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余来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9
【左图为毛泽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右图为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顶级学术期刊要求更多的理论贡献，所发表论文声称重大理论不断进展，而事实上，真正的新理论很少出现。顶级期刊对于理论贡献的要求，与渴望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的职业抱负相互作用，导致学术期刊充斥着声称贡献了理论的无休止的阐述，而这些‘精致而平庸’的研究议题与研究发现，对大多数领域同行并无启发，对广大公众和管理实践者的读者来说更是晦涩难懂。”“如今管理学主流期刊上的大多数论文，不论是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理论领域的思辨讨论，都是公式化的、谨慎的、枯燥的和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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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热传一篇题为《废话的胜利：“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是怎么发上顶级刊物的？》的文章，对如今大量存在的一本正经说废话的“论文”现象进行了抨击，阅后让人感觉振聋发聩。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主席批示一份报告时震怒了，当即写信表达气愤：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通常，人们以为只有文学作品才需要语言生动。殊不知，信达雅，是一切文章的共同遵循。“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毛泽东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对语言无味做过深刻的批判。如今，依然有许多论文没有鲜明观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却害怕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匠气十足地在对仗、排比等方面下功夫。殊不知，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含撰写论文、报告等）就像“一朝分娩”。论文、报告不是空气清新剂，更不是巴黎香水，不能只是闻着舒服，而是要能真正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杀虫剂”；就如医生的处方，如果书法如兰亭序，文采赛李杜，却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终究是乱弹琴。
与这样的“论文”相比，毛泽东同志发表于1927年3月28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材料翔实，论证严谨，观点鲜明，特别是用语朴素而生动形象，使报告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让今天的读者读起来惊为“天文”“神文”——哎呀，原来考察报告还可以这样说话？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所以耐读，很大原因是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语言。
比如，说到农会的作用，毛主席说“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不敢捱到下午。”说到农民运动对族权神权男权的破坏作用，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描写富农眼中的革命形势，文中先说“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去了”，后又用“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都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前后对比，生动地表现了革命大潮之下富农的见风使舵和惶惑不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烈的实证感和可读性，还来自文中大量引用调查对象的话语：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吓那些从前反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滚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我跑到乡下，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便各自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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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报告添彩的是文中引用的大量对话：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的回答。”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的回答：‘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大语言特点，就是大量使用有湖南特色的俚语土话：
“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
“摒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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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大量近乎小说笔法的现象、场景、心理描写，形象地还原了现场感：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最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但，结果农民议决，今日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下，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与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这是土豪劣绅之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运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汉口，三等跑到长沙，四等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虽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发觉甚易。湘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戏文、小说，但正是多种文学手法的不拘一格使用，才使报告避免了板着面孔说教，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等结论雄辩有力不容辩驳。
文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论文、报告能不能写得好，根本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文法修辞，而在于作者究竟有没有道义使命、铁肩担当。《废话的胜利：“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是怎么发上顶级刊物的？》深刻概括了“废话胜利”的原因——“身处管理学研究领域，我们时常感到：这个学科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一种异化：管理学者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更多是迫于职业发展的压力和职称晋级的需求，而非为了探索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管理学研究者以论文快速发表为导向，对‘顶级期刊’所树立标准偏好的奉若神明，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晦涩难懂、虚空浮夸、啰嗦冗长的研究论文，并创造出一种推动‘理论发展’的幻觉、‘贡献管理新知’的假象。事实上，异化的管理学研究变得名不副实，自说自话，研究内容成果与管理实践的鸿沟越来越明显，管理学研究者装模作样地进行‘游戏规则’之内的‘重要’工作。”这里说的只是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危机和异化，事实上，如今“伪论文”泛滥现象绝不只是表现于管理学研究领域。全党全社会只有再次学习《反对党八股》，广泛深入持久地改造我们的文风，反对形式主义，才有望最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