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鹤元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7-05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用稿费宴请下乡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和劳模代表陈永贵、王进喜】
为何李庆霖“告御状”竟让毛主席落泪
——浅谈李庆霖“告御状”的作用和意义
2023年6月10日，在老辰光网编辑部举办的纪念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50周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55周年、主席华诞130周年“缅怀与回顾”座谈会上，借剖析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以惊醒世人，公正地对待历史事件，并表达对毛主席爱民的无限崇敬。
五十年前的1972年12月20日晚上，福建省莆田县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973年4月25日，主席在游泳池看了这封信，不禁掉下了眼泪。随即给李庆霖复信，并寄去300元，饱含内疚地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5月6日、10日，分别收到主席的回信和寄来的人民币。
离主席看信后四天的4月29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高层会议，情绪激愤地向公安部下令“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会后组织了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事后，莆田县委作了检讨，各地发生迫害知青的一批案件得到揭露和处理，强奸和奸污女知青的罪犯都处极刑。
李老师在信里到底告了什么状？竟然惊动中央，震动全国。
【当年的李庆霖（左2）】
其实，李老师只是为下乡四年的大儿子李良模靠种地至今还养不活自己，自己也承担不起长期供养儿子的经济负担而鸣怨叫屈；同时对一些干部利用各种关系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略作曝光，以泄心中不平之气。但因为这封信，在总理牵头下，各地政府调整知青安置政策，严惩摧残知青犯罪行为，改善知青的生存环境，这封信也因此载入史册。
如何看待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作用和至今的现实意义？先回顾一下上山下乡的历史。
1、历史过程
我国知青的上山下乡，最早起源于延安时期。1946年毛主席把一名苏军中尉——长子毛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农民劳模吴满有家插队入户。建国后不断有不少知青自愿回乡或下乡。这是第一阶段。
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杨华等5名青年，得到北京团市委的批准，组织了60人垦荒队奔赴北大荒，出现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批奔赴农村的知青。9月4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陆续上山下乡的总人数达182.28万。这是第二阶段。
1968年12月20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上山下乡就成为全国性持续性大规模运动，人数达1600多万，其中有1400万是插队入户知青。这是第三阶段。
2、历史作用
上山下乡，无论是从缓解当时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还是为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实现防修反修战略目标，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除了1955年第一支垦荒队的成立前后，是在效法苏联共青团组织青年开荒的先例外，到1965年的十年，去农村的知青虽陆续不断却是小批量的，上山下乡也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并建立起引导、组织、安置、培养、考核、使用的运行模式。
而到1968年，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压迫，苏联从社会主义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并在我国边境上陈兵百万，形成了苏美合围的态势，突显出培养合格接班人、大兴三线建设、备战备荒的重要性。故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出有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行模式时，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爆发了。
在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插队人数多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偏重动员、落户，不重保障、培养，尤其管理插队入户知青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显然从政策到措施都捉襟见肘。
主席、总理忙不过来，而中央主管部门也不够重视。正如总理在主席读了李庆霖信后第四天召开的中央高层领导会议上严厉批评的那样，中央上山下乡机构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后来，立即成立了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总理亲自主持，李庆霖也被吸收为领导小组成员。
1973年6月10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学习。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六七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此后，中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办法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要求县以上党委都建立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于是，各级政府都建立起本级知青管理机构，专门研究、调整和出台适合本地知青的补充政策与措施。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确实是从不重视到重视，从边干边摸索到边调整、边改进，李庆霖“告御状”的信，及时地帮助政府纠正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偏差，确保其健康发展，起到了补阙拾遗的作用。
【晚年李庆霖（中）】
3、现实意义
李庆霖的信中，虽说为发泄不平而略带反映了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特权和关系把子女下乡变成“镀金”招牌，毕竟暴露了当时社会和政府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腐败，是各国政府、中国历朝历代官场无法消除的顽疾。但毛泽东时代的确把腐败降低到令联合国都羡慕不已的程度。正如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带七常委到杨家岭参观时发出的感叹：在延安已经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然而，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干部的屁股在政府机关的位子上坐久了，脑袋里的“官念”越来越重，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到百姓“父母官”的位置上。所以李庆霖的信中才会暴露出当时一些干部的权力腐败现象。据说他为儿子的生活困境，到他所在的荻芦公社、莆田县革委会（现称县政府）、莆田地区（现为莆田市）上访过，最后还是石沉大海，懒政惰政的现象可见一斑。
由于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级干部思想修养不相同，执行政策和纪律的强度不一样，清正廉明的风气也就不同。莆田县干部状况不太好，不等于其他省县不好，同一个省、县的干部也有好有坏，但当时确实是95%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比如，我当年下乡的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现为旺草镇）的区长蒋应仕同志，他的品行是我人生航船的灯塔。现从我中篇报告文学《蜕变》里摘录二段给大家分享——
记得1970年3月初，乍暖还寒的初春之夜，蒋教导员（湘黔铁路大会战时任绥阳县民兵团二营【原旺草区的民兵编制】党委书记兼教导员）正召开七人连部会议（原小河口公社、石羊公社民兵合编为七连）。堂屋的门紧闭着，但冷风嗖嗖，直往一指宽门缝里涌进来，背寒透凉，年岁大点的副连长杨德全、副指导员骆开忠都把被子披在背上。砰，忽然大门敞开，炊事班长带人端来七碗热气腾腾的猪杂汤（贵州人把猪血和五脏六腑统称“杂水”）；猪肉香味、葱蒜味混合着扑鼻袭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手上端的碗，我差点儿流下口水；馋哪，多少天不见荤了（当时每人每月只给半斤猪肉）。这下好了，今晚能美美地喝上一碗了！
美好的期盼中只听在连队蹲点的蒋教导员问炊事班长“哴嗝事？”（绥阳话“怎么回事”）蒋卫良班长解释：连队杀猪（养猪是连队的副业），把猪杂水给大家做了几碗汤嘞火嘞火身子（绥阳话“暖和暖和”）。不料，蒋教导员挥了挥手，“拉嘅（绥阳话“拿走”），明天中午倒在食堂大锅菜里给大家吃”。完了！口水只能往肚里咽。他也和我们一样每天排队吃食堂炒的不见油的大锅菜啊！他不馋吗？！那刻有点抱怨的我，脑海里却升腾起无比高大的党员干部形象，崇敬之意油然而生。
追忆的影像延伸到1969年夏粮收割前夕，蒋区长下乡视察。一到我公社，就来知青点，询问我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和思想情绪。第一次见到区领导对知青的关心，激动的我握紧他的手不放。
到了11点多，总要留他吃午饭吧。他也不客气，也不讲究我炒什么菜（自留地只有棚瓜、青菜），端起碗就往嘴里刨饭。
不料他走时，“余同志嗳，收道”（绥阳话“收下”），拿出了四两粮票、二毛钱递过来。他是客人，我是主人，哪有主人收客人的饭钱之理！我推开了他递过来的手，可他坚决要给，围着灶台他追我跑。突然一声“不拉（绥阳话“不拿”），以后不来哦！”他拉下了脸，把钱和粮票往灶台上一放。这下轮到我傻了，低下头慢慢地伸手检起他扔在灶台上的粮票和钱，心中交织着惭愧与钦佩之情。而他红鼻子两侧的脸颊上总算又露出了微笑。从此我和他之间有了不成文的规矩：他来公社，必到我家（知青点）；我留他吃饭，必收他给的四两粮票和二角钱。
——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也是多数党员干部的形象。因为主席在一次次的运动中给干部们上着“紧箍咒”，才不断地造就出来。
李庆霖信中的腐败和懒政现象虽说少数，已是当时最大的腐败，比起现在的腐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反腐除了巡视、举报方式外，如何给党员干部尤其是中高层干部有效地上“紧箍咒”，防止塌方式腐败、割韭菜式腐败，降低党员干部腐败率，启示当代人去追寻毛主席对腐败强力遏制的足迹，仍然有研究的现实价值和警钟长鸣的意义。
作者系原贵州省绥阳县插队的上海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