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珺 红色文化研究会
来源：《党史博览》2020年03期，作者曾珺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到1961年时，粮食紧张问题再次突显出来，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如期完成。为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提请召开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担心答应了中央提出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召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毛泽东同意陶铸的提议，同时决定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一并请来，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这样，7000多人齐聚北京，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席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七千人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开到了2月7日。为了鼓励与会者畅所欲言，敢说真话，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毛泽东主席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侧重点是民主问题。
毛泽东主席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主席还批评了党内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又一次带头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甚至要求把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加到他的报告中去。会后，中共中央以中发[62]147号绝密文件印发了这个讲话。文件发送范围是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
王任重的建议
1966年2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他还对毛泽东的讲话提了六条纯属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2月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下批语：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组织有关人员（包括王任重）讨论了两次，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2月11日，彭真将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审阅。2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写下批语：
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二时四十分
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将毛泽东的这个讲主席话印发至县团级党委，特别强调“不登党刊”。点击查看：1962年中印战争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刘少奇和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
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和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请求发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信中说：“‘七一’党的诞生四十五周年纪念将届，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志的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一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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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经长沙赴武汉途中以电报形式发出批语：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卅日二时
对自己讲话、文章的发表，毛泽东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对这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不例外。由于他的反对，这篇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才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这时，距毛泽东逝世已经近两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