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30日星期日

七一重唱“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

七一重唱“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
侯立虹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30





建党103周年,不能不怀念党的缔造者——老人家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情怀。很自然让人想起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的三首红歌,这就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和《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当时唱响大江南北,感动祖国的山山水水,至今唱来格外亲。

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那“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山河更加壮丽,更加壮丽……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和革命人民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让人们仿佛看到主席高大的身影。为什么在党的生日重温重唱这首红歌,因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与毛主席把人民当作上帝,把人民当作国家主人、创造历史的主人、当作共产党人生根开花的土地、当作共产党无望而不胜的铜墙铁壁紧密相连,也与党必须倾听群众呼声、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紧密相连,还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甘当人民群众公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紧密相连……。正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才有了“东风劲吹晴空万里”、“锦绣山河更加壮丽”,才有了“亲切关怀鼓舞我们,谆谆的教导铭刻在心里”,“毛主席和革命人民永远在一起”,才有了“革命航船乘风破浪,英雄的人民所向无敌”。




这首歌源自1960年著名画家李琦创作的中国画《主席走遍全国》,这幅画毛主席居中站立,红光满面,面带微笑眺望远方,一派领袖在田野里视察,纵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景象,平平实实地写出了毛主席的真人,令人亲切地感觉到毛主席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从他的仆仆风尘与泥土的香味,表现出他席不暇暖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情怀!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后,涌现出绘画、邮票、像章、歌曲、绣品等大量反映毛主席视察祖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歌曲最为广泛,深入人心——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锦绣河山更加壮丽更加壮丽。
任凭征途风云变幻,
鲜红的太阳永放光辉。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高举起马列主义伟大红旗。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和革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亲切关怀鼓舞我们,
谆谆的教导铭刻在心里。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高举起马列主义伟大红旗。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东风劲吹晴空万里晴空万里。
革命航船乘风破浪,
英雄的人民所向无敌。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高举起马列主义伟大红旗。
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首歌不仅让人们永远汲取“亲切关怀鼓舞我们,谆谆的教导铭刻在心里”的不竭力量,永远感受到“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高举起马列主义伟大红旗;毛主席率领我们奋勇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巨大鼓舞,而且永远坚定“革命航船乘风破浪,英雄的人民所向无敌”的必胜信念和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西化渗透分子和汉奸卖国贼颜色革命那么猖獗,砍掉毛泽东思想旗帜那么穷凶极恶,砸共产党锅那么不遗余力,却始终没有得逞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和公知们侮辱伟人那么疯狂,抹黑新中国抹黑英雄那么肆无忌惮,否定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丧心病狂,却始终没有彻底成功的真谛所在。因为毛主席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走遍人民生活的寸寸土地,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毛主席的足迹,毛主席和革命人民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即使毛主席去世了,他的思想也永远照耀人民,即使毛主席去世了,人民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也是所有反攻倒算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和美国霸权及其一切反动派“畏惧死了的毛主席”的症结,正如一个网帖所说“人民不死,毛主席永存”“中国和世界‘毛泽东热’会越来越热”。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堪称《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的姐妹篇,也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的特写镜头。这首根据当年毛主席视察四川省郫县红光社的故事创作的歌曲,不仅歌词朴实亲切,旋律优美动人,背后更隐含着毛主席与人民心心相印的故事。1958年3月毛主席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刚到成都就要看合作社,于是来到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合作社,来到社员温大娘家,并与温大娘拉起了家常:关切地问几口人,有几个劳动力,入社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又问“一年分多少粮食”。温大娘答“几百斤”。副社长刘贤松插话“分四百五十斤”。毛主席打断“他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温大娘答“够吃”。毛主席非常关心再次问温大娘“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温大娘感动得抹泪说“真的够吃”!这个简单的细节既透露毛主席对关心人民冷暖的态度,又折射出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方法,即不能只听干部汇报,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获取第一手资料。毛主席又问“你认不认识你们的社长”?温大娘回答“认得”,毛主席再问“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温大娘笑了“好!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逗得大家都笑了。毛主席还悉心地走进温大娘卧室环视一周,看到房间不算大,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齐全,摆设整齐,便笑呵呵地走出来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温大娘笑着回答“我们是贫农”,说得毛主席也呵呵一笑,非常高兴地走出了温大娘家。看看,毛主席如此地细心认真,如此地防止受官僚主义蒙骗,怎么能把粮食亩产10万斤的“传奇”给毛主席按头上?



毛主席走在乡间机耕道上,路边上来了不少妇女和孩子,和蔼地与他们打招呼,还问了跟前的孩子“上学没有?”其中有个女孩高小毕业已经参加农业生产,便问她“劳动好不好”,小姑娘干脆地回答“好”。毛主席夸赞“很好!”转而又问旁边的社长办农校情况,当听到“办了一个”便鼓励“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等人都回答说“好”;毛主席还查看麻田,询问大麻生产情形。当看到一个小姑娘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关切地问怎么伤的,听到小姑娘说“开荒时被锄把震裂了口正在溃脓”,立即嘱咐旁边的医生“给她点药,好好治好”,还嘱咐医生专程为这个姑娘换药。小姑娘叫王祖运,接过了毛主席给的药后,非常地激动。天黑了,毛主席要离开红光社,紧紧握住社长周桂林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你们红光社大放红光”。



《人民日报》1958年4月12日发表了《毛主席使红光社大放红光》的报道,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迅速诞生,这首歌以“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跟咱们社员来谈心,一问咱公社办得好呀,又问咱生产大跃进。毛主席呀关心咱,又问吃来又问穿,家里地里全问遍呀,还问咱夜校办没办”的音乐语言口语化,娓娓道来,完全是毛主席访问农家时的真实写照,契合了领袖和人民之间心心相印的情感,而且表现了新中国农村欢快、愉悦的新生活,抒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喜庆心声,很快唱遍大江南北,成为红色经典歌曲。特别重要的是,这首歌为红光人民,也为全国人民永远留下了这段领袖与农民群众心连心,领袖热爱人民、人民爱戴领袖的感人故事。60多年来,红光人民一直感恩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一直不忘毛主席让“红光社大放红光”的谆谆教导,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经济文化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成了全国知名乡镇。于是,红光人民在毛主席下车的地方修了一个“幸福门”,把毛主席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在毛主席跨过的沟上建了座“幸福桥”,把毛主席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根据毛主席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幸福万分的温大娘还把毛主席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主席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红光人民利用毛主席到过的社员温大娘的家,扩建了一座纪念馆——“毛泽东视察红光社纪念馆”,并且建了一座“幸福亭”,还在镇上修建了毛泽东广场,塑造了一座毛泽东铜像。红光人民把毛主席视察红光的这一天叫“红光节”,并当作重要节日,每年3月16日都会在镇上的毛泽东广场、毛泽东铜像前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再现“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的幸福光景。60多年来红光人民一直高唱“主席的话儿呀像钟响,说得咱心里亮堂堂;主席对咱微微笑呀,劳动的热情高万丈。鼓足干劲大跃进哪,齐心建设咱新农庄”,继续让“红光社大放红光”,与那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与那些恩将仇报的公知,与那些曾经把收到毛主席接见当作资本后来又反毛辱毛的跳梁小丑,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是党的生日重唱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红歌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则是《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的特殊结果和特别印证。由于毛主席走遍农民耕耘的每块土地,也就有了“千山那个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由于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也就有了“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订,丰产的道路细指引”,有了“关心社员衣食住,问寒问暖问辛苦,主席就像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更有了“领导咱们来办社,人人干劲添十分,大办农业齐发奋,人民公社万年春”。这不是现在的所谓“唱赞歌”,而是毛主席对农业农民农村高度重视极端关心的写照。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首先体现在毛主席亲自制定各种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剥夺农民利益的行为,保证人民公社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毛主席不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指引人民群众把讲干劲讲热情讲精神与讲科学讲规律讲历史紧密结合,而且组织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明确人民公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确立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主体框架和运行体系,带领全党制止和纠正了“一平二调””、“高征购”,不给补偿不予安置等“竭泽而渔”、剥夺农民利益的行为,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公社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了人民公社各项工作的有章可循和有条不紊。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也表现在毛主席强调“思想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指导县、公社、大队三级党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旧布新荡涤陈腐观念,移风易俗消除旧社会残余陋习,形成热爱集体、克己奉公、团结互助、进取向上的“人民公社气象新,人换思想地换装”;毛主席强调与大自然作斗争需要一支庞大的“有文化有觉悟有技术的”红专队伍,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许多地方以短训速成、半耕半读,举办夜校、农校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形式,为服务农村培养了植保员、粮管员、驾驶员、保育员、统计员、卫生员等一大批亟需人才;毛主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一颗银针治百病,千家万户留脚印”的赤脚医生如春苗脱颖而出,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状况;毛主席强调发展农业以粮为纲,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综合平衡,七十年代中期多地执行“五七指示”,社队工业显山露水强劲崛起,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如虎添翼。后来出现什么“一业为主,全面砍光”,既是根本不懂“三农”的胡闹,也是一些人的别有用心,与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根本是南辕北辙。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还反映在毛主席始终赞扬“干部参加劳动好”,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以平等态度待人”,自觉接受群众和组织的监督,在劳动中保持和增强与社员群众的情感交流和血肉联系。发动社员整风整社,揭露和打击歪风邪气,亲手树立“爱国家爱集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农业战线红旗。毛主席倡导男女平等,公社里同工同酬,同岗同酬,同效同酬,集体主义精神孕育着各尽所能的劳动态度,按劳分配最大程度上激发男女老少“劳动的热情高万丈”,根本没有什么“懒汉”“混混”“二流子”,尤其是团支部和民兵排组织的青年组,田间争速度抢时间讲效率,站岗巡逻放哨不分昼夜从不含糊;毛主席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长远和高度强调“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不仅主张办好公社必须两条腿走路,生产生活同时抓,“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还号召“大养和特养其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猪多肥多粮多肉也多,还能支援工业城市创外汇”,真可谓“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毛主席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三首红歌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比,只能是一滴水,即使与毛主席毕生创造的为人民服务政治奇观比,也只能是一滴水。但正如一首红歌所唱的“千条江河归大海,朵朵红花向阳开”那样,这三首红歌是建党103周年8亿农民对“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的无限眷恋,是14亿中国人民对“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的无限怀念,也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


参考文章:
1、一组以《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作品,今日头条2021-08-23,红色收藏研究;
2、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背后的故事,网易号2022-04-06 ,党史博览;
3、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九月的情结,九月的思念,红歌会网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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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4年6月29日星期六

毛主席高度重视王国藩“穷棒子社”的背后深意

毛主席高度重视王国藩“穷棒子社”的背后深意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9
以下文章来源于党史博采 ,作者曾文友



伟大領袖毛主席多次对人讲述:“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在毛主席的生活中,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惯,也保留着与农民的诚挚感情,他关注与支持河北省遵化县农民王国藩在合作化运动中创办的“穷棒子社”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决定不失时机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农业改造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这是几千年来历史性的变革。

河北省遵化县(今遵化市)建明乡西铺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缩影。毛主席不但给予充分肯定,还把遵化县西铺村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穷棒子社”视为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穷棒子社”的社长是王国藩。他出生于1919年12月,早年在家务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组织全村23户贫农,靠“三条驴腿”办起了“穷棒子社”,走上了勤俭办社、自力更生、发展集体的路子。“穷棒子社”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先进典型,王国藩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并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

遵化县属冀东革命老区,西铺村地处遵化县北部山区。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地少土薄产量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在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西铺村最穷的23户农民最先组织起来,办起了合作社,被人们称为“穷棒子社”。这23户农民入社前与他人合伙养驴,仅有四分之三的股份,所以这社的家当只有三条驴腿。但是,他们人穷志不短,组织起来,勤俭持家。寒冬腊月,他们兵分两路,老弱妇女在家门口治山,强壮劳动力进山打柴,他们在风雪中苦干一个多月,收获颇丰,柴变成了钱,购置必需的生产资料。几年中,他们靠“穷棒子”精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硬是比垮了富农社,教育了等待观望的中农。


   【1952年,西铺村最穷的23户农民组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


在合作化高潮中,人们纷纷加入“穷棒子社”,这个社一下子发展到83户,集体力量不断扩大,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彰,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刊载他们的事迹。载于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和刊载于1955年5月4日《河北日报》上的《勤俭办社》的工作经验,分别被选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亲自为这两篇调查报告写了按语,肯定他们勤俭经营,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毛主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下这样的按语:“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流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主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


毛主席在按语中还写道:“最后,我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即赵恒运和卢震川,笔者注),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毛主席为《勤俭办社》一文写下的按语如下:“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此外,毛主席还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写下按语,特意在这些按语中提到了王国藩。毛主席写的这些按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也使遵化县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闻名中外,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毛主席与王国藩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王国藩领导的农业合作社也更加器重。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再次提到了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这个典型例子。

1959年8月6日,毛主席对中共河北省委上报中央的《王国藩社的情况一直很好》一文又作了重要批示,内容如下:“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取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出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


   【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驴】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毛主席仍留在庐山。8月19日,毛主席在庐山给吴冷西、陈伯达和胡乔木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信,要求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在信中又提到王国藩办的合作社,他指出: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

1959年11月19日,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率领工作组,到遵化县建明公社调研,并写出调查报告上报中央。26日,毛主席批示:“此件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在1959年国庆节、二届全国人大、党的九大、十大会议上,毛主席先后接见了王国藩。毛主席逝世十几年后,王国藩撰写回忆文章《领袖风采照心怀》,详细地介绍了毛主席接见他的往事。晚年的王国藩曾自豪地说:“在我国几亿农民中,要说最幸运的人,我数得上其中一个。自从50年代以后,我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曾当面聆听过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宗宗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王国藩是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之际。新中国走过10年历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中央决定隆重举行庆祝活动。王国藩应邀参加国庆盛典,他穿着对襟袄、抿裆裤进了北京。在北京王国藩看到参加观礼的人们装束都比较讲究,所以心中忐忑不安,便借机会请示周总理:“你看我这打扮,请别让我参加观礼了吧?”周恩来望着王国藩难为情的样子,拍拍他的肩头笑着说:“工、农、商、学、兵,你代表的是农民,就应该这样。”一句话说得王国藩茅塞顿开,使王国藩鼓起了勇气。王国藩更认识到代表5亿农民登上观礼台,站在领袖们旁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荣誉呀!10月1日上午,王国藩自豪地站在了观礼台上,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那魁梧高大的身躯挥动着巨手,向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受检阅队伍致意,看到毛主席不时向观礼台上的各界人士点头微笑。盛大的游行结束后,王国藩又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的座位正好与毛主席、刘少奇和外国元首的座位相邻。毛主席接见王国藩,谈笑风生,给王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王国藩】


1960年3月30日,王国藩作为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会期间,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代表们中间,微笑着与代表们一一握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跟在毛主席身旁,把代表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当毛主席向王国藩走来,与这位普通农民的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王国藩既紧张又激动,心砰砰地跳个不停,浑身热血沸腾,平时并不语迟的他,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痴情地端详着毛主席的目光和笑容。后来回想起来,王国藩就恨自己笨,为什么当时连一句问候的话都不会说呢?

1969年4月,因“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不正常情况下,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国藩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全部就座。按照姓氏笔画排列的名单,王国藩坐在第一排。毛主席健步步入会场时,忽然停住脚步,看着坐在第一排的人,风趣地说:“哈,姓王的全来了!”然后又指着王国藩问,“你多大年纪了?”王国藩急忙站起来回答说:“报告主席,我今年50岁了。”毛主席听后,微笑着幽默地说:“五十五出山虎,50岁还很年轻么!”

王国藩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结束前,代表们都渴望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一刻终于盼来了。当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接见大厅门口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当会场静下来时,毛主席绕场一周,同代表们见面。忽然,毛主席好像发现了什么,把手伸向人群中的王国藩,和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尔后,又在人群中看到鞍钢的老英雄孟泰,也高兴地和他握了手。受到接见之后,王国藩回到代表团驻地,心潮难平,思考着在这种场合,毛主席接见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仅仅跟我们两个人握手呢?想得入了神,竟忘了吃中午饭,还是河北省代表团团长一席话解开了他心中的谜团。代表团团长说:“你俩一是工业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一是农业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专一跟你俩握手,这表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啊!”

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

钱学森谈“摸石头”,振聋发聩!

钱学森谈“摸石头”,振聋发聩!
烟雨樵夫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8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听了40多年了。而对其含义,至少我是一知半解的。原来总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稳打稳扎”,或是“不打无把握之仗”。近来刷到“钱学森”老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我才“恍然大悟”。


钱学森谈“摸着石头过河”——读《创建系统学》笔记:我们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预见性很差。

我曾经说笑话,我们放人造卫星,如果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那早就打飞了,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没有理论怎么行得通呢?!但是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即2049年使我们的国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段好长好长的路。而且没有多少年了。多少年?65年!65年你要走完这条路,你老在“摸着石头过河”,那可不行。

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少犯大错误,不要犯大错误。那我们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学。

——《创建系统学》第10页


毛主席说:“领导就是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有路不走,有桥不过,有船不用,非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你已经沉入河底了,还能过河吗?



科学家钱学森说,社会风气一旦败坏了就很难恢复。这句话道出了科学家对社会风气不正的担忧。因为社会风气,是正气压倒邪气,还是邪气压倒正气,这就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态度问题。

社会风气坏了是用钱买不来的。如果一切都靠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社会还能有什么发展呢?我看是不会有太大进步的。

钱学森晚年时说过的两句话,至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

钱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如果风气坏了就是几代人也难恢复。"

钱老说过另一句话:“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老的话语重心长,振聋发聩。他不仅是世人敬仰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纯粹无私的人。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烟雨樵夫”)

2024年6月26日星期三

毛主席亲自具体指挥的东征之战

毛主席亲自具体指挥的东征之战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6

以下文章来源于毛著和毛时代史研究Maoism ,作者铁穆臻




【提要】毛主席军事上的雄才伟略、用兵如神以及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斗争艺术炉火纯青,在东征之战就充分体现了出来。这场战役的经典不亚于人类军事史上其他任何一场经典战役。


一、东征之战的背景——毛主席领导下,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问鼎中原”的决心

东征之战,是主席亲自指挥的经典战役。

北上?还是南下?张老四嚷嚷着南下,主席主张北上。

南下,就是往人烟稀少、民族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的地方走,就是往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很薄弱的地方走,不可能开辟出扎实的根据地。南下,真搞成了也顶多是偏安一隅,无非是做个红色刘湘,不会有什么出息,成不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候。

北上,群众就多一些,语言和生活习俗就相似一些,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就相对有利于建立根据地;北上,前往矛盾聚集之地,这才有利于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和各路诸侯以及日寇斗智斗勇中发展壮大。

谁是可以“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伟大的战略家?当然是毛泽东!张老四顶多是诸侯的料……说他诸侯的料就已经抬举他张老四了,后来张老四不过是蒋匪帮的小特务一枚。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主席就开始规划发展革命力量的问题。

北上到陕北,要想继续扩大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政治影响、组织规模、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扩大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就要继续打到外线、问鼎中原——所以主席精明的眼直接认定了要打阎老西。

正值中日矛盾白热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提出举国抗日的口号,以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我们以此旗号,东征讨贼、揍他不和小鬼子使劲动手的阎老西,我们师出有名。“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 。这就占据了政治主动!阎老西看了,很可能会像当年的南昌的赣军司令部在《旬刊》上发文那样,发出“毒矣哉”的哀叹!

这就是主席,不仅是精谋善战的军事家,而且是掌握着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的政治家。

为什么揍他阎老西?主席讲了这几点:“他有五个弱点:(一)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人民一般不满:(四)作战指挥差:(五)攻击精神差。”

主席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大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主席也强调了注意分析阎老西的优势:“(一)优势兵力;(二)本身作战能力;(三)防御力较强;(四)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 

主席深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一边打阎老西,一边发动群众打土豪,在群众之中发展革命军事力量、革命经济力量、革命组织力量,为我们大规模逐鹿中原打扎实基础。

所以主席强调:“我们的长处是:(一)进攻的;(二)能打运动战;(三)有侦察条件;(四)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有人民援助;(六)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作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主席坚持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他很早就让林彪等人加紧有关东征的地理情况调查研究工作,并加紧东征训练准备。1月14日,主席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规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于二十日前和二十四日集中于临真镇和甘谷驿;要求两军团集中后,加紧训练,二十七日完成一切准备;提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于二十七日开达延长城。” 

为了使战斗具有突然性、打阎老西一个措手不及,主席特意强调:

“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二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公布。” “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荫蔽,走延水城(延水城,即陕西延川县城。)、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地方干部、警卫连今后随剑英)。”“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 “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这里也可见主席治军的严格。

隐蔽行动,突然出击,这种战法,和后来毛主席指挥平津大战的时候所用的战法极其相似。

主席作战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做最困难准备,他致电彭德怀说:“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的船只。”后来,主席还强调:“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主席果然是算无遗策,提防着隔断退路的危险。

就是在这样复杂而紧张时候,就在主席这样抓紧指挥红军具体开展军事行动的时候,主席也没忘记教育林彪不能搞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




二、集中兵力突袭敌人,杀他阎老西一个措手不及!

东征的打法,主席在2月17日强调:“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雷公打豆腐,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 这就是主席的具体部署。

2月18日,主席和彭德怀一起下达了东征的命令:“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地渡河;二十一日晚八时为渡河时间。”这里明确体现了主席兵贵神速的思想。

渡河的时候,主席使用了“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法,给阎老西打迷魂阵。2月20日,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并告毛泽民、叶剑英: “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止,各电台每二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社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这里也体现了主席关于注意各部队之间联系的行军思想。



20日晚8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开始东征,强渡黄河,迅速突破阎老西匪军的防线。至23日,红一方面军就闪电一般的迅速、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山西三交、留誉、义牒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地区。


这就是兵贵神速!这就是出其不意!

阎老西气急败坏,惊慌失措,急调晋绥军主力回防,并向蒋匪高呼救命……

2月21日,毛主席做了之后的作战部署——继续扩大战果,集中兵力,迅速占领要地、消灭敌人。同时,主席提醒方面军直属队注意提防敌人,构筑好工事……

主席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徐海东、程子华:“从河口至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 

主席也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并飞送徐海东、程子华:“方面军直属队接十五军团渡河后,即在对岸适当地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构筑工事,并派小队分向上下游堡垒线各十里以上侦察游击,等候我到达。” 

主席还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要他们下迅速夺取中阳;致电徐海东、程子华,集中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23日,主席在给徐海东、程子华的电报再次指出:“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可见主席对战局抓得很紧。

主席判断——敌人短时间内还很难进攻我军的有利战机。同时,为了克服困难、打开局面,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他强调:“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后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月24日,主席发布训令:“阎锡山因仓卒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其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要求是:(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形等;(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战斗力。”



同日,极其谨慎的毛主席致电周恩来,提到了保护渡口的问题:“请速动员绥、清、延、延(绥、清、延、延,指陕西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四县沿河赤少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 西路军徐陈首长但凡有半点主席这样的警惕意识,也不至于被敌人切断退路,最终导致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席还致电总理,强调红二十八军主力尽快东调,这样的话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有利于直接援助主力。可见主席充分集中兵力、抓主要矛盾的作战风格。

围点打援、发动群众、集中优势、扩大政治影响、知己知彼、发展力量、注意渡口保护工作……上到战略,下到战役,上到政治,下到军事,都说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果然是军政兼顾、统筹全局、算无遗策,中国革命能有这样的大军事家指挥,何其幸也!

26日,毛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对关上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充分利用有利地形,这也是主席很重要的一个作战思想。

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军势如破竹,阎老西更加惊慌失措!

一边打仗,也要一边发展我们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这也可见主席对单纯军事观点的反对。

红军的连战连捷,使主席自豪地说:“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主席也指出:“水头的胜利,使汾阳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估计阎锡山会使用四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进攻。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



毛主席作战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个战役阶段考虑到下一个阶段战役情况,就是考虑各阶段联系的问题,注意全局。主席对阎老西准备反攻的判断就体现了这一正确军事思想。

打仗,打的是政治仗。要想打胜仗,必须发展在群众之中的政治影响,发展政治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并发展无产阶级政治路线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所以主席说:“为巩固这一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以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

把“瓦解敌军”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并列为三大“建军原则”,是毛主席的重要创造。其中,在东征作战的时候,主席也炉火纯青地运用优待俘虏的政策:“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言,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3月4日,主席判断——阎老西的进攻部署已完成,于是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萧劲光:“要求各部队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作战准备,侦察敌情,待敌前进,弄明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数路。” 可见主席的未雨绸缪。

这时,东征之战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容应敌阶段。



三、实事求是,从容应敌,精准收尾

阎老西匪军杀过来了?不怕!主席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干死他一路两路!具体如何打,视情况而定。

3月5日,毛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主席提到:“我军应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如南面之敌迫近水头,亦可从南面打起,依明日情况决定。” 同日,主席还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又强调了关键在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问题。

主席不仅精通战略,而且精通战役战术。关于如何消灭敌人,主席特别指出——集中主力,打击敌人侧后,包围消灭敌人;千万注意抄敌人后路,给敌人实质性打击。

3月6日 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我军以待机各个击破,集中主力,连续战斗,先打东面,再打北面,击其侧后,包围消灭之战法,本日两军团均须集结休息,不应作战。”主席还致电林彪、聂荣臻:“为准备打一仗后,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我们应该集结部队好好地打。” 

3月8日主席领导大家研究了兑九峪(今兑镇)战斗部署,决定在这里集中兵力重创阎老西匪军。3月11日,主席和彭德怀致电林聂徐程:敌军被我击溃而且向兑九峪方面撤退,“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 这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仅要在军事上扩大战果,而且要在政治上、军队组织上、群众中发展力量,不遗余推动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3月12日,主席主持召开了红一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工作会议,做了这样的细致部署:“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的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中路牵制,右路集中作战,左路威胁敌人掩护右路——清晰的战役部署!

由于阎老西就是不认揍,再次死皮赖脸的向石楼方向反击,结果搞得太原和晋南、晋西北防守减弱。主席精准把握战机,分别致电林聂、徐程:“右路军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以小部在霍县附近牵制关麟征(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军第25师师长)部。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区域,破坏电线,扩大宣传,声言进攻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地,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中路军牵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右路军从十九日起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襄陵,旧县名,1954年和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曲沃等县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一百余公里。左路军于十八日由灵石以西地区北上,二十五日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并于三十一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 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正好趁虚狠狠揍一顿阎老西的这些巢穴!越是这样大张旗鼓威胁太原,阎老西越着急。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一嘴西路军的问题——看看,主席指挥东征的时候,就紧紧地注意着控制黄河渡口的问题,就极其重视维持后方交通的问题,西路军领导但凡有半点主席这样的谨慎、周全、缜密的战略意识,也不至于让那么多红军战士牺牲呀!

主席抓紧占据,不放弃一切可以扩大战果的时机。3月20日,他和彭德怀致电林聂、徐程:“晋敌新部署尚在迟疑未决中,我一军团在南面,十五军团在北面,应利用此时间扩大占领区域,扩大进攻声势,扩大政治宣传,破坏统治基础,加紧争取民众当红军,尽可能占领几个县城。” 同时,主席反对没有意义的战役上的消耗战,不打不胜的仗。他指出:“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 这就是实事求是!

打东征之战,就是为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发展军队、发展群众基础、发展群众组织、发展补给物质基础、发展党组织力量。所以,主席致电林彪、聂荣臻:“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即是大胜利”“注意搜缴民团枪支武装游击队。霍县、赵城、洪洞、临汾四县东西均山地,可能造成部分苏区。注意建立党支部。如得有大批新报纸,我们即派队来取。” 同日,主席和彭德怀还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在此区域内,消灭地主武装,消灭北上小于自己之敌军部队,尽最大可能,用一切努力夺取一二个县城于我手中。”“广泛地扩大宣传,分发财物,发动广大群众,直至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军队也要担负变革生产关系、组建政权、做群众政治工作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在军队建设历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3月25日,在四江村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的报告更清晰地论述了他“逐鹿中原”的战略构想:“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 打到群众基础最多的矛盾焦点去,这才有利于扩大红军的影响,有利于逐鹿中原。大胆的战略、谨慎的战术,主席确实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脑阔四海,并吞八荒”之才的无产阶级大战略家。

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集中兵力扩大战果、发展革命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力量的实践,革显著发展。4月13日,毛主席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右路军发动了汾河群众,筹措了款,解决了被服,特别争取了扩大红军的胜利;左路军亦连战皆捷,特别十二日三角庄战斗,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团长被俘;中路军在石楼、隰县、汾西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二十余区域开始分散土地,打了些小仗。”电报还指出,“东渡以来红一方面军扩大二分之一”。14日,主席致电林聂:“寻敌作战以运动战为上策,以打停止中之敌为下策。” 看看,无时无刻不紧密指导着他们!

4月24日,由于国民党军将大举向红军进攻,主席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并告周恩来:“红一军团三个师以桑壁镇为枢纽……并派兵向永和、石楼、大宁三城及永石、石大之间游击侦察;红十五军团进至康城镇、勍香镇之线;红二十八军在义泉不动,派队向县、午城游击侦察;红三十军由勍香镇出发,在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扩大影响,迷惑陈诚。总部于明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镇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实事求是,随机应变,迷惑敌人,主席的战术实用而多样。28日,主席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可见,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收尾——有战机就打,没战机就跑,这就能保持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的张弛有度、炉火纯青在东征之战充分体现。红爷们白天休息,夜间渡河。由于主席长期坚持严谨扎实的作战方针,红军得以保持着进退自由的主动,从而安全地渡过了黄河。

东征之战无疑是一次辉煌的大捷。“红军东征,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二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东征大捷,不仅实现了革命力量大发展,而且扩大了我党和红爷们在山西的政治基础,为我们不久之后全面打到外线、问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军事上的雄才伟略、用兵如神以及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斗争艺术炉火纯青,在东征之战就充分体现了出来。东征之战确实是主席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的非常精彩的一战,这场战役的经典不亚于人类军事史上其他任何一场经典战役。


【注:文中引文均摘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5章,1936年,43岁】

从苏区到纪念堂

从苏区到纪念堂
庄千惠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6



说起来又是一个老话题,或许有人会说是老思想。

前不久,去福建省霞浦县,在新华书店,见到一本《毛泽东在闽西》的书,即买了下来,回家酣嗜地畅阅。每每看到毛主席当年于革命初起时代在湘赣闽山区旰食宵衣、芒鞋布衲、舍生忘死、艰难经营,而后才有共和国的辉煌,心生感慨不已。


而在不久前,有幸瞻仰了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敬鲜花,瞻遗容,观旧物,听介绍,一路的观瞻流程,不断掀起心底的感情波澜,使我完整地认识了一位革命者的生活定律。一位从山村韶山冲走出来的伟人,也可以说是从一户小康家庭中成长的俊杰吧,为了改变旧世界,舍弃自身舒适安逸的生活,却在林莽荒原的天地间,率领一群有理想的革命者,为劳苦大众努力奋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即是革命成功的最好的诠释。要知道,当年的革命者队伍中,有多少像毛主席这样原本生活优裕的先辈,为了革命的理想而甘尝辛苦啊!




他们从秋收起义揭开革命风云,上井冈山,也从我刚刚深入认识了解的闽西山区的战斗,到经过血与火淬炼的长征,再到延安的窑洞,直到西柏坡路上提出的“进京赶考”,最后到全国解放……每一步的履迹,每一段的行程,都包含着简约朴素的生活成份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让人产生无限敬仰。



比如当年在闽西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在闽西》一书记载,古田会议期间,

“古田的老一辈人中,不少亲眼见过毛泽东的人都说:毛泽东当时很瘦,留着一头长发,气色不太好,脸上的病容还没有完全消除。只有那双深邃的眼睛,很是精神”;
“1929年的古田会议期间,天气很冷、很冷,那一年的雪下得真大哟!连梅花山上的麂子也跑到附近农家的草寮里避寒”;
“毛泽东怎能不瘦呢?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不但得了疟疾,而且被迫离开了红军。身处逆境的他,心力交瘁,多次生命垂危。是闽西人民救了他。是当年同样物质极度贫困的上杭人民,在名医的指点下,精心熬制‘毛公汤’,使在死神边缘的毛泽东经过调养,终于逐渐地恢复了健康”。

看了这些文字,一位革命者的坎坷历程好像得到了立体的呈现,使人产生眼角凝泪的伤感。



在纪念堂的宣教室,讲解员也讲述了一个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真实故事——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去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向主席汇报工作。进了门,只见毛主席拥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在办公批阅文件。萧劲光一愣,他知道主席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办公的生活习惯,莫非主席病了?他正要发问,毛主席一眼看出萧劲光的心思,指了指地上的火盆,笑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烘干,起不了床喽!”

萧劲光闻听,不禁鼻子一酸,立即让警卫员到兵团部去领一套棉衣棉裤过来,却被毛主席摆摆手制止了,说现在大家都困难,我不能搞特殊化,就是领来了我也是不穿的!



一位党的领袖,起码也是当时十几万平方公里、二百来万人口的领导人呵,但他就是没有为个人的生活考虑,这就是一位伟人的本质体现!

在这里我不是褒扬贫穷匮乏,我是在赞颂困窘中逆行的勇者,赞颂这种“贫贱不能移” 的坚持精神。古人有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箴言,是历史的经验总结。而毛主席和他率领的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深谙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之道,传承了历史的经验而获得全面成功。



也是在纪念堂的毛主席纪念室出口处,宣扬“伟人风范”的专栏内,张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的墨宝,就是写着“艰苦朴素”四个字,这好像是一种昭示,晓谕世人,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思想,能使我们的事业永葆青春活力。


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

历史主动何自来——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方法论指向

历史主动何自来——毛主席《论持久战》中的方法论指向

昆仑策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杨 东


【内容提要】历史主动精神在党的百年征程中汇聚累积,其中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堪称典范。该文所揭示的内在理路显示,正确认识形势,提升主体自觉,发扬自觉能动,注重科学预见,是发扬历史主动的重要方法论。历史主动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独特标签,也是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制胜法宝。《论持久战》一文也清晰表明,历史主动精神终归是一种实践精神。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须臾不可分割。一切盲动和主观随意,绝不符合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要义。新时代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需要一点一滴的实际精神,这也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应有指向。


近年来,“历史主动精神”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学者们就如何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出诸多真知灼见。事实上,历史主动也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的重要战略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从登上政治舞台那一刻起,“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且深刻地阐释了历史主动精神何以成为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其中《论持久战》就是阐释如何把握历史主动的光辉著作。该文虽是讨论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但处处凸显着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把握历史主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经典指南。从历史主动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一经典著作,对我们在新时代发扬更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正确认识形势,克服盲动,把握历史主动

形势是事物发展的趋向、状况和态势。正所谓顺势而为、应势而动、乘势而起,能否正确认识把握形势,直接关系着能否正确把握历史主动。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开篇即从如何认识抗战形势谈起,并对两种片面的形势观进行分析,并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判断形势和战局走向,中国能否最终战胜日本,如若战胜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战术,这些疑惑广泛存在。有人认为形势悲观,中国经济和武器装备落后,如战必败再战必亡。这种悲观情绪在上层弥漫,即使普通民众也认为“中国打不胜,会亡”。相反,有人则认为形势乐观。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要打几个像台儿庄那样的战役,抗战就能获胜。战场上短暂的胜利迷惑了一些人对形势的判断,以致抗战初期就有人提出可以打“准决战”,认为日军在此时已处于“最后挣扎”,即将接受“末日审判”。形势如此乐观,日军不会继续进攻,抗日力量也无需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再扩大,这种情形在党内也曾出现。有人认为,红军只要与国民党作战,就可以消灭国民党成建制整个师的力量,日军没什么了不起,可以“搞大兵团作战”。这些认识并不符合实际形势,是对形势的误判。这种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就是从主观的和片面的角度看问题。

认为中国“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是典型的主观片面的形势观。他们认为,敌强我弱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强国打败弱国,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屡次失败就是例证。这种形势观的本质是只关注敌强我弱这一矛盾现象,并把这一矛盾无限夸大,以此作为他们认识形势的全部论据,至于其他矛盾现象则视而不见。“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速胜论者的形势观的本质是无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形势,要么对战场上暂时出现的优势无限放大,要么对中国本身的优势无限夸大,结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只根据形势的一种表现作出毫无根据的主观判断,或者在主观上把形势的一种表现夸大为整体,最终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不能正确认识形势,持主观片面的形势观,非但不能实现历史主动,反而会掉入盲动的深坑。还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深刻指出,这种思维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只有克服主观片面的形势观,坚持客观全面的分析,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形势。

正确认识形势需要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以增强历史主动。形势中蕴含着矛盾,认识形势需要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如果不掌握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认识抗战形势,就要抓住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组织等方面无疑是一流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本尚有先天不足的局限性,即人力物力财力不能长时间支撑,必将会因战争消耗而愈加困难;日本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其发动这次战争是野蛮的和退步的,随着国际反对力量的施压,必将陷入失道寡助的铁律,这是日本的矛盾特点。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力虽不抵日本,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支撑这场战争的物质基础;中国与日本的对抗,是正义与野蛮的对抗。正义的战争,必将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同情援助,形成与日本失道寡助完全相反的形势和局面,这是中国的特点。中日双方的较量实际就是这些矛盾特点的较量,它决定着双方的战略战术,也决定着战争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基本走向。“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形势,正确认识形势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才能增强历史主动。

正确认识形势是为了驾驭形势,把握历史主动,推动形势向有利的方向转换。“亡国论”是一种片面的形势观,但就一般形势而言,我们并不否认有亡国的危险,摆在我们面前的确有亡国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源于国力虚弱,另一方面源于一些人的妥协退让。但是这种危险是可以通过有利形势克服的。“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至于“速胜论”,就一般层面而言当然乐见其成,我们尤其希望早一天结束战争获得解放,但是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国,“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

既然如此,就需要我们在正确认识形势的基础上积极驾驭形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形势向有利于解放的方向发展,摆脱亡国的危险境地,早日实现胜利。有利的形势需要发扬主动精神创造条件方可获得。抗战要获得最终胜利,就要摒弃主观片面的速胜论,正确认识和驾驭形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就此,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由此可以看出,有利的形势需要发扬主动精神积极创造,唯如此才能避免走向亡国的境地,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确认识形势是形成战略方针的依据,也是进一步增强历史主动的政策基础。正确的战略方针来源于对主客观形势全面科学的分析。敌强我弱,敌处优势我处劣势,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敌人的进攻会取得相当进展,我方则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败。但是敌我双方既不会全胜也不会全败,而是在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内的胜败。原因在于敌强我弱是相对的,敌虽强但有弱点,我虽弱但有优点。双方互有优劣,决定了日方不会全胜,我方也不会速胜,因为“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因此“只能是持久战”。随着形势的转换,敌方的优势在减弱,我方的优势在增强,待到优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进入新的阶段,最终必然是敌败我胜。这个过程表明,战争一定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则是我们的。

持久战是我们开展对日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得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的结论,是在对主客观形势进行全面科学的对比分析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方针。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也就是说,只有大力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在军事上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政治上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国际上积极争取援助,才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落实转化,早日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论持久战》的开篇引论,不难看出毛主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形势的极端重视。形势虽是外在事物的客观态势,却是生成内在认识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前提。什么样的形势观,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历史结果。那种主观片面的形势观,非但不能把握历史主动,反而会陷入主观盲动的深坑。尤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更是攸关前途命运。认识形势既要科学全面,又要客观把握矛盾各方的特点;既要认识国内形势,又要关注国际包括日本国内形势;既要认识国际形势对抗日战争的影响,也要将持久战置于人类战争史中衡量。毛主席认为持久战“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场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正确认识形势有利于把握历史主动,把握历史主动又会创造出更为强大的形势。这是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的重要方法论指向。


二、提升主体自觉,强化政治责任,把握历史主动

历史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作为主体的人“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谁是历史主体,如何提升主体自觉把握历史主动,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党内就这一问题曾有过争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从苏联回国、自称代表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就认为,抗战中“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而我们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因此“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既有此主张,便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统一指挥,“八路军也应该统一受蒋介石指挥”。针对这一主张,毛主席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影响”。这一争论表面上是关于国共合作抗战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历史主体的自觉性和政治责任的问题。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既关乎抗战前途,也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937年9月,毛主席在党的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就抗战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战中究竟是“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是自觉与不自觉的重大政治问题,必须有清晰认识。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能提升主体自觉,履行政治责任,势必会倒向“右倾机会主义”,势必会出现“全党的主要危险”。要避免这一危险,必须大力提升主体自觉,改变现有的地位。红军必须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实现“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积极开展“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毛主席强调“地位转变”,实际就是强调要提升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自觉与政治责任,把握历史主动。这一极具战略眼光的清醒认知还在全面抗战之前就形成了。

1936年毛主席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强调,自1927年以来的十年内战中,中国共产党就练就掌握了有效的抗敌武器,红军业已成长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对日作战中,即便日本方面也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么“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再次得到征引,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进步因素的代表。“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就为持久抗战和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只要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这场战争“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毛主席撰写《论持久战》,不仅在于阐释持久抗战主张,而且在于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持久抗战中的主体地位和政治责任。《论持久战》开篇就指出,很多人谈论持久战,但是对于为何持久、怎样持久,为何胜利、怎样胜利的认识,多数人都没有认识清楚,特别是我们共产党人也不很清楚。毛主席遂明确告诫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唯一方向就是团结一切抗战力量战胜日寇。因此,“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很显然,毛主席讨论持久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共产党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必须提升主体自觉,发挥历史主动。

能不能认识和提升共产党人的主体自觉,是能否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条件。在抗日战争中认识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自觉,既要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也要在军事上独立自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坚持独立自主,不注重提升主体自觉,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就会成为政治军事上的“近视眼”,在政治上“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在军事上失去主动。毛主席强调共产党人的主体自觉与政治责任,目的是能在抗日战争中把握历史主动,以期实现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主体自觉,在谋求自身彻底解放的历史活动中不断提高,必将会形成更为持久的历史主动精神。抗日战争作为全民族战争,必须充分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之所以敢于大肆侵略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没有组织起来,这是以往历次抵抗运动屡遭失败的教训。如果把民众动员起来,就能克服这一局限。民众觉悟了,提升了主体自觉,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数万万觉悟了的民众所形成的火阵,会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数万万觉悟了的民众,将会是源源不绝的兵源补充,成为抗击日军的后盾力量;数万万觉悟了的民众,也是支撑抗日财政经济的重要基础。只要能广泛动员起民众,“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一言以蔽之,只要实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自觉,“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因此,坚持持久抗战,先决条件是动员组织民众,抗战最终胜利,端赖于动员组织广大民众。

广大民众虽然积蓄着巨大的潜力,但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发动组织起来,尚未形成群体自觉。原因在于国民党没有认识也不愿意组织广大民众加入抗战,反而认为抗日战争是政府和军队的事,通过各种途径限制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但是,“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因此,在这场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广大民众及其武装力量,不仅是最积极的抗战力量,也是站在斗争最前线的中坚力量,是“全国抗战的核心”。既然如此,共产党人还要扛起政治责任,“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自觉与广大民众的主体自觉是相辅相成、根本一致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成为历史主动精神的承载主体。共产党人必须要有高度的主体自觉,认清自身的政治责任与使命担当,广大民众则是党的力量根基与源泉。这就要求党必须广泛发动组织民众,大力提升广大民众的主体自觉。群众觉悟了,就会在战争中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支撑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这是历史的明证,也是提升主体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的题中之义。


三、发挥自觉能动,创造条件,把握历史主动

自觉能动性是历史主体的自觉活动和努力,是生成历史主动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尤为重要。毛主席特别注重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不仅明确提出“自觉能动性”这一概念,而且明确强调实施持久战必须“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

在战争中,决定最终的胜负,固然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的支撑,但这些条件只是决定着胜负的可能,本身并不能分出胜负结果。战争最终的走向,仍需通过主观努力,把握战争规律,根据客观条件制定计划,在机动作战中寻求主动,在排兵布阵中灵活指挥,在征兆端倪中乘敌之隙。在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性,犹如“大海中的游泳术”,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在海中沉没,同时要发挥自觉能动,按照计划安排有步骤地到达彼岸。在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性,也是“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除了要有不惧敌人的勇气,更要有驾驭战争发展变化的主观努力,这是实施持久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旨归。

发挥自觉能动,把握历史主动,要注意掌握主动权。主动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正确认识和行动。想要发挥自觉能动,就必须根据客观现实,形成正确的思想,提出符合客观的方针政策,制定具体的战略战术。只有形成正确的思想,才能指导正确的行动,才能把握主动权。体现在战争中,主动与被动和战争双方力量的优劣休戚相关。处于力量优势的地位,就能把握主动权。但力量的优劣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相对状态。敌方有优势也会有劣势,我方有劣势也有优势,端赖我们能够根据具体条件,发挥自觉能动性,变劣势为优势,积极把握主动权。中国虽然在军力、物力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在地理条件、人口兵员和士气方面却处于优势,再加上其他的优势条件,便会减灭敌方的优势,有了相对的优势便会处于主动地位。只要发挥自觉能动,坚决执行外线速决进攻战和敌后游击战争,在局部取得优势和主动地位,便可逐渐形成战略优势和主动地位,就能掌握主动权。

战争有其特殊的组织和方法,是敌我双方相互利用己之所长、彼之所短,构建自身优势攻击对方劣势的特殊活动形态。这就要求战争指挥者必须跳出常规习惯,发挥自觉能动性,积极创造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着力消减敌方的优势。在具体作战中形成主观正确的指导,同样会影响优劣转换。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实例,都是依赖正确的指导转换局势,形成了优势主动地位最终得以取胜。进攻和防御是战场常态,但也要注意进攻中的防守与防守中的进攻。面对敌方进攻自然要以防御为主,但不是消极单纯的防御而是在防御中有进攻,在整体上要发挥自觉能动性寻求优势展开进攻。即便是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劣势,也要发挥主观努力,着力寻求战略战术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以量变促质变。只要通过主观努力,在战场上不断改变敌我之间优劣形势,在动态之中实现强弱转换,就会推动总的形势的变化,强者变弱、弱者变强的优劣转换局面便会形成。战争终究是力量比拼。战争中的客观因素虽然为优劣转换提供了可能,“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这种主动努力离不开战争指挥者分析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也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

发挥自觉能动,把握历史主动,要注重灵活性。自觉能动作为一种主观活动,必须随时因应变化了的实际,灵活机动地采取相应的对策。曾几何时,一些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灵活性,“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教条主义的错误本质,就是没有认识到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由此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后果。把握灵活性,就是要坚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灵活因应具体实际。指导战争亦是如此。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正所谓兵不厌诈、出其不意、声东击西,实施这种灵活的战术,使敌方“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这样一来,就给敌方造成不确定性,为自己创造尽可能大的确定性。

作为战争的指导者,不仅要懂得这些战术,更要灵活使用变换这些战术。也就是说,要在具体作战中积极发挥自觉能动性,主动灵活地组织和使用兵力。在战场上灵活指挥并不容易,灵活使用兵力尤其不容易。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积极发挥自觉能动性,在组织兵力时能做到灵活不乱、秩序井然,在瞬息万变的军情中抓住战机、找到关节、理出头绪,在使用兵力时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灵活机动地变换使用战术。能否在战场上灵活机动,端赖指挥员的审时度势能力。具备这一能力,就能找到乘敌之隙,转变敌我优劣形势,“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想要实现战争中的灵活性,就需要大力发挥自觉能动性,如此才能找准时机灵活用兵,把握主动收到实效。

发挥自觉能动,把握历史主动,要注意认识和把握规律。规律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想要指导战争的人,必须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规律虽普遍存在,但规律不会自动出现,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认识和把握,并利用其中的规律指导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就是按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兵民是胜利之本”等规律为基础,根据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实际状态,形成的重大战略判断。“亡国论”和“速胜论”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们要么视敌如神、视己如草,要么视敌如草、视己如神,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规律。

抗日战争是现代化背景下的总体战,也就必须认识把握现代战争规律,加强技术革新。不加强技术条件,不可能将日军赶出中国;现代战争需要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不注重这一点不可能取得胜利;现代战争也必须注重军队政治工作,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更为重要。“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这是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在实施持久战中需要认真对待。发挥自觉能动,需充分认识敌强我弱的现实。积极发挥自觉能性与日军作战,绝不可消极对待每一次战争,必须摒弃一切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坚决避免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不打一切毫无把握的战役,只对有把握的战斗果断实施。孤注一掷不惜赌本,不是自觉能动,也违反了“事物是往返曲折”这一规律,结果只能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

就此看来,历史主体的自觉能动,不是妄动盲动,也不是主观幻想,而是依据客观具体实际认识把握利用规律,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把握主动权。只有积极发挥自觉能动性,对优劣转换的主动把握,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观努力,将目的性与规律性统一起来,才能把握历史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觉能动作为人的自觉活动和努力,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基本要义,也是发扬历史主动的重要环节。


四、注重科学预见,扩展眼界,把握历史主动

历史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在时代发展演变中准确判定形势、科学预见趋势,增强工作的计划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就是一篇注重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的范本。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结构布局,全篇充满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堪称是通过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极为生动的经典指南。

注重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要摒弃政治军事和战略上的“近视眼”。《论持久战》开篇即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的形势预见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是主观片面和非科学的预见,看上去似有轮廓,实则模糊不清;听起来似有几分道理,实际毫无根据,属于似是而非的空谈。这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抗日战争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进退流动是其主要特点。何时进何时退,需要预见判断。只进不退是拼命主义,只退不进是逃跑主义,二者属于军事上的“近视眼”。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没有认识到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形势下的军事斗争策略。实施持久抗战,要准确预见战场形势,只打有把握的仗,坚决避免毫无把握的决战,要懂得不惜放弃一城一池,利用广阔空间与敌人展开持久战。鲁莽地与敌人速决,这是战略上的“近视眼”。其本质是不能科学判断形势,看不到持久战是我们抵抗日军的战略战术,没有认识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朴素道理。在弱国与强国的对抗中,必须避开敌人锋芒,等待于我有利的时机,孤注一掷就无再赌的资本。患上“近视眼”,不仅不能收复失地,甚将会失去全部土地,导致走向亡国的危险。

政治军事和战略上的“近视眼”,说到底是眼界问题。没有眼界不会有预见,认识形势不会通观全局只从局部出发,既不注重今天与明天的联系,也不注重部分与全体的关联,“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必然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是很不高明的眼界,必须摒弃。提高眼界“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因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是我们认识事物预见形势的工具,是“眼睛的延长”。

“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终将走向胜利,就是靠“望远镜”做出的科学预见。从国际大背景看,除了日本盟友之外,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只要联合这些反法西斯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就有利于我们的抗战走向胜利。由此便可清楚地预见到,这将是人类战争史上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体现在中国,这将是一场“突破历史记录”的战争。有了“望远镜”,我们更可以预见,这场战争将具有永久和平的性质。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随着世界人民觉悟的提高,将会出现世界性的革命战争,以应对侵略战争,由这场战争也将带有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有了显微镜,就可以“看得远,看得真”。《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终将依靠持久战略走向胜利,就是靠“显微镜”做出的科学预见。显微镜有助于清晰观察事物,正确认识事物,深入分析事物。利用这一工具,我们既能看清敌方的劣势,又能看清我方的优势;既能认清我方作战的特点,又能认清敌人作战的特点;既能看清战争的演变趋势,又能看清每一阶段的具体特征。这样就可以科学合理地预见设想,指出“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为战略指导和战争趋势“画一个轮廓”,即“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由此,也就推翻那种主观片面的机械论认识,从而认清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弥补劣势发扬优势,形成抗日战争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针,掌握主动权,乘敌之隙把握主动,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重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要克服盲目性体现客观性。科学预见不是陷入泥潭的主观盲目幻想,凭借主观感情和意志所做的判断多是与客观和实践相分离的盲目性的体现。一切凭借主观意志想着大干一场的,不是主观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在思想认识根源上属于唯心论和机械论。这种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性,只能是“鲁莽家”而不是“预言家”,因为“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科学的预见基于客观事实的判断,客观事实的判断基于对事物的清晰辨认和分析。毫无根据的主观认识,只根据一时表现和一个侧面做出的判断,非但不是高瞻远瞩的科学预见,最终反而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境地,掉入盲动的深坑。基于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只有摒弃盲目倾向,以客观全面的视角为基础,才是科学预见的正确方法。

体现客观性的科学预见,是基于客观形势和具体实际形成的合乎逻辑的判断。一切按照客观具体实际做出判断开展工作,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坚持这一方针,即便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也能看到刚刚显露的征兆端倪,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深入研判业已显现的征兆端倪和蛛丝马迹,便可做出科学预见,以便提前做出计划准备。体现客观性的科学预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练就的重要能力。共产党人的科学预见,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体现客观性的科学预见,还是一种领导方式。正所谓“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为着领导的预见,“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如此,便可高瞻远地预见事物发展趋势,并将这种预见转变为具体实践,就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预定目标。

注重科学预见,把握历史主动,要体现计划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特别在战争中,更要有预见有计划。执行一次战役,就要有战役的全盘计划。打战役第一仗,就要有计划考虑随后每一场战斗该如何进行。不管每次胜败结局对战争全局产生哪些影响,都得有计划有预见。“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一个战略指导者尤其要做好计划准备,当处于某一个战略阶段之时,就应该为随后的多个阶段做计划。虽然越往后变化越难测,距离越远能够预见的越渺茫,但计划准备和前景预测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要在“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就会坐失机会陷于被动。

尽管客观现实是复杂曲折的,特别是战争更具有不确定性,所做的预见只能描绘大致轮廓,“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那种认为战争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因而不具有计划性,也没有固定的战略方针的认识,是战争的“相对主义”者。战争的计划和方针虽然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但是战争的不确定性和流动,在一段时间内只体现为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因此,一定时间内的计划和方针具有相对的固定性,特别是关于“质”的计划方针,“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因此,根据预见做出计划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一个战略指导者尤需如此。

注重科学预见,归根结底是为了把握历史主动,把先前的设想变为现实。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根据客观实际和事物发展规律,扩展眼见,形成大体上符合客观运动过程的科学预见,并将这种预见制定成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予以实施,以期达到预定的或阶段性目标。当然,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做出与现实完全一致的预见并不可能,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对原有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进行修正实属自然,甚至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得以纠正。在此过程中,需要依照新的识见形成新的预见,修正既有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最终将预见变为现实。


五、汲取经典力量,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伟大的思想“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论持久战》虽为正确判断抗战形势、科学预见战争趋势、精确实施战略布势而作,但所产生的影响完全超越了历史时空,具有恒久绵延的时代价值。当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成为新时代的呼唤,曾经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源头活水。《论持久战》一文,就是每到关键必重温的经典之作。

汲取经典力量,充分认识并大力发扬共产党人所独具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的品格。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源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对自身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的清晰认知。这是共产党人独具的品格境界。抗战时期,尽管持久战是基本共识,但是如何持久、怎样通过持久战获胜,多半都不清楚,“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这是毛主席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初衷,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体现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的生动范例。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强调,阿比西尼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中国不会灭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能“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最能以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实现既定目标,也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具有“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的政党。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会治军的有力骨干,这些骨干“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历史主动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独特标签。这一结论,与新时代所提“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一脉相承。牢记这个根本问题,既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深厚根基,也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应有的品格。

汲取经典力量,充分注重在提出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方法论。每个时代的问题,“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发展大势提出了问题的症结,从中外历史比较中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人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由此实现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根据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制定政治纲领,开展政治动员,将党的方针变成群众方针,由此实现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扬自觉能动,将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融入具体问题的解决路径,积极发扬自觉能动,由此实现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在认识解决问题中注重科学预见,提出了“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的认知,预见变成现实,由此实现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以战略总体思维、战略全程思维、战略前瞻艺术,积淀形成丰富厚重的历史主动精神,成为“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毛泽东的这篇经典之作依然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迎难而上奋勇前行的重要指南。

汲取经典力量,继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程,通过伟大变革实践,获得系列突破性进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使命召唤。伟大历史时间,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承续,是社会主义500多年的接续,是党的百余年历程的延续。新时代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历史延续和历史方位的辩证统一中坚定历史自信,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的主动创造。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是曾经的思路,也是现实问题的指针。正所谓“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社会主义500多年历史和党的百年历史进程认识把握得越全面,必然对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就越深刻,发扬历史主动的精神积淀就越丰厚,对问题的认识就越清晰,对问题的解决也就越主动。历史进程中的经典曾经创造了伟大历史时间,也必将在新时代创造新的伟大历史时间。

当然,经典有其自身的时空逻辑。《论持久战》一文虽是一篇战略预见的经典之作,但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客观现实是曲折复杂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持久战究竟“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唯一能做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艰苦努力,“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这也表明,历史主动精神固然有主观情感和意志的成分,但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历史主动精神终归是一种实践精神。主观与客观符合,理论与实际统一,须臾不可分割。一切盲动和主观随意,绝不符合历史主动精神的基本要义。奋力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稳打稳扎,发扬“钉钉子的精神”,找准位置一锤一锤敲,“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可能“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目标蓝图变为现实,需要一针一针绣。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再好的蓝图也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也是空中楼阁。这是《论持久战》一文所昭示的重要结论,也是新时代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应有指向。

【注释从略】

参考文献:

[1]《毛主席思想年编(1921—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2]《毛主席军事年谱(1926—1958)》,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毛主席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5]任初轩编:《如何弘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


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张文木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3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兼析国民党的“天下为公”与共产党的“天下为公”观念的本质区别


【引语】毛主席:“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1]这是历史上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许多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再次陷入剥削苦境并再起革命,革命再造一个剥削阶层和剥削苦境的死循环致使人民不能解放的根本原因。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后,人民才被赋予以历史主体的地位。在此之前,历史主体地位只属有剥削阶级,“天下为公”的观念是由这个阶级中产生的。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公天下”概念的关键。《礼记·礼运》借孔子口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

这里需要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于人民所有的“公有制”的范畴之前的“公”,最多也是“私有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自由民”“贵族”,这种“公”——即使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最多涵盖到小土地私有者,但不会涵盖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者”。比如柳宗元说的“公天下之端自秦始”[3],就是压迫无产者的私有权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均衡,至于无产者——中国上古称之为“流氓”——自然不在其中。马克思在谈到古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4]

这种“公天下”,在原始社会是真实的没有阶级差别的公有,但随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各部落产生交换力度强化和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便出现一些部落崛起和另一些部落贫困衰落,这又导致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间出现衰败贫困的“南方世界”和强大富裕的“北方世界”共存的现象,前者的持续衰败使其成员向后者流动,这些来自其他部落的流民来到富裕部落后,在人家眼中就成了“流氓”。亡,说文:“逃也”,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居无定所的打工者。

这些进入富裕部落的流民便成为“外来劳务人员”,他们连同聚集在“城外”的“流氓”与富裕部落的“城里人”形成最初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富裕部落内部的“公有”相对于外来“流氓”而言,就成了最大的“私有利益共同体”。随着扩张领地的战争持续扩大和富裕部落的财产积累增长,共同体公有财产便有了“两权分离”,即属于公有的财产“所有权”中分离出归于家庭的财产使用权。直至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这种从原始社会主义“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便固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有权,这时的原来的“流氓”便转化为“无产者”。


那么 ,“无产者”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呢?

无产者一开始并不是从古代共同体中产生,而是从对外战争中产生,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
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5]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把这些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6]

这就是说,当对外征服获得额外的包括奴隶在内的“生产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产品交换就会在部落共同体内部即自由民之间发生并造成共享共同体“公”利益的成员产生分化,这样阶级分化就从共同体外部转入内部并由此产生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及由此必须发生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并开宗明义地宣布:
到目前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7]

1888年恩格斯还在宣言的英文版为这个标题加了个注释说明: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8]


恩格斯为什么要加这个说明呢?

因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表述的“无产者”是当作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而对待的,而在私有社会出现后,“无产者”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只是“三教九流”和”流氓“(流民)而不是一个阶级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是要取代资产阶级的未来社会的统治阶级。到社会主义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这个阶级将是“公天下”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的公天下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天下最多只是用限制大私有以保护小私有。许多人不理解这点,许多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不清楚这一点,他们许多人不理解这点,往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无意识地混为一谈:
“公天下”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 “公天下” “公权力”的治国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数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着各种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以及早期周礼“国家-君主”治理观念通过“神权-君权神授-君相分职”演变轨迹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先贤圣哲、有识之士和劳动人民为了完善“公天下”的制度理念,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丰富发展了大同理想社会模式。在“公天下”治国理念影响下,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9]

“先贤圣哲”在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属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他们与劳动人民不在同一“公天下”范畴内。更有将传统文化中的“公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混为一谈,认为:
“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权力是公有的,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不是世袭的,而是由公众选举贤能者来执政,这样就不会出现昏庸、无能或残暴的君主。同时,一切财产也是公有的,这一点可以从劳动者对劳动成果没有占有的欲望,劳动时又都不吝惜力量看出来。[10]

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才能出现,在此之前,“劳动者对劳动成果没有占有的欲望,劳动时又都不吝惜力量”的说辞就是“甘愿受剥削”的同义反复。这种认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公”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的“天下为公”的概念南辕北辙。

国民党第一代领袖提出“天下为公”,1946年,蒋介石在其“元旦广播演说”再次提及国民党的“公天下”观念,他说:“政府本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11] 孰不知,国民党的“天下为公”是基于限制大私有、广泛扶持小私有——也就是孟子向梁惠王建议的扶持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12]的小业主私产并以后者为基础的“天下为公”,这个“公天下”显然是不包括占中国农民人数最庞大的贫雇农群体的。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发表《沁园春·雪》[13],毛主席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共产党的“天下为公”与国民党的区别。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毛主席明白,此举冲击的不仅是阎锡山,更是蒋介石的旧世界。战事未开,气势已张。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曾把这首《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及其集团发出“试比高”的挑战,并明确宣布试比的结局一定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春江水暖鸭先知”[14],书载:
据说,当时蒋介石看了毛主席这首词后,既十分恼火,又十分震惊。他立刻找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问:“你看毛主席的词如何?”向以“国民党内一支笔”而著称的陈布雷如实答道:“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谓盖世精品。”蒋介石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15]

一句“欲与天公试比高”就让蒋介石坐卧不宁,后面又接了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蒋介石读出了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的节奏。当时蒋介石也是从政治上而不仅仅从文学上读这首词的——当然这首词本身就是没有多少人能读懂的高不可及的“政治诗”。1945年7月初,毛主席在延安对到访的民主人士说:“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16] 蒋介石从这首词中读出了“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的味道且惹得自己瞋目盛怒。如果蒋介石知道这是毛主席9年前的词作——那时毛主席刚到陕北,手头只有数千人的部队,那么蒋介石内心一定会更加五味杂陈,甘苦自知。

如果说词的上阕说的是要改朝换代,下阕说的则是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故此,毛主席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将是中国5000多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更没有四大家族反动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会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秦皇汉武会自觉“略输文采”,唐宗宋祖自惭“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即将出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面前也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上武夫。而这些帝王恰恰又是蒋介石让下属顶礼膜拜的。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弟”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主席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这让蒋介石在下属面前情何以堪。

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喻意就不言而喻了。对此,毛主席有过明确的注释,他说: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7]

毛主席这个专门说明使人联想到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专门做的说明。其意思就是防止后人将“无产阶级”这个科学概念,混解为辛辛苦苦还想当地主的“穷人”。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的工作方针时说:“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18]

“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19] 用人民性批判蒋介石的封建性,蒋介石经常让部下“忍”,毛主席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境界高下,判若云泥,其所代表的中国的方向,不言自明。毛主席对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心满满,1948年1月,毛主席告诉陈毅原因:“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20]

显然,共产党的“天下为公”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土改,其阶级基础“是指无产阶级”。国民党的“天下为公”的前提是中小私有者,维持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实行土改。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2]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3][唐]柳宗元:《封建论》,吴永喆,乔万民选注:《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8页
[5]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491页。
[6]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页。]
[9] 何成,闫化川,李丹莹著:《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泰山出版社2023版,第246页。
[10] 中华书局《月读》编辑部:《中华传统德政思想十五讲》,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11]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卓兆恒等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12]《孟子•梁惠王上》,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256页。
[13] 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晋副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1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李定广评注:《中国诗词名篇赏析》下,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08页。
[15] 侯全亮、白波、张帆、徐腾飞:《血凝长河 抗战中的黄河记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6] 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17] 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1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19]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张文木战略”,修订发布)

毛主席搞教育革命目的就是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

毛主席搞教育革命目的就是防止远如宋明、近如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
张文木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4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

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1]、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2]。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3] 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

毛主席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主席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4]


建国初,毛主席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主席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5] 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7年,毛主席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说: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6]

10月1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7] 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致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主席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安,毛主席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1958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8]

1963年,毛主席在武昌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时说:

“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9]



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主席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10]。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 4月21日,毛主席在南昌对当时的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2] 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13]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主席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主席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4] 

1966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15] 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16],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注释:
[1] 少正卯(?~前496),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处死,曝尸三日。
[2]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报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3]《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页。
[4]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14]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6]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张文木战略”,修订发布)

牧羊老汉的回答说明了什么?

牧羊老汉的回答说明了什么?
郝贵生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6-24




昆仑策网6月20日署名“大民”的文章《老百姓富了之后还想要什么?》(见【相关阅读】),文章虽不长,却抓住了当今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比较毛主席时代和毛主席后的改开时代。文中说,人民大学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教授讲课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大致如下:


“专家组到黄河沿岸调研考察,黄河大堤上遇见一个放羊老汉,就停车做个随机采访。

问:老乡,你觉得毛主席时代好,还是邓小平时代好?

答:当然是毛主席时代好。


专家预设的答案是放养老汉会说改革开放之后好,因为老百姓不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环境,跟毛主席时代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老乡的回答,让专家们差点没接住。

专家问:毛主席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呢,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会不如毛主席时代好呢?

又答:因为毛主席时代大家都是公平的,当官的没这么坏,有钱的没这么黑。

一句话把专家们说蒙了。


车队继续前行,一车人沉默无语,不想刚才的生动活泼,显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话语。”

读完这段报道后,感触颇深,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牧羊老汉的话说得太好了!

平时经常看“百度”或“今日头条”中,就经常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谈到社会现实问题,就必然拿改革开放前后比较,文章中说毛主席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比较,实际就是与毛主席后的改开时代比较。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不仅普通百姓、小人物比较,知识分子、学者、政府官员也比较。“大民”的文章实际上就讲了这样一个“比较”的故事。有人说,毛主席时代好,有人说邓小平时代好,也有个别人说,两个时代都好!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这段专家的随机采访,实际上也是在探讨这一问题。经过系统特色理论教育的“专家”们显然都认为,邓小平时代好。他们主观地也认为,牧羊老人的答案也必然同他们一样。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老汉的回答却说毛主席时代好。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时代大家都是公平的,当官的没这么坏,有钱的没这么黑。”这话说得极其简单明了,而且说得太好太好了!它实际点明和揭示了建国70多年来两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特征和区别。虽是出自于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却比无数个专家、教授、官员高明千百倍。


2、老汉的这句话实际点明了毛主席时代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毛主席时代是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二是毛主席时代的官员“没这么坏”。实际上说,毛主席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清正廉洁。三是毛主席时代没有显著的贫富差距。也就没有黑心的有钱人,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坑蒙拐骗。

反之,毛主席后的改开时代相比起来,也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这个社会是个不公平的社会。虽然整体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时提高了许多,但贫富差距极其悬殊。不仅经济上不公平,政治上、法律上、文化教育上也不平等。二是官员坏人多。就是说,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人太多了,不仅高中级干部腐败者多,下级官员包括最基础的农村干部中的坏人也多。三是有钱人太黑心。实际上那些发财致富的大款、富豪有很多都是剥削压迫、坑蒙拐骗他人和穷苦百姓,不知道这位老汉知道不知道许家印这个人,难道许家印不是一个最黑心的有钱人吗?他即使不知道许家印,也一定知道他周围的许多有钱人的黑心行为,否则这个老汉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个看法。


3、这些专家教授为什么奇怪牧羊老汉的回答?

因为他们只看物质利益,所以就认为邓小平时代一定比毛主席时代好。客观说,从总体上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时代确实高许多。也正是根据这一事实,这些专家、教授、官员们,乃至网络上、媒体上都一味赞扬改开后的时代比改开前的时代好。但他们看社会问题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归结为单纯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包括政治、文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等全面的发展。这实质是毛主席时代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也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所在。


4、他们视而不见,甚至歪曲、丑化毛主席时代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

虽然毛主席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今天相比确实差了许多,但绝对不是文中专家所说的“毛主席时代吃不饱、穿不暖”。“吃不饱、穿不暖”是形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解放后,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与旧社会相比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但解放后,我们经济发展的底子还很薄弱,发展要打基础,要发展重工业,要发展两弹一星,且人口数量从不到5亿增长到近10亿,同时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被逼还债等多种原因,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相对较慢。但这些专家教授把毛主席时代等同于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完全是对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歪曲、污蔑和丑化,是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


5、不正视当今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专家们竭力夸大当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们认为,“今天老百姓不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环境,跟毛主席时代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呢,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会不如毛主席时代好呢?”这绝对不是实事求是。试问,全国还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这些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能达到上述生活水平吗?边远山区的大多数农民生活能达到上述状况吗?即使作为改革标杆的小岗村未必都能达到上述生活状况。最近麦收,多次从网络上看到,农民种了十几亩地售卖后,仅得2万多元,抛去种子、化肥、收割机等费用外,仅剩两、三千元。这就是一家农民辛辛苦苦大半年的收入,这可能是大多数靠种地生存的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状况吧!那个牧羊老汉的生活恐怕也达不到“专家”口中的“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的状况,否则他怎么不说一句感恩改开时代的话呢?


6、“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些专家教授正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偏见和立场,所以被牧羊老汉的话“说蒙了”,立马可以看出,究竟谁的觉悟高?谁的认识水平高?牧羊老汉虽然是一个极普遍的农民,也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官方教育,但他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为什么如此准确?如此深刻?因为实践出真知,他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亲身经历的毛主席时代和毛主席后的改开时代的比较对照中做出的科学结论,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而且这个认识绝对不是单纯的个人认识,实际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不靠任何歪门邪道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对毛主席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真正的大救星,解放后不仅给他们带来物质生活的幸福,也带来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翻身解放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二是改开时代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代价,但收获却远远小于付出。三是他们物质生活方面不同程度地有较大的提高,但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干群关系却远远不如毛主席时代,且重新被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社会在有些方面不是真正发展了,而是倒退了、退步了。这个牧羊老人文化层次并不高,但他不看人下菜碟,敢于直来直去,说大实话。他同那些大头衔、大教授、大专家的认识相比,恰恰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同时也再次证明,知识分子自觉改造世界观和自觉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仍然有其必要性。那种以为自己读了几年、几十年书的高文凭、高学历、高权势者把自己看做高居于普通工人、农民之上,且对最基层的工农群众指手画脚,绝对不是工人农民需要的合格的知识分子。


7、这些专家教授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

参与调查的这些专家教授可能是搞社会科学的专职的哲学、经济学、党史党建等专家,他们一定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笔者也是一名专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状况比较熟悉。教哲学的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比非专业和普通人头脑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要严重。教经济学的大肆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竭力鼓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则人本性自私论。教党史党建的也未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那个曾任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的王长江教授,竟然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会讲课中公开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的一些概念、范畴拼凑出一个思想体系,我们专业学者自己都搞不清楚,竟然把它拿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什么话?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还有某大学马院院长在大会发言,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而当下中国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也是只提物质生活、物质消费,丝毫不提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这种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治制度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修正主义的翻版。


8、“刁民”称呼反映了干部队伍素质的底下。

该文中还讲到“经常听见一些基层干部抱怨,说现在的老百姓不好管理,叫‘“”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费力不讨好,样样不如意’,有的在私密环境里直接叫他们‘刁民’”。“刁民”是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各级官吏对不听话、不服从管理的普通百姓的蔑称,然而至今某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这样称呼百姓,这是典型的把群众视为群氓、流寇、无赖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史观思想,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还发生如此蔑视、仇视普通工农群众的社会现象?老百姓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费力不讨好,样样不如意”?因为他们劳动了、辛苦了、付出了,但收获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无处倾诉、无处伸冤,稍有反抗就被镇压。这就是相当多的最基层的最普通的工农生存状况。可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调查、不研究、置之不理,反而却大加指责,以权压人、以势压人、以法压人。这就是牧羊老汉口中“官员太坏”的原因吧!



9、在追求富裕之后再追求公平,还是在追求公平过程中追求富裕?

文章标题是《老百姓富了之后还想要什么?》。这个命题有两个错误:一是老百姓的追求目标只能是先追求富裕后,才能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不正确的。二是当今的老百姓都已经“富了”吗?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一部分人富了,大多数还没有富,我们离共同富裕差得远。追求富裕与追求公平正义从唯物史观角度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任何对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资产阶级产生时,它必须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才能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也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政治路线下进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民要真正富裕起来,必须建立在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方向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追求富裕生活与追求公平正义是同步进行、相辅相成的。毛主席时代追求物质幸福就是与追求公平同步、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才有牧羊老汉的正确回答。


10、如何搞好党的建设?

非常可喜地看到,文中提到的专家组成员听到牧羊老汉的回答后,尽管一时被“说蒙了”,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老汉的回答,而是引起了深深的反思。如文中所说:“一车人沉默无语,不想刚才的生动活泼,显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话语。”“放养老汉的话告诉我们,党建不做好,生活改善再多也没有用,物质条件好了,也未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感恩。当然,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图感恩,但是也比较在意老百姓的满意度,对吧。专家们自我感觉十分了解老百姓了,但是却不知道,老百姓追求富裕之后,还需要公平,安全,心安理得。”

这种从“党建”高度认识这一问题是正确的。但本文并没有展开。我觉得在强调党的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应该思考为什么老汉对毛主席时代评价如此之高。如果毛主席的路线错了,能有群众如此之高的评价吗?老汉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检验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是真理而不是谬误。第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一是必须强调我们党100年最成功的宝贵经验是“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二是全党从上到下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读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任何当代理论也不能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三是必须在全党对当代中国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出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我们的理论家、专家能系统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建国70多年做出如这位牧羊老汉的科学结论吗?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当代社会形形形色的封建主义权力至上、资本主义的金钱之上,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等进行持续和彻底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就绝对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能保证坚定不移沿着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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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