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炳祥
昆仑策研究院
2023-11-11
【摘要】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他及恩格斯个人时间的限制，使他们不可能完全拥有实践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不间断革命”的条件，因而他们对此所作的研究及所获得的科学成果是十分有限的。这样无比重大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们的后继者身上。
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秉承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紧紧抓住我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各方面、各领域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伟大革命，从理论与实践上回答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不间断革命”这样的重大课题，创立了为他个人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思想所作的新的历史性贡献与突破，其意义无比重大。
一、“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马克思有一段至理名言，即“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1]104（以下简称为“三个消灭”、“一个改变”）这句名言出自马克思的《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它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对法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所作的科学总结而得出的一项革命性真理。这段名言既是对《共产党宣言》所宣示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即“一个消灭”、“两个决裂” 的原理所作的重申与强调，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不间断革命”所作的规定。
马克思所说的“不间断革命”（为适应我国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作的表述，笔者以下将“不间断革命”简称为“不断革命”②），笔者理解应该包括以下两重含义：第一，无产阶级在跟随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之后，还须“不断革命”，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第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一种新的革命的开始，因而还须“不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是其全部理论的精髓与本质所在，特别是对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与灵魂的精彩表达。联想到他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文献，还使我们看到，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和一贯主张。这一思想，早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初创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来了，并且一直贯穿于他们全部理论活动的始终。在19世纪的40年代，恩格斯就曾指出：“为了取得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结果成正比。”[2]77 还指出：“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2]78 另外，他还对德意志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等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表现出的妥协行为，曾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他们不但不继续进行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经结束。”[2]80 “不断革命”的思想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多方面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科学总结，得到了系统的阐发与重点强调。事实充分表明，“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从初创到成熟阶段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仅包含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衔接，而且更是把社会主义与“三个消灭”、“一个改变”联系起来，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前提、性质、任务以及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丰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提出，到底如何展开，怎样深入、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由于当时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立即作出明确回答。直到20年之后，在二人对巴黎公社的成功经验与不幸夭折的惨痛教训进行科学总结之后，便给出了初步答案①。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仅仅只有巴黎公社难得的一次实践与一次经验，因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只能是有限的或不完全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这样无比重大的历史使命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们的后继者的身上。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现实，破天荒地第一个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不断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丰富这一理论贡献了俄共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与智慧②。除了列宁，还有我们开国领袖毛主席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自己的宝贵经验与智慧也对此作了中国式解读，同时又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斗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并且给予了高度的科学抽象与理论概括，为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或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作出了新的历史性突破与贡献，使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本文仅就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作一个简单的阐述，以表达笔者对伟人的景仰与追思！
二、毛主席科学地回答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还要“不断革命”的问题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最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重大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他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接着，又立即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得以基本建立。尔后，我国就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新时期。
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还要不要坚持“不断革命”，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是摆在社会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列宁曾经说道：“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3]281-282 根据列宁的一贯思想，他这里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后，即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之后的情况。而在此之前，他认为不仅矛盾还存在着，而且对抗也存在着，并且大量的都会表现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著的如《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一系列经典文献都有过明确清晰的阐述，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供了的理论指导。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未能恪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思想，一时间对此认识不清。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并不存在矛盾。直到他去世之前不久才勉强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还是有矛盾存在的，并且还认为，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发生冲突。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把这当作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更没有回答这种冲突还会不会表现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进行“不间断革命”的问题，等等。斯大林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为后来苏联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与不良后果。
在这个问题上，唯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并且联系我们中国的实际，作出了既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又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回答，创造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4]213 联系到社会主义社会，他又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4]204 其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214 这种矛盾，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主要表现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两种形式[4]204。其中，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大量的，但它却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矛盾；然而敌我矛盾，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两个阶级的矛盾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成败与否的根本性因素，因而它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告诉全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5]1433 1952年６月，他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又一次对此作了明确。他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65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产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灭。基于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957年，毛主席在悉心考察国内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后，针对我们党的八大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当表述作了纠正，确认“这个说法不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7]186。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毛主席个人的主观臆断，而是由我国社会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他指出：“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8]297
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9]
最后，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0]
1966年5月5日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更是特别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11]2377-2378
基于上述的考察分析，毛主席确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此外，这一矛盾在我们党内又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特别明显、特别突出地摆在了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这一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实现决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应该是一种新的革命的开始，因而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继续前进、“不断革命”。这个革命的任务与目的就是要围绕这个主要矛盾来展开，在解决好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基础上，解决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目标。
三、毛主席探索和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不断革命”的问题
为了解决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进行了全方位思考与艰苦探索，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不断革命”这个重大的问题。
（一）经济战线，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这个根本，大力发展生产力，筑牢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物质基础。
毛主席确信，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包括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公有制还是全社会劳动者生命所系，福祉之源，是消灭剥削、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只能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完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只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充分；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在国家控制的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为弥补公有制经济的不足而存在，决不允许它越过国家的政策红线和劳动者利害关系的底线，更不允许它们肆意泛滥，闹到鸠占鹊巢的境地。
第一，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筑牢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
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毛主席深谙其意，秉持这一要义，时刻不忘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城乡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至此，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得以基本建立。此后，毛主席一直为如何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不断地思考与探索。
在城市，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巩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中：一是加强对资本家及其整个阶级的思想教育与改造，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自觉性，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二是加速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员队伍，逐步接替旧的留用人员，加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三是加强对企业领导班子、尤其是企业党组织建设，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另一方面，加快社会主义资金积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覆盖面，增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据统计数据显示，1956年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67.5%，公私合营企业占比32.5%。全民所有制企业数量急剧增加，到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达5.8万家③。与此同时，国家直接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将企业的投资、生产、产品定价、财务、薪酬等方面的权力都直接抓在自己手上，使国民经济全部纳入国家计划发展的轨道。
另外，在农村，不断发展壮大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1956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建立，尔后很快又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逐一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50年代末又一步跃升为人民公社。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模更大了，而且公有化程度也更高了。这就如毛主席所说的“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此外，人民公社还有了某种质的提升，这时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农业经济组织，而是一个包括工、农、商、学、兵、党、政于一体综合性组织。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12]
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经成立，很快就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使我国农业生产连连获得好成绩。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显示，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到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是呈现出加快的趋势。比如，1978年比1977年增长了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国粮食产量在10余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态势，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④。人民公社的这种优越性得到了全国数亿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充分信赖与拥护，巩固了我们党在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这样，时至毛主席离世前夕，公有制经济的巩固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唯一的经济基础，几乎没有给私有制经济留下任何生存空间。据统计，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3.2%，集体工业占16.8%；商业流通领域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2.2%，集体商业占7.7%，个体商业仅占0.1%③。这个0.1%就是农民的自留地及其零星存在的农贸市场。这自留地，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农民只能用作种植蔬菜，供自家消费。农贸市场只是农民调剂余缺的地方，其价格合理稳定，没有商业欺诈和投机倒把，一切都在政府的管控之中。
在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毛主席不仅重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十分重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调整。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13]134-135 在这方面，毛主席动了不少脑子，“做了很多文章”。比如，在宏观方面，一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处理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人民公社及其内部各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二是调整政策，下放权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方面，倡导和推行“鞍钢宪法”，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调整企业内部关系，调动干部、工人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其中，尤其强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当作企业的主人，依靠工人阶级搞好企业管理、监督干部参加劳动，等等。
分配关系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既是所有制所的实现，也是人们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因而毛主席十分重视对分配关系的调整与完善。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反对只顾一头的错误倾向；二要坚持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差距过大。在毛主席主政的20多年里，由于对分配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一方面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始终不存在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这种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虽然全社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比较低，但是，人民却普遍享受着广泛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生活没有后顾之忧。那时的人们，可以捧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享有充分的劳动、教育、住房、医疗等各种权力，压根儿想不到会有找不上工作、住不上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全社会劳动者大家心情舒畅、无忧无虑，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安定祥和，没有坑蒙拐骗、持强凌弱，也没有黄、赌、毒，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吉祥与积极向上的景象。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从来就十分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还指出：“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还指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最后，还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1428 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从践行党的宗旨与初心、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提到了全党的面前。
他的这一思想矢志不渝地贯穿在我们共和国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1951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主张[6]34。1953年，我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启动，他就明确指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6]81 同时，他还把“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衡量合作社办得好不好的一条重要标准确定下来[6]237，摆到全党面前。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初步建立。次年，他就提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6]375。进入60年代，毛主席将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一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项伟大实践活动，并且将其排在第一位。这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运动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要将“生产是否得到发展”作为衡量与检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功与否的一条重要标准贯彻到底。即使是在被人诟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不忘发展生产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在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的时候，还动用军队的力量，维持农村、工厂的生产秩序，以保障生产的正常进行与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还特别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毛主席与众不同，不是就生产力来谈发展生产力，而是跳出生产力的框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发展、乃至变革相统一的高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最大创新。他曾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7]132 毛主席的这一见地，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学透了、用活了，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了丰富与发展，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新高度。
其次，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毛主席最注重从宏观上、全局上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他们的首创精神与革新精神。他确认，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1950年代，他连续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其目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我国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267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要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大协作，开展大竞赛，反对单家独户、冷冷清清，用集体的力量、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毛主席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虽说他不相信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更不相信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但是他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他相信那些掌握了历史命运的中国人民能够利用科学的力量来改造自己与自然，改进生产工艺与管理，达到生产力大发展的目的。1956年1月，他在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60条（草案）》一文中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4]351-352 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同志关于科技工作10年规划汇报时，更是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因此，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全面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进步，并且也为尔后的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众所周知，在毛主席主政的20多年间，是他领导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努力，不仅使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获得了巨大进步，而且还使我们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资料显示，我国的GDP，1952年仅为679亿元人民币，到1978年却达到了3645.2亿元， 年均增长16.8%⑤。由世界的第30位之外，上升到第９位，创造了世界奇迹。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艰苦实践与悉心探索，使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初步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政治战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广泛持久地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毛主席治国理政的一大法宝，充满辩证法。他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他还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4] 可见，毛主席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阶级斗争置于压倒一切、代替一切的位子，或者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往“阶级斗争”框里塞的东西。恰恰相反，他是要求我们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观察、分析与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国际问题的一种立场、观念与方法，重视阶级斗争在我国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好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其它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与政策制定的立论依据。那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是所谓压倒一切、代替一切的说法除了思想糊涂与无知，便是有意对毛主席的抹黑。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严厉打击仇恨与破坏社会主义、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极少数阶级敌人。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在经济方面已经被击败，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恰恰相反，它还会继续、且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会很激烈。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6]351 另外，在我国资产阶级的队伍里，还有一批“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念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6]404 对于这样一些人，“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338 另外，他还指出：“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6]280-281 不然，就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
第二，广泛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斗争落实到基层。
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除了表现在复辟与反复辟方面之外，还表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这时，在广大城乡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象，如个体经济重新露头、自由市场活跃、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放高利贷等现象也屡屡发生，甚至还出现了买卖土地、雇工剥削等现象，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遭到伤害与破坏。受这种社会气候的影响，使我们的小部分基层单位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蜕化变质，其实际领导权已经旁落。1964年，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15]7090 针对此种情况，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又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重大斗争，对于反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巩固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主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渗透到共产党内部来，腐蚀党的机体、扭曲党的灵魂、改变党的初心与宗旨，将无产阶级的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背叛马克思主义、抛弃社会主义而奉行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毛主席指出：“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16] 进入1960年代以后，毛主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中也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这个时候，毛主席领导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重视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重视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23条”还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17] 这些人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18] 这是我们共产党所面对的比社会上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更加危险的敌人。只有彻底揭露、批判他们，打倒、清除他们，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为此，毛主席决定在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或“四清”运动的基础上，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心广泛动员与组织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下而上与从上到下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之先河，揭开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新篇章。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由于人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缺乏认识、很不理解，结果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同时，又由于被一些坏人利用，故意制造混乱，跳动群众斗群众，使运动陷入“全面内战”状态。当时，由于毛主席处于“孤立”状态，很难得到身边人的支持与配合，加上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结果使运动失去控制，最后因为他的离世而遭致夭折。尽管如此，但是不论怎么说，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充分肯定。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曾心悦诚服地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毛主席当年是正确的。王光美同志的这番话可算是肺腑之言、一语中的，既表现出了她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坦荡与真诚，也表达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心声。
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不惜个人粉身碎骨，也要坚持和实践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信念，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确保我们的党永不变色，国家永不变色。
第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人民，让人民来决定国家的命运。
毛主席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民主革命时期，他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夺得了国家政权，建立起了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同样坚定不移地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早在1940年代，他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 建国前夕，即1949年７月，他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专政与民主的问题作了详尽阐述。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正式提到工作日程。他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20] 要发扬民主，就要让人讲话，甚至允许骂人。他指出：“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8] 在他主政的几十年间，他不仅让人讲话，还允许游行、示威，乃至罢工，八亿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大民主，不只是让人有说话、骂人的权力，也不仅仅是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监督政府与管理国家的权力。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7] 他还特别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3]129 由于这样的道理，所以，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主张普通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参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与管理。在他主政几十年的时间里，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指战员都可以进入各级领导机关，当县长、市长和省长，甚至还可以当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等，直接决定与管理国家大事。这是亘古以来从来没有的稀罕事，只有毛主席才为我们开了这样的历史先例。
第五，结合国际反修斗争实际，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要搞好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和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党，即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同样，也要有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就是在我们刚刚着手开始我国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出现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反动思潮，即现代修正主义。当时，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顾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致反对，放肆推行“三和”“两全”与“三无”的修正主义理论与路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理论与路线一经出笼，很快就在我们党内有了反应，与之遥相呼应，如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趁机泛起。这些，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与重视，及时组织全党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及其《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路线作了全面批判与清算。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还领导我们党结合国内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深入开展了对自身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理论与路线，即对上述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的群众性大批判，并下大气力纠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倾向；另外，还在党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倡导“兴无灭资”与“斗私批修”，下决心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确保了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了反腐防变的坚强战斗力。
（三）在意识形态方面，深入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倡导思想改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特别强调。1957年，他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13]281 时间进入到19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加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与警觉。他指出：“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指出：“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9] 对此，若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与警觉，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消除，说不定有哪一天，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又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毛主席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具体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提高全党和全体国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科学、最系统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提高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主席一辈子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楷模。他最先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实践，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与领航人。他一辈子可以说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好我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他一辈子身先士卒，带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它灌输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时刻不忘引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学好马克思主义。每到关键时刻，他都要列出若干书目发给各级党组织，要求全党都要原原本本地读、认认真真地学，真正学懂弄通。此外，还特别要求各级党的第一书记必须带头学习，作出示范。毛主席主政几十年，我们的党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使我们党成长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毛主席不仅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求全国人民都要学，尤其是青年学生、人民解放军更要好好学，要把全国办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校。我国那个时期的大学和党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课程，并且很受欢迎。在整个社会看来，学马克思主义是最光荣的事，教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最受人敬佩与尊重的人。
第二，“兴无灭资”，倡导世界观改造运动，提高全体国民的思想政治觉悟。
“兴无灭资”就是主张用积极的思想斗争，去掉人们头脑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观念，确立无产阶级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兴无灭资”，不只是对地主、资本家来说的，而是对所有的人。首先是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毛主席说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必须身先士卒、带头作出榜样。因为他们是全国人民利益与意志的代表者，党和国家的权柄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决定党和国家及全体国人前途命运的人。
其次是知识分子，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所受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后来又是为地主、资本家服务，因而在他们的脑子里有较多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再加上他们长期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觉悟。知识分子的改造，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塑灵魂；再就是要多深入实际，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接受工农兵的教育与再教育，尤其是要虚心学习他们当中的那些英雄模范人物，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培养无产阶级的感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另外，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5]1477 因为农民，就其一个整体，是一群根深蒂固的小私有者，有较多的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是滋生新资产阶级的最佳土壤，这种状况不改变，休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休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所以，必须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要根本改变农民的私有观念和自私行为，必须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改变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毛主席总是矢志不渝地引导农民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道路，并且持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倡导爱党、爱国、爱社、爱家的社会新风尚，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改善他们的精神风貌。
第三，开展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
学习、改造是从正面讲的。光有正面的学习、改造还不够，还需有革命的大批判。大批判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与人的思想革命化。马克思曾经说过：“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0]57 批判，既是破，也是立。破，就是讲道理，否定错误的东西；立，就是在否定错误的基础上确立一种新的科学见地。这是一种非常能动的实践活动，这里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人只有在这种实践活动中，才能做到“斗私批修”，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
毛主席认为，大批判，不只是哪一个部门或哪一部分人的事，而是全国8亿人民共同的大事。他在1966年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曾提出：工、农、商、学、兵，不论哪一个方面，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他主政的几十年间，亲自发动和领导批判过《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过胡风集团的反革命言论、批判过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评过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过资产阶级法权，此外还开展过评法批儒与批林批孔等各种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及修正主义的理论、路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同时，也使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观念及新世界观深入人心，促进了整个社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另外，更重要的是还使一大批、尤其是知识分子与全体青年学生得到了锻炼，促进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四、简短的结语
上述可见，毛主席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所作的思考与实践，完全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是立体式、全方位的，不仅有经济的，而且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其中，尤其重视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革命，这里又特别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进而，更是倍加重视共产党内两种思想（或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是他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全部问题的纲。根据这个纲，他不仅卓有成效地指导我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革命与建设，解决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的世界性课题，而且还更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他独创了属于自己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不断革命”以及怎样进行“继续革命”的问题，明确回答了这个革命的哲学基础、现实依据、指导思想、主要任务与目标、斗争对象与重点、路线与政策、方法与步骤等一系列问题，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毛主席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1]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经过最近几十年我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确有很多不如人意、甚至有悖理性与良知的事情，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出发点和原则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可全盘否定。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今后还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这就像当年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那样，“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22]677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在任何时候，理论与实践总是有距离的，不会完全的同一。理论变为现实，其实践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途中需要经过许多的中间环节，并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这些环节的完成与过渡，都需要人的努力来实现，而当人的主观因素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实践的结果必然会偏离理论预期，甚至会遭致失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时并不一定是理论错误，而是我们的实践出了偏差。所以，当人的实践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能单纯地去责备理论，而是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完全出自于其自身的一些错误做法，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才导致了这场革命尝试的失败。对此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看得更清楚，越来越认识到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是科学和正确的。
拙作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到恩格斯当年在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曾对他的朋友致劳·拉法格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资本论》“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23]286 今天，当我们面对我国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最新历史时，再来研究毛主席他老人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也是他为自己树立起来的一座纪念碑，一座“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的纪念碑。这是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无论从哪重意义上讲，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中国与世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注释
① 屈炳祥：难忘马克思“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红歌会网2023-04-25）
②屈炳祥：想起列宁“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13&cpage
③ 蒋焕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求是理论网2009-10-25 15:37）
④ 燕凌斯: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激流网/2017-01-13l ）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20-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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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印）
[8]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9]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８月９日）
[10]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
[11] 罗平汉：回望一九五八年（之二）：两次调查，两种结果 http://www.china.com.cn/llsy/2008-10/21/content_16645561.htm
[1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三版）: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377-2378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乘胜前进》（1977年1月1日）
[1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之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6]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1959年8月16日）
[17] 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
[18]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1966年）
[19] 田梅英：黄炎培与《延安归来》（支部生活2014年第３期）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毛泽东晚年自我总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中国网 china.com.cn 2008-01-2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