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文珑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6-29
延安时期，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贯通的探索，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认为，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有了更深一步的体认。而这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全党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结合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来分析中国革命的诸多具体问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要同“民族形式”和“中国特点”相结合的思想逐渐在党内蔚然成风。1939年，艾思奇撰文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中央随即宣告：“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反映出建党以来，经过复杂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的思想逐渐成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结合，除了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理论自觉密不可分外，还与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学习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坚持兼容并蓄、批判继承的原则，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依据。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且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序幕。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然而，当时的现实却是有的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对不认真研究历史、割断历史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号召党员干部养成浓厚的研究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风气。
由于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合体，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认真开展了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将封建、腐朽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区分开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张闻天同志也认为，旧中国文化中除包含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外，也有进步的文化因素。“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了《中国文化》杂志，组织文化界人士就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加深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
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非常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借鉴传统文化的合理形式，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贯通。
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实现在对传统文化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条件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彼此契合、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在吸收传统的知行观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观相融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写作《实践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中“知和行的关系”，得出认识的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传统的“实事求是”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又如，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方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传统修身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多次使用“吾日三省吾身”等中国传统修身格言，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与中华传统修身之道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之路。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生动体现。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融共生，中国共产党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又以人民群众熟悉的文化知识去阐释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由此形成继承和创新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良好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