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1]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我們陝北公學主要的任務是培養抗日先鋒隊的任務。當著這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爭迅速地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練的先鋒隊來開闢道路。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們是不謀私利的，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們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嚮導的作用。目前的戰局只是單純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廣大的人民參加，這是絕對沒有最後勝利的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的廣大的先鋒隊要趕緊組織起來。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要為完成這一任務而苦戰到底。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著，反抗著，正如陝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裏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陝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裏有真理，講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鋒分子的場所。　　
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鬥爭。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託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們為了永久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長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使後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參加鬥爭的，後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德國的考茨基、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就是明顯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並把同志拿出去獻給敵人作為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做鬥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下的文學青年，教他們堅決鬥爭，打先鋒，開闢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裏，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這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文藝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根據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指魯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24歲的毛澤東主席首次指揮作戰記

1917年11月，桂軍大敗湘軍，長沙成了無政府世界。時24歲的毛澤東主席正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大學。爲了保住長沙，保住學校，毛澤東主席指揮學生兵護校護城，首次展示了他不同凡響的軍事才能。
毛澤東主席是舉世公認的大軍事家。在世界十大著名的軍事家中，僅中國人就有兩位：一位是2500多年前的孫子，一位是毛澤東主席。遍覽世界軍事史，我們發現：偉大的軍事統帥極少同時又是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他們中，要麼是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和指揮者，如凱撒、拿破崙等；要麼則很少指揮過戰爭，如孫子等。
但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偉大的軍事統帥，同時還是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和理論家。而真正能夠達到歷代軍事家所追求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理想境界者，則唯有毛澤東主席了！
毛澤東主席並非天生的軍事家。他在軍事上所顯露出的獨特才能，主要來自後天的鑽研與實踐。但早在學生時代，毛澤東主席在其平生所組織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中即顯示出了非凡的膽略、謀略和統帥才能，不能不說其內在的素質中包含有某些軍事上的「天賦」成分。
毛澤東主席曾長期立志求學，但受標榜「經世致用」的湘學影響，及同情勞苦大衆、決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生目標，使其在鬥爭風暴襲來時不可能與兵事無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22日，湖南宣佈獨立和光復。少年毛澤東主席認爲，要徹底埋葬清王朝尚需更多力量，於是他毅然投筆從戎，成爲新軍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團第一營左隊的一名士兵。這是毛澤東主席軍事生涯的開始，那年他還不滿18歲。
當然，此時的毛澤東主席並沒想到日後會指揮千軍萬馬，他所在的新軍也不曾參加戰鬥，但在軍營中，他認真聽課、操練，打下了作爲一名軍人最起碼的操課訓練基礎。日後回憶起這段時光，他曾自豪地說：辛亥革命時背過幾天槍，什麼立正、稍息、托槍還相當可以，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凡名將必起自伍卒」。早年的士兵生活實踐，無疑爲毛澤東主席後來從事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便被袁世凱竊取了。「南北議和」後，毛澤東主席認爲革命既不存在，從軍便失去了意義，於是決定再度求學，以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這年春天，毛澤東主席婉拒了戰友們的挽留，解甲而去，重新踏進校門。但半年多的新軍生涯，卻使毛澤東主席對軍隊在中國革命和救國救民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了切身認識和感受。求學期間，他充分運用他所積累的軍事素質，在同反動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15年初，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爲取悅於日本政府，欲全盤接受。毛澤東主席聞訊，義憤填膺，怒喊：「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並即興寫下一首五言古體詩表達其憂國憂民之情，詩曰：「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qian，意爲「紅色」），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繼續受到日本政府扶持。爲了將勢力伸延至湖南，1917年9月，段任命陸軍次長傅良佐爲湖南督軍。此舉引起南方軍閥的忌恨，湖南再次陷入「內戰」的紛亂中。省城長沙更是飽受兵馬離亂之苦，城內的學校常被軍閥霸佔充作軍營，加之教育經費一削再削，很多學校難以爲繼，被迫宣佈「提前放假」。此時，毛澤東主席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
毛澤東主席就讀的湖南一師，是外國殖民者留在長沙的一個兩層樓小院。它位處交通要塞，後臨湘江和粵漢鐵路，因此更易被軍閥充作兵營。僅毛澤東主席在校的五年里，一師曾屢遭兵災、三次受到北洋軍閥的蹂躪。
爲此，學校增設了一門「兵式操」，即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同時爲適應警衛工作需要，又在課外組織了「學生志願軍」（約有1/4的學生報名參加）。毛澤東主席是最早報名參加學生志願軍的學生之一。加上毛澤東主席在師生中享有很高威信，此前曾被推選爲「學友會」總務，因此很自然地又被學生們再次推舉爲「學生志願軍」的連長（兵式操教練爲營長，營以下分爲連、排、班）。在毛澤東主席的鼓動、帶領下，學生們刻苦操練，訓練熱情十分高漲……
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譚浩明的軍隊大敗湖南督軍傅良佐的軍隊。消息傳來，傅率城內的殘兵敗將倉皇出逃。其時，譚軍主力尚在衡山、湘鄉一帶，不能即刻趕到長沙。
因此，傅軍的逃離使長沙突然成了一個無政府世界。戰局動蕩不定，市民驚恐萬分。中旬，戰事逼近長沙，轟隆隆的炮聲不時傳來，傅軍潰兵隨處可見。一時間，有關戰事的謠言紛起，鬧得人們惶恐不安……
湖南一師位於長沙南郊，正是潰軍北撤的必經之路。爲了躲避潰軍進校占屋，打劫搶掠，傷及學生，學校決定全體師生暫到城東五里的阿彌嶺躲避一段時日。毛澤東主席得知消息後，匆匆趕到校長室，懇切希望校長不要「棄校」。毛澤東主席說：外面戰事混亂，外出躲避恐怕凶多吉少。學校一旦空虛，亂兵便會擅入打劫。因此，「離校不如護校」，只有利用學校牆高宅深的優勢，加上學生護衛，「方可保自身和學校無虞」。校方權衡再三，覺得毛澤東主席說的在理，決定採納他的意見。
於是，被師生們譽爲「足智多謀、渾身是膽」的毛澤東主席，協助校方，領導全校「學生志願軍」立即投入到緊張的「護校」行動中……
首先，毛澤東主席將學校內所有的體育尖子組織、招集在一起，並委以帶頭護校的重責。接著，他號召同學們將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搬出來，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門，並在院內構築壁壘，準備作戰。同時他還採取從前湖南農民護院的老辦法，率領學生們將竹片削成十分銳利的鋒尖，插在校園圍牆上，並佈置學生在各個通道處「持槍」站崗，且「晝夜巡邏，警衛非常。」而這些學生手中的武器，不過是些普通農具和上操用的木槍、棍棒而已。
兩天以後，有些零星潰兵開始進城，並躑躅于長沙街頭。但當他們經過一師門前時，見大門緊閉，並有威嚴的「學生軍」放哨巡邏，便沒敢擅入騷擾。毛澤東主席獲悉這一情況後斷定：這批前線潰軍，目前尚不知長沙城內的虛實，所以不敢貿然四處亂闖。同時，毛澤東主席又探得情況，還有近4000潰兵正在距學校南幾里地的猴子石觀望徘徊，並到附近農家搶飯吃。這消息頓時使全校師生陷入緊張慌亂中。
毛澤東主席決定喬裝打扮，親自到猴子石附近探聽實情。回來後，根據探得的情況，他分析：這些既驚慌又疲憊的潰兵，儘管知道傅良佐已率部逃走，卻不知道桂軍尚未進城，正如驚弓之鳥。一旦他們知道長沙只是一座「空城」，便會大膽闖入，姦淫擄掠，爲所欲爲，長沙市民和一師校園便會遭受一場浩劫。因此，毛澤東主席認爲，必須趁潰兵驚魂未定，設法將他們趕走，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毛澤東主席向校方提出緊急建議：「主動出擊」，組織學生志願軍截擊潰兵，寧可冒天大的危險，也要繳了他們的械，趕走這支潰軍，以確保長沙城和學校的絕對安全。這是個既大膽又很冒險的設想！該設想得到校方及全體師生的一致擁護和支援。
經過一番周密籌劃，毛澤東主席的設想很快便開始實施了……
毛澤東主席首先組織起一支由百餘名健壯膽大的同學參加的志願軍，作好出發準備。
並簡單交待了「作戰意圖」，即：手持自製木槍等「武器」，兵分三路潛出學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幾個山頭上，以形成對潰兵的包圍之勢。而後，他持學校公函前去南區警察局借人，請求他們派員增援。
吃罷晚飯，第一師範的100餘名學生志願軍一律穿上平日操練時的軍裝，同「借來」的20餘名荷槍實彈的警察一道，整齊地集合在操場上。月夜朦朧，真假莫辨。遠遠望去，還真像一支全副武裝的正規軍呢。
毛澤東主席站在操場中央，在作了簡短的戰鬥動員後，即命令隊伍按照預定的計劃和部署，分頭進發……
毛澤東主席親率一支南路軍，由妙高峰下去，穿過鐵路，迂回到北洋潰軍正面，準備阻攔其進路。其他兩路則分別包抄潰軍的後路和東路，警察則扼守學校背後的制高點——妙高峰山頭。沿途上，又有一些學生發動起來的農民和工人夜校的學員，手持農具、木棒、銅鑼和大鼓等，陸續加入到隊伍中來。
夜深人靜。各路隊伍已「各就各位」，這時突然發現：在與湘江平行的粵漢鐵路上，影影綽綽的潰兵猶如一條大黑蛇，正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動。當這支潰軍進入到學生和警察等潛伏的地域不遠時，毛澤東主席立即命令埋伏在山頭上的警察鳴槍三響。霎時間，只見寫有「桂」字、「湘」字和「粵」字的燈籠，一起點燃。漫山遍野，燈火通明。隨後，毛澤東主席又令警察放了一陣排槍，其餘持木槍的同學則在洋油桶里大放爆竹。遠處，則軍號陣陣，鑼鼓喧天。一場「激戰」就這樣打響了。
稍頃，毛澤東主席命令停止打槍，並讓幾個同學用桂林話一遍遍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軍已經進城了！……你們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吧！……只要你們放下武器，就放你們回家！……」
桂軍潰兵被這漫山突如其來的槍聲、炮聲、鑼鼓聲、呼喊聲鎮住了，頓時亂作一團。
由於不知城內虛實，因此未敢輕舉妄動。毛澤東主席摸透了潰軍的心態，趁勢急派代表前去交涉。不一會，只見潰軍隊伍中紛紛舉出了白襯衣，表示願意投降繳械。
毛澤東主席速派人將他們引到一師的前坪，命令他們放下武器，隨後又令他們全體後退十步。3000餘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師生見狀，個個又驚又喜。當晚，在安排好潰軍的食宿後，一師師生傾巢出動，一齊前來收拾槍支。他們扛的扛，的，將繳獲的武器全部運進學校，堆了滿滿一禮堂。
次日天一亮，毛澤東主席等又向長沙商會籌集遣散潰兵回家所需的經費。因商會懼怕潰軍久留可能危害其利益，因此十分情願地捐出了一大筆款項。
毛澤東主席給潰兵每人分發五至七元大洋，並親自將他們送上開往武漢的火車，就這樣「兵不血刃」地遣散了這支隊伍。
學校保住了，長沙城也避免了一場潰軍的騷擾。毛澤東主席機智果敢，不傷一人，率一群「秀才」繳了數十倍於己的「武士」的槍，堪稱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事後，一師的師生乃至長沙的警察，都?他是「一身是膽」！並取外號叫他「毛奇」。
事實上，膽量與奇謀、敢打與必勝是相伴而行的。毛澤東主席決非是一介武夫。當時，他的同班同學鄒蘊真曾經問他：「萬一當時敗軍開槍還擊，豈不甚危？」毛澤東主席不假思索，當即有理有據地回答道：「敗軍若有意劫城，當晚必將發動，否則必是疲憊膽虛，不敢通過長沙城關北歸，只得閑守于此，故知一呼必從，情勢然也。」言語中充滿自信。
多年後，毛澤東主席在與友人閒談時言及此事，笑道：要說搞軍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然而，就是其平生所搞「第一次」軍事行動，卻充分顯示出他日後作爲一個偉大統帥所具有的超凡「天賦」！

毛澤東 (歌詞) -- 詞、曲、唱： 張廣天

當忽然我發現自己那麼貧窮，
回想起當年看煙火的那個晚上；
我們的想像佈滿了整個夜空，
多麼啊多麼燦爛，毛澤東！

每一天早上太陽依舊火一般鮮紅，
我看見你獨自一人站在遠方；
你的手指指向我心靈的廣場，
跟你啊跟你前進，毛澤東！

有些歌聽起來熟悉充滿希望，
就好像在多年以前聽你演講；
原來這都是些我心中的歌唱，
多麼啊多麼美好，毛澤東！

當風雪黃昏那姑娘走到我身旁，
她胸前的徽章閃耀夢幻的光芒；
當愛情和戰鬥如今已變得一樣，
給我啊給我力量，毛澤東！

當新年的鐘聲再次隆隆迴響，
難道你被手裏那截香煙燙傷？
讓我為你點燃一掛紅色的鞭炮，
多麼啊多麼響亮，毛澤東！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冒著槍林彈雨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閒庭信步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談笑風生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憂傷似海向前走！

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1] (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外交部：　　應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該團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動身。現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前進，數日內可能佔領昌都。如西藏願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二)朝鮮問題應照周總理九月三十日演說內容答覆之，即中國不能坐視其鄰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擴大戰爭的責任應由侵略國擔負。外交部擬電送閱。　　毛澤東　　十月十一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一九五○年十月十日關於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給外交部的報告上寫的批語。

井岡山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⑴，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⑵，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⑶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⑷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麼人在軍事方面主張採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則諡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群眾的遊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⑸。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為師委（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佔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⑹和群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群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鬥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群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裏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鬥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複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范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群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瞭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並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岡山一戰，湘敵始退往酃縣，贛敵仍盤踞各縣城及大部鄉村。然而山區是敵人始終無法奪取的，這在寧岡有西北兩區，在永新有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在蓮花有上西區，在遂川有井岡山區，在酃縣有青石岡和大院區。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暴動隊大小數十戰，僅失槍三十枝，最後退入山區。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佔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于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為特務營，畢占雲為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于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佔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這種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複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⑻；（二）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⑼；（三）平瀏的農民⑽；（四）湘南的農民⑾和水口山的工人⑿；（五）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但是葉賀舊部、警衛團和平瀏農民，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農民，傷亡也大。因此，前四項雖然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幹，但已遠不如後二項多。後二項中又以敵軍俘虜為多，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雖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⒀來此，亟盼實行。 　　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黨代表制度⒁，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党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党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因為下級幹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第二十八團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又恢復了。改稱指導員，則和國民黨的指導員相混，為俘虜兵所厭惡。且易一名稱，於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鬥，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為著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⒂。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⒄。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⒅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⒆。現在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分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湘南來的工作人員，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可是八月間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現在不能調出人去。 　　地方武裝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始於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後，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於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戶團作戰，戰鬥力日益增強。馬日事變⒇以前，各縣有農民自衛軍。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甯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概被豪紳繳去。農民自衛軍如此沒有把握槍枝的能力，這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枝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繼續在武器上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鬥力的條件之下，必須儘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我們業經規定紅軍每營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加上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炮連，團部和三個營部，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戰繳獲的槍，則儘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後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鬥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遊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採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甯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裏。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裏。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鬥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裏。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為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甯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尚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為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願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份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瞭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党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党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党”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甯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党的組織大半塌台。九月以後，厲行洗党，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党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遊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甯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份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党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党，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党，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甯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26）在黃坳到草林七十裏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畫，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畫，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畫。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於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遊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注　　釋 　　〔1〕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結束。 　　〔2〕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結束。 　　〔3〕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9〕。 　　〔4〕 參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16〕。 　　〔5〕 紅軍中的士兵代表會議和士兵委員會是為了發揚軍隊內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後來被廢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軍運動開始以後，在人民解放軍中，根據紅軍時期和新式整軍運動中的經驗，又在連隊中建立過幹部領導的士兵會和士兵委員會的制度。 　　〔6〕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12〕。 　　〔7〕 “反水”意為叛變。 　　〔8〕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的舊部（葉部見本文注〔18〕）。這些部隊在潮州、汕頭一帶失敗後，一部分到達海陸豐地區，繼續在廣東堅持鬥爭，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等率領退出廣東，經福建、江西，轉入湖南南部，會合當地農軍舉行湘南起義，開展蘇維埃運動。起義失敗後，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9〕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它的幹部有很多是共產黨員。汪精衛等叛變革命以後，這個警衛團在八月初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起義軍。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就轉到修水，同平江、瀏陽的農軍會合。 　　〔10〕 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經形成相當有力的農民武裝。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即“馬日事變”），屠殺革命群眾。為了向反革命還擊，瀏陽的農軍，同長沙附近其他各縣的工農武裝一起，曾經向長沙前進。在進軍途中，由於中共湖南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撤退農軍的命令，其他各縣工農武裝都向後撤退，只有瀏陽農軍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長沙城下，遭到失敗後撤退。七月中旬，這支農軍同平江的農民武裝會合。九月又與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安源工人武裝等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毛澤東領導下，于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舉行秋收起義。十月，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 　　〔11〕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陳毅率部在湘南開展革命遊擊戰爭，原來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五縣，這時都組織了農軍。後來這部分農軍由朱德、陳毅率領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 　　〔12〕 湖南省常甯縣水口山是重要的鉛鋅礦產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工會，歷年與反革命鬥爭。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為主，組成了湘南遊擊總隊，進行遊擊戰爭。一九二八年初，湘南遊擊總隊編入朱德率領的中國工農革命軍，參加了湘南起義。後隨起義軍一起，到達井岡山。 　　〔13〕 指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國共產黨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的領導下，發動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大罷工。當時，安源一帶有一萬二千多工人參加了工會。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裝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14〕 紅軍中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一九三○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 　　〔15〕 用“打土豪”罰款的方法籌措軍費，只能是臨時的和部分的。軍隊大了，地域寬了，就必須而且可能用收稅等方法籌措軍費。 　　〔16〕 此種辦法在紅軍中施行了一個很長時期，在當時曾是必要的，後來改變為按等級略有一些區別。 　　〔17〕 在軍隊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裏毛澤東特別著重地指出革命軍隊內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為當時紅軍初建，非強調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農民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軍士兵的革命積極性，不足以肅清幹部中由反動軍隊傳來的軍閥主義的習氣。當然，部隊中的民主生活必須是在軍事紀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必須是為著加強紀律而不是為著減弱紀律，所以在部隊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要求極端民主的無紀律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初期的紅軍中，曾經一度嚴重地存在過。關於毛澤東反對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鬥爭，參見本卷《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8〕 一九二六年北伐時，葉挺領導的部隊為一個獨立團。這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幹，是北伐中有名的戰鬥部隊。革命軍佔領武昌以後，獨立團本身改編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同時，抽調該團部分骨幹組建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的三個營和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抽調該團的大批骨幹組建第二十四師，葉挺任師長。參加南昌起義後，二十四師、二十五師等部合編為第十一軍，葉挺兼任軍長。 　　〔19〕 事實上紅軍中的黨員人數占全軍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後來在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中大體上都是如此。 　　〔20〕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湖南、湖北的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軍長何鍵的策動下，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群眾。舊時的文電，習慣以通行的詩韻韻目代替日期，以詩韻第二十一韻的韻目“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這一天發生的事變被稱為“馬日事變”。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21〕 一九二八年湘贛邊界土地法中曾經有這樣的規定。毛澤東後來指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是由於當時缺乏土地鬥爭的經驗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22〕 鑒於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毛澤東隨即糾正了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錯誤政策。毛澤東對中間階級的政策主張，除見於本文外，又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提案（內有“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項）、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佈告（內有“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等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參見本文注〔21〕）等。 　　〔23〕 此種情況，依靠革命戰爭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和革命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後來也已經改變了。這裏的關鍵是堅決地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過左的政策。 　　〔24〕 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革命根據地，長時期都是實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則。 　　〔25〕 這裏指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開預備會，十四日正式開會，十五日閉幕。 　　〔26〕 靖衛團是一種反革命的地方武裝。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澤東主席此文是為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主席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⑴，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組織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⑵，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卻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⑶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⑷。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⑸，坐飛機回廣東⑹了。吳佩孚⑺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⑻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甯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⑼，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⑽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⑾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為，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是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麼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⑿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隻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於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甯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甯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和囤積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穀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徵收權如畝捐⒀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⒁、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裏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⒂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⒃，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⒄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後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員警、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里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員警、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⒆，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裏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員警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員警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員警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第九件　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⒇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杆“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穀，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遊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籤。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藉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21）。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穀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後，穀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22）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裏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23）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嗎？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於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甯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甯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乾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鬥穀一工！”地主為鬥谷一工划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25）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26）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27）有什麼兩樣！


　　注釋 　　〔1〕 湖南是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2〕 趙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後，他是統治湖南的軍閥。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趙高潮的形勢下，被迫辭去湖南省長的職務。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舊部被北伐軍擊潰。 　　〔3〕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回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 　　〔4〕 “矯枉過正”是一句成語，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句話去拘束人們的活動，要人們只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主席在這裏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理論。這裏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群眾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進軍江西的時候，排斥共產黨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打了敗仗。許多報刊刊登消息說蔣介石受了傷。當時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農民群眾還認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農則反對他，聽到北伐軍打敗仗和蔣介石受傷的消息後很高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來。從這時起，地主富農就對他改取擁護態度了。 　　〔6〕 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 　　〔7〕 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敗皖系軍閥段祺瑞，開始左右北洋軍閥的中央政權，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軍閥混戰中失敗。一年後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前，他據有直隸（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軍從廣東出發，首先打倒的敵人就是吳佩孚。 　　〔8〕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舊三民主義從此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 　　〔9〕 不應當容許富農加入農會。一九二七年時期，農民群眾還不知道這一點。 　　〔10〕 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0〕。 　　〔11〕 指當時的國民黨縣黨部。 　　〔12〕 袁祖銘，貴州軍閥，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間曾經盤據湘西一帶。 　　〔13〕 畝捐是當時縣、區、鄉豪紳政權除抽收原有田賦之外，另行按田畝攤派的一種苛捐。這種捐稅連租種地主土地的貧苦農民都要直接負擔。 　　〔14〕 督軍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管轄一省的軍事首腦。督軍大都總攬全省的軍事政治大權，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地方性的封建軍事割據，是一省範圍內的獨裁者。 　　〔15〕 都總、團總是都、團政權機關的頭領。 　　〔16〕 “挨戶團”是當時湖南農村武裝的一種，它分常備隊和非常備隊兩部分。“挨戶”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地方的“挨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17〕 當時在武漢國民黨中央領導下的各地國民黨縣黨部，很多是屬於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組織，是共產黨人、左派國民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聯盟。 　　〔18〕 這句話引自《孟子·盡心上》，大意是說善於教人射箭的人，引滿了弓，卻不射出去，只擺著躍躍欲動的姿勢。毛澤東主席在這裏是借來比喻共產黨人應當善於教育和啟發農民，使農民自覺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風俗習慣，而不是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靠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當時站在革命方面參加北伐的一個將軍。葉開鑫是當時站在北洋軍閥方面反對革命的一個將軍。 　　〔20〕 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東泰安人，北洋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後，曾經統治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五省。他鎮壓過上海工人的起義。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他的軍隊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21〕 東方文化主義，是排斥近代科學文明，標榜和宣揚東方落後的農業生產和封建文化的一種反動思想。 　　〔22〕 會黨指哥老會等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參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的一些宗派的稱號。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南昌。蔣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國民黨右派和一部分北洋軍閥的政客，勾結帝國主義，策劃反革命的陰謀，形成了與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對抗的局面。 　　〔25〕 張靜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是國民黨右派頭子之一，為蔣介石設謀畫策的人。 　　〔26〕 劉嶽峙，湖南國民黨右派組織“左社”的頭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當時還執行革命政策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清洗出党，成為人所共知的反動分子。 　　〔27〕 葉公好龍，見漢朝劉向所作《新序·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毛澤東主席在這裏用以比喻蔣介石輩口談革命，實際上畏懼革命，反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