人生一路无不受到文化的熏染。毛主席的人生长征路，无不闪烁其强烈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智光。
少年毛主席人生观的开始“孕育”，是在出生地的韶山和外婆家。毛主席8岁前的后6年都是在文氏外婆家度过的。八舅文正莹在家办有蒙馆，毛主席在文氏蒙馆里这个“小小陪读郎”受传统文化熏陶不少。《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他四五岁就能背下来；超出幼儿的诗书《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他也能流畅诵读；尤其八舅的《家范箴言》手抄本传统家风“家戒六条”以及“家训十则”：培养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宣、奋志荟窗、勤劳本业……这些较早在毛主席幼小心灵中播种下朦胧的思想意识：“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尤其是八舅的蒙馆可让好多佃户的伢子免费读书，却把利用文化来赚昧心钱、欺压愚弄四乡八里种田人的富家人子弟拒之于门外。这让毛主席较早就懂得了文化这东西的辩证道理：利用文化变坏的人比没文化的人更坏。八舅蒙馆的文化启蒙让毛主席一辈子难忘。1951年，他在北京同文正莹之子——表兄文运昌会见时，还饶有兴趣地谈起童年时外婆家风、八舅蒙馆文化中的趣事，他称道八舅文正莹“他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哩！”[2]
毛主席人生观、价值观的“破胸”期，是9至17岁左右在韶山。母亲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毛主席受母亲影响很大，自幼受“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他和母亲常背着父亲救济穷人。9岁时，他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拜观音的问题。15岁那年，父亲为了家中多个劳力，要他同罗氏女子结婚。毛主席被迫辍学，但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遨游，毛主席已得心应手、如痴如醉。他结婚一年里不与妻子同床，经常通宵达旦看书自学，白天还把《西游记》《精忠岳传》等一类的“闲杂书”带到田间。有一次放牛，牛吃了庄稼他也不觉，被父亲发现后，既挨揍又把他的书也丢掉了。之后他仍在出工时把书藏在身上，工余休息又躲着父亲读书。在韶山向老师借书、向和尚借书、向所有有书的人借书，整个韶山几个寺院的所藏经书他也阅读完了。这年母亲生病，15岁的毛主席第一次走出韶山，独自行100多里山路，去南岳进香祈祷母亲平安，也渴求能读到南岳名山胜景中的诗书经文。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清政府不救灾却派兵镇压，饥民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杀的饥民头颅还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几位在长沙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亲见谈及此消息，偶然让毛主席在放学的路上听到。17岁的毛泽东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回家饭不吃、觉难睡，呆呆地看着母亲，深感凭母亲和自己这样行善做“观音菩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凭佛教难于救黎民脱苦海啊？几十年后，毛主席还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3]。实际上这正是他接受传统文化之后在社会现实中碰撞出来的“智光”。
毛主席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萌芽”和形成，是在长沙读书的几年里。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读物如饥似渴，潜心历史文化中强烈求知识、求真理。他在长沙读书期间，愈发感觉老师的课堂教学已满足不了他，他竟背着父母，在长沙休学一个学期专门自修，读自己在韶山干农活偷偷没读完的、在校又没空读的中华经史子集和了解世界的优秀图书。他每天早晨带两个馒头来到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读书，图书馆管理员每天上班第一个迎接他，也每天晚上最后一个送走他。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1917年，这位24岁的师范生一篇在校作文《心之力》，突现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力和磅礴盖世气势：
“……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道、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
“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
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的这位热血青年强烈爱国之浩然壮志，惊艳世人：
“……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
这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已铸就毛主席伟人之志，而且国际国内世纪风云变化还证实了这位24岁师范生之深远洞见，如“共和”“星火燎原”“与时俱进”等均出自于斯。毛主席写成此文的第4年就成为了中共一大代表，当然这首先归功于他在北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找到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锁钥，从而坚定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道路；但不可否认，强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年毛主席铸就了能够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真理，乃至后来能够创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坚实且丰厚的基础。
毛主席有两句名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4]
从张玉风主编的24卷5000万字《毛泽东藏书》中，中国文史类图书占了他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下是张玉凤提供的主席反复研读并有过精彩评语的书目：
毛主席说：
《诗经》大部分是老百姓的民歌。
《论语》有一部分真理。
《老子》中有辩证法。
《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六祖论坛》是劳动人民的佛经。
《史记》严格、准确。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
《楚辞》有民主色彩。
《昭明文选》好文宣读。
《聊斋志异》借鬼狐说教。
《三国演义》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
《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
《西游记》有永远的魅力。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
……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床铺三分之一堆着书，外出巡视时专列装满一车厢书，垂暮年配上独脚眼镜和放大器读书，临终前还要“听”《枯树赋》《容斋随笔》和听中国昆曲《满江红》……可见毛主席一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毛主席强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其毕业精力，也造就其在所涉文化各门类建树之巅峰：
德孝文化：德孝文化影响毛主席最大的三个人应是母亲、八舅和杨昌济老师。母亲信佛，慈悲善良的观音文化滋润他平生秉性有“三怕”：怕哭、怕流血、怕叫饶命；八舅蒙馆的七戒十训家风规范着他；杨昌济老师自创9部伦理道德修身教材和他的为人师表影响着他。在家庭，毛主席首先是个“孝子”：母亲久病难愈，少年毛主席一人去南岳烧香，后又从北京专程赶回韶山背母亲来长沙治病；他不记父亲对自己少时的严厉，成家后接父亲来清水塘悉心照顾到老；他每月定期给杨开慧母亲寄生活费直到临终。在广大穷人面前，毛主席是“菩萨”：父亲年关要他收账，见乡邻困难他回家撒谎，欠款一笔勾销；艰难的长征途中，他开始一段疟疾缠身，体弱难支，靠单架随队，寒冬腊月里见婆孙乞讨昏倒路边，他连忙脱下自己的毛衣、让出单架上的床单……。毛主席尊师敬贤更是有口皆碑：郭伯勋是毛主席私塾学堂教师，郭后人郭梓材回忆说：“毛主席百忙中先后给他家及他本人寄来书信13封，还汇款2000元，以资助他和家人治病及改善生活。”他个人借钱送几位同学赴欧洲勤工俭学，建国后他用自己稿酬于10个春节里向章士钊“拜年还债”；他长征路上给徐特立老师让马；中南海给程潜划船……广大人民群众中至今一直流传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活菩萨”、“大救星”。
哲学文化：1914年，毛主席在一师以“十八画生”征友发起组织“哲学小组”，请老师杨昌济为哲学组当导师，假期步行百余里去杨昌济家中请教并手抄杨昌济有关哲学和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修身育人思想抄本教材。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毛主席延安时期的《读书日记》有记载：每天少则读一页，多则达47页。全书854页，44万字，平均每天读25页多，近13000字。批阅至少两遍，批阅占全书四分之三页，批注文字共3400字，阅读达10遍。毛主席在延安一次小型会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看看。”[5] 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主席还认真批读了《中国哲学史》等。他就是这样虚心汲取民族优秀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后来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哲学篇章。
宗教文化：早在井冈山时，贺子珍问毛主席佛教问题时，他说：“中国老百姓有时信，有时不信。不过佛教的确有不少辩证法。”1935年10月5日，长征时毛主席率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来到回族聚居地六盘山下的单家集。毛主席在队伍到达前亲自给指战员讲回民传统习俗，告诫红军尊重回民习俗。他走进清真寺，在大殿里兴味很浓地给随行人员和清真寺的老阿訇讲“金脚寺”的故事：他说：“南京有一座清真寺，别名叫‘金脚寺’。据说，朱元璋当了明太祖皇帝后，有一次特意去观览清真寺，由回族将军常遇春、胡大海保驾。这位皇帝下轿后就直往清真寺大殿。待他刚要迈进一步时，就被常、胡给拉住：‘万岁，进大殿内要脱鞋。’朱元璋一听，赶紧退出。他一边脱鞋一边说：‘来呀，把这个鞋印挖掉，用金子镶上。’从此，这座清真寺就定名曰：‘金脚寺’。”1955年3月8日，毛主席在与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6]
军事文化：有人说毛主席是军事“天才”，上井冈山前从没读过兵书。这是不正确的。毛主席在一师读书时，就“过细而有心得”地阅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着重研究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这些著名战例知识他都是从古代的兵书或其他历史书籍中研究获得。同时，从中获得了不少同军事有关的地理知识。在一师任学友会总务的毛主席，就以几百个参加军训的学生，让3000溃兵路过长沙城被全部缴了枪。以后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还多次研读《孙子兵法》和《管子》等书，从中吸收古代的作战思想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有的古代兵书，至晚年还放在身边，认真研读和备查。同时，他还注意从古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中吸取有关军事思想营养。他在《三国演义》书上的批注就是“我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从《水浒传》《西游记》中也汲取了许多用来说明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的典型事例。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三打祝家庄、如来佛降服孙悟空的故事等[7]。当然，他后来又注意研究学习了国外的《战争论》和马列军事理论。毛主席终于有了“四渡赤水”军事神笔，夺取红军长征伟大胜利，后著有《论持久战》，更有了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800万大军，有举世震惊的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他在博览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成为了举世惊叹的伟大军事家，“世界十大军事家”排名他名冠第一。
诗词文化：在毛主席身边，陪他读书的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曾说过：“毛主席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诗，尤其喜欢李白的诗。”因为李白诗中那种汪洋恣意、热情奔放、豪迈雄壮、不受任何拘束、极富幻想和浪漫气息的风格特色吸引了毛主席。李白诗中那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感受人生、为人生所苦恼，同时又摆脱苦恼、超自然置之的大度精神也不时吸引着毛主席。李白等古代“诗圣”之风加上毛主席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的战斗洗礼，他的诗词气吞山河，磅礴、伟岸，惊寰宇、泣鬼神。他诗如其人，人若其诗，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以惊人的胆识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时，应柳亚之的要求，毛主席抄录自己于1936年的词《沁园春·雪》相赠。一经披露、传播，国统区哗然，蒋介石请来全国30多个诗词高手作词应对，以打压毛主席在国统区因诗书带来的气焰，没想到众诗书高手面对毛主席这首诗词都败兴而归，“毛主席用文房四宝打败了敌人”，又在全国传为佳话。毛主席的诗词今在中华古今10首霸气诗选中一人入选了两首，《沁园春·雪》又在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40首诗词中排名第一。毛主席自幼最喜欢“诗圣”李白的诗，今天的毛主席却已被中国诗坛和民间广泛认同他是超过了李白、杜甫的又一中国“诗圣”。
书法文化：毛主席除了与书形影不离，他还与字帖形影不离。他爱好书法，尤其擅长草书。他喜欢读字帖，特别是草书字帖。这是他的重要娱乐活动，也是最好的休息。在草书中，毛主席最喜欢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四五岁在八舅的蒙馆就能诵读，一见怀素体的《千字文》爱不释手，几乎每天都翻一翻。他收藏的怀素体《千字文》贴后来破旧不成样子，田家英只好将其精工裱起来，由折子式成了现在书的样子。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喜欢怀素体《千字文》。他总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你不知道哇，这是个和尚写的，这个和尚和我还是老乡呢，他写了一手的好字。”[8] 后来，田家英又为毛主席收集了我国古代30多种书帖。陶永祥在《党的文献》中《心手双畅：毛主席草书的嬗变历程与艺术成就》总结评价：第一，毛主席的草书是建立在长期书写基础上而对书法艺术主动追求的结果；第二，毛主席的草书是对书法传统进行“取法”与“破法”辩证扬弃的典范；第三，毛主席的草书开辟了“帖学”书法在20世纪新的审美境界。其草书，布局参差错落，张弛有度，与怀素、张旭等唐人的狂草章法一脉相承；结字大开大合，又多以欹侧取胜，类似宋代苏轼、黄庭坚的作品；用笔简洁劲利，中锋领豪，流畅而少顿挫，讲究笔意到，深得“二王”精髓。当今，“毛体”研究会、书家协会风起，毛主席的书法是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总称的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圣”“书圣”“活菩萨”于一身的毛主席以及他的战友们协同建树的百年文化宝库。
后来，毛主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格外的珍重，解放战争中他竭尽全力、百计千方争取各大城市和平解放，解放北平、上海等前夕，他都要作出保护古文化建筑的重要指示，他对朱德、周恩来说：“我们要保护好古文化建筑，打击目标要选准，不用重炮，这个一定要发给战士们人手一份。”[9]
2、坚决抵制中华传统文化糟粕
毛主席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如饥似渴，绝非饥不择食。他广收博览，却批判继承，吸收精华，吐其糟粕。
在井冈山时，毛主席回答贺子珍关于佛教问题时说：“它主张吾心则佛，让人们自己觉悟，自己解放自己；又主张普度众生，大有为广大老百姓服众之意呀。它最要不得的是叫人把希望寄托到来世，死后上西天的极乐世界，而放弃改变现实去斗争。这一点就不如我们中国的道教啰。道教的修炼不是为了死后上西天，而是活着成神仙。道教的斗争精神极强，对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毫不留情，是除恶务尽。所以，历来农民起义，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同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进行阶级斗争。”[10]
毛主席反复读二十四史，他却说，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1975年5月29日，毛主席与芦荻就如何读二十四史这部巨著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反过来，一切信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11]
毛主席说：《论语》有一部分是真理。可见，《伦语》在毛主席的慧眼里还有一部分不是真理，是糟粕。这是自有其科学道理的：孔丘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世界宗教大会定为价值“金规则”，他的诸多育人学说是中华甚至人类文化瑰宝；但孔丘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局限了他，他的“仁者爱人，泛爱众”也不完全是爱民众，从他《伦语》和其他教育学中可以看到他爱的是统治阶级旧的腐朽等级制度。他在《伦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105次之多，究竟什么是仁？孔丘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礼不是一般礼貌的“礼”，而是指一种社会政治上的尊卑有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推翻帝制，缩小三大差别，追求人人平等，人民才是毛主席心目中真正的“上帝”。毛主席是人类第一个高喊“人民万岁”的领袖，他在“万岁”热浪中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12] 这是毛主席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视人民为“上帝”。
毛主席历来反对个人崇拜，对他的崇拜是别有用心的人刻意制造又迎合了人民的内心世界。党的七大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八大他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宪法”的提法都一并删除了。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武汉梅岭一号，他看到到处贴有画像和语录，立即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针对林彪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他表示反对。看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他又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13]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迷信”是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提出的，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限于被动。”[14]
美国人埃兹拉·沃格尔在他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广州》一书中这样写道：“最终消灭了妓女、赌博和酗酒。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恢复了公共道德。”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对破除一些中华传统文化陋习上下了斩草除根的功夫：如妓院、抽鸦片、缠足、太监、殉葬、童养媳、活人祭祀、纳妾制度、神符巫术、赌博、婚丧旧俗等。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时对“破除迷信”更有推进，他在工业建设中还阐明了自己的“迷信观”：“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15] 可见，他尊崇科学为上。文革中对古文物的破坏和改革开放以来巫术、娼妓、食毒、赌博、黑道、酗酒等一些传统文化陋习死灰复燃甚至泛滥甚嚣尘上，都走向了极端，都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法。
3、科学管理中华传统文化家园
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精神家园。这个文化家园是“传统”创造的，历史悠久，优秀文化都要作遗产保护；可它又是传承发展的，接受时间检验和科学发展的认证，过于陈旧失去生命力的自然消失，糟粕更应及时清除，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文化瑰宝又要不断引入家园。确保华夏文化根壮稳健，枝繁叶茂，四时花果飘香，春意宜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可不顾“优秀”良莠不分，也不可因“传统”而固步自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形成大致三方面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它影响、渗透、发展到今天，用今天的分类，这个家园已涵盖思想、信仰、习俗、宗教、文物、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健美、旅游、环保、卫生等意识形态领域和一些外延。
怎样来科学管理这个伟大的精神家园呢？毛泽东思想和在他那个时代已有过伟大实践：
“改良土壤”：
中华文化家园上下五千年，土地肥沃，却残留不少病虫害。
——改造妓女：全国刚解放，毛主席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后全国铺开。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年、严重摧残妇女心身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改造皇帝：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他做过皇帝，做过汉奸傀儡，也做过新政权的阶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终于成了崭新国家里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感慨道：“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办到了。”毛主席改造皇帝，自己也决不做皇帝。我们从毛主席清庸俭朴一生或只从毛岸英回复舅舅要在长沙安排做“官”的那封信……等足已铁证，毛主席是真正砸碎中国几千年封建皇帝制度的第一人。
——改变审美观：毛主席在校园倡导“德智体”全面发展，且解放后“前30年”真正做到了“德育第一”，不但学生这样，全社会也坚守“德育第一”标准，审美观坚持“心灵美”至上，朴实无华俱称，连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女人涂脂抹粉重妆扮等小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也日渐绝迹，人外表长相是父母给的，天生的，不是评审人的标准，评审人、用人的标准重在人后天造化的心地美好。当然，“文革”“破四旧”中把女人涂淡妆、穿开缝长袍或短裙露腿视之为“小资产阶级”也走向了偏激。后三十年的以美貌取人、天资取人、整容化妆成风、“三点式”超度坦露成风、追星族等，这些习俗必然带来社会风气败坏，让“传统”走向了另一极端……可见，社会对每一传统习俗的科学传承均非小事，都在潜移默化，渗透到“土壤”。
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越“传统”又容易导致“土壤板结”。如何激活“土壤”再生活力，毛主席有一句简明独特的通俗解说：“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16] 在择善而从，不简单拿来，也不盲目排外，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尤其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上的道路上，中国革命胜利的各个环节的伟大实践已充分证实毛主席已是光辉典范。建国后，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第三世界”以团结融合世界大多数，老年坚持学习英语，等等，他都在竭力对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科学结构作出努力。
“科学施肥”：
——重施“基肥”：马列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课”，毛主席领导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举世惊叹，中央红军86000人从江西于都出发，为正义、理想奋斗，为追求真理克服千难万险，3000人也坚持到达陕安，最终领导长征夺取了伟大胜利。这批长征造化出来的信仰和理想的“铁军”后来成了解放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小学生检到一分钱交给老师、路边捡到一颗螺丝帽交给工人叔叔，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明风清土净，毛泽东思想理想信念“壮骨”“补钙”科学教育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园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磷”“钾”肥。
——普施“苗肥”：大兴朴实无华的无产阶级审美观，文艺普及，既为工农大众服务，又为工农兵所创造，农民作家、农民诗人、农民画家风行一时，田间赛诗、车间讲故事，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模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全国上下正能量互学之风家喻户晓、人人互动。
“合理灌溉”：
办工农兵大学，推荐优秀工农兵子弟免费上大学，教育直接为工农业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然，文革中的“停工、停产、停学闹草命”，也让“灌溉”成了“冲洗”，难免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损失。
“提纯品种”：
上山下乡，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缩小“三大差别”，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具有划时代意义。让知识青年摆脱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时阴影，真正懂得古诗的“粒粒皆辛苦”，懂得劳动最光荣、体会劳动最伟大、明白毛主席的“劳动人民最干净”的真正道理。毛主席关于文艺作品“三统一”科学标准为：“我们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7]。在坚持毛泽东“三统一”标准之下，锤炼出了如电影《闪闪的红星》和“八大样板戏”等艺术国粹。
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综上所述，正如全国“两办”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知所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毛泽东思想孕育、发展的沃土和根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革命性继承与改造而创新生长起来的参天精神大树，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是基础与发展提高和完善的关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毛泽东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一整体中的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又科学反哺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和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并赋予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先进、最完美、最崇高的时代内涵，以崭新的面貌傲立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巅。
三、毛泽东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的最伟大精神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时代化、革命化、科学化的传承、改造和发展，是既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又抵制复古主义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位的伟大思想理论结晶，已经历史客观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核心和灵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最先进、最重要、最精华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认定为“优秀”的内涵要义，几乎无一不深深刻记着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所赋之以“推陈出新”的精神烙印。随着世界追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国家和人们不断增多，毛泽东思想以中华民族独特标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必将越来越成为人类共仰的先进文化光辉灿烂的灯塔。
参考文献：
[1]参见《辞海》和百度。
[2]参阅2006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人生》，孙宝义、刘春增编著。
[3]2004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第111页。
[4]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257页。
[5]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80页。
[6]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356页。
[7]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82页。
[8]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262页。
[9]电影《开国大典》毛泽东讲话摘录。
[10]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356页。
[11]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408页。
[12]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第482页。
[13]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第1558-1559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858年11月23日。
[15]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上第476页。
[16]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孙宝义、刘春增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第418页。
[17]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