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研究院
2023-12-01
【油画：毛泽东同志在瑞金（时卫平 作）】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修身秘诀”
——兼论毛主席土地革命时期“四落四起”及启示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从1928年到1935年，毛主席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还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三篇没有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调查报告。这些光辉著作不仅是毛主席在“四落四起”时调研思考的理论成果，更是他在人生遭遇挫折时党性修炼与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毛主席这八年的苦难辉煌经历，为其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政治基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重读这些经典，回味其跌宕起伏的八年人生经历，让人感慨不已、敬畏不止。
毛主席的“四落四起”
（一）
1927年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停止向大中城市进攻、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的转移决断。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指责为“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被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这是毛主席革命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历史证明，当年毛主席带队伍上井冈山，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正确道路的开始。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1万多人，其中党员2.6万多人，全国党员损失过半。在生死考验的重要时刻，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实践证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开辟建设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离开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如果不结合土地革命，就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调动、武装起来，就难以扩大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此后，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直至抗日战争，党领导武装力量深入敌后。解放战争时期，党又建立东北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西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广大解放区。可以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政治、物质、军力等基础条件。
（二）
1929年，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解除军事领导权。红军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在讨论中，毛主席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同中央在认识上的根本分歧，即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中央的意见仍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毛主席则一直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未能当选前委书记，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在红四军里的领导权。他只能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陈毅致信并派专人去请他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929年12月，毛主席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主席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着手红军整顿和训练等事项。
（三）
1932年，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失去对红军的领导权。1931年11月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主席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受到不公正待遇，开始“靠边站”。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进攻路线，对毛泽东的战争策略横加指责，又撤销了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事领导职务。这次会议指责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他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毛主席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毛主席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当时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经过几个月战争失败的洗礼和反思，已经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完全是正确的。他把毛主席又请了回来。历史再次证明，撤掉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给红军造成了极大损失。
（四）
1934年，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失去在苏区政府的行政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中央局免去毛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以架空其在政府的行政权。毛主席先后丧失了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历史证明，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中央苏区毁在“左”倾冒险主义者、“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已离开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等实践中逐步摸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革命理论，却遭到了党内持“城市中心论”，主张“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反对和打击，而这正是他在此期间“四落”的根本原因。
在挫折中彰显纯洁党性与伟大人格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袖，毛主席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十月革命后毛主席选择马克思主义，无论是经历“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经历“雄关漫道真如铁”，他的理想信念始终都坚如磐石、矢志不移，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苦苦探索革命道路，虽万死犹不悔，这就是伟大党性和人格风范之所在。
毛主席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也把毛主席放在心里。毛主席失意时，始终不忘关心群众生活，研究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作充分准备。1932年的一天，毛主席去洋溪村调研，途经绵江河，发现架在河上桥的几块木板差不多已经腐烂，走在桥上摇摇晃晃，也十分危险。他对随行干部说：“这座桥都成这个样子，再不修一修，说不定哪天就要塌了，人走在上面多危险呀！”时值农忙季节，眼看大家都无暇顾及，毛主席便说：“现在不好请人，我们自己动手。”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大家找来了木头石料。毛主席与大家一起抬木头、扛石块，最后搭好了绵江河上这座桥。后来老百姓把这座新木桥誉为“红军桥”。毛主席当时已经几番起伏，却时刻不忘群众安危，可见其为党为人民的赤诚之心，绝不因为自己受打击而影响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
毛主席在“四落四起”的挫折经历中，展现出常人所没有的独特品质，最根本的就是将人民放到了最高位置，真正做到了忘我无我。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坚定的信仰让他作出最深刻的代表人民的决策，形成了能够改变历史的巨大影响力。
“落难”不“落志”，从不计个人得失，以纯洁党性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毛主席“四落”时，正值他从而立之年进入不惑之年，不仅政治、精神上受委屈、遭打击，生活上还温饱难保，甚至因严重疟疾差点丧命。对一般人来说，这必定是惨痛的经历，但毛泽东却不一样，他对信仰从未怀疑，从未动摇。他总能以大局为重，讲党性，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哪怕明知是错误决定，仍能不掺杂私利地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却在战场，为一批政策的发布作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贡献。
今天，走进遵义枫香镇苟坝村，可以听到讲解员讲一盏马灯改写中国命运的红色故事。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攻打打鼓新场。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打鼓新场的地形呈口袋状，容易被敌人合围“包饺子”；二是打鼓新场四周国民党兵力强大，红军这样的攻坚战极为凶险；三是红军不能在如此窄小的空间滞留，应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由于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争执到最后他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经过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毛主席才上任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被撤掉。
散会后，毛主席由于担心红军遭遇灭顶之灾而无法入睡，深夜，他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耐心劝说他好好考虑这个作战命令。第二天重新开会时，经过激烈争论，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得到恢复。
会后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由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此后，红军一步步跳出敌军的包围圈，毛主席带领红军走向了胜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