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已離開我們三十年了，我同所有在舊社會被壓迫、被迫害、被剝削的勞苦大眾一樣，沉痛地緬懷人民領袖毛主席！這三十年間，勞苦大眾懷念他；而某些人貶損他，其惡毒的程度超過國民黨反動派辱駡毛澤東“殺人、放火、共產、共妻…。”而後者是掛了牌的公開的反動派，人們容易識別，而前者卻掛著“教授”、“專家”、“大人物”…的招牌，很具欺騙性，嚴重損害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威望，後果十分嚴重。因此，呼籲重新評價毛主席，不惟書、不惟上，只唯實。 一、我為毛主席守靈所見 毛主席逝世後，為了讓全國各族人民瞻仰毛主席的遺容，表達對領袖的哀思，毛主席的遺體安放在人民大會堂，讓人民瞻仰。人們深情地懷念著毛澤東時代：一個推倒了壓在勞苦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時代；一個結束了百年戰亂的時代；一個消滅了惡霸、地主、富農、資本家人吃人和人剝削人的時代；一個窮苦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一個無失業的時代；一個基本沒有黃睹毒兇殺和拐賣婦女和兒童的時代；一個為人民服務為榮、助人為樂、而不腐敗的時代；一個擁有兩彈一星不怕帝修的時代；一個世界上唯一打敗了美帝的時代；一個教育和醫療基本有保障的時代；一個無護欄和防盜門的時代；一個由解放初人均壽命為35歲而延長至65歲的時代；一個沒有西洋性病和傳染病的時代………。這一切，人民怎能不懷念領袖毛澤東？！因此，各族人民都想前往瞻仰毛主席的遺容，表達對他老人家的哀思。 我以科技界代表的身份為毛主席守靈（六小時，每半小時換一班，實際守靈三小時）。瞻仰人群在大會堂外排著長隊，分批進入大會堂。許多男女老少，一進入大會堂就嚎啕大哭，嘴裏呼喊著毛主席呀……，整個大會堂充滿了悲痛的哭、喊聲。我們這些守靈的，本來就是含著悲痛的眼淚肅立在毛主席遺體旁的，人民的哭喊聲，使我們不能自禁地唰唰直流淚。僅三小時內，就有八人由於悲哀過度而當場暈倒了被抬到後面搶救，其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六小時的守靈，腦海裏始終是一片哭喊聲，在事後的2、3天內久久不消失。 人民大眾如此敬仰和崇拜毛主席，既不是靠行政手段組織上動員的，更不是給金錢顧傭的，完全是出於內心。當然不排除個別人是出於別的什麼動機去的，大概後來誣衊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人就是，他們用小人之心，度眾人之腹。毛主席對搞個人崇拜，什麼萬歲、四個偉大、馬列主義頂峰之類捧場，十分反感，還說：他就不相信他那幾本小冊子就那麼靈驗；並由他主持中央專門發了檔，嚴令禁止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毛主席的有關這方面的講話，在《毛澤東傳》（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等等許多公開出版物中隨處可見。毛主席還一再強調“核心”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並告誡大家：“反對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壞人，吹捧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電視劇中還有毛主席在延安時期，一位婦女說“雷（電）為什麼不把毛澤東打死”，毛主席知道後不僅不讓懲罰她，反而要聽取她的意見；《毛澤東傳》等書中也收錄了毛主席在文革期間還說對貼反標的人不要抓……。人人皆知，毛主席就是從林彪高喊四個偉大聲中發現了林彪的問題。像毛主席這樣博大胸懷，謙虛謹慎，他心目中唯有“人民萬歲！”時時事事為勞苦大眾和無產階級著想，是我們永遠學習和懷念的榜樣。人們看到的是，攻擊毛主席搞“個人崇拜”的人，才真是搞個人崇拜的，…。 二、正確對待農村集體化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解放前，中國農村占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了8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農民僅有10％幾的土地。真正種田的農民，大多沒有或少有（中農、下中農）土地所有權，靠租地主、富農的土地，或為其打工過著貧寒的生活。各顧各的個體小農經濟一統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天下，“富人一席酒、窮人三年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是對幾千年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現六十歲以上的農村長大的人對這些都是清楚的。 解放後，一開始就搞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交地、富的地租金和為活命所借高利貸的利息負擔（地租和高利貸，農村在土改後基本絕跡了，但前些年某些地方又死灰復燃）。這兩年的電視裏又偶而可看到老農談減租減息那股滿腔喜悅場面。緊接著搞了土改，這是中國史上真正實現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同時把地主、富農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不勞動者不得食。空前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喚發出的改天換地的熱情，很難用文字表達。本人是在第一線搞減租減息、土改工作的，都是親歷情況。近兩年偶而又可以在電視裏看到反映當時土改實況的電影鏡頭。但是土改，也僅僅是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農村的革命是否可以到此為止，農民就能安享萬年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農村不僅僅仍維持著千年的小農生產，分割為小塊小塊的土地也不利於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各戶農民所遇不可抗災害（例如病、死、喪失勞動力等等）的機遇不均等，加上小農經濟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土改後不久（約三年左右），農村又出現了兩極分化，出現了新富農，有的被生活所迫而無奈出賣土地，……。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共產黨、人民政府總不能象封建統治者和國民黨不顧事實的罵他們“命不好”、“笨”、“懶”而了事吧？如何杜絕兩極分化、共同走上富裕之路，就極待解決。恰恰是一些有覚悟的農民和基層的農村幹部，摸出了一條走集體生產發展致富之路，而先後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其勢頭，毛主席感慨地說沒有估計到。這就是從一解放到1958年發生在中國農村史無前例的、天翻地覆的偉大變革。回顧這些基本情況，對辯明一些是非十分必要。 毛主席去世後，從1956年的合作化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就成了某些人反毛、非毛的突破口。其間他們又牽連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注：以下稱總路線）和大躍進，統稱“三面紅旗”，都遭到攻擊。目前公開發行的書、報、刊、資料表明，總路線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發明的，毛主席曾擔心能否成功？大躍進是其他領導人和人民日報發明的，但毛主席都是贊同和支持的，最終都由中央集體研究決定進行推廣。按組織原則，集體決定了的東西，對和錯都是集體負責，這是任何黨員都清楚的。遺憾的是儘管某些人使盡全力借此攻擊毛主席，其結果，不管你髙舉不高舉或承認不承認“三面紅旗”，“三面紅旗”依然發揮著更巨大的作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面紅旗”的是與非，理當實踐說了祘。 這些年來，在廣大人民的實踐中，仍然“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是主流，那些搞少慢差費的均遭到眾所指責，少數還成了遺臭萬年的反面教材（例如豆腐渣工程、爛尾工程、形象工程、腐敗工程等等）。 “大躍進”雖然被某些人罵得一無是處，他們公然搞分田到戶單幹大倒退，給社會造成了嚴重後果，這些嚴重後果給大倒退亮出了“黃牌”。然而大多數人民和幹部盼望“上一個臺階”、“翻幾翻”，更可喜的是南街村、華西村、大寨大隊、河北唐山市的半壁店村等等，都僅是數百戶的農村，從人民公社至今走集體化道路不動搖，硬是頂下來了，至上世紀末，僅四十來年時間，都年創產值幾個億、幾十億、上百億元，家家有存款，有的村“貧困戶”的存款在百萬以上，富戶存款不過千萬，社會和諧穩定。翻翻中國歷史，有過這樣的飛速發展的例子嘛？這不是大躍進是什麼？這些走集體致富的地方，讓人們實實在在的見到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曙光。對那些宣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可知論的人是有力回擊。因此，大躍進在人們心目中始終占上風。 合作化、人民公社“搞糟了”，也是某些人攻擊毛主席唱的“重頭戲”。走集體化道路好不好，僅就上面舉的幾個大隊就足以說明其優越性。全國頂著風險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取得高速發展的有數百個村或原生產大隊。大江南北凡高速發展的，大多堅持了沒有分田到戶搞單幹，或者分了感到不行又合了。 在全國推廣分田到戶單幹的典型安徽省小崗村情況如何呢？有比較才有鑒別。據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報報導，標題為：“嚴俊昌與他的小崗村之路”。報導說：“1979年7月，鄧小平來到安徽，對小崗和安徽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從此帶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產隊長嚴俊昌成了名人。嚴俊昌回憶說，大包乾後的第一年，小崗村的人均收入當年就達到400元。此後，糧食連年大豐收，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村都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嚴說的‘富裕’標準就是有飯吃，當地村民也都這麼認為”、“然而，令嚴俊昌沒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熾的名氣並不是小崗村發展的機遇，而‘改革旗幟’這一稱號反成了對小崗的禁錮和限制”、“1987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到安徽調研，希望看看小崗村。當地官員聞訊後擔心小崗人亂說話，毀了好不容易樹起來的形象。鳳陽縣一主要領導先與他談：‘老嚴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不說’”、“1995年後，當地政府提拔嚴到鎮裏當農委主任。嚴表示，如果他當時繼續在小崗村幹，他會把村民組織起來，帶領村民集體致富”、“嚴走後，官方派外地幹部到小崗當‘村官’，…這個‘改革第一村’結束了自我管理的時代，不再‘崗人治崗’。而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村內的宗族矛盾也逐漸公開化，引發內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崗人還裝不起一部電話”、“由《解放日報》記者牽線…，江蘇張家港市長江村與小崗建立了友好關係，長江村一來就支援小崗120萬元…”、“1998年，是小崗村‘大包乾’20周年，各級官員都很重視。這年6月起，在三個月內，小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學和展覽館…，各家牆皮刷了塗料，各戶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嚴）對官方搞的一些項目還是頗有微詞，……路過‘別墅區’的工地，他指著那些建築物對記者說：‘搞了20多年了，還要搞虛假的形象工程，這樣下去會害了小崗的，不談發展，只講形象，小崗怎麼能發展上去’”？從這一報導可見小崗村的狀況，他告訴我們農村搞單幹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這是由幾千年歷史證明了的。如果都搞到了像小崗村要旁人掏口袋塑造，就麻煩了。另有媒體報導：現在的小崗村年青人外出打工，掙錢糊口，一部分土地賣給私人老闆搞“開發”……。還有報導說“小崗村又有外出討飯的”……。 儘管農村有單幹發了大財的，但大多靠雇用勞動、剝削他人剩餘勞動價值，這種富戶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有，不是什麼新聞，而且正是共產黨革命的物件。不能說打了社會主義招牌私人雇用他人勞動為自己創造財富就不叫剝削，而且由此同樣造成社會的階級分化，破壞安定團結，……。我們不能旁若無事地對待報刊上公開的某些報導：兒子生病無錢醫治，而自己自殺，寫下遺書出賣自己的器官，為兒子治病；農民為了溫飽而進城打工，有的一再為討要那點微薄的工資無門而自殺；……。如果無視農民單幹後失去了集體這座靠山而發生的種種悲劇，這很危險。 實踐證明，是否是真理？不在誰髙舉還是貶損它，被高舉的不一定就是真理，被貶的不一定就不是真理。人們常說：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因此，提倡什麼、反對什麼，由其階級立場決定的。 三、“共產風和浮誇風”及三年自然災害 在1958年農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產的大好形勢下，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或嚴重錯誤，例如浮誇風，有的把58年實際畝產糧食幾百斤，而虛報成幾千斤、上萬斤、十幾萬斤等等；同時搞一平二調，貧富拉平，把農民的自留地、農具、家畜、家禽、甚至包括住房等無償收歸公社所有，並推廣吃仮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刮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大躍進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後果。接著是1959至1961年連續三年遍及全國的嚴重自然災害，許多地方甚至是顆粒無收，例如：北京地區玉米不結籽，而成了白灰；白菜小而不包芯；大鴨梨僅有小棗大，幾乎是零產量……。加上1959年相當一段時間的浮誇風、“共產風”仍有增無減，58年糧食增產未增收（未全部收割），糟蹋了不少，又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飽飯，甚至孩子吃飽了，大人還得打幾下逼著再吃點。例如蘇南地區，農民習慣兩稀一干，而農閒時瓜菜代糧，而吃飯不要錢，就一天三歺大米飯，甚至吃4－5歺，造成很大浪費……，因此在59至61年發生糧食普遍不夠吃（吃不飽肚子），鬧饑荒，結果部分地區發生浮腫病（營養不良）和有的地方餓死人的問題。但某些人誇大其事，諸如製造“大躍進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大躍進是“毛主席發動的”，因此又稱“毛主席餓死三千多萬人”等等大謊言，蠱惑人心、製造混亂，誹謗毛主席，醜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 那些掛著“專家”、“教授”等等招牌的“精英”們，心裏很清楚，大躍進同刮“共產風”、浮誇風（以下簡稱“兩風”）沒有因果關係；這些年在他們大罵大躍進的時候，浮誇風、無償侵吞他人勞動成果的“共產風”事例少嗎？僅就上述《作家文摘》報導的小崗村情況，其中弄虛作假搞浮誇、平調等刮“共產風”，什麼歪風都有；天津大邱莊的問題就更觸目驚心了，難道這不是在否定大躍進的情況下發生的“兩風”？！可見從理論到實踐都說明大躍進同“兩風”是兩回事。 誣稱“兩風”是毛主席刮出來的，更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事實如果不是毛主席狠刹“兩風”，其後果更為嚴重。還是讓事實作證。 吳冷西著並由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的《憶毛主席》一書中，分別道出了人民日報當時不是毛主席負責把關、以至一些事關重大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等也未經毛主席審閱。吳冷西在書中感歎地說：“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1958年）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氾濫，對人民公社只限於典型報導，後來從河南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這段話中說：因毛主席再三叮嚀是指毛主席要吳冷西“報紙宣傳，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又說：“隨大流，……，浮誇風到處氾濫，…就刮起‘共產風”；這裏指的隨大流顯然不是隨毛主席的大流；而毛主席的再三叮嚀可以不聽，而要“隨大流”，可見“大流”其來頭之大！毛主席反“兩風”遇到的阻力之大。 究竟是誰刮起的“兩風”？可以說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幹部都有，包括當初反集體化的人，還有少數壞人。這個問題還是由那些非毛、反毛的人去講，其效果和影響力度比我們講好得多。相信他們中的多數，遲早會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幹昧良心的事，內心是不得安寧的。在此要補充的是有人刮“兩風”時，毛主席忙於其他事務，如國民黨竄犯大陸、佈署炮擊金門、尤其是中蘇關係緊張等，為這些他和周總理日夜操勞。三年自然災害前，中央已同意毛主席退居二線。但毛主席一再替人代過作檢討，還一再坦誠說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當然，希望工農業發展快一點、好一點等急於求成的願望，毛主席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都或多或少存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盼望能快一點，即便當今領導人，也總希望發展快一點，這是很正常的，決不是和稀泥，這同“兩風”毫不相關。除非是別有用心或帝國主義希望我們少慢差費、或最好一敗塗地。 毛主席從認同大躍進、人民公社到積極推廣，經歷了反反復複的調查、思考、學習馬列著作、實踐、總結（正、反兩方面的問題）、提髙的漫長過程，也是他認識上逐步深化的過程。值得我們敬仰並學習的是，毛主席每調查、學習、實踐、總結一次，都自覚糾正原來不全面、欠妥或錯誤的想法和講話、批示等，以至毫不含糊地認錯和自我批評，是他的優良品格所在。一個人要做到敢於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毛主席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反復講他對怎麼搞社會主義還不清楚，一再強調反復實踐、學習、總結、提高，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些在《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等等公開發表的圖書、報刊裏隨處可見。同樣也能隨處可找到毛主席研究一個問題時不全面、不太正確、以至錯誤的想法、講話、批示等，尤其在他研究一個問題的開始階段。因此，一些反毛和非毛者他可以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遺憾的是這些人是眼高手低，自己一干就捅出一大堆難以收拾的亂子。正印證了黃克誠同志預見的：“說共產黨內誰比毛主席還高明，那是笑話”。
反毛、非毛的人攻擊毛主席搞“浮誇風”，能拿出的事例有兩件事。其一是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訪蘇參加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他在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說：“我國今年有了530萬噸鋼，……，赫魯暁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中國可以超過英國。……，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鋼，不是超過英國了嗎？”（見張聶爾著花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中國第一人毛澤東》第50頁）。其二是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胡喬木起草的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另七十萬噸鋼而奮鬥！’”薄一波說：“他向毛主席建議把一0七0（萬噸鋼）寫到公報上。毛主席贊成，當時我通知胡喬木，說毛主席說了，把一0七0寫到公報上……，事實證明，我的這個建議是錯誤的”（見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政台風雲》137頁）。這兩件事就成了某些人攻擊的“把柄”。 上述十五年趕超英國和1958年1070萬噸鋼生產指標，都是為了鋼產量問題。這同當時嚴重缺鋼材的現狀有關，沒有鋼，許多事不好辦，而且美國封鎖我們，蘇聯不支援我們，處境艱難。困擾著每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下面分別介紹一下情況。 毛主席在第二次訪蘇期間，在大會上講了十五年趕超英國（即鋼產量）’。但不是毛主席頭腦“發熱”，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祘。請看事實：關於15年趕超英國，“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口號，並不是偶然的，他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領導同志同意”、“中國正式公開宣佈15年趕英國的口號，是在1957年12月2日開幕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宣佈的、李富春在會議上對此作了全面論證和解釋”。（以上見由鄭謙、劉波著，並由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幫助，中共黨史出版社於2001年12月出版的《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劉少奇》第四卷1005頁）。可見十五年鋼產量趕超英國是中央經過慎重研究後提出來的，不存在誰“浮誇”“發熱”的問題。即便今天看，這個口號無大錯，不能同浮誇風混為一談。 關於1958年1070萬噸鋼的問題，先介紹以下情況：1958年6月6日，王鶴壽等給中央的報告稱：“華北地區的鋼生產能力，1959底達到八百萬噸是可能的”；6月16日，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給中央的報告稱：“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6月17日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給中央的報告稱：“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準”（注：即兩年時間除電力外就全面超過英國）；6月21日冶金部給中央的報告稱：“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地區（不包括山東）鋼的生產能力為八百萬噸”。……。在這些之前，毛主席叮囑大家：“考慮問題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問題要分析一下。設想一下可能的災難，發生戰爭，社會主義陣營不鞏固。”（以上均見《毛澤東傳》上冊，第813至826頁）。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毛主席還是同一些領導人反復商討、研究，把1958年鋼產量一壓再壓，從二千多萬噸壓到1070萬噸（還是偏高一點）。“1958年9月5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重申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見《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劉少奇》第四卷1022頁）。前述諸報告，其中有幾位是後來批評“毛澤東頭腦發熱”的。他們“忘掉了”自己給毛主席並中央的報告。如果毛主席“頭腦發熱”而完全聽從了上述各報告，就不知該如何評說了。在此我由衷地對毛主席工作艱辛、困苦感到欽佩和同情。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和餓死人的問題。按那些反毛、非毛者的推理邏輯：大躍進就是“兩風”，而餓死“三千多萬人”，毛主席搞大躍進，所以“三千多萬人”是由“毛主席餓死的。”而實際情況“兩風”不是毛主席刮起來的，而是毛主席花費了幾年心血才刹住了“兩風”（這在後面作介紹），大躍進也不是毛主席發明的，那麼就應該說別的什麼人搞“兩風”而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同樣是荒唐的推理和荒唐的結論。別的人大刮“兩風”是事實，他們人為地造成一些困難負有直接責任。但餓死三千多萬人是某些人跟了他們的美國大老闆出於反華需要而編造出來的，許多同志給于了充分揭露和批駁，在此不予費心重複。但那麼大的連續三年災害，許多地區顆粒無收，在解放僅十來年，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時期，要做到不死人，是力不從心。我們從最近電視臺和報刊報導中，看到今年廣東等地的水災；四川部分地區和重慶市的嚴重旱災實況，土地嚴重乾裂，農作物乾枯了，明顯顆粒無收，災情十分嚴重，靠了長江，連人的飲用水都解決不了，還何談向地裏灌水救災？這些災害至今已死了兩千多人（見“京華時報”8月18月報導）。何況現今己是二十一世紀，都一籌莫展，好在就全國而言，它僅是局部地區，對全國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如果這種災情像1959至1961年那樣邊及全國，而連續三年，將是什麼情況？即使是某些人捧為“聖地”的美國，遇到自然災害至今不也一籌莫展，照樣死人。事實上那三年天災死人並不多，比舊社會大災年死的要少得多。例如“中共雲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關於腫死病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報告說，今年春夏之間，雲南省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痹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造成這一情況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對今年緊張持續的苦戰中對特別需要關心群眾的生活注意不夠，對一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等。……，組織專門小組對病腫死人事件進行認真的檢查，嚴肅查處死人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1958年11月25日毛澤東作了《一個教訓》的批示：“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斤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思想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並提出了具體克服的辦法。（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151－152頁）。又例如：“（1959年）10月，中央批轉湖北、河北、廣東三個省委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村情況的報告，三省一致反映糧食問題是農村最嚴重的問題。其中廣東省已餓腫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糧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對增產幅度估計過高，…，1958年秋收沒有搞好，及放開肚皮吃飽飯。中央指示，農業生產指標必須實事求是，達不到的…，應該修改，不要硬性下派。”（見宋強、喬邊等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人民記憶50年》160－161頁）。中央還採取內部調節和進口糧食，緩解困難，減少損失。可見死人並不多，死人的原因也多種多樣，也不全是餓死的。 反毛非毛的人一是否認災情的嚴重。周總理說三年自然災害是他一生中所見最嚴重的，對我們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前面講了點我在北京親見的情況。我再介紹一些歷來有魚米之鄉的江南見聞：由於災荒，當時江蘇無錫地區就有逃荒的，歷來是討飯去無錫好討，因為那裏相對是富餘，而在三年大災期欠收嚴重，有的稻田顆粒無收，有名的產米區災害嚴重到如此地步。因此，否認災荒而誇大“人禍”，反毛、非毛者用這些心機是徒勞的。 反毛非毛者另一手是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此為據說明死人是“人禍”造成的。首先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符事實；其次是他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斷章取義，篡改並歪曲了其講話的基本精神，太有損于“精英”們的“學者”身份了。前面已批駁了他們否定災情的問題，在此不重複。在此講明他們是如何篡改和歪曲劉少奇的講話內容的？請看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有關部分：“…，因為1959年以來這三年農業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減產40％還多。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各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某些人從中挖出一個“兩風”嚴重地區一個農民的話，推而廣之，這就不難看出那些反毛、非毛者的良苦用心了。 四、毛主席狠刹“共產風”和浮誇風 從本人手頭材料，毛主席第一次公開反“兩風”是1958年7月（見《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2－199頁）。而目前大多認為毛主席從1958年秋發現“兩風”而開始狠刹“兩風”，至1962年這段漫長的時間內，為把“兩風”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他廢寢忘食，排除各種阻力，艱難地狠刹“兩風”，付出了大量心血，為黨和人民作出了不朽貢獻。《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等有較系統的介紹。 毛主席為了1958年11月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準備，而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至10日），召集一些中央、大區和省、市領導彙報、座談，並為武昌會議準備材料，即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和《鄭州會議紀要》。開始讓河南吳芝圃負責兩個材料起草的抓總工作，後於6日改為由鄧小平總負責。在討論鄧小平主持起草的《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稿時，毛主席對草稿的每一條都發表了意見，現摘錄與本文主題有關部分如下：“第四（條），髙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達到年產四億噸鋼”、“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麼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麼搞四億噸綱？到1962年搞多少噸？（有人答一億噸鋼）。五年就增加三億噸，怎麼增法？”、“現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裏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罰苦工……，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會議最後一天，11月10日，毛主席談對鄭州會議紀要草稿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時，著重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產的錯誤觀點。並說“大躍進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裏糊塗，昏昏沉沉。需要對一些同志做說服工作”。還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說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後來毛主席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1至27日）說：“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幹勁衝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不要自己騙自己”。（以上見《毛澤東傳》894至898、908至909頁）。 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署名的《黨內通信》指出：“要告訴公社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注：指六級幹部大會），專門召集這些同志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注：收回銀行貸給農村的貸款），暫時脫離了群眾，從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緊接著於3月30日、4月2月、4月3日、4月3日下午5時，毛澤東分別對山西等省委領導貫徹上述《黨內通信》執行情況的報告作了批示，糾正“兩風”，並對侵佔農民和生產隊等的錢、物進行退賠。（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2頁、34－－37頁）。緊接著於4月29日，毛澤東又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寫了《黨內通信》，進一步刹“兩風”。 1960年3月23日《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此件（指山東六級幹部會議（會議情況）第二期）請各同志閱讀，並請轉發到縣級黨委”、並指示“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撒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細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163－165頁）。 1961年3月13日《反對兩個平均主義》，（兩個平均主義指：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生產隊內部人與人間的平均主義。（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250－251頁）。 1962年春節前後，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一些中央領導分別講了話，並作了自我批評。糾錯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從58年秋以來，毛主席召集了一系列的會議和批發了許多文件、批示、通信，狠刹了“兩風”。達到了新的基礎上團結。 五、關於廬山會議 中央宣佈給彭德懷平反後，這三十來年，公開的輿論報導基本是一邊倒：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萬言書，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見，堅持極“左”路線，製造了彭德懷冤案。為此，許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出於避嫌或標榜“早就看到是大冤案”，以抬高自己；而發表談話、寫文章、著書立說。而且“氣候適宜”，在大力宣揚“實事求是”、“撥亂返正”，在這個旗號掩蓋下，他們（注：其實多是一些“文人”和“受了點衝擊的人”）不甘落後，積極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為我所用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實，正如胡編亂寫的人坦言：“為了使我的書現在能夠出版，我不得不這樣寫”。正是這些“不得不這樣寫”的人“幇忙”，把“實事求是”、“；撥亂返正”倒了個兒。出現了現今看書難、難看書，因為大量書、刊不知裏面有幾句真話？因此對探討彭德懷的問題也同樣增加了複雜性和難度。 上面已介紹了以“兩風”為特徵的極“左”不是毛主席刮起的，毛主席是替人代過，刮“兩風”的人說毛主席是極“左”，顯然是人品問題。誰是真正的極“左”人物？這些還是我前面的態度讓非毛的人去講清楚。在此僅就彭德懷的問題進行探討。首先摘引一些有關材料。 1、劉少奇關於廬山會議對彭的問題後來解釋說：“這裏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裏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瞭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國內形勢問題”一節中第二個問題。選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國風雲五十年》一書）。國防科委向康生誣告彭德懷等裏通外國，誣陷彭德懷是立了“大功的”（內容略）。 關於廬山會議實際上包括三個會議，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會議；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屆八中全會。現已統稱為廬山會議，其實內容完全不同，擴大會是反“兩風”的，其中夾了一些對彭德懷的信的爭議；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是專門解決彭德懷的問題。 2、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回到住處，…，本來是讓衛士們準備下山了，一些首長反映意見，據說是提議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結果不下山了，當天晚上就聽說要召開中央全會，要討論解決路線問題”、“（毛澤東）把彭德懷提的意見說成是‘有目的、有準備、有組織的活動’，這與某些人不正確的彙報也是有直接關係的”。（見山嵐著，2006年3月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紅牆內的秘書們》李銀橋，270、271頁）。 3、在兩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擴大會上講話）說的不正確，說是無計畫、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見《毛澤東傳》995頁）。 4、“廬山會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10期，標題是“廬山會議期間不為人知—毛主席邀請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5、彭德懷同志說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頁）。他講到批鬥他的會議情況說：“我採取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見《彭德懷自述》278頁）。 6、毛主席同彭談時談起往事“（反）立三路線……，反對張國濤分裂…，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成績也是肯定的。…打敗胡宗南…。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留你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請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注：指彭去負責建三線的工作），要他來找我談。”並留彭共進午歺。臨別時毛澤東突然問：“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對我說過要鬥劉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參加‘髙繞反黨聯盟’吧？”（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7期，標題是“下廬山‘閑’了六年後的彭德懷”）。 7、1970年，彭德懷“專案組”負責人黃永勝“三次上報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罪行的審查報告》，將‘裏通外國’、‘篡黨篡國’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罪名強加在彭德懷頭上、並提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藉，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處理決定”、“毛澤東、周總理看後都未作任何表示”。（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8期，標題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最後一封信前後”）。 8、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反右，就造成一種假像，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又說：“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文，273頁）。 從上述材料可見按照劉少奇講的，彭德懷的案子該不該平反，就成了問題。現仍按後來的中央作為冤案平反為前提進行探討：1）、原定政治局擴大會議，儘管有批彭和辯論的問題，毛主席看了會議材料、文件也講了話，批評了彭“右”了。但會議沒有對彭作任何文字的處理決定，會議就結束了，並準備下山了，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見而把會議由反“左”而轉向反右之說；2）、其他領導人堅持要召開全會解決彭的問題，另有一些報導說有人表示不解決不散會，看來毛主席服從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數人或是有相當影響的領導人的意見，而同意開全會，毛主席在常委會上發表了前後自相矛盾的講話，即上述第三條，表現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他沒有參加批彭的會議，這證實了他偏聽偏信是事實；3）、批鬥會上把個性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搞到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招供，會議亂到了開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證明存在嚴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彙報的內容、以及會議記錄，三者顯然會很吻合，這種三對證的材料，誤導性很大。但毛主席當時以至他去世都不會知道有嚴重逼供信的問題，他也不會想到在如此高層會發生嚴重逼供信，因此，毛主席輕信了逼供信招供和彙報材料，對彭老總的問題作出錯誤的判斷，情有可願，因為他既不會想到那麼高層人物會搞逼供信，也不會想到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會“屈打成招”，該受到指責的是搞逼供信和彙報假情況的人，應按律受到處分；4）、廬山會議後，某些地方包括部分軍隊（如國防科委），尤其是刮“兩風”嚴重的單位和地區，確實不反“左”而大反“右傾機會主義”，搞了不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造成這個嚴重後果，不是毛主席主觀意圖造成的，而是關於蘆山會議對彭等的處理材料等傳達的面寬了造成的，一經發現，毛主席立即糾正，進行平反，並自我批評。事實恰恰相反，廬山會議後，毛主席不僅沒有放鬆狠刹“兩風”，而是抓得更緊、措施更有力。在前面毛主席狠刹“兩風”問題一節，我分別介紹了廬山會議後60和61年的兩份材料，事實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會之間，針對刹“兩風”，毛主席召集了不少會議、講了不少話、作了不少批示、批發了不少檔，《毛澤東文集》均有詳細介紹。有充分證據說明，稱毛主席在廬山會議後反右不反“左”，純屬謊言。 還應說明，在廬山會上，是毛主席不贊同一些人要開除彭的黨籍，而堅持了保留黨藉和政治局委員的意見。聯想到文革期間，毛主席批評中南海工作人員批鬥劉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張大字報》向下印發（注：某些人製造的對劉少奇的病“沒有認真治療，而進行迫害”之說，由中央醫療組的同志作了闢謠，在此略）；對鄧小平是有批評有表揚；對林彪做到了仁至義盡。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並一再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平反；還尖銳指出“文革中的專案材料基本不可信”…（注：《毛澤東傳》有記載）。 從上述材料看，彭德懷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幾個人鬧的，說是真是為了需要、說假也是需要。這就難怪一些電視劇借古諷今：“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廣為流傳。彭德懷同志就成了犧牲品。證明當今確實是讀書難、難讀書，書上有多少是事實？嚴重困擾著讀書人；也貶損了書本本的信譽，也是對某些史學“精英”的諷刺。看來追逐效益和收視率而見風使舵、投機取竅、牆上草隨風倒、奉迎拍馬的胡編濫造的“史學精英”，不僅嚴重損害黨的聲譽，同時坑了自己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文痞。害黨、害人、又害己。
2008年8月28日星期四
2008年6月6日星期五
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題詞的由來 方浩然
1963年2月15日，共青團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青少年中廣泛開展“學習雷鋒”的教育活動的通知》，一個全國性的學雷鋒活動正在興起。雷鋒的感人事蹟鼓舞了《中國青年》雜誌的所有編輯們，為了把活動引向深入，發揮《中國青年》的歷史作用，大家開拓編輯思路，決定出版學習雷鋒專輯，向全國青年廣泛宣傳雷鋒精神。 當時編輯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怎樣才能使雷鋒精神深入人心呢？經過反復醞釀，大家一致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雷鋒精神，因此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毛澤東主席一向關心青年，關心《中國青年》雜誌，對雷鋒這樣一個青年學習的楷模，說不定會給題詞的，這將更有利於活動的深入開展。但是又怕主席工作太忙，顧不上怎麼辦，現在已經是2月17日，截稿時間也已臨近，就這樣，編輯們抱著一線希望發出了請求毛主席題詞的信函。兩天過去了，編輯們打電話問主席辦公室的同志：主席看過信沒有，準備題詞嗎？回答是：主席已看過你們的信，沒有表示態度。又是兩天過去了，再次打電話詢問，回答是：主席已決定為你們題詞。聽到這個回答，編輯們喜出望外，接著就請主席辦公室的同志轉告主席，學習雷鋒專輯準備趕3月1日的出版週期，交付印刷的時間是2月26日，請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題好。大家高興的心情沖淡了連續幾天來的疲倦，2月22日下午3點鐘，隨著一聲清脆的電話鈴聲，主席辦公室來了通知：題詞已經寫好，請你們派人到中南海西門來取。 “向雷鋒同志學習”，毛澤東主席遒勁有力的題詞，莊重地掛在編輯部的牆壁上，大家凝望著主席的題詞，感慨萬千，浮想聯翩：1948年，《中國青年》雜誌在河北省平山縣夾峪村復刊，毛澤東主席在指揮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勝利，籌畫建設新中國宏偉藍圖的百忙之中，為《中國青年》雜誌復刊第1期揮筆題詞“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為全國人民和青年指明了前進方向。這本《中國青年》復刊號伴隨著大軍南下，鼓舞了大江南北的億萬軍民。現在，毛澤東主席又應《中國青年》雜誌的請求，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再一次為全國青年樹立了一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榜樣。 據記載，毛澤東主席一生中只給兩位英雄模範人物題詞：一位是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另一位就是雷鋒。“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8個大字，曾激勵多少中華兒女為了新中國的誕生而前赴後繼；“向雷鋒同志學習”，在中國大地上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無限推崇，同時，雷鋒精神對西方文明也產生了一種震撼。 在請毛澤東主席題詞的同時，編輯部也給周恩來總理發了信。長期以來，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對《中國青年》幾乎是有求必應，接到信後，很快就寫下“雷鋒同志是勞動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戰士”。在專輯出版之前，好幾位老一輩革命家相繼寫來了詞文。有董必武“歌詠雷鋒同志”的詞句、羅瑞卿《學習雷鋒》的專文、謝覺哉在病房裏寫的詩詞、郭沫若《一把劈斷昆侖的寶劍》等詩歌，都趕在2月25日前送到了編輯部。 3月2日，《中國青年》雜誌第5、6期合刊的學習雷鋒專輯終於出版了，由於合刊的編務量大，時間又如此緊迫，所以比正常週期晚了一天，當時印了800多萬冊，仍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在人們爭相傳閱的同時，仍有許多讀者沒能買到這期《中國青年》。有一位讀者向別人借來一本，竟然將6萬多字的雜誌手抄了一遍，並來信要求《中國青年》擴大發行量，隨後編輯們給他寄去兩本，手抄本編輯部留做紀念。在同年舉行的《中國青年》創刊40周年紀念會上，周恩來總理看到陳列室裏陳列的這本手抄的《中國青年》，很感興趣，並對編輯們說：“廣大青年包括農村的知識青年這樣的歡迎《中國青年》，《中國青年》應該增加發行量，紙張不夠，我可以幫助解決，《中國青年》的內容，要照顧農村青年的需要。” 3月5日，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這一天，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全國各大報刊也相繼發表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宣導學習雷鋒的題詞，一個學習雷鋒活動的高潮，在全國億萬群眾中迅速形成。隨著高潮的不斷深入，青年們把學習雷鋒激發起來的高昂熱情，落實到搞好工農業生產、努力鑽研業務、刻苦學習、做好本職工作中去，雷鋒式的青年大批湧現。 在商品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面對一部分人的利己主義、拜金思想和種種不文明行為，在社會中積極營造和諧的人文氣氛，建設美好的精神家園，大力宣導雷鋒精神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注：周恩來總理曾先後兩次為雷鋒題詞，本文提到的是第一次。）
摘自：《北京晚報》2003年2月26日
摘自：《北京晚報》2003年2月26日
2008年6月1日星期日
永遠懷念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散文詩） 劉豐歌
一首詩，我常掛在嘴邊：“毛主席的像，掛在對門的牆上，我們一走進教室，就看見毛主席的像……”
教我的堂哥，解放前是目不識丁的文盲，解放後上了農民夜校，能讀報紙上 的文章。
他常對我說：“這得感謝毛主席，這得感謝共產黨！”
一支歌，我曾反復哼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教我的表姐，是村宣傳隊隊長。她風裏來，雨裏去，宣傳您的思想。
她是盲目崇拜，還是發自內心的敬仰？當我後來讀懂“得民心者得天下”這 句話時，才明白這叫———民心所向。從此，您的名字，便滋潤著我懵懂的童年。
2
1974年，我背著花布書包，走進小學教室，終於見到您，您的標準像掛在黑板上方。慈祥的面容，像我未曾謀面的爺爺，令我生出許多敬仰。
打開語文課本，第一課便是“毛主席萬歲”，那五個字，便是我最初認會和 寫會的漢字。我把那五個字反復練習，終於能寫得橫平豎直、標準規範，便得到 老師的表揚。
在教室，我與您形影不離，無論我站在哪個角落，都能沐浴到您微笑的目光 。有時做錯了題，做錯了事，心虛地瞄您一眼，見您仍是那樣寬容地微笑著，便慚愧得羞紅了臉龐。
我知道，您要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可我總愛惹是生非，上課還不 能專心聽講。
老師反復告誡：“你對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嗎？你對得起這解放前農家孩子想來也不敢來的地方嗎？”
從此，我開始發奮向上。小學畢業，我便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走進中學的 課堂。
3
1976年9月9日，您那顆為中國革命操勞一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噩耗傳來，從父母親到哥哥姐姐無不失聲痛哭。
那天，村曬麥場上，一位從國民黨部隊投誠到解放軍隊伍中退伍返鄉的老兵 ，更是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來。他說他本已成為俘虜，本已重傷在身，是您領導的軍隊救了他的命，使他重新做人。
那天，不明世事的我也被感染得淚如雨下。其實，那天，祖國各地，何處不 是淚飛如雨？
您去了，然而您的光輝思想，仍在中華大地上放射出燦爛的光芒。全國人民 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我們的祖國沿著建 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了一條光輝的大道。共產黨人的接力棒，被一代一代優秀的人才接力下來，奔上幸福的明天。
4
今天，我終於來到北京，來到您的面前。您安詳地閉著眼睛，比照片中見到 的您蒼老。您靜靜地睡了，永遠不再醒來。
您在生時太忙太忙，此時，您該與夫人楊開慧漫步湘江兩岸，徘徊橘子洲頭 ，傾訴相思苦、離別恨吧！您該與二弟毛澤民、三弟毛澤覃、兒子毛岸英共敘兄弟情、父子情吧！
我還能說些什麼？全家參加革命，6人為革命獻身，面對黨旗覆蓋著的您，身為共產黨員的我，只能以淚的長鞭抽打心靈。此時，我的一切自私與狂妄都消失 得無影無蹤！
在您的面前，一切卑微與醜陋的靈魂，都會現出原形。 看那一個個前來弔唁的青年人，手裏捧著鮮花，看那一個個兩鬢染霜的老人眼裏噙著的淚水，我只能舉起右手，敬一個標準的軍禮，還我童年一個完整卻又 留下終身遺憾的印象，深情地道一聲：安息吧！我們的開國領袖！
教我的堂哥，解放前是目不識丁的文盲，解放後上了農民夜校，能讀報紙上 的文章。
他常對我說：“這得感謝毛主席，這得感謝共產黨！”
一支歌，我曾反復哼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教我的表姐，是村宣傳隊隊長。她風裏來，雨裏去，宣傳您的思想。
她是盲目崇拜，還是發自內心的敬仰？當我後來讀懂“得民心者得天下”這 句話時，才明白這叫———民心所向。從此，您的名字，便滋潤著我懵懂的童年。
2
1974年，我背著花布書包，走進小學教室，終於見到您，您的標準像掛在黑板上方。慈祥的面容，像我未曾謀面的爺爺，令我生出許多敬仰。
打開語文課本，第一課便是“毛主席萬歲”，那五個字，便是我最初認會和 寫會的漢字。我把那五個字反復練習，終於能寫得橫平豎直、標準規範，便得到 老師的表揚。
在教室，我與您形影不離，無論我站在哪個角落，都能沐浴到您微笑的目光 。有時做錯了題，做錯了事，心虛地瞄您一眼，見您仍是那樣寬容地微笑著，便慚愧得羞紅了臉龐。
我知道，您要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可我總愛惹是生非，上課還不 能專心聽講。
老師反復告誡：“你對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嗎？你對得起這解放前農家孩子想來也不敢來的地方嗎？”
從此，我開始發奮向上。小學畢業，我便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走進中學的 課堂。
3
1976年9月9日，您那顆為中國革命操勞一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噩耗傳來，從父母親到哥哥姐姐無不失聲痛哭。
那天，村曬麥場上，一位從國民黨部隊投誠到解放軍隊伍中退伍返鄉的老兵 ，更是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來。他說他本已成為俘虜，本已重傷在身，是您領導的軍隊救了他的命，使他重新做人。
那天，不明世事的我也被感染得淚如雨下。其實，那天，祖國各地，何處不 是淚飛如雨？
您去了，然而您的光輝思想，仍在中華大地上放射出燦爛的光芒。全國人民 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我們的祖國沿著建 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了一條光輝的大道。共產黨人的接力棒，被一代一代優秀的人才接力下來，奔上幸福的明天。
4
今天，我終於來到北京，來到您的面前。您安詳地閉著眼睛，比照片中見到 的您蒼老。您靜靜地睡了，永遠不再醒來。
您在生時太忙太忙，此時，您該與夫人楊開慧漫步湘江兩岸，徘徊橘子洲頭 ，傾訴相思苦、離別恨吧！您該與二弟毛澤民、三弟毛澤覃、兒子毛岸英共敘兄弟情、父子情吧！
我還能說些什麼？全家參加革命，6人為革命獻身，面對黨旗覆蓋著的您，身為共產黨員的我，只能以淚的長鞭抽打心靈。此時，我的一切自私與狂妄都消失 得無影無蹤！
在您的面前，一切卑微與醜陋的靈魂，都會現出原形。 看那一個個前來弔唁的青年人，手裏捧著鮮花，看那一個個兩鬢染霜的老人眼裏噙著的淚水，我只能舉起右手，敬一個標準的軍禮，還我童年一個完整卻又 留下終身遺憾的印象，深情地道一聲：安息吧！我們的開國領袖！
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
毛主席致臧克家等信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書早已收到，遲覆為歉！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同志的敬禮！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注釋】
這是毛主席寫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同志和其他編委同志的信。這封信連同毛主席的十八首詩詞，一併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詩刊》創刊號上發表。這十八首詩詞是按照創作時期的先後排列的。《詩刊》的“編後記”裏說：
“這一期，我們發表了毛澤東主席交給我們的十八首舊體詩詞和關於詩的一封信。
“這是對詩刊的一個最強有力的支持，一個最大的鼓舞。這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和感動。
“讀著這些雄偉瑰麗的詩篇，是不能不令人讚歎的。毛主席不但是偉大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偉大的詩人。我們代表廣大的讀者向我們的領袖和詩人深致敬意和感謝。
“這十八首詩詞，大部份是近作和未發表過的作品，其中有幾首舊作曾在一些報刊出版物中發表過，另外有幾首則經過傳抄，也已經廣泛地流傳。但在那些報刊出版物上發表時、在傳抄中，大都出現過一些錯字。這一次，我們發表的是經過毛主席親手校訂了的。
“毛主席給編委會的信，我們在征得他的同意後，同他的作品一起發表在創刊號上。這封信對於新詩、舊體詩詞，新詩和舊體詩詞的關係，表示了明確的意見。這封信，對於我們的詩歌運動，詩歌創作，都是極為重要的。 “我們相信，這些詩詞和來信的發表，在我們的生活和鬥爭中、在我們的文學事業中所要發生的深刻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
惠書早已收到，遲覆為歉！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
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遺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
《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
同志的敬禮！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注釋】
這是毛主席寫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同志和其他編委同志的信。這封信連同毛主席的十八首詩詞，一併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詩刊》創刊號上發表。這十八首詩詞是按照創作時期的先後排列的。《詩刊》的“編後記”裏說：
“這一期，我們發表了毛澤東主席交給我們的十八首舊體詩詞和關於詩的一封信。
“這是對詩刊的一個最強有力的支持，一個最大的鼓舞。這使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和感動。
“讀著這些雄偉瑰麗的詩篇，是不能不令人讚歎的。毛主席不但是偉大的革命領袖，同時也是偉大的詩人。我們代表廣大的讀者向我們的領袖和詩人深致敬意和感謝。
“這十八首詩詞，大部份是近作和未發表過的作品，其中有幾首舊作曾在一些報刊出版物中發表過，另外有幾首則經過傳抄，也已經廣泛地流傳。但在那些報刊出版物上發表時、在傳抄中，大都出現過一些錯字。這一次，我們發表的是經過毛主席親手校訂了的。
“毛主席給編委會的信，我們在征得他的同意後，同他的作品一起發表在創刊號上。這封信對於新詩、舊體詩詞，新詩和舊體詩詞的關係，表示了明確的意見。這封信，對於我們的詩歌運動，詩歌創作，都是極為重要的。 “我們相信，這些詩詞和來信的發表，在我們的生活和鬥爭中、在我們的文學事業中所要發生的深刻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
2008年3月28日星期五
論魯迅[1]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我們陝北公學主要的任務是培養抗日先鋒隊的任務。當著這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爭迅速地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練的先鋒隊來開闢道路。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們是不謀私利的，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們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嚮導的作用。目前的戰局只是單純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廣大的人民參加，這是絕對沒有最後勝利的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的廣大的先鋒隊要趕緊組織起來。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要為完成這一任務而苦戰到底。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著，反抗著，正如陝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裏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陝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裏有真理，講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鋒分子的場所。
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鬥爭。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託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們為了永久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長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使後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參加鬥爭的，後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德國的考茨基、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就是明顯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並把同志拿出去獻給敵人作為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做鬥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下的文學青年，教他們堅決鬥爭，打先鋒，開闢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裏，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這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文藝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根據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指魯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同志們:
今天我們陝北公學主要的任務是培養抗日先鋒隊的任務。當著這偉大的民族自衛戰爭迅速地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們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練的先鋒隊來開闢道路。這種先鋒分子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他們是不謀私利的，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他們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往直前；他們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起著嚮導的作用。目前的戰局只是單純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沒有廣大的人民參加，這是絕對沒有最後勝利的保障的。我們現在需要造就一大批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到底的先鋒隊，要他們去領導群眾，組織群眾，來完成這歷史的任務。首先全國的廣大的先鋒隊要趕緊組織起來。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我們要為完成這一任務而苦戰到底。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裏，他忍受著，反抗著，正如陝北公學的同志們能夠在這樣壞的物質生活裏勤謹地學習革命理論一樣，是充滿了艱苦鬥爭的精神的。陝北公學的一切物質設備都不好，但這裏有真理，講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鋒分子的場所。
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鬥爭。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膽地指出託派匪徒的危險傾向，現在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的見解是那樣的準確，那樣的清楚。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我們為了永久紀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魯迅圖書館，在延長開辦了魯迅師範學校，使後來的人們可以想見他的偉大。
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鬥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參加鬥爭的，後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德國的考茨基、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就是明顯的例子。在中國這等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並把同志拿出去獻給敵人作為見面禮。魯迅痛恨這種人，同這種人做鬥爭，隨時教育著訓練著他所領導下的文學青年，教他們堅決鬥爭，打先鋒，開闢自己的路。
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裏，主張打落水狗。他說，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他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這條瘋狗，還沒有被我們打下水，我們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國國境為止。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
綜合上述這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所以，他在文藝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隊伍中是一個很優秀的很老練的先鋒分子。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根據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指魯迅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發表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2008年3月23日星期日
24歲的毛澤東主席首次指揮作戰記
1917年11月，桂軍大敗湘軍，長沙成了無政府世界。時24歲的毛澤東主席正就讀於湖南第一師範大學。爲了保住長沙，保住學校，毛澤東主席指揮學生兵護校護城，首次展示了他不同凡響的軍事才能。
毛澤東主席是舉世公認的大軍事家。在世界十大著名的軍事家中，僅中國人就有兩位：一位是2500多年前的孫子，一位是毛澤東主席。遍覽世界軍事史，我們發現：偉大的軍事統帥極少同時又是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他們中，要麼是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和指揮者，如凱撒、拿破崙等；要麼則很少指揮過戰爭，如孫子等。
但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偉大的軍事統帥，同時還是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和理論家。而真正能夠達到歷代軍事家所追求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理想境界者，則唯有毛澤東主席了！
毛澤東主席並非天生的軍事家。他在軍事上所顯露出的獨特才能，主要來自後天的鑽研與實踐。但早在學生時代，毛澤東主席在其平生所組織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中即顯示出了非凡的膽略、謀略和統帥才能，不能不說其內在的素質中包含有某些軍事上的「天賦」成分。
毛澤東主席曾長期立志求學，但受標榜「經世致用」的湘學影響，及同情勞苦大衆、決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生目標，使其在鬥爭風暴襲來時不可能與兵事無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22日，湖南宣佈獨立和光復。少年毛澤東主席認爲，要徹底埋葬清王朝尚需更多力量，於是他毅然投筆從戎，成爲新軍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團第一營左隊的一名士兵。這是毛澤東主席軍事生涯的開始，那年他還不滿18歲。
當然，此時的毛澤東主席並沒想到日後會指揮千軍萬馬，他所在的新軍也不曾參加戰鬥，但在軍營中，他認真聽課、操練，打下了作爲一名軍人最起碼的操課訓練基礎。日後回憶起這段時光，他曾自豪地說：辛亥革命時背過幾天槍，什麼立正、稍息、托槍還相當可以，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凡名將必起自伍卒」。早年的士兵生活實踐，無疑爲毛澤東主席後來從事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便被袁世凱竊取了。「南北議和」後，毛澤東主席認爲革命既不存在，從軍便失去了意義，於是決定再度求學，以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這年春天，毛澤東主席婉拒了戰友們的挽留，解甲而去，重新踏進校門。但半年多的新軍生涯，卻使毛澤東主席對軍隊在中國革命和救國救民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了切身認識和感受。求學期間，他充分運用他所積累的軍事素質，在同反動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15年初，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爲取悅於日本政府，欲全盤接受。毛澤東主席聞訊，義憤填膺，怒喊：「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並即興寫下一首五言古體詩表達其憂國憂民之情，詩曰：「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qian，意爲「紅色」），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繼續受到日本政府扶持。爲了將勢力伸延至湖南，1917年9月，段任命陸軍次長傅良佐爲湖南督軍。此舉引起南方軍閥的忌恨，湖南再次陷入「內戰」的紛亂中。省城長沙更是飽受兵馬離亂之苦，城內的學校常被軍閥霸佔充作軍營，加之教育經費一削再削，很多學校難以爲繼，被迫宣佈「提前放假」。此時，毛澤東主席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
毛澤東主席就讀的湖南一師，是外國殖民者留在長沙的一個兩層樓小院。它位處交通要塞，後臨湘江和粵漢鐵路，因此更易被軍閥充作兵營。僅毛澤東主席在校的五年里，一師曾屢遭兵災、三次受到北洋軍閥的蹂躪。
爲此，學校增設了一門「兵式操」，即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同時爲適應警衛工作需要，又在課外組織了「學生志願軍」（約有1/4的學生報名參加）。毛澤東主席是最早報名參加學生志願軍的學生之一。加上毛澤東主席在師生中享有很高威信，此前曾被推選爲「學友會」總務，因此很自然地又被學生們再次推舉爲「學生志願軍」的連長（兵式操教練爲營長，營以下分爲連、排、班）。在毛澤東主席的鼓動、帶領下，學生們刻苦操練，訓練熱情十分高漲……
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譚浩明的軍隊大敗湖南督軍傅良佐的軍隊。消息傳來，傅率城內的殘兵敗將倉皇出逃。其時，譚軍主力尚在衡山、湘鄉一帶，不能即刻趕到長沙。
因此，傅軍的逃離使長沙突然成了一個無政府世界。戰局動蕩不定，市民驚恐萬分。中旬，戰事逼近長沙，轟隆隆的炮聲不時傳來，傅軍潰兵隨處可見。一時間，有關戰事的謠言紛起，鬧得人們惶恐不安……
湖南一師位於長沙南郊，正是潰軍北撤的必經之路。爲了躲避潰軍進校占屋，打劫搶掠，傷及學生，學校決定全體師生暫到城東五里的阿彌嶺躲避一段時日。毛澤東主席得知消息後，匆匆趕到校長室，懇切希望校長不要「棄校」。毛澤東主席說：外面戰事混亂，外出躲避恐怕凶多吉少。學校一旦空虛，亂兵便會擅入打劫。因此，「離校不如護校」，只有利用學校牆高宅深的優勢，加上學生護衛，「方可保自身和學校無虞」。校方權衡再三，覺得毛澤東主席說的在理，決定採納他的意見。
於是，被師生們譽爲「足智多謀、渾身是膽」的毛澤東主席，協助校方，領導全校「學生志願軍」立即投入到緊張的「護校」行動中……
首先，毛澤東主席將學校內所有的體育尖子組織、招集在一起，並委以帶頭護校的重責。接著，他號召同學們將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搬出來，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門，並在院內構築壁壘，準備作戰。同時他還採取從前湖南農民護院的老辦法，率領學生們將竹片削成十分銳利的鋒尖，插在校園圍牆上，並佈置學生在各個通道處「持槍」站崗，且「晝夜巡邏，警衛非常。」而這些學生手中的武器，不過是些普通農具和上操用的木槍、棍棒而已。
兩天以後，有些零星潰兵開始進城，並躑躅于長沙街頭。但當他們經過一師門前時，見大門緊閉，並有威嚴的「學生軍」放哨巡邏，便沒敢擅入騷擾。毛澤東主席獲悉這一情況後斷定：這批前線潰軍，目前尚不知長沙城內的虛實，所以不敢貿然四處亂闖。同時，毛澤東主席又探得情況，還有近4000潰兵正在距學校南幾里地的猴子石觀望徘徊，並到附近農家搶飯吃。這消息頓時使全校師生陷入緊張慌亂中。
毛澤東主席決定喬裝打扮，親自到猴子石附近探聽實情。回來後，根據探得的情況，他分析：這些既驚慌又疲憊的潰兵，儘管知道傅良佐已率部逃走，卻不知道桂軍尚未進城，正如驚弓之鳥。一旦他們知道長沙只是一座「空城」，便會大膽闖入，姦淫擄掠，爲所欲爲，長沙市民和一師校園便會遭受一場浩劫。因此，毛澤東主席認爲，必須趁潰兵驚魂未定，設法將他們趕走，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毛澤東主席向校方提出緊急建議：「主動出擊」，組織學生志願軍截擊潰兵，寧可冒天大的危險，也要繳了他們的械，趕走這支潰軍，以確保長沙城和學校的絕對安全。這是個既大膽又很冒險的設想！該設想得到校方及全體師生的一致擁護和支援。
經過一番周密籌劃，毛澤東主席的設想很快便開始實施了……
毛澤東主席首先組織起一支由百餘名健壯膽大的同學參加的志願軍，作好出發準備。
並簡單交待了「作戰意圖」，即：手持自製木槍等「武器」，兵分三路潛出學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幾個山頭上，以形成對潰兵的包圍之勢。而後，他持學校公函前去南區警察局借人，請求他們派員增援。
吃罷晚飯，第一師範的100餘名學生志願軍一律穿上平日操練時的軍裝，同「借來」的20餘名荷槍實彈的警察一道，整齊地集合在操場上。月夜朦朧，真假莫辨。遠遠望去，還真像一支全副武裝的正規軍呢。
毛澤東主席站在操場中央，在作了簡短的戰鬥動員後，即命令隊伍按照預定的計劃和部署，分頭進發……
毛澤東主席親率一支南路軍，由妙高峰下去，穿過鐵路，迂回到北洋潰軍正面，準備阻攔其進路。其他兩路則分別包抄潰軍的後路和東路，警察則扼守學校背後的制高點——妙高峰山頭。沿途上，又有一些學生發動起來的農民和工人夜校的學員，手持農具、木棒、銅鑼和大鼓等，陸續加入到隊伍中來。
夜深人靜。各路隊伍已「各就各位」，這時突然發現：在與湘江平行的粵漢鐵路上，影影綽綽的潰兵猶如一條大黑蛇，正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動。當這支潰軍進入到學生和警察等潛伏的地域不遠時，毛澤東主席立即命令埋伏在山頭上的警察鳴槍三響。霎時間，只見寫有「桂」字、「湘」字和「粵」字的燈籠，一起點燃。漫山遍野，燈火通明。隨後，毛澤東主席又令警察放了一陣排槍，其餘持木槍的同學則在洋油桶里大放爆竹。遠處，則軍號陣陣，鑼鼓喧天。一場「激戰」就這樣打響了。
稍頃，毛澤東主席命令停止打槍，並讓幾個同學用桂林話一遍遍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軍已經進城了！……你們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吧！……只要你們放下武器，就放你們回家！……」
桂軍潰兵被這漫山突如其來的槍聲、炮聲、鑼鼓聲、呼喊聲鎮住了，頓時亂作一團。
由於不知城內虛實，因此未敢輕舉妄動。毛澤東主席摸透了潰軍的心態，趁勢急派代表前去交涉。不一會，只見潰軍隊伍中紛紛舉出了白襯衣，表示願意投降繳械。
毛澤東主席速派人將他們引到一師的前坪，命令他們放下武器，隨後又令他們全體後退十步。3000餘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師生見狀，個個又驚又喜。當晚，在安排好潰軍的食宿後，一師師生傾巢出動，一齊前來收拾槍支。他們扛的扛，的，將繳獲的武器全部運進學校，堆了滿滿一禮堂。
次日天一亮，毛澤東主席等又向長沙商會籌集遣散潰兵回家所需的經費。因商會懼怕潰軍久留可能危害其利益，因此十分情願地捐出了一大筆款項。
毛澤東主席給潰兵每人分發五至七元大洋，並親自將他們送上開往武漢的火車，就這樣「兵不血刃」地遣散了這支隊伍。
學校保住了，長沙城也避免了一場潰軍的騷擾。毛澤東主席機智果敢，不傷一人，率一群「秀才」繳了數十倍於己的「武士」的槍，堪稱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事後，一師的師生乃至長沙的警察，都?他是「一身是膽」！並取外號叫他「毛奇」。
事實上，膽量與奇謀、敢打與必勝是相伴而行的。毛澤東主席決非是一介武夫。當時，他的同班同學鄒蘊真曾經問他：「萬一當時敗軍開槍還擊，豈不甚危？」毛澤東主席不假思索，當即有理有據地回答道：「敗軍若有意劫城，當晚必將發動，否則必是疲憊膽虛，不敢通過長沙城關北歸，只得閑守于此，故知一呼必從，情勢然也。」言語中充滿自信。
多年後，毛澤東主席在與友人閒談時言及此事，笑道：要說搞軍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然而，就是其平生所搞「第一次」軍事行動，卻充分顯示出他日後作爲一個偉大統帥所具有的超凡「天賦」！
毛澤東主席是舉世公認的大軍事家。在世界十大著名的軍事家中，僅中國人就有兩位：一位是2500多年前的孫子，一位是毛澤東主席。遍覽世界軍事史，我們發現：偉大的軍事統帥極少同時又是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他們中，要麼是戰爭的直接參與者和指揮者，如凱撒、拿破崙等；要麼則很少指揮過戰爭，如孫子等。
但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偉大的軍事統帥，同時還是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和理論家。而真正能夠達到歷代軍事家所追求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理想境界者，則唯有毛澤東主席了！
毛澤東主席並非天生的軍事家。他在軍事上所顯露出的獨特才能，主要來自後天的鑽研與實踐。但早在學生時代，毛澤東主席在其平生所組織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中即顯示出了非凡的膽略、謀略和統帥才能，不能不說其內在的素質中包含有某些軍事上的「天賦」成分。
毛澤東主席曾長期立志求學，但受標榜「經世致用」的湘學影響，及同情勞苦大衆、決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生目標，使其在鬥爭風暴襲來時不可能與兵事無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22日，湖南宣佈獨立和光復。少年毛澤東主席認爲，要徹底埋葬清王朝尚需更多力量，於是他毅然投筆從戎，成爲新軍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團第一營左隊的一名士兵。這是毛澤東主席軍事生涯的開始，那年他還不滿18歲。
當然，此時的毛澤東主席並沒想到日後會指揮千軍萬馬，他所在的新軍也不曾參加戰鬥，但在軍營中，他認真聽課、操練，打下了作爲一名軍人最起碼的操課訓練基礎。日後回憶起這段時光，他曾自豪地說：辛亥革命時背過幾天槍，什麼立正、稍息、托槍還相當可以，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凡名將必起自伍卒」。早年的士兵生活實踐，無疑爲毛澤東主席後來從事長期艱苦的革命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
1912年1月，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便被袁世凱竊取了。「南北議和」後，毛澤東主席認爲革命既不存在，從軍便失去了意義，於是決定再度求學，以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這年春天，毛澤東主席婉拒了戰友們的挽留，解甲而去，重新踏進校門。但半年多的新軍生涯，卻使毛澤東主席對軍隊在中國革命和救國救民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了切身認識和感受。求學期間，他充分運用他所積累的軍事素質，在同反動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15年初，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爲取悅於日本政府，欲全盤接受。毛澤東主席聞訊，義憤填膺，怒喊：「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並即興寫下一首五言古體詩表達其憂國憂民之情，詩曰：「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qian，意爲「紅色」），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繼續受到日本政府扶持。爲了將勢力伸延至湖南，1917年9月，段任命陸軍次長傅良佐爲湖南督軍。此舉引起南方軍閥的忌恨，湖南再次陷入「內戰」的紛亂中。省城長沙更是飽受兵馬離亂之苦，城內的學校常被軍閥霸佔充作軍營，加之教育經費一削再削，很多學校難以爲繼，被迫宣佈「提前放假」。此時，毛澤東主席正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
毛澤東主席就讀的湖南一師，是外國殖民者留在長沙的一個兩層樓小院。它位處交通要塞，後臨湘江和粵漢鐵路，因此更易被軍閥充作兵營。僅毛澤東主席在校的五年里，一師曾屢遭兵災、三次受到北洋軍閥的蹂躪。
爲此，學校增設了一門「兵式操」，即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同時爲適應警衛工作需要，又在課外組織了「學生志願軍」（約有1/4的學生報名參加）。毛澤東主席是最早報名參加學生志願軍的學生之一。加上毛澤東主席在師生中享有很高威信，此前曾被推選爲「學友會」總務，因此很自然地又被學生們再次推舉爲「學生志願軍」的連長（兵式操教練爲營長，營以下分爲連、排、班）。在毛澤東主席的鼓動、帶領下，學生們刻苦操練，訓練熱情十分高漲……
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譚浩明的軍隊大敗湖南督軍傅良佐的軍隊。消息傳來，傅率城內的殘兵敗將倉皇出逃。其時，譚軍主力尚在衡山、湘鄉一帶，不能即刻趕到長沙。
因此，傅軍的逃離使長沙突然成了一個無政府世界。戰局動蕩不定，市民驚恐萬分。中旬，戰事逼近長沙，轟隆隆的炮聲不時傳來，傅軍潰兵隨處可見。一時間，有關戰事的謠言紛起，鬧得人們惶恐不安……
湖南一師位於長沙南郊，正是潰軍北撤的必經之路。爲了躲避潰軍進校占屋，打劫搶掠，傷及學生，學校決定全體師生暫到城東五里的阿彌嶺躲避一段時日。毛澤東主席得知消息後，匆匆趕到校長室，懇切希望校長不要「棄校」。毛澤東主席說：外面戰事混亂，外出躲避恐怕凶多吉少。學校一旦空虛，亂兵便會擅入打劫。因此，「離校不如護校」，只有利用學校牆高宅深的優勢，加上學生護衛，「方可保自身和學校無虞」。校方權衡再三，覺得毛澤東主席說的在理，決定採納他的意見。
於是，被師生們譽爲「足智多謀、渾身是膽」的毛澤東主席，協助校方，領導全校「學生志願軍」立即投入到緊張的「護校」行動中……
首先，毛澤東主席將學校內所有的體育尖子組織、招集在一起，並委以帶頭護校的重責。接著，他號召同學們將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搬出來，堵住所有通向外界的校門，並在院內構築壁壘，準備作戰。同時他還採取從前湖南農民護院的老辦法，率領學生們將竹片削成十分銳利的鋒尖，插在校園圍牆上，並佈置學生在各個通道處「持槍」站崗，且「晝夜巡邏，警衛非常。」而這些學生手中的武器，不過是些普通農具和上操用的木槍、棍棒而已。
兩天以後，有些零星潰兵開始進城，並躑躅于長沙街頭。但當他們經過一師門前時，見大門緊閉，並有威嚴的「學生軍」放哨巡邏，便沒敢擅入騷擾。毛澤東主席獲悉這一情況後斷定：這批前線潰軍，目前尚不知長沙城內的虛實，所以不敢貿然四處亂闖。同時，毛澤東主席又探得情況，還有近4000潰兵正在距學校南幾里地的猴子石觀望徘徊，並到附近農家搶飯吃。這消息頓時使全校師生陷入緊張慌亂中。
毛澤東主席決定喬裝打扮，親自到猴子石附近探聽實情。回來後，根據探得的情況，他分析：這些既驚慌又疲憊的潰兵，儘管知道傅良佐已率部逃走，卻不知道桂軍尚未進城，正如驚弓之鳥。一旦他們知道長沙只是一座「空城」，便會大膽闖入，姦淫擄掠，爲所欲爲，長沙市民和一師校園便會遭受一場浩劫。因此，毛澤東主席認爲，必須趁潰兵驚魂未定，設法將他們趕走，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於是，毛澤東主席向校方提出緊急建議：「主動出擊」，組織學生志願軍截擊潰兵，寧可冒天大的危險，也要繳了他們的械，趕走這支潰軍，以確保長沙城和學校的絕對安全。這是個既大膽又很冒險的設想！該設想得到校方及全體師生的一致擁護和支援。
經過一番周密籌劃，毛澤東主席的設想很快便開始實施了……
毛澤東主席首先組織起一支由百餘名健壯膽大的同學參加的志願軍，作好出發準備。
並簡單交待了「作戰意圖」，即：手持自製木槍等「武器」，兵分三路潛出學校，悄悄埋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幾個山頭上，以形成對潰兵的包圍之勢。而後，他持學校公函前去南區警察局借人，請求他們派員增援。
吃罷晚飯，第一師範的100餘名學生志願軍一律穿上平日操練時的軍裝，同「借來」的20餘名荷槍實彈的警察一道，整齊地集合在操場上。月夜朦朧，真假莫辨。遠遠望去，還真像一支全副武裝的正規軍呢。
毛澤東主席站在操場中央，在作了簡短的戰鬥動員後，即命令隊伍按照預定的計劃和部署，分頭進發……
毛澤東主席親率一支南路軍，由妙高峰下去，穿過鐵路，迂回到北洋潰軍正面，準備阻攔其進路。其他兩路則分別包抄潰軍的後路和東路，警察則扼守學校背後的制高點——妙高峰山頭。沿途上，又有一些學生發動起來的農民和工人夜校的學員，手持農具、木棒、銅鑼和大鼓等，陸續加入到隊伍中來。
夜深人靜。各路隊伍已「各就各位」，這時突然發現：在與湘江平行的粵漢鐵路上，影影綽綽的潰兵猶如一條大黑蛇，正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動。當這支潰軍進入到學生和警察等潛伏的地域不遠時，毛澤東主席立即命令埋伏在山頭上的警察鳴槍三響。霎時間，只見寫有「桂」字、「湘」字和「粵」字的燈籠，一起點燃。漫山遍野，燈火通明。隨後，毛澤東主席又令警察放了一陣排槍，其餘持木槍的同學則在洋油桶里大放爆竹。遠處，則軍號陣陣，鑼鼓喧天。一場「激戰」就這樣打響了。
稍頃，毛澤東主席命令停止打槍，並讓幾個同學用桂林話一遍遍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軍已經進城了！……你們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吧！……只要你們放下武器，就放你們回家！……」
桂軍潰兵被這漫山突如其來的槍聲、炮聲、鑼鼓聲、呼喊聲鎮住了，頓時亂作一團。
由於不知城內虛實，因此未敢輕舉妄動。毛澤東主席摸透了潰軍的心態，趁勢急派代表前去交涉。不一會，只見潰軍隊伍中紛紛舉出了白襯衣，表示願意投降繳械。
毛澤東主席速派人將他們引到一師的前坪，命令他們放下武器，隨後又令他們全體後退十步。3000餘人竟都遵令行事。全校師生見狀，個個又驚又喜。當晚，在安排好潰軍的食宿後，一師師生傾巢出動，一齊前來收拾槍支。他們扛的扛，的，將繳獲的武器全部運進學校，堆了滿滿一禮堂。
次日天一亮，毛澤東主席等又向長沙商會籌集遣散潰兵回家所需的經費。因商會懼怕潰軍久留可能危害其利益，因此十分情願地捐出了一大筆款項。
毛澤東主席給潰兵每人分發五至七元大洋，並親自將他們送上開往武漢的火車，就這樣「兵不血刃」地遣散了這支隊伍。
學校保住了，長沙城也避免了一場潰軍的騷擾。毛澤東主席機智果敢，不傷一人，率一群「秀才」繳了數十倍於己的「武士」的槍，堪稱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跡！事後，一師的師生乃至長沙的警察，都?他是「一身是膽」！並取外號叫他「毛奇」。
事實上，膽量與奇謀、敢打與必勝是相伴而行的。毛澤東主席決非是一介武夫。當時，他的同班同學鄒蘊真曾經問他：「萬一當時敗軍開槍還擊，豈不甚危？」毛澤東主席不假思索，當即有理有據地回答道：「敗軍若有意劫城，當晚必將發動，否則必是疲憊膽虛，不敢通過長沙城關北歸，只得閑守于此，故知一呼必從，情勢然也。」言語中充滿自信。
多年後，毛澤東主席在與友人閒談時言及此事，笑道：要說搞軍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然而，就是其平生所搞「第一次」軍事行動，卻充分顯示出他日後作爲一個偉大統帥所具有的超凡「天賦」！
2008年3月22日星期六
毛澤東 (歌詞) -- 詞、曲、唱： 張廣天
當忽然我發現自己那麼貧窮，
回想起當年看煙火的那個晚上；
我們的想像佈滿了整個夜空，
多麼啊多麼燦爛，毛澤東！
每一天早上太陽依舊火一般鮮紅，
我看見你獨自一人站在遠方；
你的手指指向我心靈的廣場，
跟你啊跟你前進，毛澤東！
有些歌聽起來熟悉充滿希望，
就好像在多年以前聽你演講；
原來這都是些我心中的歌唱，
多麼啊多麼美好，毛澤東！
當風雪黃昏那姑娘走到我身旁，
她胸前的徽章閃耀夢幻的光芒；
當愛情和戰鬥如今已變得一樣，
給我啊給我力量，毛澤東！
當新年的鐘聲再次隆隆迴響，
難道你被手裏那截香煙燙傷？
讓我為你點燃一掛紅色的鞭炮，
多麼啊多麼響亮，毛澤東！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冒著槍林彈雨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閒庭信步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談笑風生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憂傷似海向前走！
回想起當年看煙火的那個晚上；
我們的想像佈滿了整個夜空，
多麼啊多麼燦爛，毛澤東！
每一天早上太陽依舊火一般鮮紅，
我看見你獨自一人站在遠方；
你的手指指向我心靈的廣場，
跟你啊跟你前進，毛澤東！
有些歌聽起來熟悉充滿希望，
就好像在多年以前聽你演講；
原來這都是些我心中的歌唱，
多麼啊多麼美好，毛澤東！
當風雪黃昏那姑娘走到我身旁，
她胸前的徽章閃耀夢幻的光芒；
當愛情和戰鬥如今已變得一樣，
給我啊給我力量，毛澤東！
當新年的鐘聲再次隆隆迴響，
難道你被手裏那截香煙燙傷？
讓我為你點燃一掛紅色的鞭炮，
多麼啊多麼響亮，毛澤東！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冒著槍林彈雨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閒庭信步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談笑風生向前走；
毛澤東，毛澤東， 跟你憂傷似海向前走！
2008年3月18日星期二
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1] (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外交部： 應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該團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動身。現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前進，數日內可能佔領昌都。如西藏願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二)朝鮮問題應照周總理九月三十日演說內容答覆之，即中國不能坐視其鄰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擴大戰爭的責任應由侵略國擔負。外交部擬電送閱。 毛澤東 十月十一日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一九五○年十月十日關於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給外交部的報告上寫的批語。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一九五○年十月十日關於印度對西藏問題的態度給外交部的報告上寫的批語。
2008年3月8日星期六
井岡山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⑴，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⑵，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⑶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⑷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麼人在軍事方面主張採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則諡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群眾的遊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⑸。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為師委（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佔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⑹和群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群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鬥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群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裏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鬥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複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范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群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瞭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並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岡山一戰，湘敵始退往酃縣，贛敵仍盤踞各縣城及大部鄉村。然而山區是敵人始終無法奪取的，這在寧岡有西北兩區，在永新有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在蓮花有上西區，在遂川有井岡山區，在酃縣有青石岡和大院區。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暴動隊大小數十戰，僅失槍三十枝，最後退入山區。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佔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于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為特務營，畢占雲為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于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佔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這種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複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⑻；（二）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⑼；（三）平瀏的農民⑽；（四）湘南的農民⑾和水口山的工人⑿；（五）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但是葉賀舊部、警衛團和平瀏農民，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農民，傷亡也大。因此，前四項雖然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幹，但已遠不如後二項多。後二項中又以敵軍俘虜為多，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雖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⒀來此，亟盼實行。 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黨代表制度⒁，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党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党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因為下級幹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第二十八團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又恢復了。改稱指導員，則和國民黨的指導員相混，為俘虜兵所厭惡。且易一名稱，於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鬥，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為著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⒂。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⒄。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⒅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⒆。現在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分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湘南來的工作人員，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可是八月間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現在不能調出人去。 地方武裝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始於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後，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於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戶團作戰，戰鬥力日益增強。馬日事變⒇以前，各縣有農民自衛軍。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甯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概被豪紳繳去。農民自衛軍如此沒有把握槍枝的能力，這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枝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繼續在武器上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鬥力的條件之下，必須儘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我們業經規定紅軍每營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加上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炮連，團部和三個營部，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戰繳獲的槍，則儘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後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鬥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遊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採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甯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裏。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裏。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鬥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裏。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為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甯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尚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為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願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份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瞭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党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党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党”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甯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党的組織大半塌台。九月以後，厲行洗党，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党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遊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甯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份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党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党，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党，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甯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26）在黃坳到草林七十裏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畫，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畫，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畫。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於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遊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注 釋 〔1〕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結束。 〔2〕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結束。 〔3〕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9〕。 〔4〕 參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16〕。 〔5〕 紅軍中的士兵代表會議和士兵委員會是為了發揚軍隊內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後來被廢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軍運動開始以後，在人民解放軍中，根據紅軍時期和新式整軍運動中的經驗，又在連隊中建立過幹部領導的士兵會和士兵委員會的制度。 〔6〕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12〕。 〔7〕 “反水”意為叛變。 〔8〕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的舊部（葉部見本文注〔18〕）。這些部隊在潮州、汕頭一帶失敗後，一部分到達海陸豐地區，繼續在廣東堅持鬥爭，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等率領退出廣東，經福建、江西，轉入湖南南部，會合當地農軍舉行湘南起義，開展蘇維埃運動。起義失敗後，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9〕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它的幹部有很多是共產黨員。汪精衛等叛變革命以後，這個警衛團在八月初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起義軍。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就轉到修水，同平江、瀏陽的農軍會合。 〔10〕 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經形成相當有力的農民武裝。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即“馬日事變”），屠殺革命群眾。為了向反革命還擊，瀏陽的農軍，同長沙附近其他各縣的工農武裝一起，曾經向長沙前進。在進軍途中，由於中共湖南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撤退農軍的命令，其他各縣工農武裝都向後撤退，只有瀏陽農軍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長沙城下，遭到失敗後撤退。七月中旬，這支農軍同平江的農民武裝會合。九月又與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安源工人武裝等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毛澤東領導下，于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舉行秋收起義。十月，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 〔11〕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陳毅率部在湘南開展革命遊擊戰爭，原來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五縣，這時都組織了農軍。後來這部分農軍由朱德、陳毅率領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 〔12〕 湖南省常甯縣水口山是重要的鉛鋅礦產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工會，歷年與反革命鬥爭。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為主，組成了湘南遊擊總隊，進行遊擊戰爭。一九二八年初，湘南遊擊總隊編入朱德率領的中國工農革命軍，參加了湘南起義。後隨起義軍一起，到達井岡山。 〔13〕 指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國共產黨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的領導下，發動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大罷工。當時，安源一帶有一萬二千多工人參加了工會。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裝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14〕 紅軍中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一九三○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 〔15〕 用“打土豪”罰款的方法籌措軍費，只能是臨時的和部分的。軍隊大了，地域寬了，就必須而且可能用收稅等方法籌措軍費。 〔16〕 此種辦法在紅軍中施行了一個很長時期，在當時曾是必要的，後來改變為按等級略有一些區別。 〔17〕 在軍隊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裏毛澤東特別著重地指出革命軍隊內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為當時紅軍初建，非強調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農民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軍士兵的革命積極性，不足以肅清幹部中由反動軍隊傳來的軍閥主義的習氣。當然，部隊中的民主生活必須是在軍事紀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必須是為著加強紀律而不是為著減弱紀律，所以在部隊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要求極端民主的無紀律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初期的紅軍中，曾經一度嚴重地存在過。關於毛澤東反對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鬥爭，參見本卷《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8〕 一九二六年北伐時，葉挺領導的部隊為一個獨立團。這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幹，是北伐中有名的戰鬥部隊。革命軍佔領武昌以後，獨立團本身改編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同時，抽調該團部分骨幹組建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的三個營和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抽調該團的大批骨幹組建第二十四師，葉挺任師長。參加南昌起義後，二十四師、二十五師等部合編為第十一軍，葉挺兼任軍長。 〔19〕 事實上紅軍中的黨員人數占全軍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後來在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中大體上都是如此。 〔20〕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湖南、湖北的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軍長何鍵的策動下，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群眾。舊時的文電，習慣以通行的詩韻韻目代替日期，以詩韻第二十一韻的韻目“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這一天發生的事變被稱為“馬日事變”。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21〕 一九二八年湘贛邊界土地法中曾經有這樣的規定。毛澤東後來指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是由於當時缺乏土地鬥爭的經驗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22〕 鑒於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毛澤東隨即糾正了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錯誤政策。毛澤東對中間階級的政策主張，除見於本文外，又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提案（內有“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項）、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佈告（內有“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等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參見本文注〔21〕）等。 〔23〕 此種情況，依靠革命戰爭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和革命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後來也已經改變了。這裏的關鍵是堅決地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過左的政策。 〔24〕 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革命根據地，長時期都是實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則。 〔25〕 這裏指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開預備會，十四日正式開會，十五日閉幕。 〔26〕 靖衛團是一種反革命的地方武裝。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⑴，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⑵，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⑶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⑷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麼人在軍事方面主張採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則諡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群眾的遊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⑸。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為師委（何挺穎為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佔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⑹和群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群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鬥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群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裏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鬥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複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范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群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瞭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並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⑺。八月三十日井岡山一戰，湘敵始退往酃縣，贛敵仍盤踞各縣城及大部鄉村。然而山區是敵人始終無法奪取的，這在寧岡有西北兩區，在永新有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在蓮花有上西區，在遂川有井岡山區，在酃縣有青石岡和大院區。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暴動隊大小數十戰，僅失槍三十枝，最後退入山區。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佔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于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為特務營，畢占雲為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于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佔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這種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複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⑻；（二）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⑼；（三）平瀏的農民⑽；（四）湘南的農民⑾和水口山的工人⑿；（五）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但是葉賀舊部、警衛團和平瀏農民，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農民，傷亡也大。因此，前四項雖然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幹，但已遠不如後二項多。後二項中又以敵軍俘虜為多，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雖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⒀來此，亟盼實行。 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黨代表制度⒁，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党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党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因為下級幹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第二十八團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又恢復了。改稱指導員，則和國民黨的指導員相混，為俘虜兵所厭惡。且易一名稱，於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鬥，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為著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⒂。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⒃。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⒄。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⒅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⒆。現在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分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湘南來的工作人員，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可是八月間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現在不能調出人去。 地方武裝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始於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後，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於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戶團作戰，戰鬥力日益增強。馬日事變⒇以前，各縣有農民自衛軍。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甯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概被豪紳繳去。農民自衛軍如此沒有把握槍枝的能力，這是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枝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繼續在武器上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鬥力的條件之下，必須儘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我們業經規定紅軍每營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加上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炮連，團部和三個營部，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戰繳獲的槍，則儘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後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鬥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遊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採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甯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裏。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裏。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鬥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裏。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為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卻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宕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哪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甯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尚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為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願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份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瞭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党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党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党”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甯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党的組織大半塌台。九月以後，厲行洗党，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党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遊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甯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份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党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党，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党，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甯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26）在黃坳到草林七十裏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畫，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畫，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畫。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於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遊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注 釋 〔1〕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結束。 〔2〕 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結束。 〔3〕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9〕。 〔4〕 參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16〕。 〔5〕 紅軍中的士兵代表會議和士兵委員會是為了發揚軍隊內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後來被廢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軍運動開始以後，在人民解放軍中，根據紅軍時期和新式整軍運動中的經驗，又在連隊中建立過幹部領導的士兵會和士兵委員會的制度。 〔6〕 見本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注〔12〕。 〔7〕 “反水”意為叛變。 〔8〕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的舊部（葉部見本文注〔18〕）。這些部隊在潮州、汕頭一帶失敗後，一部分到達海陸豐地區，繼續在廣東堅持鬥爭，另一部分由朱德、陳毅等率領退出廣東，經福建、江西，轉入湖南南部，會合當地農軍舉行湘南起義，開展蘇維埃運動。起義失敗後，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 〔9〕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它的幹部有很多是共產黨員。汪精衛等叛變革命以後，這個警衛團在八月初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起義軍。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就轉到修水，同平江、瀏陽的農軍會合。 〔10〕 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經形成相當有力的農民武裝。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即“馬日事變”），屠殺革命群眾。為了向反革命還擊，瀏陽的農軍，同長沙附近其他各縣的工農武裝一起，曾經向長沙前進。在進軍途中，由於中共湖南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撤退農軍的命令，其他各縣工農武裝都向後撤退，只有瀏陽農軍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長沙城下，遭到失敗後撤退。七月中旬，這支農軍同平江的農民武裝會合。九月又與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安源工人武裝等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毛澤東領導下，于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舉行秋收起義。十月，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 〔11〕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陳毅率部在湘南開展革命遊擊戰爭，原來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五縣，這時都組織了農軍。後來這部分農軍由朱德、陳毅率領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 〔12〕 湖南省常甯縣水口山是重要的鉛鋅礦產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了工會，歷年與反革命鬥爭。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為主，組成了湘南遊擊總隊，進行遊擊戰爭。一九二八年初，湘南遊擊總隊編入朱德率領的中國工農革命軍，參加了湘南起義。後隨起義軍一起，到達井岡山。 〔13〕 指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國共產黨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產黨和工會的組織，在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的領導下，發動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大罷工。當時，安源一帶有一萬二千多工人參加了工會。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裝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14〕 紅軍中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一九三○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 〔15〕 用“打土豪”罰款的方法籌措軍費，只能是臨時的和部分的。軍隊大了，地域寬了，就必須而且可能用收稅等方法籌措軍費。 〔16〕 此種辦法在紅軍中施行了一個很長時期，在當時曾是必要的，後來改變為按等級略有一些區別。 〔17〕 在軍隊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在這裏毛澤東特別著重地指出革命軍隊內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為當時紅軍初建，非強調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農民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軍士兵的革命積極性，不足以肅清幹部中由反動軍隊傳來的軍閥主義的習氣。當然，部隊中的民主生活必須是在軍事紀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必須是為著加強紀律而不是為著減弱紀律，所以在部隊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要求極端民主的無紀律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初期的紅軍中，曾經一度嚴重地存在過。關於毛澤東反對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鬥爭，參見本卷《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18〕 一九二六年北伐時，葉挺領導的部隊為一個獨立團。這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幹，是北伐中有名的戰鬥部隊。革命軍佔領武昌以後，獨立團本身改編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同時，抽調該團部分骨幹組建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的三個營和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抽調該團的大批骨幹組建第二十四師，葉挺任師長。參加南昌起義後，二十四師、二十五師等部合編為第十一軍，葉挺兼任軍長。 〔19〕 事實上紅軍中的黨員人數占全軍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後來在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中大體上都是如此。 〔20〕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湖南、湖北的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軍長何鍵的策動下，在長沙發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群眾。舊時的文電，習慣以通行的詩韻韻目代替日期，以詩韻第二十一韻的韻目“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這一天發生的事變被稱為“馬日事變”。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21〕 一九二八年湘贛邊界土地法中曾經有這樣的規定。毛澤東後來指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是由於當時缺乏土地鬥爭的經驗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 〔22〕 鑒於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毛澤東隨即糾正了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錯誤政策。毛澤東對中間階級的政策主張，除見於本文外，又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的代表大會提案（內有“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等項）、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佈告（內有“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等語）和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參見本文注〔21〕）等。 〔23〕 此種情況，依靠革命戰爭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和革命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後來也已經改變了。這裏的關鍵是堅決地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過左的政策。 〔24〕 以勞動力為標準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革命根據地，長時期都是實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則。 〔25〕 這裏指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開預備會，十四日正式開會，十五日閉幕。 〔26〕 靖衛團是一種反革命的地方武裝。
2008年3月1日星期六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澤東主席此文是為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毛澤東主席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⑴，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組織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⑵，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卻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⑶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⑷。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⑸，坐飛機回廣東⑹了。吳佩孚⑺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⑻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甯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⑼，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⑽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⑾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為，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是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麼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⑿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隻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於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甯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甯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和囤積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穀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徵收權如畝捐⒀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⒁、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裏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⒂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⒃，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⒄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後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員警、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里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員警、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⒆，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裏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員警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員警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員警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第九件 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⒇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杆“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穀，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遊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籤。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藉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21）。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穀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後，穀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22）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裏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23）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嗎？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於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甯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甯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乾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鬥穀一工！”地主為鬥谷一工划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25）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26）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27）有什麼兩樣！
注釋 〔1〕 湖南是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2〕 趙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後，他是統治湖南的軍閥。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趙高潮的形勢下，被迫辭去湖南省長的職務。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舊部被北伐軍擊潰。 〔3〕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回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 〔4〕 “矯枉過正”是一句成語，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句話去拘束人們的活動，要人們只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主席在這裏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理論。這裏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群眾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進軍江西的時候，排斥共產黨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打了敗仗。許多報刊刊登消息說蔣介石受了傷。當時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農民群眾還認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農則反對他，聽到北伐軍打敗仗和蔣介石受傷的消息後很高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來。從這時起，地主富農就對他改取擁護態度了。 〔6〕 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 〔7〕 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敗皖系軍閥段祺瑞，開始左右北洋軍閥的中央政權，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軍閥混戰中失敗。一年後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前，他據有直隸（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軍從廣東出發，首先打倒的敵人就是吳佩孚。 〔8〕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舊三民主義從此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 〔9〕 不應當容許富農加入農會。一九二七年時期，農民群眾還不知道這一點。 〔10〕 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0〕。 〔11〕 指當時的國民黨縣黨部。 〔12〕 袁祖銘，貴州軍閥，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間曾經盤據湘西一帶。 〔13〕 畝捐是當時縣、區、鄉豪紳政權除抽收原有田賦之外，另行按田畝攤派的一種苛捐。這種捐稅連租種地主土地的貧苦農民都要直接負擔。 〔14〕 督軍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管轄一省的軍事首腦。督軍大都總攬全省的軍事政治大權，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地方性的封建軍事割據，是一省範圍內的獨裁者。 〔15〕 都總、團總是都、團政權機關的頭領。 〔16〕 “挨戶團”是當時湖南農村武裝的一種，它分常備隊和非常備隊兩部分。“挨戶”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地方的“挨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17〕 當時在武漢國民黨中央領導下的各地國民黨縣黨部，很多是屬於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組織，是共產黨人、左派國民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聯盟。 〔18〕 這句話引自《孟子·盡心上》，大意是說善於教人射箭的人，引滿了弓，卻不射出去，只擺著躍躍欲動的姿勢。毛澤東主席在這裏是借來比喻共產黨人應當善於教育和啟發農民，使農民自覺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風俗習慣，而不是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靠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當時站在革命方面參加北伐的一個將軍。葉開鑫是當時站在北洋軍閥方面反對革命的一個將軍。 〔20〕 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東泰安人，北洋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後，曾經統治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五省。他鎮壓過上海工人的起義。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他的軍隊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21〕 東方文化主義，是排斥近代科學文明，標榜和宣揚東方落後的農業生產和封建文化的一種反動思想。 〔22〕 會黨指哥老會等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參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的一些宗派的稱號。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南昌。蔣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國民黨右派和一部分北洋軍閥的政客，勾結帝國主義，策劃反革命的陰謀，形成了與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對抗的局面。 〔25〕 張靜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是國民黨右派頭子之一，為蔣介石設謀畫策的人。 〔26〕 劉嶽峙，湖南國民黨右派組織“左社”的頭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當時還執行革命政策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清洗出党，成為人所共知的反動分子。 〔27〕 葉公好龍，見漢朝劉向所作《新序·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毛澤東主席在這裏用以比喻蔣介石輩口談革命，實際上畏懼革命，反對革命。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⑴，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組織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為第一時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⑵，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卻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⑶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⑷。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⑸，坐飛機回廣東⑹了。吳佩孚⑺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⑻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甯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⑼，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⑽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占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⑾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為，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是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麼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⑿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隻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於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甯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甯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和囤積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穀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徵收權如畝捐⒀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⒁、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裏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⒂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⒃，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⒄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後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員警、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里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員警、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⒅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嗎？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里、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嗎？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嗎？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嗎？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⒆，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裏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嗎？”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員警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員警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員警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第九件 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⒇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杆“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穀，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遊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籤。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藉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21）。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穀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後，穀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22）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裏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23）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嗎？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於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甯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甯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乾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鬥穀一工！”地主為鬥谷一工划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25）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26）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27）有什麼兩樣！
注釋 〔1〕 湖南是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2〕 趙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後，他是統治湖南的軍閥。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趙高潮的形勢下，被迫辭去湖南省長的職務。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舊部被北伐軍擊潰。 〔3〕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回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 〔4〕 “矯枉過正”是一句成語，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句話去拘束人們的活動，要人們只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主席在這裏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理論。這裏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群眾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進軍江西的時候，排斥共產黨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打了敗仗。許多報刊刊登消息說蔣介石受了傷。當時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農民群眾還認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農則反對他，聽到北伐軍打敗仗和蔣介石受傷的消息後很高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來。從這時起，地主富農就對他改取擁護態度了。 〔6〕 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 〔7〕 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敗皖系軍閥段祺瑞，開始左右北洋軍閥的中央政權，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軍閥混戰中失敗。一年後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前，他據有直隸（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軍從廣東出發，首先打倒的敵人就是吳佩孚。 〔8〕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舊三民主義從此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參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 〔9〕 不應當容許富農加入農會。一九二七年時期，農民群眾還不知道這一點。 〔10〕 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0〕。 〔11〕 指當時的國民黨縣黨部。 〔12〕 袁祖銘，貴州軍閥，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間曾經盤據湘西一帶。 〔13〕 畝捐是當時縣、區、鄉豪紳政權除抽收原有田賦之外，另行按田畝攤派的一種苛捐。這種捐稅連租種地主土地的貧苦農民都要直接負擔。 〔14〕 督軍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管轄一省的軍事首腦。督軍大都總攬全省的軍事政治大權，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地方性的封建軍事割據，是一省範圍內的獨裁者。 〔15〕 都總、團總是都、團政權機關的頭領。 〔16〕 “挨戶團”是當時湖南農村武裝的一種，它分常備隊和非常備隊兩部分。“挨戶”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地方的“挨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17〕 當時在武漢國民黨中央領導下的各地國民黨縣黨部，很多是屬於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組織，是共產黨人、左派國民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聯盟。 〔18〕 這句話引自《孟子·盡心上》，大意是說善於教人射箭的人，引滿了弓，卻不射出去，只擺著躍躍欲動的姿勢。毛澤東主席在這裏是借來比喻共產黨人應當善於教育和啟發農民，使農民自覺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風俗習慣，而不是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靠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 〔19〕 唐生智是當時站在革命方面參加北伐的一個將軍。葉開鑫是當時站在北洋軍閥方面反對革命的一個將軍。 〔20〕 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東泰安人，北洋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後，曾經統治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五省。他鎮壓過上海工人的起義。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他的軍隊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21〕 東方文化主義，是排斥近代科學文明，標榜和宣揚東方落後的農業生產和封建文化的一種反動思想。 〔22〕 會黨指哥老會等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參見本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7〕。 〔23〕 山、堂、香、水，是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的一些宗派的稱號。 〔24〕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南昌。蔣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國民黨右派和一部分北洋軍閥的政客，勾結帝國主義，策劃反革命的陰謀，形成了與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對抗的局面。 〔25〕 張靜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是國民黨右派頭子之一，為蔣介石設謀畫策的人。 〔26〕 劉嶽峙，湖南國民黨右派組織“左社”的頭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當時還執行革命政策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清洗出党，成為人所共知的反動分子。 〔27〕 葉公好龍，見漢朝劉向所作《新序·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毛澤東主席在這裏用以比喻蔣介石輩口談革命，實際上畏懼革命，反對革命。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1]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鬥爭，有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是一個認識過程。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畫、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然後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畫、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畫、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現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畫、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說、大塊的文章，是從哪里得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對於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因此，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並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
根據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審閱《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稿時在十個問題前面加寫的一段文字。
根據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主席審閱《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稿時在十個問題前面加寫的一段文字。
2008年2月18日星期一
論持久戰 -- （一九三八年五月）
這是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
問題的提起
（一）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瞭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瞭解。“盧溝橋事變⑴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著。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於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遊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三）抗戰以前，存在著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⑵。”抗戰以後，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⑶。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遊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⑷。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託在外國援助上面⑸。台兒莊勝利⑹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⑺應是“准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⑻。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幹什麼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託派⑼，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後遊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遊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裏。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於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後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後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⑽，太平天國⑾，戊戌維新⑿，辛亥革命⒀，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後，第四，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裏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後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據，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後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於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並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於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勝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於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麼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遊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復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強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餘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於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後，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亡國論之沒有根據，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並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著，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佔領華北和江浙之後，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後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後者稍為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⒁，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於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種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於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餘都不利於中國妥協而利於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種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占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現在來答復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於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後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繫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繫著，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復了為什麼不易妥協和為什麼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並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然而速勝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於中國的長處，誇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裏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將逐步地佔優勢，二者在猛烈地鬥爭著；並指出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麼是持久戰？
（三○）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麼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並小、小並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餘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餘皆優點，為什麼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於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至於全勝或全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於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於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優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只限於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⒂，他們的政府⒃亦尚不願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於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繫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佔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畫，應把敵人可能佔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並可能互相聯繫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遊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採用過並且還將採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畫，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後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於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著對於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儘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遊擊戰爭。遊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佔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佔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遊擊戰爭，並盡可能地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遊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遊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遊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劃地增強作戰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⒄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遊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於遊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禦，由於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於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遊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併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佔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後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後，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著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遊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佔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遊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佔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佔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穫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的根據。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⒅。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於中國的遊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遊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後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複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優勢和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根據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採用各種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並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於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於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為是正確的。 （四七）講到這裏，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禦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並不準備真正去做。最後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種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著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地說，惟有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遊擊戰爭，使敵之佔領地限制於最小的範圍，努力於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于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于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于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於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遊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遊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遊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遊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後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遊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後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後退和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有後方和無後方——利用國家的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佔領地之最後限界的，是主力軍。脫離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後的，是遊擊隊。但在每一遊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後方，並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遊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後臨時活動的遊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後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後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應懷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幾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之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後遊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臺山，後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遊擊根據地聯繫起來看，並將各個遊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繫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於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遊擊根據地（例如五臺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係。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⒆。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種可能，是敵占地區將占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占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是敵占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遊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占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後廣大遊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後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於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後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接近於最後戰爭，就是說，接近于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義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幾乎占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麼無間斷？義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後，接著義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⒇，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麼又說這次戰爭接近于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捲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後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占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復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畫、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裏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21)。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禦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裏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裏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著，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勝敵人。這一著是關係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22)，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23)，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裏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於防禦一類，是防禦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禦，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禦為主，而在其餘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裏。防禦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禦，也是這個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後者，於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徹於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鬥爭。我們的戰爭，在於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於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後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復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佔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遊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佔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於佔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鬥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鬥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于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遊擊戰爭也用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於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于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後，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麼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的。這裏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鬥，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於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後的遊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遊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係。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麼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楚漢成皋之戰(26)，韓信破趙之戰(27)，新漢昆陽之戰(28)，袁曹官渡之戰(29)，吳魏赤壁之戰(30)，吳蜀彝陵之戰(31)，秦晉淝水之戰(32)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役(33)，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佔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鬥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鬥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裏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係。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著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著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遊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佔領地的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遊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後的遊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鬥，而一切都是為了戰鬥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裏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劃性。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38)，沒有事先的計畫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畫，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畫，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畫，即大兵團的行動計畫，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畫，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畫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畫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於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畫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畫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畫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畫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畫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畫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畫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於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鬥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裏，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後退。然而，這和韓複榘式的逃跑主義(39)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複榘一類人所藉口，決不是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禦”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並要求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遊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遊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遊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遊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遊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遊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遊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遊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遊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裏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遊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遊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遊擊軍從遊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遊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遊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遊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遊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遊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禦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裏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遊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遊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遊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遊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遊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遊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和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遊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鬥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鬥形式上，主要地就是採用包圍和迂回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回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著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裏，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瞭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瞭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瞭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於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著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鬥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回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係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於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的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畫，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由於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佔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黴頭之後，於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著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著，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著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佔領後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戰役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于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遊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畫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畫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鬥；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幹，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畫，不得不跟了我們幹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幹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41)。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幹。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于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鬥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複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畫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畫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于前，又起床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裏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鬥，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鬥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於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佔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並防禦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佔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畫，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鬆，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占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裏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著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幹的“捉兵法”、“買兵法”(42)，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援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複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党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遊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注 釋 〔1〕 見本卷《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注〔1〕。 〔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5〕。 〔3〕 這種亡國論是國民黨內部分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是不願意抗日的，後來抗日是被迫的。盧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一派參加抗日了，汪精衛一派就代表了亡國論，並準備投降日本，後來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國論思想不但是在國民黨記憶體在著，在某些中層社會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後的勞動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戰爭中節節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進，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就侵佔了華北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後的人民中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 〔4〕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著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5〕 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今屬山東省棗莊市）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取得了會戰的勝利。 〔7〕 徐州戰役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台濰（台兒莊至濰縣）公路進犯徐州週邊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後，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台兒莊遭到挫敗以後，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回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佔領。 〔8〕 這是當時《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評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僥倖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台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打敗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普遍有這種僥倖心理。 〔9〕 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3〕。抗日戰爭時期，託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1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1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群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 〔13〕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宣佈以武力滅亡中國的方針；同時宣稱由於國民黨政府仍在“策劃抗戰”，日本政府決定在中國扶植新的傀儡政權，“今後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15〕 這裏主要是指美國。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國每年輸入日本的物資占日本全部進口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戰爭物資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 〔17〕 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首相。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對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侵略，實行妥協政策。 〔18〕 毛澤東在這裏所預言的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中國方面可能的向上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實現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因為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不但沒有向上變化，反而向下變化了。因為這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和覺悟。參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第三部分關於這一切事實的分析。 〔19〕 這個比喻裏所引用的神話故事，見明朝吳承恩所著的《西遊記》第七回。這個神話故事說，孫悟空本是個猴子，他能夠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來佛的手心上盡力翻筋斗，總是翻不出去。如來佛翻掌一撲，將五個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壓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法西斯是肆無忌憚的沙文主義和侵略戰爭。”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發表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文。 〔21〕 參見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和《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頁）。 〔22〕 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23〕 見本卷《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佈告》注〔3〕。 〔24〕 見《孫子·謀攻》。 〔25〕 城濮在今山東省鄄城縣西南。西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國大戰於此。戰爭開始時，楚軍佔優勢。晉軍退卻九十裏，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的打擊。然後，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了楚軍的左翼。楚軍終於大敗而退。 〔26〕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1〕。 〔27〕 西元前二○四年，漢將韓信率部與趙王歇大戰于井陘（在今河北省井陘縣）。趙軍號稱二十萬，數倍於漢軍。韓信背水為陣，率軍奮戰；同時，遣兵襲占趙軍防禦薄弱的後方，使其腹背受敵，遂大破趙軍。 〔28〕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2〕。 〔2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3〕。 〔30〕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4〕。 〔31〕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5〕。 〔3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6〕。 〔33〕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拿破崙曾與英、普、奧、俄以及歐洲其他很多國家作戰。在多次戰爭中，拿破崙的部隊在數量上都不如他的敵人，但都得到了勝利。 〔34〕 西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堅出兵攻晉。他依仗優勢兵力，非常輕視晉軍。晉軍打敗了秦軍的前鋒，從水陸兩路繼續前進，隔淝水同秦軍對峙。苻堅登壽陽城（今安徽省壽縣）瞭望，見晉兵佈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的草木，以為都是晉兵，覺得是遇到了勁敵，開始有懼色。隨後在淝水決戰中，強大的秦軍終於被晉軍打敗。 〔35〕 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後，進行十年的反人民戰爭，同時又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法西斯統治。這就使得中國人民沒有可能廣泛地組織起來。這個歷史錯誤是應該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負責的。 〔36〕 宋襄公是西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宋國的國君。西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排列成陣，楚兵正在渡河。宋國有一個官員認為楚兵多宋兵少，主張利用楚兵渡河未畢的時機出擊。但宋襄公說：不可，因為君子不乘別人困難的時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後，還未排列成陣，宋國官員又請求出擊。宋襄公又說：不可，因為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一直等到楚兵準備好了以後，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 〔37〕 見《宋史·嶽飛傳》。 〔38〕 見《禮記·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在佔領北平、天津以後，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鐵路南下，進攻山東省。多年統治山東的國民黨軍閥韓複榘不戰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裏，他就放棄了山東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國土，從濟南一直逃到山東、河南的邊境。 〔4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以五十萬大軍進攻俄國。當時俄軍只有二十萬人左右。為了避免不利於自己的決戰，俄軍實行戰略退卻，一直到放棄和焚毀了莫斯科。拿破崙的軍隊在深入俄國國土以後，遭到了俄國廣大軍民的堅決反抗，陷於饑寒困苦、後路被切斷、四面被包圍的絕境，最後不得不從莫斯科撤退。這時，俄軍乘機大舉反攻，拿破崙軍僅剩二萬餘人逃離俄國國境。 〔42〕 國民黨政府擴軍的一種辦法，是派軍警四處捉拿人民去當兵，捉來的兵用繩捆索綁，形同囚犯。略為有錢的人，就向國民黨政府的官吏行賄，出錢買人代替。
問題的提起
（一）偉大抗日戰爭的一周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瞭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瞭解。“盧溝橋事變⑴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著。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於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遊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三）抗戰以前，存在著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⑵。”抗戰以後，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⑶。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遊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⑷。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託在外國援助上面⑸。台兒莊勝利⑹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⑺應是“准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⑻。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幹什麼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託派⑼，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後遊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遊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煙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裏。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於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後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後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⑽，太平天國⑾，戊戌維新⑿，辛亥革命⒀，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後，第四，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裏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後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據，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後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於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並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於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勝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於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麼滅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遊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復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強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餘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於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後，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亡國論之沒有根據，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並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著，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佔領華北和江浙之後，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後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後者稍為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⒁，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於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種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於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餘都不利於中國妥協而利於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種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占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現在來答復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於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後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繫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繫著，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復了為什麼不易妥協和為什麼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並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然而速勝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於中國的長處，誇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裏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將逐步地佔優勢，二者在猛烈地鬥爭著；並指出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麼是持久戰？
（三○）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麼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並小、小並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餘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餘皆優點，為什麼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於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至於全勝或全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於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於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優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只限於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⒂，他們的政府⒃亦尚不願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於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繫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佔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盡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畫，應把敵人可能佔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並可能互相聯繫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遊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採用過並且還將採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畫，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後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於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著對於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儘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遊擊戰爭。遊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遊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佔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佔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遊擊戰爭，並盡可能地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遊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遊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遊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劃地增強作戰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⒄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遊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於遊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禦，由於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於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遊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併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佔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後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後，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著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遊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佔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遊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佔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佔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穫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的根據。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⒅。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於中國的遊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遊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後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複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優勢和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根據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採用各種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並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於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於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為是正確的。 （四七）講到這裏，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止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禦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並不準備真正去做。最後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種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著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地說，惟有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遊擊戰爭，使敵之佔領地限制於最小的範圍，努力於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于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于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于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於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遊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遊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遊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遊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後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遊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後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後退和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有後方和無後方——利用國家的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佔領地之最後限界的，是主力軍。脫離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後的，是遊擊隊。但在每一遊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後方，並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遊擊區派遣出去向該區敵後臨時活動的遊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後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後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應懷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幾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之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後遊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臺山，後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遊擊根據地聯繫起來看，並將各個遊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繫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於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于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遊擊根據地（例如五臺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係。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⒆。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種可能，是敵占地區將占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占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是敵占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遊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占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後廣大遊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將暫時地變為落後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於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後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接近於最後戰爭，就是說，接近于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義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幾乎占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麼無間斷？義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後，接著義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⒇，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麼又說這次戰爭接近于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捲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後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占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占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復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畫、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裏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21)。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禦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于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裏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裏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拚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著，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勝敵人。這一著是關係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22)，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23)，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裏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於防禦一類，是防禦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禦，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禦為主，而在其餘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裏。防禦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禦，也是這個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後者，於是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徹於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鬥爭。我們的戰爭，在於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於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後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復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佔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遊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佔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於佔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鬥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鬥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于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遊擊戰爭也用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於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于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後，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麼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的。這裏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鬥，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占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於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後的遊擊戰爭，在戰役的運動戰和遊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係。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麼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24)，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25)，楚漢成皋之戰(26)，韓信破趙之戰(27)，新漢昆陽之戰(28)，袁曹官渡之戰(29)，吳魏赤壁之戰(30)，吳蜀彝陵之戰(31)，秦晉淝水之戰(32)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役(33)，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佔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鬥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鬥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裏奪取過來的。 （八三）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35)，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36)。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係。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著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著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遊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佔領地的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遊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後的遊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鬥，而一切都是為了戰鬥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裏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預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回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37)，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劃性。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38)，沒有事先的計畫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朕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畫，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畫，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畫，即大兵團的行動計畫，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畫，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畫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畫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於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畫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畫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畫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畫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而生的戰爭計畫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畫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畫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而一切這些，都表現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於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
（九一）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鬥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裏，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 （九三）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後退。然而，這和韓複榘式的逃跑主義(39)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複榘一類人所藉口，決不是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禦”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拚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拚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並要求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拚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遊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遊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遊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遊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遊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遊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遊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遊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遊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裏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遊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遊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遊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遊擊軍從遊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遊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占地區，發動和配合民眾武裝，從事遊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遊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遊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遊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禦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回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裏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遊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減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遊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于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遊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遊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遊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一○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遊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和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遊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鬥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鬥形式上，主要地就是採用包圍和迂回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回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著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裏，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瞭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瞭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瞭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於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著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鬥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回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係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關於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40)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的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畫，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由於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佔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黴頭之後，於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著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著，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著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佔領後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滅少。台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滅少，是台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戰役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于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遊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畫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畫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六）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鬥；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采的方針。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幹，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畫，不得不跟了我們幹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幹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也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41)。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幹。 （一○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于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鬥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複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畫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畫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于前，又起床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裏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鬥，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鬥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也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於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佔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舉行別方面的進攻並防禦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佔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畫，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鬆，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占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裏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著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幹的“捉兵法”、“買兵法”(42)，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援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複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党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 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遊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注 釋 〔1〕 見本卷《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注〔1〕。 〔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5〕。 〔3〕 這種亡國論是國民黨內部分領導人的意見。他們是不願意抗日的，後來抗日是被迫的。盧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一派參加抗日了，汪精衛一派就代表了亡國論，並準備投降日本，後來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國論思想不但是在國民黨記憶體在著，在某些中層社會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後的勞動人民中也曾經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抗日戰爭中節節失敗，而日軍則長驅直進，在戰爭的第一年中就侵佔了華北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後的人民中產生了嚴重的悲觀情緒。 〔4〕 以上這些意見，都是共產黨內的。在抗日戰爭的頭半年內，黨內存在著一種輕敵的傾向，認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據並不是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力量很大，他們知道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民眾的有組織的力量在當時還是很小的；而是因為國民黨抗日了，他們感覺國民黨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擊日本。他們只看見國民黨暫時抗日的一面，忘記了國民黨反動和腐敗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錯誤的估計。 〔5〕 這是蔣介石等人的意見。蔣介石國民黨既已被迫抗戰，他們就一心希望外國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今屬山東省棗莊市）一帶進行過一次會戰。在這次會戰中，中國軍隊擊敗日軍第五、第十兩個精銳師團，取得了會戰的勝利。 〔7〕 徐州戰役是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的一次戰役。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華北、華中的日軍分南北兩線沿津浦鐵路和台濰（台兒莊至濰縣）公路進犯徐州週邊地區。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國軍隊在取得台兒莊會戰的勝利後，繼續向魯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結了約六十萬的兵力；而日軍在台兒莊遭到挫敗以後，從四月上旬開始調集南北兩線兵力二十多萬人，對徐州進行迂回包圍。中國軍隊在日軍夾擊和包圍下，分路向豫皖邊突圍。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軍佔領。 〔8〕 這是當時《大公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評中提出的意見。他們從一種僥倖心理出發，希望用幾個台兒莊一類的勝仗就能打敗日本，免得在持久戰中動員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階級的安全。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普遍有這種僥倖心理。 〔9〕 參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3〕。抗日戰爭時期，託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 〔1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11〕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12〕 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群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 〔13〕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4〕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宣佈以武力滅亡中國的方針；同時宣稱由於國民黨政府仍在“策劃抗戰”，日本政府決定在中國扶植新的傀儡政權，“今後將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15〕 這裏主要是指美國。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國每年輸入日本的物資占日本全部進口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戰爭物資占一半以上。 〔16〕 指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 〔17〕 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首相。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對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侵略，實行妥協政策。 〔18〕 毛澤東在這裏所預言的抗日戰爭相持階段中中國方面可能的向上變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實現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則因為以蔣介石為首的統治集團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不但沒有向上變化，反而向下變化了。因為這樣，也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反抗和覺悟。參見本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第三部分關於這一切事實的分析。 〔19〕 這個比喻裏所引用的神話故事，見明朝吳承恩所著的《西遊記》第七回。這個神話故事說，孫悟空本是個猴子，他能夠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來佛的手心上盡力翻筋斗，總是翻不出去。如來佛翻掌一撲，將五個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壓住。 〔20〕 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說：“法西斯是肆無忌憚的沙文主義和侵略戰爭。”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發表了題為《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文。 〔21〕 參見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和《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頁）。 〔22〕 見本卷《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23〕 見本卷《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佈告》注〔3〕。 〔24〕 見《孫子·謀攻》。 〔25〕 城濮在今山東省鄄城縣西南。西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國大戰於此。戰爭開始時，楚軍佔優勢。晉軍退卻九十裏，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的打擊。然後，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了楚軍的左翼。楚軍終於大敗而退。 〔26〕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1〕。 〔27〕 西元前二○四年，漢將韓信率部與趙王歇大戰于井陘（在今河北省井陘縣）。趙軍號稱二十萬，數倍於漢軍。韓信背水為陣，率軍奮戰；同時，遣兵襲占趙軍防禦薄弱的後方，使其腹背受敵，遂大破趙軍。 〔28〕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2〕。 〔29〕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3〕。 〔30〕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4〕。 〔31〕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5〕。 〔32〕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36〕。 〔33〕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拿破崙曾與英、普、奧、俄以及歐洲其他很多國家作戰。在多次戰爭中，拿破崙的部隊在數量上都不如他的敵人，但都得到了勝利。 〔34〕 西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堅出兵攻晉。他依仗優勢兵力，非常輕視晉軍。晉軍打敗了秦軍的前鋒，從水陸兩路繼續前進，隔淝水同秦軍對峙。苻堅登壽陽城（今安徽省壽縣）瞭望，見晉兵佈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的草木，以為都是晉兵，覺得是遇到了勁敵，開始有懼色。隨後在淝水決戰中，強大的秦軍終於被晉軍打敗。 〔35〕 蔣介石、汪精衛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後，進行十年的反人民戰爭，同時又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法西斯統治。這就使得中國人民沒有可能廣泛地組織起來。這個歷史錯誤是應該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負責的。 〔36〕 宋襄公是西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宋國的國君。西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排列成陣，楚兵正在渡河。宋國有一個官員認為楚兵多宋兵少，主張利用楚兵渡河未畢的時機出擊。但宋襄公說：不可，因為君子不乘別人困難的時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後，還未排列成陣，宋國官員又請求出擊。宋襄公又說：不可，因為君子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一直等到楚兵準備好了以後，宋襄公才下令出擊。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傷。 〔37〕 見《宋史·嶽飛傳》。 〔38〕 見《禮記·中庸》。 〔39〕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在佔領北平、天津以後，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鐵路南下，進攻山東省。多年統治山東的國民黨軍閥韓複榘不戰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裏，他就放棄了山東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國土，從濟南一直逃到山東、河南的邊境。 〔40〕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41〕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以五十萬大軍進攻俄國。當時俄軍只有二十萬人左右。為了避免不利於自己的決戰，俄軍實行戰略退卻，一直到放棄和焚毀了莫斯科。拿破崙的軍隊在深入俄國國土以後，遭到了俄國廣大軍民的堅決反抗，陷於饑寒困苦、後路被切斷、四面被包圍的絕境，最後不得不從莫斯科撤退。這時，俄軍乘機大舉反攻，拿破崙軍僅剩二萬餘人逃離俄國國境。 〔42〕 國民黨政府擴軍的一種辦法，是派軍警四處捉拿人民去當兵，捉來的兵用繩捆索綁，形同囚犯。略為有錢的人，就向國民黨政府的官吏行賄，出錢買人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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