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谈晚年毛主席：「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

英国首相谈晚年毛主席：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

2020-07-27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

 

【“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高层领导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主席的功绩。’”

 

“正因为取得了以上这些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才得以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老的中国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毛主席的晚年是他一生中外事活动最为繁忙的时期。毛主席的警卫队队长陈长江回忆道：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主席。”】

 

希思：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

 

在英国政要中，希思算得上是新中国发展的见证人。在他1970年至1974年担任英国首相期间，中国和英国于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一直为自己在推进英中两国关系发展上发挥的作用而感到自豪。

 

晚年的时候，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谈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中英关系发展的过程。与中国升格外交关系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决定。英国虽然是西方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但从1954年6月17日建交到1972年3月13日之前，一直是低水平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在考虑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总是采取遏制和围堵的办法，而应当与中国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交往，鼓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当时冷战阴影下，这样的想法还不能贸然提出。担任保守党领袖以后，便开始与政界要人、与欧共体伙伴进行磋商。1970年，保守党获得大选胜利，希思入主唐宁街担任英国首相，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事情排上了英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希思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

 

【英国没有理由不与中国全面建交。】

 

令希思先生感到欣慰的是：

 

【“当时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意见高度一致。我们决定推动英中关系全面发展。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表示赞同。”】

 

希思的想法也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谋而合。在英国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日本和德国也相继与中国建交。

 

自1974年5月首次访华直到他2015年7月去世，希思一共访问了中国26次。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与毛主席的两次会面。在希思眼里，毛主席作为中国的开国领袖，统一了一个拥有好几亿人口的中国，并带领中国人民搞经济建设，功不可没。希思曾用外交界很少见的词“激动”来形容他与毛主席的第一次会面。他说：

 

【“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他本人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与随行人员。

 

希思原计划是他以首相的身份于1974年1月访华，这样就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访华的英国首相。但同年2月的英国大选使他推迟了行程，而大选的失利又使他成为了前首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并未改变对他的邀请。于是，希思在下野两个多月后开始了他的访华之行。

 

1974年，

 

【5月24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5月20日夜报送的关于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的报告。周恩来说：希思今晚抵京，在京留三天，已多次提出请主席接见。（《年谱》第533页）】

 

希思在这次会见时感到“激动”，可以从见面时开始的对话中看出来。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希思。一见面相互问好后，希思对毛主席说：

 

【“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然后又说：

 

【“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想不到接下来毛主席问周恩来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答道：

 

【“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主席说：

 

【“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立刻回答：

 

【“走的时候加。”】

 

担任记录的王海容说：

 

【“不怕得罪威尔逊（即时任首相---引者注）啊？”】

 

毛主席说：

 

【“不怕！”】

 

然后面向希思：

 

【“我是投你的票的！”】

 

一位前首相能够得到同在任首相一样的待遇，能不感到激动吗？希思听到后高兴地笑起来，并不住地点头，会谈从一开始就洋溢着十分友好的气氛。

 

 

◆毛主席与希思相谈甚欢。

 

这个细节除了说明毛主席对那些有功于两国友好的国际上的“老朋友”的重视外，还显露了毛主席的一个战略期待：

 

【希望欧洲能够早日团结起来，成为世界格局中有分量的一极。这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改善。】

 

希思在执政期间推动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这不但被英国朝野认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构想。因此，在这次会见中，毛主席对希思说：

 

【“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在1975年8月的第二次访华中，希思先到了西部，然后到了南方，最后是东海岸。8月21日，毛主席再次会见了希思。希思同毛主席谈及两次访华期间中国经济形势的改善、社会状况的进步。毛主席感慨地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只是时间太少。毛主席还说：

 

【“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你一定不要全相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中国现在还很穷，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需要三十、四十、五十年，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参见《年谱》第609页）】

 

在希思的回忆录中，有大量的内容记录了他与毛主席会见，展现了毛主席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从我同他进行的两次长谈中，我感到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和与我进行讨论或谈判的许多世界性人物不同，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

 

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提出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我问他一个不想谈及的问题，他就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不想谈。当我们在某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就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进去。关于我们讨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世界事物的各个方面以及同我们两国中的一国有关的问题---我觉得他都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同事们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地坐在桌边，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

 

不仅如此，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那种领导人同外宾会谈记录拿来传阅的制度，是我在各地遇到过的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最新情况。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20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希思在2005年7月17日逝世后，赢得众多英国政要的高度赞扬，连他的头号政敌撒切尔夫人都说：他是真正的“政治巨人”。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作者：胡懋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当前，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对毛主席的认可程度在一天天增高。为了顺应这样的趋势，有必要再度大力推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传播。

从六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大地上确实兴起了一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股热潮是从解放军那里开始的。今天回顾起来看，当时负责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促成学习毛主席著作方面还是有贡献的。尽管后来林彪走到了另外的一面，但那是后来发生的变化，并不能确定六十年代的林彪就是隐藏了多年的七十年代初的林彪。

当然，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如此广大的活动中，出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是难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民削弱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效果。但今天总的来看，这场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从理论上更为深刻地去了解毛主席，了解毛泽东思想。

在这样一个时段里，即使大多数人并不是系统地地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即使大多数人更多地是在读毛主席的语录，但毕竟这种潜移默化，这种一点一滴的润泽还是给大多数人在认识毛泽东思想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

现在七十岁左右年龄的人们，在看到当今的一些现象时，在遇到当前的一些问题时，总会有意无意地想起毛主席语录里有哪一条是针对这类情况而说出来的。比如，在看待台独势力作妖的时候，人们就是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就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对于台独势力，不要试图去用舆论影响它，更不要指望用什么怀柔政策去感化它。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就是用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只能用扫帚把它打扫干净，才是正理。

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阅读毛主席的著作，但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当然，今天的青年人中，没有文革的包袱，所以接受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太多的负担。只要鼓励他们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会产生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一定会愿意去阅读毛主席的著作。

不过，在大力推行今天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之前，必须对近几十年来，那股“反毛”、“非毛”的错误倾向进行彻底的清算。这种错误的思潮，有意混淆是非，有意诬蔑诽谤，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这种恶果不加以彻底的清除，后患无穷。目前在网上，仍然还可以看到这种“反毛”与“非毛”的言论。虽然可能那种大规模的攻击诬蔑不太常见了，但就是这种零敲碎打式的言论，也是必须要根除的。在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这种诬蔑和诽谤容忍得太久了，再这样纵容下去，肯定会更麻烦。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现实的问题来加以引导，可能会更便于引发人们学习的兴趣。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蓝图很早就已经确定了。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点击查看：1962年中印战争中林彪有多狠？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之后所撰写的。这其中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有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写的笔记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天也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表现。而毛主席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总思路，在今天的工作中也仍然会是有效的。

还有一类著作，与今天的现实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就是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与讲话。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期的几个重要讲话：《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还有后来的《学习和时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部，叫“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其中特别讲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三个显著区别，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本质的体现。还有毛主席在党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强调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在今后长期奋斗过程中必须永远具备的一种精神。

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所做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在党建方面所做出的大量论述，和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路基本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我们今天重温毛主席当年的论述，既会感到特别熟悉，也会感到特别亲切。在很多问题上，毛主席的论述就是一语中的。

当然，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都是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珍宝。《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都有非常丰富的理论与思想。今天读起来，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告诉我们毛主席当年是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反对本本主义》表达出怎样的反对教条主义严重危害的愤怒和抗议。《反对自由主义》反映出对党内一些庸俗作风的揭露与批评。而这些东西都会伤害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原子弹是纸老虎。后来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今天，在美国对中国施加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不仅让我们能进一步看清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提高我们战胜这个老对手的信心，而且也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对我们最终取得斗争的胜利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疏忽得有点太久了。这是抱着金碗讨饭吃。这样的做法太愚蠢，也太不应该了。在面临百年变革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好好把我们党的这个法宝好好地用起来，让毛泽东思想发挥出她本来就应有的巨大能量来。

什么是毛泽东时代？

什么是毛泽东时代？22条答案道明真相！

2020-07-20

 

一个人亲身的经历当然不会忘，一个生活在普通工人家庭旧社会穷苦的家庭的人当然要说心中的真话，一个从青少年就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人更希望国家发达党的兴旺。

 

为什么今日中国亿万百姓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会讲出事实真相。我是一个经历了1949年建国至今历史的老同志，和解放前比毛泽东时代生活的温暖幸福永世难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亿万劳动人民年年思念毛主席，思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思念劳动人民当家的时代。

 

那时候毛主席领导的政治体制党的方针和社会管理体制，绝大多数的年月都是正确地受到当时八亿人民百分之九十八的民众的完全拥护，许多决策是受到亿万人民赞美和欢呼的。

 

1 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及政府政策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把一个连铁钉煤油都需要进口的穷国，建成了重工业高速发展，能生产飞机轮船卫星原子弹的强大的国家。那时关于人民生活工作的各方面政策都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医疗、教育、工作就业等政策都受群众巨大欢迎的。绝没有为钱欺负百姓的行业部门，绝没有欺负百姓的霸王条款，你借给他个胆他也不敢占公开占民众的利益，因为人民是国家主人。

 

2 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时代党员干部最廉洁，两袖清风，你给干部送瓶酒都不收，干部给群众办完事连顿家常便饭都不吃。全国上下百万官员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只想为党为民，从不想贪，入党为公。那时党员干部只会热情为基层为群众服务，而绝没有对基层对企业对百姓吃拿卡要的问题。五十年代，我回农村辽西老家看见解放军团长和警卫员天天早晨给贫农我爷爷家挑水扫院子。那时的团长可是革命功臣呀。那时官员如果有一点小贪wu就会大会小会不断检讨，受党内处分降职降薪，还在大家面前羞愧难当，全家人都抬不起头来。

 

3 毛泽东时代的党员干部都以国家、人民利益、党性原则为根本，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干部人人认为首先国家富了个人家庭才能富裕幸福，大河满了小河才不干。党员干部人人私心很少，大多数吃苦耐劳，享受在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干部。那时党员干部几乎个个入党动机是为党为民，立场坚定，是非面前态度鲜明。坏的思想作风很少见。在危机时刻在困难面前在国家和民众利益受到严重危害时，首先冲在前的肯定是共产党员。所以有雷锋、欧阳海、王杰、焦裕禄、老孟泰、王进喜、尉凤英等等太多的共产党员的英雄模范。

 

4 毛泽东时代党员干部有了私心也不敢腐败。三五反、反右、整风、四清，每隔四五年就来一次政治教育活动，发动广大群众检举揭发，事事都能查清。中央路线好，基层单位党委党支部战斗力强，个人想腐败难上难。如果贪了一万圆就会象天津市地委刘青山张子善一样被枪毙。无产阶级专政象钢铁长城一样牢固，几十年也无一个党内腐败分子漏网。

 

5 毛泽东时代工农兵亿万劳动人民欢天喜地当家作主人，政治地位高，没有人敢压迫剥削敢欺压。也没有一个敢剥削别人的组织部门。基层民众人人都自觉的维护国家集体利益，监督坏人坏事。那个时代美蒋台湾派个te务进大陆都很困难，很难不被抓。亿万人民听毛主席的话人人觉悟高，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欺诈骗人不劳而获腐朽的思想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会受到身边人的指责受批判，绝没有市场。干坏事的人想找一个合伙人都十分困难，他一说出口就会被别人告发。

 

6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涨工资分住房都让给困难的群众，可吃苦危险的事抢在前。党员干部在民众中的威信很高，做事令人信服，威望令人羡慕。党员干部绝不许个人捞钱财，党员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带领群众努力奋斗大家共同幸福致富，绝不允许丢弃一个身边的贫苦群众。困难的工农群众年年月月都会有人帮。

 

7 毛泽东时代由于没有一个暴利强行式的资本家，没有一个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的雇工劳动部门企业，七亿人没有一个劳动者深受剥削压迫。人人都凭双手劳动愉快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被欠劳动工资不给。如果雇主对雇工干完活不给钱，他一怕被公安局带走，二怕被群众大会评理批判，三怕取缔商业资格，四怕被批后家人孩子抬不起头来。对危险的活有毒的活如果雇工不想干那么雇主就绝不敢让他去干活。无论有钱人和没钱人都是平等的人，无人敢欺负你。政府相关部门和周边群众即使不认识你，只要你有理就会给你撑腰杆子。那年代有一个政府公认万民公认的法，那就是保证公平保证合理，坚决不让百姓吃亏不让国家吃亏，保证群众公认的公平圆满的解决问题。那年代工农大众真是国家的主人。千年至今当了一回家。

 

8 毛泽东时代决定权力的人大政协代表多数是工农兵劳动模范先进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毛泽东为人民利益谋事谋国策。地方政府基层党组织会心明眼亮，把真正的劳动模范做出很多成绩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的、思想和行为都好的先进分子选拔为各级代表为民为国办大事，他们会为基层贫民百姓为国家制定好的法律法规。几乎数年全国各级的代表都无一人因为贪污犯罪被取缔资格。

 

9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体系方针除了文革时偏左外，在大多数时期小学中学大学是几近完全的义务教育，家家都养四五个孩子念书并不费力，学校收费极少，生活并无负担过重。人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孩子们长大毕生后也甘心情愿地为国为民为党效力。那时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政策好，教师责任心强，全国人民感谢党。学生长大后既有知识有道德又爱国，许多人都是后来国家的优秀人材。

 

10 毛泽东时代的医生不为钱不骗人，真正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那时找不出坏医生和假药。那时医生不收红包认真负责治病救人，绝没有医患矛盾，普通老百姓看病花钱少不发愁。文革时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老爷部不为农民服务，推广了少花钱多办事的赤脚医生制度。国家年年不断提高亿万人民的健康水平。毛主席十分重视人民健康，百姓解决了血吸虫病传播的新闻使老人家夜不能寐。

 

11 毛泽东时代公安司法部门绝对公平合理，当事人中无一人有怨言，彻底改变了黑暗的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坏风气。在五六十年代每一个人民警察都是光荣的，他会帮助每个群众解决困难，受到人民群众的万分信任。人民相信警察就如同相信政府一样，相信一定会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百万城市也无一起不公事件。有了危急时看见警察就同看见救星一样。人民警察几乎个个称职，威望极高。

 

12 毛泽东时代全国找不到一个赌场，全国找不到一个妓院，全国找不到一个吸毒贩毒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和亿万人民监督消灭了资产阶级一切丑恶。国家打击坏人坏事的体制非常合理严格完善。亿万人民的抵制觉悟程度非常高，因为亿万人民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即使有了这种坏思想的人都会遭到周围人的臭骂。全国无论是当官的还是有钱的商人从来没有也不敢有一个人取二奶，否则万人的谴责、百人的批判、监牢的拘禁使你无法生活。那时不合情理的离婚都被严厉制止，百万人口中都找不出几对离婚的，那时人人都有做人的道德、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应负的义务。在毛时代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十分高尚盛行，祖国遍地开花。

 

13 毛泽东时代每个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及社会的周围环境都是纯洁进步的，绝没有恶劣的歪门邪道的外来影响。就连个人过分追求享受都会遭到周围多人的劝阻批评和白眼相待。革命的电影，进步的书籍，爱党爱国的歌曲天天都在教育人们。在坚强有力党支部领导下的工厂乡村学校，使工作单位充满进步气氛。社会上也绝没有一个乌七八糟的活动场所，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影响都是革命的进步的。如果一个人有了坏的思念，想偷偷摸摸的去赌博、去吸毒、去p娼，即使寻找一个月也找不出一个机会一个场地。如果有人敢抢劫砍人放火犯罪，他要被严厉判刑老老实实的改造，出狱后也是半生被人人监督不许乱走乱说乱动的重点控制对象，要经常向治安领导汇报近期思想和表现，每逢过年过节或来大的领导外宾治安人员就会警告你或监控你，你的家人常年见人抬不起头来还有监督你的任务。尤其是经历了本单位群众批斗大会，你平时生活身边的人们群起口号高呼不断，弯腰长时间交代罪行，指责你、愤怒你的罪行后果、不断控诉你，反复让你认识交待，那时你腿肚子都转筋，悔之晚矣。犯罪分子对一次犯罪的后果都肠子悔青了那还敢有第二次走歪路的想法。所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全国的犯罪率极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蔚然成风。

 

14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任命考察组织路线，是用无产阶级标准衡量的，是一贯的。几乎无一例买官卖官，即使个别有，过了三五年来了政治运动也会被揪出来。买官卖官的人都要一生倒霉。那个时代入党提干的人都懂得：要入党当官就必须靠自己奋斗，靠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靠党性原则，靠工作勤奋努力，靠在群众中威望提高，靠自觉的改变缺点，靠对党组织真心交心，靠努力学习政治理论，靠经受组织长期考验一心跟党走的毅力，靠经得起反复细致的多次组织考查。党委班子准备提拔干部前就派高觉悟的组织人员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他身边的党员和群众的反映意见。然后党委班子初步讨论通过人选后，既要经过党内同意又要经过征求党外群众意见同意，最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再任命公布。如有一人提出意见都要认真调查核实。所以那时的党员绝大多数都是觉悟高的好党员。那时任命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公平的合格的，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入党提干都是群众真心拥护的。毛泽东时代考察干部业绩首先要看政治原则立场，看真心为群众服务，看工作能力业绩，看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表现，看党风艰苦奋斗，看群众反映拥护情况，看干部自身的进步情况。所以市、区县、工厂大队学校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人民拥护的信任的，真心关怀群众为党办实事的。如果干部不称职群众有意见，不出一年就会被调离岗位。毛泽东时代不但地方干部官小不敢明瞎批示暗捞好处，就连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身边的高官也绝不敢利用职权发财。

 

15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真是鱼水关系，非常亲密，亲情浓厚。我记得有一年没有工作的母亲突然重病在床，当天晚上父亲工厂的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首先来到我家问长问短，告诉父亲明天写个20元的困难补助。天黑后厂主任刚忙完工作就到我家看望。党对群众好，群众就感恩。那一年父亲日日月月常常加班到半夜，累了也高兴，只为年底得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这样的事极为普遍到处都有。那个年代中央政策传达到基层群众，工厂农村单位有大事都由群众讨论大家协商然后去做。党员带头群众干劲大，干活真是热火朝天抢着干。爱国家爱单位胜似自己家。

 

16 毛泽东时代政治理论学习文化宣传教育，是爱国的，爱党为民的，勤劳善良的。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常年累月坚持革命理论学习从不间断。天天讲革命、讲党性、讲道德、讲纪律、讲优良传统、讲近代历史。革命进步的宣传始终不断到处都是，全国民众深受影响深得人心。那时没有电视，但各地报纸的话就代表共产党，从不欺骗人民群众。绝没有一条假新闻报道，绝没有一个骗人的广告，绝没有歌星美女吹捧上天的颂词，绝没有赞美西方制度赞美百怪自由的言词，绝没有金钱万能的煽动。报纸杂志电台真是党和人民的口舌工具，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是有相当高水平的人。把持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有较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深深知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亿万劳动人民急需的精神食粮。深深知道哪些是必须抛弃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披在它们外表的花衣。在这种巨大的处处都有的强大无比威力的无产阶级宣传教育下，各地党组织领导下，所有的亿万人民人人都变得进步了、爱国了、守法了、诚实可信了，愿意为自己生活也同时为国家尽一份心出一份力了，愿意为社会创造点财富而绝不坐享其成。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是顶天立地的光明磊落的人。

 

17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安定、团结温暖和睦是极好的，是在全世界数第一的。七亿人的大国做到这一点是极难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政策体制必然结果。1963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学习活动蔚然成风，各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我记得1965年我家住在百万大城市中一个普通工人的平房里，晚上我对母亲说家里房门没有插上，可母亲说不用插门，现在社会没有小偷不用担心。那个年代家庭安全，社会安全，工作安全，交通安全。那时全国都没有一个丢小孩子的。那时个人钱包丢了都不怕，只要到活动地点派出所一问就会找回来。在党的教育下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坚定信念：靠自己劳动所得生活，他人财物决不拿。那个年代钱不好使，而是无产阶级思想大普及大胜利的时代。那个年代亿万人群人人被关心，人人被教育，人人被领导，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公德也时时被周围人监视。守法人群正义光荣立场坚定与违法人水火不容，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凶猛有力让违法人身败名裂毫不手软。毛泽东时代从建国到76年社会犯罪率极低，社会非常稳定。

 

18 共产党是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的，靠亿万人民取得胜利建国执政的。陈毅说过淮海战役是百万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待人民群众的事例十分感人。关心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办事依靠人民群众是我党一惯的光荣传统作风。毛泽东时代我党所有的政治经济重大政策活动，都发动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都取得了巨大成果。毛泽东时代是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要的是实际效果，不走面上虚假形式。而绝没有后来多年层层虚假报表上下互相欺骗的问题。那时大多数党员干部对待群众如同对待亲人一样亲近，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群众困苦党员干部心理难受，群众高兴党员干部才高兴。那时干部的经济收入水平与群众差距不大，人民群众没意见。那时整个社会极少有不公事，即使群众有了意见基层单位党组织就会公平公开的立即解决问题。全国基层百姓几乎所有的反映的问题都能给予解决处理。所以各地极少有上f的人。

 

19 两个时代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情心态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时代由于党的教育，人人进步，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多少文化，但道德高尚，明辨是非，几乎没人学坏。那时亿万人民群众只相信共产党，听毛主席的话，不信佛不信主。那时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十分良好，诚实可信，毫无欺诈。对它人都互助为乐，对家人更是亲情浓厚。人人都有很强的尽职尽责的心。如果做坏事缺德事就会被所有人耻笑，全家都抬不起头来。极少有离婚的。更没有不抚养孩子不孝敬父母的。那时人人都有工作，没有失业的。那时社会好，极少有犯罪的。即使劳改犯罪释放后，也有住地党组织找谈话安排大集体工作，不愁吃穿生活，不再犯罪。那时建国时间不长，人人生活都不富裕，但绝大多数家庭养四五个孩子却很温饱和谐幸福，没有愁心事。那时百姓的吃粮，吃水，用电，念书，交通，治病，找工作都不愁。几乎所有单位都是国家领导的部门，它们为群众服务，对群众没有不负责任和欺诈的事。那时人民生活关连的物价十几年都非常稳定，百姓常嘲笑西方物价飞涨。平民天天心情舒畅，白天高高兴兴工作，晚上全家人愉快团聚。

　　

毛泽东时代全国人生活几乎都不富裕，肉食粮食都不能敞开供应，可人人心态都舒畅、都有盼头、有奔头，都懂得党员干部在卖力向前奔、祖国在快速发展，不久的将来会更好。那时人人心态健康。如果家里有了较大困难，单位、街道、工厂、生产队都会有党员群众帮你。如果你心情不好，周围会有许多热心同志主动来劝你，使你心情开朗。在那个许多人生活都不宽裕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自杀，更没人去抢劫，而是满怀信心的去工作去奋斗。那时代，中国人口虽然众多，国家虽然贫穷，但毛主席党中央却万分重视工农百姓的生命。所有的部门地方干部人人都真正重视安全生产，到处墙上都写着安全第一，所有的领导都惧怕伤亡事故而亲自到第一线检查安全措施防患于未然。那时设备虽简陋事故却不多。

　　

20 在毛泽东时代从上层到全国每一个基层角落，都有党委党支部领导。党委会领导班子由七人组成，党支部领导班子最少三人组成，按党性原则立场的明确要求一切大的原则的或党内和党外群众有反响的事物必须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深入群众调查，在领导班子成员没有较大分歧的前提下，共同处理决定，然后才由相关人员去执行。而决不许书记或某长一人决定，否则只要有人反映被上级知道了，取缔该人决定同时还要挨处分被降职，说他无组织无原则立场不佩当领导，终身都受严重影响。在五六十年代全党全国无产阶级政治强，办事风气很正，如果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就会被严厉批评被视为小恩小惠、吹吹捧捧、拉拢腐蚀，让党组织视为政治觉悟低下。如果送大把的钱那就会第二天纪委领导找上门全体上级领导班子成员都知道，你就会吓的屁滚尿流。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治下小贪都难上难，那里还能大贪。

　　

21 在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整个全国，几乎所有的工厂农村商业学校所有的基层单位，凡是有党支部的地方二十多年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对所有的基层群众都进行长年不断的有效的教育，进行党的政策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的反复教育。经常开群众大会，对坏人坏事谁都可以发言批判。至于党支部一或二周必开一次党员全体会议也经常吸收许多进步的积极分子参加，研究本单位本地区的政治思想、生产、治安、人员表现等问题。那时群众常常有党员干部找你谈话帮你进步帮你解决困难问题。即使极少数想犯罪的人，党组织一旦发现苗头就会派待人好工作能力强的党员天天帮他关心他教育他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正路。所以人人思想正派没有歪门邪道，都走光明正路。如果有一个人违法犯了一次罪，由于周围的人政治觉悟都较高，用不了几天就会被检举揭发，被关押后回到单位或住地还要开全民大会交待检查挨批斗，他的家人亲属也参家，第二天没人和你说话，全家人一年都抬不起头来。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极其安定。学雷锋精神到处流行，好人好事天天不断。那时全国人民八亿人虽然人口众多但在政治思想上在国家体制观念上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坚定的认为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十分好。而绝不是后来的十亿人八亿个心眼，各想各的路各管各的事。毛主席管理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是受亿万人民坚决拥护的，人民真心感到幸福安定的。

　　

22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真理，是经过千百万人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是被亿万人民尤其是亿万工农兵大众劳动人民和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及心胸高远的有识之士在他们心中几十年都百般思念的真理。是被世界各国领导学者和亿万被压迫民族公开承认真心欢呼的真理。

　　

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不要仅仅看著作语录，那样看问题不全面。而必须力求争取以伟人的宽阔胸怀、高远目光、时代的使命感，全系统的、多方问题结合的、历史经验教训不忘的看毛泽东思想体系，看时代丰硕成果，看那时亿万人民个个拥护的民心，看时代敌人不得不佩服的真言。系统全面的看毛主席治国方针政策。

　　

亿万人民凡是经历过的那个好时代好体制的老人们，做梦都盼望都十分留恋经常回顾温馨平安、没有大忧愁、没有不公事、没有坏风气的好时代好体制。

　　

这就是亿万人民热爱的毛泽东时代。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文写毕，心潮激荡，泪流不止。

重温毛主席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钱昌明：爱国主义“错”了吗​？​——重温毛主席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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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清宫秘史》剧照】

当今，在美国恶意挑衅、不断霸凌我国之际，笔者写了一篇“批霸”文章，嘲笑特朗普一心搞“美国优先”，却让美国人民“遭受了新冠‘大难’”。没想到就这么一篇文章，竟然引来了一伙自诩为“毛派”、“左派”的人攻击，批笔者是“胡说八道”，说“新冠发源武汉是铁一般事实”；批笔者是“五毛”；最后，甚至提出：“坚决做带路D消灭五毛”！

悲乎！连敌我、是非都颠倒的人，还敢自称“毛派”、“左派”，岂非令人笑掉大牙。连做中国人的爱国底线也不要，自甘做“带路党”的还能是什么人？不就是“洋奴”一个，“走狗”一条！

这个世界只要还未进入共产主义，只要还存在着国家这个实体，就必然存在着爱国主义。干革命也好，信仰什么主义也好，也必然是“民族的”，爱国主义旗帜绝对不能倒。丢弃了爱国主义，必然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王明为什么会犯错？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了爱国主义底线，不管对错，一概听命共产国际，在日寇入侵中国的情况下，还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无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这在他对《清宫秘史》这部影片的立场、态度上，反映得最为鲜明。

《清宫秘史》是1948年下半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是一部以戊戌变法为主线，反映上起中日甲午战争，下止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剧。影片讲述了光绪、珍妃与慈禧之间的宫廷内斗故事，肯定光绪支持维新变法思想，揭露、否定慈禧。影片通过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权力；对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则充满了仇视，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

1950年3月，影片在上海、北京上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高层领导人也先后看了这部影片，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先是刘少奇观后对胡乔木（时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表示：这是一部宣扬爱国主义的好影片。其后毛主席观后，却对胡说，这是一部宣扬卖国主义的坏影片，主张批判。“胡乔木就觉得不好办了。两个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批判当然可以不点名，但是，要批判副主席的观点，这怎么向别人交待？别人会说我在破坏党的团结！”（《戚本禹回忆录》第602页-603页）于是就这样压下了。

1954年，毛主席支持李希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唯心主义，又一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往后，毛主席再一次说道：

“《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再不批评，欠债越来越多了。”

但仍未被批判。直至1967年3月底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才得以批判。

毛主席为什么要讲《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并坚持要对它进行批判呢? 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是，中国的问题靠谁来解决？是靠自己，还是去乞求洋人？是自力更生，还是引狼入室？

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早在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主席就有“以天下为已任，不靠外力”的思想：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清宫秘史》肯定“维新强国”主张，这没错；错就错在主张乞求外力。剧中珍妃对光绪说：

“现在外国人都支持你这个皇帝，反对她（慈禧太后），你不要跟着她走，外国人打进北京来，会让你来收拾这个摊子。外国人支持你，他们可以帮你把权力夺回来。”

主席认为，

“这个不行，不管我们中国人内部有什么纠纷，都不能依靠外国人”；“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主席要批的就是党内有一些人，总是存在着要依靠外国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的思想倾向”。（《戚本禹回忆录》第603页、604页、602页）

是啊，你不满现状，你有权去反对，也应该去改变它；但绝不应该有吴三桂思想，去做“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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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军抓获游街示众的义和团拳民】

二是，影片不该污蔑、攻击伟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血泪史。面对凶恶的敌人打上门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要不要起来反抗？敢不敢抱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进行战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义和团先人们，选择了战斗，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当亡国奴！这就是爱国主义。正是因为义和团先烈们的英勇牺牲，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才保住了这个国家未被肢解、瓜分。诚如侵华八国联军统帅瓦徳西最后也不得不发出感叹：

“中国群众，……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徳西：《拳乱笔记》）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以没有沦落到真正亡国这一步，不可谓不是义和团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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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斩杀义和团拳民】

毛主席在看了《清宫秘史》后非常生气。针对影片污蔑义和团英雄是：“迷信”、“暴民”、“暴乱”后，他不无气愤地写道：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国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国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诸多不肖子孙竟然颠倒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是非界限。把爱国者称为“爱国贼”、“五毛”；恬不知耻地自甘做“带路党”。他们拼命美化帝国主义强盗为“文明”；而污蔑自己祖先义和团的爱国行为是“愚昧”、“野蛮”。

你既然是中国人，劝君还是莫做“带路党”！这不仅为当今国人所不齿，更必将会遗臭万年，被子孙后代所唾弃。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毛主席诗词中的历史人物观

汪建新：毛主席诗词中的历史人物观

2020-07-14

 

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尤其爱读历史书籍，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毛泽东读史书，总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对历史进行见解独到的品评。他评价历史人物，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抓住历史人物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毛泽东诗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多年，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毛泽东每有所感，就有评说。这些评点，虽只区区三言两语，却折射了他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是非观，也表现出“掌上千秋史”的豪情壮志。

 

五帝三皇骗过客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吃人”二字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批判。毛泽东曾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在历史观上，毛泽东也有两个字：“骗人”。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记载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内容。这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从1952年至1976年，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他曾对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都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贺新郎·读史》是毛泽东终生读史心得的缩影，是用诗词写成的史学专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一句最具有颠覆性，是“《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判断的诗意表达。传说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具体说法不一。三皇有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历代统治者，史书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读史者不知是诈，结果是“骗了无涯过客”。

毛泽东并非全盘否定“五帝三皇”的功绩。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写的四言诗《祭黄陵文》，对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给予高度评价：“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之所以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因为史书基本上都是由封建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为尊者讳”，一味美化本朝统治者，同时符瑞、迷信文字又充斥其中。特别是史书多写帝王将相，而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甚至将农民反压迫斗争诬蔑为“匪”“贼”“逆”。这就不难理解《贺新郎·读史》要浓墨重彩写上“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起义英雄才是历史真正的推动者。这一历史观最终演进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民至上史观。

秦皇汉武逊风骚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毛泽东对他们褒奖有加。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而在审视整个中国历史时，毛泽东认为他们虽有武功，但文治明显存在欠缺。毛泽东的“批判”，既洋溢诗情，也充满理性。这是对封建统治者代表人物的评判，不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盘否定。而批判也只是着重一个侧面，况且“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和“只识弯弓射大雕”处在不同阶段，分寸掌握也有所区别，并未一概否定其历史作用。这些功业显赫的封建帝王尚且如此，其他人物也就更不足挂齿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末三句恰如泉流归海，意味无穷，启人深思，催人奋进。

 

不可沽名学霸王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最得心应手的是指挥战争，而他的军旅诗词是纪实战争风云的精美华章，反映了他对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灵活驾驭。毛泽东的军旅诗词提到了两位历史人物，分别是汉代名将李广和西楚霸王项羽，一个是间接称赞，一个是直接批评，一褒一贬，用意迥然不同。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飞将军自重霄入”中的“飞将军”，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匈奴把英勇善战的汉代名将李广称为“飞将军”，喻其矫健勇猛，行动神速。唐代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毛泽东用“飞将军”来称赞屡建奇功的黄公略，这是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偏师借重黄公略”的生动诠释，也表明他对古代名将李广的高度认可。

而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项羽则起警示作用。项羽是一位少年即学兵法而又不肯竟学、初始威震天下而最终兵败自刎的悲剧人物。毛泽东对他有过首肯，1938年4月8日，他在“抗大”演讲中说：“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就总体而言，毛泽东对项羽持否定态度。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毛泽东的批注一针见血：“项王非政治家。”1949年，在国共和谈破裂之际，毛泽东摒弃古代兵法“穷寇勿追”之说，力戒项羽沽名钓誉之误，断然否定“划江而治”主张，毅然决定发动渡江战役，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东临碣石有遗篇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这是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由衷赞叹。毛泽东不仅彻底颠覆了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错误史观，对一些具体人物，哪怕有千年定论，他也要还历史本来面目，极力为其“翻案”，曹操即是一例。

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建安十三年，官拜丞相；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晋封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曹操是历代颇具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称其为“汉贼”，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挟天子以令诸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旷世奸雄”似乎是铁定的既成事实。但毛泽东对曹操从不人云亦云，坚决反对歪曲曹操形象，“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在毛泽东看来，和“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相比，曹操不仅有“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的“武功”韬略，而且有开创风骨雄健的“建安文学”的卓越“文治”。在建安文学的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曹操的诗，圈点甚多。他多次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沙滩漫步时，深情吟诵曹操的《观沧海》。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触景生情，缅怀千古，不仅直接点明“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而且在情调与诗格上极具《观沧海》的神韵，“萧瑟秋风今又是”就是由《观沧海》“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7月10日第4版，原标题“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三峡工程要防原子弹，毛主席考虑的是千年大计……

三峡工程要防原子弹，毛主席考虑的是千年大计……

  夏佑新 红色文化研究会 昨天

来源：人民网

毛主席对我国水利水电建设极为关注，他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综合利用、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有一架望远镜跟随着毛主席多次视察长江，是毛主席重视水利水电工作的重要见证。

有一架望远镜是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送给毛主席的礼物。但望远镜是在哪种情况下，由观察组的何人所送，至今仍无资料佐证。

望远镜为双筒，黑色铁质，外包一层黑皮，大管直径4.5厘米，镜孔直径3.2厘米，左筒上部有白色“BINOCULARM36×30”字样，右上筒则有白色“WEASTINGHOUSE1943H.M.R”字样。

很显然，这是美军当时最新式的望远镜。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毛主席率中共中央主动撤退，随身带着的物品中就有这架望远镜。在陕北广袤的黄土高原上，面对尾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毛主席镇定自若，沉着应战，终于反败为胜。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工作人员为毛主席添置了几个新望远镜。然而毛主席仍然不忘过去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他带着这个望远镜到全国各地视察。

1958年，毛主席为治理长江三峡、规划长江重大决策进行实地考察，又带上了这架望远镜。

3月29日凌晨1点多钟，毛主席健步登上了“江峡轮”，他被安排坐在三楼船尾。“江峡轮”经过一天一夜紧张航行后进入三峡。这天刚吃过早饭，毛主席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他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两岸的地形。

航行途中，船差点撞上江中心一块大石头，惊险过后，毛主席拿起望远镜专注地回头去看，他问船长：“这石头能不能炸掉?”船长立刻回答：“能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应炸。”

毛主席继续问道：“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长爽快地回答：“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

船经过三峡大坝坝址时，航速减慢。毛主席来到甲板上，拿起望远镜对着将要修建坝址的方向看了又看，直到船驶出很远，他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观察着。

长江三峡问题，要从荆江分洪工程说起。1949年夏，荆江——长江流经湖北枝城到湖南附近的城陵矶一段，险情频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被洪水无情吞没，毛主席下定了治理荆江的决心。

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国庆期间，毛主席听了汇报。

对于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却有顾虑。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区等于在洞庭湖上顶了一盆水，万一溃口就要水淹湖南，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等于自己淹自己。

毛主席亲自过问后，各方面终于达成肯定的一致意见。毛主席亲自审查设计书，并立即批准兴建该工程。1952年4月5日工程全面开工后，他还专门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周恩来请示毛主席后，从部队抽调了6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原计划100天完工的工程，结果75天完成。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毛主席的信心，也肯定了分洪工程的可实施性。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正式提出三峡工程，历经一年时间。到了1953年2月，毛主席乘“长江舰”从汉口到南京，专门就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等问题同林一山谈了3天。

林一山谈了在长江许多支流修建水库的规划。毛主席问他这些支流水库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林一山否定了。毛主席于是指着地图上三峡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从此开始筹划兴建三峡水库。

1954年11月26日晚上，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汉口车站，林一山到车上汇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设问题，周恩来等也在车上。林一山汇报三峡坝区的选址定在花岗岩地带的美人坨，但是岩石风化厉害，而且这个河段上游的片麻岩还未勘探过。

刘少奇询问什么是片麻岩，毛主席立刻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很坚硬，在片麻岩地区选坝址是没有风化问题的。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毛主席居然掌握了丰富的地质知识。

直到27日拂晓，林一山的汇报才结束，毛主席拉住林一山继续谈，将车停在郑州北站，又听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赵明甫汇报黄河的综合治理情况，和周恩来以及河南、湖北的党政领导一起探讨，并向赵明甫要了黄河流域的地图。

对于三峡问题，毛主席非常慎重。1958年1月，他亲自主持南宁工作会议，期间有几天时间就专门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林一山汇报说三峡工程的报价是72亿元，毛主席对以前的汇报记得非常清楚，马上反问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60亿元吗?林一山解释说经过科研突破可以省下一些。

毛主席听完报告后做了缓建三峡的决定，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工，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采取积极准备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从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不到5年时间，毛主席为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6次召见林一山。

对三峡工程的考虑，毛主席逐步地深入和细致，提出了很多关键性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泥沙淤积；二是投资国力能不能承受；三是怎样解决防空问题，同时要考虑防原子弹的问题。

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毛主席的脑海中。1958年夏，毛泽东又请林一山到武汉专门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林一山汇报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他水库的话，三峡水库使用寿命可达400年，至少也可达200年。

毛主席沉思了很久，告诉林一山：“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可惜了！”

按照他的指示，水力学和研究泥沙的专家们结合古代、国外的资料，最终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

新安江水库9孔全开泄洪，毛主席时代的水利成就让小人闭嘴啦！

新安江水库9孔全开泄洪，毛主席时代的水利成就让小人闭嘴啦！

2020-07-11

 

历史首次！浙江新安江水库开启9孔泄洪直击水库开闸瞬间

 

面对近期长江流域的强降雨，7月8日上午9时，浙江新安江水库建成61年来，首次9个闸全开泄洪，泄洪闸泄洪流量6600立方米/秒，发电流量1200立方米/秒，总出库流量高达7800立方米/秒，这意味着该水库半小时的流量相当于一个西湖——泄洪的震撼场面瞬间刷爆网络，也让广大网友为杭州捏了拉一把汗。

 

 

在新闻报道里，小编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站，工程于1957年4月开工，短短三年之后的1960年第1台机组就开始向上海输电。我们都知道，被广为诟病和抹黑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发生在1958年-1960年。也就是说，作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库，作为钱塘江流域的防洪度汛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新安江水库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建成的——一些抹黑毛时代的“小人”，你们今天依然享受着毛主席水利建设的福利，你们可以闭嘴了吧！

 

 

新安江水库修建之前，新安江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大洪水灾害，中小洪水更是年年发生。新安江水库的工程建设，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拦河坝上游形成了一个面积为580平方千米、总库容为220亿立方米的巨型水库。遭遇二十年一遇到千年一遇洪水的情况下，经水库调节可以削减洪峰流量22%～28%，免除或减轻下游众多城镇和30万亩农田的洪水灾害。自建成以来，1966年进行过一次试泄洪；198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2011年和2020年这一次，共进行了7次泄洪，拦蓄大于10000立方米/秒的洪水11次，减轻直接经济损失1.1亿元以上。

 

 

新安江水库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是中国水利电力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被称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试验田”。新安江水库是华东地区的一颗明珠，她用她明亮的身姿见证了毛主席时代的辉煌；她用她无私的奉献，诉说着毛主席时代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一个“泽被”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

 

但，这些年来，总有一些小人，说毛时代如何贫穷、大跃进如何“罪恶滔天”，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被他们欺骗、误导。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时代其他的水利建设成就吧，小编相信，这些成就一定能堵住一些“小人”的嘴！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先后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毛主席一直强调“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全面整修江河堤防，对京杭运河进行恢复和扩建，岁修都江堰、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建国伊始，毛主席就展现出了他的雄心壮志！

 

 

 “大跃进”时期，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建设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对当时防洪、抗旱、排涝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旗渠、丹江口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利枢纽、青铜峡水利枢纽、刘家峡水利枢纽、安徽淠史杭灌区、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毛主席时代建成。北京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北京人今天还吃着毛主席时代修建的水库中的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1965年正式向香港供水……1970年毛主席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后来兴建三峡工程做出了成功的实践和探索，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设想终于在1994年成为现实。

 

 

毛主席早就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这是中国领导人针对中国北方缺水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1976年，中国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选定东线工程作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几亿中国农民在农业合作化、大办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带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情，使用简单的工具，却修建起了大型水闸241座，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塘坝640万处，总库容量达4000亿立方米；建设万亩以上灌区5000多处……

 

有了毛主席时代的这些水利工程，中国七大流域的洪水得到了有效控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农业抗旱排涝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神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中国治水几千年，所有的功业加起来也抵不上毛主席时代，那27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光辉成就！直到毛主席逝世44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守卫着人民生命安全的那些大江大河上的水利工程和围绕着今天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水库……几乎全部都是毛主席时代兴建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先见之明，我们不得不由衷赞美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一座座宝库：一个新安江水库的价值，可能需要等到61年后，我们面临重大洪水灾害时，才能完全凸显它的意义；那么，一套完整的、深邃的、超前的、带有“防微杜渐”性质、带有防止和平演变性质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可能需要等到毛主席逝世100年后才能更加深刻理解其价值！毛主席——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英雄！毛主席——光照千秋万代的民族之魂!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红色小兵

2020年7月9日

毛主席的外交智慧与新时代的外交策略

林爱玥：毛主席的外交智慧与新时代的外交策略

2020-07-12

 

几年来，外交部发言人无论是华春莹、耿爽还是赵立坚都越来越“刚”，让人充分领略了中国“外交天团”的魅力。

 

如针对近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关涉港错误言论以及所宣布的举措，赵立坚几乎无一例外做出“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完全由英（加、澳）方承担”的表态，可谓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个人感觉，几位发言人语言艺术与政治智慧都非常在线，面对各种古怪刁钻乃至胡搅蛮缠的问题，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打你的，我的我的”的总体思路，在充分阐述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还能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对方，很有毛主席的外交智慧的味道。

 

毛主席是世所公认的外交大师，所谓的毛主席时代“闭关锁国”的谣言不值一哂。毛主席晚年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经典中的经典，三言两语之间就如解牛的庖丁一样将纷繁芜杂的国际形势剖析的一清二楚，不仅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指明了方向，还极大的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堪称“统战”的经典之作。

 

述往事，而知来者。

 

新中国成立前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毛主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后，新政府大多会继承旧政府与他国已经建立的外交关系，比如说民国政府穷得都快当裤子了却依然承认并偿还清政府欠下的的巨额烂帐，但是，毛主席显然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出现的，为了改变过去的那些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毛主席为新中国“量身定制”了三大外交策略：“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另起炉灶

 

从“另起炉灶”的字面意思就能看出，外交关系上，新中国是要与民国政府彻底划清界限的，指望新中国承认并接受民国政府过去与其他国家那些不平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不管哪个国家，如果想与新中国打交道，必须重新来与新中国谈。

 

时间到了1949年，中国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蒋介石的败退已成定局。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甘心就此丧失过去在中国得到的利益，尽管蒋介石已经注定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却依然留在中国大陆“探头探脑”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和尝试。不过，毛主席用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断绝了美国等国家“开设新店”的念想：走好，不送。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强行将美国等西方国家“扫地出门”必然会受到报复，美国的报复想都不用想就是“封锁”。不过，毛主席对此显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主席说道：“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另起炉灶”让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新中国暂时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这是维护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措施和必要代价。如果这也算“闭关锁国”那就“闭关锁国”吧，嘴长在别人身上，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总比开门揖盗强。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撇清一切不平等关系，不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就彻底消除了，因此，接下来自然而然要做的事就是“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视各国对新中国的态度决定是否重新请进来。这样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如果对新中国友好，愿意和新中国平等相处，那自然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相反，如果还妄想象过去一样从新中国身上捞好处，把新中国当冤大头，那对不起，请有多远滚多远吧。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非毛主席的一时兴起。早在1949年2月初，毛主席在同米高扬谈话时就说过：“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有序地收回了外国在华驻军权、兵营地产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以及清除了外国人的法外治权。可想而知，没有这些举措，独立自主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作为对比，号称“共和”的民国政府其实只不过徒有“共和”的空名而已，本质上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朝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边倒

 

“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确保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此举必然会让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恼羞成怒，新中国与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首要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活着”，为此，“一边倒”的“站队”以寻求最大的支持是必须的。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明确宣布：“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

 

此外，“站队”苏联还有一个不太好明说的理由，那就是既然我们都认苏联做“大哥”了，那“大哥”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再占“小弟”的便宜了。果不其然，很快，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苏联同意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红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以及中国接收大连港。

 

 

“另起炉灶”的“推”是为了国家利益，“一边倒”的“倒”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可见，无论何时，国家利益都是毛主席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70多年过去了，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刻舟求剑的理解毛主席的外交思想肯定不行，不过，现在看来，无论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还是“一边倒”依然有现实意义。

 

最近几年，美国各种花式退群，现在就连世界卫生组织的群都退了，可谓倒行逆施到了极致。美国的做法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对美国的孤立，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得到了全世界最大程度的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样得到了全世界最大程度的认可，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而作为对照的则是美国“运去英雄不自由”。世界形势发生了如此深刻的改变，我们理应“另起炉灶”，对外交思路作相应的调整。

 

2020年，在成功控制住新冠疫情后，中国成了公认的“安全岛”，成就有目共睹，那些拒不承认中国抗疫成就的，有一个算一个，无一不是一肚子酸水羡慕嫉妒恨的。不过，在世界广泛认同中国抗疫努力和成绩的同时，杂音噪音依然不少。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很有必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好好做一下消除杂音噪音工作，加大对“美分”“日杂”类公知，特别是那些关键时候向某些西方国家递刀子的公知的处理力度。

 

 

现在，美国几乎处处跟中国作对，中国固然不能像美国那样斯文扫地，不过，我们有必要有个“一边倒”的态度：对朋友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冬天般寒冷。对那些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我们真诚的敞开怀抱，而对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应该恰如其分的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总之，时代在变，外交的原则和目的都不会变，那就是最大程度“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就我个人意见，几位发言人无疑都拿捏的很好，他们是我的偶像，我为他们点赞！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 七千人大会前，党内传阅的一首词

七千人大会前，党内传阅的一首词

2020-07-11

 

正如毛泽东主席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指出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毛泽东咏梅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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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1月6日早上6点多，秘书田家英收到毛泽东写来的一张便条：“请找宋人林通（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酷爱读书，像这样突然要秘书帮他找某种书的情况时有发生，田家英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林通是北宋著名词人，恬淡好古，不慕荣华富贵，晚年隐居杭州西湖，终身不仕不娶，喜欢赏梅养鹤，人们称他“妻梅子鹤”。他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读书人所熟知。田家英很快将林通的诗文集找到并及时呈送给毛泽东。

完成任务的田家英刚松了一口气，8点多，又收到毛泽东的一张便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通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田家英急忙去查找，还在翻阅有关诗词集，毛泽东的第三张便条来了，上面写着：“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一天之内，毛泽东连写三张便条要找一首咏梅的诗，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少见。经过一番努力，田家英终于查清楚了，原来这是明代诗人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是: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前人称这首诗“飘逸绝群，句锻字炼”。诗题为咏梅，实是诗人心灵的自白，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和精神，艺术性非常高。毛泽东当天就用草书写下全诗，在右起写了几个大大的字：“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下面，他还重重画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那段时间，毛泽东似乎是对咏梅诗词着了迷，找来一首又一首，反复吟诵，似心有所感。不久，田家英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对古人的咏梅诗词那么感兴趣，因为毛泽东自己创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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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把这首词作为文件批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看，并将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附后，且加注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骚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然而和毛泽东的咏梅词两相对照，人们就发现二者格调迥然不同：一个是凄凉抑郁、清高骄傲、孤芳自赏；一个是泰然自若、慷慨豪迈、自信自强。陆游的咏梅词写得消极悲观，流露出封建士大夫报国无门的无可奈何情绪。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用“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来比喻身陷困境而绝不屈服的高贵品质，用“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喻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表达最后胜利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的信念。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61年写这首《卜算子·咏梅》，还将其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诗言志。当时中国国内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十分猖撅，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趋于破裂。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如何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发愤图强，勇往直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泽东思考和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

郭沫若后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这样解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人便容易动摇。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着，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

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其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毛泽东把《卜算子·咏梅》批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之后不久，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这次大会又称为“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和克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正如毛泽东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指出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毛泽东咏梅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一年之后，1962年12月26日，69岁的毛泽东又创作了一首《七律·冬云》，再次对传统文化中高洁人格化身的梅花进行赞颂：“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虽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写的，但作品创造的独特意境、动人的艺术魅力一直给人们以美好的精神享受。特别是词中赞颂的那种理想信念的坚定、逆境中的不屈不挠，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精神价值。

（来源：“红色文化研究会”微信公号，转自《北京日报》2020年6月29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关于《毛泽东选集》的诸多谣言和非议 -- 毛主席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基本概况！

齐得平：《毛泽东选集》是不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基本概况

2020-07-10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了毛泽东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著作。

 

本文就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原因、缘起、文章的选取等基本情况作一个简要概述,以回应关于《毛泽东选集》的诸多谣言和非议,进一步深化毛泽东著作文本领域的研究。

 

一

 

为什么要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开宗明义：“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1

 

 

 

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上一些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出版的几种《毛泽东选集》,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教育干部都发挥过作用。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武装思想,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1949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出版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重排《毛泽东选集》。”“《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是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2可见编辑《毛泽东选集》新版,在西柏坡时已经开始。

 

毛泽东在1949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说:“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共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六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3因形势发展,毛泽东公务繁忙,新版《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版)延期出版。第一卷1951年10月出版,第二、三、四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1960年9月出版。

 

二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为了使这部《选集》比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版本《选集》更全面、更权威,尽可能搜集各地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收入的重要著作,还须有一个合理的体例,尤其是作者本人健在,可以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为编辑《毛泽东选集》投入很大的精力。他曾集中了一段时间,专门从事《选集》的编辑工作。这就是1951年3月初至4月底,毛泽东在河北省石家庄“小白楼”审阅《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

 

 

 

毛泽东主持编辑工作主要是: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几个方面。有的篇目他满意,当即定稿入选。有的篇目他不太满意,认为不宜收入。有的篇目他曾反复审阅,最后还是不满意而未入选。还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如《农村调查》,他的意见是不编入《选集》。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根据他的意见,只编入其中的第一章《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在选稿过程中,有些文章曾作为入选篇目,决定编入第一卷,毛泽东在审定编目时决定“不收”。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布告》(1929年1月)、《寻邬的土地斗争》(1930年5月)、《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8月)等。从现存的档案看,有三十多篇文章,毛泽东在审定时批上“此件不用”“此件不收”“此文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样。还有一些文章在决定是否选入《选集》时,他自己也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有的文章,他甚至改拟了标题,写了题解,最后还是未收入。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上的讲演词》(1940年2月7日),最初曾考虑选入第三卷,毛泽东曾将标题改为《反对吃磨擦饭》,并写了题解。再如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也曾考虑选入,后来毛泽东审定时写上“此件不收”。

 

毛泽东在审阅计划收入《选集》的文章时,首先是改拟了一些标题。后来收入《选集》的文章标题有数十篇是他改拟的。如第一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见图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原题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二卷的《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见图2)。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年2月1日)原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原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对收入《选集》的文章有些地方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批评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在审阅《毛泽东选集》文稿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这一重大命题表述更加确切。毛泽东对个别文章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如《矛盾论》一文,毛泽东修改的比较多。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陈伯达、田家英信:“《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41951年3月15日,他致田家英信:“《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51951年4月1日,他又致田家英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6毛泽东在反复修改之后,对原来第二章“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这一部分仍觉不满意,未收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来收入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仍将上述他不满意的第二章全部删去。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是何等之审慎认真。

 

 

 

毛泽东除了选定编目和修改内容外,还亲自写了许多的题解和注释。《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题解118篇,注释872条。一至三卷的题解和注释,有相当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从现存的不完全的档案看,《选集》第一卷的16篇题解和249条注释,就有10篇题解和120条注释是毛泽东自己撰写和修改的。在毛泽东自己撰写的题解中,既有简单的技术性的题解,如《论政策》一文的题解,毛泽东是这样写的:“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等。也有一些是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说明,还有一些是政治性、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所作的题解就颇具代表性。毛泽东撰写的一些题解和注释具有和正文同样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如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撰写的题解。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过程中除对内容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外,还亲自作了一些校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起草的文件、报告等编辑成选集出版,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共中央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看看他的文章可否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理论家尤金来华。

 

 

 

尤金来中国时,《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大部分文章已经选好,并译成俄文。尤金看后同毛泽东谈了他对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选集》中文章的看法。他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对《实践论》尤为推崇,并建议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寄送斯大林阅读,以便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同意了他的建议,他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驻华使馆转送斯大林,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1950年第23期全文刊载了毛泽东这篇文章。1950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论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的评论,对《实践论》作了全面论述,向广大苏联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毛泽东这篇哲学著作。文章说,毛泽东写这一著作,正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意义的基本原理。

 

文章还提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作者一开始就说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类社会,离开人类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旧的唯物论是抽象的、直观的。相反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却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评论对毛泽东的《实践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后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1951年1月,苏联还出版了《实践论》的单行本。

 

 

 

《实践论》在苏联发表后反响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1950年12月28日写信给胡乔木,说“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于12月29日、30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毛泽东还亲自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选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毛泽东自己选定的。

 

毛泽东1960年5月22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谈到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关问题时说:“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毛泽东将他在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视为“历史事实的记录”8。他说:“《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事。”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除几篇讲话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话记录整理后经他本人修改定稿的,其他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历史决议是根据毛泽东1941年冬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起草的。毛泽东领导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作了多次修改。

 

1950年8月19日,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意,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选集》将《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或者删掉。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两年后,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中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9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10。这封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据说:英共出版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将《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段删去。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同长征、艾地的谈话》中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11

 

 

三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由于受当时资料条件和研究水平的限制,有一些注释在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上以至文字的表述上存在一些缺点以至错讹。毛泽东生前就曾指示要修改注释。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注释大部分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第二版198页倒6行注[25]对第一版(横排本)182页倒6行注[19]“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注释作了修改(详见注释原文)。我们认为:对原注中存在的一些具体史实表述不确切,订正是必要的,也是一种贡献。但却否定了两个具有根本性质的历史史实,即否定了原注中指出的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和张国焘违背中央部署,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余人(即五个军中的三个军加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非“一部”所能准确表达的)提前西渡的史实。对前一个史实的修改,根本否定了被迫作出北上转移的张国焘长时间内仍拒绝承认中央、拒绝与中央会合、坚持其向甘西退却的历史;对后一个史实张国焘命令的修改,根本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提前西渡是张国焘畏敌避战、破坏中央关于宁夏战役部署、企图在甘西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独立局面而命令和策划的历史,改成了“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这种修改是极不适当的。我们查遍了所有有关的档案文献,包括中央的会议记录、来往电报、中央的指示、决议等,党中央、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从来没有主动指示和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新注文]中“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是无根据的。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明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2[新注文]:“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种关于失败原因的论述,能使我们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按照这种逻辑,红军还能生存发展吗?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凭证。历史文电俱在,档案文献资料证明: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西渡黄河是“张国焘命令”确实无疑。历史是任何人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为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建议,根据历史事实修改这条[新注文],维护历史的真实面貌。

 

1991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10年后,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谎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毛泽东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真相》诬称:《毛泽东选集》中《改造我们的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真是一派胡言。我已有专文“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批驳,不再重述,大家可以查阅。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深有感慨地说:“这是血的著作。”13《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科学著作。尽管其中一些注释表述上有些缺陷,我认为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本)是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具权威性的最佳版本。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毛泽东思想必将为振兴中华,实现党的崇高远大理想,继续发挥伟大的指导作用。

 

来源 ：《毛泽东研究》2019年05期

作者：齐得平（中央档案馆）

冯友兰对毛主席信中的一句话，过了30年，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

箫吹明月：冯友兰对毛主席信中的一句话，过了30年，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

2020-07-09

 

 

 

 冯友兰

 

冯友兰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192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6年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该校担任客座教授。

 

1948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目睹了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热烈景象,也看到了共产党带来的崭新风气。对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坎坷教书生涯,冯友兰更加坚定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

 

为了表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智慧的决心,冯友兰在10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冯友兰对之前讲授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忙的做法深感愧疚,表示现在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8天之后,毛主席给冯友兰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收到毛主席的信后,冯友兰既高兴又疑惑。

 

高兴的是,毛主席百忙之中能这么快回信,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疑惑的是,毛主席要他“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不知是何用意。

 

直到30年后,冯友兰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当时我说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

 

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它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出那样的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一直以来,毛主席对冯友兰的著作都非常喜欢。每次出差前,毛主席都要带上大量图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本。

 

毛主席对冯友兰的器重,可见一斑。

 

195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冯友兰应邀参加会议,并和毛主席分到了一组。

 

之前,冯友兰曾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

 

冯友兰一进小组会场,毛主席就笑着走向他,一边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边和他握手。散会时,毛主席又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冯友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就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受到大会执行主席陈毅的赞扬。

 

闭会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冯友兰恰好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

 

毛主席就座时看到了冯友兰，便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啊!”冯友兰忙说:“主席比我大呀!”毛主席摆了摆手,说道:“不行了,我已经露出老态了。”接着,毛主席仔细询问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进展情况,问道:“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主席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说到这里,周恩来向毛主席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主席高兴地说道:“三代同堂,共议国家大事,好啊!”

 

回到家中,毛主席亲切的态度和诚恳的话语使冯友兰心绪难平,他随即写下一首七律: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诗中,冯友兰把毛主席的关怀视为浩荡春风，把共产党比喻为“日月”,表达了愿意为人民奉献出自己全部知识的愿望。

 

 

后来,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一度被“隔离审查”。

 

但到1968年秋季时,冯友兰就被允许回到自己家中。

 

后来,冯友兰才从一个友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了自己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冯友兰非常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他满怀感激之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当时,由于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未能及时给冯友兰回信。

 

直到1971年5月,毛主席才派谢静宜到冯友兰家中拜访,并委托谢静宜向冯友兰转达自己的话。谢静宜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你写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你。

 

冯友兰不但很快被释放,还受到毛主席派专人探望的待遇。想到这里,冯友兰再也克制不住感情,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赋诗一首：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毛主席逝世后,冯友兰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悲恸之中。那些日子,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回想起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他含泪写下了一首挽诗：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冯友兰强忍悲痛为他崇敬的领袖和朋友毛主席,写下了最后的一首诗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音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友兰在北京大学三松堂书斋中,拖着病弱之躯,续写着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于生前完成了这部长达140多万字的巨著,兑现了建国伊始他对毛主席的承诺。

毛主席寫給警衛戰士張仙朋的親筆信，讓張仙朋落淚。

罕见的毛主席亲笔信：小张，我想你!

2020-07-08

 

小张：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十日

 

上面这封信，是毛泽东1961年写给他的卫士张仙朋的。一句“我想你”，让看到这封回信的张仙朋，眼泪夺眶而出。。。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1961年冬的一天，张仙朋感冒了，如继续上班，怕传染给毛主席，于是，就写信向主席请假。毛主席看到张仙朋的信后，即随手拿起便签给张仙朋回了这封信。

 

张仙朋，山东烟台人，1951年3月调到中南海做警卫工作，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长达13年之久，与主席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小张：你好些了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老人家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共和国缔造者们对毛主席发自肺腑的心声，让人泪奔钦佩、感人至深！

王伟：共和国缔造者们对毛主席发自肺腑的心声，让人泪奔钦佩、感人至深

2020-07-07

 

周恩来，“我曾对主席的决策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出山，但博古想不开就是不交权。周恩来找到他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对中国国情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当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辅佐他，把这件事情搞成。”

 

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邓小平晚年曾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我们的革命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陈云，“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陈云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

 

朱德元帅与毛主席在一起革命生涯将近半个世纪，他在晚年曾经这样评价毛主席：“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

 

1976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了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病中的朱德听到后立时来了精神，他赞叹道：“毛主席的词写得真好啊！”

 

这之后，朱德经常给身边的人讲解这两首词的内容，写下了《喜读主席词二首》，其中“几度危难急，赖之转为安”10个字，高度囊括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

 

 

彭德怀，“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彭德怀临终前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刘伯承，“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

 

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贺龙，“是说我们一党一国之帅，是毛大帅。”

 

在革命路程中贺龙把毛主席作为老师，非常崇拜他。他佩服孙中山，管他叫孙大炮。称呼毛主席为毛大帅，他说，“我们一党一国之帅，是毛大帅。”

 

 

陈毅，“毛主席的生日，我吃过面条了。”

 

陈毅曾怒怼项英：“你不信润之，只能说明你没水平。”

 

1971年12月3日，陈毅元帅因结肠癌做了手术，手术后也吃不下东西，身体十分虚弱，面容憔悴不堪。12月26日清晨，病榻上的陈毅突然精神抖擞提出要吃面条。家人特别高兴，以为陈毅病情好转，赶紧煮好面条端上。陈毅费力地吞咽了几根，就搁下了筷子，高兴地对家人和医生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吃过面条了。”10天后的深夜，陈毅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留给儿女们的遗产是一句话：“坚持毛主席路线，坚持原则，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年近八旬的毛主席穿着睡衣，亲自来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送他这位老战友最后一程。

 

罗荣桓，“毛主席的这个建议十分英明啊。”

 

红军攻克黎平后，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要部队继续向湘西挺进时，毛主席力主放弃会合红二军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罗荣桓对电台队政委袁光说：“袁政委，毛主席的这个建议十分英明啊。在关键的时刻，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这是罗荣桓罕见的称赞毛泽东的话。他还说，“读毛主席的文章，累了也还想读。”

 

徐向前，“毛主席具有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

 

徐向前一生最后悔的事是没有和毛主席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徐向前对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他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聂荣臻，“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第一位的。”

 

聂荣臻对身边工作人员曾经说道：“我们这一代人，跟随毛泽东同志闹革命，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没有他，我们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第一位的。”

 

叶剑英，“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

 

叶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叶剑英晚年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老泪纵横激动不已。“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叶剑英《八十抒怀》曾这样评价毛泽东。

 

 

黄克诚，“谁要说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黄克诚晚年评价毛泽东：“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解放军报发表黄克诚的回忆文章时，他说：“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罗瑞卿，“跟着他才能活下去。”

 

罗瑞卿文革时曾含冤入狱，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得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第二件事就是回家为毛主席设立了灵堂，臂上戴上了黑纱。女儿罗点点大惑不解，罗瑞卿大声说：“你小孩子懂什么？”儿子罗原问父亲：“您是不是有一些愚忠？”罗瑞卿答：“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着他才能活下去。”

 

毛主席追悼大会时，没有人通知罗瑞卿参加，他坚决要求参加。他说：“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追悼会开始了，罗瑞卿和所有的人一样站立，与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是用一条腿肃立，他终于没能控制不住自己，最后失声痛哭，昏厥倒地。

 

罗瑞卿晚年评价毛主席：“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生前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最无私的人……”

 

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杨成武晚年评价毛主席：“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王震，“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王震晚年说：“毛主席绝对不保守，绝对不闭关锁国。高瞻远瞩，决定搞乒乓外交，许多国家纷纷与我们建交，我们重返联合国。”“1955年搞军衔，有人主张高工资，差别二十来倍。当时，我任全军薪金改革小组组长，我主张工资差别不能太大，彭老总、贺老总很赞成。”“将来我去见毛主席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这些将军，也就没有我这个将军!”

 

王震临终前留下三句话：“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陈士榘，“我一生最爱毛主席。”

 

86岁的开国上将陈士榘生命弥留之际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陈士榘之子陈人康在他《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提到：他的父亲临终前呼吸急促，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他的母亲握着老伴的手，痛惜怜爱地问他：“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她为丈夫生儿育女，终日服侍和照顾他的生活，原以为他在弥留之际一定会说“是你”。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丈夫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三个字：“毛主席。”

 

陈人康泪流满面地感叹道：“父亲真的觉得自己又去另一个世界找毛主席，又要打游击上井冈。他是带着欣慰和理想乃至一丝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将军，一个农民。”

 

李先念，“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李先念晚年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杨尚昆，“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

 

杨尚昆晚年评价毛泽东：“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光辉旗帜。”

 

彭真，“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彭真说：“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薄一波，“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

 

薄一波1986年赴南方调研，专程去毛泽东故乡拜谒。期间，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默片刻说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毛主席「抗美援朝」的決定是非常必要与英明的 --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现在会变成怎样？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现在会变成怎样？

2020-07-04

 

近年来，网上始终有这样一种声音：当年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是我们帮别人打仗，不但造成无谓的牺牲，还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多年的制裁，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好吧，言下之意很是明白，抗美援朝的牺牲很不值得，要没有这场战争，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就会好的蜜里调油，说不定早都融入到自由世界的大格局中去了。

 

看起来好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那么，这种认识有道理吗？

  

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战后，美国为防红色蔓延，沿太平洋建起一条环太平洋岛链，其中锁得最死的第一岛链，包括新加坡、马来、菲律宾、台湾、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当中，新加坡、菲律宾、马来等都是美国的死党，当时红色中国发展的唯一出口就在朝鲜半岛。

 

美国怎么会无缘无故支援韩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时候，假如抗美援朝中国不插手，以美国的国力，消灭北朝鲜军队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军事基地建在中国的家门口。

 

专门用以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便会完美无缺，中国脖子上始终勒着一条怎么也挣不断的绳子，就算美国人心慈手软，向往自由民主，因为可怜我们而不发力。

 

但我们的东北，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可就直接放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人家随便伸伸手，就能炸你个人仰马翻。

 

整日里被人虎视眈眈的监视着，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你还有心思发展经济吗。

 

国与国之间，一向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永远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们的命脉捏在人手心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像韩国、日本一样做美国的门下走狗，还让美国人如蒋介石时期一样在中国趾高气昂，中国人的自尊还要不要了。

 

不愿意，那就得时刻防着美国什么时候突然打击，防该怎么防？

 

边境大量屯军，朝鲜方向就牵涉大量军力，那蒙古、印度方面怎么办？国内的百万特务、残匪怎么办？台湾的老蒋怎么办？

 

防御没有重点，处处设防就等于处处空虚，精神老那么紧张着，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所以，毛主席大胆的决定：即便危险还在萌芽状态，也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然而，我们赢了，所以之后，进安理会、当常务理事国、和美国建交，和日本建交，和一切曾经敌视过我们，想封杀我们的国家建交，中国的道路越走越宽，逐步成就了今天的局面。

 

你看看，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总之呢，我认为抗美援朝就当时而言，是非常必要与英明的。

 

令人兴奋的是今天看到新华社发布一条消息——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据报道，纪念章颁发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年7月停战后至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70年后再次证明：“抗美援朝战争，是伟大的战争、光荣的战争、胜利的战争，是永远值得骄傲、值得纪念的战争！”

 

这下抗美援朝电视剧应该可以播出了吧！

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县：毛泽东主席为何选择茶陵？

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县：毛泽东主席为何选择茶陵？

2020-07-04

   

罗霄山脉西麓的云阳山

 

89年前，一支队伍攻打长沙受阻后，不经向上级“请示”，一名来自湖南韶山的年轻人“擅自”带领1500余人残部从浏阳文家市出发，一路向南，奔向湘赣边界的莽莽罗霄山脉……

 

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危险接踵而至，经过几次遭遇战，部队最后只余下700余人，恐惧与失望的情绪在部队弥漫，又有一些人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

 

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三个月后，这支死里逃生的队伍，在茶陵一个叫湖口的地方，再一次经历了生死考验,星星之火差一点就此湮灭。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险被重新改写。

 

终于，在艰难曲折中，在白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地方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奇迹，几千年来，中国劳苦大众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府。自从后，茶陵成为了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全国的胜利。

 

回望历史，罗霄山脉依然连绵伸向远方。我们带着无数的疑问，又走进了这片热血的土地--茶陵。

 

茶陵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源头

 

“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的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这是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篇《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所写的文字。

 

对于茶陵，对于中国革命，这位好奇敏锐的西方记者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了极大的探求愿望。在他去陕北探访延安之前，茶陵，对他来说，是一个未解的谜。

 

茶陵，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麓，古因陵谷多生茶茗而称“茶乡”，后因“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茶陵。”茶陵是湘赣粤交通线上的要津，有“三路襟喉”之称，历来为“军重控扼”之地，是湖南的东大门。

 

在云阳山脚下的洣水河畔，就是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所在地，此前，是古州衙所在地。在正厅，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与锤头镰刀的旗帜，两边排列着长枪、梭标等“武器”，穿梭期间，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时工农兵政府打破了旧机制，成立了财政部、青工部、妇女部、民政部4个部门，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制，同时在县、区、乡设立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将县、区、乡各级工农兵政府作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这一模式后来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所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这也就是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初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践源流。茶陵，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建政之源。

 

 

2007年复建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举措，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受压迫、受奴役的工农群众搬上了历史舞台，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劳苦大众一直是社会的“下品”，不入“正史”，老百姓无权参与政治决策，今天翻身作了主人。

 

1927年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通过农民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出了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同时选举谭震林担任政府主席。

 

随后，毛泽东在总结了建设茶陵红色政权的经验后，又相继湘赣边界的遂川、宁冈、永新、酃县(炎陵)、莲花等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星星之火迅速向周围500里范围的20多个县蔓延。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红色政权理论重大实践，是中国红色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一个起点。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一个红色政权县的建立，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茶陵?这里有必要对茶陵的历史作一下简单的回顾：

 

苛政猛于虎，茶陵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远古时期，炎帝在此制耒耜、尝百草，教民耕种，始兴稼穑。自古以来，茶陵农商发达，物产丰硕。但在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社会中，茶陵人民却不曾因“地广物丰”而享受到富足。相反，由于封建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倾轧，导致茶陵战乱不断，课赋暴烈。茶陵人民承受的苛征、压迫之重，是相当罕见的。

 

据《茶陵州志》记载，元朝末年，陈汉帝国陈友谅据湖广赣之地。公元1364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前夕，陈友谅饬令茶陵县吏押送米粮4万6千担陆运至江西吉安下河，顺赣江入鄱阳湖，以充军粮。没想到，这一举动被朱元璋发现，于是怀恨在心。朱元璋统一天下后，钦定茶陵田赋以重科，额定茶陵岁征大米46862.9石，比元末加赋三分之一。至明万历年间，茶陵田赋更甚，每亩的课征，比平原黑壤之长沙重4成，比安化、攸县重5至6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年间，在近600年间，茶陵人民受课征之酷可见一斑。

 

因为以上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茶陵的地主阶级往往又将这些重赋通过提高地租等手段，转嫁给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身上，加剧了农民破产，更加速了土地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指出：“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60%以上集中在地主手里，40以下集中在农民手里……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今炎陵)两县均有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当时，茶陵地主人口仅占全县人口5%，而占有了70%以上的土地，土地兼并程度之高实为罕见。在茶陵上严塘有个叫陈济吾的地主，占有农田3600亩，茶、松、杉山2万亩;河坞地主周松甫，占有农田800余亩，拥有茶山“九陇十八坳”，房屋70余间，宅第如云。

 

在茶陵，地主为了最大限度地盘剥农民，除了通过地租、雇工、放高利贷给农民，还有“五租”、“三酒”。所谓“五租”，其实就是佃户向地主租地后，逢年过节要向地主“进贡”柴、草、油、鸡、鱼等，“三酒”就是春耕前要请地主喝春酒、打谷前要请地主吃看禾酒，打谷后还要请地主吃新谷酒。此外，还要“义务”为地主抬轿、跑腿、挑脚等。在地主的眼里，他就是农民的“救世主”与“太上皇”，是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威。

 

在层层压迫之下，农民完租之外，所剩无几，一遇荒年，照样一文不少要向地主交租，交租不上就会被地主棍棒撵出乡外，流浪、乞讨、被迫卖儿卖女……在茶陵民间，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这样一首民谣：

 

清早煮“椽皮”(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稀粥)，荒年向天要：仙果(野果)观音泥(呈白色的土，吃了腹胀便结)。

 

茶陵籍将军曾敬凡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自己的身世，其父曾观寿因家贫被生父卖给了当地一豪绅地主做儿子，在曾敬凡出生的第二年，地主(养祖父)无情地将他全家赶出了家门，一家人四处流浪，靠打短工度日。在曾敬凡7岁时，发生了这样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他在回记录中这样写道：

 

“大约是我七岁的那年吧，我贫穷的父母带我去看有钱的祖父。吃饭时，我那狠心的祖父在桌子上大吃大喝，望都不望我一眼。我知道要他给我一星半点肉屑子吃那是妄想。可那时只能在梦中吃肉的我，却又忍不住弯下腰准备到桌子低下去捡一块肉骨头，就在我刚要捡那块已经被吃过的肉骨头时，我祖父，那狠心的家伙，竟咬着牙，瞪着眼，狠狠地一脚，把我从桌子底下一下踢到了房门外。有钱人的心真是狠啊! 我把眼泪吞进肚里，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 ”

 

这，是当时现实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心中怀着巨大的阶级仇恨，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茫茫的黑暗世界，何去何从，才是生的希望?

 

1927,白色恐怖下的茶陵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苛征不绝，茶陵百姓生活进一步恶化。地主豪绅也趁机以“保境安民”的名义，组织起自己的地主武装--团防局。据茶陵地方志记载，1922年，茶陵全县有40个团防局，局长全由有势力的豪绅担任，他们以购枪款、团丁饷等名义，向民众横征暴敛，这样，除了“田租”，茶陵人民还要承受大小军阀与地主武装的各种“征税。”民众遭受到的这种惨烈程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1924年，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其中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1926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在此背景下，长期受压迫与奴役的茶陵人民开始觉悟了，全县80%的区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减息、退押抽田等斗争。同时，成立的农民自卫军，用于对付地主武装团防局。茶陵农民自卫军拥有枪支300支，是井岗山边界县枪支数量与人数最多的一支农民武装。至1927年4月，茶陵全县28万人，竟有25万人加入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地主豪绅实行制裁，农民运动动摇了地主阶级的根基。

 

但这样的状况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几个月时间，茶陵人民被再次打入“谷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紧接着，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省农民协会、总工会等组织悉遭捣毁，数百名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茶陵人民的噩梦也由此开始，6月初开始，驻防湘东的国民党35军何健及其鹰犬罗定，在茶陵开始了血腥捕杀。成百上千的农运骨干与革命群众被赶、被捕、被杀。受到农运打击的豪绅地主此刻也摇身一变，恢复了原形，他们自己的地主武装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镇压，广大工农群众再次沦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茶陵人民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在这非常的时刻，谁又能将革命的火种再次点燃?

 

“一打”茶陵后，毛泽东有了“经营茶陵”的思想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残部700余人在江西永新实行“三湾改编”后，1927年10月7日进驻宁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仅仅半个月后，坚定的毛泽东决定向“白色恐怖”的局面发出挑战，这一次，他选择了斗争最为惨烈的茶陵。

 

10月21日上午，前委委员、团党代表宛希先率部经安仁攻打茶陵。

 

“宛希先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优秀党员，足智多谋，他派一个班在攸县和酃县交叉路口警戒，自己率部化装成国民党，从西门大摇大摆进城，守城的县警察以为遇上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向他们举手致敬。”尹烈承30年多来一直从事茶陵党史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此次攻打茶陵，主要目的是为了营救80余名在押待毙的农运骨干，挽救革命火种，同时震慑敌人，扩大政治影响，鼓舞革命群众。

 

宛希先率部进城后，出其不意下了警察枪械，工农革命军砸开监狱救出了李炳荣等农运骨干。县署官吏、地主豪绅闻讯惊慌失措，望风而逃，县长钻到茅坑躲起来才保住性命。

 

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以“团长郭亮”的名义在茶陵城张贴革命标语，这，是一个很有策略的宣传手段。在“马日事变”前，郭亮是工人运动领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湖南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并未任工农革命军的的团长，毛泽东为了以此影响群众，所以打出了“郭亮”的名号。

 

“国民党宣称共产党以斩尽杀绝，致使茶陵民众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郭亮’这个名字的出现，对反革命来说，是一个‘晴空’霹雳。”尹烈承说，人民群众立即辩认出了这是共产党的队伍，知道共产党还在。被四处追捕的共产党人谭震林，由攸县潜入茶陵后，藏在徐文元书纸店当工人，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确信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一打茶陵”后，宛希先率部当天就撤出茶陵城。回到井冈山后，宛希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攻打茶陵的情况，同时对茶陵人民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不久，被营救出来的李炳荣受茶陵游击队的委派上井冈山，要请“郭亮”、宛希先再派部队去茶陵，组织更大规模的革命行动。那时的李炳荣还不知道毛泽东以郭亮的名义攻打茶陵的用意，宛希先向他解释后，李炳荣当面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茶陵的革命斗争形势与茶陵人民的生活生产等情况，这让毛泽东对茶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萌发了“经营茶陵”的思想。

 

茶陵、永新是井冈六县中的大县，人口多，地域广，经济实力强，而这两县中，又以茶陵为最。茶陵70%的土地在地主手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群众向往革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茶陵地方游击队长期活跃在茶陵、安仁、酃县交界一带的潭湾山区，是一支坚定的革命力量;除此外，经过农民运动的洗礼，茶陵人民政治觉悟高，牺牲精神强。这些因素，是毛泽东决定在茶陵首先建立地方红色政权的原因。

 

后来，受湖南省委委派去井冈山了解情况的杜修经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同时向茶陵、永新发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早就有了。”茶陵是井冈山西部的屏障，“经营茶陵”建立根据地，对巩固井山冈大本营甚为关键。

 

“一打茶陵”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毛泽东决定再次攻打茶陵，以便长期经营。11月18日，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部从宁冈大陇沿沔水后沿洣水到达茶陵县城。县城守卫空虚，无敌正规军，仅有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部队。在茶陵游击队的协助下，革命军所向披靡，敌人不敌，望风而逃。

 

茶陵城是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之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毛泽东“经营茶陵”的思想，实现了第一步。

 

老百姓质疑：这是我们的部队吗?

 

让老百姓没有想到的是，陈皓进城后，沿袭的依然是国民党那套搞法，不仅照旧纳税完粮，还帮助地主豪绅欺压百姓。陈皓等凭借手中军政大权，吃喝嫖赌，大肆敛财。老百姓质疑：这是我们自己人的部队吗?

 

参与攻打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是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也就是说，这个团是毛泽东的“全部家当”，而这个团的绝大部分兵力，现在就在茶陵县城由陈皓掌控。

 

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建、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这4名军事要职人员均是黄埔军校出身。而实际上，他们对毛泽东“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制度不屑一顾，反对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反感在山区打游击。攻进茶陵城后，迅速腐化堕落。所需经费不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而是向中小工商业者进行摊派，部队也不做御敌准备，每天停留在“三操两讲两点名”上。陈皓喜欢打麻将，每日吃“包餐”，由餐馆老板送到“府上。”

 

有一次，中瑶乡农民捉住了转移钱财的劣绅“陈老三”，押送至“县人民委员会”(陈皓组织成立的所谓的“县人民委员会”)，不料，醉醺醺的陈皓看到后，勃然大怒，喝斥农民不讲规矩，不成体统，斥责战士把门不严，强迫农民退下台阶，听候旧政府留下的老衙役“打鼓升堂。”

 

陈皓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民愤，也让党代表宛希先感觉到事态严重，他写信向毛泽东如实地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对陈皓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指示要保护好商店、邮局、学校、医院，保护好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不能对其进行摊派，打土豪不能损害富农及一些小地主利益，以团结大多数。此外，毛泽东要求即刻成立工农兵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制度，各级政府是工农兵代表大会集体决策后的“执行机构。”

 

在艰难曲折中成立的红色政权

 

1927年11月28日，在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10天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旧社会，政府是一级权利机关，决策都由“政府”单方面发布、施行。现在，政府成了“执行机关”，最高权利机关则是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工农兵代表集体决策后，交给政府执行，人民群众可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了。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让生活在低层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茶陵籍将军曾敬凡在回忆中写道：“那时，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农民家庭，又有什么想头和盼头啊! 直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派红军攻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政府，我们家才有了出头之日。那时全县从城镇到乡村都沸腾了……”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油画)

 

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地主豪强实行制裁，打土豪分田地。

 

随即茶陵第一个区级工农兵政权在马江成立，尔后短短几天内，湖口、界首、舲舫、下东、腰陂10多个乡建立了区、乡工农兵政府与农民协会。同时，工人成立了纠察队，农民成立了赤卫队，妇代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组织都相继建立或恢复，革命浪潮再次席卷茶陵。

 

茶陵革命行动三湘震动，国民党惊慌失措，惊呼：“暴徒侦茶县无备，乘机窜城，致使仓卒不能抵御，糜烂全城……损失赋税8900之巨。”国民党方面最关心的，还是损失了老百姓要交纳的“赋税。”

 

地主豪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工农兵政府成立半个月后，茶陵豪绅谭省吾纠集地主武装200多人前来攻城，被工农革命军、纠察队、赤卫队一举击溃。尔后又有几次骚扰，都无功而返。

 

12月26日，蒋介石调集国民党第八军、第十三军，卵翼湘东几个县的挨户团，倾巢而出，分别从攸县、桂东方向扑向茶陵。工农革命军与茶陵游击队、赤卫队、纠察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茶陵县城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为革命军烧水做饭，自发上前线抬担架，救伤员。尧水、腰陂、马江等地的革命群众也纷纷赶来助阵，战斗异常激烈。

 

战斗从清晨打到晚上，因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工农革命军决定撤出茶陵城。为掩护主力红军撤退，茶陵人民在周边山头阵前竖起红旗，燃放鞭炮麻痹敌人，主力红军则悄悄撒出了茶陵城。

 

湖口挽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肃反”

 

但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团长陈皓却早已决定叛变投敌。在战斗发起前，为蒙蔽党代表宛希先，陈皓以“与敌绝一死战”为由，下令拆除了向东通往井冈山上的浮桥，部队被迫向南撤退，陈皓的目的，是要投奔驻湘南的国民党新编十三军方鼎英。

 

陈皓本来革命意志淡泊，受到毛泽东批评后，更心生怨恨，便与几名部下“黄埔同仁”密谋叛变投敌。他指派副团长韩昌剑带着密信去湘南联络方鼎英，可戏剧性的是，韩昌剑到湘南寻方鼎英无果，转回宁冈落脚时，遇上了毛泽覃，惊慌之下事情败落，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大惊，不顾腿伤，带着一班战士匆忙下山堵截追赶。

 

1927年12月27日，陈皓率部先于毛泽东到达茶陵南部的湖口。在这里，往东即到井冈山宁冈，往南是湘南桂东方向。向东还是向南，以宛希先、陈韶、谭震林为首的党政干部与陈皓反生了激烈的争执。

 

“宛希先坚持向东上井冈山，陈皓一伙坚决要向南，这样争论了好几个小时。茶陵游击队李炳荣也坚决反对部队往南，一怒之下，他带着20多名游击队员跑到东西岭打游击去了。”尹烈承介绍说，最后，陈皓以“违令者斩”为胁迫，下了宛希先的枪，并将他们绑了起来，强行将部队往南拉。

 

部队缓慢向南移动，战士们也议论纷纷，不明白陈皓要将部队带到哪里。到达湖口南面的浣溪时，正好这时毛泽东也带队赶到了湖口，毛泽东派人追赶急令返回湖口宿营。

 

“如果再晚十几分钟，也许，中国的红色历史可能会被重新改写，星星之火也有可能就此湮灭。”尹烈承感叹地说。

 

而在湖口，老百姓说，还应当感谢湖口的“狗肉。”当时，宛希先为拖延时间，知道陈皓喜欢吃狗肉，特地安排老乡做了一顿狗肉，部队吃了中饭才走，为毛泽东赢得了时间。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湖口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宛希先、张子清揭露了陈皓一伙企图叛变投敌的阴谋，当即将陈皓、徐庶、黄子吉看押了起来(后在宁冈处决)。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湖口挽澜”，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内、军内的肃反，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向广大的劳苦大众表明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什么性质的军队，这支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在湖口挽救了初创中的工农红军(油画)

 

湖口“稻田”会议，井冈山第一次公开的军民大会

 

在湖口， 除了毛泽东，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妇孺皆知，那就是“陈皓。”虽然湖口挽澜事件过去了将近快一个世纪，但随意走进哪户农家，陈皓这个名字，都能随口而出。

 

“陈皓啊，那是个大叛徒!”湖口村的廖德发今年已73岁，湖口挽澜事件发生时，他还没有出生，这些事，是听他的叔爷爷讲的。

 

“我小爷(叔爷)经常讲起这些事，尽是个劲(卖力、得意的样子)，他就关在王其生屋里……”

 

“陈皓被抓后，就关在我家后院。”今年81岁的王其生二女儿王三妹证实，这件事也是她的母亲后来告诉她的。她说，没过多久，国民党部队从湘南那边杀回来，将她奶奶杀了，还烧毁了院子。

 

 

“湖口挽澜”旧址

 

湖口挽澜旧址就在湖口镇集市上一处民居旁，虽然已是一片废墟，但在村民的心中，这里一直是“神圣之地”，所以，左邻右舍自觉地保留了王其生的宅基地，丝毫无“越界”之意。据说，当时，王其生家是周边有名的大地主，但比较开明，由于这一事件，为红军提供了落脚场所，让村民觉得他也算一个“功臣。”

 

第二天(1927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口墟东则的一块稻田里主持召开了一次军民大会，这也是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性的军民大会，会议内容除了批判陈皓，更着重向人民群众阐释了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服务谁、打击谁的问题。

 

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破天荒的一件“新鲜事。”在茶陵百姓的概念里，陈皓是茶陵最大的“官”，大家正对这个“大官”充满质疑与不满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就被“服法”了。大家都很好奇，共产党的军队果真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吗?

 

就是在这次军民大会上，老百姓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毛泽东，他们朴素地称毛泽东为“毛司令。”老红军战士胡庚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军民大会的“盛况。”当时，他仅有6岁，被父亲带去了现场。他这样写道：

 

“突然，人们都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回过头去，望着村口，原来是几个红军陪着一个身材高大、步伐稳健的中年人走进坪里来了……他一来，就用温和的目光

 

望了望大家，满面春风地向老乡问好，说红军路过这里惊动了大家，一下就把大家给逗乐了……!”

 

毛泽东一出场就与旧式军阀的作风截然相反，一下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接着，毛泽东反复向群众解释红军与国民党白军的本质区别，强调红军是专门保护穷人，为老百姓服务，要打倒地主官僚的部队。

 

“他非常熟悉我们的情况，讲我们种地主的田要请保人、交押金、订条款、写佃字，过年要请春酒，过端午要送端午礼，过重阳要交重阳鸡……为什么地主豪绅肩不挑，手不提，一不种田，二不织布，却总是谷满仓，衣满箱，喝酒吃肉，穿绸着缎;穷人为什么一年累到头，一生忙到死，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毛泽东的讲话，给老百姓带来从没有过的震撼与思考，他用“我们”这个词说出了穷人要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军队，成立自己的政府才是唯一出路。

 

“忽然那个高大慈祥的人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来了，他见我父亲穿着那样褴褛，就问我父亲姓名，又问了我们家境，态度非常诚恳。”

 

后来，毛泽东从身上脱下了棉袄送给胡庚生的父亲御寒，这次会面，在年幼的胡庚生心里扎下了根。三年后，胡庚生奉“父亲之命”参加了红军。

 

这次军民大会的影响是空前的，从红色政权建立到坚决处理陈皓事件，老百姓才彻底真正认识了红军，相信了红军就是“自己的”军队，认识到新生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一点至关重要。茶陵籍将军谭家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潜回茶陵时(指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不想干革命了，听了毛委员这段话，觉得革命有奔头，在湖口跟毛委员上井冈山了!”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群众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出来，数百名群众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毛泽东酌情选定了200多人，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营。其中25名茶陵籍的共和国将军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走上井冈山的。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建的第一支游击队---茶陵游击队

 

早在收秋起义前，茶陵风起云涌的革命行动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处于罗霄山脉下的茶陵，在地理位置与革命环境上，正好契合了他“上山”的思想。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建的第一支游击队--茶陵游击队诞生了。

 

从1927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10多年间，茶陵游击队活跃在湘赣边界，令敌人闻风丧胆。茶陵游击队由小到大，不仅成为了地方上一支打不跨、剿不灭的革命力量，还为主力红军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军事骨干，是井冈山重要的兵力来源。茶陵游击队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种子部队。

 

在大革命农运时期，以李炳荣、尹子斌等为代表的农民协会、赤卫军组织是茶陵游击队的基础。但在“马日事变”后，党失去了对这些组织的领导。1927年8月初，一名年轻的外乡人悄悄潜入到茶陵，他就是毛泽东的儿时伙伴、亲密战友谭天民，受毛泽东的委派，谭天民此次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组建茶陵游击队。随后，在省城求学的陈韶、谭趋新、袁肇鸿也悄然回县，与潜伏在民间的共产党人谭思聪、谭普祥、胡香美等人成立了茶陵游击队，组织了几十名游击队员，挺进茶陵、安仁、酃县交界的潭湾地区，以此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茶陵游击队的成立，打开了党领导茶陵武装斗争的序幕，随后，严塘、潞水、浣溪等地革命群众纷纷加入游击队伍，游击斗争在茶陵呈星火燎原之势。

 

“湖口挽澜”事件后，毛泽东挑选了200多名茶陵游击队员上冈井山，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初期重要的军事骨干。“将茶陵先发展起来，经营茶陵”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仅仅两个月后，毛泽东又派谭思聪、谭家述、谭趋新、谭震林率领80名茶陵籍战士重新回到茶陵，再次组建茶陵游击队，开辟根据地，重新组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毛泽东第二次亲自组建茶陵游击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茶陵游击队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再次发挥重大作用。1928年4月，为促成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茶陵游击队与朱德部首先会合，一举攻下茶陵城，朱德部顺利通过茶陵经酃县到达井冈山;同年5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茶陵游击队移驻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安营扎寨，与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并肩作战，使九陇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个军事根据地。

 

1929年1月，茶陵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与湘赣两省敌军展开游击战，支援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当敌军围困九陇山时，茶陵游击队率先突围，打破了敌人对九陇山的“会剿”，对掩护红军主力转战赣南和坚持井冈山斗争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10月，茶陵游击队大部编入湘东独立师。谭家述后来说：“茶陵游击队就是在艰难残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一直发展成为红军二方面军第六军团。”1934年7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部队率先西征。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对湘赣边界的游击队伍进行了疯狂围剿，湘赣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缺粮少药，人员离散，溃不成军。1935年5月，湘赣省委书记陈洪变节投敌，向国民党呈报“共党崩溃情形与铲共计划”，这一叛变行为险些让湘赣地区游击队遭受灭顶之灾。

 

同年7月，茶陵共产党人谭余保避开国民党层层追捕，聚集40多名革命者，在莲花县境内召开了湘赣三年游击战争史上具有从溃败向稳步发展方向转折意义的会议--棋盘山会议，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与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领导湘赣地区游击战争。

 

以茶陵、攸县、莲花三县边界为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以消灭敌人、筹集供养，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宗旨，根据残酷的现实情况，湘赣临时省委采取了“远攻近交、化整为零和聚零为整相结合”的策略进行游击斗争，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土地，建立“白皮红心”政权，这些政策的施行，让湘赣各区的游击队伍迅速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10月2日，为抗击日寇，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与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统一国民政府指挥之下。10月中旬，陈毅带着项英亲笔信，几经曲折来到湘赣边界被游击队重新收复的九陇山根据地，但是没想到他一来就被老战友谭余保绑了，谭余保不相信国共会实现合作，认为陈毅是叛徒，说到激动处甚至“用烟管敲打陈毅的脑壳。”为查明真相，谭余保派人赴吉安新四军通讯处查证后，才将陈毅松绑认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后直夸谭余保“粗中有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湘赣边界游击战争之残酷程度。

 

致敬，茶陵!

 

在那些激荡的岁月里，在国民党“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白色恐怖下，20多万茶陵人民没有被吓倒，毅然选择抗争到底，不惜流血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茶陵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5300多人，为革命牺牲有近6万人，有很多革命烈士革命群众，没有留下姓名，消失在罗霄山脉的深处，融入了这片深沉的土地。

 

在茶陵，每到一处，都会有乡亲们说起那个年代的故事。在湖口镇的厂江村，主力红军撤退后，有一个叫刘四妹的交通员，在给游击队员送饭的过程中，被国民党匪军抓住，一连拷打了五天，一无所获，国民党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她杀害;在浣溪，村里有一名哑巴给红军带过一次路，被国民党知晓后，抓住他用枪抵着他的脑门要他带路，哑巴宁死不从，最后国民党将他活埋。村里人说，哑巴即将被埋时，突然双手从土中倔强地举起……;在秩堂与永新交界的大山里，为了掩护一名受伤的红军小战士，一户姓张的人家，直到被国民党活活打死，也一口咬定他是自己的儿子……

 

相比于湘赣边界其它县，茶陵的革命斗争显得更为残酷与激烈，仅茶陵县城就反复攻打过7次，茶陵是属于红军与白军反复“拉锯”的地区，相对与敌赣军来说，敌“湘军”更显凶悍。但即便如此，茶陵苏区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民国20年即1931年，民国政府《茶陵县行政概要》中记载：“县境因赤匪猖獗，匪化区域占四分之三……”1931年茶陵苏区的面积就占到了全县四分之三的面积，在苏区范围内土地被平均分配。

 

茶陵人民无畏的革命精神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称赞”茶陵牛，会打仗!”1932年，中共湘赣省委在湘赣边区20个县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革命竞赛运动”，竞赛内容为“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反帝运动等8大项。在竞赛期间，正值国民党军刘建绪在茶陵进行“清剿”，在此种严峻、“不利”的条件下，茶陵居然在此次革命竞赛中取得了综合分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湘赣省模范县。”

 

除了源源不断向井冈山输送兵源，补充革命血液,茶陵还是井岗山重要军事情报与物质来源的主要地区，是井冈山的大后方。在红军最艰苦的时期，茶陵人民“宁可自己喝粥，也要让红军吃大米”，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秘密交通线上，将红军所需的西药、洋(煤)油、电池、黄铜、洋硝等战略物质与粮食送上井冈山。茶陵秘密交通线主要分东西两线，东线经茶陵大亚山、七里船到达江西九陇山地区，西线经湖口到达宁冈地区。

 

在白色恐怖下，茶陵人民打破国民党一次次围剿与封锁，任凭血雨腥风也割不断与红军的骨肉联系，大胆宣称：“喝米酒敢称王。”这是流行在茶陵地区的一首民谣：

 

红米饭，南瓜汤，干野菜也当粮，做一生红军好，扛一回汉阳枪。

 

茶陵人，狗肉香，喝米酒敢称王，隐一方乾坤大，喝一杯上井冈。

 

回望罗霄，昨天不曾远去……

 

致敬，茶陵!

走資派還在走 -- 庚言：党的99岁生日，有人还要把毛主席像抠掉？

庚言：党的99岁生日，有人还要把毛主席像抠掉？

2020-07-03

 

党的99岁生日前夕，江西财经大学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条庆祝建党99周年的H5页面，封面图片仍然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扣掉了：

 此前，多个地方的宣传画均出现了这个问题，涉事单位都推脱是下载的网络素材导致的这个问题。这次，网友索性直接找出了江西财大所用的图片的原网络素材——毛主席像清晰可见！

 

 

 

而出现这个问题的，远远不止江西财经大学一家单位，微博博主@新闻为人民披露，@天津长芦盐业（国企）、@2020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 @中国福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多家单位的宣传画都采取了类似的操作：

 

 

 

有个成语叫作“数典忘祖”，意思是比喻忘本。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在党99岁生日的时候，你们还要在宣传画中故意扣掉毛主席像，不是“数典忘祖”又是什么呢？

 

有句古话叫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毛主席一次又一次近乎神话般地从绝境中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国人民至今还要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中华民族可能早已四分五裂；没有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搞出了两弹一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后人拿什么去搞改革开放，又怎么可能有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时光？你们身为既得利益者，却要抹杀自己的大恩人，这不是“忘恩负义”又是什么？

 

无需盛赞毛主席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革命家、诗人的历史地位，也无需描绘毛时代政治与社会是何等的清明，因为这些崇高的荣誉，人民早就给他定了位，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的伟大，早已深深地装在了人民的心中，牢牢地嵌入在历史的画卷中。

 

毛主席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更加重要的是，毛主席更是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和革命导师——这才是亘古未有的！他第一个喊出了“人民万岁”，他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受欺负，他看到人民受苦就要痛哭流涕，他为了工农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惜把自己摔得粉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对手怕失人心不敢公开反对他，那些既得利益者从内心痛恨他、恐惧他，千方百计地要对他进行淡化、歪曲，甚至是抹黑、污蔑。

 

有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宣传画中有没有毛主席头已经成为一些人通讯联络和站队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但不全是坏事——坏人正在自我暴露！

 

与某些单位、企业在宣传画中有意扣掉毛主席像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党的99岁的生日，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里，网友们都开始自发地纪念毛主席。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这已经是越多越多的普通群众的共识，就连邓小平都承认这个基本事实，他在1978年12月13日讲到：“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群众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删掉了毛主席，党和新中国的合法性还能成立吗？你们比总设计师还高明吗？

与王明的两次较量，毛主席都击中了其要害，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刘继兴：与王明的两次较量，毛主席都击中了其要害，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2020-07-03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给我党我军造成最大的危害的，无疑是王明。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党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

 

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31年４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６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

 

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９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王明左倾路线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王明很有理论水平，其作品《两条路线》（后更名为《为中共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曾在我党内影响很大。当年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最犀利的就是毛主席。他说他们——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

 

毛主席的话看似非常轻松，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实际的生活与斗争。

 

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曾在红军时期统治我党长达四年，使我军由三十万变成寥寥数万，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

 

举重若轻的毛主席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终结者。但谁都没想到，两年多后，王明卷土重来，这一次却是以右倾的姿态。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评价是：“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我党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主席致了欢迎辞，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双方都有一种我才是主人的感觉。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在会上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

 

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1943年，他仍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明坐在了C位，毛主席则站在了后排，还是边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又是毛主席一针见血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要害：让抗战“服从”统战，一切“服从”国民党。

 

既然是“一切”，那国民党如果消极抗战呢？如果国民党妥协投降，溶共灭共呢？也要“服从”？

 

到时不服从还来得及吗？

 

“一切服从”思维之致命伤，就是忘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夸大了它暂时抗战一面，而忘记它反动和妥协投降的一面。

 

现实教育了所有人。项英迷信“服从”，造成军部覆没。后来新四军扩大到十几万人，以斗争求团结，蒋介石也只好认账。

 

所幸的是毛主席敢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抗战中壮大发展了革命力量，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

 

 

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建国后，毛主席曾这样谈论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 “左” 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 “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这段话的出处在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这个谈话后被以《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为题目，收录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这段讲话，太犀利，也太接地气了，非常之生动活泼。（刘继兴）

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预见性，最终被证实！（為走資派製造的毛主席「晚年錯誤」平反）

毛主席晚年思想的预见性，最终被证实！

2020-07-02

 

毛主席去世后，许多传统的共产党人无法割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主席的联系，因而承认毛主席领导共产党革命的伟大功绩，但是却突出毛泽东“晚年错误”。

 

而在实际上，毛泽东同志革命思想的精髓恰恰是毛泽东晚年的许多宝贵思想，是毛泽东晚年这许多宝贵思想的产物，而毛泽东晚年的这许多思想其实清楚地预告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所面临的世界。

 

在毛主席逝世后几十多年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毛主席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它的正确在于它极有预见性，在于它预言了世纪之交地球上的最大事变。

 

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有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长期存在的学说。

 

在毛主席去世后的最近十五年的实际经验，特别是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让我们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复辟和阶级斗争。不管你是认为苏联的巨变“好得很”还是“坏得很”，你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在那里复辟。

 

苏联东欧的巨变，不仅限于推翻正统的共产政权，更重要的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在巨型的企业中也引入了私人资本统治雇佣劳动。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是纯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苏联东欧发生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

 

而恰恰是那些极端反共的人士、那些仇视毛泽东的人，也在得意洋洋地到处宣称，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走向了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苏联东欧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共识。

 

既然实际事实已经如此，我们就必须回过头承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论断是何等地具有远见。而且仔细考察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全过程，我们就会承认，毛泽东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要领导干部们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为我们保存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历史已经印证了毛泽东的全部预见。因此，我们可以将毛泽东当年的著名论断略加修改，用来说明最近八十年来的世界历史：

 

——党夺取政权并领导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的计划经济之后，还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势力会搞资本主义复辟；

 

——由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于我们保存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人掌握政权之后，“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许多共产党的干部，热衷于“作官当老爷”，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甚至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将权力化为资本，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以民主的手段自下而上地揭发和消除黑暗面。为此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明社会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无特权、无财产的劳动人民与依仗特权和财产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

 

正象毛泽东早就一再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资产阶级总是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于是我们看到了扶植资产阶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努力，看到了人民的重新觉醒和愤怒。在对“特权化为资本”的愤怒声讨中，毛泽东在人民的心中重新站了起来，因为他的预言应验了，他预演的演习已经被证明为绝非无的放矢。

 

今天的毛泽东，已经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骄傲。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全世界追求正义的人们，就只能呼应一个号召：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