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四林 周雲鶴
崑崙策研究院
【摘要】毛主席在帶領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創立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黨的理論創新的真知灼見。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一切工作和理論創新的前提和基礎，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以理論聯繫實際作為理論創新的基本原則，提出“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以調查研究作為創新的基本功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自調查研究”；以結合中國歷史文化精華為理論創新築牢民族根基，提出“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強調從人民群眾的創造中汲取理論創新智慧，提出“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教訓成為更好的經驗”。正確掌握以上論斷中蘊含的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認識，對於新時代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毛主席在帶領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創立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黨的理論創新的真知灼見。研究毛主席關於黨的理論創新科學方法的重要論斷，把握其中所蘊含的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認識，對於新時代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原則非有不可”，
“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揭示了自然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顛覆不破的科學真理，它建構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1961年，毛主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這個論點深刻指明，必須將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一切工作和理論創新的前提和基礎。
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才能為理論創新指引正確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恆的時代價值。青年時期的毛主席，面對國家危亡，在鬥爭實踐中對不同思潮進行了研究和比較。各種主義主張處處碰壁的現實使他逐漸認識到，要改變中國命運，必須“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找到真正的科學真理進行指引。五四運動前後，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日趨廣泛，毛主席“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繼而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領導黨和人民探索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的正確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毛主席深知，“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而作為指導革命實踐的黨的理論創新，也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否則就會偏離正確方向。 1956年8月，毛主席就此談道：「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應該接受，不接受是沒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國際曾經否定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寧駁倒了」。毛主席意在表明，一旦扭曲、竄改或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理論上的「創新」就會滑向錯誤方向，所謂的「新理論」也將失去馬克思主義原有的科學性。 1959年12月，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主席說：「我們黨裡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並強調在根據社會主義社會需要進行理論創新時，“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以此提醒全黨始終不要忘記黨的創新理論的根源所在。
毛主席是這樣要求的，也是這樣做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原則的基礎上取得的。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矛盾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科學分析近代中國國情和社會性質，提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揭示了當時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基本原理為指導，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以無產階級領導各革命階級，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況，建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既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容在兩個革命階段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以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和形式的基本觀點為指導，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線」與「以武裝鬥爭為主要革命形式」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大基本特點，總結「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黨在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反對了黨內關門主義、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正是因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原則的正確指導，新民主主義理論才能科學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進行什麼樣的革命、怎樣進行革命」等重大課題，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真理力量。
二、“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
理論連結實際上是毛主席運用理論指導實踐，又從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理論的基本原則。1942年，毛主席在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時提出：“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於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理論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是用於指導些新的實踐。在這裡，毛主席深刻說明了理論創新就是要在解決實務問題的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與具體實際結合。
在毛主席看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对于中国革命至关重要。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作为党领导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提了出来：“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
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弄清楚，“实际”具体指什么，毛主席对此作过多次论述。一方面，“实际”指中国的特点，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的特性等。要按照这个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另一方面，“实际”指在实践中遇到的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正是在解决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一个个具体实践问题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根据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革命和建设实际，开启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弄清实际后，还要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获取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旧有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升华。毛主席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并将这一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其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主席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深刻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为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毛主席指出，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对中国实际的研究中不断深化对革命规律的认识，“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正是因为在理论创新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重要原则，毛主席实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三、“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
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既具有理论导向性，又具有实践指向性，是认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占有实践材料，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其内在联系，继而得出新认识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毛主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他将调查研究视为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功，强调“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贯穿于毛主席推进理论创新的始终。毛主席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他深刻洞察各阶段的党情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大革命时期，毛主席注重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我们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问题的认识。这是毛主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创成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开展了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在斗争实际成果基础上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延安时期，毛主席带领全党以调查研究为整风运动的重点环节，总结政治、军事和党建等方面工作的历史经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完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向35个部委进行国情的集中调研，带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成果。上述每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充分把握具体形势、解决革命和建设问题所取得的成果。
毛主席把调查研究看作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依靠前人预备好的理论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变化中的情况。因此，毛主席强调，“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再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等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倡导深刻影响着全党上下，对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实现理论的求实创新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1962年1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语重心长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毛主席把调查和研究看作不可分割的两个篇章。调查和研究前后相继，完成收集、分析、总结的链条，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如果只调查不研究，或是没有科学地研究，都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实现理论的创新。毛主席批评一些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大量收集材料的基础之上抓住要点或特点，在研究中注意分析而又综合。如此方能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正确客观的回答，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远不会完结。毛主席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指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对于我们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长久的启示意义。
四、“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它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不断与新的实践相结合，也体现在这一理论体系能够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推动自身发展。一方面，封建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发展的积淀，已经融入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之中，鲜明标识着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毛主席对此指出，封建时代的文化并非全是坏的，也包含积极进步的、人民的、革命的内容，“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正是在这种辩证思考的推动下，他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
毛主席的理论创新成果处处闪耀着中国历史文化精华的光彩。在理论内容方面，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进行进一步补充、深化。比如，用“知和行的关系”的思想精华来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用生死、上下、祸福等道家学说中常见的辩证范畴，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阐释得更加透彻。他善于以唯物史观分析把握中国历史，从中进一步总结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富资源。“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都是毛主席以史鉴今的典范。在理论语言方面，他充分发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论述层层递进、言约旨丰，论据旁征博引、援古证今，句法长短得当、感染力强，文字间尽显中华语言之美。他不仅善于用典，也善用俚语和老百姓熟知的故事。据学者统计，《毛泽东选集》中共出现了2000多条熟语，其中就包括200多个成语和100多个典故。毛主席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文以载道的优秀传统，结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思维和语言，使党的创新理论具备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毛主席总结了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思想原则：一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强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区别其中古代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的东西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对适用于当代中国并且有益的文化，就要予以肯定并使其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不适用且有害的，则要坚决抛弃。例如，对于孔子的中庸观念，毛主席就一面肯定其中蕴含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面又指出其中缺乏发展的思想。二是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毛主席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继承的目的是把旧形式改造、推陈出新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出自《汉书》的“实事求是”，本意为严谨考据的治学之风，毛主席将古人做学问的优良品格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改造，转化为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是理论创新过程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典范。
充分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精华为毛主席理论创新筑牢了民族根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我们党在1943年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五、“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革命时期，毛主席有关开展土地革命、夺取农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是从湖南农民推翻乡村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中总结而来的；“枫桥经验”的形成，同样源于干部群众创造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基层治理实践。毛泽东曾谦逊地表示：“《毛澤東選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
毛主席将党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合二为一，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揭示出我们党、人民群众和理论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是理论创新的原材料须“从群众中来”。毛主席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原材料，我们党是创新理论的加工厂，承担着将其整合、完善、升华的责任。毛主席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贯彻群众观点，明确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工作中的定位，做到自觉地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二是检验理论创新成果要“到群众中去”。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指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理论创新的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毛主席对此强调：“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他进一步分析，真理能使党取得斗争的胜利，在于它适合人民的需求。因此，检验理论创新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第三是將群眾路線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導下正確認識客觀事物的工作方法長期堅持。毛主席提出：「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從人民的實踐中來，在指導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得以檢驗。人民的實踐不停步，黨的理論創新就不停步。
群眾路線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黨的工作路線，也是黨的思想認識路線。可以說，發揮人民主體地位，堅持走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一條基本法則。
總之，毛主席開創性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命題，並帶領全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堅持調查研究，汲取中國歷史文化精華，從人民群眾的創造中汲取智慧，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個黨的理論創新的光輝典範。毛主席關於理論創新科學方法的重要論斷，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寶貴經驗的總結，今天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