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

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勇气有多大?

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勇气有多大?
李克勤
2026-09-17



【李克勤(jixuie)题记】
有一首歌唱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亿万群众的心声。细细品味,首句是值得仔细推敲的,为何“党的恩情大”这么大?因为这个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定下这个宗旨的人是毛主席,并且老人家以身作则,他的想法说法做法,无疑是围绕为人民服务展开的,他为人民服务无疑是做到了全心全意的,因此他领导这个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之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当这个党始终不渝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时候,人民就会情不自禁唱出心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一、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得人心?
恐怕有很多人,尤其是反对毛主席做法的人至今依然很疑惑,那个年代很穷,可是人们怎么会如此怀念?

看来,这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服人,只能用立场,才能说得通。无产阶级立场和非无产阶级立场,的的确确不一样。坚持非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搞的是优胜劣汰,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谁家富,谁光荣,谁家穷,谁狗熊,这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搞的是社会主义,追求人人平等,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社会主义讲究“雪中送炭”,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常常得到帮助,国家的钱就是人民的钱,国家的财产“全民所有”,任何干部都不敢拿着国家的钱去搞什么花架子的“锦上添花”。

如果从经济学上讲,锦上添花往往边际效应递减,就如同一些已经拿了30万元奖金的奥运冠军回到家乡,所在省里又奖励30万元,这时候奖金的激励作用已经很小了。假如拿着这笔钱去帮助多位身患重病,又付不起医药费的下岗工人,人们肯定会感到“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为什么得人心?因为他一辈子都在为人民的生存提供保障,这是安全保障,这是人最需要的保障。离开了这个保障,什么都是虚的。毛主席指引方向不是空话,老人家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1、毛主席鼓励雪中送炭:为了人民的生存
毛主席从年轻时开始关注穷困的中国人民的生存,开始探索解决办法,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青年时期毛主席曾经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作过潜心钻研,尤其是对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理论十分精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指出:
“人性的首要法则,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

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始终没有忘记人民的生存问题,在毛泽东文化主导的社会里,不允许任何不顾人民死活的事情发生。一旦发现某些干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老人家及其领导的党、军队、国家和人民是要和这样的人拼命的,用老人家的话说叫“造反有理”,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斗争,那叫彻底的为人民服务。

而这正是毛主席得人心的基础,因为他牢牢地把握了人性的首要法则。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有意思,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容易被人忽视,尤其是容易被那些高贵者忽视,而卑贱者恰恰也不喜欢那些高深的道理,他们只喜欢简单的道理。历史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主席总是愿意和“最愚蠢”的人站在一起,老人家不知道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锦上添花”,只知道给那些弱者、困者“雪中送炭”,所以,他不在世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就开始骂他,诅咒他,而那些不懂大事的卑贱者却总也忘不了他……

毛主席最懂得雪中送炭的道理。这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冬天下大雪。楚怀王点上炉火,穿上皮大袄还觉得冷。突然,他沉思一会儿,下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游客送去取暖的煤炭。人们很高兴,非常感动,十分感激楚怀王。后来人们就用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

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现在才发现,毛主席最著名的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讲的张思德同志的牺牲就和“雪中送炭”的“炭”有关。过去我们对那位普通而伟大的战士了解不多,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他,这样才能更深刻领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含义,从而进一步感悟毛主席把握人性首要法则的绝招。

1933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成立了革命政权。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了红军,不久又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10月,张思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通讯班当班长,在数年的通讯工作中,张思德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

1940年初夏,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采暖问题,张思德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的深山老林中烧木炭。烧炭要打炭窑,洞口很小,里边很大,每次要出500公斤木炭。木材在窑中要立起来码放,还要会看火候。开窑出炭是非常辛苦的,里边活像一座焚化炉。那时没有任何防护用品,连起码的手套都没有。人要爬进去,将木炭一根一根地传出来,外边的接应晾上。进去一次,人就闷热得好像要脱一层皮。这种最脏最苦的活儿,张思德总是抢在最前面。苦战三个月,经过伐树、烧火、出窑、捆扎、运输等数道繁重的工序,终于把八万斤烧炭运到了延安。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调中央警卫团1连当战士,他毫无怨言,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不久,他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中,为了保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 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延安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搞得更加热火朝天。这年夏天,上级决定内卫班的部分同志到延安北边的安塞去烧木炭,以解决枣园机关的冬季取暖问题。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争着要去,领导知道张思德烧过木炭,就指派他带领4位同志到安塞县石峡峪村去烧炭。
7月的一天,张思德带领警卫战士背着行李,带着锯子、斧头来到了石峡峪村。这里傍山依林,只有百十户人家。据村长说,进山五六里地,就有青冈树林。青冈树木质坚硬,是烧炭的上等原料。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亮,张思德就带领大家进山选择烧炭地点,开始做烧炭的准备工作了。山中林区的景色美丽,初升的阳光洒在苍翠的青冈林上,泛起绿色的光晕,一簇簇山丹花红得象一团团火。张思德他们顾不上欣赏美丽的风光,扛着镢头跑上跑下,根据山势和青冈林的大小,选择烧炭窑的地点。

为了加快烧炭进度,张思德把同志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挖炭窑,一组砍伐青冈树备料。他说: “ 我们进山后,家里的同志可就忙了。我们要加油干,争取多烧木炭,早日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报喜。 ” 他的话不多,却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大家都决心好好干,创造出优异成绩,让毛主席高兴。

紧张的劳动开始了。荒无人烟的山林里,响起乒乒乓乓的伐木声和战士们欢乐的歌声。张思德领着两个战士起早贪黑,很快打出了两眼炭窑。大家把青冈树枝、树干背到窑前,张思德就开始装窑,其他同志继续开挖新窑,砍伐青冈树。张思德把两眼窑装满后同时点火,等到木炭烧成压火后,同志们也把新窑挖好了,料备足了。他一个人又去装窑、点火,从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

烧窑是个技术活儿,火要烧得均匀,压火要恰到好处。压火早了,烧出来的是 “ 生头 ” ,劳而无功;压火迟了,木炭会变成灰烬,前功尽弃。为了掌握火候,张思德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判断火候。当时,没有照明工具,他就在山林里采来一种叫做 “ 牛条条梗 ” 的小灌木,放在窑里烘干,晚上用它来照明。这种 “ 牛条条梗 ” 有油性,点燃后火得很旺,也不怕风。同志们都很佩服张思德经验丰富,肯动脑筋。

当地群众烧一窑木炭,一股要10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几窑,张思德和大家就在压火后木炭尚未完全冷却时出窑,把烧炭周期缩短为7天。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有的木炭上还有火星儿,烤得人脸皮发痛,大汗淋漓。每次出窑,张思德就把双手包上破布,站到窑的最里边拣木炭。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一个多月就烧了5万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任务。

木炭烧好后,张思德又带领大伙,用杨树条把木炭打成捆,背到石峡峪村。5万多斤炭放在村头,像一座小山。大家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心里乐开了花。张恩德到安塞打电话给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张思德暂时留下看守木炭,等候马车前来装运,其他同志回枣园执勤。

为了看守木炭,张思德住在村头一位老大娘家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老大娘担水,扫院,还上山打了几捆柴。后来,他想起山上烧炭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砍伐下的青冈,便想赶在马车来运炭之前再烧一些木炭。他和大娘商量说: “ 大娘,我整天坐着看木炭,也闷得慌。你和孩子替我照看一下,我进山再烧一些,晚上回来时我给你捎一捆柴火,你也就有烧的了。 ” 老大娘高兴地答应了。这样,张思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进山,一人伐木,装窑,起火。每大晚上回来,总要给大娘背一捆柴火。老大娘天天都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晚上又给他准备好第二天进山吃的干粮。

9月5日,天还没亮,张思德又进山了。他走时告诉大娘,晚上回来给她背一些碎木炭,以备冬天取暖。可是到了晚上,大娘把晚饭先后热了三次,还不见张思德回来。鸡叫了头遍,也没见张思德的影子。大娘心里不安,就去找村长。村长放心不下,急忙带人进山,去找张思德。

村长他们来到张思德烧炭的地方,看见窑前整齐地堆放着木炭,炭窑已经坍塌,便知道出了事故,赶紧用手拼命挖开沙土,希望能把张思德救出来。

坍塌的焦土挖开了,只见张思德站立着,心手紧紧地握着一截表冈木,脚下有一堆青冈木,看样子,可能是他正在装窑时,炭窑忽然坍塌,将他埋住了 …… 在坍塌时,他把战友推了出去,自己却牺牲了。

“ 张思德!张思德! ” 村长急切地、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张思德的名字。可是我们的张思德紧闭着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张思德光荣殉职的消息惊动了石峡峪村,乡亲们都为张思德的死而深深惋惜。村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寒,给延安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悲痛的消息。

噩耗传来,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失声痛哭,毛主席也沉痛地说:“思德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队长向毛主席报告消息,并说人砸在窑里还没挖出来。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

毛主席随即作了三点指示: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要是尸体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用当了;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

他还指示机要科长叶子龙用汽车到石峡峪村去接张思德的遗体,并指示中央警备团一定要隆重追悼张思德同志。党的领袖如此关心一个普通党员和战士,远不止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表现出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8日 ,是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笼罩在 — 片肃穆悲痛的气氛中。土台上临时搭起的灵堂上挂着挽悼。在里面的黑幕前安置着烈士灵位,灵位前放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中央警卫团团部以及各营连送的花圈。台前两边挂着挽联,中悬毛主席亲笔挽词 “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 。台下肃立着1000多名军容整齐的八路军官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这里举行一个普通士兵 —— 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

简朴庄重的追悼大会开始了。毛主席缓步走上灵堂,亲手献上花圈,并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作为对张思德同志的纪念和哀悼: “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一位普通战士,没有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却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绝对不是。毛主席正是抓住了张思德普通而平凡工作中的“雪中送炭”行为,提炼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上升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这是对“雪中送炭”行为的最大鼓励,只有我们的毛主席才会如此真切体会到为人民雪中送炭如此必要,不做不行。这样才能为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提供生存最根本的保障,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最可靠的安全保障。

2、毛主席为了人民的生存演绎了一套独特的道器变通

这里只从几个侧面谈谈看法。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从政治大局上讲的国家、民族、人民的生存保障。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团结和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团结中就包含着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了。”这是从思想方法上讲的生存保障。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维护人民自身的生存出发,落实到行动上,就是狠抓人民健康工作。毛主席在吃饭穿衣的基础上,最终是从人民的健康角度来把握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吃饭穿衣的的确确也有个健康问题,所以毛主席的确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洞察力。老人家那个时侯,就对人的生存问题把握得多么准啊!毛主席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以及后来的工作力度是毛泽东狠抓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杰作。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向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这些措施并未真正全面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正是面对如此严重问题,毛主席采取了他的果断措施,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非常了解,也曾经饱受因疾病失去双亲的痛苦。“六二六”指示正是源自毛主席对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关心,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当时战备形势的担忧。

早在1933年,他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他关注红军医院的建设,提倡中西医相互团结,对根据地医药卫生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毛主席再一次把农民放在了文化、教育和卫生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说:“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在勾勒新中国的蓝图时,他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建国后,毛主席领导了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于当时有些干部轻视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提出批评,并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在他的关怀下,新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

以防治血吸虫病为例,最能体现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关怀。血吸虫病在我国由来已久,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血吸虫病的泛滥致使家破人亡,甚至整村、整乡人丧命的情况令毛主席十分焦虑。1953年,他在回复沈钧儒的来信中,对血吸虫的防治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他的指示下,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发动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1958年6月30日,当毛主席得知江西省余姚县消灭了血吸虫时,竟夜不能寐,在微风旭日中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诗词发表后,不仅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推向了高潮,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正是由于对人民群众有着无限真挚的情感,所以毛主席最痛恨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医疗卫生部门服务性强,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因此,毛主席对卫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医务人员的革命化问题尤为关切。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就军委卫生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露。毛主席看到报告后批示:“根据白学光的报告来看,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由此引发了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的怀疑,并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他指出,“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此后,在第三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总结了建国4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毛主席将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在他连续批评了文化、学术、教育等部门后,对北京医院仅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情况甚为不满。6月,毛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他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在他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消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六二六”指示毛主席再次批评卫生部是“城市卫生老爷部”,忽视了对农村群众医疗卫生的关心,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由此可见,“六二六”指示反映出的是毛主席一贯的群众观点,并非突发奇想。然而,如果能联系“六二六”指示之前,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就会发现指示与他此时的备战思想有着密切关联。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际形势一度十分紧张,美、苏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在北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在南面,1964年8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国海军还调集大批舰艇,随时准备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我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作出了“要打仗了”的形势判断,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布局。对于医疗卫生工作,他担心一旦打起仗来,医疗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城市,医务人员都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医院和医学教学都分科那么细致,是无法应付战争的需要的。卫生医务人员到农村去锻炼,接触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帮助建设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理应是备战的一条重要内容。

“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 而指示对农村巡回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有力推动,更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第一, 农村巡回医疗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建国后,从防疫大队奔赴疫区,到医务人员去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再到城市医疗力量支援农业生产,巡回医疗已经逐步形成传统。1965年1月,毛主席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决定将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五个月后,毛主席再次发出“六二六”指示,促使巡回医疗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间还出现了对口支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形式,而前不久实施的“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则可以称为是巡回医疗的最新成果。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全面铺开。

农村合作医疗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县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介绍合作医疗的作法和经验,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六二六”指示后,卫生部选取了湖北省麻城、江西省句容县、北京通县和湖南省湘阴县四个地方进行试点,总结了很多切实可行的经验。1968年底,毛主席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合作医疗好”。一时间,《人民日报》、《健康报》、《红旗》等多家报刊连续发表宣传合作医疗的报道,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被作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尽管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地合作医疗纷纷解体,但国家寄希望于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

“六二六”指示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六二六”指示的历史功绩和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永远都不会被抹杀。毛主席把农村医疗工作这么抓了以后,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这一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惊世之作,在国际上早就被人所熟知,被国际医学专家、国际政要大为赞赏了。

事实证明,毛主席那一套做法有实效,所以得人心,还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秘诀。

3、必须永远学习毛主席,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
生存一般指自然界一切存在的事物保持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总称。通常指生命系统的存在和生长,生命系统包括生物系统与生态系统,如微生物、植物、动物等就是生命系统,生态系统就是多种生物体与自然环境共生的形态生存的特征:生长、适应和繁殖。比如,一个人、一棵树、一片森林就是生命系统,它们通过新陈代谢实现生长,通过遗传繁殖实现繁衍,通过适应环境实现进化。生存也泛指:社会系统像生命系统一样,也都生存在环境中。社会系统是由社会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的系统,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政党都是一个个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也象生命系统一样,具有生长、适应和进化的功能,一个组织机构由组建到发展、壮大、扩张、危机、衰亡、倒闭、重建的过程,就是一个生长和进化的过程。另外,社会系统存在于、依赖于和作用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撑,社会系统也对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卢梭讲的“人性的首要法则,要维护自身的生存”,其含义简单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的本能。如果不顾及这个首要法则,就是不顾人的本能。你要说某个官员不顾及人的本能,他肯定不承认,不高兴。但是你看看前些年某些官员,搞得下岗工人无钱看病,很多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大学,城市的很多青年结婚买不起房,“黑砖窑”里的童工死去活来,还有现在依然引起广泛关注的“邓玉娇案”,不都是不顾人的本能事件吗?

某些官员哪里是不懂,而是不顾,不愿顾及,他们以为可以不顾及,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
不要老是以为毛主席怎么聪明,怎么有智慧,所以才得人心,得天下,错了。

毛主席的聪明、智慧,来源于他的那个立场,那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那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时刻惦念着人民的生存,只要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有困难,那颗心就放不下来,所以这颗心才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天下。这就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毛主席就是这样把握人性的首要法则,并且身体力行用为人民服务教育了全党、全军,教育了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即使毛主席去世几十年后,老人家的余威尚存,但是,我们不能总是吃老本啊!再这么吃下去,本会吃光的!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的生存状况很不好了!

我们难道不应该象《潜伏》里的余则成那样,饱含深情想一想,读一读那篇经典的文献,体会一下“什么是我们生存的保障”: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来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二、《为人民服务》的每一句话都有深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入脑入心

我们1970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每天上午的“天天读”,首先第一个内容就是朗读、背诵《为人民服务》。

那个时候全国各族人民绝大多数,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共产党员更是在这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党员是十分光荣的。

那个时候申请入党的同志,必须经受考验,主要是来自群众的考验,简单说,你学《为人民服务》学得怎样,群众是会从你的实际行动里观察到的。你过不了群众这一关,那你的入党动机就会受到质疑,党组织是不会发展你入党的。

当时的社会风气,在这方面可以用毛主席的一个说法来描述: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页)

一个社会里,有这么一批叫共产党员的人,他们习惯将《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的准则,那么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自觉地像这样的人靠拢,那会是怎样的场景?

当然就像我们曾经看到过的那样——争做好人好事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做坏人坏事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这样每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都是党的形象代言人——这样的共产党员在群众面前就会有威信,就会有感召力——同志们,跟我上——这个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习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依然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文化习惯。

可能有的年轻朋友会问:难道共产党员都是这么做的吗?不这样做的人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难道就没有吗?

的确,也有少数党员不这么做的,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里,的确也有不良的东西经常作怪。这个时候,请注意,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依然坚定地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

毛主席不惜得罪干部,也不得罪群众——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勇气——无与伦比的勇气。
当某些干部脱离群众,群众是会感觉得到的,哪怕群众不公开说,他们私下里也会说的。

毛主席敢于给群众提供公开说的机会,这是毛主席在党建工作方面的一个独特做法,这样脱离群众的现象自然就会少,是不是?

毛主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相信群众相信党,一般做的不够的往往是在相信群众上很不够。毛主席在相信群众问题上,可谓从信念上把握牢靠。其实,从道理上讲,不难理解。没有群众,谈不上领导。不相信群众,群众不可能相信你。只有先相信群众,群众才会相信你。这里引用一段恩格斯的话: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2月14日—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页

毛主席就是恩格斯说的坚持“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的领袖。毛主席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不一定读过恩格斯的这篇著作。

为什么他能那样做呢?这就是因为毛主席敢于并善于悟道,毛主席就有了超越一般人的文化自觉。

毛主席有很多切合实际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是在他还没有读到很多马列原著时就有的。

事实证明,那些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在道层面,毛主席从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悟道了。

这的确很神奇。
从我党早期两位最著名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对毛主席的赏识,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后来党内有识之士坚定不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广大群众义无反顾信仰毛主席,就证明了毛主席的三法,在他们那里的的确确是三通——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当代社会,也许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说法: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

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真情大义——从改“夷”为“彝”说起

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真情大义——从改“夷”为“彝”说起
拂 晓



 一字乾坤大,寸心天地宽。这份跨越山海、穿透岁月的真情大义,藏在文字更迭里,藏在翻身解放中,藏在家国相守间,历久弥新、直抵人心。


一、一字更名:祛千年歧视,寄万家安康

千百年来,在旧时代的偏见体系里,西南古老民族被称作“夷族”。“夷”字附带着蛮荒、粗鄙的刻板标签,长期与“蛮”并称,字字皆是歧视,句句尽含尊卑,是封建时代民族隔阂、民族偏见的深刻烙印。

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民族平等成为立国初心、治国底色。为彻底破除民族隔阂、摒弃历史陋俗、尊重民族尊严,毛主席在广泛听取民族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将歧视性的“夷”,改为庄重美好的“彝” 。

“彝”,上有屋宇遮风挡雨,中存米粮饱腹、丝帛暖身,下有双手恭守、勤劳持家。一字之内,藏安居之所、藏衣食之源、藏富足之望、藏安稳之福。
一字之改,删去千年屈辱;一字之变,写尽盛世温柔。这不是简单的文字更替,而是旧时代民族压迫的彻底终结,是新时代民族平等的庄严宣告,寄托着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岁岁富足的深情期许。

从此,“夷”的偏见彻底尘封历史,“彝”的荣光崭新开篇。凉山各族群众世代传颂:是新中国,让古老民族卸下千年卑微、挺起民族脊梁,堂堂正正站在中华大家庭之中。


二、一朝新生:破千年枷锁,铸平等根基

文字重塑尊严,解放改写命运。如果说改字是精神上的拨云见日,那么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就是制度上的改天换地。

旧西藏,是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百万农奴世代被奴役、被剥削、被禁锢,人身依附领主、命运不由自己,生生世世挣扎在贫困、苦难、压迫的深渊,毫无自由、毫无尊严、毫无希望。

1959年,面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叛乱、逆势而动的行径,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果断施策,坚决平息武装叛乱,顺势推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同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彻底终结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

烈火焚尽陈旧契约,烈焰销毁千年枷锁。世世代代匍匐求生的农奴,第一次挺直腰杆、挣脱桎梏,第一次拥有土地、拥有自由、拥有人格,第一次真正成为雪域高原、锦绣山河的主人。

1959年5月7日,毛主席亲切接见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郑重阐明: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质朴一语,重逾千钧。它穿透历史阴霾,回应百万苦难众生的期盼,彰显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为各族人民谋解放的根本立场。山河换新貌,雪域启新章,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让高原大地迎来平等、自由、光明与新生。


三、一纸回信:守边疆寸土,暖各族人心

山河万里,不分远近;民族大小,皆是家人。最动人的家国深情,莫过于山河偏远、初心不改,边疆孤寂、祖国不忘。

1941年,抗战危急、国运飘摇,国民党政府为换取外部援助,草率签署协议,将云南班老等佤族聚居土地仓促划出国境。故土被割裂、家园遭拆分,世代守边的佤族同胞悲愤难平、誓死不屈。

佤族头人聚众盟誓、泣血立誓:誓断头颅,不失守土之责;誓洒热血,不作殖民之奴。深山密林之间,佤族儿女以骨为碑、以血为誓,世代坚守故土、守护国门,从未有一刻放弃家国归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规避边境摩擦,边防部队阶段性后撤。望着空寂的营房、消散的巡边足迹,淳朴的佤族群众心生惶恐、暗自不安:怕山河被弃、怕故土遗忘、怕远离京城的边疆,被祖国落下。

1953年深冬,群山叶落、京城落雪。佤族六部头人写下短短数十字傣文书信,附佤族最神圣的银刀、象牙信物,翻山越岭、千里递书至中南海。字字泣血、句句赤诚:班老自古是中国土地,恳请祖国铭记边疆儿女、守住这片山河。

一纸边疆来信,牵动领袖心怀。毛主席阅信动容,深切感念边疆少数民族世代守土的赤诚忠义,当即安排中央办公厅郑重回信,庄严昭告:新中国是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族人民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祖国永远铭记边疆儿女、守护每一寸国土。
风雪归途,山河作证。当中南海的回信翻越峡谷、跨过溪流、抵达佤山,震天木鼓响彻村寨,万千同胞热泪盈眶。这一纸回信,抚平边疆忧虑、坚定家国信念,印证一句真理:边疆再远,远不过家国情怀;山河再偏,偏不了祖国初心。

七年坚守,终得圆满。1960年10月1日,中缅正式签约,班洪、班老故土重归华夏版图。喜讯传遍佤山,银刀映日、木鼓齐鸣,各族群众奔走呼喊:我们回家了!

山河无恙,故土归来,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不离不弃的守护,是党和领袖对边疆各族人民最深沉的承诺。

四、一路初心:心怀手足情,笃行为民路
深情无言,大爱有声。领袖对少数民族的赤诚热爱,从不是口头宣言,而是长征路上的雪中送炭,是风雨途中的躬身为民,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知行合一。

1934年12月,长征途经贵州剑河,寒风凛冽、万物凋敝。大病初愈、身体虚弱的毛主席,偶遇衣衫褴褛、冻饿交加的苗族妇女与孩童。他不顾自身孱弱,毅然脱下身上毛线衣、取出随身被单,又派人送去白米,以微薄物资温暖饥寒交迫的少数民族同胞。

一件毛衣暖身,一片初心暖心。乱世烽烟里,最朴素的帮扶,彰显最纯粹的民族情深。

1935年5月,红军挺进四川彝区。面对复杂民族环境,毛主席严令先遣部队:过彝区绝不擅动武力,以政策暖心、以真诚凝心、以仁德聚力。正是秉持平等尊重、团结友善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歃血为盟,结下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千古佳话。彝区同胞倾力引路、全力护送,助力红军顺利跨越百里彝区、突破重重险阻。
山河同源,血脉同心。新中国成立后,各族儿女万众归心、同向而行。库尔班大叔千里迢迢、骑驴赴京,只为一睹领袖容颜、诉说边疆心声。中南海怀仁堂内,相见温情脉脉,一句“新疆的老百姓多好啊”,道尽领袖对边疆各族群众的由衷厚爱。

“兄弟姊妹舞蹁跹”“万方乐奏有于阗”,笔墨之间,尽是山河同心、民族和合;字里行间,皆是家国大同、天下归心。

五、百年回响:民族一家亲,山河共长安
从改“夷”为“彝”的一字尊民,到西藏百万农奴翻身的一朝新生;从千里回信守护边疆故土,到长征路上温暖同胞初心;从彝海结盟的军民同心,到举国同心的民族和合,一件件小事温润人心,一幕幕过往震撼岁月。

大道至简,大爱至真。毛主席始终秉持:各民族不分大小、不分远近、不分强弱,一律平等、皆是手足、同为家人。新中国从来没有内外之分、夷夏之别,唯有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共生、荣辱与共。

一字之改,是破除千年偏见的文明进步;一朝解放,是终结阶级压迫的历史跨越;一纸回信,是不离不弃的家国担当;一路笃行,是初心不改的为民赤诚。

历史无言,精神永续。今天,我们提笔写下“彝族”二字,看见的不仅是有屋、有米、有丝的富足愿景,更看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深厚底色。

千年风雨淬炼,百年初心如磐。各民族之所以同心向党、众志成城,正因我们始终坚守平等尊重、团结互助、包容共生;正因领袖初心为民、大爱无私、真情大义;正因山河万里、各族一心,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山河一体不可分,民族一家不可离。岁月流转、时代更迭,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族深情、这份历久弥新的团结力量,终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照亮中华民族团结奋进、长治久安、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作者:拂晓;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

毛主席谈“双百方针”辩证法——香花与毒草的对立统一

毛主席谈“双百方针”辩证法——香花与毒草的对立统一
肖志夫
2026-09-11


 笔者近日再次拜读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时注意到,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先后两次讲话都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而且用了很大篇幅阐述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他以农民种地为喻,深刻揭示了香花与毒草、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六十余年过去了,这些论述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战略思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然而在科学文化领域,仍然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毛主席援引列宁的论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他进而指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正是从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双百方针”的辩证逻辑:香花与毒草的对立统一

毛主席对“双百方针”的阐述,处处贯穿着辩证法的智慧。他用农民种地这一最朴素的比喻,讲透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不可能只长粮食不长一根草,同样,百花齐放也不可能只放香花不放毒草。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之所以为香花,恰恰是因为有毒草作为对立面。禁止人们同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只会“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与“毒草”的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同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努力研究和学习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毒草不仅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毛主席以《乌盆记》《天雷报》等一度被禁的剧目为例指出,“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毛主席说,“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毒草暴露出来就可以被批判、被改造。“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里体现的正是“引蛇出洞”、变被动为主动的辩证法智慧。

主动“种牛痘”,增强政治免疫力。毛主席特别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他将其比作“种牛痘”——“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毛主席说,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批判苏联只放香花、不放毒草的形而上学做法。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做法:“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毒草。苏联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不承认对立面的存在,不承认矛盾,恰恰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最终必然在政治上犯错误。

香花和毒草总得有个主次。毛主席强调,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他将其比作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原子核很小但很重,处于主导地位;电子很轻,围绕原子核运转。有主有次,有统治有被统治,这才是辩证的统一。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三、“双百方针”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重温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文化科学领域在贯彻“双百方针”时,突出问题表现为两个看似相反却根源相同的倾向:一是“不敢放”,因噎废食,限制了创造的活力;二是“不会争”,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舆论面前,丧失了引导和斗争的能力。

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坚持“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双百方针”辩证法为指引,确立香花在与毒草相比较并不断斗争中发展的对立统一哲学观。要知道思想领域的“毒草”,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它就消失,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暴露出来,在斗争中加以辨别和克服,在斗争中锻炼队伍、增强免疫力,同时确保主流和方向不动摇。今天的“放”,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以更博大的胸怀、更强的制度自信,去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争”的过程中,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和有效的治理手段,引领方向、凝聚共识。

毛主席同时强调:“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他还要求“对于重大问题,要做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毛主席在六十多年前的讲话中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稻子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他告诫全党:“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那棵经得起任何台风考验的大树——既不惧怕对立面的存在,又能在斗争中坚持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

韶山瞻仰大道的六首诗词,镌刻着毛主席一生的精神情怀

韶山瞻仰大道的六首诗词,镌刻着毛主席一生的精神情怀
孟 彦
2926-09-10

   【9月8日,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


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 50 周年纪念日。毛主席一生留下七十多首诗词。韶山毛主席广场的瞻仰大道,从中精选六首刻在景观石上。这并非随意挑选,而是沿着伟人的心路轨迹,依次展现青年立志、长征豪情、历史洞见、精神风骨、家国悲情与故土沉思。沿着石碑缓缓前行,我们既能品味雄浑的文采,更能读懂一位革命家丰富真挚的内心世界,寄托深深的缅怀。

诗词是情感的凝练。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气势磅礴,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经考证,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6 年《毛主席诗词集》收录67 首,这是官方审定的权威版本 。学界增订的《毛主席诗词全编鉴赏》收入78 首,包含一些早年、佚失后重新发现的作品 。毛主席生前亲自审定、公开发表的有39首。

在韶山毛主席广场瞻仰大道的景观石上,镌刻着毛主席六首诗词:《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沁园春·雪》《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到韶山》。这六首诗作,分别映照理想、征战、史观、风骨、深情、乡愁,构成一条浓缩的精神轨迹。

瞻仰大道大道宽 12.26 米,对应12月26日,是毛主席同志的诞辰;长183 米,象征他老人家的身高1米83。道路两侧立有六块主席诗词碑石。这六块石碑,代表着主席家有六位至亲为国捐躯。每一步前行,既是诵读伟人的诗篇,也是缅怀一门忠烈,在庄严肃穆之中感悟革命先辈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
1925 年深秋,32 岁的毛主席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遭到军阀赵恒惕通缉,准备前往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他站在长沙橘子洲头,放眼湘江秋色,万千生命自由生长,可神州大地却被军阀割据,生灵涂炭。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是文人的慨叹,而是一位革命者叩问时代的庄严之问。

青年毛主席回望长沙求学探索、创建新民学会的峥嵘岁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写尽青年志士的蓬勃锐气。“粪土当年万户侯”,更具把权贵看得轻如尘土,彰显出蔑视旧秩序的胆识与骨气。
面对时局乱象,伟人一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搏浪湘江的意象作答:主宰中国命运的,不是王侯将相,而是敢于挺身而出、勇立潮头的革命青年。全词把文人的才情、志士的豪情融为一体,从观景、忆旧,到发问、明志,完成一次深刻的心路升华,唱出一代革命者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


  【《七律·长征》】


“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血性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毛主席带领红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无数绝境,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毛主席戎马一生、战功赫赫,指挥过无数经典战役,却唯独将四渡赤水称作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足以印证长征在他心中无可替代的分量。《七律·长征》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篇,将翻雪山、过草地、渡江河的生死磨难化作寻常景致,尽显革命乐观与豪迈风骨。

诗中凝练了红军攻坚克难、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崇高品格,从浴血突围到踏平险阻,最终迎来“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曙光。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生动写照,是毛主席革命生涯的无上荣光,更是镌刻在共和国血脉中、永不褪色的伟大精神丰碑。


   【《沁园春·雪》】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担当
1936年2月红军完成长征,落脚陕北,民族救亡的重担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沁园春·雪》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的。毛主席主席登高望远,眼前北国冰封雪飘的壮阔山河,涌动着对祖国大地深沉的热爱。他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肯定他们曾经的历史功业,同时指出他们的局限:他们虽有雄才,却终究摆脱不了封建时代的格局,无法带领人民走向民族新生。

这不是否定历史,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全词的诗眼。毛主席把希望不再寄托于历代帝王,而是寄望于新时代的人民,寄望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的革命力量。

词里有山河之爱,有历史之思,更有时代自信。没有个人的功业夸耀,而是宣告:担当起救亡图存、改造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是今天的革命者和广大人民。这便是这首词博大的情怀,超越了一般的咏史抒怀,充满豪迈、清醒与深沉的历史担当。


   【《卜算子·咏梅》】


“只把春来报”的隐忍
《卜算子·咏梅》以凌寒绽放的红梅为喻,诠释了默默奉献、报春不争、无私无我的崇高品格。风雪寒冬里,红梅独绽枝头,不畏苦寒、傲然挺立,只把春来报,不与百花争艳,这正是共产党人隐忍坚守、胸怀家国的精神写照。

这份风骨,是毛主席一生家国大义的真实缩影。毛主席一家六口为国捐躯,满门忠烈、赤诚报国。长子毛岸英主动奔赴朝鲜战场壮烈牺牲,痛失爱子的他强忍悲恸,淡然坦言战争必有牺牲,不搞特殊、公私分明。

无人知晓的是,此后二十余年,他悄悄珍藏着岸英的军帽、衣物,深夜独自轻抚遗物,默默安放一位父亲最深的思念。他将个人丧子之痛深埋心底,把万千哀思化为报国担当。

不争名利、只报春光,舍小家、为万家。红梅的隐忍奉献、无私坚守,完美映照出伟人以苍生为重、以家国为先的博大胸襟与纯粹初心。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的悲痛
毛主席与杨开慧,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们相识于长沙,重逢在北京。在新文化思潮的浸润之下,二人共读进步书刊,共探救国道路,两颗追求光明的心紧紧相,于 1920 年结为伴侣。婚后,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毛主席整理文稿、传递情报,在清水塘的秘密机关里并肩战斗,把家庭化作革命阵地。

白色恐怖笼罩之时,音信阻隔,无尽的思念无处投递。杨开慧把心底的牵挂、爱恋与信仰写在手稿上,悄悄藏进板仓故居卧室的墙缝里。这些文字尘封了五十余年,直到1982 年修缮房屋时才被发现。
1930 年,杨开慧英勇就义。毛主席闻讯悲痛万分,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份深情数十年不曾淡去。1957 年,他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一个“骄”字,不是娇媚,而是骄傲。他解释:“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词人以浪漫的想象,写忠魂遨游九天,吴刚献酒、嫦娥起舞。当听到革命胜利的捷报,烈士热泪化作倾盆大雨。这首词,藏着一位丈夫绵长的思念,更饱含对一位革命战士最深的敬意。


   【《七律·到韶山》】


“唯有牺牲多壮志”的乡愁
1959 年 6 月,阔别故乡 32 年的毛主席终于回到韶山。三十二年前,他告别故土,带着弟弟、妹妹和无数乡亲,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历经血与火的斗争,许多亲人、乡友为国捐躯,如今归来,只剩他一人。望着熟悉的山水、淳朴的乡邻,万千往事涌上心头,百感交集,于是写下《七律·到韶山》。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全诗的灵魂 。这一句里,有失去亲人的沉痛,更有超越个人悲欢的大义。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正是这些悲壮的牺牲,淬炼出改天换地的壮志,才换来民族的新生。

诗人没有沉湎于哀伤,而是抬眼眺望田野。“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他欣慰地看见,故土焕发新生,劳动人民安居乐业。

这首诗,把个人的乡愁、家庭的牺牲、人民的奋斗融为一体。它告诉我们:牺牲不是终点,牺牲孕育壮志;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在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之际,重温韶山瞻仰大道上的六首诗词,是一次深情的回望。从青春求索、长征壮歌,到历史沉思、红梅风骨,再到痛悼英烈、故土抒怀。这些篇章,既有气吞山河的豪情,也有柔软真挚的亲情。品读诗句,我们得以走进伟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感悟他炽热的家国情怀,寄托无尽的缅怀与敬意。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9日星期三

毛主席《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历史昭示

毛主席《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历史昭示
肖志夫
2026-09-09



 2026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50周年之际,笔者重读他于1956年7月14日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的著名篇章《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深感这篇跨越七十载光阴的雄文,依然闪烁着穿透历史的思想光芒。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此时重温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精辟论断,对于我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掌握斗争策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美帝国主义很坏——本质从未改变

毛主席在谈话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七十年前,毛主席就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之实,四处欠账、到处树敌。“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省。”他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1950年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到如今在南海、台海持续搅局,美国对华围堵打压的本性从未改变,只是换了形式。2026年1月,美国五角大楼公布新版《国防战略》,明确提出沿第一岛链建设“拒止防御”;2026年4月,美国纠集菲、日、澳等七国集结1.7万兵力,在距离台湾岛仅90余公里的巴丹群岛海域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持续包含针对台湾、南海的新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在科技领域不断升级对华打压——2026年以来,美国众议院通过《芯片安全法案》,跨党派议员提出《硬件技术控制多边协同法案》(MATCH),旨在联合盟友收紧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

七十年来,美帝国主义的“招牌”或许换了花样,但侵略本性一脉相承。认清这一点,是我们一切斗争的前提。


二、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表强大,本质虚弱

毛主席在谈话中作出了振聋发聩的判断:“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这个论断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之上。早在1946年,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进一步阐释:“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毛主席说,抗美援朝经过33个月与美军的实际交锋,志愿军彻底摸清了敌人的底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七十年前的判断,在今天得到了现实的有力印证。从经济上看,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其财政基础日益脆弱。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持续上升——传奇经济学家预计未来12个月衰退概率高达60%至70%;2026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仅1.6%,通胀率达4.5%。从政治上看,美国不得人心——其盟友体系内部裂痕日益加深,美欧关税争端持续升级;美国试图将欧盟纳入“硅和平”倡议以主导AI芯片管制网络,实则加深了盟友对美国的依赖与不满。

正如毛主席所说:“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今天的美国,外表依然是只“老虎”,但这只老虎背负着40万亿美元债务、深陷内政外交困境、日益失去国际人心——它本质上正是一只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纸老虎”。


三、美帝国主义必定走向灭亡——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毛主席在谈话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毛主席用中国近代史反复验证了这一规律:孙中山力量虽小,最终推翻了清朝;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希特勒开始很强大,但“没几年就倒了台”;共产党从五万多党员历经磨难发展到最终战胜拥有四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 这一规律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美国虽然仍在全球到处“打人”,但其霸权的基础正在加速瓦解。从战略上看,美国不得人心,其政策“人家不喜欢”;从长远看,“老虎一定要死”。毛主席断言:“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一切违背人民意愿、阻碍历史进步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抛弃。


四、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斗争方法的辩证统

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了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1957年,毛主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辩证统一,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方法论在今天应对美国挑战时尤为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在战略上坚定信心——美国的科技封锁、关税壁垒、军事围堵,从长远看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还有力量”,“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量,一个一个阵地的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当前,中国正是在这一方法论指引下从容应对:在芯片领域被“卡脖子”,就加大自主研发;在关税战中遭受冲击,就扩大内需、拓展多元市场;在军事上受到围堵,就加强国防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既不因对手的强大而畏惧退缩,也不因战略上的信心而轻敌冒进——这正是“纸老虎”论断赋予我们的战略定力和斗争智慧。


五、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统一战线共同抗敌

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中南美国家的欧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团结起来。”他指出,被压迫的白种人与本地人“所处的地位相同”,应当团结一致。“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我们同你们在地理、民族、语言上不同。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我们看见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这一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今天具有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面对美国的单边霸凌,中国始终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从金砖合作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正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主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号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征程中,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六、结语——雄文不老,智慧长存

在毛主席逝世50周年的今天,重读《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篇雄文的思想力量。它告诉我们:认清敌人的本质,才能不被其外表所迷惑;把握历史的规律,才能在风云变幻中坚定信心;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才能在复杂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美国“全面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国策没有改变,虽然一方面表示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在科技、经贸、军事等领域持续对华施压。这种矛盾恰恰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美帝国主义“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它越是虚张声势,越是暴露其内在的虚弱。

“纸老虎”的论断,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基于事实的战略判断。毛主席要求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二者缺一不可,辩证统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这种战略上的清醒与战术上的审慎。

毛主席说:“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无论其外表多么强大,终究不过是“纸老虎”。只要我们在战略上坚定信心、在战术上扎实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敲掉牙齿”“敲掉爪子”,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雄文不老,智慧长存。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纸老虎”的论断依然是我们观察世界、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的重要思想武器。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让我们以毛主席的斗争精神为指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胜利篇章。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

教师节与毛主席为母校题名探究

教师节与毛主席为母校题名探究
孟 彦
2026-09-08



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毛主席为母校“东山学校”题写校名的日子(1958年)。这两个日子虽时隔27年,但是奇妙的巧合,一边是伟人感念母校、尊师重教的历史印记,一边是当代全社会致敬教师的日子。时空遥遥呼应,更增添了一层温暖的寓意。



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毛主席的母校,1910年秋,不满17岁的毛主席在此读书,只学了一个学期,便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

1957年,东山小学十多位教师联名写信,请毛主席题写校名。老师们风趣地把这封集体签名的请求信戏称为一张“大字报”。

1958 年 9 月 10 日,毛主席写下两幅“东山学校”,并回信风趣地说:“东山学校各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当时学校名叫东山小学,毛主席没有写“东山小学”。他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东山学校好。” 这四个字饱含着对母校长远发展的期许,从此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一生对母校、对老师有着深厚感情。他说:“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 毛主席小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回到韶山后,六年时间里他受教过6位私塾先生。最后一位先生叫毛麓钟,是一位秀才,也是毛主席的堂伯,他不仅教毛主席读《史记》《汉书》,还力劝毛主席到外地求学读书。

1910年,毛主席想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可父亲毛顺生不同意,打算把他送去湘潭米店当学徒,回来后帮家里经营稻米生意。

毛主席请来塾师毛麓钟、思想开明的李漱清先生、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前来做父亲的工作。一番劝说之后,固执的父亲终于松了口,同意他外出求学,由此开启了走出韶山的第一步。

临行前,不满17岁的毛主席写下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寥寥数句,道出少年走出乡关、立志报国的远大抱负。

韶山冲距东山学堂五十里,当时毛主席挑着行李,星夜赶来,到达学校后错过了入学考试。堂长李元甫破例给他出了作文题《言志》。少年毛主席一气呵成,写下读书不是为了当官、光荣耀祖,而应胸怀天下,担当起挽救民族的责任。李元甫读后惊叹:“这是一个建国之才!” 

在东山学堂流传着一个《咏蛙》的故事。一日,同学们看到池堂里一只青蛙蹲在石上,邀毛主席即兴赋诗。毛主席随口吟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小诗托物言志,尽显少年胸怀天下的凌云壮志。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煌煌《二十四史》他反复研读,不少篇章读过多遍,密密麻麻留下圈点批注。他多次倡议领导干部读一读《红楼梦》,把它当作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读。长征路上,他宁可精简行李,也要带着书挑子,常在担架上阅读。

中南海的卧室里,床头永远堆着书籍。即便病重弥留之际,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坚持阅读、看文件,累计用时近三小时,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毛主席尊师重教更是堪称典范。



1959 年 6 月,毛主席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他特意设宴,请来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等乡贤长者。席间,毛主席起身向老师敬酒。毛宇居连忙推辞:“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恭敬地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一句应答,满是赤诚。身居高位,他依然不忘师恩、尊重乡老。这一幕,定格成领袖谦逊重情的动人瞬间,也让后人看到伟人温情、朴素的一面。
袁吉六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从1913年到1918年,他教了毛主席五年半国文。因为留着浓密胡须,同学们都亲切叫他“袁大胡子”。他严格督促毛主席研习古文,夯实国学根基。在一次学潮中,他挺身而出,力保毛主席免遭开除。多年以后,毛主席始终感念师恩,于1952年亲笔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以此表达深切敬意 。



徐特立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师。徐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治学理念,深深影响了毛主席。1937年徐特立六十大寿,毛主席特意写下贺信:“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此后数十年,无论革命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毛主席始终敬重这位师长。二人既是师生,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毛主席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艰苦的延安岁月,我们党创办了35所院校。他倡导立德树人,把窑洞变成课堂,把山野当作校园,在烽火之中为民族解放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本领的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确立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推动学校向工农开门,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让广大劳动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为国家建设培育大批人才。

今年是毛主席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回望伟人为东山学校题写校名、一生尊敬师长的往事,我们更加缅怀伟人尊师重教的情怀。

传承毛主席初心,就是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7日星期一

毛主席的一张罕见照片

毛主席的一张罕见照片
师 伟
2026-09-07




我从大约1995年开始搜集毛主席照片,到现在大约已经有2500多张了,而且绝大部分都查证、列出了详细的信息,类似这样的——
搜集的过程其实就是追随、理解、学习的毛主席的过程,一张张相片背后的历史事件增进知识、前因后果疏通脉络、珍闻轶事令人感慨,领袖形象因此更加清晰、高风亮节因此更加动人、自己内心因此更加沉静。

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照相术让镜子更加形象直观、方便了学习。

毛主席一生可分为三个二十八年,其中第一个二十八年(1893~1921)受条件限制、照片不多;第三个二十八年(1949~1976)照片则很多、说明也很清楚;所以搜集照片最有价值、同时也最难的阶段是第二个二十八年(1921~1949)。

在第二个二十八年中,尤以前半段最为困难(1921~1935),这个阶段的大事有建党、建军、武装割据、反围剿、长征等,创业艰难、飘忽不定、屡有挫折,以至于很多年份的照片是缺失的,比如1922、1923、1926、1928、1929、1932。

这两天有一个空白被消灭了:1929!
我得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搞清了来龙去脉——其实这张照片很早就得到了,但一直不清楚细节,所以只能暂时搁置、竟然放了多年。
这就是这张令人感慨的照片——

猜猜哪个是毛主席?
我猜你第一眼一定无法认出毛主席,不过再看就认出来了——身高、气场的毛主席明显有别于常人,如同黑夜中的北斗星、黎明前的启明星。

没错,右二就是毛主席,衣着平常、面部消瘦、让人心疼!

这张照片摄于1929年6月19日,地点是福建龙岩县城的一个小照相馆。相片中另外三人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右一)、红四军军部秘书谭政(左二)、红四军军部秘书朱良才(左一)。当时毛主席的职务是红四军党代表。

红四军是最早的红军队伍,缘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有铁军的大名,这个军共产党员甚多,在北伐战争中是主力。北伐途中国民党实行分共,第四军一分为二,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而由国民党掌握的部分后来发展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抗日非常积极,后来还发动了福建事变、意图与红军合作,可惜当时王明当道、我方消极冷淡,浪费了这个机会。

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为继承和发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光荣传统、同时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红四军主力1929年1月撤离井冈山根据地进入赣南地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行军和战斗,终于逐步扭转了局面,并利用国民党军阀蒋桂战争的机会,初步开辟了赣南根据地。

5月,粤桂军阀战争爆发,红四军前委排除了“中央二月来信”的干扰,决定利用此机会南下闽西,扩大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期间出现了三打龙岩,时间分别是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

第三次打下龙岩后,朱良才向谭政提议:咱们红四军在井冈山成立之初的军长朱德和党代表毛主席、两个部门首长司令部参谋长王尔琢和政治部主任陈毅、两个秘书谭政和朱良才有六个人,如今参谋长王尔琢已经牺牲了。现在部队越走越远、仗越打越大,以后部队还不知走到哪里、发展成多大呢,将来咱们还能不能经常见到军首长也说不准,还不趁这龙岩县城的条件好,抓住这个机会,咱们军部创建初期的五个人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吧。

于是,两人找到正在军部的毛主席和陈毅。毛主席和陈毅一听表示同意,可惜当时朱德还在龙岩城外部署部队,一时半会回不来、大家手头的工作也多,只好先不等了。

所以这张合影只有四人。
这张珍贵的合影记录了当年领袖与红军干部的真实形象:毛主席留着他特有的长发,穿着明显短了一截的裤子,脚上是露着脚趾的布凉鞋,背手而立、目光深邃;留过洋的陈毅梳着背头,也是短得挨不到脚裤子,系带胶鞋,西服领带、派头十足但侧身转向毛主席,两位革命诗人坦荡交心;谭政和朱良才留着战斗部队指战员的小平头,一个布鞋、一个胶鞋,一看就是跑腿干活、兢兢业业。

当时毛主席36岁、陈毅28岁(1955年授衔元帅)、谭政22岁(1955年授衔大将)、朱良才29岁(1955年授衔上将,语文课文《朱德的扁担》的作者),四个年轻人坚定、勇敢、沉着。

这张照片是第四军自1928年5月4日在江西宁冈砻市成立以后,军部初期人员唯一的合影,同时也是毛主席在福建闽西地区的唯一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朱良才在照片下面写上了“一九二九,六,十九摄于龙岩城”,然后通过邮局将这张照片寄回家,是否寄到则不得而知——天南地北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好歹要努力寄一下的、万一家里收到呢。

此后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开始寻找这张合影,但一直没能找到。

时间来到了2007年,朱良才在农村的老家人翻修老屋时,这张照片终于在顶棚被发现!

此时照片中的四人均已作古:毛主席(1976年)、陈毅(1972年)、谭政(1988年)、朱良才(1989年)。

前辈虽已逝去,但他们在探索与实现中华民族翻身解放和伟大复兴道路上的炽热情怀,却像高山流水,点点滴滴,浸入我们民族的血脉。存于心、留于世!
伟人不朽!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方中云讯”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6日星期日

毛主席的那盏马灯点亮了黎明

毛主席的那盏马灯点亮了黎明
陈先义
2026-09-05



一首歌,一首彝族民歌,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它那浓郁的地域文化韵味,优美舒畅的旋律,受到广大观众的特别喜爱。

歌中唱道:
“红军跨过铁索桥,走过石板河,毛主席的马灯点亮了黎明。金沙江的浪花在血管里奔腾,鲜血染红的杜鹃,如今还怒放在浪漫的春天。罗婺的火把照亮了云端,绘成了新画卷。”

这首充满彝族风情的民歌,像一幅幅画卷,把人们带回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

如今,在这个初秋的日子,我们站在贵州遵义苟坝村这个写着“毛泽东小道”的标牌前,那句“毛主席的马灯照亮了黎明”的歌词,反复萦绕在耳边。“点亮了黎明”——这是多么准确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概括啊!我忽然感到,这何止是一句简单的歌词啊,它涵盖和叙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关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点亮了黎明”——不仅点亮了那个91年前春寒料峭的黔北黎明,也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啊!

此刻,我们眺望逶迤远去的这条小路,思绪一瞬间回到那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特别时刻。

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罗荣桓从前线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攻打一个叫作打鼓新场的地方,理由是红军刚刚打完遵义的胜仗,趁着部队士气正高,再打个胜仗进一步提振士气,然后部队也好进行补给和休整。

那一天,是一个足以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非常特殊的日子。为了讨论林彪、罗荣桓的提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苟坝村一个叫新房子的地方召开了。

打鼓新场,在当时的黔北,这是一个重镇,不仅物资丰富,而且地形险要,倘若一举攻克,红军不仅可以得到很好的补给,还可以在此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多数指挥员的想法。

但是,会议气氛特别紧张,参加会议的20多人,争论激烈,绝大多数人坚决主张进攻打鼓新场。代表们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是王家烈麾下的黔军,战斗力相对薄弱,滇军、川军此时距离还远,援军到达尚需时日,可以与敌人进行一战。

但是,毛泽东异常坚决地反对。他认为这恰恰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在精准研判当时形势后,毛主席认为,打鼓新场看似孤立的一个点,其实中央军三部兵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靠拢,是敌人合围起来的一个陷阱。的确,国民党蒋介石对红军的判断没有错,他们预估红军一定会进攻打鼓新场,这正是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一个精心部署。蒋介石已预判红军会在打鼓新场做文章。毛主席对蒋介石打的这个算盘,已经预判在先了。从战略上看,引诱红军攻打打鼓新场,而后围而歼之,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虽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毛主席识破了,但是红军的不少领导并没有看破蒋介石的圈套,他们依然按照常规思维行事。

非常遗憾的是,毛主席的意见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听不进去,大家对打一场胜仗的渴望压倒了对形势的冷静权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意见还没有得到统一。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毛主席撂下重话说:“如果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主席期待大家思考和接受他的意见。遗憾的是,话说到这儿,依然没能使大家改变主意,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将毛主席的意见当面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不当就不当!”于是会议不得已进行举手表决,仅仅毛泽东一票反对!其他人不仅一致通过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顺带通过了免去毛主席刚刚担任不久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

在求战迫切的氛围中,理性和冷静终于被淹没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准备在悄然进行中。

人们无法考证毛主席这晚上该是怎样一种心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想到了不久前湘江战役那种惨烈景象,想到那五万多名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他心里明白,那场仗本来不应该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当在最适宜渡江的关键时刻,他向中央提出迅速渡江,可是三人团坚决不同意,主张选择另一渡口。

他在中央已经没有职务,说话没人听,等到到达预定地点时,最好的渡江机会已经错过,敌人堵截合围已经形成。那一仗,那些漂满湘江的红军战士的尸体,成为毛主席心中永远的痛。眼下的情况也是类似啊!看着剩下的三万多红军,如果再次因为决策错误,红军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啊!他可以不当政委,但数万红军的安危不能不顾。

他夜不能眠,于是干脆提起马灯,踏上我们如今被称为“毛泽东小道”的乡村土路。小路泥泞湿滑,灯火微弱,毛主席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周恩来。他再次向周恩来陈述利弊,恳切要求不要进攻打鼓新场,若一定进行的话,能否推迟一下也行,再让大家冷静思考观察一下。

这一席异常恳切的劝说,说动了周恩来。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毛主席是用怎样的理由让周恩来改变主意的,只知道在天亮时分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也仅仅同意了攻击命令推迟下达。

会议开完,天也就亮了。
可就在这当口儿,中革军委二局送来了刚刚破译的敌军最新电报,原来就在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夜里,滇军和周浑元部已经按照计划在加速开进,提前进入了打鼓新场阵地。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合围口袋基本已经形成,就等待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而后集中重兵聚而歼之。如果红军这时候按照原计划进攻打鼓新场,最后可能是极其惨烈的结局。

于是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传达最新的敌情通报,那些本来拍着桌子要打一场胜仗的指挥员们,看到电报一个个目瞪口呆。

会议一致决定,下达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红军按照新的计划摆脱敌军合围,免除了一场灭顶之灾,开始筹划进行新的行动。

关于打鼓新场的这场关乎红军队伍生死存亡的风波,虽然使红军躲过一次劫难,但是周恩来和红军高层的主要领导已经深深感到,旧有的关于作战的决策模式,实际在禁锢着红军正确决定的实施,甚至还可能让错误的意见因为票数优势而无法得到实施。

这已经是老问题了,也就是后来张闻天说的,我们只能服从真理,而不能仅仅服从票数。苟坝会议,一个极其重大的进步,就是真理最终战胜了票数。

就在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一个“新三人团”军事决策小组,负责前线作战的重大决策。困扰红军军事决策很久的问题,在苟坝得到了解决。

正是新的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才真正得到全面施展,红军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的桎梏,开始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在辗转腾挪中,红军将敌军甩在了身后,最终完成了胜利到达陕北的伟大征程。

有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程,经常说到一个话题,那就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等等,是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其实具体到某些看似微观的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一样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比如,当初红军长征出发前,如果不是周恩来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并且要求中央让毛主席一起参加长征,那红军长征或许是另外一种境况。还有那个通道转兵,如果没有毛主席在,红军就可能去湘西找贺龙,结果就会钻进蒋介石密不透风的口袋。

在苟坝,如果不是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夜谈,红军或许会陷入极度危险中,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颠覆性的。有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两个晚上”密切相关,这话虽然看似简单了些,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4日星期五

四渡赤水 毛主席神来之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四渡赤水 毛主席神来之笔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贾 永
2026-09-04

   【而今迈步从头越(布面油彩,中国美术馆馆藏) 沈尧伊 作】


赤水,从乌蒙山深处奔涌而出,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千回百转。河道蜿蜒如带,两岸壁立千仞。因河床富含赤色砂岩,河水裹挟红砂奔流而得名。

91年前,就是在这赤色波涛之畔,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以一连串声东击西、影南实北的战略机动,从死亡的缝隙中蹚出了一条生路。

赤水河两岸,留下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千古绝唱——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临危转舵,跳出死局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张拉满的弓。40万国民党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万箭所指,则是毛主席率领的不足3万人的中央红军。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
一路征战,伤兵满营。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早已被敌人识破,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长久立足。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电令各路大军,务必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北渡长江、与红4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渡江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最初的设想是,乘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敌人围追堵截。

北上渡江,必先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战略要冲——赤水城。怎料,红1军团先头部队进抵赤水河畔时,赤水城已被川军抢先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3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遭遇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4方面军已经难以应付,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城70公里,尽是高山峡谷,若让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必将腹背受敌。情报显示,郭部仅有五六千人。毛主席决定集中红3、红5军团5个师和干部团,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随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1月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可战至黄昏,双方依然呈胶着状。红军这才发现,情报严重失误——川军并非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后续增援还在不断涌来。并且,这支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后者。

“歼灭战”打成了“拉锯战”。弹药匮乏的红军主力,陷入险境。

危急关头,毛主席一眼看穿死局。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叫停缠斗,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

1月29日,红军依托简易浮桥,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第一次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随即转向川滇黔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四渡赤水由此揭开序幕。

善走方能善胜,善变方能突围。西渡赤水,看似退却,实则是主动让出战场空间,牵引敌军主力西移,偏离黔北核心战区。这一招“临危转舵”,不仅跳出了敌人重兵合围圈,也为日后回师东进、重返黔北埋下了关键伏笔。


二渡赤水:回马一枪,扬威娄山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
发现红军退守滇北苦寒之地,蒋介石自以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他判定红军只能南北逃窜,即令滇军、川军南北夹击,妄图在扎西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

春节期间,迎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登临庐山。1935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六,他在庐山美庐别墅颁布《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重金通缉朱德、毛主席、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国民党报纸宣称,“匪子弹用尽,患病亦多,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想到,一招致命的“回马枪”,正悄然向他的大军使出来。

也是在2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了会议。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没有率红4方面军南下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封堵中央红军北进,会议果断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

同样是在扎西,中央红军迎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整编。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和1个干部团,机关与后勤人员大幅精减,充实一线战斗部队;从江西一路随军搬运的造币机、印刷机等笨重器物,一律就地处置。长征初期“大搬家”式的冗赘阵形,自此彻底消失。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焕然一新。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

趁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主席精准捕捉战机,再度挥师黔北。2月18日至21日,红军兵分三路,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
取桐梓,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红军势如破竹,短短5天,歼灭和击溃国民党“追剿”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敌人和大批武器,全部被红军俘获。红军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红军的胜利,使毛主席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胜利的战旗,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第11团政委张爱萍怀中——27岁的邓萍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长风掠去硝烟,晚霞染红群山。望一眼巍峨娄山关,马背上的毛主席吟诵出不朽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是蜕变,更是新生;是从臃肿的“搬家”转化为攥紧的“铁拳”;是以整编后的全新姿态,跨越往昔的艰难与挫折。
巍巍雄关,滔滔赤水,见证了何为用兵如神。


三渡赤水:佯动惑敌,布下迷局
蒋介石暴怒了。他亲飞重庆调度兵力,各路敌军再次涌向遵义方向。

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主席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便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于鲁班场,态势突出。毛主席决定先打周浑元部。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

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主席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

3月16日至17日,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再入川南。毛主席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滇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全线向西集结追击,放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倾巢西进,直接抽空了乌江、贵阳后方防务,为红军南线突围留下了缺口。
调敌于千里之外,决胜于虚实之间。


三渡赤水,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调虎离山之计。红军主力仅在河西短暂停留5日,待敌军重兵尽数西进、远离黔北防线,即刻隐蔽集结、悄然回师。
真假虚实、明暗相生。一场佯动,牵动敌人疲于奔命,让敌人所有重兵布防尽数落空。


四渡赤水:穿插缝隙,直逼贵阳
尽管红军一次次冲出重围,蒋介石依然笃定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携夫人宋美龄、顾问威廉·亨利·端纳,以及一众国民党高官飞抵贵阳行营督战,要用铁壁合围对付红军的机动。

蒋介石显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他此时的对手,是毛主席。

1935年3月21日夜,红军借夜色掩护,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第四次东渡赤水。同时,红9军团伪装成主力,在乌江以北牵制敌人,掩护大部队向南急进。主力大军从敌军防线缝隙中隐蔽穿插,甩开追兵,突破乌江,全速南下。

红军占息烽、下开阳,兵锋直指贵阳城。毛主席下令营造佯攻之势,部队大张旗鼓地高喊:“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

贵阳周围只有黔军4个团,距贵阳较近的也不过是从遵义战役溃逃而来的残兵败将,根本不堪一击。
蒋介石惊慌失措,一夕数惊。他一边筹备轿子、马匹随时准备逃跑,一边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强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勤王护驾”。
当孙渡纵队以3天200余公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红军又是虚晃一枪,一路狂奔进入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10余公里处——由于主力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吓得不敢出城作战。

“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主席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主席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50年后,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果然中计,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保卫昆明,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机不可失。毛主席指挥红军主力急赴金沙江畔——那里,才是毛主席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红军已经靠着6条小船巧渡金沙江,绝尘而去,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追击,度过了长征中最为惊险的一段时日。

蒋介石懊恼不已:“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被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

几天之后,军委纵队宣传科科长黄镇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破草鞋》:国民党军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畔时,红军早已无踪无影,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
藏在波涛里的制胜哲理

四渡赤水,不是刻板的作战方案,也没有固定的行军路线,而是实事求是、辩证用兵的军事智慧。

敌变我变,绝不拘泥于预设计划。原定渡江受阻便立刻改道,敌军西追便转头东进。区别于长征初期的死打硬拼,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进退攻守,皆服务于保存有生力量这一核心目标。
善分虚实,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四次渡河真假交错,以少量兵力作诱饵,牵动国民党大军疲于奔命。敌人始终猜不透红军动向,从战略“围追”的主动方,沦为无奈跟随、处处挨打的被动方。

懂得取舍,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更懂得依靠人民群众。放弃土城、撤离遵义,千里迂回看似绕远,实则每一步都在消耗敌军、寻找突围缝隙;而赤水两岸的百姓主动引路、架桥、掩护伤员,隐秘渡口、山间小道全靠群众指引,则为红军大迂回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

赤水河奔流不息。穿梭河谷的中央红军,打赢了这场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大规模机动战,扭转了长征危局。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步步腾挪、次次闪转,将一盘在敌人看来的必死之局,硬生生走成了绝地重生的活棋。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深刻总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刘伯承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便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释的军事辩证法:“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四渡赤水,正是毛主席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舞台上,导演的一幕精彩活剧。1960年,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赞誉毛主席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毛主席却向这位二战名将谈起了四渡赤水——从极为严峻的危局中赢得胜利,才是毛主席眼中值得回味的“得意之笔”。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所谓“用兵真如神”,不是凭空而来的神机妙算,而是立足现实、辩证取舍、胸怀大局的大智慧。
千古河山棋一局。四渡赤水,道尽机动制胜之道:3万轻骑,戏40万重兵于股掌之间,没有未卜先知的“神机”,只有顺应战局的“妙算”;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式”,只有实事求是的“破局”。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赤水河,读懂的不仅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身处绝境,不囿于固有定式、不惧于辗转迂回,方能于山重水复之间,踏出一条柳暗花明的生路。

赤水河依旧裹着红砂奔流。当年的浮桥早已不见,只有岸边石头上的绳痕,仿佛还紧紧勒着91年前那个不平凡的春天。


(学术支持:褚 银)
(作者:贾 永;来源:“解放军报”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9月2日星期三

毛主席深入虎穴的胆识

毛主席深入虎穴的胆识
师 伟
昆仑策网
2026-09-02



假设一个场景——
你和村里的恶霸是仇家,他时时刻刻要置你于死地,你们曾经殊死械斗过十年,恶霸杀死了你的妻子、刨了你家祖坟、逼得你到处躲藏。后来因外敌入侵,恶霸被迫和你一起抵抗,但出工不出力、还经常捣乱。外敌赶走后恶霸杀心再起,反复邀请你到他家谈判,借此拖延时间、方便他排兵布阵好把你家杀光光。而且这个恶霸人品极差、手段狠毒,有多次借谈判、会议、宴会等机会诱杀对手的记录。


   这个场景比鸿门宴惊险多了——

请问你去不去?
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不去,因为那是九死一生。仅有极少数胆识过人、谋略超群的人才会考虑深入虎穴!
比如毛主席!


我开头描述的场景其实就是重庆谈判的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同时间召开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对新形势做出了新布局。

中共七大(4月23日~6月11日)上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


国民党六大(5月5日~5月21日)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从这两个会议明显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可以说是死性不改、顽固到底。而从细节也能看出国民党的低能——人家中共都大张旗鼓开会做准备了,国民党才匆忙应对,不但内容空虚反动,而且时间又晚又短,明显仓促、被动、简陋。

这样的组织不完蛋、天理难容!
事实上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共武装力量的防范和打击,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没有用于抗日一线、而是摆在陕甘宁边区旁边虎视眈眈,进入1945年以来,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军队更是剑拔弩张。

企图当老好人的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1873~1948,同盟会元老、九三学社发起人)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中共、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因此二战后期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所以美国貌似公平、其实加大了对国民党的扶植力度。

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证其远东安宁,更多是妥协退让,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因此从中国版图被划走)。苏联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所以当时的局面是——
1、蒋介石以和平为幌子争取布局的时间
2、民主党派对蒋幻想,希望借调停上位
3、美苏各怀鬼胎,在中国力保自身利益

简而言之,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拿这些口号当幌子,作为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借口,并在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拍电报给毛主席,催毛主席到重庆来谈判!

蒋介石在电报中说得很漂亮“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这个局面确实非常棘手!
不去的话落人口实、被对方肆意发挥,去的话充满风险、有可能遭到斩首。
经过权衡,毛主席决定还是深入虎穴!
临行前的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认为前去谈判有利于“……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同时为了预防万一,毛主席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开会。他认为“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在美国调停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相片——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多少有点不适应和紧张,而且前去重庆冒着很大的风险,因此起飞后安排周恩来“让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一圈,我要向陕北人民道个别。”



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毛主席特地戴了一个盔式帽(在南洋比较普遍、很多华侨喜欢戴),虽然没有什么正式的解释,但明显是模仿孙中山的风格,这对国民党表示一种示好,同时暗示我才是中山先生正宗的传人——


蒋介石当天举办了欢迎宴会,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融洽的——

蒋介石对毛主席的到来多少有点意外、更多是得意,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足见其高高在上、踌躇满志,这种君臣心态怎么可能对谈判有利。

1945年8月29日谈判开始,中共代表主要是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主要有蒋介石、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因为双方的意图差别太大!

国民党的意图——
内阁给共产党几个虚职,条件是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赤手空拳就好消灭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大多在西北、西南地区,前去抢占被日寇侵占的国土需要时间;

给国内人民一个和平的姿态,同时应付美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美国积极帮助国民党运兵——


中国共产党的意图——
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建国;

据理力争,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教育群众、向国际充分呈现仁至义尽;

争取一段时间来做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毕竟谈判期间国民党不能搞得太过分。
所以这个谈判是没法真正谈的。

例如——
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

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事实上谈判开始的当天(8月29日)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炮制的《剿共手册》、安排秘密重印下发,可见其谈判诚意!

所以谈判不可避免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模式,踌躇满志的美国调停特使赫尔利从1944年11月就自告奋勇地在国共双方之间说和,然而谈判一开始就渐渐倒向蒋介石,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买账,垂头丧气的赫尔利干脆趁9月22日回国述职一去不复返了。
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主席的文字。

但是最后蒋介石还是没有扣押毛主席,原因主要有不敢和自负——

1、不敢——毛主席在谈判期间广泛活动,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他还借与柳亚子交流的机会发表了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眼界与气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背信弃义搞扣押的话在国内和国际都无法交代;

2、自负——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主席可以成事。他认为哪怕把毛主席放回去,来日沙场上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目空一切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应该说毛主席犯险赴渝是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的。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在毛主席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这个协定从产生过程和日后表现看,都证明是个样子货——这是没办法事情,重庆谈判本来就是为双方争取时间的,现在双方这个目的达到了。

10月11日,在重庆呆了43天的毛主席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2日,毛主席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告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看看,谈了43天国民党竟然没有谈重要的东北,战略眼光差劲得一塌糊涂!

此后一连两个多月,毛主席一直在给各地军委发电报,强调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发布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指令。

当然我们也未放弃和平的希望和努力,包括参加国民党主导的政协会议,组建国民党、共产党、美方联合的军调部(下辖军调小组,还记得电视剧《潜伏》中的左蓝到天津工作的职务吗?)以解决各地冲突,1946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曾一度设想由延安迁驻江苏淮阴,这样距离南京近、有利于参政议政。

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双十协定名存实亡。

三年后的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同年重庆解放。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虽然实际意义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当我们后人气定神闲地看着这些历史事件时,感觉轻描淡写甚至枯燥乏味,但以身代入、尝试体验当事人视角时,才发现需要何等的气量胆识才能取得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感慨毛主席为国为民、深入虎穴的胆识!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万般凶险中飞往重庆——

想到这些,眼下的困难和压力真不算什么。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8月30日星期日

纪念毛主席!意义非凡!

纪念毛主席!意义非凡!
方 菁



8月28日,是很少有人记得这天发生了什么。
81年前的今天,毛主席从延安飞赴重庆,开启了整整43天的谈判。最终,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

今年,罵了毛主席幾十年的官方終於行动了!

在这个历史纪念日到来之际,央视《国家记忆》栏目特别首推纪录片《毛主席在重庆》。

自8月24日起,CCTV-4 每晚黄金时间段 20:00首播,今晚播放第五集,同志们记得收看!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历史回顾,是官方对毛主席重庆谈判的致敬,让我们再次回望改变中国命运的43天。


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
打了十四年仗,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别再打仗,好好过日子。
可当时的局势,一点都不和平。
国民党身居要地,手握主力军队、美式装备和财政资源,实力远在我党之上。表面通电求和,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事,实际上,心里打的算盘非常清楚。

蒋介石笃定:“你毛泽东不敢来。”
只要不来,国民党就能顺势宣传共产党不愿和平,把所有舆论压力甩给我方;如果敢来,就借谈判拖延时间,抓紧全国调兵布防,等兵力到位,再明目张胆发动内战。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鸿门宴。
当时重庆城内特务遍布,没有人能保证绝对安全。党内很多同志极力劝阻,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担心毛主席安危。

但毛主席看得非常通透。
个人安危是小事,国家和平前途,才是大事。如果因为怕危险就退缩,我们就输掉了道义和民心。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毅然登机赴渝。
从8月28日抵达重庆,到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离开,43天的时间里,每一步都极不容易。
谈判桌上,国民党态度强硬,核心条件只有一个:让共产党交出军队,退出解放区,彻底放弃武装。
我方始终保持最大的和平诚意,愿意在合理范围内让步,但事关人民军队、根据地政权等核心利益,是底线,绝不能让。

和谈,从不像表面这样风平浪静。
谈判僵持期间,阎锡山部队主动进攻上党解放区,试图用战场优势逼迫我方低头。我军当即反击,打赢上党战役,歼灭敌军三万余人。

这一仗,让国民党彻底看明白了:共产党的态度!我们不怕打仗,也不会任人拿捏。
战场上打出的实力,才是谈判桌上真正的底气。


比谈判更重要的,是谈判桌外的人心。
那时候的国统区,长期被国民党舆论垄断。民众们对共产党了解不多,还夹杂着不少误解。

在重庆的43天里,毛主席没有闭门不出。他主动走访各界,会见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学界、工商界代表。

他待人真诚、立场坦荡、态度谦和,近距离的接触,让国统区民众意识到:真正追求和平,为国家前途、为百姓着想的,是中国共产党。
反观国民党,表面和谈,背地里却调兵备战、制造摩擦,虚伪狭隘,一心独裁。

短短43天,社会各界的看法彻底扭转。
原本摇摆的中间力量,开始坚定地站到了我们这边;原本误解我们的民众,看清了两党真正的区别。


很多人会觉得,后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那重庆谈判便是没有意义的。
恰恰相反!
解放战争最后三年能快速取胜,根基就是这43天打下来的。

第一,拿住了道义制高点。
内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是真心求和平,执意搞内战的是国民党。我方作战,是正义自卫,民心天然站在我们这边。

第二,凝聚了全国进步力量。
43天的坦诚沟通,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后来国统区的反内战、反独裁运动风起云涌,形成第二条战线,从内部动摇了国民党统治根基。

第三,争取了战略休整时间。
短暂的和平窗口期,让各解放区得以练兵、整军、稳固政权、恢复生产,为后续大反攻积蓄了充足力量。
重庆43天,没有炮火连天,却赢下了最关键的人心、道义和未来。

八十多年过去,央视选择在8月28日纪念日到来之时,全新首播这部纪录片,用意深远。

回望这段历史,不只是怀旧,而是看清真相:
新中国的胜利,从来不是运气,是远见与格局铸就的必然。是毛主席43天虎穴赴约,稳住了国运,赢下了民心,铺就了新中国的光明前路。

此次,央视再次献礼毛主席,正本清源,令人欣喜!但也是理所应当!

官方就是该拿出这样的态度,成为主导力量,就是该旗帜鲜明的告诉所有人:不忘来时路,不忘主席恩!

(作者:方 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毛主席为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毛主席为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周建明
2026-08-25



“风从长城来,歌从陕北来,重走转战路,重温领袖言”。

8月到榆林,专程去了佳县。当年毛主席与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370天中,在佳县住了105天。在佳县人民军队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从内线防御转向内线。中共中央在佳县发出了一个“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个“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个“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其中最响亮的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个“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为佳县县委的题词为我们党的建设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的沙家店战役全歼国民党36师,重挫胡宗南部队,整个西北战场主动权易手。9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进入佳县朱官寨。因国民党二十九军刘戡部还在附近活动,前委考虑再寻机歼敌,最大难题是部队粮草供给极度匮乏。佳县本就贫瘠,历经胡宗南军队反复劫掠,之前组织多次大规模支前,存粮已经见底。毛泽东约见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商谈为消灭刘勘筹措给养问题,进行了以下对话:

周恩来: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不够用?

张俊贤:够!我们佳县叫胡宗南害苦了,佳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持得住。我们在通秦寨和车会还有一些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一万多只羊。如果这些粮食、羊吃完,还有两千多头驴和牛,实在不行也可以杀了吃,无论如何要把战争支撑下来。

毛泽东(神情严肃):把驴和牛杀了,明年老百姓耕地怎么办?

张俊贤:解放前,穷人本来就少有驴、牛,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请主席、副主席放心,只要把蒋胡匪军消灭干净,佳县人民再大的苦都能吃,靠着老镢头也能搞好来年生产。

毛泽东(深受触动):多好的人民啊!随即反复叮嘱:部队再困难,也不能随便杀一头驴、一头牛! 要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产本钱。

陕北人民舍生忘死地支持人民军队打蒋匪的故事,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有记录:“陕北的贫苦百姓曾倾尽全力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死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后,他的妻子把自家藏在山里的十几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小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眼泪汪汪:‘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重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骡子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1947年10月18日毛主席进入佳县县城后,县委书记张俊贤找来一块白布,请求毛主席给佳县县委题词。毛主席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十三个大字,署上自己的名字。

佳县人民在县城中央把毛主席的题词专门立了一个碑。站在佳县毛主席题词纪念碑前,仰望着这个题词,不仅思潮滚滚: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有了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但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和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问题。

1927年,毛主席第一次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详细的分析,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毛主席看来,立场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这样,以后要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是这样。立场问题既与党的宗旨密不可分,也与党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息息相关。只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才能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今天,离毛主席当年题词已过去近80年,但它的指导意义并不过时。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要发展,有必须坚决反对腐败,要以刮骨疗毒的精神进行党的自我革命;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反对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能否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仍是事关我们党成败利钝、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方针政策时,面对社会分化,面对不同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是否还能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之前。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但缺陷在对于另一面认识不足:搞了市场经济必然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普遍价值,任何东西必然会被利益度量,权力必然会受到资本的围猎,大批干部会被腐蚀。如果能从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出发,像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全党做出的警告那样,像推进改革开放那样严抓反腐,可能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党的干部沦为阶下囚。

20世纪90年代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主导下,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推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1998-2002 年国企下岗2023 万,叠加以前已经形成的下岗存量,国有企业下岗达27002800 万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整个下岗失业(买断工龄)人员超过4000万。当时,有的经济学家还主张搞市场经济要准备牺牲一代工人。回过头来看,如果坚定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场改革会不会大大减少下岗失业群众所受的伤害?

1993-2002随国企改制、民营制造业快速发展,劳动用工市场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工厂、矿山、建筑行业从事高危岗位。企业压低安全成本,煤矿、非煤矿山、化工、建筑业重特大事故频发,小煤矿事故问题突出,2002 年前后工伤死亡人数达到峰值,以后才逐渐下降。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是付出了多少代价之后才换来指导思想上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如果始终强调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我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是否就能减少那么惨重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本占有主导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无论是平台经济的兴起,还是AI在生产中的应用,新的生产力都可以为资本赋能,对劳动者的带来损害。作为政府部门,怎样始终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与时俱进地落实“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只见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税收而不见最大多数劳动者?

我国目前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已近3亿左右,占就业人口的40%。他们分散在各种不同行业,没有工会组织覆盖,合法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为了生计他们往往不得不超长时间劳动、没有加班费、缺乏劳动保护、工资发放被拖延、夏天的高温津贴被克扣。大量的灵活就业都经劳务派遣公司(第三方)签约。签劳动合同的权益受侵犯虽可以通过人社部门寻求行政救济,但面临被解聘的压力。签订劳务合同的只能寻求司法救济。他们既没有时间,也缺乏相关知识去跑法院。全国经劳务派遣的劳动者权益受侵犯进行维权的比例极低,而真正能获得赔偿的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021年北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专项活动,要求干部转换身份,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体验从业实况,调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时任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注册外卖骑手上岗跑单,实际跑单12 小时,只完成 5 单,到手 41 元,真切体会到骑手的时间压力、派单规则约束、高强度劳动、缺少休息场所等现实困境。王林的亲身体验促进了平台优化派单和扣款规则:恶劣天气放宽超时判定、调整扣分机制,增加恶劣天气补贴,减少不合理扣款;落实骑手提出的诉求,促进北京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政策文件,针对平台用工明确劳动保护、职业伤害保障、技能培训等制度安排。

这则新闻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因为大多数地方的政府部门都没有像北京市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设身处地了解他们的从业处境与困难,帮助他们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维护应得的权益。政府部门往往对招商是积极的,因为这能增加税收,体现为政绩;对于设身处地了解劳动者的处境、维护他们的权益是淡漠的,因为这既不考核,也与自身利益无关。现在干部按照“逢进必考”进入党政部门。虽然他们也曾在党旗下宣过誓,学习过《为人民服务》,但缺乏像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广大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经历,很难有意愿主动去体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去为他们排忧解难。

2018年11月1日、2025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他们意见,进一步阐明党的政策。这些对于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和促进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全国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近3亿,还有6438万家生存性个体工商户,他们构成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条件、生存环境究竟怎么样?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牵挂在心。各地能否像北京市那样,要求干部体验普通劳动者从业和权益保障情况?高层是否也能召开最基层劳动者的座谈会,了解他们的从业和生活状况及所关切的问题,从而推动各地党政部门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新时代,“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仍是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也应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

(作者:周建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

毛主席霸气总结抗美援朝——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毛主席霸气总结抗美援朝——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肖志夫
昆仑策网
2026-07-24



 近日笔者再次拜读了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这是毛主席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讲话不长,却字字千钧。其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至今读来仍让人热血沸腾——“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是对三年浴血奋战的历史总结,更是对一个新生民族国家的精神宣言。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越时空的磅礴力量——它告诉我们,一个组织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一个觉醒了的民族是不可欺侮的。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的这份底气与霸气,究竟从何而来?


一、“依靠人民”——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靠什么得来?”

毛主席在讲话中给出了清晰而深刻的回答:“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思想的精髓——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

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少数人的战争,也不是单纯军队的战争,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战争。在国内,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全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军。毛主席在讲话中风趣地提到:“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全国各族人民动员起来,自觉地、积极地支持战争。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正是帝国主义者无法理解、也无法战胜的。

纵观抗美援朝全过程,人民战争的力量无处不在。前线,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后方,亿万人民倾力支前。仅东北地区就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全国各地掀起“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仅20多天时间,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号,农民们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紧衣缩食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折合3710架战斗机。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间,亿万中国人民以各自的方式投入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正是这种举国动员、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构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毛主席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智慧。他在讲话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战争头一个月,志愿军的汽车损失很大,达到百分之四十。怎么办?“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战士和群众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藏起汽车;同时加宽旧路、修建新路,汽车畅行无阻,损失率从百分之四十骤降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地下礼堂都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这就是人民战争的伟力——它不仅是物质的支撑,更是智慧与创造力的汪洋大海。

毛主席由此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一论断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朝鲜战场。它告诉我们,任何事业的成功,最深厚的根源都在于人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依靠人民”始终是我们克敌制胜最根本的法宝。


二、“就是那么一回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关于帝国主义,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之上:帝国主义貌似强大,但本质上是虚弱的,其侵略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在政治上是孤立的。毛主席要求全党全军“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战略上敢于斗争,战术上善于斗争,二者辩证统一。

经过33个月与美军的实际交锋,志愿军彻底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毛主席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不可怕?军事上,美国侵略者处于挨打状态,其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政治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经济上,侵朝战争耗费巨大,“预算收支不平衡”。毛主席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帝国主义的窘境:“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战场上打不赢,谈判桌上才不得不低头——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无论其外表多么强大,终究不过是“纸老虎”。“就是那么一回事”——这句举重若轻的概括,彰显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站起来的自信与从容。


三、“保家卫国”——“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美军飞机多次轰炸我安东等地,炸死炸伤我国平民672人。敌人打到了家门口,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这就是"保家卫国"四个字的由来。

毛主席说,志愿军“钢铁少,气多”,这个“气”是有根的,根植于正义性。志愿军战士明白,自己身后是新中国,是分到土地的父老乡亲。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如果不打回三八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这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朴素情感,转化为了极强的内在驱动力。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让战士们知道为何而战,这种“气”是正义之气,远非侵略者的掠夺之气可比。

毛主席在讲话中做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对比——“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铜墙铁壁”四个字,是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的褒奖。从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到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志愿军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每一场战斗都在证明:这支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毛主席在讲话中详细回顾了我方在战争中克服的四个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四、牢记毛主席的忠告——警惕敌人“用各种办法来捣乱”

毛主席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总结为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三八线、守住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宝贵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毛主席同时告诫:“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但他随即表示:“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毛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的战略警觉。他在讲话中不仅回顾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更着眼于“今后的任务”——这本身就包含着对未来的深刻忧思。抗美援朝的胜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帝国主义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改变其本性,它们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来捣乱”。

这种警觉源自毛主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他在论述中反复强调,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它们“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即使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也只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一旦形势有变,它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变换手法进行破坏和捣乱。这种判断,在之后的历史中不断得到验证——从冷战时期的全面封锁,到和平演变的政治渗透,再到今日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的多维度较量,帝国主义的“捣乱”从未停止,只是换了形式而已。

面对敌人的各种捣乱,怎么办?抗美援朝的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当然,讲斗争不是喊打喊杀。毛主席的斗争哲学从来都是"有理、有利、有节"。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不忘斗争,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五、结语——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重读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如果我们只读文章本身,那不过是一篇对抗美援朝的精辟“总结”。但是,我们必须跳出文章看问题,必须看到整个抗美援朝这盘大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做出的英明决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为毛主席讲话不会自己表扬自己,纵观全篇,只有3处轻描淡写地提到领导问题:“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领导是一个因素”“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

事实上,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于是否出兵是很纠结的,因为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极为悬殊,我方武器装备严重落后,而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武装到牙齿,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还拥有原子弹,而新中国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所以几乎没有人支持毛主席出兵的主张。

但是,毛主席经过冷静分析指出,美帝军队有“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铁多、武器多。三短:一是全球布防,兵源不足,“十个手指按住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二是远隔重洋,补给困难;三是最致命的——侵略战争,师出无名,士气低落。

毛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如果坐视美国占领朝鲜、陈兵鸭绿江边,东北将永无宁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把战场放在国门之外。

1950年10月,毛主席在与友人谈话时深刻阐明了出兵的必要性:“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他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如果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正是这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历史担当,催生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

毫无疑问,抗美援朝胜利的所有原因和重要意义,一切源自和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那么一回事”是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的豪迈气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毛主席发出的战斗号令。在当时,毛主席就是神一般地存在,只要他一声令下,没有不甘愿赴汤蹈火的,这也就成为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正是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打出了国威军威,为国家赢得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已经载入史册,但“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这一历史结论永远具有现实意义。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更应铭记毛主席的忠告,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应对一切“捣乱”与挑战,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员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

皖南之难,责系于项

皖南之难,责系于项
刘振起 2026-08-23



近日读《毛泽东传》,再次触及85年前新四军那场令人伤心的皖南之难。


皖南之难,发生在1941年1月6日,而在之前的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给项英发有一电,电文是: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如实说,很少见毛主席以这样的口吻发指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封电报看似作严厉批评,实际是作挽救危局的最后努力,即严厉要求其放弃幻想,以决心和办法冲破困境,保存基本骨干,完成北移。遗憾的是,因项英之责最终未能改变皖南事变的悲剧结局。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安徽泾县云岭出发北移。1月6日,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新四军将士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仅约2000人突围,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自杀牺牲。

那么,为什么说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责在项英呢?梳理看,主要的:

一是项英在战略方针上与中央存在根本分歧,中央早已明确新四军应“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但项英强调“特殊性”,认为应固守皖南或准备向南发展,这一消极态度长期受到中央批评。

二是项英在北移行动上反复拖延,1940年10月,国民党强令新四军北移,中央多次严令项英要求其12月底全部移动完毕,但项英顾虑重重,仍幻想拖延,甚至提出“不发饷弹即不开动”,错失了与陈毅、粟裕会合的战略契机。

三是项英在严峻形势下毫无定见,到1940年12月,国民党已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但项英却还在“拖还是走”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这也是让毛主席在12月26日的电报中极为震怒的直接原因。

四是项英与叶挺在指挥上存在分歧,不但战前犹豫不决贻误了突围时机,而且在部队激战受困的危急关头,1月8日(有说是9日凌晨)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一行10余人“不告而去”。军长叶挺在开会时才发现项英等人不知去向,随即于当晚11点左右将情况报告中央。刘少奇得知后即建议中央撤换项英。1月9日,中央复电决定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指挥。

项英等人于1月10日下午返回军部。项英随即致电中央承认“临时动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1月13日部队分散突围,叶挺谈判时被扣,混乱中项英、周子昆与袁国平再次失散。袁国平突围时身负重伤,为不拖累部队举枪自尽,项英与周子昆于3月14日在蜜蜂洞被叛徒杀害。这说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指挥系统是短暂失灵的,深刻暴露了当时高级将领间的矛盾与在极端困境下的决策困境。

皖南之难,责系于项,还可从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深刻理解: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

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

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

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

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

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二)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须以周恩来的榜样为模范,严格执行中央路线与中央军委的指示,不允许任何现象的自由主义与独立性。

(三)全党全军应当警惕,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失败的。……”

2026年8月22日下午于北京。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

4010件绝密档案解禁:论伟大,毛主席当居首位!

4010件绝密档案解禁:论伟大,毛主席当居首位!
方 菁
昆仑策网



近些年,很多人有一个共同感受:越翻看官方解禁的原始档案,越发自内心的为毛主席所折服。

2023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一次性向全社会公开4010件尘封数年的毛主席文稿原始档案。涵盖了从未公开的原始会议记录、绝密作战电报、建国前后亲笔家书、亲友往来信件、民生批示、战略研判手稿、题词等。



这些档案,在破除了谣言同时,还原出最真实的历史原貌。

了解这些原始资料,人民才真切的明白毛主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是毛主席,一次次在全军覆灭的生死关头力挽狂澜,是唯一带领中国革命走出死路、走向新生的领路人。

中国人对毛主席的敬仰,从来不是盲目崇拜和神化,而是看清了最真实的历史后,心甘情愿的敬仰。


以前学历史,我们只知道一句话: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但2023年公开的会议原始笔录,让我们第一次看见当时有多凶险,毛主席的判断有多逆天。

当年红军惨败,一路溃逃,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追击。党内路线混乱,革命几乎走到覆灭边缘。
档案留存的湘江战役往来急电清晰记载: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党内照搬国外教条路线,放弃灵活游击战,硬拼阵地消耗战,短短数年葬送苏区基业。湘江一役红军由八万锐减至三万,江水染红、尸横江岸,革命濒临彻底覆灭。

会议现场记录写得清清楚楚:
全场争论不休,没人能拿出破局方案。只有毛主席,点破所有军事错误。他不靠理论空谈,拿出一套全新的机动运动战思路。带领红军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保住了人民军队。

他是全军濒临覆灭的绝境里,唯一看清出路、稳住大局、指明方向的人。他的厉害,不是被后人吹出来的,是生死关头硬生生靠判断力杀出来的。


很多人以为,《论持久战》是一篇理论文章。
但本次大批量解密的抗战绝密往来电报,彻底还原了真相:他的战略高度,不是空想,是一封封电报推演出来的全局大智慧。

抗战初期,全国人心崩乱。要么盲目乐观想速胜,要么极度悲观认亡国。整个民族几乎站在崩溃的十字路口。

留存下来的上千封亲笔电报,真实记录了他的全过程思考:
如何分散游击、牵制日军主力;如何建立根据地、以空间换时间;如何避开强敌、蓄力翻盘;如何布局全国敌后战场,拖垮侵略者。

每一封电报,都是当下局势的精准预判。别人看眼前一场仗的输赢,他看整个民族十几年的命运走势。

以前我们觉得,毛主席的军事天才是“传奇”。



看完原始电报才真切的感受到,他老人家的英明是一次次战役和指挥干出来的!这些都是他老人家战略能力最有力的证明。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也不是什么夸张。


如果作战电报,让我们佩服他的通天能力;那公开的家信、批示以及亲友往来手稿,直接让人热泪盈眶。

以前我们只知道毛家满门忠烈。

看完解密的家庭牺牲档案,才知道有多沉重。

六位至亲,先后为革命牺牲。妻子杨开慧就义、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牺牲、堂妹毛泽建为国捐躯、侄子毛楚雄牺牲、长子毛岸英埋骨朝鲜……

一次次撕心裂肺的丧亲之痛,所有文字记录里,没有一句抱怨,只有为国捐躯的义不容辞。
毛岸英牺牲后,所有人都劝他:把孩子接回国,落叶归根。但他亲笔落笔: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自己承受晚年丧子的剧痛,却让儿子和普通士兵一样,长眠异国他乡。

更让人震撼的,是他给亲友、同乡的数百封回信。
建国后,无数亲戚老乡写信求他:安排工作,谋个前程。但他每一封回信态度都一模一样:
不许特权、不许特殊、不许借我的身份沾光,所有人自食其力。

遇上实在困难的,他会从自己的工资稿费里,拿出些许周济。但是特殊优待,是从来没有的事。


有人诋毁他老人家身居高位,不知民间疾苦。用三年自然灾害说事,并编造他的食谱。这些档案给予了最直白的回击。

在一份1959年的汇报文件中,毛主席得知群众缺粮少食、艰难度日的惨状后,批阅:“我知道了,我掉眼泪了,吃不下饭。”

自此,他给自己立下严苛的“三不”规矩:不吃肉、不吃蛋、口粮不超普通群众定量。

这一年,他已经66岁了,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下,营养匮乏让他双腿浮肿,工作人员心疼的劝说,他却断然拒绝:“老百姓在饿肚子,我不能搞特殊。”
他老人家每月工资404.8元,一笔笔开支却写得明明白白,看的人心酸。

资助湖南老家烈士遗属,承担在京烈士子弟学费,日常购书、宴请民主人士、归国科学家、帮扶困难工作人员、偿还革命时期爱心人士的借款、甚至外出考察时的饭菜、茶钱………

其中一张泛黄的发票格外动人:特赦杜聿明、黄维等将领后设宴款待,消费32.7元,报销签字一栏,端正落着他的姓名。

这些本不该他付账操心的事,他也都做了。
何为无私?何为公仆?这一份份账单是最好的写照。




写到这里,方菁已经泪目。越看史实,越敬佩老人家,也心疼老人家。有人说,大家崇拜毛主席,是时代滤镜、是情怀加持。

但真正看过这批最真实的原始档案,所有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
我们崇拜的,从不是完美的神仙。我们折服的,从来都是真实的伟人。能为人民做到这些,做到这个地步,怎会有人不发自内心的爱戴?

绝境之中,他是唯一能救中国的掌舵人;
乱世之中,他拥有碾压式的战略远见;
大权在握,他干干净净、毫无私心。

以前只听说他老人家的伟大,但现在一页页手稿为证,一件件史实为据,我们亲眼见证他的英名。
这就是真实的毛主席。越了解,越敬畏;越学习,越折服!

公者千古,毛主席的伟大经得起岁月的洗礼!注定会被人民世世代代铭记!


(作者:方 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东方魂纪念馆”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