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6日星期日

毛主席的魏碑体书法,让人眼界顿开!

毛主席的魏碑体书法,让人眼界顿开!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16



这是毛主席用魏碑笔法为革命烈士写的碑文,这篇书法见过的人极少,书风独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主席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

下面我们需要先读一遍: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的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从碑文中我们知道,这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为悼念革命烈士纪念塔所题。纪念塔上面还有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总司令朱德和博古的题记。语义深刻而精彩,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再来欣赏主席这篇书法,此书风格古拙,面貌独特,跟主席以后的书风完全迥异,让人眼界顿开。在点画上,粗细较为均匀,有篆书遗意,有浓郁的金石气息。

气势内敛,波磔暗伏,有一种含蓄的美,显得古朴厚重,真力弥漫,令人称善!



再看这一幅也很独特,这是毛主席为开国少将姜齐贤的母亲书写的寿幛。

由于姜齐贤在外面革命,无暇回家探看,在母亲七十寿辰之际,倍加思念。正好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深为感动,为姜母用红绸写下了四个大字:
国之贤母

后面落款:
毛泽东敬祝

这是毛泽东主席1938年的墨宝,风格独特,点画如枯藤老树,特别劲健。

总之,这几幅书法是毛主席很有个性的墨宝,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毛主席各个时期的书风,和他不断钻研、探索书法的历程,对研究毛主席书法有很大的意义!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书法理想”,修订发布)

2023年4月11日星期二

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

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
作者:陈明凡 张学森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11


    【油画《决战前夕》(高虹 作)】


【摘要】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法宝。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智慧和能力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的前瞻意识;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能动性的转化策略。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学习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在极其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道路之险、挑战之多世所罕见。毛主席在化危为机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每逢攸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总能捕捉机遇、创造机遇,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毛主席化危为机的能力贯穿于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站稳立场,攻坚克难,引领前进方向。历史证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宝贵思想武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党从容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和挑战树立了榜样。学习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有助于提升我们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一、未雨绸缪,筹划于山雨欲来时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是毛主席化危为机的依据和前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临危不惧,化被动为主动。历史经验表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准备越充分,越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反之,如果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临时仓促应战,必然陷入被动地位。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主席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他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峻形势,毛主席都始终坚持未雨绸缪的态度,注重研究事物发展的趋势,因而总能在危机来临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每次对敌作战指挥中,毛主席都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充足的准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毛主席在总结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时,既反对由于轻敌而放松准备,也反对由于强敌进攻而惊慌失措。他指出:“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为了充分应对国民党的“围剿”,毛主席领导红军做了系统的准备。在战略战术方面,毛主席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方针,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在根据地内,毛主席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在军队建设方面,毛主席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红军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人民军队。正是由于这些充分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才能带领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毛主席又未雨绸缪,着手全国战略布局大调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针对党内有些人存在的光明已现、胜利将至的思想,毛主席迎头泼了一瓢凉水,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困难”,并且反复强调要做好“吃亏”的准备。他说:“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毛主席告诫全党,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要做好对付困难时期的精神准备。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除了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毛主席还要求全党努力做好实际工作。七大胜利召开后,党在各个方面都着手开展斗争准备工作,为夺取新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共和谈期间,面对解放区得不到国民党承认的风险,毛主席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发展自己,不断积蓄力量。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在军事策略上,毛主席要求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应当逐渐向运动战转变。在工作重心上,毛主席主张“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对于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毛主席又要求军民大搞经济建设,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可以说,正是由于毛主席始终以未雨绸缪、提前谋划的态度应对危机挑战,我们党才能够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孕育着防止和遏制危机到来的可能。毛泽东指出:“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战略准备的意义即在于此。战争是敌我力量的竞赛,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对敌形成足够的战略威慑,变劣势为优势,遏止战争的爆发。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而蒋介石集团又虎视眈眈地时刻准备反攻大陆。面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毛主席一方面要求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强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遏止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做好充分准备。对此,毛主席领导全党作出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小三线建设的指示,以应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威胁。1965年,毛主席在听取余秋里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专门阐述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三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目的是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时间,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业体系完整的战略大后方。大三线为国家的总后方,小三线为各省或大区的后方,通过大、小三线协同建设推进我国工业布局调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思想。此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大、小三线建设,一批重点项目落地生根,不仅基本建成了西部战略大后方,而且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有效遏止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爆发。

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必须有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求领导者立足客观实际,设定最低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毛主席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始终坚持运用底线思维谋划和部署工作。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由于中国海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核潜艇,这种做法实际上使中国沿海置于苏联的管控之下,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对此,毛主席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底线,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1960年,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谈到此事指出:“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可见,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尊严的问题上,毛主席决不允许讨价还价。在坚持这一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毛主席又尝试解决台湾问题。毛主席提出可以同国民党实行第三次合作,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台工作的多次指示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即统一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一纲四目”的提出,既体现了毛主席、周恩来捍卫国家统一的决心和信心,又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他们的主张为改革开放后“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


二、临危不惧,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

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是领导者必备的化危为机的基本素质。作为领导者,能否在大风大浪的考验前沉着冷静、开创新局是检验其领导能力是否过硬的试金石。在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中,每当我们党遇到严峻挑战时,毛主席之所以总能站在历史潮头,坚定不移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乘风破浪,其谜底就在于毛主席冷静睿智的战略定力。无论多大的危机与挑战,毛主席总是临危不惧,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理性分析复杂局势,作出科学决策。井冈山时期,地方军阀和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地组织重兵“围剿”,毛主席沉着冷静,巧妙化险为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长征路上,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毛主席率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闲视之。他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延安时期,毛主席不惧敌之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慑、经济封锁,毛主席更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以看出,保持定力,坚定信心,集中精力解决现实问题,是毛主席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

越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越能凸显其价值和重要意义。凭借这种高度的战略定力,毛主席多次在危机面前领导全党扭转局势、化危为机。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用一纸评论吓退了傅作义十万军队,就是这一战略定力的集中展现。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趁我军在冀中兵力空虚的机会,企图秘密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然后向西直指我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企图一举扭转败局。此时的西柏坡没有重兵防守,毛主席可以调动的兵力也只有地方民兵、游击队、警卫连、侦察连,总共不到一千人。即使主力部队星夜赶回西柏坡也要六天,但傅作义的人马最多用三天就可抵达石家庄。可想而知,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处境。对此,毛主席不但毫不畏惧,除了在军事上做好严密部署,还导演了一出绝妙的“空城计”。毛主席根据获得的情报,亲笔撰写新华社通讯,详细公布了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毛主席指出:“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毛主席此举目的,就是要扰乱国民党奇袭石家庄的阴谋,让国民党军队误以为我军已布下天罗地网,请君入瓮。毛主席的一纸评论,果然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巨大恐慌,使得傅作义兵发西柏坡寸功未进,且落得草草撤退的下场。可见,正是由于毛主席始终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才得以用一支笔杆子吓退傅作义十万精兵,用舆论战打赢了偷袭战,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的方式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一些西方政客们幸灾乐祸地认为,新中国尚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在美国强大经济封锁的压力下,必然面临崩溃瓦解的结局。对此,毛主席坚决抵制其政治阴谋,敢于顶住压力,并与之较量。他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主席一方面号召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发挥其独有的领导智慧,在全面封锁的间隙中一点一点地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为了给新中国留下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窗口,打开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豁口,毛主席审时度势地作出暂停收回香港的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收回香港本就是探囊取物的事情,毛主席却力排众议,让英国人继续经营香港。对此,毛主席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交流时解释指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科学决断。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通过香港获得了大量必需品,有力保障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此外,毛主席还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中国与锡兰开展的“橡胶换大米”就是这样一段历史佳话。通过这次经济贸易活动,既化解了锡兰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满足了新中国对于橡胶的需要,可谓一举两得。许多国家也因此不顾美国制裁,纷纷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新中国的经济贸易,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中苏交恶后,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主席又提出要有“不怕鬼”的精神。毛主席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不怕鬼的故事》,并对其序言作了多处修改。他说:“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他又说:“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毛主席借用“不怕鬼”的故事,就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反抗霸权。

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领导者不仅要有敢于斗争的勇气,而且要有善于斗争的智慧;不但要注重原则性,更要注重策略性。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是毛主席临危不惧,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所在。毛主席的斗争智慧主要体现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毛主席告诫全党:“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毛主席把这一智慧灵活运用于革命斗争策略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毛主席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统一战线中,毛主席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等一系列原则。毛主席还指出,政策和策略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者由于不懂得策略的灵活性,机械照搬教条原理,曾经给我们党带来极大的损失。毛泽东灵活的革命斗争策略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临危不惧的战略定力,没有在大风大浪中斗争的勇气,就不可能造就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自己,只有在挫折与挑战之中才能找准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如果没有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就不可能赢得工人阶级的拥护与支持。列宁如果没有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也遵循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每当我们党遇到重大危机与挑战,毛主席都临危不惧,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并以此为契机锤炼党的斗争本领,增强党的战斗力。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不要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主席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不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大量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毛主席科学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他强调,“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三、把握主动性,积极探寻转化路径

掌握战略主动,是毛主席带领全党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的必要条件。把握战略主动,就要在纷繁复杂的危机局势中,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积极寻找进步因素,以引导事物发展走向,推动有利局势的形成。毛主席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毛主席告诫全党,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推动事物发展实现从量变向质变的飞跃。他强调:“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都牢牢掌握着战略主动权。

掌握战略主动,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能动性在推动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毛主席反对“唯武器论”,主张能动的反映论。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在毛主席看来,武器的劣势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弥补,只要有全民族的努力,中国革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毛主席将这一原则灵活运用于作战指挥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运动战理论体系。无论是战略防御、战略退却,还是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能动性是贯穿毛主席指挥作战的一条主线。正如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所说:“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毛主席用运动战摆脱敌人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后,尽管党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红军仍然面临着几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如何摆脱敌军,打破封锁,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毛主席以运动战理论为基础,指挥三万红军巧妙穿插于敌军缝隙之间,忽南忽北,灵活变换方向,使敌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红军则在调动迷惑敌人的过程中,发现敌之弱点,攻其不备,不仅取得了娄山关大捷,而且把尾随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于云、贵、川的阴谋。由此,运动战成为我军克敌制胜、屡创胜利奇迹的法宝。

如果说红军初创时期受力量所限,运动战规模还比较小,作战方式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运动战的巨大优势在大规模集团作战中的作用得到充分检验。在指挥运动战时,毛主席将能动性的战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毛主席要求全军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大踏步进退,歼敌有生力量,使得运动战理论获得全面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大仗、硬仗,都离不开运动战理论的娴熟运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客观分析了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并精辟地总结道:美国人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这是我方发挥能动性、战胜敌人的优势所在。面对美国的核讹诈,毛主席把原子弹比作纸老虎,并强调:“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我方能动性的战略优势,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过五次战略性战役,利用“零敲牛皮糖”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不仅打退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而且将战线牢牢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证明,只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从容应对和化解各种危机与挑战。

作战指挥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就是毛主席发挥能动性、创造胜利奇迹的又一例证。在旧中国,各种疾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猖獗情况,让人谈虎色变。“很多人烟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变成了‘十里村庄无人烟,三尺蔓草掩白骨’的荒凉景象。”血吸虫病遍及南方十数省市,病患人口逾千万,受威胁人口多达一亿。当毛主席得知血吸虫病的危害如此严重,以及缺少理想治疗药物、灭螺任务繁重等情况后,他要求全党务必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对此,毛主席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作出重要指示。1955年,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据此,毛主席还组织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通过协调水利、卫生、农业、宣传等部门,实现资源的调动和整合。1956年,毛主席在阅读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时又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归结起来,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逻辑理路是: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全党动员和全员动员的基础上消灭滋生血吸虫的环境条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深受血吸虫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掀起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湖北谷城发明了“削山填河,移石埋湖”彻底驱逐钉螺、埋旧河和小沟、开挖新水道等办法。江西余江县动员几万农民兴修水利,深埋旧河沟,彻底灭绝了钉螺。医学界也探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辨证救治病人,开展灭螺研究。在全国民众的奋力拼搏下,党中央确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被大大提前,仅用两三年就剿灭了“蛊害”、送走了“瘟神”!此外,毛主席还带领全党向重大传染病和流行病宣战,不仅控制和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疟疾等传染病和流行病,也让克山病、大骨节病等重点地方病基本得到消除,使得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果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这么迅速改变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薄弱的局面。

发挥能动性,切忌主观臆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毛主席告诫全党:“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三次“左”倾错误就是由于忽视客观实际,盲目攻打大城市造成的,结果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等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对此,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教训。


四、毛主席化危为机的当代启示

毛主席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深刻揭示了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辩证统一的基本规律。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说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巨大的历史灾难,也可以转化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毛主席正是把我们党每一次面临的巨大历史危机,都化作不断前进的动力,才能够带领我们党摆脱困境,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化遭遇严重逆风,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多变。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只有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才能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第一,必须坚持未雨绸缪,时刻做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斗争准备。

第二,必须坚持处变不惊的战略定力,从容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第三,必须掌握战略主动,以能动性推动从“危”到“机”的转化。

2023年4月9日星期日

看看70多年前,毛主席为什么如此看重力推这篇调查报告?

看看70多年前,毛主席为什么如此看重力推这篇调查报告?
综合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9



抗日战争期间,为克服陕甘宁边区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有人主张依靠军队组织群众运盐和增发边币,来解决发展生产所需资金。盐作为当时边区重要资源,对外运销的确对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5月18日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可是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之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运盐,势必增加群众的负担。因此,一些干部顾虑重重,心里没底,运盐工作进展迟缓。

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主席让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同志提交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三天内完成。高岗同志把这一紧急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同志。由于时间紧迫,高克林接受任务的当晚(8月13日晚),便召集鄜县(今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详细了解他们带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他们这次运盐,计划动员驮盐牲口50头,但由于当地牲口只有40头,加之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区政府忙于公债、借粮等事务,实际筹集到28头驴;运输队人员14名。阴历七月十八日起身,阴历八月十一日回家,往来共计25天,其中去程12天,返程12天,盐池装盐1天。经过全程回顾分析和算账,他们认为,一般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00元以上。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然后,由高克林同志根据记录概要整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形成一篇只有2700多字的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调查报告,第二天就派人送往延安。

8月26日,毛泽东主席看了高克林同志的调查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亲自拟定了《鲁忠才长征记》这一题目,还专门为其写了按语。经毛主席推荐,这份调查报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连续刊发在9月14日和15日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刊发了毛主席写的按语。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调查报告让毛主席如此看重?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写的按语: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不仅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写得很好,同时认为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也就是在这个按语中,毛主席首次提出了“党八股”问题。

高克林这篇调查报告(参见【附录】),整篇没有“穿鞋戴帽”,没讲一句运盐的伟大意义,而是开门见山,上来就直奔主题。虽然全文不足3000字,却谈了七大方面近40个小内容。七大方面内容为:(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附注(即用费和赔赚问题);(七)经验教训。每个大问题中的小内容,大多就是一两句话的表述,基本都是“干货”,通篇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和一个多余的字。但读后,人们对鲁忠才的运盐经过一清二楚。如沿途的困难,主要有四点,其中一点是“三里庙、梁庄至定边西站,没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另有一点是“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等,都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叙述。



就在毛主席写按语并推荐发表《鲁忠才长征记》前不久,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这篇调查报告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且也有着深远的价值。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编印《毛泽东选集》时,就把《鲁忠才长征记》作为毛泽东同志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附件收录。

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在39年之后,这篇调查报告又被加上一段按语予以重印,再次彰显了这篇调查报告的经典意义。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40期上重印了《鲁忠才长征记》,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
“高克林同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原载1941年9月14日至15日延安《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篇调查报告拟定了题目,并且写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里所谓的‘长征’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活跃城乡经济生活,陕甘宁边区富县城关区组织人力、畜力去定边盐池运盐,取得成功。调查报告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事情的经过、成就和经验教训,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经济问题讲得这么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然而,当前的调查研究却出现了不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有的调研不深入,“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不真正了解实情,不触碰具体问题;有的调研走过场,“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搞层层陪同,兴师动众;有的调研成“表演”,方案反复推敲、线路精心策划、对象重重筛选,一切都按脚本照着演;有的调研报告文风不实,套“四六句”的模板格式,说“大而全”的空话废话,做“穿靴戴帽”的八股文章……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作风。在再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今天,在新的任务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有必要重温《鲁忠才长征记》,学习借鉴其中的调研作风、调研方法和调研报告的文风。

要抓住问题调研

“问题”是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意识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问题意识强不强,能不能抓住关键问题、深层次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调查研究的工作成效。高克林的报告就是典型的直面问题,在《鲁忠才长征记》中阐述了很多问题,有具体的问题,比如,“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个站蚱蜢多,两站水少”“有几家去坏驴,结果只驮运了20多斤,故意打烂仗,出坏驴去,以为驴一定会死。”……也有观念上的问题,比如:“个别人在路上‘耍死狗’,装病偷跑回来”“部分干部群众去三边驮运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回来’”等等,不一而足。高克林在调查中,非常善于抓住问题,带着问题思维做调查,并且把问题都一一陈述出来,没有回避。

要做到细致深入

调查研究还需有见微知著的“好眼力”“细心眼”,带着问题仔细看,站在群众的角度认真算。在《鲁忠才长征记》中高克林就把一路的经济账算得十分清楚,比如生活的账,“给店里柴火钱,多则8元,少则3元。全看和掌柜的关系如何。”“一路上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7升,约25斤……”又比如运输的账,“驴的开销:每头驴用料二斗,合计洋60元;一人赶两驴,人耗粮一斗五,每驴摊七升五,价洋25元;路费70元,外加盐本20元。平均每驴费洋185元。”……类似这种精细账在文中随处可见,明明白白,一目了然,对于得出“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的结论十分有说服力。

要写得简洁明了

进行了调查自然会产生调查报告。什么样的调查报告是好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内容具体,文风朴实。报告从时间控制、出发队伍情况、出发前的困难情绪、沿途行进情况、沿途生活情况、一路上好的例子、坏的例子、运输的账、总结的经验等方方面面讲得一清二楚。整篇报告没有大话套话空话,没讲一句意义、作用,通篇都是直奔主题、直插问题,紧紧围绕着问题做文章。

【附录】

鲁忠才长征记
——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
高克林

(一)城关区第一次应驮盐牲口五十头,实去二十八头,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动员四十多头),当时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区政府抓的不紧——因忙于借粮、公债等。

(二)阳历7月18日动身,8月11日回到家,往来共二十五天。由鄜县至定边十二天,到盐池装盐一天,回来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各地概况如下:

 1. 鄜县至张村驿七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2. 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割草喂牲口。3. 烂泥坡至李家砭,有二十里山,四十里沟,路难走,草不好。4. 李家砭至芦家角,有三十里沟,五里山,最难走,草不好。5. 芦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6. 乱石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7. 三里庙至梁庄,八十里,有四十里山路,很陡,难走,水难(苦水,也没有喝的),曾看见一个盐脚户把骡跌死。8. 梁庄至定边九十里,有兵站,草每百斤五十至一百元,没水。9. 定边至盐池四十里,往返一天可回,沙路难走。


(三)沿途的困难

 1. 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蜢蚱,牲口最好晚上走,对牲口对人都好。

2. 三里庄、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

3. 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

4. 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十百牲口一起走,因之住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易走失弄乱子等。


(四)一路生活情形

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头,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的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着割,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发生过问题——主要的看自己,有的队和店家骂架,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五)路上所发生的问题

好的例子:

1. 牲口没有死、病、出毛病,一乡和三乡的牲口去时瘦,回来肥了,原因脚户负责,当心喂。

2. 脚夫没有病的和出毛病的,大家身体很好,情绪高,没有一个瘦了,就是晒黑了。

3. 沿途没有遗东西,吃人庄稼等,主要的是鲁副区长(老脚户)有经验,又负责,又细心,人也灵活,所以成绩很好。


坏的例子:

1. 三乡一行政村村长杜海,卖了好驴,买条坏驴去,结果驴乏了,没有驮盐,白费了165元路费,另外三乡派去了一头坏驴子(腰坏了),四乡监军台村去了一头坏腿驴,都没有驮盐,都白费了165元路费,另外该村一个驴披烂鞍子,结果压坏脊梁,第二乡乡长有两头驴,去了一头坏驴,鞍架都不好,在路上捣麻烦。这些事,事先区政府没有详细检查,有些现象已知道也未纠正,结果28头驴子,只有25头驮盐,其余3头空走一趟,盐价分文无着,白赔了500-600元路费,里外共有一千五百元以上,此事值得区乡干部警惕。

2. 四乡监军台村村会长不听副区长指示,不给牲口带好料,而将坏料充数,结果该乡牲口没有好料吃,在路上发生卧下的事。

3. 四乡脚户杨万保,在路上“耍死狗”,装病,偷跑回来,乱造谣言说:“死了两个人,鲁区长和一个姓王的,路上没饭吃,骡脊梁都压烂了,店里不能寄粮……”使得城内好多人不安心,区上对这件事注意不够,以后要警惕。

4. 有几家去坏驴,结果驮的少(每驴只驮110多斤),还有四乡监军台村,一家打发驴走时,把笼头都换成坏的(准备驴死所以一切不要了)。二乡乡长的驴子,这次回来离家只有十多里就卧下了,他也不肯派好驴去接(打烂帐,以为驴一定会死,一定不会回来的,所以不接)。

5. 因为驴子驮的太多,有空驴,分给空驴驮了四十五斤,到孙三崾见税局检查,因无票,被没收盐50斤,口袋一条(值洋20元)。


(六)附 注

1. 若每驴能驮150斤盐,按现在盐价每驴保证赚钱100元以上。

2. 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110斤,一乡驴驮130斤是脚夫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150斤。

3. 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好驴,才能更多的赚钱,驴愈坏愈少赚,以至亏本。


(七)经验教训

经验:

1. 城关区这次驮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2.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 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六百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的瞎说。

4.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有工作不负责(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好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的高粱充好料)现象,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5.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关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牲口不但没有损失,而且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1.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检查,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至城关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3头驴,弄的人心惶惶不安。

2.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二站蜢蚱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蜢蚱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之忍耐,困难就可以胜利的克服了。

3.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如这次驮了130斤可赚75元,若驮150斤可赚115元),驴子越坏越赚钱少,甚至亏本,如城关区去了三条驴子(一条坏腰、一头坏腿、一头乏驴),结果没驮盐,每一驴白费165元,连人往返共损失一千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认真的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 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头驴可省50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5.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约值20元,这是不该有的损失。

2023年4月8日星期六

毛泽东主席: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毛泽东主席: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8



    【毛主席在庐山(1959年7月)】


【说明】本文是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主席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选编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
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1]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主席: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主席: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主席: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主席: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主席: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主席: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主席: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2] 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主席: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主席: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主席: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主席: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毛主席: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主席: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主席: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主席: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主席: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主席: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十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主席: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主席: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主席: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主席: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主席: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主席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2] 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八月):“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又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722页)

2023年4月6日星期四

「调研之父 」——毛泽东主席

「调研之父 」——毛泽东主席
作者:王西冀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6


   【油画《毛主席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古田会议纪念馆)】


能称为“父”的,一定和诸多第一联系在一起。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秘书工作的第一人,这是公认的史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在上海(后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上确定毛主席和另一人为大会秘书。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按照组织法成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包括委员长、秘书、会计在内的五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休会期间行使职权。会议选出陈独秀、毛主席、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主席为中央局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机关第一次设置专职秘书,毛主席成为中共秘书第一人。

毛主席一生注重调研,让我们来看看毛主席的调研之行、调研之法、调研之作、调研之理吧。


    【毛主席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也是1927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版的学习教材。】


调研之行

毛主席许多不朽论著和伟大决策,都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早于一大召开即在建党之前,1917年,毛主席对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进行“游学”式的考察。1918年,毛主席和蔡和森一起对浏阳、沅江进行半个多月的考察。这些调查研究,加深了毛主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了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热情。


     【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即一大召开后,毛主席先后4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

1927年初,当时在中央主持农民运动工作的毛主席用32天时间,行程700多千米,实地考察农民运动高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情况。他广泛接触群众和农会、工会、妇女会的干部,召开各类座谈会,取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上反动阶级的无耻谰言,热情地支持和歌颂伟大的农民运动。没有实地调查研究,毛主席便不可能有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具体认识,更不可能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深刻认识。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寻乌调查”是毛主席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

1930年5月,红四军以寻乌红五十团配合攻克寻乌县城后,毛主席利用红四军在赣州第二次分兵的时机,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寻乌开展20多天的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的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内容,对寻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各历史阶段和现实状况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毛主席在寻乌等地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寻乌调查》原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的调研堪称“高潮”。进入1955年的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进程是慢一点还是快一点,有过争论。既要避免被胜利“吓昏了头脑”,也要防止变成“小脚女人”,挫伤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性,毛主席倡导做调查研究。他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等人在收到的1000多篇发展农业合作化材料中选出一部分。农村工作部选了120篇送给他。毛主席关起门来整整看了11天,有些看了好几遍。1955年10月,毛主席亲自编辑成《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发给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代表讨论。根据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和形势发展需要,12月,毛主席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收入121篇材料,写了104条按语,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领袖在位时编辑出版调研专集,实为罕见。

1956年2月,毛主席围绕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进行一个半月的调查,亲自听取中央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苏联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多次修改,写出《论十大关系》一文。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调查研究活动伴随着毛主席一生,无论是系统的还是零星的,无论是成作品的还是供思考用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未停歇,即便是在政务繁忙之时,他也请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到一线调研,把真情实况告诉他。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为让党员领导干部了解新情况,克服本领恐慌,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明确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调研之法

作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实践者、倡导者,毛主席创造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调查、亲身调查、问题调查、重点调查、试点调查。


    【1960年5月,毛主席去河南郑州,在麦田听取村支部书记吴玉山汇报。】


调研之作


在共产党领袖人物中,毛主席的调研作品在数量上无疑是首屈一指的。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农村调研文集》,收录毛泽东从1926年到1933年11月所写的调研文章和调研报告17篇。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主席对农村做过10余个专题调研,只是不少丢失了。他曾痛心地回忆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前言》,1931年2月)

他留存下来的调研报告,比较著名的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
《寻乌调查》(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原题为《调查工作》);
《兴国调查》(1930年10月);
《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
《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
《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最有名的调研之作是《论十大关系》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在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文章不计其数。


     毛主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调研之理

毛主席把调查研究视为胜利之本,一生实践和全力倡导,对调研之理的贡献是最大的。

1929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目主义。”纠正的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调查和研究”的科学概念及提出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方法的重要意义。

同时,在毛主席的大力倡导和率先示范下,调查研究逐渐制度化。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在全党建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做了具体规定,标志我们党调查研究组织系统的确立。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调查认清了中国国情,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和建设道路。领导全党开展全国性调查研究活动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


     【1958年4月30日下午,毛主席到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社实地察看水稻试验田,图为与在棠下劳动的广州市第七中学的学生亲切交谈。】


毛主席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定论,集中体现在六大方面。

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
二是“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

三是“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

四是“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

五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们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

六是“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寻乌调查》,1930年5月);“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农村调查〉序言》,1941年3月);“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

毛主席是历史伟人,有深邃博远的思想,有撼天动地的气魄,有翻天覆地的大略,有高山仰止的风范,有哲思情茂的文笔。这一切,来自他孜孜不倦的学习,来自他不懈奋斗的努力,来自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忠心,来自他对中国这块土地的深情热爱,也来自他一生践行调查研究的养成之功。

综观历史,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毛主席亲身参与和组织领导的调研活动之多,形成调研的成果著述之多,提出的调研理论方法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调研之父”。

2023年4月5日星期三

「真金不怕火炼」——学习黄克诚同志的人格魅力

「真金不怕火炼」——学习黄克诚同志的人格魅力
作者:欧植竹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5



        黄克诚同志


我很崇拜黄克诚同志,不是因为他是我国十位大将中的一位,也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湖南省郴州市人),而是因为他的高贵品德和人格魅力令我特别敬佩和爱戴。

我听说过黄克诚同志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比如1979年国庆节前夕,黄克诚同志的老家——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油麻镇下青村的一位堂弟黄时申,从老家动身去北京去看望他这位堂兄。临走时,乡(后来改为镇)领导委托黄时申给黄克诚同志带去30斤茶油(永兴是产茶油的地方,茶油属一种土特产),表达一点心意。黄克诚却对堂弟带礼物的这种行为,很是反感,直率地进行了批评,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不该带礼物来。你知道吗,请客送礼不利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是一个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正人先正己嘛,怎么能搞不正之风呢!”他的堂弟离京时,黄克诚要他把茶油带回去给乡领导。黄时申感到很为难,悄悄地把茶油留在堂兄家里了。事后黄克诚同志发现了此事,立即要家人按当时的价格折成钱,从邮局汇给了该乡的领导人,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指出“我们做领导的,要廉政勤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端正思想作风,不要搞请客送礼这一套……”。黄克诚同志这则小故事,在我们这里传为了佳话,启发教育了许许多多的干部。

我们郴州流传黄克诚同志的好故事还有一些,这都令我敬佩。但是,最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是他的大度,能够从国家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事物的高贵品质。

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一张1981年4月10日的《解放军报》。这张报纸头版头条刊发了黄克诚同志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在我的记忆中,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对如何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人们的认识是比较混乱的。社会上和党内一些人的态度比较偏激,有人甚至放肆丑化毛主席,诋毁毛泽东思想。而黄克诚同志却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评价毛主席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个根本问题。他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

在文章中,黄克诚同志以浓重的笔墨,深情回忆了在中国革命最危险、关键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郑重指出:“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我知道,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同志这位开国大将,是遭受过冤枉批判,并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总参谋长职务的,以后被“打倒”、批判的时间还很长,吃尽了苦头。即便如此,他却能以大局为重,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写下了如此情真意切、大义凛然,字字句句如黄钟大吕,铿锵有力,发自肺腑,撼人心魄的佳作!

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这对于当时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部人人咒骂黄克诚是“老保守”、“老糊涂”、“愚忠”、“好了疮疤忘了痛”。而黄克诚同志却坚持真理不动摇,“真金不怕火炼”。他说:“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黄克诚大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经过了40多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了黄克诚同志的观点是多么正确,他的思想品德是多么高尚啊!因此,黄克诚同志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我的敬佩、爱戴,我非常崇拜黄克诚同志!


【作者简介】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曾在《瞭望》周刊、《中国青年》《中流》《散文选刊》《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湘江文艺》《文艺生活》《作家天地》《小溪流》《幼芽》等40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0多篇,其中有中篇小说《丁一进城打工的故亊》,小说《一票》《结婚彩礼》《我和方正的故事》《报账》,散文《爸爸为我流泪三次》《警惕“酒军”进攻》《不忘党的哺育恩》《“没用的东西”成长记》,童话寓言《镜子的品格》《蝉的肚子为何是空的?》等约20篇获奖。

毛主席祭奠母亲: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毛主席祭奠母亲: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作者:耿来意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5


          毛主席之母文七妹女士

【毛主席母亲】文七妹(1867-1919),原名文素勤,又名文其美。湖南湘乡棠佳阁人,文天祥后人,待人宽容恭让,节俭勤劳,深得毛主席兄妹及乡人的尊敬。1919年,毛母患淋巴腺炎。在长沙读书的毛主席得知消息,急忙赶回家把母亲接到省城治疗,住在长沙河西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可是由于其他病症并发,毛母还是于1919年10月5日,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葬韶山南岸。


   【毛主席的父母:文七妹与毛贻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唐代诗人孟郊写的一首《游子吟》。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这是毛主席为母亲写的灵联。

慈母情深,母子连心。孟郊的诗写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因此引得千古吟唱。毛主席也是一个吟咏的游子,他为母亲写的灵联也是那样感人肺腑。

毛主席对母亲的爱是至深至切的,母亲对毛主席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


     【1919年春,毛主席(右1)、弟弟毛泽民(左2)、毛泽覃(左1)同母亲文七妹在长沙合影。】

毛主席的母亲文氏夫人——文七妹,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农村妇女,平凡、纯朴而又勤劳、善良。1893年12月26日,毛主席出生,这是母亲生下的第三个儿子,像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经历的命运一样,前两个孩子相继夭折,为了避免这个儿子早夭,母亲在毛主席出世不久便跪拜神佛,拜一块大石头为“干娘”,并为毛泽东取名“石三”,按当地的称呼习惯叫“石三伢子”。

1936年10月,毛主席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常常谈起母亲。斯诺在其著作《毛泽东自传》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中这样记述毛主席的话: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在少年和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

在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中说: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

40年代,毛主席的好友肖三在延安撰写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毛主席跟他说起小时候的经历时说:

“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希望我能好好劳动,发家致富。后来,看到我很聪明,又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管家记账,甚至想遇到打官司的时候,写状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亏。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能听父母的,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亲到哪里去,我总是跟随着她。走亲访友,赶庙会,烧香纸,上贡,拜菩萨,我都跟母亲一块去。母亲信神,我也信神。”

说起母亲,他说:

“我母亲有好的方面,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她勤劳节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得做。”“我母亲在乡下,是位有名的善良妇女。她对亲戚、邻居及乡亲们,都是来往密切,和和睦睦,而且特别关心和体贴穷苦的劳动人民。是遇到灾年,对那些贫困人家给粮、给物、给钱。父亲不同意这么做,她就背着父亲这样做。因此,她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有名的贤良妇女。”

毛主席15岁的时候,母亲就病了,时常在外婆家养病。为了让母亲好起来,深受母亲宗教信仰影响的毛泽东到衡山“朝山进香”,几步一拜地从家乡步行几百里到衡山。1949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里提到了这件事,他说:

“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的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母亲的病成了毛主席的牵挂,但毛主席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报效国家上了,他无法每天每日陪伴在母亲的身边。1916年6月24日,毛主席在致萧子升信中写道:

“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1918年夏,毛主席从长沙给舅舅寄去了为母亲治病的药方。这年,毛主席赴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了助理员的一个职位。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主席返回湖南。4月28日,毛主席在写给七、八舅父母信中说:

“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句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纡〈纾〉廑念。”

夏天,毛主席把母亲接到长沙看病。1919年10月5日,毛主席的母亲病逝,毛主席闻耗从长沙回家奔丧。10月8日,毛主席在母亲的灵位前写下了饱含真情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待报赉。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在守灵期间,毛主席还写下灵联两幅:


  (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母亲的去世,留给毛主席的是难以割舍的心痛。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在故乡湖南韶山冲象鼻山为父母亲扫墓。】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乡,在上屋场的故居,当他看到在堂屋供奉的神龛时,对神龛作了个揖,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在父母的坟前,毛主席鞠躬自语:“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次再来看你们。”他在跟随行的罗瑞卿交谈时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韶山扫墓,在父母墓前鞠躬。】

母亲的信仰和乐善好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主席,形成了毛主席独特的性格和慈悯的心怀。据跟随毛主席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主席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有一次几个警卫干部在毛主席居住的双清别墅打鸟,毛主席知道后下令制止,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毛主席与李银桥拉家常时,听李银桥说他母亲心地善良,待人宽厚,毛主席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毛主席带兵打仗,身经百战,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带过枪。解放后,毛主席的一些亲朋故旧通过写信等方式有所求,毛主席也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帮助,如1950年7月19日,他写给一师时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吴启瑞的回信中说:“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1950年10月11日,他在写给湖南省主席王首道的信中说:“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约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1952年10月2日,他在写给私塾老师毛宇居的信中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新币300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毛主席一幅灵联,写尽了一个慈母的无限关怀和一个儿子的思母之情,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2023年4月4日星期二

86年前的清明节,毛主席为何撰写《祭黄帝陵文》?

86年前的清明节,毛主席为何撰写《祭黄帝陵文》?
综合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4-04



祭祀文化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盗跖篇》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后世要祭祀的第一人,自然非黄帝莫属。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陵,迎来了两拨特殊的祭扫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派代表,共同公祭黄帝陵。这是国共两党自成立以来,首次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共同公祭中华民族祖先黄帝陵。

黄帝陵前,毛主席、朱德委派的林伯渠,以鲜花水果之仪致祭民族始祖轩辕黄陵之墓。同祭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

林伯渠和张继作为两党代表,在公祭仪式上分别宣读了毛主席的《祭黄帝陵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中国共产党的《祭黄帝陵文》是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



次日,毛主席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公开刊登发表。


毛主席为何在此时撰写《祭黄帝陵文》?

其一自是要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决心。从祭文看,除了高度精辟概括轩辕黄帝伟业,毛主席在祭文中追溯了自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北上抗日”,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在抗日前线“备历险夷”,志在“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抗日决心,表现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雄心壮志。

祭文还提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的抗日主张,号召和呼吁“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共商抗日国是,共谋抗日大计,共同抗日救国。

这篇祭文,实际上是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出师表”。正如《新中华报》编辑部所加按语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祭文发表几十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奔向战场,共赴国难。

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参加1937年的公祭以及公开宣读祭文,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日子,呼吁两党团结统一,摒弃前嫌,促进全民抗日。

事实上,毛主席这篇《祭黄帝陵文》成文早于1937年4月。在3月29日毛主席给知名记者范长江的一封信中,附寄了他新的政策主张与这篇《祭黄帝陵文》,并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但由于当时政治原因,这篇祭文终未能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


    【为祭黄帝陵文毛主席给范长江的信】


联络各方人事、表达政治主张,为寻求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铺垫,是毛主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法。除了致信范长江,毛主席还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

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看,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此之前,毛主席也曾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拉近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

1935年12月5日,毛主席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判断,此信出自毛主席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主席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红军东征胜利后,毛主席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主席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主席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主席没有盲目乐观,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此次公祭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日的正确路线。会议结束之日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共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3个师,共45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上述命令的当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一行,从洛川县出发前往黄陵县拜谒了黄帝陵。当朱德一行来到黄帝陵拜谒时,毛主席亲笔手书的《祭黄帝陵文》原稿,还原封不动地陈列在黄帝陵所在的轩辕庙内供案上。于是朱德一行一边仔细阅读毛主席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一边品味领会祭文的深刻内容。任弼时认真品味领会祭文的深刻思想后,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附:《祭黄帝陵文》(全文)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资料选编自“河北党史”“光明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