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 昆仑策研究院 2022-11-26
【编者按】今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冷西同志《忆毛主席》一书。作者该书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华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这次再版，将作者历次修正完整收录。现经作者女儿吴丽元同志授权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意，由昆仑策研究院分篇转载该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本篇为该书的“编后语”和第一部分“（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忆毛主席
———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吴冷西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22年6月第1版
编后语
本书汇集了吴冷西同志所著《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五不怕及其他》、《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
《忆毛主席》这部回忆录，作者原定题目为《毛主席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作者的意图是以办社办报为主线，同时交代历史背景，把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刘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在各个时期对《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指示记录下来。
从1956年开始，作者受党中央指派列席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会议，为中央会议整理记录，参加中央重要文稿起草。他主管的两个新闻单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受中央书记处领导，直接接受中央指示。
毛主席从延安时期起就对新闻工作极为重视。有时还亲自为党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评论和新闻稿。建立新中国后，毛主席说过，“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中央开会，效果有限”，所以中央对《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要求，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工作密切相关。作者这一时期的工作记录，不仅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思路与实践，也从一个角度记录了历史。作者最后将回忆录的题目确定为《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忆毛主席》这部书，作者撰写始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由新华出版社于1995年2月出版。该书出版后经过三次加印。每一次加印，作者都仔细对书中的个别印刷错误及文字进行了修正。我们把作者的历次修正完整收录入本书正文中。
《五不怕及其他》这篇短文，作者撰写于1986年，1987年12月发表在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记录了1957年毛主席派他到《人民日报》任职以及之后对报社工作的历次指导。
《延安十年——毛主席印象记》原是作者回忆录《二十载春秋》中的一章。回忆了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党报《解放日报》和新闻工作的关怀与指导，以及作者在延安这个革命熔炉中，从一个经历简单、向往革命的青年，成长为有坚定马列主义信仰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历程。此文原载于《中华魂》2001年第8—10期。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年2月
【1960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审阅新华社消息稿。左为吴冷西。】
【作者简介】吴冷西（1919.12.14-2002.6.16），广东新会人。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及马列学院学习，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新华社副总编、总编辑。1952年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直至“文革”开始。1978年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82年任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三、四届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一）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初进颐年堂
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上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汽车沿着南海西岸往北开。沿湖灯光水影，很是别致。北京3月，寒冬将尽。我在丰泽园下车时，已感早春在即。
丰泽园是毛泽东主席住处的总称，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清秀而幽雅。丰泽园本身包括颐年堂（会议厅）、菊香书屋（住所）、春藕斋等建筑，始建于清初，通称为“西苑”的一部分，原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在先农坛）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后来才陆续建筑一批又一批的殿堂。我从南面走过一个不大的门廊，进入开阔的庭院。东西两面是厢房和回廊，北面是高大的正堂，这就是颐年堂。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这以前，我作为新华社社长，曾经常参加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泽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党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负责人一般达20多人。西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饭的地方。我先后几次陪斯特朗等美国朋友出席毛主席的便宴就在那里。
颐年堂东边有一小门，通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毛主席来颐年堂开会时，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便到颐年堂的东门。
毛主席主持这次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我党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央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但是，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二十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我们广泛收集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文章，尽到了中央耳目的职责。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说过，新华社汇集这些材料的每日两大本《参考资料》（上午版和下午版），是他们每天必读的。
当我到达颐年堂时，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毛主席在8点左右来到颐年堂。毛主席刚坐下就问我：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分发给哪些同志。我向他报告，已分发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他接着又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小平同志接着谈了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时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对方没有表态。小平同志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会后，我帮助陈伯达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共产党的议论。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小平同志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大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直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个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独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上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主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苏波关系恶化
1956年10月20日上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我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他在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8日曾打电话通知我，要新华社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从这一天起，我布置新华社社长办公室、参考资料编辑部、国际部、对外部一天24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然后译出，打清样送中央领导同志。
20日我得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通知后，马上到参编部去了解当天收到的最新消息，下午3时提前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部分到会外（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我列席。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力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汇报当天上午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时会上议论纷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中央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我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主席。
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个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截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Дa”！“Дa”！迅速退走。
最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20日整夜，我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
从这时起，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主席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常委决定派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于22日前往，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22日晨即乘苏方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总理都同代表团通电话，代表团也来电报告会谈进展情况。每天毛主席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即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这就是我国政府于11月2日发表的声明。
匈牙利事件
然而，无独有偶，国际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正当苏波两党在我党从旁劝说下趋向和解之际，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从10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我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议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境苏军。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召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别电告我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地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当时仍坚持要撤退驻匈境苏军。第二天，11月1日，赫鲁晓夫在送少奇同志去飞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少奇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在我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
11月2日晚，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北京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汇报。我在南苑机场参加迎接代表团后就直奔颐年堂。这次会议同前几次会议的严肃紧张完全不同。整个会议过程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少奇同志首先汇报赫鲁晓夫送他去飞机场路上在汽车上的谈话和上飞机前热烈的欢送场面。然后，他和小平同志着重谈了访苏十天的观感。
少奇同志指出，这十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因代表团长途飞行劳累，毛主席宣布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酝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月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
会上，周总理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总理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娄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毛主席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大家还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交代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要我们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11月10日至15日举行）之后再议。
二中全会期间，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到政治局常委休息室去，毛主席正同常委议论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11月11日），胡乔木也在座。毛主席叫我要新华社把铁托的讲话全文译出来（当时在《参考资料》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告），并要胡乔木和我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大肆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并号召把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从11月2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在毛主席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小平同志，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少奇、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我坐在最左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书桌。一般都是10人左右。这些常委会，朱总司令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林彪那时还不是八大选出的常委，没有参加，1958年5月五中全会增选为常委后，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常委会议。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的常委会议上，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认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对，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两台锣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攻击苏联，共产党内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联帮助匈牙利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发生动摇甚至变节。这些是坏事。但是坏事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点好处。一旦思想混乱得到澄清，动摇分子吸取教训，变节分子离开了党，党的队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大家还认为，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毛主席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主席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这时毛主席以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毛主席最后说，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他交代胡乔木先起草一个提纲给他看看。
毛主席的提纲
过了三天，12月2日晚上，毛主席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举行。毛主席一上来就系统地提出他对整篇文章的设想。他说，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
毛主席又说，胡乔木拟的提纲使他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接着他提出以下要点：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两者性质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办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思想混乱。
毛主席最后说，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全世界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但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后，指定胡乔木和我起草这篇文章，田家英也参加，在12月12日前写出初稿。
会后我们三人先商量好分工，分头各写一部分，然后由胡乔木通篇修改一遍。由于事前议论多时，又有毛主席提示要点，写起来比较容易，终于在12月11日印出了初稿。
集思广益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意见较多，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大家认为，正面论述中对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没有讲清楚，不能给人以鲜明的深刻的印象。会上大家建议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明确概括为几条，作为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共同道路。
对于铁托，大家认为文中多处引用他的普拉演说，然后加以反驳，给人印象不仅太重视了铁托，而且显得我们似乎很被动。毛主席指出，其实我们不过是以铁托演说为由头，批判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谬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当然应当批判，但他的话不宜引用过多。
大家还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比4月间的文章讲得深一些，要分析错误的原因，要进一步讲思想原因，还要讲社会历史原因。
大家也认为，文章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讲得不充分，这一部分应多费些笔墨。少奇同志提出，修正主义者现在大讲“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他们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的。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大家还认为，在加强团结方面，应充分利用苏联10月30日的对外关系宣言，大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关系准则，要展开讲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会上这些意见，比较原则，也比较重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经过四五天的努力，拿出修改稿。
毛主席在12月19日、20日两天的下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有原则性的，也有文字表述的。主要的意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否则就转移了文章的重心，减弱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对于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显得脱离现实，过于“事后诸葛亮”。须知，匈牙利事件是由各种内外因素形成的，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煽动闹事直至策动叛乱。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是无罪的。如果匈牙利党始终坚强，不自乱阵脚，10月23日的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不用请求苏军协助平叛。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派兵。但是，有些重要因素却不是匈牙利党自己可以决定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是匈牙利党指挥不了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总之，对匈牙利事件，只作总的性质论定就行，不必为每一件事情辩论。
第二，关于苏共二十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因此对苏共二十大应有分析。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毛主席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文章要从当今世界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讲起，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反复谈到，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第四，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又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
第五，关于斯大林问题。当前全世界议论纷纭繁杂，但焦点都离不开斯大林问题。对苏联的评价，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文章应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指出他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不少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一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或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确的方面。人杀多了，但对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错在扩大化，错杀了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实行国际主义的，他援助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大量历史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无需掩饰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已自己承认了。在这里，文章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当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作“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这两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得比较详细和深入。根据大家的意见，乔木同志精心设计了修改方案，先按原来的分工分头修改，然后由乔木同志凭他擅长的逻辑思维和词章功力通改一遍。
12月2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修改稿提了一些意见后，认为基本可以，决定提交政治局再加讨论。
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原则性的意见和文字上的意见都在读完一段之后提出来。因为大家都认真斟酌、仔细推敲，意见还是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还相当顽固，一定要继续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各有民族特色，应有自己的具体道路。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证明为错误的做法。毛主席说，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大家又认为，修正主义也不能听任泛滥。他们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结果必然导致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匈牙利事件，不是因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软弱无力，没有肃清反革命势力，也没有能力制止反革命势力挑动群众闹事。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不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本身不对。在这些问题上，要批判修正主义，讲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来，在不少人心目中，社会主义阵营是否以苏联为首，国际共运是否以苏共为中心，都成了疑问。文章中对大国沙文主义要批判，但对苏联为首和苏共为中心应加肯定。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和当前的现实的需要。当然，文章也应说明，“为首”和“中心”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要强调相互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可以稍微点一下有些党的同志对待苏联、苏共不公平。
关于从历史长河的观点来考察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大家指出，在4月间的文章中，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还比较短，比较年轻，前途光明。现在这篇文章还可以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挥，说明国际共运发展中遇到暂时的挫折并不奇怪，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也经过多次复辟而后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在经过不可避免的波折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信心倍增。
毛主席在这两天会议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中，有一段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正式报告中提出来的，我们党一开始就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几次会议上对这一段都没有意见。但毛主席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主席说，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最后原则通过这篇文章，要求我们根据两天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后审定。会议还同意毛主席建议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天会议之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抓紧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乔木家中共同对稿子逐段修改。因为毛主席交代，这篇文章要在今年内发表，把1956年的事作个了结。
常委会议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们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当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9点多了。迎面一阵寒风，倒也觉得凉爽。
（供稿：作者吴冷西同志的女儿吴丽元；来源：昆仑策网【授权】，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