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1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展现了他能动地驾驭战争的非凡才能和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他就以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预测到战争的发展趋势，预先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准备，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在美军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时刻，他不畏强敌，敢于斗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革命气魄，毅然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他科学地分析敌我态势，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对志愿军作战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夺取了五次运动战役的胜利；在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适时制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方针，指导中朝军队边打边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一
毛泽东科学地预测和判断朝鲜战争的发展趋势，未雨绸缪，预先进行战略准备，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科学地进行战争预测，预先进行战略准备，是达成战略目的的重要基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中国古籍《礼记·中庸》的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体现了预先做好战争准备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科学预见和把握战争的发展，体现了战略指导者能动地驾驭战争的思维和能力，是战争指导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科学地预测和判断战争的发展趋势，预先进行战略准备，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悍然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毛泽东高度地关注朝鲜战争的形势，坚决抨击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朝鲜战争初期，毛泽东科学地预测到战争的发展趋势，洞察到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战争将变得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未雨绸缪，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应变的战略措施。毛泽东指示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7月7日、7月10日两次召开军委会议，讨论国防问题，并就组建东北边防军进行部署。7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作为国防机动部队的第13兵团等部队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的任务。
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同时，毛泽东就开始考虑用什么形式帮助朝鲜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局。毛泽东在会上谈到美国出兵朝鲜时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毛泽东强调要做好准备，用志愿军的形式帮助朝鲜。
紧接着，8月5日、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两次致电东北军区领导人，要求东北边防军抓紧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随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第9兵团、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还作出了加强特种兵建设，制定了保卫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防空计划，并开始向北方运送战备物资。
8月下旬，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配置，又决定抽调10万老兵，准备在开战后补充一线作战部队。9月上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以加强边防军的力量。
9月5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他进一步阐明了在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上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弱点，还判断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同时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对朝鲜战争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和战略判断，为最终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保卫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时刻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及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举措，为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迅速出兵朝鲜作战提供了重要保证，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二
毛泽东站在国家安全利益和世界战略形势的高度，审时度势，果敢毅然地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
对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给出了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越过“三八线”。他说：“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1950年9月1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预测和担心的事件终于发生了。美国军队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朝鲜战局发生逆转。
10月1日，南朝鲜军沿东海岸地区越过“三八线”北进，美军发出了要求北朝鲜投降的通牒。当天夜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中国出兵给予军事援助。在这一天，毛泽东还接到了斯大林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区负责人高岗和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派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与美军作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需要进行充分讨论。10月2日、4日、5日，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但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有种种顾虑，认为新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土改”尚未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装备落后等等。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到达北京。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同彭德怀进行谈话，彭德怀表示赞成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提出要彭德怀挂帅出兵援朝时，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在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发言后，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最后达成一致，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挂帅出征。
10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前，毛泽东曾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的复电（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去），表示中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同美国侵略者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并分析了中国出兵朝鲜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可能由于书记处中的多数同志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又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转发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强调了中国出兵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和中国的困难，以探测苏联对此的态度。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
10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还告诉他，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去苏联通报中共中央决策情况和与其详细讨论有关问题。
在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后，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通报朝鲜政府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周恩来和林彪到苏联后，向斯大林提出中国出兵援朝需要苏联提供空中掩护。但斯大林推说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这一情况，显然出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预料。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就此事再次进行讨论。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令志愿军暂停执行出动的命令。10月13日，毛泽东就出兵朝鲜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一天，毛泽东还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上述精神通报给斯大林，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尽快出动，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
10月18日，周恩来回到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10月18日晚21时，毛泽东电令邓华等13兵团领导人：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从10月1日朝鲜政府请求出兵援助，到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兵参战，其间，虽然出现了一些情况，但始终都没有动摇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
从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作出决策的，充分体现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认为，美国侵略朝鲜，不仅关系到朝鲜的存亡，关系到中国的安全，而且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关系到整个东方和世界的反帝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占领，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出兵朝鲜参战，既是维护中国当前和长远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朝鲜和世界和平的需要。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全世界都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证明，毛泽东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政府妄图征服朝鲜并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障了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是在我国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作出的战略抉择。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策：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经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绝大多数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剿匪和肃清反革命的任务还很繁重；二是中国的对手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中国军队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完全没有制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敢不敢与世界上经济、军事强国美国较量，敢不敢冒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风险，这是需要有相当的胆略的。三是中国领导集体内部对于出兵不出兵开始有意见分歧。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经过慎重分析研究，反复全面权衡利弊，分析了“出兵”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最后果敢、毅然地作出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非凡的气魄，体现了他们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品格。对于毛泽东的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彭德怀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三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敌我态势，从朝鲜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对志愿军作战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
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国内战争，它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强大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一个新的战场——朝鲜战场，作战对象、作战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毛泽东分析了朝鲜战局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趋势，强调：“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毛泽东将“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战略指导的基本方针。
（一）毛泽东依据朝鲜战场的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改变原定的作战指导方针
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后仗怎么打，早在志愿军出动前，就进行了认真反复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情况，为了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原来确定志愿军入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第一个阶段进行防御作战。六个月后视情再转入反攻作战。
志愿军入朝后，朝鲜战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军和南朝鲜军改变原东、西对进的计划，而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快速向中朝边境逼进。志愿军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已不可能。
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迅速改变原来的防御作战部署，决定充分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并决定先打南朝鲜军后打美军。
根据毛泽东确定作战方针，志愿军总部发起第一次战役，以一部兵力阻击钳制东线之敌，以主力集中于西线，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至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11月5日，毛泽东在批准结束第一次战役的同时，提出了第二次战役的战场设置和作战方针：“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
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和战场设置，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研究制定了第二次战役东西两线的部署方案，利用敌人轻视志愿军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主动后撤，示弱于敌，将敌人诱至我预定战场，突然发起攻击，先歼其侧翼一路，而后猛然扩张战果。将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志愿军原计划第二次战役胜利后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举行新的反击。毛泽东考虑到美国政府正在提出先停火后谈判，企图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加深敌人营垒中的失败情绪，认为必须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才能休整。按照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和批准的作战部署，彭德怀将志愿军6个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集团，在人民军3个军团的协同下突击进攻，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
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地区，打破了敌人在“三八线”一带玩弄停火的企图，加重了美国当局和“联合国军”的失败情绪，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二）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情况，提出“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指导思想和打小歼灭战的指导方针
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是持久，还是速胜？早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后不久，毛泽东就此作过两种可能估计。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就指出：朝鲜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有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
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听取了志愿军领导人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和回答，他说：“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并指出：“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虽然看到朝鲜战争仍可能是长期的，但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阵营的失败情绪，毛泽东认为如果战争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似乎有了可能。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
不出所料，1951年1月25日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正在进行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完成反攻部署，对中朝联军阵地进行大规模反攻。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进行第四次战役。
此时，志愿军在朝鲜连续几次作战，十分疲劳，得不到休整和兵力补充。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刚刚转入休整，敌人马上进行反扑。这时，如何解决志愿军的休整和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于2月7日开始拟制志愿军轮番作战的计划，即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的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2月9日，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央军委拟制的志愿军轮番作战计划。
为了能让毛泽东更好地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 2月21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场的情况，特别提出志愿军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说明从敌我现实情况分析，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听后经过认真思考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彭德怀感到，毛泽东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机动而明确的方针。
彭德怀回到朝鲜战场时，敌军仍在猛烈进攻，第四次战役还在进行中。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经毛泽东批准，4月22日，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战役双方参战兵力总和在百万左右，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志愿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机动性强。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但其被围部队大部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跑掉，中朝军队歼敌不多，至多消灭一个营。
上述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对美英军在几个月内打小歼灭战的思想。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至多两个营，也就够了”。强调：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5月27日，毛泽东在听取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汇报后，又重申了打小歼灭战的方针，指出：志愿军总的打法应采取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毛泽东关于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是根据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特点和志愿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五次运动作战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是毛泽东打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四
毛泽东在朝鲜战场出现相持局面时，及时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指导中朝军队边打边谈，最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整个战场呈现了相持局面，战争明显地转向长期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当局因在战场上遭到失败而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作出了愿意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
在美国当局作出愿意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后，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地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做好各方面的准备。1951年6月3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与他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商谈了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毛泽东同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长期持久的打算，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根据新的战略形势，6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在军事上确立“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志愿军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朝鲜战场出现了军事斗争同谈判斗争交织在一起，军事斗争同谈判斗争相结合的特点。
毛泽东在此期间，一面指导停战谈判斗争，一面对军事斗争进行战略指导，以军事斗争配合停战谈判斗争。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不久，美国方面以所谓“谋求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到朝中阵地后方，遭到驳斥拒绝后，美军以武力相威胁，并发动了夏秋季攻势。志愿军举行战术反击，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10月25日美军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
谈判中，美军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这些岛屿，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发起攻岛作战，收复了这些岛屿，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
朝鲜停战谈判进入遣返战俘问题谈判后，美方一再坚持其所谓的“自愿遣返”的原则，以达到其强迫扣留中朝方被俘人员的目的。1952年10月8日，朝中方代表为推进谈判，提出一个新的遣返战俘方案，但美方依然蛮横无理地拒绝加以讨论，并公然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美军为配合停战谈判，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从10月14日开始，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志愿军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即有名的上甘岭战役，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
1953年4月中旬，毛泽东向志愿军领导人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志愿军于5月发起了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国基本接受朝中方关于战俘的方案。
1953年6月8日，停战谈判就关于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协定的细节工作。但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拒绝停战协议，还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
毛泽东得知李承晚集团破坏战俘遣返事件发生后，果断地作出了推迟签字，决定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6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于7月13日向金城方向南朝鲜守军发起进攻战役。金城战役一直打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敌5.3万余人，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朝鲜战争历时两年零9个月，停战谈判持续两年之久。其时间之长，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即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的指导方针的正确。持久作战和停战谈判，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打和谈，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斗争是谈判斗争的前提和后盾，以打促谈，只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才能造成谈判的局面，军事斗争的胜利才能争取停战的实现。谈判斗争也是解决朝鲜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谈判中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敢战方能言和，只有立足于军事斗争，以军事斗争促进谈判斗争，才能实现有利条件下的停战。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不仅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且在现代化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成为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科学地预测和正确判断战争发展趋势，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思想；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审时度势，果敢、毅然作出战略决策的革命胆略和气魄；根据战场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作战方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战指导原则；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立足于打，争取和，以打促谈的斗争艺术等军事战略思想，对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作者系军史专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CNR国防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