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9月10日
【编者按】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志刚同志从2010年起到2021年数次采访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在再访中曾以《毛泽东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为题，解读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在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80周年之际，王志刚同志对老部长的观点进行梳理，并结合实际对重读《为人民服务》谈了自己的感想，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纪念毛主席逝世48周年、《为人民服务》发表80周年】
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逝世纪念日重读《为人民服务》有感
王志刚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的日子里，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读他老人家80年前为悼念张思德发表的《为人民服务》，联系习近平同志十八大后反复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深感到：为人民服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军队和人民，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通过中国式的现代化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落脚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就是共同的富、共同的强。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改造社会、改造人，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此，我们每一同志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离不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人活观、人死观。怎么死、怎么活，直接联系着幸福美好生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赞扬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这就彻底否定了“生死为自己”的剥削阶级人生观。大家知道，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离婚率、癌症率，反映的是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幸福指数。“五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逐年上升，20年后达到高点且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自杀30万人左右（青少年占三分之一）、新增精神病患者70余万人、刑事犯罪案件200多万起、青年人离婚率达50%左右、患癌率3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与“五率”相连，都受“五率”之害！面对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婚后当丁克，面对家庭解体造成缺爹少妈的孩子，面对被癌症折磨痛苦不堪的亲人，面对鲜活生命顷刻之间飘零，面对亲朋好友的牢狱之灾、精神失常之苦，面对孩子陷入网瘾游戏成了巨婴，怎能不痛心悲愤！轻于鸿毛和不走正路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的美好生活。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五率”全球最低，稳定的家庭、稳定的社会，几乎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因为全社会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追求，提倡学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得到广泛普遍的认可，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出门想着做好事，就怕没有好事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失去了市场。社会整体人生哲学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失去了市场。“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是用公字调动积极性，充分发挥人心向善的一面，斗私批修限制了人的劣根性。整个社会蓬勃向上，大家是在好中找好，比学赶帮超，你好我比你还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了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做事，奋斗且快乐着。著名文化人陈道明在央视访谈节目中说“虽然我小时候很调皮，好在那个社会整体是向上的，家庭、学校、社会是一致向上的，所以我不会因调皮变坏”。
现在“五率”居高不下，是因为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用个人主义调动积极性而产生的又懒又馋爱占便宜贪图享乐等腌腌臜臜的思想不断发酵，“吃饭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饭、吃更好的饭”，“只管生前荣华富贵，不管身后浊浪滔天”，把自己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扭了劲，精神生活就变了味，道德就堕落了。只为感官刺激，追求享受快乐，自己死活与他人无关，社会就浮躁焦虑抑郁甚至翻腾戾气，生活成了“火药桶”，“五率”怎能不高？！用“私”这个“万恶之源”调动积极性，“淫为万恶之首”就会凸显狰狞面目。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短期人人受益，长期家家受害。当见危不助、见死不救，甚至人死在医院走廊里是因为认钱不认命；当扶起倒地的老人，法官喊出“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去扶”；当领导干部主动变野兽被“围猎”、前腐后继，贪污数额从百万千万到百亿千亿甚至近万亿的时候，剥削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吞噬了善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习近平同志指出：“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的社会，“一切向钱看”，交警盼你违法，律师盼你告状，法院盼你犯罪，医生盼你生病，饭店盼你饥饿，商场盼你重复浪费购物，只有小偷最有良心，盼你有钱。这就是法律越多、警察越多，犯罪越多的根源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紧紧牵着资本这个魔鬼的鼻子走，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强调以“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治党治国，才能解决“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安全稳定的质量才高，“五率”才能降下来，人民的生活才美好快乐。
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与人民的美好生活紧密相连。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尖锐复杂。外部美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14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早在2010年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都过上了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2018年特朗普也说：“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我猜他们觉得美国人都是蠢货。美国人可不傻，我们过去在贸易问题上领导不力，现在这一切该结束了。”2021年拜登在记者会上明确地表示：“中国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世界最富裕国家和世界最强大国家”，而美国“不允许中国超过美国”，“我将防止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美国政府将加大投资以确保美国在中美竞赛中取得胜利”。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不让中国人民过好日子滥于言表，中国不按照他们设计私有化改革的线路走就是“离经叛道”。什么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说到底就是中国人少数人过好日子可以，多数人过好日子那不行。但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内部问题解决得好不好，能不能有力地解决反人民的“第五纵队”“汉奸”资本利益集团和走资派做内应的问题，能不能有效地阻止敌对势力把党和人民、领袖和人民分开的问题。
敌人盼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人民盼第二个毛主席。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缠斗，有的还愈发严重，这是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能前进、不容倒退，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要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广泛发扬民主，真正实现“全过程的人民民主”，“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事业才兴旺发达、人民才幸福安康。改正错的，有“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一条理由就够了；坚持错的，则有一千条理由等着。因为你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为自己服务的，所以，如果有缺点，就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指出都不行。为人民币服务，为私，理都是自己的。尽管你说得对，我也不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不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不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不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永远悬在空中。无条件地不争论行不通，不让争论就分不清是非。争论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心里话、讲真话。真理在真话中，不争论就听不到真话，没有真话哪有真理？不争论就会掩盖错误，实事求是就变成了假事求非。毛主席一生读了最多的书、搞了最多的调查研究，最善于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最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因此，毛主席最讲实事求是、最懂实事求是，最能实事求是，是实事求是第一人。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党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全党都正确的时候，毛主席正确的最多；全党都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错误最少。一方面讲毛主席最伟大，一方面纪念别人都可以不讲错误，唯独纪念毛主席非讲错误不可，又不作具体分析，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巍巍高山一堆缺点，一捧黄土完美无缺。这是这些年来人民群众最不服气、最不满意的地方，这就严重脱离了实事求是。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首当其冲，要把这一条改过来。对历史不能实事求是，对现实就无法实事求是。颠倒的认知、颠倒的世界，强盗逻辑、强权政治、强梁人生，无理横行霸道、有理寸步难行。认错改错难于上青天，处处事事争说了算，错了也是对了，对了也是错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丢了，泼皮无赖、无理狡辩、出尔反尔、死不改悔，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也不回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写进了党章宪法，现实生活中却避而不讲，取消积极的思想斗争，否定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说好不说坏，不评恶不评善，只说怎么办。和事佬的结果是，好人忍气吞声，坏人扬眉吐气，社会乌烟瘴气，好事不敢做，坏事怵目惊心，哪有好心情！这就是不实事求是得来的社会负效应。人民说毛主席好、说毛泽东时代好，是在正反对比中得出的结论，是发自肺腑的、自然而然的！人民创造历史，就包括人民最讲实事求是，也最能够实事求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因为人心的总和中包含着真正的实事求是！毛主席针对干部有了权，个人主义膨胀，骄傲自满，气指颐使，飞扬跋扈，看不起群众，以粗暴态度对待群众等问题，指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进而告诫全党“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尖锐对抗的两个阶级”。这是毛泽东给各级领导干部打的清醒剂和预防针！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一律平等，共产党人特殊就特殊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反过来就是特权，特权形成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就会从阶级立场出发，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不但问题讲了就了，而且阻断言路，任凭私有化、市场化将问题堆积，在背弃人民利益的道路上一直狂奔、一错再错。贪污和浪费最大化，开源节流成了能挣会花、少挣也花、不挣还花，资本在炸楼、扒路、倒奶，孩子在啃老、借贷、乱花，消费拉动成了浪费拉动，生产社会化、科技化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官僚占有的矛盾不可调和，债台高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在饮鸩止渴中爆发阶级对抗，惊涛骇浪拍岸，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毁于一旦。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人民服务》中的这一论断，对于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有很强的针对性。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是一身四任。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改造社会就要改造人，改造人就要改造思想。怎么思、怎么想，有个思考的方向，这就需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革命是这一规律的反映。革命发动是社会存在决定的，革命能否成功是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决定的。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人自我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弊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经济收入向广大劳动者倾斜，打破了几千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至于人”的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人的社会地位有不同、能力有大小，但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活虽然艰苦，但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使人民心情舒畅、幸福指数高。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在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商品交换的原则渗透了社会生活，特别是一些搞自由化的经济学家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名，大肆鼓吹“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大行其道，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以金钱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当唯利是图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势利眼、两极分化、经济不平等愈来愈严重，一切做成了生意、钱饥困，人与人之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被互相利用所替代，一切做成了“生意”，就严重影响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关系。因为失去了革命目标，梦想连不上理想，做的是发财梦、升官梦，算计的是个人得失，平等观念荡然无存，美好生活化为泡影，互害模式就产生了。
称呼的变迁是人际关系的晴雨表。“三湾改编”，毛主席废除了旧军队的编制体制和管理办法，使秋收起义的部队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无军衔、无军饷”官兵平等的新型人民军队，红军时期改变了国民党对士兵的鄙视称呼，形成了“指挥员”“战斗员”的称谓，体现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增进官兵团结，唱着国际歌到处是“同志”。延安时期，十几岁的孩子都敢称毛主席为“毛泽东同志”。《内务条令》规定，可称“姓加职务”、“姓名加职务”、“姓名加同志”。毛主席最后的十年是社会最平等的十年，电视剧《父母爱情》中儿子称父母为“同志”是符合实际的。对于国共两军称谓用语背后的价值观，高戈里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九章第一节“曾军长负气要当炊事员”中写道：“中将军长要求当炊事员，在国民党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的疯人胡话。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当年的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炊事员、饲养员、值班员、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变革的标志！”蒋纬国从一个二等兵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稍微有了权威就高人一等，对老百姓大声呵斥和其他不礼貌行为中，看到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差别，指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曾几何时，“同志”不见了，遍地是“老板”“官长”，副职成了正职，小官成了大官，“现管”超过“县官”，称呼的人“同志”叫不出口，被称呼的人，听了“同志”不舒服。有权的人，嚣张跋扈；有钱的人，财大气粗。个中原因，是失去了共同革命目标，不再“同恨人间路不平”。防止共产党国民党化，称呼问题不容小觑。只有追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为了共同富裕建立起平等的同志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才有坚实的基础。
《为人民服务》中毛主席提出把开追悼会的方法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寄托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主席是从改造社会、破除封建礼教来看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时代，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了农村阵地，移风易俗，“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造着农民，人死后扬幡招魂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殡葬改革，一些村修建了安放骨灰的纪念堂，村上的人死了，搞一个简朴的悼念仪式，节约了人财物，起到了使“人民团结起来”的作用。但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散、集体经济解体后，党的基层组织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组织起来的农民又被分散开来，封建迷信迅速回潮，一些农民惊呼“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婚丧嫁娶中的旧礼教泛滥成灾，奢靡浪费之风愈演愈烈，除了火化制度坚持得较好外，其他丧葬改革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人民服务》中的最后一段多么有现实针对性！婚丧嫁娶是文化，红白喜事是礼仪。喇叭架子、吹吹哒哒，奢侈浪费，陈规陋习危害着千家万户。只有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去做，破除封建迷信，解决几千年来形成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才不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体现。毛主席深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觉悟极大提高，这两个“极大”需要在“两个改造”中实现“两个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决裂）”才能达到。价值取向决定着想不想改造、能不能改造、怎样改造，“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两个改造”中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为人民服务”最容易读、也最容易懂，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它为每个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了具体的遵循，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行动，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假的。理想信念缺失作为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回答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的天问。贪官污吏最怕“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最拥护“为人民服务”。相信具备了一定条件，人是可以改造的。总之，“为人民服务”作为改造世界的核心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只有按“为人民服务”去做，才能改变人自私的本性，有权的“不想腐”、有钱的“不变坏”，坚持正确、改正错误，谦虚谨慎不焦躁，艰苦奋斗不奢靡，做事认真守诚信，平等互助、先人后己，恶魔也能变天使。《为人民服务》发表之前的《纪念白求恩》，之后的《愚公移山》，被称为老三篇，是改造世界观的锐利武器，“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学了就要用，实现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保证中国式的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主体”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阴暗面越来越少，人民的美好生活就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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