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绝大多数受苦的人——读《毛泽东精神》

为着绝大多数受苦的人——读《毛泽东精神》

作者：胡懋仁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24

最近，开始读刘振起教授写的《毛泽东精神》这本书。我是从一个微信群里看到刘振起教授的一位博士生的夫人写的读这本书的体会，才想到应该买一本来读。这位博士生的夫人对刘振起教授的这本书极尽赞扬，且情真意切，所以激发起我也要读这本书的欲望。

不过只是刚开始读，还没有读完。但有些内容开始让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书中总结了毛主席的十种精神。其中包括：大善、平等、报国、民本、斗争、合作、开放、学者、修身和平民等多种精神。

这应该是刘教授在多年研究毛主席的过程中，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所归纳或者概括出来的。其中有些内容可能有所重叠，但这也无关紧要。

只是从这些目录中所列举的毛泽东精神，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刘教授所概括出来的毛泽东精神，在古老璀璨的中华文明中都能找到其根源。当然，根源还不是后来的源流，正如滔滔江水的源头并不直接等于江水的全部。但是源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刘教授所提到的毛泽东主席的大善精神，让我想起《三字经》中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我个人的感觉。这句话是根据中华文明中的普遍意识而说出来的。与人为善，确实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品性。对于西方文明，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及我们对西方历史有限的了解来说，西方文明是不是也有性本善的观念，似乎是有些疑问的。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开始流行的《格林童话》，在经过后人的改编之前，里面的故事都是很让人恐怖的。这样的恐怖在古代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是不多见的。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开始进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期间，更不见有什么大善的行为。那种野蛮、凶恶、残暴都是令人发指的。在亚洲，与西方资产阶级同样性格与品性的就是日本了。

毛泽东主席的大善不是佛教中各类菩萨的那种所谓普天之下的慈悲为怀。毛主席的大善就是为着绝大多数受苦的人，贫穷的人，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使命，都是为着这样一些人而努力而奋斗的。

在《毛泽东精神》一书中，刘教授提到毛主席在参加革命之前，对乡里邻人的很多热情帮助，都无不表现出毛主席的善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母亲的深刻影响。然而，在毛主席直接参加了革命之后，这样的对普通人民的善心并没有消失，而且更是把这种善同时还转化为在革命中为了实现全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大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要加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首先是为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体系，必须要完成的一个紧迫的伟大事业。由于中国太穷了，根本没有多少积累，所以不得不从农业来征收农业税来实现有限资金的积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农民负担了国家很大的重任。有人就指责毛主席，说他没有施仁政。毛主席回答说，你说的都是小仁政。在毛主席看来，小仁政并不是真正的仁政。小仁政只是小道理，而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只有国家发展了，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国家安全就有了充分的保证。这才是真正的大仁政，也是应该服从的大道理。

当然，毛主席并不是只是为了工业化而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资金积累。在毛主席看来，农民要想走上富裕的道路，农业要想有个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而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土改后不久，有些农村的党组织就开始组织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好的苗头，极力加以鼓励和支持。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毛主席写了许多按语，积极评价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热情、干劲和智慧。

这就是毛主席的大善，也是一种大爱。这里当然也包括了刘教授概括出来的“民本”精神。以民为本，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善与大爱。没有大善与大爱，就不会有民本精神。

书中提到的斗争精神，也是突出表现了毛主席诸多精神最伟大的一种精神。毛主席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八十年代起，有人故意歪曲毛主席的斗争精神，把毛主席诬蔑为只是到处乱斗的无理性的人。毛主席的斗争精神与毛主席的大善与大爱精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与天奋斗，要与地奋斗。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是在与大自然奋斗。大自然不会自发和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富足的粮食，也不会自发和主动地提供较好的生产条件。而富足的生活与更好的生产条件，都需要通过与大自然的斗争而争取到。至于要与人奋斗，主要是针对那些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侵略欺负中国人民，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人进行斗争，以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毛主席来说，敌人越是强大，越是凶残，毛主席就越是斗志昂扬。甚至可以说，没有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人民这种强大而旺盛的斗争精神，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取得伟大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党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如果没有这种斗争精神，如果没有把这种斗争精神坚持下去，发扬光大下去，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这阵风刮过一阵子就算过去了。那些漏网的贪官们就可以侥幸逃脱了。事实严重地教训了他们，对不起，反腐败斗争这阵风不可能刮一阵子就过去的，这股子风会一直刮下去的，而且不会停下来。任何贪官污吏都不要心存侥幸。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是永远也不会松懈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连环画讲述《毛泽东主席的故事》

连环画讲述《毛泽东的故事》 

-- 传承红色基因从娃娃抓起

作者：肖志夫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22

     《少年毛澤東》

我很早就做了安排，这次回湘潭无论如何都要抽空去看望老首长+老朋友、原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巡视员）符国保。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们老两口了，他们都已年近八旬，不知身体可好？

 

正月十四，我们老两口前往他们家拜年。一进门，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他们两老一点也不显老，仍然像十几年前那么精神矍铄，神采飞扬，谈笑风生。

 

我们一落座，符老就进屋里拿出几本书，乐呵呵地说：我知道你出了很多书，我也出了三本书，《少年毛泽东（一）（二）》连环画和《韶山五杰的故事》，这是我作为《毛泽东的故事》系列连环画编委会主任近几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符老非常认真，逐本书拆封签名，一边签名一边给我介绍：《少年毛泽东（一）（二）》连环画，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6K彩印，2019年12月3日在湘潭市首发……

我手捧精美的图书，深感震撼，这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宝典，用连环画的形式来讲述《毛泽东的故事》具有独创精神。

 

我知道，符老从部队转业后，一直从事政法工作，怎么在退休后会想到出书，而且是编绘连环画这种“小人书”呢？

 

符老告诉我：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敬仰爱戴，我有幸在主席家乡工作生活将近60年，对主席和主席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想着要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点什么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毛主席曾经于1949年12月对连环画有过一段点评：“小人书不仅小孩爱看，大人也爱看，不仅文盲爱看，有知识的人也喜欢看，文化部门要成立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健康有益的连环画。”于是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毛泽东的故事》也编绘成连环画？

......

 

符老跟我说，编绘《毛泽东的故事》系列连环画至少有三大理由：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主席是唯一一个从党的“一大”一直走到革命胜利的主要领导人，贯穿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和历史功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部完整系统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必须得以传承。

 

第二，传承红色基因必须从娃娃抓起。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他成年后的成就和功业。连环画《少年毛泽东（一）（二）》，取材于毛泽东1901年到1911年间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讲述了六个故事：《晒谷坪上的风波》，大雨来临，毛泽东主席首先帮四满婶家收稻谷；《饭篮子的秘密》，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饭菜分给穷同学伏崽吃；《韶山冲里的“牛司令”》，毛泽东主席合理分工，让牛吃饱，让小伙伴玩好；《一诗惊师》，毛泽东主席为洗冷水澡主动担责，并以一首绝妙“天井诗”免受先生责罚；《闹祠堂》，毛泽东主席据理解救承七胡子，让贪婪的族长自取其辱；《东山求读》，毛泽东主席以其才学势压群芳，崭露“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六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少年毛泽东主席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斗争、长于谋略、宽于待人又嫉恶如仇的聪慧、睿智、胆识、果敢，也展示了一代伟人自小就具有远大理想、家国情怀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可以为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提供一份难得的精神食粮，也可以为广大党员干部增补信念精神之“钙”提供一份极好的营养剂。

 

第三，连环画是小孩子最喜闻乐见的读物。把《毛泽东的故事》以连环画展现，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因为图文并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容易留下深刻记忆，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艺术感染力。

 

让符老感到欣慰的是，编绘《毛泽东的故事》系列连环画这一倡议由他一经提出，便得到湘潭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企业家慷慨解囊，一批德艺双馨的离退休干部积极加入其中。符老告诉我，编绘《少年毛泽东（一）（二）》连环画，从文字脚本、创意策划、绘画作品全都由湘潭籍作家、画家完成，从酝酿、构思到编绘、成稿，历时5年。

 

因为编绘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故事，所以创作团队以不负时代使命的责任感，从一开始就立足打造精品力作高标准，坚持以严谨的史实考证打造故事的真实性，以少年品格和心性的精心刻画提高故事的经典性，以塑造人物生动鲜活的细节增强故事的可读性。连环画全彩印制，画面饱满、色调明亮、乡土气息浓郁，再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少年风采，被公认为一部难得的以史育人、以史铸魂的精品之作，弥足珍贵的缅怀、歌颂少年毛泽东的扛鼎之作，采用传统文艺形式讲述当代红色故事的创新之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审定这部连环画的批复中指出：“书稿政治导向正确，重要史实准确”，“书中的文字内容以演绎的故事为主，故事细节和人物对话在权威版本的毛泽东主席传记、年谱上基本没有记载”，填补了空白。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题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少年毛泽东连环画”是精品之作，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力抓手，值得点赞。

 

毛主席秘书、中国著名毛泽东主席研究专家逄先知题词：“以符国保为主任的《毛泽东的故事》编委会编辑出版的《少年毛泽东》连环画，编得很好。这套书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很有意义。我对这部连环画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生前题词：“连环画图文并茂，青少年喜闻乐见，应该大力推广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宣传、传承红色基因，以吸引广大青少年的兴趣，认真阅读。”

 

2021年3月，该连环画入选湖南省中小学校“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题教育读书活动读本推荐目录“革命先辈回忆文集”首篇，是全省中小学生首选红色读本。

 

出版红色经典的目的在于传承其精神，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做好发行工作和组织读书活动，让红色基因入心入脑入血脉。

 

据符老介绍，2019年《少年毛泽东（一）（二）》在湘潭市首发时，时任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作为毛主席家乡人，如何秉持初心不改，讲好主席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彰显时代风范，是我们每一个湘潭人应有的职责和使命。”

 

湘潭市委对该书的发行和学习进行了专门部署，指定一位领导专门负责；把该书列为湘潭市必读红色读本；要求各级组织、宣传、教育、社团等组织本书专题读书活动，还要求新闻部门跟踪报道。

2年多来，符老组织力量送书下乡，送书到学校，送书到警营……主要依靠湘潭当地的资源，采取三种形式：企业家购书送给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购书送给贫困学校；编委会出资40%，公、检、法系统出资60%购书送到800～1000人的学校。还组织“红色社科读物悦享会”等多种形式的专题读书活动，符老还亲自宣讲《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努力在主席家乡营造讲好《毛泽东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良好社会氛围。

符老信心满满地告诉我，根据编委会的总体规划，接下来还要编绘毛泽东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故事连环画，还有南湖船头、井冈山上、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延安十三年、西柏坡、进京赶考、香山红叶，等等。

 

他深有感触地说：编绘《少年毛泽东》连环画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灵洗涤净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红色基因被“唤醒”的过程，感觉自己浑身充满着力量，从来不感觉到累。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而且在言谈之中也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毛泽东是以天下为己任，符老毅然是以推动伟人故里的发展壮大为己任。这些年他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特别是如何利用好湘潭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湘潭经济发展想了很多办法，办了很多实事。

 

最近符老通过调研发现，湘潭的红色旅游存在“强旅游、弱消费”的问题。虽然近几年到韶山旅游的游客大幅增长，去年达到2700万人次，但只有一部分游客在韶山吃一餐饭就走了，当地的旅游收入增长受到制约，加之湘潭的流动人口少，消费能力比较弱，迫切需要解决“留得住、带得走”的问题，以红色旅游带动湘潭经济发展。

 

符老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湘潭锰矿公园现有的3个地洞，打造一个“三石广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乳名是“石三伢子”，出生在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可谓“红石”；开国元帅彭德怀，号“石穿”，生于乌石，可谓“黑石”；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号白石，生于白石铺，可谓“白石”。考虑把他们三个伟人的生平故事制作成5G动漫，分别在3个洞里演绎。然后把“三石广场”与其它红色景点串联起来，以此留住游客。同时打算把湘潭的龙牌酱油、灯芯糕、湘莲等特产，打包成“伟人故里吉祥三宝”……这样，以讲好红色故事促进红色旅游，以红色旅游带动当地经济……说着说着，符老的自豪感爬上了眉梢。

 

健康专家认为，人的精神状态是健康长寿的第一要素。符老选择了传播红色文化这份伟大的事业，退休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良好的精神状态促进了身心健康。我送给他两句话：近朱者赤，崇毛者寿！

 

最后，我给符老提了一个建议，可以考虑将《毛泽东的故事》系列连环画作为“国家文化工程”立项，调动全国资源，加快推进实施。目前编委会主要是湘潭的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创作《少年毛泽东》连环画2集6个故事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还只是一个开头，其后续工程巨大，工作进度难免受到地方资源的限制。再说，少年毛泽东主席是在湘潭、在湖南度过的，但是成年毛泽东主席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中国共产党组织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中心舞台，成为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世界的毛泽东主席，理应最广泛地调动一切资源，服务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首发）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语言特色

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语言特色

作者：陶余来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9

     【左图为毛泽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右图为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顶级学术期刊要求更多的理论贡献，所发表论文声称重大理论不断进展，而事实上，真正的新理论很少出现。顶级期刊对于理论贡献的要求，与渴望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的职业抱负相互作用，导致学术期刊充斥着声称贡献了理论的无休止的阐述，而这些‘精致而平庸’的研究议题与研究发现，对大多数领域同行并无启发，对广大公众和管理实践者的读者来说更是晦涩难懂。”“如今管理学主流期刊上的大多数论文，不论是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还是批判理论领域的思辨讨论，都是公式化的、谨慎的、枯燥的和晦涩的。”

……

最近网上热传一篇题为《废话的胜利：“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是怎么发上顶级刊物的？》的文章，对如今大量存在的一本正经说废话的“论文”现象进行了抨击，阅后让人感觉振聋发聩。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主席批示一份报告时震怒了，当即写信表达气愤：

“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通常，人们以为只有文学作品才需要语言生动。殊不知，信达雅，是一切文章的共同遵循。“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毛泽东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对语言无味做过深刻的批判。如今，依然有许多论文没有鲜明观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却害怕被“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匠气十足地在对仗、排比等方面下功夫。殊不知，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含撰写论文、报告等）就像“一朝分娩”。论文、报告不是空气清新剂，更不是巴黎香水，不能只是闻着舒服，而是要能真正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杀虫剂”；就如医生的处方，如果书法如兰亭序，文采赛李杜，却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终究是乱弹琴。

与这样的“论文”相比，毛泽东同志发表于1927年3月28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材料翔实，论证严谨，观点鲜明，特别是用语朴素而生动形象，使报告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让今天的读者读起来惊为“天文”“神文”——哎呀，原来考察报告还可以这样说话？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所以耐读，很大原因是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语言。

比如，说到农会的作用，毛主席说“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不敢捱到下午。”说到农民运动对族权神权男权的破坏作用，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描写富农眼中的革命形势，文中先说“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去了”，后又用“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都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前后对比，生动地表现了革命大潮之下富农的见风使舵和惶惑不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烈的实证感和可读性，还来自文中大量引用调查对象的话语：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吓那些从前反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滚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我跑到乡下，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便各自一命呜呼了。”

……

更为报告添彩的是文中引用的大量对话：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的回答。”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的回答：‘农民协会么？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大语言特点，就是大量使用有湖南特色的俚语土话：

“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

“摒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大量近乎小说笔法的现象、场景、心理描写，形象地还原了现场感：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最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但，结果农民议决，今日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下，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与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这是土豪劣绅之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运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汉口，三等跑到长沙，四等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虽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发觉甚易。湘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是戏文、小说，但正是多种文学手法的不拘一格使用，才使报告避免了板着面孔说教，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等结论雄辩有力不容辩驳。

文无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论文、报告能不能写得好，根本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文法修辞，而在于作者究竟有没有道义使命、铁肩担当。《废话的胜利：“精致而平庸”的论文是怎么发上顶级刊物的？》深刻概括了“废话胜利”的原因——“身处管理学研究领域，我们时常感到：这个学科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一种异化：管理学者写作发表学术论文，更多是迫于职业发展的压力和职称晋级的需求，而非为了探索发现、解决现实问题。管理学研究者以论文快速发表为导向，对‘顶级期刊’所树立标准偏好的奉若神明，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晦涩难懂、虚空浮夸、啰嗦冗长的研究论文，并创造出一种推动‘理论发展’的幻觉、‘贡献管理新知’的假象。事实上，异化的管理学研究变得名不副实，自说自话，研究内容成果与管理实践的鸿沟越来越明显，管理学研究者装模作样地进行‘游戏规则’之内的‘重要’工作。”这里说的只是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危机和异化，事实上，如今“伪论文”泛滥现象绝不只是表现于管理学研究领域。全党全社会只有再次学习《反对党八股》，广泛深入持久地改造我们的文风，反对形式主义，才有望最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单位：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毛主席：「我想了十天十夜都想不明白，印度为什么要搞我们？」

想搞我们的想法都很荒谬

作者：胡懋仁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7

当年，在中国对印度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之前，印度不断对中国挑衅，同时也还在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中国一直采取忍让与克制的态度。然而，印度却不断得寸进尺，越发疯狂和嚣张。毛主席在下定决心要惩罚一下印度之前，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了十天十夜都想不明白，印度为什么要搞我们？

现在并未见记载，当时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来想这个问题的。这个十天十夜是实际真实的数字呢，还是只为了表达思考这个问题用了很久的时间呢？这个情况，今天的我们也无从知晓。当然，毛主席除了在思考印度的行为动机的同时，也还是在下要不要惩罚印度，进行一场有限的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心。

下这个决心，应该比起当年下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心，好像不那么困难一些。只是这个决心也不是太好下的。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与印度关系一直都不错。特别是在亚洲万隆会议之后，中印之间关系还是比较热乎的。可是为什么印度在中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时间，一定要跟中国对着干？一定要以侵占中国的领土来扩大印度的所谓利益？这可能就是毛主席要思考的诸多问题之一。

用毛主席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或者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看问题应该需要更具有全局的观念，在做出战争决策之前，一定不应该是轻率的。中国和印度在那个年代都不富裕，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如此，印度也应该如此。然而印度似乎偏偏不是这样来想问题的。尼赫鲁似乎认为，从中国那里拿到更多的领土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或许尼赫鲁也有在选举中的考虑吧？不过在那时的印度，能够对尼赫鲁所在的国大党构成挑战威胁的反对党似乎还没有出现。所以从所谓选举角度来考虑与中国动武，似乎理由并不充分。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与印度关系密切，这对提高印度在当时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帮助的。尼赫鲁难道不珍惜这种关系吗？或者在尼赫鲁看来，印度已经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了。印度在世界上的影响已经不需要中国来帮助与扶持了。所以印度不需要在乎中国的感受。

毛主席可能还会想到，经过抗美援朝一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被世界各国都有所了解了。印度应该也是很不禁的。那么在这样的信息掌握之后，还要下决心跟中国打上一仗，印度到底有多少胜算？尼赫鲁心里没有一点数吗？毛主席是不是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尼赫鲁是不这样看问题的。他认为，他的印度军队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度的有的兵团，在战争中的声望似乎还是不错的。印度军队的战斗经验也是很丰富的。

尼赫鲁还认为，当时中国已经与苏联闹掰了，在中印冲突当中，苏联一定不会支持中国。而美国一直跟中国是对立的，美国也表明了是要支持印度的。这就是如话剧《茶馆》的一句台词一样：“世界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这得是多有面子的事。当然，不光是面子，里子上也是只占便宜而不会吃亏的。

尼赫鲁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毛主席难道不了解尼赫鲁的小算盘吗？我想，毛主席肯定明白尼赫鲁的小算盘是怎么打的。只是毛主席不会在乎这一类的小算计。只是毛主席肯定会认为，如果印度一门心思要跟中国打一场战争，吃亏的只能是印度。如果印度明明知道他会吃亏，可是他还是要来打上这一仗，这是不是傻？这可能也是毛主席想不通的事情之一。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了，尼赫鲁黯淡下台。下台后，他明白了吗？他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上这一仗了吗？或许他还是能有那么一点明白，或许他到死也没明白过来。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今天的美国也是在变着法儿要整中国。美国自己想明白了吗？他现在拿出来的所有招数真的能把中国整垮吗？美国有一部分人肯定认为，凭着美国的实力，下这么大力气来整治中国，中国迟早也会垮掉。那么多年来，有那么多美国的所谓学者都在预言中国早晚会垮台。现在中国还没有垮台，是因为他们用力可能还不够。他们要加大这方面使用的力气，那中国肯定就扛不住了。这都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这些年来，美国想出了很多招数。前期是特朗普的贸易战，没见到什么效果，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被加的关税，90%都由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这对美国是个不小的损失。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不断派遣军舰和飞机来我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进行袭扰和威慑。管用了吗？好像没见到什么多大的效果。拜登上台后，赶紧拉帮结派，又是咋呼，又是威胁，也没有多大见效。后来又弄了个民主峰会，用意识形态来纠集更多的国家来为美国站队，似乎这一招也不灵。其间，还弄出来一个AUKUS，加强针对中国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同盟。这一招能管用吗？中国人民肯定地说，绝对是没有用的。

美国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瞎折腾。这些瞎折腾在美国看来，似乎壮大了不少的气势。然而，也就是看上去颇为唬人的声势而已，实际上的用处一点都没有。有人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美国肯定还会拿出更多的阴招损招，如果使出来，中国肯定吃不消。我们相信，美国是很有可能拿出更多的阴招和损招来的。但是如果那些招数真的有用，为什么美国不早点拿出来，美国还在等什么？至少这表明，美国即使再有什么阴招、损招、坏招，真正能拿得住中国的，现在似乎还真不多。当然，美国的招数，现在更多的都是损人不利己。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害怕美国。

美国确实依然很强，但美国今天的所谓之强，与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相比，已经差得很多了。七十年前，那个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穷而且疲惫。即使如此，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把美国侵略者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今天的中国蒸蒸日上，今天的美国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只是还能吃饭而已。老人还能吃，固然还不错。如果只是还能吃，又能如何？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四渡赤水出奇兵”！

“四渡赤水出奇兵”！这是既简洁又详实的沙盘推演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7

         【油画《四渡赤水》（孙向阳 作）】

这是编者所见，一个既简洁而又详实的沙盘推演，关于“四渡赤水”。你看完之后会惊为天人！记住！讲解人说的“李得胜大大”，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不过，“李得胜”——那已经是在1947年到1948年期间，为应对胡宗南率领30万国民党军对我西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毛主席决定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放弃延安城、转战陕北时，自己才使用的这个别名！用他老人家的话说，其意就是“中国人民理应得胜”，而且，这三个字的谐音是"离得胜"，意为"离开延安，取得胜利"。故而毛主席十分喜欢这个名字。讲解人将这个名字，用在遵义会议之后的1935年1月19日至3月22日，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诙谐解说中，也不为过。因为“四渡赤水”正是毛主席最得意的、我军战史上最光辉的机动灵活、出神入化、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运动战经典战例。

有如肖华将军诗曰：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感谢作者@沙盘上的战争 ，很用心。

（視頻從略）

（来源：昆仑策网【修订编发】，资料源自“沙盘上的战争”“新青年明德”）

它们为何“虚化”毛主席？

它们为何“虚化”毛主席？

作者：钱昌明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4

2月5日上午，访华的阿根廷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专程前往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以表达他对这位世界伟人的敬仰之情，这无疑是“头条新闻”。对这样重大新闻，当时的主流媒体居然俱无报道。及至两天后，民间自媒体博主发布了该视频，这才有了《环球时报》的一则报道。

外国领导人来华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这是重大新闻，作为各大媒体理应及时报道。它既是出于对外国领导人的礼遇与尊重；更是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与光荣——是对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如今却被自家媒体来了一个“虚化”，这究竟是为什么？

“虚化”者， 即“虚无”、“虚空”之义也。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人士的敬仰。

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消灭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毛主席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凡生活在新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不都沐浴着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实实在在地在享受着他的恩惠。今天，毛主席虽然已经离世，然仍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在照耀着我们。诚如《宪法》“序言”部分所述：

过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对这样的伟大人民领袖，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自然会永远怀念他、纪念他、学习他，而绝不会“虚化”他。客观历史也已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毛主席已谢世近半个世纪，神州大地的“毛泽东热”不仅未见冷却，反而是“越来越热”。

那么，为什么冷不丁地又会冒出一个“虚化”毛主席的怪事呢？看来，这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才能得到解释。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大好事，对资产阶级来说却是灾难。列宁说过：

“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修正主义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打入无产阶级内部的“第五纵队”，目的就是要从无产阶级内部来摧毁社会主义革命。其特点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跪着造反”——客观形势迫使他们不敢公然攻击，只能采用“虚化”手法。比如：

“虚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阶级已经消灭”，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鼓吹恢复私有制；等等。

“虚化”“丑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特别是“虚化”“丑化”列宁和斯大林。

“虚化”“丑化”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用各种不实之词栽赃、抹黑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时代（辛子陵之流甚至大搞造谣攻击）；大肆宣传毛主席犯有“严重错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功绩与毛主席分离开来；借口“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割裂开来；在发表各类文章、媒体报道、公开宣传和社会活动场合，有意回避毛主席名字，清除毛主席形象，甚至尽可能少提毛泽东思想；等等。

“虚化”种种，无一不体现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奈与反动。今天，中国共产党处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新时代。毛主席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虚化”毛主席，就是为了抵制革命、反对革命、告别革命——“虚化”毛主席，实质就是不肖子孙背叛革命。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毛泽东主席怎样写文章

毛泽东主席怎样写文章

作者：杨明伟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2

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主席是怎样写文章的呢？总体来看，毛泽东主席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主席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以问题为切入点

因矛盾而思考，由问题而切入。毛泽东主席写文章从来不是为写而写，一定是以问题为切入点，从问题意识开始下笔。以收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例，开头语即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沿着这个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实际举动进行生动而非呆板的分析，在文章结尾处给出明确的结论：哪些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哪些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哪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哪部分人“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并特别强调，“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主席的其他文章也大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

问题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问题”是从实际中来的，从调查研究中得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不断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道理。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写出的文章就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他认为瞎说“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因此他提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反复提醒人们，写文章前如果“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写出来”。

提出问题后，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大家在写文章或发表演说的时候，要“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赞赏这样的理论家：“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

——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既注重运用鲜活材料，又讲究观点鲜明。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一篇文章必须讲出一定的道理、有鲜明的观点，反对材料或现象罗列。他指出，既然问题提出来了，“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如果写文章或发言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对事物有分析”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

一篇文章要做到观点鲜明，就必须坚持真理。毛泽东主席认为，写文章或做演说，所阐述的问题，只要是反映科学的、真理的内容，就“决不怕人家驳”。他提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正因为共产党人坚持的是真理，所以要敢于亮出自己的鲜明观点。毛泽东主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里反映的就是毛泽东主席坚持真理的思想品格，也是他写文章的一贯风格。

观点鲜明的文章，一般都是精炼且言之有物的。毛泽东主席认为，文章应该“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并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断定写这样文章的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他甚至提出，“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明确观点、只会简单列举材料的文章的写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

——必须抛弃“党八股”

一篇文章在提出问题并亮明观点后，“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这是毛泽东主席写文章特别看重的。他认为，写文章和讲话一样，一定要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写出来的都是“党八股”式的文章，就会“害人不浅”。毛泽东主席比喻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更要看读者、看听众，“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主席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席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主席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主席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主席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总之，毛泽东主席说过：“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准确性”，针对的就是要能够准确抓住所提出和想解决的问题，把反映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问题提炼出来；“鲜明性”，针对的就是要有鲜明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概念、判断和推理上逻辑要清晰，态度要鲜明；“生动性”，针对的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要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吸引人去看。毛泽东主席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主席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主席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

又想到那个历史故事

又想到那个历史故事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2

写完《出路何在》一文后，心情仍久久不能平复。那个留下善良愿望的少年刘学州，那个认真画着假币又拿着假币去买面条的老人郑祖龙，不时地会窜出来，逼着你想些什么。

例如，对于政府来说，如何看待这样的个例事件？从这些个例事件中，我们的政府又能汲取什么教训？这些教训又该如何转化成我们社会治理的举措？

这样一想，就不由而然地想到了过去看过的那个故事。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出现了巨大困难。这些困难，是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停发八路军全部军饷、对延安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以及延安地区行政人员大量增加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资料显示，1940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不久各地普遍出现了断粮恐慌。为此，边区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

这样，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1担=50公斤）。这个征粮额度，比1940年的9万担，整整多出了一倍还多。这就大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巧的是，这年的6月，先后发生了三次雷击事件。第一次雷击，击中延川县来延安开会的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第二次雷击，发生在同一天，是一位农民的一头驴被雷击死；第三次雷击，是其后不久发生在清涧县，雷击造成农妇伍兰花在山上耕地的丈夫不幸身亡。雷击事件发生后，那位农民与人说：“老天爷不开眼，咋不劈死毛泽东呢？”伍兰花则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

中央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闻知后，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公开处理，武兰花报经边区高等法院审批后在清涧县枪毙，以一儆百，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主席在送他的《情况汇报》中得知了这件事，对社会调查部和保卫部门进行了批评，并指示立即进行调查，同时严厉地说，随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我们随便抓人，人家骂的就有道理。当晚，毛主席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又吩咐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武兰花带来见他。毛主席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伍兰花，在与她聊天拉家常中了解了伍兰花的家庭情况：她家共有6口人，70多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娃，大的才10岁多，小的不到3岁半，家里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分了5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两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了。

毛主席了解了情况，当即对钱益民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叫的大人物！”

毛主席从群众的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与中央领导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由边区政府调整了公粮比例，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有力地坚持了抗日战争。

这个故事不复杂，但反映的内涵却有着恒久的价值。

一方面，是社会管理者的站位。就是说，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有一个爱民的立场，要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因为，只有站到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才真正反映了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离开了这一立场，就会违背社会管理者的本质属性要求，就要出问题。这个故事正是，毛主席以人民为中心，看到的是伍兰花“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而有关部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到的是伍兰花影响社会稳定，是个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假如毛主席看不到那份《情况汇报》，不但伍兰花冤死了，而且边区政府的治理可能真就要出乱子。如此一件两件等等，共产党就要失信于民，被人民所抛弃。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地方为强拆而打死老百姓，一些执法者无视老百姓疾苦而致人非命，等等，都反映了一个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央一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更应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另一方面，是个别事件的普遍意义。从无数的社会现象看，普遍性的东西，总是先从个别事件中反映出来。作为领导者来说，就是要善于从个别事件中去看到普遍性的东西。这个故事中，雷击死人是个例事故，骂毛主席是极个别现象，但如果不问青红皂白，简单一抓了之，就堵塞了认识问题的途径，就会导致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我们说毛主席英明伟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从不二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善于从个别现象中把握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毛主席正是通过伍兰花这一个例事件，发现了边区人民群众负担过重的普遍问题，及时决策调整公粮额度，并实施一系列开源节流政策，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

新中国前30年，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人民群众都在一个个集体单位里，参与生产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都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维度里生活，社会基本是和谐的，即使是有矛盾，单位亦就随时解决了。但实行私有制以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集体组织解散，人员快速性流动，资本主导市场，人们的趋利目的强力发效，社会贫富差距大大拉开，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社会管理的背阴面随之大大增加，一个村一个胡同住着，由于各奔各的日子，只闻犬声，但无往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就更应注重个别社会事件背后所拖带的普遍性问题。这也是《出路何在》一文想告诉的，我们社会治理任务任重而道远的本意所在。正是这样，此文发出后，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反映出来你看到了，没反映出来你没看到的多了。” 多了，也不能麻木。任重而道远，需要的正是切切实实地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领导一定要明白，“你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就把你当仇人看。”尤其基层的领导，面对普通百姓，不需要说动听的词汇，也不需要光鲜的拍照，需要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个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医、养的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保障。真诚希望我们的政府管理者，要通过像刘学州、郑祖龙等这样的个例事件，去深刻反思我们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缺陷，不断改进我们的治理工作，真正地使人民群众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

赛福鼎忆初见毛主席和毛岸英

赛福鼎忆初见毛主席和毛岸英

作者：肖凡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2

     【1949年10月1日，赛福鼎（右二）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新华社发】

赛福鼎·艾则孜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15年他出生于新疆一个著名的爱国实业者家庭。青少年时代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5年，他为追求真理，赴苏联留学，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熏陶，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赛福鼎后来回忆：

“开始，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毛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还听到有关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量神奇的传说，他们早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亲眼看看‘东方的列宁’，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1949年9月15日，赛福鼎一行到达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9月17日晚，赛福鼎等应邀在中南海看京戏时，毛主席专门到他的座位看望了他。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毛主席见他站在城楼检阅台一侧，便把他拉到中间第二排站在董必武与林伯渠之间，离他仅两米距离。10月22日，他向毛主席递呈了10月15日动笔写的要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毛主席于23日批准。赛福鼎晚年感慨地说：

“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主席是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给赛福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1950年夏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期间，应邀到毛主席家做客。

在毛主席家的客厅，毛主席同他谈起了新疆。

毛主席说：

“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它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保卫了我们国家的边疆，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还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县人，但祖籍是新疆，是明代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去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的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当毛主席讲到解放前的新疆时，心情沉重地说：

“但因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

接着毛主席充满信心地说：

“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赛福鼎晚年回忆：

“毛主席的话，使我既惊奇，又激动，更使我钦佩。使我惊奇的是，他对新疆的历史，维吾尔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那样的熟悉和了解；使我激动的是，他根据大量史实，讲了许多赞扬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话，使我增添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使我钦佩的是，他把新疆各族人民看作是骨肉同胞，看作是自己的父老兄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情怀。他那一颗金子般的爱心比海洋都宽阔。这怎么不使人钦佩呢。”

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的家人都到了。其中包括毛岸英、毛岸青和毛远新。

毛主席介绍说：“这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接着。毛主席指着毛岸英对赛福鼎说：“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

这立刻引起了赛福鼎的兴趣，因为他也在苏联留过学。赛福鼎用俄语和毛岸英交谈，询问毛岸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对苏联的印象等等。赛福鼎注意到，在他们对话时，毛主席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毛主席问赛福鼎：“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

赛福鼎答道：“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

毛主席对毛岸英说：“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说完，毛主席看了赛福鼎一眼，继续对毛岸英说：“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

赛福鼎热情地对毛岸英说：“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岸英急切地问赛福鼎：“你什么时间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赛福鼎想当场答应，但他还想听听毛主席的意见。他用祈望的眼神看着毛主席，希望毛主席答应。这时，毛主席有所安排地说：“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完，毛主席的视线移向毛远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显得有些悲哀。他说：“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

赛福鼎说：“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为了改变一下气氛，毛主席问毛岸英：“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是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毛岸英考虑了片刻，用没有把握的口气回答：“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

毛主席又问毛远新。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摇摇头，表示答不上。毛主席说：“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16%，最高可达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赛福鼎急忙用佩服的口气回答：“对，对！”

赛福鼎晚年回忆：

“这天在毛主席家里，我既是客人，又是学生。毛主席给我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而且这一课是在非常轻松的谈话中进行的。除此，我还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完全可以和列宁齐名。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平时对孩子们要求严。为了防止孩子们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他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们上学，尽量让孩子们住校多和同学一起生活，树立集体观念。孩子们回家来，一般不让孩子和自己同桌吃饭，而让孩子们去食堂和工作人员一起吃。这天他特意让毛岸英等人同桌吃饭，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气氛，也是为了让我和孩子们互相认识、熟悉。这一点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和孩子一起吃饭，本是平常事，没有想到毛主席从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样的高度去看待这极平常的事。他的心只装着人民。实际上，毛主席这样做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疼爱。”

1990年毛主席诞辰97周年那天，赛福鼎怀着无限思念和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当看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着毛主席纪念堂鱼贯而行的情景时，赛福鼎的心得到极大的慰藉。进入纪念堂，看到毛主席安祥地仰卧在翠柏和鲜花丛中，赛福鼎的眼湿润了，深深地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1993年是毛主席百年诞辰。赛福鼎发表了纪念文章。文中写道：

“毛主席在自己的一生中，做出了在我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系列壮举，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他家有六位亲人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他的大弟弟毛泽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

“毛主席的一生，是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战斗不息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国各族人民，他呕心沥血，操劳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有了他，中国人民才能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是最公正的，17年后，人民仍以感激的心情思念毛主席，是非常自然的了。

“由于有毛主席亲自掌舵，新疆这条航船躲过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暗礁，顺利地向着彼岸既定的目标航行。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新疆各族人民，他将一颗伟大的爱心无私地奉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有如此伟大的情怀。由于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正如他所希望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了，在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人民没有忘记是毛主席、共产党使他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使他们过上了甜蜜的生活。甜蜜用一切美好的言词和超出人们想象的举动，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新疆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让天下的森林都变成笔，让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墨，让天下的人都变成诗人，也写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作者：吕臻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10

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毛泽东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包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在内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和策略：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重要论断是怎样提出的呢？这要从1948年前后毛泽东主席领导纠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错误偏向的历史实践谈起。当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规模胜利的道路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后在1947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上作出判断：中国革命抵达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同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适应新的阶段特点的一系列具体部署。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喜中有忧的一个问题，是土改等工作中存在“左”的错误偏向，比较突出的，例如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乱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论；排斥打击“三三制”中的党外人士，个别地区土改打击面高达两成。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把清算恶霸地主的斗争方式带进城，违反工商业政策等情况。对这些问题处理得是否得当，关系着胜利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对土改等工作中“左”的偏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并从政治高度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十二月会议”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提出反“左”和反右必须结合起来看待。为什么要这样？毛泽东主席1948年1月对陈毅谈道：今天反“左”，与过去土地会议反右，要合起来看，不能对立起来看……以免反“左”泼了冷水，又恢复了右。再者，当时出现错误问题有客观原因，“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当时的情况，就是陈毅所说的，“现在，反倾向是必须的，但反倾向就又出乱子，问题是如何又反了倾向，又不出乱子。”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随后选择从党的政策和策略层面切入问题进而全面检讨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既纠正了错误问题，又最大程度团结了同志、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主席强调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来纠正各类错误问题和推进革命事业。他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他指出：解放战争向前推进靠军事和政策两个方面，“政策对，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脚，能扩大军事胜利效果。”

　　

从具体政策和策略到总路线和总政策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抵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这是他们转战陕北最后一个落脚点，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落脚点，在这里驻留4个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除紧张指挥全国战场，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调查研究土改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完善具体政策和策略上。

　　

以当时有着较广泛影响的侵犯中农利益问题为例，有两种情况最为突出：一是抬高错划成分，把中农划为富农；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方针错误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针对第一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起草这个文件的意义，毛泽东主席强调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从“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六个方面深入剖析问题并提出正确方针。这个报告经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土改工作正式指导文件下发全党。针对第二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分情况采取不同土改策略，尽量采取抽补方式分配土地，缩小运动波及面。1948年2月3日，毛泽东主席提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随后进一步予以细化，形成一整套策略方案。中共中央最终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中设置三项条件，要求所有条件都具备的地区，才可划入当年土改的范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地区分情况有步骤开展土改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安排，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大规模平分土地的行为相应被叫停了。毛泽东主席还精心选择在报纸上发表了崞县(如何平分土地)、平山县(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绥德县(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三个土改典型案例材料。

　　

有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的准备，党的工作就牢牢掌握了主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进一步提出还必须从全局高度看问题，因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在概括总结土改工作的政策策略要点的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关于总路线提出的重大意义，毛泽东主席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他形象地比喻说：“我曾经两次过黄河，一次是1936年红军东征，一次就是这次。过黄河你们注意了吗？黄河上掌舵的老艄工，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中，眼睛总是注视着对岸，遥望远方，端正航向，把舵掌稳当。如果老艄工只看脚下的浪花，就会手忙脚乱，把船弄翻。”

　

一个重要论断的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948年3月1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央工委对土改等工作进行深入检讨的会议情况，表示“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又有中央许多文件发表，今后运动可能纳入正轨，各中央局的领导方式亦可能改善。”

　　

3月20日是毛泽东主席在杨家沟度过的最后一天。当天他首先给刘少奇复电：“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动身前毛泽东主席决定对前段工作作个暂时的了结，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

　　

通报涉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首节内容着重回顾了前段纠“左”的经过：“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通报接着列举事实，指出“现在的‘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并对纠“左”效果作出积极评价：“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同时强调“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

　　

经过以上铺垫，毛泽东主席在段落末尾直指问题实质：“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这样，毛泽东主席就在动身离开陕北的头一天，把他找到的纠正“左”、右错误偏向的可靠落脚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重要论断，向全党彻底阐明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的提出，对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起到重要作用。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回顾说：对于这次纠“左”，毛主席在方法上很谨慎，但态度很坚决，尤其对高级干部抓得很紧。回顾起来，他亲自掌握的这次纠“左”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把纠正错误倾向与充实党的土改政策结合在一起，重点放在制订具体的政策策略上；第二，中央提出的政策在贯彻之前，先征求各地同志的意见，经过几上几下才形成正式决定。由于毛主席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有效的措施，一度在基层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左”的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得到纠正。这不仅对土地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党不久将实行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也具有重要意义。

　　

有了对政策策略问题本身更深一步的认识，全党下一步工作就更有针对性了。中共中央决定大大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政策策略教育宣传，狠抓贯彻落实环节，并决定组建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重要政策的研究制订。历史的发展不断印证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光辉论断的正确性。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无感慨地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辉煌胜利之际，毛泽东主席却把1948年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把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视为“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是富于启迪的。正如他接着所指出的：“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北京日报》2021年09月15日）

那年春节，毛主席持枪冲锋，打赢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那年春节毛主席持枪冲锋，打赢了「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作者：刘继兴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2-04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这两个论断，都提及了一个字：“枪”。但毛主席本人很少用枪，直到今天我们也从未见到过他佩枪的图片。

毛主席真正像军人那样挎枪，只有一次。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了。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

5月4日，在井冈山砻市广场上，隆重地召开了井冈山会师暨红四军成立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的毛主席，挎了一把盒子枪，对朱德幽默地说：“背着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曾参加过井冈山会师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后来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主席背过枪。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主席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还曾持枪在战场上冲锋过。而且，那一天，还是春节。

1928年10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2月，蒋介石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来势汹汹。

此前，蒋介石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四次“进剿”与两次“会剿”。

由于前四次“进剿”、前两次“会剿”均失败了，蒋介石更换何键为“剿共”总指挥，主持第三次“会剿”。何键是国民党将领中“反共”最坚决也最卖力的一个，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在何键的指挥下，湘赣敌军集中6个旅18个团共3万兵力，分5路“会剿”井冈山。

而井冈山上的红军只有4个团，敌我力量的对比很悬殊。如果与敌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极为艰难，特别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上山后，更是捉襟见肘，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

如何破解蒋介石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呢？毛主席想出一个法子——出兵赣南，“围魏救赵”。

1929年1月4号，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开了三天，毛主席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说，赣东北有方志敏开辟的根据地；赣西有黄公略部在打游击，赣北又有黄麻起义部队形成的割据局面。而红军只要夺取赣南，就能和东、西、 北的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配合起来。如果留一部分人守井冈山，另一部分人打出去，绕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就会使何键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这样，不仅可解井冈山之围，又可乘机发展赣南根据地。

毛主席的这个“围魏救赵”策略，得到朱德、彭德怀、陈毅的一致赞同。会议形成了这样的决策：红四军主力出击赣面，转战敌后，以解井冈山之围，红五军与红四军第32团坚守井冈山。

1月14日，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及红28团、31团和特务营大约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向赣南出发。

谁知，他们从井冈山茨坪开向赣南的当天，敌人就发现了红四军主力的行踪。何健急令重兵截击和追击，红四军主力沿途五战皆告失利。红四军独立营营长张威、红31团营长周舫、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相继牺牲，军参谋长袁文才和前委秘书长刘辉霄等人不辞而别。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愁云笼罩。

当初下山时3600人的队伍，经数次战斗后锐减至1000多人。一路追击的国民党赣军第15旅则有2个团3000多人马，且沿途都有保安团、挨户团的接济供应，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

我军由于远离根据地，沿途没有群众基础，晚饭困难。指战员们早已断炊，伤病员剧增，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弹药损耗殆尽，又无缴获补充。毛主席后来曾谈及这段时期，说：“是为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2月9日，是这一年的除夕之夜，红四军刚到江西的瑞金，赣军第15旅旅长刘士毅率部便尾随而至，大兵压境。

当晚，红四军便召开了前委会，由毛主席拍板，决定在大柏地布下口袋阵，将尾追之敌一网打尽。

大柏地在瑞金县城北边的30公里，素有“瑞金北大门”之称。这里山高沟深，地势险要，利于打伏击战。

毛主席亲自排兵布阵，林彪率领的红28团和朱云卿率领的红31团，预先埋伏在大柏地以南十华里外的麻子坳两侧的山上，静待刘士毅的追兵。

第二天，也就是2月10号，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一，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下午2点，战斗在绵绵阴雨中打响了。刘士毅部第15旅的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交界处的附近，与红四军28团2营营长萧克率领的诱敌部队接上了火。

诱敌深入，是我军的拿手好戏。萧克率领2营且战且走，佯装败退，有意将来犯之敌引入大柏地布下的口袋阵。

最终，刘士毅所部全部钻进了红四军的伏击圈，成了瓮中之鳖。

由于敌众我寡，我方领导也全部上阵。红四军军长朱德亲自带队冲在前头，毛主席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去。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战场上持枪冲锋。

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才结束，刘士毅第15旅29团和30团被全歼，红军俘敌800多人，缴枪800余支。

我军大胜！

大柏地一战，彻底扭转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一个多月来的失败情绪，愁云惨雾为之一扫，重振了红四军的雄风。陈毅于当年9月在向中央提供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盛赞了这场战斗：“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了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此战是我军初创时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也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用兵之神！

为此后红军乘胜出击、发展壮大积累了实战经验。随之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了。

有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才有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顺利开辟。

4年后的1933年6月，毛主席从宁都开完中央局会议、返回瑞金途经大柏地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地写下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一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回过头来看毛主席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前所确定的“围魏救赵”策略，确实很高明。彭德怀守卫井冈山打得很英勇，多次退敌。1月26日，何健的“会剿”军以优势兵力对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猛攻，坚守井冈山的军民激战4个昼夜，到了30日，黄洋界、八面山相继失守，井冈山根据地被敌占领。

为了保存力量，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突围，前往赣南寻找红4军主力。红4军第32团和红5军一部转入深山开展游击，继续坚持斗争。

不久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又打回井冈山，于信丰消灭了当地土豪李世连和萧家璧的“靖卫团”，在不到10日的时间里，重新占领了井冈山，与红四军、红五军留守部队会师，何键指挥的第三次“会剿”遂告破产。

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世人莫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