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04
罗霄山脉西麓的云阳山
89年前，一支队伍攻打长沙受阻后，不经向上级“请示”，一名来自湖南韶山的年轻人“擅自”带领1500余人残部从浏阳文家市出发，一路向南，奔向湘赣边界的莽莽罗霄山脉……
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危险接踵而至，经过几次遭遇战，部队最后只余下700余人，恐惧与失望的情绪在部队弥漫，又有一些人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三个月后，这支死里逃生的队伍，在茶陵一个叫湖口的地方，再一次经历了生死考验,星星之火差一点就此湮灭。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险被重新改写。
终于，在艰难曲折中，在白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地方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奇迹，几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府。自从后，茶陵成为了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全国的胜利。
回望历史，罗霄山脉依然连绵伸向远方。我们带着无数的疑问，又走进了这片热血的土地--茶陵。
茶陵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
“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的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这是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篇《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所写的文字。
对于茶陵，对于中国革命，这位好奇敏锐的西方记者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了极大的探求愿望。在他去陕北探访延安之前，茶陵，对他来说，是一个未解的谜。
茶陵，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麓，古因陵谷多生茶茗而称“茶乡”，后因“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茶陵。”茶陵是湘赣粤交通线上的要津，有“三路襟喉”之称，历来为“军重控扼”之地，是湖南的东大门。
在云阳山脚下的洣水河畔，就是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所在地，此前，是古州衙所在地。在正厅，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与锤头镰刀的旗帜，两边排列着长枪、梭标等“武器”，穿梭期间，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时工农兵政府打破了旧机制，成立了财政部、青工部、妇女部、民政部4个部门，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制，同时在县、区、乡设立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将县、区、乡各级工农兵政府作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这一模式后来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所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这也就是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初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践源流。茶陵，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建政之源。
2007年复建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举措，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受压迫、受奴役的工农群众搬上了历史舞台，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劳苦大众一直是社会的“下品”，不入“正史”，老百姓无权参与政治决策，今天翻身作了主人。
1927年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通过农民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出了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同时选举谭震林担任政府主席。
随后，毛泽东在总结了建设茶陵红色政权的经验后，又相继湘赣边界的遂川、宁冈、永新、酃县(炎陵)、莲花等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星星之火迅速向周围500里范围的20多个县蔓延。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红色政权理论重大实践，是中国红色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一个起点。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一个红色政权县的建立，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茶陵?这里有必要对茶陵的历史作一下简单的回顾：
苛政猛于虎，茶陵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远古时期，炎帝在此制耒耜、尝百草，教民耕种，始兴稼穑。自古以来，茶陵农商发达，物产丰硕。但在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社会中，茶陵人民却不曾因“地广物丰”而享受到富足。相反，由于封建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倾轧，导致茶陵战乱不断，课赋暴烈。茶陵人民承受的苛征、压迫之重，是相当罕见的。
据《茶陵州志》记载，元朝末年，陈汉帝国陈友谅据湖广赣之地。公元1364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前夕，陈友谅饬令茶陵县吏押送米粮4万6千担陆运至江西吉安下河，顺赣江入鄱阳湖，以充军粮。没想到，这一举动被朱元璋发现，于是怀恨在心。朱元璋统一天下后，钦定茶陵田赋以重科，额定茶陵岁征大米46862.9石，比元末加赋三分之一。至明万历年间，茶陵田赋更甚，每亩的课征，比平原黑壤之长沙重4成，比安化、攸县重5至6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在近600年间，茶陵人民受课征之酷可见一斑。
因为以上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茶陵的地主阶级往往又将这些重赋通过提高地租等手段，转嫁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身上，加剧了农民破产，更加速了土地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指出：“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60%以上集中在地主手里，40以下集中在农民手里……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今炎陵)两县均有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当时，茶陵地主人口仅占全县人口5%，而占有了70%以上的土地，土地兼并程度之高实为罕见。在茶陵上严塘有个叫陈济吾的地主，占有农田3600亩，茶、松、杉山2万亩;河坞地主周松甫，占有农田800余亩，拥有茶山“九陇十八坳”，房屋70余间，宅第如云。
在茶陵，地主为了最大限度地盘剥农民，除了通过地租、雇工、放高利贷给农民，还有“五租”、“三酒”。所谓“五租”，其实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地后，逢年过节要向地主“进贡”柴、草、油、鸡、鱼等，“三酒”就是春耕前要请地主喝春酒、打谷前要请地主吃看禾酒，打谷后还要请地主吃新谷酒。此外，还要“义务”为地主抬轿、跑腿、挑脚等。在地主的眼里，他就是农民的“救世主”与“太上皇”，是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威。
在层层压迫之下，农民完租之外，所剩无几，一遇荒年，照样一文不少要向地主交租，交租不上就会被地主棍棒撵出乡外，流浪、乞讨、被迫卖儿卖女……在茶陵民间，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这样一首民谣：
清早煮“椽皮”(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稀粥)，荒年向天要：仙果(野果)观音泥(呈白色的土，吃了腹胀便结)。
茶陵籍将军曾敬凡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自己的身世，其父曾观寿因家贫被生父卖给了当地一豪绅地主做儿子，在曾敬凡出生的第二年，地主(养祖父)无情地将他全家赶出了家门，一家人四处流浪，靠打短工度日。在曾敬凡7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他在回记录中这样写道：
“大约是我七岁的那年吧，我贫穷的父母带我去看有钱的祖父。吃饭时，我那狠心的祖父在桌子上大吃大喝，望都不望我一眼。我知道要他给我一星半点肉屑子吃那是妄想。可那时只能在梦中吃肉的我，却又忍不住弯下腰准备到桌子低下去捡一块肉骨头，就在我刚要捡那块已经被吃过的肉骨头时，我祖父，那狠心的家伙，竟咬着牙，瞪着眼，狠狠地一脚，把我从桌子底下一下踢到了房门外。有钱人的心真是狠啊! 我把眼泪吞进肚里，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 ”
这，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心中怀着巨大的阶级仇恨，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茫茫的黑暗世界，何去何从，才是生的希望?
1927,白色恐怖下的茶陵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苛征不绝，茶陵百姓生活进一步恶化。地主豪绅也趁机以“保境安民”的名义，组织起自己的地主武装--团防局。据茶陵地方志记载，1922年，茶陵全县有40个团防局，局长全由有势力的豪绅担任，他们以购枪款、团丁饷等名义，向民众横征暴敛，这样，除了“田租”，茶陵人民还要承受大小军阀与地主武装的各种“征税。”民众遭受到的这种惨烈程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1924年，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其中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在此背景下，长期受压迫与奴役的茶陵人民开始觉悟了，全县80%的区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减息、退押抽田等斗争。同时，成立的农民自卫军，用于对付地主武装团防局。茶陵农民自卫军拥有枪支300支，是井岗山边界县枪支数量与人数最多的一支农民武装。至1927年4月，茶陵全县28万人，竟有25万人加入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地主豪绅实行制裁，农民运动动摇了地主阶级的根基。
但这样的状况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几个月时间，茶陵人民被再次打入“谷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紧接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省农民协会、总工会等组织悉遭捣毁，数百名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茶陵人民的噩梦也由此开始，6月初开始，驻防湘东的国民党35军何健及其鹰犬罗定，在茶陵开始了血腥捕杀。成百上千的农运骨干与革命群众被赶、被捕、被杀。受到农运打击的豪绅地主此刻也摇身一变，恢复了原形，他们自己的地主武装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镇压，广大工农群众再次沦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茶陵人民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在这非常的时刻，谁又能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
“一打”茶陵后，毛泽东有了“经营茶陵”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部700余人在江西永新实行“三湾改编”后，1927年10月7日进驻宁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仅仅半个月后，坚定的毛泽东决定向“白色恐怖”的局面发出挑战，这一次，他选择了斗争最为惨烈的茶陵。
10月21日上午，前委委员、团党代表宛希先率部经安仁攻打茶陵。
“宛希先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优秀党员，足智多谋，他派一个班在攸县和酃县交叉路口警戒，自己率部化装成国民党，从西门大摇大摆进城，守城的县警察以为遇上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向他们举手致敬。”尹烈承30年多来一直从事茶陵党史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此次攻打茶陵，主要目的是为了营救80余名在押待毙的农运骨干，挽救革命火种，同时震慑敌人，扩大政治影响，鼓舞革命群众。
宛希先率部进城后，出其不意下了警察枪械，工农革命军砸开监狱救出了李炳荣等农运骨干。县署官吏、地主豪绅闻讯惊慌失措，望风而逃，县长钻到茅坑躲起来才保住性命。
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以“团长郭亮”的名义在茶陵城张贴革命标语，这，是一个很有策略的宣传手段。在“马日事变”前，郭亮是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湖南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并未任工农革命军的的团长，毛泽东为了以此影响群众，所以打出了“郭亮”的名号。
“国民党宣称共产党以斩尽杀绝，致使茶陵民众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郭亮’这个名字的出现，对反革命来说，是一个‘晴空’霹雳。”尹烈承说，人民群众立即辩认出了这是共产党的队伍，知道共产党还在。被四处追捕的共产党人谭震林，由攸县潜入茶陵后，藏在徐文元书纸店当工人，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确信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一打茶陵”后，宛希先率部当天就撤出茶陵城。回到井冈山后，宛希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攻打茶陵的情况，同时对茶陵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不久，被营救出来的李炳荣受茶陵游击队的委派上井冈山，要请“郭亮”、宛希先再派部队去茶陵，组织更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那时的李炳荣还不知道毛泽东以郭亮的名义攻打茶陵的用意，宛希先向他解释后，李炳荣当面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茶陵的革命斗争形势与茶陵人民的生活生产等情况，这让毛泽东对茶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萌发了“经营茶陵”的思想。
茶陵、永新是井冈六县中的大县，人口多，地域广，经济实力强，而这两县中，又以茶陵为最。茶陵70%的土地在地主手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群众向往革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茶陵地方游击队长期活跃在茶陵、安仁、酃县交界一带的潭湾山区，是一支坚定的革命力量;除此外，经过农民运动的洗礼，茶陵人民政治觉悟高，牺牲精神强。这些因素，是毛泽东决定在茶陵首先建立地方红色政权的原因。
后来，受湖南省委委派去井冈山了解情况的杜修经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同时向茶陵、永新发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了。”茶陵是井冈山西部的屏障，“经营茶陵”建立根据地，对巩固井山冈大本营甚为关键。
“一打茶陵”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再次攻打茶陵，以便长期经营。11月18日，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部从宁冈大陇沿沔水后沿洣水到达茶陵县城。县城守卫空虚，无敌正规军，仅有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部队。在茶陵游击队的协助下，革命军所向披靡，敌人不敌，望风而逃。
茶陵城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之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毛泽东“经营茶陵”的思想，实现了第一步。
老百姓质疑：这是我们的部队吗?
让老百姓没有想到的是，陈皓进城后，沿袭的依然是国民党那套搞法，不仅照旧纳税完粮，还帮助地主豪绅欺压百姓。陈皓等凭借手中军政大权，吃喝嫖赌，大肆敛财。老百姓质疑：这是我们自己人的部队吗?
参与攻打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是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也就是说，这个团是毛泽东的“全部家当”，而这个团的绝大部分兵力，现在就在茶陵县城由陈皓掌控。
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建、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这4名军事要职人员均是黄埔军校出身。而实际上，他们对毛泽东“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制度不屑一顾，反对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反感在山区打游击。攻进茶陵城后，迅速腐化堕落。所需经费不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而是向中小工商业者进行摊派，部队也不做御敌准备，每天停留在“三操两讲两点名”上。陈皓喜欢打麻将，每日吃“包餐”，由餐馆老板送到“府上。”
有一次，中瑶乡农民捉住了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押送至“县人民委员会”(陈皓组织成立的所谓的“县人民委员会”)，不料，醉醺醺的陈皓看到后，勃然大怒，喝斥农民不讲规矩，不成体统，斥责战士把门不严，强迫农民退下台阶，听候旧政府留下的老衙役“打鼓升堂。”
陈皓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民愤，也让党代表宛希先感觉到事态严重，他写信向毛泽东如实地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对陈皓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指示要保护好商店、邮局、学校、医院，保护好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不能对其进行摊派，打土豪不能损害富农及一些小地主利益，以团结大多数。此外，毛泽东要求即刻成立工农兵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制度，各级政府是工农兵代表大会集体决策后的“执行机构。”
在艰难曲折中成立的红色政权
1927年11月28日，在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10天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旧社会，政府是一级权利机关，决策都由“政府”单方面发布、施行。现在，政府成了“执行机关”，最高权利机关则是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工农兵代表集体决策后，交给政府执行，人民群众可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了。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让生活在低层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茶陵籍将军曾敬凡在回忆中写道：“那时，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农民家庭，又有什么想头和盼头啊! 直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派红军攻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政府，我们家才有了出头之日。那时全县从城镇到乡村都沸腾了……”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油画)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地主豪强实行制裁，打土豪分田地。
随即茶陵第一个区级工农兵政权在马江成立，尔后短短几天内，湖口、界首、舲舫、下东、腰陂10多个乡建立了区、乡工农兵政府与农民协会。同时，工人成立了纠察队，农民成立了赤卫队，妇代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组织都相继建立或恢复，革命浪潮再次席卷茶陵。
茶陵革命行动三湘震动，国民党惊慌失措，惊呼：“暴徒侦茶县无备，乘机窜城，致使仓卒不能抵御，糜烂全城……损失赋税8900之巨。”国民党方面最关心的，还是损失了老百姓要交纳的“赋税。”
地主豪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工农兵政府成立半个月后，茶陵豪绅谭省吾纠集地主武装200多人前来攻城，被工农革命军、纠察队、赤卫队一举击溃。尔后又有几次骚扰，都无功而返。
12月26日，蒋介石调集国民党第八军、第十三军，卵翼湘东几个县的挨户团，倾巢而出，分别从攸县、桂东方向扑向茶陵。工农革命军与茶陵游击队、赤卫队、纠察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茶陵县城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为革命军烧水做饭，自发上前线抬担架，救伤员。尧水、腰陂、马江等地的革命群众也纷纷赶来助阵，战斗异常激烈。
战斗从清晨打到晚上，因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工农革命军决定撤出茶陵城。为掩护主力红军撤退，茶陵人民在周边山头阵前竖起红旗，燃放鞭炮麻痹敌人，主力红军则悄悄撒出了茶陵城。
湖口挽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肃反”
但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团长陈皓却早已决定叛变投敌。在战斗发起前，为蒙蔽党代表宛希先，陈皓以“与敌绝一死战”为由，下令拆除了向东通往井冈山上的浮桥，部队被迫向南撤退，陈皓的目的，是要投奔驻湘南的国民党新编十三军方鼎英。
陈皓本来革命意志淡泊，受到毛泽东批评后，更心生怨恨，便与几名部下“黄埔同仁”密谋叛变投敌。他指派副团长韩昌剑带着密信去湘南联络方鼎英，可戏剧性的是，韩昌剑到湘南寻方鼎英无果，转回宁冈落脚时，遇上了毛泽覃，惊慌之下事情败落，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大惊，不顾腿伤，带着一班战士匆忙下山堵截追赶。
1927年12月27日，陈皓率部先于毛泽东到达茶陵南部的湖口。在这里，往东即到井冈山宁冈，往南是湘南桂东方向。向东还是向南，以宛希先、陈韶、谭震林为首的党政干部与陈皓反生了激烈的争执。
“宛希先坚持向东上井冈山，陈皓一伙坚决要向南，这样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茶陵游击队李炳荣也坚决反对部队往南，一怒之下，他带着20多名游击队员跑到东西岭打游击去了。”尹烈承介绍说，最后，陈皓以“违令者斩”为胁迫，下了宛希先的枪，并将他们绑了起来，强行将部队往南拉。
部队缓慢向南移动，战士们也议论纷纷，不明白陈皓要将部队带到哪里。到达湖口南面的浣溪时，正好这时毛泽东也带队赶到了湖口，毛泽东派人追赶急令返回湖口宿营。
“如果再晚十几分钟，也许，中国的红色历史可能会被重新改写，星星之火也有可能就此湮灭。”尹烈承感叹地说。
而在湖口，老百姓说，还应当感谢湖口的“狗肉。”当时，宛希先为拖延时间，知道陈皓喜欢吃狗肉，特地安排老乡做了一顿狗肉，部队吃了中饭才走，为毛泽东赢得了时间。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湖口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宛希先、张子清揭露了陈皓一伙企图叛变投敌的阴谋，当即将陈皓、徐庶、黄子吉看押了起来(后在宁冈处决)。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湖口挽澜”，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内、军内的肃反，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向广大的劳苦大众表明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这支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在湖口挽救了初创中的工农红军(油画)
湖口“稻田”会议，井冈山第一次公开的军民大会
在湖口， 除了毛泽东，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妇孺皆知，那就是“陈皓。”虽然湖口挽澜事件过去了将近快一个世纪，但随意走进哪户农家，陈皓这个名字，都能随口而出。
“陈皓啊，那是个大叛徒!”湖口村的廖德发今年已73岁，湖口挽澜事件发生时，他还没有出生，这些事，是听他的叔爷爷讲的。
“我小爷(叔爷)经常讲起这些事，尽是个劲(卖力、得意的样子)，他就关在王其生屋里……”
“陈皓被抓后，就关在我家后院。”今年81岁的王其生二女儿王三妹证实，这件事也是她的母亲后来告诉她的。她说，没过多久，国民党部队从湘南那边杀回来，将她奶奶杀了，还烧毁了院子。
“湖口挽澜”旧址
湖口挽澜旧址就在湖口镇集市上一处民居旁，虽然已是一片废墟，但在村民的心中，这里一直是“神圣之地”，所以，左邻右舍自觉地保留了王其生的宅基地，丝毫无“越界”之意。据说，当时，王其生家是周边有名的大地主，但比较开明，由于这一事件，为红军提供了落脚场所，让村民觉得他也算一个“功臣。”
第二天(1927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口墟东则的一块稻田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军民大会，这也是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性的军民大会，会议内容除了批判陈皓，更着重向人民群众阐释了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服务谁、打击谁的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一件“新鲜事。”在茶陵百姓的概念里，陈皓是茶陵最大的“官”，大家正对这个“大官”充满质疑与不满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就被“服法”了。大家都很好奇，共产党的军队果真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吗?
就是在这次军民大会上，老百姓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毛泽东，他们朴素地称毛泽东为“毛司令。”老红军战士胡庚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军民大会的“盛况。”当时，他仅有6岁，被父亲带去了现场。他这样写道：
“突然，人们都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回过头去，望着村口，原来是几个红军陪着一个身材高大、步伐稳健的中年人走进坪里来了……他一来，就用温和的目光
望了望大家，满面春风地向老乡问好，说红军路过这里惊动了大家，一下就把大家给逗乐了……!”
毛泽东一出场就与旧式军阀的作风截然相反，一下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接着，毛泽东反复向群众解释红军与国民党白军的本质区别，强调红军是专门保护穷人，为老百姓服务，要打倒地主官僚的部队。
“他非常熟悉我们的情况，讲我们种地主的田要请保人、交押金、订条款、写佃字，过年要请春酒，过端午要送端午礼，过重阳要交重阳鸡……为什么地主豪绅肩不挑，手不提，一不种田，二不织布，却总是谷满仓，衣满箱，喝酒吃肉，穿绸着缎;穷人为什么一年累到头，一生忙到死，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毛泽东的讲话，给老百姓带来从没有过的震撼与思考，他用“我们”这个词说出了穷人要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军队，成立自己的政府才是唯一出路。
“忽然那个高大慈祥的人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来了，他见我父亲穿着那样褴褛，就问我父亲姓名，又问了我们家境，态度非常诚恳。”
后来，毛泽东从身上脱下了棉袄送给胡庚生的父亲御寒，这次会面，在年幼的胡庚生心里扎下了根。三年后，胡庚生奉“父亲之命”参加了红军。
这次军民大会的影响是空前的，从红色政权建立到坚决处理陈皓事件，老百姓才彻底真正认识了红军，相信了红军就是“自己的”军队，认识到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茶陵籍将军谭家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潜回茶陵时(指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不想干革命了，听了毛委员这段话，觉得革命有奔头，在湖口跟毛委员上井冈山了!”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群众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数百名群众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毛泽东酌情选定了200多人，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其中25名茶陵籍的共和国将军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走上井冈山的。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建的第一支游击队---茶陵游击队
早在收秋起义前，茶陵风起云涌的革命行动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处于罗霄山脉下的茶陵，在地理位置与革命环境上，正好契合了他“上山”的思想。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建的第一支游击队--茶陵游击队诞生了。
从1927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10多年间，茶陵游击队活跃在湘赣边界，令敌人闻风丧胆。茶陵游击队由小到大，不仅成为了地方上一支打不跨、剿不灭的革命力量，还为主力红军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军事骨干，是井冈山重要的兵力来源。茶陵游击队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种子部队。
在大革命农运时期，以李炳荣、尹子斌等为代表的农民协会、赤卫军组织是茶陵游击队的基础。但在“马日事变”后，党失去了对这些组织的领导。1927年8月初，一名年轻的外乡人悄悄潜入到茶陵，他就是毛泽东的儿时伙伴、亲密战友谭天民，受毛泽东的委派，谭天民此次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组建茶陵游击队。随后，在省城求学的陈韶、谭趋新、袁肇鸿也悄然回县，与潜伏在民间的共产党人谭思聪、谭普祥、胡香美等人成立了茶陵游击队，组织了几十名游击队员，挺进茶陵、安仁、酃县交界的潭湾地区，以此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茶陵游击队的成立，打开了党领导茶陵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严塘、潞水、浣溪等地革命群众纷纷加入游击队伍，游击斗争在茶陵呈星火燎原之势。
“湖口挽澜”事件后，毛泽东挑选了200多名茶陵游击队员上冈井山，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初期重要的军事骨干。“将茶陵先发展起来，经营茶陵”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仅仅两个月后，毛泽东又派谭思聪、谭家述、谭趋新、谭震林率领80名茶陵籍战士重新回到茶陵，再次组建茶陵游击队，开辟根据地，重新组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第二次亲自组建茶陵游击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茶陵游击队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再次发挥重大作用。1928年4月，为促成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茶陵游击队与朱德部首先会合，一举攻下茶陵城，朱德部顺利通过茶陵经酃县到达井冈山;同年5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茶陵游击队移驻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安营扎寨，与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并肩作战，使九陇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个军事根据地。
1929年1月，茶陵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与湘赣两省敌军展开游击战，支援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当敌军围困九陇山时，茶陵游击队率先突围，打破了敌人对九陇山的“会剿”，对掩护红军主力转战赣南和坚持井冈山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10月，茶陵游击队大部编入湘东独立师。谭家述后来说：“茶陵游击队就是在艰难残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一直发展成为红军二方面军第六军团。”1934年7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部队率先西征。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对湘赣边界的游击队伍进行了疯狂围剿，湘赣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缺粮少药，人员离散，溃不成军。1935年5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变节投敌，向国民党呈报“共党崩溃情形与铲共计划”，这一叛变行为险些让湘赣地区游击队遭受灭顶之灾。
同年7月，茶陵共产党人谭余保避开国民党层层追捕，聚集40多名革命者，在莲花县境内召开了湘赣三年游击战争史上具有从溃败向稳步发展方向转折意义的会议--棋盘山会议，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与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领导湘赣地区游击战争。
以茶陵、攸县、莲花三县边界为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以消灭敌人、筹集供养，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宗旨，根据残酷的现实情况，湘赣临时省委采取了“远攻近交、化整为零和聚零为整相结合”的策略进行游击斗争，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土地，建立“白皮红心”政权，这些政策的施行，让湘赣各区的游击队伍迅速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10月2日，为抗击日寇，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统一国民政府指挥之下。10月中旬，陈毅带着项英亲笔信，几经曲折来到湘赣边界被游击队重新收复的九陇山根据地，但是没想到他一来就被老战友谭余保绑了，谭余保不相信国共会实现合作，认为陈毅是叛徒，说到激动处甚至“用烟管敲打陈毅的脑壳。”为查明真相，谭余保派人赴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查证后，才将陈毅松绑认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后直夸谭余保“粗中有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湘赣边界游击战争之残酷程度。
致敬，茶陵!
在那些激荡的岁月里，在国民党“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白色恐怖下，20多万茶陵人民没有被吓倒，毅然选择抗争到底，不惜流血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茶陵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5300多人，为革命牺牲有近6万人，有很多革命烈士革命群众，没有留下姓名，消失在罗霄山脉的深处，融入了这片深沉的土地。
在茶陵，每到一处，都会有乡亲们说起那个年代的故事。在湖口镇的厂江村，主力红军撤退后，有一个叫刘四妹的交通员，在给游击队员送饭的过程中，被国民党匪军抓住，一连拷打了五天，一无所获，国民党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她杀害;在浣溪，村里有一名哑巴给红军带过一次路，被国民党知晓后，抓住他用枪抵着他的脑门要他带路，哑巴宁死不从，最后国民党将他活埋。村里人说，哑巴即将被埋时，突然双手从土中倔强地举起……;在秩堂与永新交界的大山里，为了掩护一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一户姓张的人家，直到被国民党活活打死，也一口咬定他是自己的儿子……
相比于湘赣边界其它县，茶陵的革命斗争显得更为残酷与激烈，仅茶陵县城就反复攻打过7次，茶陵是属于红军与白军反复“拉锯”的地区，相对与敌赣军来说，敌“湘军”更显凶悍。但即便如此，茶陵苏区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民国20年即1931年，民国政府《茶陵县行政概要》中记载：“县境因赤匪猖獗，匪化区域占四分之三……”1931年茶陵苏区的面积就占到了全县四分之三的面积，在苏区范围内土地被平均分配。
茶陵人民无畏的革命精神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称赞”茶陵牛，会打仗!”1932年，中共湘赣省委在湘赣边区20个县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革命竞赛运动”，竞赛内容为“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反帝运动等8大项。在竞赛期间，正值国民党军刘建绪在茶陵进行“清剿”，在此种严峻、“不利”的条件下，茶陵居然在此次革命竞赛中取得了综合分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湘赣省模范县。”
除了源源不断向井冈山输送兵源，补充革命血液,茶陵还是井岗山重要军事情报与物质来源的主要地区，是井冈山的大后方。在红军最艰苦的时期，茶陵人民“宁可自己喝粥，也要让红军吃大米”，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秘密交通线上，将红军所需的西药、洋(煤)油、电池、黄铜、洋硝等战略物质与粮食送上井冈山。茶陵秘密交通线主要分东西两线，东线经茶陵大亚山、七里船到达江西九陇山地区，西线经湖口到达宁冈地区。
在白色恐怖下，茶陵人民打破国民党一次次围剿与封锁，任凭血雨腥风也割不断与红军的骨肉联系，大胆宣称：“喝米酒敢称王。”这是流行在茶陵地区的一首民谣：
红米饭，南瓜汤，干野菜也当粮，做一生红军好，扛一回汉阳枪。
茶陵人，狗肉香，喝米酒敢称王，隐一方乾坤大，喝一杯上井冈。
回望罗霄，昨天不曾远去……
致敬，茶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