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
昆仑策网
2026年6月15日
北大毛管班，第21班、第20班组合班古田模块课程，5月16日上午，由原新华都商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红色管理专家吉小明主讲，“古田光芒耀征程”。这是古田模块课程的首开专题。吉小明老师对古田会议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授课，史料丰富，有深入思考，给我这样一个长期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学者以很大启发，颇获心得。
一、井冈会师前，毛主席建军模式已基本形成
1928年4月底，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留下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在这之前，毛主席人民军队的建军模式已基本成型。
第一，确立了人民军队基本制度。1927年9月，毛主席在三湾村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确立了如下建军制度：一是党指挥军队，即军队置于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二是部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党小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三是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四是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五是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利，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
第二，规定了人民军队基本任务。1927年12月下旬，毛主席在砻市河滩上规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
第三，做群众工作。
这三大任务，为人民军队开创了的新天地。
第三，规定了人民军队基本纪律。1927年10月下旬，毛主席为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规定了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攻占遂川县城后，毛主席又为部队规定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至此，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上，毛主席把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布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要求全军认真执行。
第四，开创消化地方武装模式。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毛主席上井冈山后，不断做袁文才和王佐的工作，后经他们同意，在他们的部队里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使这支农民武装1928年1月接受改编，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取得改造地方武装的建军经验，这为日后消化地方包括国民党武装提供了极为有意义的经验，成为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的有效范式。
第五，提出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1928年2月，毛主席召开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成为这支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1928年5月，这一战略战术又进一步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并推广成为红军作战的基本遵循。
第六，创造“毛式俘虏政策”。1928年2月，毛主席指挥部队在运动中与赣军第27师杨如轩部队作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300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对于这么多的俘虏，毛主席提出了优待俘虏政策，明确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着开欢迎会，做革命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这一“毛式俘虏政策”，为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瓦解敌军，发挥了巨大巨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毛式俘虏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巨大因素。
这可以看出，此时毛主席的建军模式已基本成型，其后只是不断的丰富完善。
二、红七大之争是建军思想建军道路之争
红七大争论，是红军建军思想建军道路的根本争论。这场争论，由刘安恭引发，但反应的却是红军高层中存在的旧军队建军思想、建军道路，与毛主席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建军道路的根本分歧。
刘安恭，1899年10月生人，四川省永川县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的举人。他1917年赴德国留学，期间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人员，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当参谋，1926年协助朱德在杨森部队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与刘伯承等人赴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初回国，5月到瑞金，任中共中央特派员、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对毛主席的党指挥枪、前委集权、政治建军、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建军思想、建军道路，均持排斥和指责的态度。他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反对前委集权，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提出军委与前委并列为两个指导机关，反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士兵委员会、军队做群众工作等。
这些分歧与争论，在五六月间达到白热化，以至于毛主席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遂决定召开红军第7次代表大会解决，而大会在陈毅主持下，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结果毛主席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给予“严重警告”，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养病、指导地方工作。
这场争论，看起来是刘安恭挑起的，但实际反映的是红四军高层对毛主席建军思想、建军道路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也包括朱德在内。不然，不会有朱毛的争论，也不会有给朱德的“书面警告”。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朱毛在建军思想、建军道路上是一样的，就不会有朱毛的争论。后来，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也写到，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实际上，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接受的是旧军队的一套制度，他们绝不会认可部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官兵平等。正如毛主席讲的，“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并说，“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强大的领导权”。有人可能会说了，那古代还有爱兵如子的将帅啊。可你一定要明白，即使爱兵如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君君臣臣，父父之子，我是官，我就是老子；你是兵，你就是儿子。儿子要听老子的，要孝顺老子。所以，毛主席要政治建军，要实行民主、要官兵平等，是绝对遭抵触的，而这种情况下，七大要“大家努力来争论”，毛主席的思想不被接受，落选前委书记，给予警告处分，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三、朱毛红军，毛主席是第一领导人
在一些人的认识中，朱毛红军，朱毛，朱毛，朱在前，毛在后，就认为朱德是红四军的第一领导人，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历史上是，红四军前委指挥一切，既指挥军队，又领导地方，而毛主席是前委书记，理所当然就是第一领导人。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前委既指挥红四军，又领导永新县、宁冈县、遂川县、万安县、茶陵县、攸县、酃县等区域。中央明确规定“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而且特别明确规定，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统辖于前委。
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此时前委的管辖范围随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展，军事上，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地方上，实行公开武装割据的赣南、闽西20余县，统归红四军前委领导。
所以说，毛主席实际是红四军的第一领导人。
四、有了毛主席他们才能打
我曾在《毛主席精神》、《他们的高光是因为有太阳》、《感念毛主席的建军》等著作中，多次阐述我的这一观点。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出了很多将帅，打了很多胜仗，就认为他们要比蒋介石的那些将领厉害的多。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你想啊，当时国民党执政，军事上也好，地方上也罢，有人才都首先被国民党的军队和各级政府选走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共产党的那些将帅比蒋介石的差。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共产党的这些将帅，很多是从田地、学徒、泥瓦匠走进红军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军事技术等，从整体上说是弱于那些科班出身的，而只所以这些农民武装能打胜仗，其实是在接受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武装，有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统帅的指挥，才取得一场场胜利，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开国大将粟裕，是南昌起义时起义军领导机关警卫队的班长。他就曾回忆说：“我军（指南昌起义的部队——作者注）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实现的。”这也就是说，有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武装，有了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才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无不胜。
历史也一再证明，什么时间丢掉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作战就会失败。
五、开创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毛主席上井冈山后，始终有一条清晰的逻辑。先以军队帮助地方建党，再通过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改，进而建立人民政权，发展巩固根据地，继而以根据地为部队提供兵源和后方，支援红军的人民革命战争。可以说，这是一条“天才”的，任由谁也打不破的工农武装革命道路。
1927年11月上旬，红军部队攻下茶陵县，毛主席即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由谭振林为政府主席，还帮助茶陵县组织了赤卫队。这就是以军建政，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8年1月，红军部队攻占遂川县城后，毛主席命令部队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这就是以军队帮助地方建党。这一成功模式，对共产党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同时，在这里毛主席还领导制定了《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这个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
这样，到1928年2月，毛主席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县工农政权，以及县赤卫队、游击队，开始了土地改革，并取得初步经验，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树立起来，打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这就是“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这些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和实践，都是毛主席的创造。有时我甚或想，如果毛主席也留学，还会有毛主席思想吗？因为，毛主席思想，是毛主席把外来的马列主义嫁接于本土的创造。这个嫁接，靠留学的人员是难以完成的。这也就是中央评价的，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有了毛主席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六、毛主席思想的第一次输出
古田会议，是毛主席思想的第一次输出。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接受了毛主席思想，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二是红四军经验和古田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全力推向了全军。
首先是中共中央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没有对毛主席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古田会议的召开。
历史地看，从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到遵义会议召开前，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从总体上说，就一直不被中共中央所接受，甚至是指责和批判。例如，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指责毛主席“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批判毛主席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主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让毛主席当了党外人士。
再如，1928年6月，湖南省委又派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反对毛主席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正确主张，要求红四军向湘南主动出击，导致八月失败。1929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向红四军发出2月来信，反对毛主席武装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主张分散打游击，要朱毛脱离红军调中央工作。
1929年5月，又派刘安恭到达中央苏区，而刘安恭反对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正确思想，致使红四军第7次代表大会，毛主席被选掉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其后是，1930年12月项英抵达苏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进而取代红四军前委。仅三个月后，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接下来就是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判毛主席。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进而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权，导致第5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返回古田会议话题。红四军七大后，陈毅带着七大决议和毛主席、刘安恭各自给中央的信，到上海中央汇报。中央为此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起草给红四军的信，也就是“九月来信”。这封信，经中共中央通过，由陈毅带回红四军。从这封信的内容看，主要是总结了红四军的经验，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也就是中央对毛主席思想的一次接受。陈毅去中央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9月下旬，朱德主持召开红四军八大会议，在无组织状态的情况下，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
陈毅返回苏区，毛主席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这样，1929年12月，毛主席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8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毛主席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无疑，没有中共中央对毛主席思想的认可，就不会有古田会议的召开。
而古田会议召开后，中央“即以秘密发布古田会议决议，在党内刊物刊载，召开红军工作会议，开办秘密训练班等多种方式，系统推向各苏区与各地红军，要求全国红军以红四军为榜样，参照古田会议精神，开展思想整顿与组织改造，使古田会议的建军则由一军实践，逐步推成全国红军共同遵守遵循的建军原则。”
“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军事部在上海秘密举办军事干部、红军政委、前委书记训练班，讲授红四军经验，古田会议政治工作，党军关系，根据地建设，要求各地贯彻执行。并向湘鄂西、鄂豫皖、湘赣、闽浙赣等各苏区派出军事特派员，传递中央命令，扭转建军中的错误倾向，以形成全军统一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从这看，没有中共中央的全力推动，闪耀着毛主席光辉思想的古田会议精神，就不会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成为建军建党的遵循。这也正如中央领导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定型于古田会议”。
这就是从古田出发，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