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

毛主席聽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汇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

张国华评价印军:军官指挥不行,单兵能拼刺刀,不完全是豆腐兵
2020-06-30
 

【开国中将张国华89】

 
 
战争的硝烟往往带来和平,战争的硝烟也孕育精神的力量。然而,只有伟大的民族才能培育伟大的军队,只有英勇的军队才能创造英雄的业绩,只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激励英勇的军队。人类历史上,只有精神才能不朽。
 
张国华纯洁、宁静、大气、朴素、坚忍、忠诚的心灵世界,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对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和对一个时代的过去;对于在过去的时候里怀着理想信念长眠在西藏高原的先烈;对于所有至今仍然飘零无归的灵魂,会否是一种寄托和鞭策?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悲情与豪情、牺牲与奉献、痛苦与骄傲、挫折与成功、失败与胜利,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性格。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放松心情,把苦难铭记,把困难藐视。
 
 
我军追击溃逃印军
 
1963年2月15日,早春的北京春寒料峭。
 
全军政工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汇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早在一个月前,张国华就与刚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一些干部一起,商量该汇报什么。在张国华汇报稿里,有这样两句话:“此次作战,参战部队在及其恶劣的环境里发扬了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打了这场漂亮的仗……”
 
张国华到京后,把汇报稿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瑞卿看后,在提纲上批了18个字:“此件看了,很好。照此在会议上汇报。”
 
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的讲话重点讲到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他说:
 
这回打仗,工农出身的战士固然打得很勇敢,很多知识分子,有的是大学生、中学生,也算打得勇敢。张国华同志告诉我,西藏部队有180多个高中生,放在连队锻炼,原来对他们是比较担心的,但是都表现得很勇敢。“丁指”的总结,有一篇就专门讲到他们。当然不是说一个动摇的也没有,据说只跑了一个,是工业学院毕业的。
 
中印边境斗争,那是相当艰苦的……这次同我们作战的印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印军的所谓王牌,是不能轻视的。听张国华同志讲,印度的军官指挥不行,他们的单兵还是比较顽强的,能拼刺刀,也不是不能打冲锋,不完全是豆腐兵,不是一戳就烂的。另一个敌人就是自然界,恶劣气候、高原、严寒。我们还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作战的经验。有几部资料影片,可以放给大家看一看(肖华插话:已经放映了一些)。那确实称得上是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队在阿隆姆地区和当时由英国人指挥的印度军队作战,曾吃过大败仗,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很大程度就是吃了自然界这个敌人的亏。张国华同志已经回来了,建议请他给你们做一次报告。
 
张国华同志告诉我说,这次边境作战,四个第一,四好连队,军事训练的方针、办法见了效。他说,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说两句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就有人顶上去。这两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不怕死,不怕苦,这是非常朴素的两句话。我看,有了这两不怕,其他一切也就都不可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阳延安班雕塑
 
我把这个话也报告了主席,主席讲,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将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
 
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就是说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来,岳飞治军是有他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主席说,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
 
张国华同我说,中印军边境反击作战情况,我问他,这次打仗,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总的当然很好,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并不是每一个团,每一个营,每一个连、排都打得好,也不是每一个指挥员都指挥的好。有的小分队,甚至有的团就出了一些问题。但是,目前对部队威胁最大的问题是轻敌。
 
他到过许多连队,问到干部、战士,印军有什么特点?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会跑,二会装死。张国华同志说,现在部队普遍的说法就是这个,一句话就是轻视敌人。在两次反击作战开始的时候,都曾经专门给他们打过电报,第一仗打响以前,指出,这一仗关系到军威、国威,要求他们只准打好,不准打坏。第二仗,又去电报说,千万不可轻敌骄傲,骄傲就会犯大错误。张国华同志说,北京这两个电报,对于两次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前一个给了他们极大鼓舞,后一个给他们敲了警钟,注意防止了一些部队可能产生的轻敌麻痹情绪。
 
 
2月14日,罗瑞卿去向毛主席汇报,说西藏军区的张国华同志来了,准备在会议上汇报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的一些情况,他说,参战部队这次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打了一场大胜仗。毛主席一听,说道:“会议我要去参加,让张国华同志再讲讲嘛!”2月15日下午,张国华在全军政工会上汇报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情况。当他汇报到“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英雄气概”时,会场响彻起一浪又一浪的掌声。
 
2月19日,毛,刘,周,邓等首长齐聚。毛、刘高兴地让张国华坐在他俩中间,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在困难面前从不退步,但在领导面前却显得不够自然。他拘谨地照着稿子宣读,毛主席幽默地频频插话,提问,有时不等张国华回答,罗瑞卿和肖华就代为回答了。此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张国华也随之轻松自如了。当张国华汇报说,这次战争规模虽然小,但意义却很大时,毛主席插话了,他用他那浓重地道的湘潭话说:“今天坐的都是政委,书记,你(指张国华)也是书记嘛,你当时到了那里呀?”
 
罗瑞卿代为回答说:“他先到克节朗,又到了另一处,可以听到枪炮声。”
 
毛主席又说:“离战场很近嘛”“你比我小20来岁嘛。一打仗,你的病也好了。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看来,除了董老(董必武)以外,我们都还是可以打仗的。”
 
张国华谦虚地说:“都是因为有了北京的指示,我们才打了胜仗。”
 
毛主席乐哈哈地说:
 
“你这个井冈山,蛮谦虚嘛!”
 
“印军到北非跟德国隆美尔元帅作过战的,又跟墨索里尼作过战的,跟日本在缅甸也打过仗,说是了不起。”
 
“这里头还有一点怕鬼的味道。包括我这个人的思想。开头你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大家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的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要忍让克制,我们现在再准备三年,他如果要来,什么地方也让他进,只有几点,什么拉萨、错拉宗、昌都不让他进去,其他你愿来就来。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毛主席又说:“最基本的问题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地主的军队。然后,第二,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工人农民的军队,党的军队,不能打胜仗呀?不能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呀?不管世界上什么军队,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日本嘛,一个美国嘛,现在又有个印度嘛。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吴庭艳他也不能来,他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喏。就是这么一点敌人。”
 
 
“庞国兴战斗小组”成员合影,由右至左分别为王世军、庞国兴、冉福林
 
毛主席问张国华:“听说那边有蛇?”
 
张国华说:“这是我们没想到的,还比较多。”
 
毛主席笑了:“当地蛇太多,蛇可以吃嘛,学我们广东人的办法。没有粮食,那时候蛇多,可以吃。你们不要吓人,我看有了准备,蚊子、蛇、蚂蟥,什么东西不能对付?我不信,要有各种的准备,要有药物,卫生,注射,对疟疾的预防,对于蚂蟥怎么整法。对蛇有个办法,请一批广东厨师,不要带粮食,能吃肉。”
 
“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他(印度)是近代的。现在在越南,美国的近代化要被原始的打垮的,你看嘛!”
 
张国华说:“那个地方(藏南达旺)真是太好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住上人能自己养活自己。”
 
毛主席一听,说道:“你这么一说啊,我还真不想走了呦!”
 
这个会,事实上就是一个庆功会,一个由张国华介绍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经验的会。毛主席兴致很高,一会儿问话,一会儿精辟地论述,聆听指示和教诲的干部都受益匪浅。
 
下午,汇报继续举行。当张国华再次走上台时,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还是被安排在毛、刘中间。来京之前,他准备的发言稿足有26页,当然,讲这场战役,可能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真实情况了。张国华记不得自己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紧张。他开导自己:“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主席插话说:“特别是那个55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130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作动员工作。很仓促。”
 
 
战斗英雄吴元明
 
说着,毛主席关切地看着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他(指张国华)十几号走,20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他说,有仗打就去。我是听说,我也来不及见他,就是你们见了他,说是你有病,没有仗打你就不去,一听有打仗,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身体也是不好,应该休息。”
 
小平同志说:“这次打得都很好。”
 
陈毅说:“再敢这么欺负我们,还这么打。”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我看是有斗志的。当然,也有个别怕死鬼。去年六月,不是说蒋要来吗?浙江温岭县委书记领头,就是跑,把家什往后头寄,把我们的文件烧掉,说敌人要来了。除了那少数怕死鬼外,多数,我看是能打的,有战斗精神的。”
 
“包括在瓦弄,我们总共亡了800人,重伤大概是四五百,其他轻伤员很快就好了。重伤的还有作用,只要他不死,他可以起教育作用。除掉死的,得到教训、得到锻炼的,就是2.7万多,包括西面,就是3.2万以上。我看,分一些人放到各师去,有各师抽一些人跟你们兑换。你们参战的这3万多人,你们留下2万人就行了。我看留一半就行了,你搞出1.5万人来,分到全国,特别是分到前线那些部队,特别是分到值班师,分到那里头去,讲这些故事,当教员。”
 
毛主席转头问张国华:“听说印度那个将军也是中将?”
 
张国华点头,说:“主席,那个人名叫考尔。”
 
毛主席说:“和你一样,也是个中将,不过赶你就差多了,不是差点让你给捉住了吗?”
 
张国华说:“没堵住。”
 
毛主席说:“跑了就跑了嘛,真捉住了,人家脸往哪放呦!”
 
“印度没有发挥作战能力,没有发挥主观能动,不会指挥。他过去是英国人指挥。在北非打仗,在缅甸打仗,在他们本国的东部那加族地区跟日本人打仗,都是英国人指挥,他印度人自己指挥打仗就没有打过,就是这一回。”
 
毛主席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当然,董老不在内。我也在内,我可以在内,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要准备打仗。”
 
停了停,毛主席又说道:“这个通信比过去大有进步,头一天打的电报,隔一个晚上,第二天一起来,电报都来了,通信这么快呀。现在你们接到电报,跟我们是同时接到的。比如11师先头团给他们的师部,给你们指挥所,给我们北京的电报,是同时发来的嘛。”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主席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战你搞不赢。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米或者一百米这样的射击。对印军士兵拼刺刀这一点,还是要称赞印度的。”
 
张国华说:“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办法,依靠自己,依靠翻身农奴支前。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又说:“哎呀!真是不得了啊,乡亲们可了不得呦!仗打到哪里,他们就把物资背到哪里。”后面这几句话,张国华此次来到北京的当天去见张经武时,也是这么说的。
 
 
1962年中印之战,当地藏族同胞踊跃支前,为前线运送了大批物资
 
毛主席越听越高兴:“这次战斗中西藏老百姓表现很好,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这么干呀?”
 
张国华接着汇报说,此次战争说打就打,说停就停,要前进就大踏步前进,要后撤就准时后撤,行动自如,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陈毅插话说:“许多国家评论说‘中国军队打得潇洒自如,像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嘛’,还有的说:‘一个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国家,主动决定停火后撤,使人大吃一惊。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决定退还武器、弹药,这是有远见卓识的伟大行动,表现出最大诚意。’”
 
当张国华谈到为了实现对敌人的全歼速决时,毛主席插话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看来,还是‘二五七’。战役上两倍于敌,战斗上5至7倍于敌。”
 
当张国华说到我们的基本战法时,毛主席又说:“前边防御,后边不防,绕道屁股后就完了。侧后迁回,这不仅是印度,从古以来,谁都怕抄后路。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
 
张国华说:“主要是11师跑到他的后面去了,部队打得很勇猛,如果停火命令再迟到两三个小时,他们就打到提斯普尔了。”
 
 
1962年中印之战,藏族同胞踊跃支前,为前线运送了大批物资
 
毛主席插话说:“打出国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你攻我们,攻到‘麦克马洪线’以北那么远,搞到克节朗,西面占领了天文点,空喀山口以西、加勒万河谷那么多地方。我们索性占领伏特山,未尝不可。如果占领伏特山,那英国人就跑了,因为在提斯普尔以北英国有很大一个茶叶公司。这也是一个经验,索性占领伏特山,还更过去一点。你来得,我去不得呀?你们留得太少了。几个搞晚了:一个是切断线路搞晚了,一个是留武器搞晚了,还有一个不要那么死,什么邦迪拉以南,索性攻到他那个提斯普尔附近有什么要紧哪?他可以攻到我这里来,我不能去呀?”
 
张国华谈到参战部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时,毛主席站起身来,他那巨人的右臂挥动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高兴地插话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们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毛主席越讲越有兴致,称赞道:“打得好!打得好!”毛主席指了指张国华说:“他还没有讲那个西面(指新疆方向),西面很艰苦,那是多少米的雪,这么困难,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要讲这个经验。”
 
1969年在珍宝岛战斗中,守岛官兵叫响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的口号。1969年4月,毛主席再次提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这一年开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传颂,成为继长征精神之后,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又一宝贵精神财富。
 
张国华1963年2月在北京参加完会议后,没有顾得上到301医院看病,西藏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回去。
 
 
我军押解克节朗战役被俘的印军
 
这个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遥远的新德里,那里正在发生着什么呢?
 
固执的尼赫鲁可不管印度的地位大不如前,然而人们发现尼赫鲁短短一两周时间里明显地瘦了,苍老了许多。他身上原来剩下来的那点朝气也消逝了,他个人的影响和地位一落千丈。这是战争的一个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结果,终于,在1964年5月27日那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印度告别了尼赫鲁时代,印度人民告别了尼赫鲁时代。但在印度国内,谁应该为1962年的失败负责的声音仍然很大。尼赫鲁故去了,梅农于那个冬天下台了,塔帕尔休长假后不在露面,考尔呢?人们好奇地关注起他来了,他后来写成的那本《1962,谁是罪人》,不知是为自己开脱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不得而知。
 
战争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什么,但战争是为了和平而催生的。中印边境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接见使节时,微笑着和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握手,对他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1976年,中印结束了长达14年双方只驻代办的局面,向关系正常化迈进。

毛主席的“井冈山预言”!

毛主席的“井冈山预言”!
2020-06-29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2月,新城战斗获胜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4月底湘南暴动失败,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一系列挫折与艰难困苦的生活使红军队伍里出现了一种悲观情绪,其中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时任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部宣传干事的杨岳彬提出来的。杨岳彬是湖南华容人,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华容县委常委兼县总工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由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

杨岳彬生性活泼,能说会道,常常语出惊人如当时的“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得卵打光”等都是他的创造。一天,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找到他要团部给他们营添置一面红旗。杨岳彬听了后甚不耐烦地说:“置什么红旗,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么?”这句话飞快地传开来,对当时正在流行的右倾悲观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前毛主席来到宁冈县了解乡村红色政权建设的情形,在与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等人的谈话时,刘克犹把这个问题说了出来:“眼下冒出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挺是扰乱人心的,这样下去不是个头。毛委员,你的看法怎么样?”

毛主席默然一阵,才语气凝重地说:“是呀,有人提出了疑问,不作答复是不行的,边界党正在考虑这件事情。马上要召开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届时着重解决右倾悲观的问题。”他停顿了几秒钟,接下说:“有些同志在革命发生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就怀疑革命的红旗子打不下去,因而发生了悲观情绪。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小了革命的力量,看大了敌人的力量。这些同志只看表面现象,不看问题的实质,所以容易被迷惑,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悲观丧气的思想也由此而生。”

说着说着主席激动起来,就像对着很多人演讲一样,以激昂宏亮的声音继续说道:“世上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革命何尝不是这样?湘南有个三月失败,井冈山也被敌人占领过一次,这怕么子呢?损失了的东西还可以创造嘛。去年秋天,我们上井冈山不到一千人,而今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湘赣边界这样的好地形,又有广大民众的拥护,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的。边界的红旗子无论如何倒不了,一定能够打下去!”

主席接着说:“一叶障目,不见高山,右倾悲观的思想只有自我消沉,这是非常有害的!”刘亮玉听了后感到心里豁然开朗,不禁冲口而出问了一句:“毛委员,照这样下去,你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主席略一沉思后朗声回道:“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毛主席的这个预言性讲话,很快在根据地传播开来,在民众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年后”这句话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1949年11月,曾经脱离革命的刘克犹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毛泽东任了主席,感慨万端地对村人说:“毛泽东真是预言家。1928年他在坝上讲20年后革命定然获胜,果真兑现,神明!神明!”

毛主席不是神,但他许多的预言预见就是神。这种“神”立足于他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与缜密的分析判断,来自于他对中国深入的了解与深刻的热爱。

主席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我们需要这样的领导。


(来源:“伟大舵手”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毛主席韶山学校“听得见笑声的照片”:老人家无意间成就了一份美好姻缘

毛主席韶山学校“听得见笑声的照片”:老人家无意间成就了一份美好姻缘
2020-06-30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主席一生有许多照片,每一张我们都会深有感触。其中有一张,被人们称作“听得见笑声的照片”。

 
 
 
一幅毛主席在韶山学校的照片,我们都很熟悉。老人家和师生开怀的笑声,穿越时空,仿佛都能听到。
 
 
有意思的是,站在毛主席身旁的两位同学,12年后成了一对夫妻,毛主席无意间当了一次红娘。
 
01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来到韶山学校,一位叫蒋含宇的男生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领巾,他还和另一位叫彭淑清的女同学给毛主席献上了两束花。
 
这天上午9时许,毛主席在拜谒父母坟墓,访问幼时邻居,察看故居上屋场后,便乘车去韶山学校。
 
韶山学校600多名师生员工,早已迫不及待在校门至儿童桥的马路两边列好了队,期盼主席的到来。
 
终于毛主席坐的车来了。
 
 
毛主席一下车,少先队大队长蒋含宇和学宣委员彭淑清,双双走到毛主席身前,举手行了少先队礼,同时献上两束鲜花。
 
主席接过鲜花,慈祥地问道:
 
 
“14岁,刚上初中二年级。”两人齐声回答。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
 
 
毛主席和学校领导和教师代表握手后,走进校门观看。
 
02
 

 纪录片《毛泽东在湖南》第一集大约在23分钟时,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
 
 
当陪同人员说毛主席要和大家合影时,蒋含宇立即走到毛主席跟前,庄严地行了个少先队礼,解下脖子上的红领巾,踮起脚来给主席系上。
 
顿时,校园里又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主席高兴地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和蔼地问蒋含宇:
 

“真的。”蒋含宇毫不犹豫回答。
 
紧接着,毛主席幽默地对周围的人说:
 

毛主席和大家一起笑了。
 
这笑声永远留在韶山学校师生心里。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蒋含宇和彭淑清。
 
毛主席让他们两位,共同有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
 
这个回忆,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
 
是精神的,看不见。
 
也是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
 
毛主席无意间成就了一份美好姻缘。
 
这安全想得通说得通,事实上也行得通了。
 
 
蒋含宇、彭淑清两人在北京读大学时相恋了,1968年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辽宁省工作。1971年,也就是毛主席视察韶山学校12年后,蒋含宇彭淑清两人喜结连理。
 
随之后,夫妻二人相应党的号召,转战湖北荆门炼油厂、江西九江石化总厂等地,最后在江西南昌定居。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位的确是毛主席身边的“金童玉女”,也有人称他们为“中国第一幸运伉俪”。
 
历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里有必然性。
 
你信,还是不信?
 

 
 
我们都会唱《火车向着韶山跑》
 
参考:朱德董必武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精彩对话【图】
 

 
郭老写的这首少先队队歌,明显的是号召少先队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同时富有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意志品质,马思聪谱的曲也很不错,可谓锦上添花,道器变通。
 
作者:李克勤济学勤为径 来源:济学

毛主席的枪杆子和笔杆子!

毛主席的枪杆子和笔杆子!
2020-06-30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善于运用舆论武器推动武装斗争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形成了独到的新闻舆论思想和独特的报刊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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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告别居住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
 
当时,随行毛泽东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军委作战部,一支是新华社。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
 
新华社先后播发了毛泽东起草或修改的《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135旅被歼》《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等几十篇评论稿件。由此,毛泽东被新华社的同志亲切地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
 
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这段历史清晰地说明,我党我军一直就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还亲自指导、大力推动军事外宣工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舆论宣传是融为一体的。
 
建军初期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是红军生存、发展和壮大的迫切需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红军进行残酷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借助其掌握的宣传机器进行反共宣传,挤压我党我军的生存空间。国民党把红军描述成“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撰写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红军先后创办了《战斗报》《红军日报》《红星报》等70多种报刊,采取出版报刊、书写标语口号、表演戏剧歌舞、宽待俘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
 
长征期间,党中央专门委派陈云到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红军长征情况,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信任。
 
陈云的报告后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反响。
 
抗战时期,国民党利用其掌握的政权系统,通过颁发反动的新闻出版法令、取缔抗日进步报刊和遏制抗日党派的进步报道活动等手段,对我党我军实施严密的舆论封锁,并大肆诬蔑我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打破国民党的宣传封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将无法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形象和抗日行动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这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极为不利。毛泽东率先垂范,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兼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成员,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稿件。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积极借助外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对外宣传、介绍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
 
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筹建了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毛泽东为交际处制定了外宣工作的具体方针,指出“多接待一次外宾,就多一次机会宣传我党政策,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机会”。他还对交际处说:“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解放区,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记者团,畅谈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国共摩擦等重大问题。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福尔曼的《延安报道》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来自解放区的真实消息,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为达到遏制苏联、控制中国的目的,公开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政策,孤立封锁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种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我党我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积极宣传我方的和平政策,深刻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只要内战的阴谋,向国际社会强调战争的自卫性、正义性。
 
深谙舆论战之道的毛泽东将军事谋略与舆论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对敌开展强大的舆论攻势,创造了许多不战而胜的经典战例。
 
1947年11月,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蒋介石趁我主力不在,令傅作义派骑兵偷袭石家庄。在获悉敌人计划后,毛泽东在5天内连写3篇新闻稿,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舆论较量。25日新华社播发了他写的第一篇新闻稿《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把敌人的行军路线、作战部署和企图等说得一清二楚,使蒋介石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为了迷惑敌人,他又撰写了第二篇新华社广播稿,警告蒋介石、傅作义“你们来吧,解放区人民布下了天罗地网,管叫你们有来无回”;29日撰写了第三篇新闻稿,指出傅作义派兵偷袭石家庄、北平守备空虚的严重后果。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急令傅作义撤兵。
 
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善于运用舆论武器推动武装斗争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形成了独到的新闻舆论思想和独特的报刊文风。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军开办了针对国民党的广播节目,宣传我党政治主张,报道我军胜利消息,介绍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督促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亲自指挥和参加广播宣传战,撰写和修改了5篇对敌宣传广播稿,让王耀武、范汉杰等被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广播讲话,有力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斗志,先后有14000余名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
 
可见,“文武统帅”毛主席就是“文韬武略”的典范!除了军事了得,他一生更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他说:“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近些年来,我们在历史传播、舆论传播上吃了大亏,这些思想斗争的山头一个个被所谓的公知大V、美粉、果粉们占据把持着,净干些历史虚无化勾当,人们的历史&思想认知备受蛊惑。幸好十八大以来有所改观,且重举毛泽东思想斗争大旗。是呀,要注重并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阵地,才能赢得民心,不然民心被带歪带坏,就不好了

(来源:“木子艺术工作室”微信公号

2020年6月28日星期日

毛主席为国为民免去了多少灾难:从治理淮河说起

毛主席为国为民免去了多少灾难:从治理淮河说起  李克勤
2020-06-28
 

李克勤(jixuie)题记:庚子年防灾是一项重要工作。最近许多地方暴雨连绵,防洪排涝刻不容缓。央视在这个时候播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毛主席领导治理淮河的壮举,恰到好处。毛主席为我们免去了多少灾难?数也数不清。人民世世代代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不是空谈。

 
 
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01
 
《换了人间》第34集毛主席得知淮河暴雨灾民受难,流下眼泪,立即部署救灾和治理淮河工作,不容许有丝毫的懈怠。
 
在旧中国邵力子先生是有过兴修水利工程的专家,毛主席请他配合另一位原国民党将领,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共同参与调查研究,部署治理淮河工作。
 
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1300多万人受灾,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
 
7月20日,毛主席批示:
 
 
 
到1951年7月下旬,第一期治理淮河工程全部完工。
 
这期工程共完成了蓄洪、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约19500万立方米(其中沟洫工程土工约1亿立方米),石漫滩山谷水库一座,板桥、白沙两处山谷水库的一部分,润河集蓄洪分水闸一座,其他大小涵闸62处,谷坊155座。
 
正是这治淮一期工程的竣工,确保1951年淮河流域农业的丰收。
 
 
满怀喜悦的农民,纷纷给毛主席写信报告丰收情形。
 
 
相应毛主席号召参与治理淮河的人们,用最土的办法施工,硬是实现了毛主席的部署。
 
从950年到1957年8个年头的艰苦奋斗,不懈治理,人民政府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淮河治理,免除了人民后顾之忧。
 
毛主席为人民造福,绝对不是空喊口号。
 
老人家调查研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能力能量,举世无双。
 
治理淮河只是其中的一项道器变通。
 
02
 
 
削足适履:因为鞋小脚大,就把脚削去一块来凑合鞋的大小。讽刺生搬硬套。
 
最近这几十年的历史,让我们学会了一种判断历史人物功绩的办法。
 
不能单纯看经济增长,尤其不能光看那个什么GDP的增长。
 
否则,那就贻害无穷。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本来就没有GDP这个概念。
 
当然也就无所谓重视或者不重视GDP的问题。
 
时过境迁。
 
若用GDP这一新概念来测算过去的经济,无疑是削足适履。
 
因为毛主席的部署、领导,为国家为人民避免了多少损失?
 
用GDP算得清楚吗?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如果GDP高速增长,靠的是牺牲环境,这也是功绩吗?
 
 
请注意,治理淮河正值抗美援朝紧张时刻,毛主席日理万机到什么程度?老人家对淮河沿岸人民疾苦,是怎样对待的?在人民心中,毛主席领导治理淮河的壮举,永远是一座丰碑。
 
从道层面讲,这座丰碑是无形的,你可以不提,但永远抹杀不掉。
 
从器层面讲,淮河沿岸的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毛主席的恩情之中,忘得掉吗?

党史上第1份入党誓词原来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

內文提要:
        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党魂、军队的军魂、国家的国魂……正如钱钟书所说的:“反了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此乃醒世之真言!



党史上第1份入党誓词原来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
2020-06-28
 
一、毛主席亲自撰写入党誓词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起义的最初目标是夺取长沙,但由于此时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敌强我弱,夺取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的任务,根本无法实现。很快,起义部队就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改变了原先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南移,并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
  
由于作战失利,再加上连续行军,环境艰苦,整个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纪律松弛,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在此时背弃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回忆:“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决定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通过举行入党仪式来加强对新党员的党性教育。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亲自主持了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其中一位就是赖毅。毛泽东带着新党员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二、贺页朵的入党宣誓书
  
毛泽东这个版本的入党誓词,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实物,这也是它被确定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党誓词的重要原因。  
 
这份入党宣誓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文物。入党宣誓书的中间是入党誓词,从右向左分别是:“牺牲个人,言(严)首(守)纟必(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正面上方写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右侧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员贺页朵,地点北田村,左侧是时间,1931年1月25号。
  
入党宣誓书的主人公贺页朵是江西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工作为掩护,帮助红军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由于表现出色,永新县党组织决定吸收其入党,并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因为识字不多,他亲手制作的宣誓书短短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出现了6个别字,但这并没有掩盖贺页朵坚定的革命信念。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永新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宣誓书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革命老区慰问,贺页朵才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交给了慰问团负责人。
  
1956年,谢觉哉在博物馆看到这份入党誓词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提道:“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的……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贺页朵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所写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服从组织”变成了“服从党纪”,顺序上略有差异。显然,贺页朵的入党誓词就是从毛泽东版本的入党誓词演变而来的。
  
可见,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份入党誓词是毛主席撰写的,那些本身就是党员的公知、文人、学者若还在网上发表反毛言论,那是相当不应该的。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党魂、军队的军魂、国家的国魂……正如钱钟书所说的:“反了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此乃醒世之真言!

2020年6月27日星期六

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指示的由來 -- 罗援将军:论中国军人的最高境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罗援将军:论中国军人的最高境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2020-06-27
 



百面战旗背后的故事之三十一

 
导语:毛泽东主席曾经数次提到,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句口号已经家喻户晓,成为我军世代相传的座右铭。
 
一、毛泽东主席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样的号召?
 
第一次是在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结束,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当他谈到此次作战打得异常艰苦,部队官兵首先树立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克服了高原缺氧、超负荷攀登的困难,完成了山地战前训练。
 
 
 
接着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体现出了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其中第155团1营2连6班作战异常勇猛,在班长阳廷安的带领下,全班在战斗中8人牺牲了7人,最后1人刘汉斌仍旧坚持战斗。战后,6班被国防部命名为“阳廷安班”。 
 
听到这里,毛主席非常感动,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二次是在1965年7月14日,原济南军区坦克第2师工兵营1连5班班长王杰在即将结束的民兵地雷班示范地雷试爆时,炸药发生意外爆炸,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他奋不顾身扑向炸点,壮烈牺牲。
 
 
 
在整理烈士的遗物时发现他写了大量日记,其中有一篇写道:“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毛主席听到他的事迹后甚为赞许。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8日第一版发表社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王杰同志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社论高度评价王杰“他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提倡“我们要向王杰同志学习‘一心为革命’的思想,也就是学习他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
 
第三次是1969年珍宝岛反击战胜利之后,在紧接下来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战斗英雄孙玉国代表边防部队在大会上汇报我军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苏修作斗争的经过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全场代表无比振奋,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天。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成为毛主席对边防战士的褒奖,也成为全国人民战天斗地的座右铭。
 
二、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一再强调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理解就是要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人的一生必须要跨过两个坎儿。一个是苦乐关,一个是生死关。
 
特别是军人,只有通过这两个考验,才能百炼成钢,破茧成蝶,成为真正的军人,人生的境界才能有一个质的升华。
 
1、“一不怕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有具体内容的。
 
首先,一当兵我们面临的就是要过好思乡关、思亲关。
 
 
 
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在家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而现在我们要离乡背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陌生的、严格的环境里独立生活,一切都要自己来,都要接受组织的安排,这对处于成长期的青年来说是一个考验。
 
其二,要过好生活关。
 
一旦入伍,一日生活制度便与以往相对懒散的作息时间完全不一样。早晨,天还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操;晚上,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执勤换岗。
 
 
 
多想在床上再多迷瞪一会呀,但军人的纪律不允许。到了军营,我们就进入了“五湖四海”,我们要经历南国的酷暑、北国的严寒;北方人要学会吃辣椒,南方人要习惯吃高粱。我们曾经被蚊虫叮咬、蚂蝗缠身、湿气烂裆、严寒裂肤,但我们顽强地挺过来了。
 
 
 
其三,我们要倔强地面对训练关。
 
射击、刺杀、投弹、队列、越野、单兵战术、分队战术、联合演练,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别人能做好的,我们立志做得更好,在摸爬滚打中,我们练就了军人的筋骨。
 
 
 
其四,更重要的是要过好任务关。
 
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我们谁也不能掉链子,谁都不是孬种。
 
 
 
2015年,我曾经到中印边境调研,一到边防某团,前来迎接的团领导班子,齐刷刷,清一色黝黑的面孔,乌青的嘴唇,让人感到一阵鼻酸,让人肃然起敬!谁都知道这是高山反应留给他们的沧桑,可谁又知道这沧桑背后给他们留下了多少辛酸,而辛酸后面正是他们留给祖国的忠诚。
 
 
 
西藏军区的领导班子,可能是全军军以上领导班子人数最多的,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有备用干部,一位干部出现了情况,另一名干部顶上去。
 
他们常年身上带着三大件:药丸、大衣、墨镜。必备的药丸是,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
 
 
 
生物学家断言,4000米以上不适合人类居住;4500米以上是生命禁区。我们的官兵们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经受着这些煎熬,他们是长年累月啊!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缺氧情况下工作,在西藏工作十年以上的官兵80%的人血红蛋白成倍增高,60%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高原心脏病。
 
 
 
我亲眼看到一位军区副政委心动过缓,每分钟才跳30多次,他是戴着起搏器在工作,这哪里是在工作?说准确点,这是在拼命。心脏病、高血压对西藏军区的官兵们来说是常见病,他们是在以生命的付出来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我的一位好朋友,原军事科学院作战与条令研究部副部长刘金胜曾经对我说,这次中印军队发生冲突的地区是我国新疆和田县阿克赛钦南部的加勒万河谷,属于中印边界西段,海拔4300多米,高原缺氧,荒无人烟,植被稀少,条件十分艰苦。
 
他曾经随调研组赴这一地区勘察。他们住在加勒万河谷附近的一个边防连,高原缺氧反应特别严重,只觉得头痛欲裂、喷状呕吐,一位调研组成员当场陷于半昏迷状态。
 
 
 
他们在这里执行任务也只有两天时间,而我们的边防官兵是长年累月地驻防在这里呀!
 
 
 
这次,我们的小伙子们重拳出击,国人都拍手称快,可谁又知道他们打出的每一拳,挥出去的每一棒,踢出去的每一脚,又耗费了他们多少体能,透支了他们多少生命啊!
 
没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行吗?
 
2、“二不怕死”更是中国军人的本色。
 
怕死不当兵,当兵不怕死。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顽强地战斗下去。
 
连死都不怕的军队,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长征初期,红军五万英烈血染湘江。他们各个都是英雄好汉,哪怕敌众我寡,哪怕血溅七尺,也敢于与敌人刺刀见红,血战到底;
 
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弹尽粮绝,誓死不降,跳崖殉国;解放战争中,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壮烈牺牲;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飞身堵枪眼,邱少云浴火潜敌阵,杨根思手抱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在中印反击作战中,阳廷安率领全班英勇杀敌,全班几近拼光;在珍宝岛反击作战中,涌现了珍宝岛战斗功臣连;
 
 
 
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涌现了攻歼英雄连、猛虎连、英雄坦克营等英雄个人和英雄群体……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代表,都是我军引以为荣的精神图腾。
 
由于我军长期在兵力对比敌强我弱,火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作战,战创成为我军勇敢精神的外化表现。
 
我军可能是中外军队中,高级将领受伤最多的一支铁血之师。
 
解放军十大元帅,七个受过重伤,累记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受伤最多的是刘伯承,九次受伤,身上有十块弹片;
 
解放军十员大将,七个受过重伤,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受伤最多的是徐海东,九次受伤,身上有二十块弹片。
 
 
 
粟裕大将在火化时,从头颅里取出了四块弹片。这几块弹片成为我们军事科学院院史馆的镇馆之宝。
 
 
 
在我军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独臂将军、独脚英雄。他们就是以这种伤残之躯和铁血精神打下了人民的江山。
 
将军尚且如此,广大指战员的勇敢精神更是感天动地。我军之所以攻必克,守必固,其精神动力就源于此。
 
 
 
最近,习主席反复强调我军要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指出,“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现在,天下并不太平,我们要前打虎后拒狼,要完成统一祖国的伟业,形势逼人,我们必须要进一步锤炼广大指战员“两不怕”的血性胆魄,激发全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随时准备完成党中央、习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的战斗任务。
 
——罗援
 
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记阳廷安班
 
我军在面对各种各样敌人的时候,尽管在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远远地落后于敌人,但是我军硬是凭借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和顽强作风战胜了一个个强大的敌人。在由100面荣誉旗帜组成的国庆70周年阅兵式战旗方队中,有一面旗帜,就是对这种英勇顽强、奋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最好的诠释。这就是“阳廷安班”!
 
 
 
阳廷安是一个24岁的共产党员,20岁入伍后很快就练就了一身非比寻常的杀敌本领,射击、投弹样样精通,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而担任了班长。
 
阳廷安所在的班原为西藏军区步兵155团2连6班,这支部队的前身为1938年组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昌都战役等,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显赫战功的部队。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为了修通川藏公路,正在执行进藏任务的18军和近万名藏族民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而阳廷安所在的班就在这支筑路大军当中。
 
当时他们所在部队被派到海拔4796米的敏拉山进行筑路施工。4796米是个什么概念?国外通常将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称为“人类禁区”。因为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空气稀薄,特别缺氧,人呆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呼吸都会很困难,严重的高原反应甚至会夺去人的性命。
 
而且气候恶劣,一天三变,时常刮风下雪,晚上战士们睡在帐篷里,帐篷经常不是被大风刮跑了就是被大雪压垮了,大家不得不半夜起来收拾营地,在这种情况下施工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官兵们非常坚定地为完成任务而拼尽全力。特别是在一处叫皮康崖的险段,几十米高的陡壁,像刀削斧砍一般,下面是一条波涛汹涌的尼洋河。
 
有句藏族民谣形容说:“飞鹰难过皮康崖”,当地的藏族乡亲们都认为在这里修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当时有一个藏族的小贵族说:“那个地方连牦牛都爬不上去,你们能把公路修出来那你们简直就是神仙。”
 
我们的战士回答这位藏族小贵族说:“我们都是凡人,但是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就这样,他们攀上悬崖绝壁,用几十米长的绳子吊着身体在悬空中打眼放炮,硬是开出了一条能站住脚的小道,又在这条小道上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这个悬崖上凿出来一条公路。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后来这个班参加的边境作战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
 
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印度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不断在我边境地区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并枪杀我边民。我国决定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狠狠打击这个地区霸权主义国家。
 
 
 
从1962年5月开始,印军第七旅越过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错那县克节朗草场,驱逐、抓捕和打伤我西藏牧民。

西藏边防部队在草场设立岗哨后,印军又派出第七旅第九旁遮普营与我对峙,9月20日打死我边防连长刘道臣,打伤战士谢富田。在我发出强烈警告的情况下,印军又于10月8日派出旁遮普营一个加强连,对我发动了三次进攻,打死打伤我军33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1962年10月20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边防部队奉命对入侵的印军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的第一仗,就是歼灭入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军委总的作战指导思想很明确:“务求初战必胜”,其核心在于“打狠打痛”、“全歼速决”。
 
 
 
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为了贯彻军委意图,和军区前指其他领导经过反复研究,特别是充分听取了藏字419部队(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的代号)司令员柴洪泉、政委阴法唐的意见,最终决定采取这样的打法:
 
集中主力从印军两翼(沙则和卡龙)开刀,将主要突击方向选择在印军左翼(卡龙、枪等),并迂回其侧后(章多),同时以一部兵力正面牵制,将敌人分割成数块,予以各个歼灭。
 
根据军区前指的作战部署,藏字419部队155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首先歼灭枪等和卡龙的印军,尔后攻歼扯冬和绒不丢的印军,最后再向色兄朗沟发展进攻,聚歼入侵该地的印军。155团团长刘广桐根据任务、地形和敌情,决心以第1营执行攻歼卡龙地区印军的任务。
 
卡龙是一块林间牧场,位于克节朗河南岸,东南方约1000米处为绒不丢牧场,正东方约800余米处为扯冬牧场,这里背山面水,地势南高北低,周围多是松杉密林,有一条乡村道路横贯其间,连接东面的扯冬和西面的枪等。
 
入侵该地的印军为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指挥所带第4连共140余人(加强81迫击炮4门,重机枪2挺)。其据点位于卡龙牧场西北侧,构筑有土木质地堡64个,由交通壕和堑壕相连接,整个印军防御阵地正面宽约250米,纵深约150米。
 
 
 
10月20日早晨7点42分,战斗打响,1营向卡龙守敌发起了进攻。2连作为主攻连按预定计划向敌人猛烈射击,在连的火力掩护下,2排长帅全兴率领5班和6班仅仅用了3分钟时间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前沿。达成突破之后,两个班交替掩护、逐段跃进,直插印军防御阵地内的地堡群。
 
6班班长阳廷安带领战士们抄近道向敌军的地堡发起攻击。他一只手端枪,一只手举着手榴弹,迅速冲向敌人的主堡。他用一捆集束手榴弹炸飞了一个地堡,又用炸药包消灭了敌人一个机枪火力点。
 
不到半个小时六班就摧毁了敌人18个地堡。连长高友贵决定乘胜向敌人纵深发展进攻,全歼卡龙守敌。随后,六班在一片爆炸声、喊杀声当中又向敌人的子母地堡群冲过去。
 
守敌开始向我军反击,轻、重机枪组成密集的火网向战士们开火,阳廷安班长不惧枪林弹雨,对身边的战士喊道:“同志们,我们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跟我来,我们一定能打进去!”
 
阳廷安没有想到,他在战场上喊出的这句口号,日后会成为激励全国全军的伟大精神。在呐喊声中,阳廷安率领战士们利用堑壕的掩护,向敌军纵深穿插过去。
 
当阳廷安跳过一棵横倒的大树时,敌人一个地堡内射出一梭子弹击中了他,他身旁一个叫徐瑞清的战士匍匐到他的身旁大声呼喊着:“班长,你醒醒啊!”但是阳廷安已经壮烈牺牲了。
 
 
 
徐瑞清满眼含泪愤怒地向敌人的地堡投出一枚手榴弹后,也中弹牺牲在了班长的身边。这个时候,另外两名战士颜瑞成和何德中从右侧向前攻击,一路上连续炸掉了两个地堡。
 
当他们向一个大地堡攻击时,何德中中弹牺牲,颜瑞成只身战斗,腿部负了重伤,他就爬着前进,一会儿开枪射击,一会儿投出手榴弹,爬到敌人大地堡的入口处时再次中弹,不幸牺牲。
 
战友的鲜血,如同在战士们燃烧的战斗精神烈焰上泼上了油。副班长曾祥智此时挺身而出,他大喊一声:“现在六班听我指挥,为班长报仇,冲啊!”他指挥杨秀洲、李世明和刘汉彬继续战斗。他们在连、排火力的支援下,又连续炸掉了敌人7个地堡,逼近了印军营指挥所的西北侧。
 
正在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飞过来爆炸,曾祥智被炸起的碎石击中头部负了重伤。杨秀洲立即给他包扎伤口,此时曾祥智一息尚存,他虽然说不出话来,但牺牲前仍然用手势为其他同志指引着进攻的方向,这是副班长下达的最后一道、也是无声的命令。
 
曾祥智牺牲之后,杨秀洲对另外两个战士说:“现在听我指挥,敲掉前面的地堡。”他和李世明在攻打印军营指挥所前的大地堡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射击,相继中弹牺牲。
 
此时,全班8个人最后只剩下了新战士刘汉彬一人继续孤身奋战。他看到五班的战友冲上来后,拿起班长阳廷安的冲锋枪和手榴弹,主动加入到5班的战斗行列中,和战友们一起摧毁了最后5个地堡。
 
在5班的协同下,6班的战士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在战斗中共攻克印军地堡27个,歼敌55人,缴获火炮2门、火箭筒2具、各种枪59支,为全歼卡龙之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阳廷安班”荣誉战旗
 
战后,为了表彰6班突出的战绩和对战役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国防部在1963年3月授予西藏军区步兵155团2连6班“阳廷安班”荣誉称号,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为班长阳廷安追记一等功,其余战士分别记功。
 
 
 
他们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壮举,这种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所有的参战部队。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专程到这支部队,含着眼泪对官兵们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话说得好,我们部队有了这股劲头,世界上任何敌人,只要他胆敢来犯,就让他有来无回!”
 
 
“阳廷安班”七勇士群雕
 
1963年2月,张国华司令员奉命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介绍作战情况,当他讲到我们这支部队为什么能够战胜敌人?当时我们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泽东主席插话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过去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著名的“两不怕”口号由此叫响,成为了我们克敌制胜的精神法宝。
 
 
 
“阳廷安班”的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保证人民军队百折不挠、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两不怕”精神不仅高度浓缩了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辉历史,更是喊出了我军一直以来特有的战斗精神。
 
 
 
过去,我们凭借“两不怕”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今后我们还会凭借“两不怕”精神战胜各种困难。
 
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中国古代贤人老子也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疫情也好,贸易战也罢,什么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强军梦,都不能阻挡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中国梦。
 
  (编写:董晓军)来源:罗援博客

毛主席對印度戰略的偉大勝利 -- 胜利1962: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 作者 郭松民

郭松民 | 胜利1962: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全文)
20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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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尼赫鲁:“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

01

最近,由于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对于这场发生在58年前的战争,中国边防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已经是历史定论,除了印度宝莱坞,已经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中国是不是因为“过于慷慨”的撤军而导致了大面积领土损失,尤其是失去了对藏南的控制?则有很多人怀有疑虑。

自由派-新右派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想嘲弄新中国的胜利是徒有虚名的,很多爱国者也觉得遗憾甚至憋气。
 
笔者的看法是,1962年中国对印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以及其后的及时撤军,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不仅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利益,而且使中印关系攻守易势,中国对印度形成了有效钳制,使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某种无法言说但又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强大威慑之下,而印度却陷入了试图牵制中国却始终有力使不上的困局当中。
 
这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局面,今天的中国仍然受益于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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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并开始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之间的争端,根本不是边界问题,或什么藏南问题,而是谁能控制西藏的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即便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分离出去,比如外蒙古就是这样。由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迫于美苏压力接受了“雅尔塔协议”,导致了今天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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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同样是由于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西藏的状况甚至比外蒙古更危险。
 
首先,在整个民国存续的38年间(1911-1949),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一兵一卒的驻军;
 
其次,民国时代中央派驻西藏的驻藏代表,比清朝皇帝派驻的驻藏大臣的权力要小得多。

按照乾隆晚期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朝廷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赐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并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等。
 
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驻藏代表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自身安全都成问题,自然谈不上有效管治西藏。1947年,曾任西藏“摄政王”,又比较亲国民政府的热振活佛被达札推翻、毒死,蒋介石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极端无能,还在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英印当局就侵占了瓦弄、噶拉塘、德让宗等大量中国领土。对此,蒋介石毫无办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与此相似的还有中缅边界问题,1941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大量的领土割让给当时的英属缅甸。现在被吹到天上的“中国远征军”,虽然为英军火中取栗,但没有在中缅边界领土划分上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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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由于西藏的这种状况,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一直在觊觎西藏。

在尼赫鲁的观念中,中国只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西藏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尼赫鲁认为,历史上印度与西藏的联系比中国与西藏的联系要密切的多。印度和西藏有相近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这样一个友好、弱小的“邻国”,当然要比与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为邻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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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尼赫鲁认为,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屏障,即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飞来”。但如果中国“占领”了西藏,印度与中国就会有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而这一边界却又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这样一来,印度的国防压力就会骤然增加。
 
因此,印度独立后,在许多重大场合,尼赫鲁都将西藏称为一个“国家”,并往往将它与中国并列。
 
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尼赫鲁信心满满。印度独立时,无论是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是钢铁等工业产量均远远在中国之上。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毫不掩饰的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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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要继承英印当局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包括印度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的控制权,其在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也享有种种特权。
 
对这些无理要求,蒋介石竟欣然接受。但尼赫鲁并不以此为满足,而继续向北推进,占领藏南地区的大片领土,到1951年2月占领达旺为止,印度已经基本上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整个藏南地区。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印度争端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印度一直在怂恿西藏独立,使之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而蒋介石政府对于印度操纵的分裂活动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制。
 
04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步步紧逼,中国步步后退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时,尼赫鲁根据他对从晚清到民国这100多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判断时间仍然在他这一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决定不给他留任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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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3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要求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的责任。彭德怀随即派人调查了解进军路线的情况,结论是如果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即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改派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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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著名的十八军于1950年夏季开始向西藏进军,当年10月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中央谈判,并最终达成和平解放西方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05

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继通车,尤其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政治基础,也根本改变了旧中国100多年来在西藏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西藏平叛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种种特权被一概取缔,西藏分裂活动也在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印之间的问题,才真正从“西藏问题”转为“边界问题”——而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由于旧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西藏毫无实际影响力,所以中印边界冲突完全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和印度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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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出手,东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将美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西线,将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将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英势力赶下青藏高原,赶过喜马拉雅山,以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这是远超盛唐的伟业——唐高宗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吐蕃,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灭高句丽战果——仅此一项,就足以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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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篇

“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农奴的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01

本文的上半部分提到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竞争,导致中方重获优势的三大因素分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继通车,以及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而尤以最后一件事最为关键。
 
在民主改革前,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

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可以用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极为残酷野蛮的刑罚镇压农奴。
 
1959年西藏平叛后进行的民主改革,不仅彻底恢复了农奴的人身自由,并且同时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是远比美国南北战争后解放黑奴要彻底得多的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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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21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共没收和赎买农奴主土地280多万亩,分给20万户、80万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人均分得土地3.5亩多。 
 
世代为奴的藏族人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他们欢呼:“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农奴的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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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黑暗野蛮的农奴制,这是西藏千年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相对于没有进行过民主革命,仍然盛行种姓制度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印度,西藏不仅在地理上是高地,在政治文明方面也跃上了高地,这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军取得摧枯拉朽胜利的基础性原因,也是我军高涨士气的来源。
 
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以牺牲722人,负伤1697人,合计2419人的代价,取得了击毙印军4885人,俘虏3968人,合计8853人,敌我交换比4:1的辉煌战果。【点击阅读】

在辉煌战果的背后,是西藏翻身农奴的踊跃支前。
 
中印边境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恶劣、交通条件极差,如果没有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仅靠部队自行保障是很难取得战争胜利的。
 
在整个作战中,共有32237名翻身农奴参加支前,他们役使民畜10575匹(主要是牦牛),汽车876辆,向前线运送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等。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在战后总结时说:
“民工的作用很大,如果没有这些随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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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最后讨论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得失之前,还请允许再把话题稍稍岔开一点。

在评论电影《南征北战》的系列文章中,我曾经说过,克劳塞维茨把主力决战视为战争最重要的行动,对很多将军形成了误导,因为决战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创造于我有利于敌不利的决战条件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形成之后,决战反而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
 
同样道理,对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而言,胜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胜利的边界在哪里?否则的话一旦越界,“战神就会走到对面去”,胜利就会转化为失败。 
 
举个例子。
 
今天(6月25日)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战争”(韩国称“六二五战争”)爆发70周年。
 
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一度势如破竹,到八月份,已占领朝鲜半岛90%的土地,92%的人口。美韩军队困守釜山一隅,被赶下大海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但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之后,毛主席有一次会见金日成将军时对他说,现在情况比较好了,那个时候(指人民军到达釜山外围时),你们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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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且朝鲜是半岛地形,人民军又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守海岸,阻止美军登陆,所以是一个一触即溃的局面。 
 
麦克阿瑟指挥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果然全线瓦解,不仅前期的战果全部丧失,连半岛北半部也无法防守,只好一路退向鸭绿江。
 
讽刺的是,志得意满的麦克阿瑟很快就犯了同样错误,他被美国舆论对他的吹捧冲昏了头脑,不顾中国严厉警告,越过三八线后向中朝边境猛扑,结果招致了他漫长军事生涯中最大、最可耻、并且再也无法挽回的历史性失败,黯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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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如果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成功后,能够止步于三八线,则他无疑将会以美国历史上最明智将军的称号被载入史册。
 
03

要评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得失,还要再问一个问题:毛主席发起此次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吗?如果这是主要目的的话,那么由于没有收复藏南、达旺等地,这场战争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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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作战的主要目的是要打消印度觊觎西藏的念头,并且创造一种令印度不能轻举妄动的局面,以便中国能够把主要精力与国防资源转到东部和北部这些距离我政治经济中心很近,并且真正有可能遭到大规模入侵的方向,那么毛主席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毛主席在决心发起反击时说,这一仗不打则已,打了就要确保三十年和平。
 
为什么需要三十年呢?因为至少需要三十年的时间消化、整合西藏,改变近代以来西藏名义上属于中国,但政治、军事上相对独立,中央难以置喙,经济、文化上与内地迥异的“悬浮”状态,使西藏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中印之间的和平时间大大超过毛主席提出的“三十年”的目标,马上就达到六十年了,青藏铁路早就修到了拉萨,大批内地干部、教师入藏,大批藏族青年在内地接受教育,讲普通话在西藏工作、旅行都畅行无阻,甚至比在香港都方便……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的构想完全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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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1962年的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军没有在已经占领的地方,尤其是藏南和达旺,就地驻守下来,而是在印军仍然无力反击的情况下,撤回到了“实际控制线”以北,是不是吃亏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必须是一场速决战,必须在印度的两个重要“盟友”介入之前结束战斗。
 
这两个重要“盟友”,一个是国际反华势力,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一个就是喜马拉雅山地区严酷的气候条件。
 
我们要知道,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并不是单纯中印两国对决。中印都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印发生战争,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一定会介入,并且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一定会站在印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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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中苏关系也迅速恶化,苏联偏袒印度的态度十分明显。
 
如果中国边防军占领了藏南,则战争必然会长期化。 
 
印度是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爆发力不行,战争潜力却很大,尽管它动员起来像一台老旧柴油机那样迟缓、发出很大的声响、冒出黑烟并经常熄火,但在自己家门口进行长期消耗性战争的能力还是有的。
 
从我军的角度来看,藏南的地形易攻难守。南部与印度平原地带相连接,便于印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北部则是喜马拉雅山脉连绵不断的雪山,靠藏族同胞赶着牦牛提供补给,根本不可能满足我军长期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此外,我军在藏南由进攻转入防御,则意味着战略主动权的丧失和长期消耗战的开始,必然会把我有限的国防资源大量吸引到这一对我相当不利的方向,如果此时美苏在我东部、北部或朝鲜半岛有所动作,则我必然陷入两线、三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前期取得战果也可能会丧失。
 
从时间上看,印度的另一个“盟友”——严酷的气象条件也快要开始配合印度作战了,大雪封山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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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军大部队滞留藏南,则意味着未来八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可能获得可靠的后勤保障——一支部队,无论如何英勇善战,没有后勤保障都不能保持战斗力,并且在中印边境地区作战和当年解放战争的情况不一样,也不可能靠缴获和俘虏在前线补充部队。

05

对中国来说,极为幸运的是,毛主席在运筹、指挥这场战争时,抓住了电光石火一般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把印度这两个“盟友”完全排除在战局之外,没有给他们任何介入的机会—— 
 
1962年10月22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像好莱坞电影中两个对决的牛仔一样,互相用手枪顶住对方的脑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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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国边防军对印军发起全线反击,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印军防线。
 
11月20日,赫鲁晓夫妥协,美国宣布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
 
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次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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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顺便提一点,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蒋介石罔顾民族大义,竟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派出多股武装匪特窜犯东南沿海,均被我沿海军民全歼。

有人替蒋介石洗地,说什么他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从蒋的实际行为看,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点击阅读】
 
06

及时停火,不仅是为了不给印度两个“盟友”介入的机会,同时也是因为中国边防军进展神速,已经完全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通过这场战争,中国在中印边境东段,收复了1959年11月中央政府接管中印边界后被印度蚕食的全部失地,西段边界则“清除了印度入侵军队的全部据点”,几乎控制了全部争议地区。
 
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控制了中印边界地带的几乎所有制高点,取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也就是说,中国恢复了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而尼赫鲁提出的双方各自撤到1962年8月的实际控制线以及所谓“分水岭原则”——按喜马拉雅山的制高点划分两国边界的要求,则直接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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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撤军时,外交声明的慷慨大度与军事战略上的深思熟虑是同时存在的,我军虽然撤出了藏南,但却把阿克赛钦牢牢控制在手中。
 
阿克赛钦的重要性,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了。
 
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对中国来说是遥远神秘的边陲,但对印度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卧榻之侧”,紧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中心城市,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赛钦就是一柄时刻指向印度心脏的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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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一旦中印发生全面战争,中国的重装部队从阿克赛钦像山洪爆发一样冲下来,可以轻易而举的进入印度首都新德里,再以席卷之势横扫孟买等印度经济中心地区,令印度遭到全面的失败。
 
中国对阿克赛钦的掌控,使印度在和中国的对抗中再也不可能摆脱被动防御的态势了。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正如两个人搏斗,印度必须用右手拿一块沉重的盾牌,时时护住心脏,只能用左手出拳,而我则可以左右开弓,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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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一定要问,那么藏南问题究竟何时解决呢? 
 
对此我只能说,从历史上看,印度一直是一个地理名词,很少出现强大统一的王朝,如果说中国的历史,统一是主流,那么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则是以分裂为主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巴基斯坦,现在变成了两个国家,未来,印度会步巴基斯坦的后尘吗?
 
那种情况一旦出现,就是藏南、达旺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07

通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毛主席为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态势(他老人家的特点,是努力把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在自己生前解决,不把难题留给后人),同时,毛主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在处理中印关系以及一切国际关系时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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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美国学者写的《毛泽东是中国与世界的领袖》,让人无比震惊!

美国学者写的《毛泽东是中国与世界的领袖》,让人无比震惊!
2020-06-24
 

毛泽东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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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特里尔先生
 
美国有位历史学者叫罗斯.特里尔,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传》,其中有一则章节是论述“毛主席是中国与世界的领袖”,文章写得特精彩。
 
当然,作为外国人,特里尔先生这篇文章虽然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有一些偏见,但总体来说是一篇洋溢着正直、正义热情的文章。现在重读,依然让人无比震惊受益良多,尤其是对于反毛、污毛人士来说,或许会使他们重新思考毛主席震炼今古的历史价值。
  
特里尔先生在《毛泽东传》中关于“毛泽东是中国与世界的领袖”的论述: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没有毛泽东,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绝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运动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这种力拔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泽东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
 
毛泽东生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像毛泽东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
 
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革命意志坚定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毛泽东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他领导同仁还待在上海时,毛泽东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人。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常说要“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像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两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毛泽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毛泽东也曾经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得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格。刚果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功。
 
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符合逻辑。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秦始皇相提并论;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
 
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构建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泽东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中,依然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像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
  
毛泽东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毛泽东、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物。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一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经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像一盘散沙,以至许多中外人士本能的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数亿人诵读。人们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其他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毛泽东对一切都无所畏惧。自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壮年毛泽东的理想已得到证实。
 
当北京宣布一次核试验时,你只要看着中国年轻人脸上的那种激动之情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同老年的中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就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然而,毛泽东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的理论大厦具有了特色。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毛泽东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毛泽东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泽东以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找不出毛泽东这样的人。
 
然而,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极少费神去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他43岁时会见过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毛泽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热情局限于中国。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他们干涉了中国;或者他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
 
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泽东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是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泽东的新奇之处。
 
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是他以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以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泽东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他的领导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因岁月的不饶,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逝去。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在他临终之前,毛泽东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但要胜过印度。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
 
毛泽东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有一次,毛泽东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
  
毛泽东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明天的现代公民将把毛泽东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泽东作伦理上的评价,就像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句口号,随着毛泽东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旗帜将会愈飘愈高,直到无人认清那褪了色的深红色旗面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为止。然而,这面旗帜将投下长长的影子。
  
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将分成不同的“毛派”,在围绕着中国问题的斗争中,他们都将举起“毛泽东”作为武器。这面旗帜本身将为明白毛泽东的后嗣们所需要。
 
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此后,任何一位想控制中国这一庞大国家的人,都将要利用这一象征物。真正的毛泽东已经融入中国的身躯。不论怎样,毛泽东都将是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

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董玉振:毛澤東时代中国工业技术实力远超亚洲四小龙!

董玉振:毛澤東时代中国工业技术实力远超亚洲四小龙!
2020-06-26
 

我是学理工出身的,本科是学机械工程的。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开的机床……我在上海鼓风机厂实习的时候,到南通鼓风机厂去实习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大工业的趋势,那种声势,那种力量……。

 
像上海鼓风机厂这种厂,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私人企业能搞的起来吗?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搞不起来的。这种大型鼓风机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各个国家也好,到处都在用,但对老百姓来讲却不知道鼓风机是用来干嘛的。很多人不知道这种大型的、超大型的鼓风机,其实它的制造难度是很高的。我在上海工具厂实习的时候,上海工具厂做的那些轴承、做的那些齿轮,一个齿轮的直径是几米!像那种东西,一般的老百姓是感觉不到。
 
老百姓看重的是什么呢?我有没有一个电子手表,我家里有没有一个电视机,有没有一个电冰箱。老百姓就用家里的那些东西来评价一个时代。但是中国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必须得有一个发展战略的制定,需要一步一步来,国家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而毛泽东时代做了最关键的基础性的建设,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础工业!
 
 
 
基础工业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上海工具厂上海鼓风机厂和上海机床厂实习的时候,所亲眼看到的那些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重工业基础,这些东西才是最根本的,但确实不是老百姓能看得到的。所以后来很多人在谈论一个国家发展的时候想:“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其实在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就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整体上经济技术水平来讲,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根本没法跟大陆比。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工业技术实力是远远超过这四家,甚至说这四家的总和也不能比。不在一个档次上。
 
比如说韩国,韩国真正的工业和(我们)拉开差距是什么(时间)?实际上是80年代。韩国80年代半导体工业的发展。是因为美国那个时候不允许这种高制成的这种半导体设备输出到中国去,所以中国在半导体方面被韩国拉开了差距。韩国(像三星)搞集成电路这一块迅速拉开差距。在汽车(方面)毛泽东时代,中国从小轿车到重型卡车到各种各样的挖掘机什么的,这些东西、铲车的东西全部都能生产。而韩国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他们自己什么车都生产不了,他们必须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合资才能生产出轿车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很大的差距!
 
没有了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工业基础,我们靠什么?
 
我们引进彩色电视机的生产线,那种生产线,不值几个钱,真正靠的是像当时国家在毛泽东时期建设的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的第一重型机械厂。第一重型机械厂花了多少钱?花了6亿人民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60年代的时候,六亿人民币,那是个什么样的量设?富拉尔基这个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是咱们国家在工业机床大型装备一直到现在的核电站里面的大型零配件大型部件制造方面都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像这种企业一般的国家根本玩不起来的,全世界能玩得起这种企业的,也就是美国苏联日本或者是法国德国这种国家,才能玩的起来。
 
像韩国能玩得起来吗?韩国原来是想都不能想。甚至说一直到今天,韩国发展出了大型的,像造船重工业,但实际上它的重要的零部件还得国外进口。像这样的东西深藏在齐齐哈尔,后来为了避免苏联的侵略,然后又在德阳建立了第二重型机械厂,中国二重,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花钱的!当时为了发展中国的这样一个发电工业,我们哈尔滨建设了三大动力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
 
 
 
现在中国在电力设备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的老大,现在在一百万千瓦的超超临界这种煤电锅炉方面,煤电发电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但是我们这个世界领导者是怎么来的?打个比方说,我比较了解的焊接,锅炉里面的焊接,焊接技术是要求非常高的,因为它那里面是高压的嘛,压力非常大。
 
像这种重工业装备,中国后来建了三大家。因为后来为了建设大三线,又建设了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和东方锅炉厂都在四川成都周围的几个城市,乐山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后来的大三线建设,没有早期的哈尔滨的这三大企业,后来乐山的东方汽轮机厂这三大动力厂怎么建得起来,根本建不起来的!后来国家又用这样的技术,又重新武装和发展到上海的三大动力。上海三大动力现在就是上海电气的一个核心企业。
 
中国现在电力工业,我们无论是水电机组还是火电机组,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可以说算是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实际上是50年代打下的基础。正是这样一个基础,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才有了足够的人才储备,有国外技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技术迅速的国产化。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基础的话,外国在中国投资再多,搞再多年,我们也没办法实现国产化,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消化的能力。对吧?所以从这个例子,我给大家举工业发展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其实最主要的把资金用在了基础工业建设上,这是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打下一个很有力的基础。
 
相对来说家用电器、服装,像这种轻工业这些东西,虽然是人民所需要的,我相信第一代领袖他们也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在人民现阶段过上好日子,和国家长期发展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方面,他们选择了后者。从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规律来讲,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这样一个制定程序的角度来讲,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选择是非常英明的,是非常正确的。他们以进口替代的方式,然后优先发展重工业,来为中国长期的发展打下了一个雄厚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那个雄厚的基础。过去30年我们在各方面要赶上美国日本德国,那是想都不能想的事。
 
作者:董玉振 来源:谣言与真相

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

又是一年逢端午:读毛主席晚年《七绝·屈原》有感

又是一年逢端午:读毛主席晚年《七绝·屈原》有感
作者:紅色小兵
202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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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逢端午,在缅怀楚国诗人屈原的同时,又不禁怀念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更伟大的楚国人——毛泽东主席!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是湖南人。湖南是战国时楚国旧地,也是屈原流浪过的地方,呕歌过的地方,殉难的地方。也许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缘”情结吧,毛泽东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终生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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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毛主席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中,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评价的,大概要算他晚年写的《七绝·屈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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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古人写的诗仅有4首,其中就有作于1961年秋的《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下缅怀、歌赞屈原的这首诗,既是他毕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诗的深刻而独特感受的结晶,也是在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的有感而发。

《七绝·屈原》是毛泽东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作品的战斗威力。毛泽东曾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指出骚体的色彩,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诗中“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泽东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以死报国,歌颂屈原伟大的人格。一“跃”一“冲”两个动词的运用,“万里涛”对汩罗江的夸张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屈原自沉汩罗江的凛然正气和悲壮气氛。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泽东作诗咏屈原,当然不会是发思古之幽情。联系到此诗写作的时代背景,就不难体会到毛泽东歌颂屈原与现实斗争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中流砥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他把屈原的“楚辞”比作“杀人刀”,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当时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

正如屈原由于“艾萧太盛椒兰少”,才有“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壮之举一样,在6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集团和国际反动势力,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泽东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帝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

毛泽东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总之,屈原和毛泽东,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气所钟的伟大人物,是中国古代和现代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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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刘继兴:毛泽东为何推崇屈原 《离骚》可与日月争光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来源:昆仑策网

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

毛主席的印度戰略戰術!(雷英夫1962年勘察中印边境西段,撰写报告:不打,无法阻止入侵)

雷英夫1962年勘察中印边境西段,撰写报告:不打,无法阻止入侵
2020-06-22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作者:钟一
1962年的对印反击战,我方起初并不想打。这一年的9月中旬,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曾说:“我想了10天10夜,也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搞我们。”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的战略重点是东部而不是西部,主要是应对美台的威胁,无意在西部与印度直接碰撞。
 
但狂妄自大的印度,不满足英国人留给他们的侵略成果,想要入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逼得我军不得不出手。
 
1959年之前,中印的分歧是关于西藏的问题。1959年春,我军在西藏平叛作战中,与印军爆发了第一次冲突。随后,印军入侵新疆的空喀山口,向我方战士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
 
对于印军的公然挑衅,毛主席原本想尽力避免正面冲突。1959年11月,毛主席提出建立“隔离带”的设想:按照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两方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如此一来,双方人员不会接触,就不会爆发冲突了。
 
即使印方没有接受我方的建议,我军依然单方面后撤了20公里,目的就是避免与印军接触。这一撤,长达两年多。1960年4月,周总理为和平解决边境问题,访问了印度。逃入印度的叛军扬言要刺杀总理,总理明知危险,依然前往。
 
印方挑起边境冲突后,美方对印援助从每年1亿美元上调到每年10亿美元。在巨大的诱惑之下,尼赫鲁越走越远。1961年,西藏平叛作战基本结束,我军只留了两个师在西藏,还撤出了中印西段边境的哨所。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在内外形势都不好的局面下,我方力争不与印军开战。
 
 
 
尼赫鲁却把中方的宽容忍让视作软弱可欺,1961年11月在中印西段边境实施“前进政策”。印军随后深入阿克赛钦地区,并建立据点,企图蚕食我方领土。
 
1962年开春之后,我军发现印军已经在入侵区域设点了许多据点,立即报告了情况。对此,毛主席提出了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根据这一指示,我军在印军各个据点对面也建立了哨所,通过不开火的对峙遏制印军入侵。印方见我军不开火,觉得我方不足为惧,继续深入设点,处处挑衅我军。
 
同年夏,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西段边境勘察。他在报告中指出:不打,已经无法阻止印军的入侵。同年9月20日,印军偷袭我军哨所,我军一位连长牺牲。毛主席见印军屡屡入侵,且拒绝和谈,知道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于是下令自卫还击。
 
 
【向前线挺进的藏字419部队】
 
毛主席在决定还击时,给了印方最后一个机会:再次照会印方,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境问题。但印方执迷不悟,再次拒绝了这一提议。既然印方一意孤行,我方只能将其狠狠地打醒。
 
1962年10月17日,“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下达。次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下军令状:一定打败印军!随即,我军从兰州军区调了两个师入藏参战。10月20日,我军在中印边界的东西两段全面还击。西段的印军据点被扫除,东段的印军第七旅被歼灭。
 
第一阶段反击后,我方再次向印方提出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印方居然又拒绝了,并增援前线印军。中方见印方仍未吸取教训,于11月16日展开了第二阶段反击。
 
 
【弄瓦大捷】
 
这一仗,我军投入了4个师的兵力,印军损失近万人,其中被俘3900人。而我方伤亡2400余人,无一被俘。印度终于感到了恐惧,整日提心吊胆,生怕我方深入印度腹地。
 
惩罚性打击目的已经达到,我军于11月21日停火。从12月到次年3月,我军撤回到实际控制线20公里之后。从大局上看,这样符合我方主张的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原则,彰显了我方追求和平的诚意。
 
 
【在克节朗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印度达尔维准将(中)】
 
毛主席曾对这场战争这样总结:“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毛主席还说:中印边境这一仗,至少可以争取10年的边境安定。
 
如今,印度是否会记取1962年的教训?
 
 
【克节朗河战役结束后,被藏字419部队押送回后方的印军第7旅战俘】

毛主席这段话仅千字,未读完就泪流满面...

毛主席这段话仅千字,未读完就泪流满面...
2020-06-22
 


 
 下面是一段完整的毛主席语录,只字不动,可对着《毛选》五卷比比,一字不差。身边几位老人谁读都读不完,一读就难受,流泪。全文如下: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 李旭之

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 李旭之
2020-06-18
 

(內容提要)
_____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同志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

_____ 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惨烈和最壮烈的战役,是湘江战役。湘江战役虽然最后渡过湘江西进,但其惨烈牺牲,不得不让全党上下和红军开始思考军事指挥问题。生之欲,什么共产国际,什么三人团,甚至什么个人权力,统统都成了次要东西,唯有突围出去活下来才是第一位。正是这种绝境求生中,首先清醒转变过来的是周恩来,于是便有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_____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多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对王稼祥,毛主席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对周恩来,毛泽东说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內文 : -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惨烈和最壮烈的战役,是湘江战役。熟悉这场战役的人知道,它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江西根据地后,到湘江地区遭遇国民党军打的一场战役,打完后,红军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死伤极惨烈。
 
这场战役伤亡巨大,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并由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共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及亦由其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全权指挥,军事上走的是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动进攻,夺取中心城市,打阵地战拼消耗,而不顾红军兵力弱和装备差的实际,排斥游击和运动战。
 
湘江战役虽然最后渡过湘江西进,但其惨烈牺牲,不得不让全党上下和红军开始思考军事指挥问题。
 
虽然后来称之为长征,但当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国民党军的围堵中图存,能去哪里落脚谁也不知道。湘江战役之后,如果再有一场湘江战役那样的硬拼,红军已没有本钱了。直白说,当时的红军几乎进入了生死绝境,必须从死中觅一条生路。求
 
生之欲,什么共产国际,什么三人团,甚至什么个人权力,统统都成了次要东西,唯有突围出去活下来才是第一位。正是这种绝境求生中,首先清醒转变过来的是周恩来,于是便有了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伟大转折,它的意义在于:
 
其一,终结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如果没有湘江一役的巨大伤亡,要终结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是不可能的,终结它是五万将士的鲜血和战亡逼出来的,换来的。
 
其二,遵义会议改变的是军事指挥问题,还没有触及政治路线问题,但军事路线的改变就隐含了政治路线的改变,直接改变政治路线难度很大,而军事路线的改变却是当时水到渠成般的严峻形势的共同要求。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周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
 
周恩来还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需要清楚,周恩来等伟大人物的思想境界很高,常人无以及之,但只有一个周恩来是不够的,而其他人之所以也能接受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也是为了自己也能活下去,突围出国民党的围堵,继续革命,是比当不当书记、当不当政委,当不当军长和委员都宝贵得多。
 
广大红军将士,谁不是首先想到谁能带领大家能活着冲出去呢?谁管你路线是左是右?所以,这是毛泽东出来重新领导军队的来自最原始最本能的原因。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多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对王稼祥,毛泽东还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关键的一票”。对周恩来,毛泽东说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概括一句,湘江战役后,最最关键是,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能明智地“让贤”,并且还能在“让贤”中起到了独特的积极作用,再加有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里分化出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是从湘江战役后召开遵义会议的最核心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遵义会议,没有这个转变,红军的左倾军事路线就不能放弃,没有这个转变,也就很可能红军和共产党被剿灭在湘西地区,由此也就无从说起后来的长征的胜利,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
 
由此,概括到一句话,湘江战役后军事路线的转变,是被死亡将士的鲜血和前途无望被逼出来的,如果不到绝境,任何既存的东西都是顽固的,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只能被逼到必须抛弃的时候,转变也就必然来到,这就是所谓形势比人强的唯物主义道理。而继续死撞南墙也不知回头的,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从湘江战役到遵义会议,是历史,但太阳底下哪有新鲜事?历史中的种种道理,也都存在于现在和未来,但它只显性于有悟的人;一条道跑到底的人,听的无非都是故事而已。道理虽在,但有时也很难为,其事遇到不懂其理的人,怕只能是白搭。(2020年6月17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網

2020年6月18日星期四

如何對付印度阿三,請教偉大領袖毛主席吧!

尹国明|印度这个国家奇葩起来,连土耳其都害怕
2020-06-18

摘要:-
___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上,还是要跟毛主席学习,要正确处理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一直把美国看作是主要对手和敌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总部沿海地区。西部只是次要战略方向。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这是我们的国策。”

___ 中国对于印度,总是教育为主,惩戒为辅。1962年那场令印度记忆深刻的反击战,也主要是这个目的,打出西南部中印边界几十年和平,再占据几个战略要点,中国就基本实现了目的。

___ 毛主席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倒是一些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那么明白。
 
內文:-
这个剧情已经上演太多次了。每次我们都是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处理的,而印度人总是过段时间,就来试探一下中国人的底线。在中国这边受挫吃亏了,就开始向全世界哭天抹泪控诉中国人又伤害他的脆弱心灵。受关注比较大的2017年洞朗危机,就是这样。至于更小规模的摩擦,那就更多了。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句话用在印度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国家奇葩起来,估计连土耳其都害怕。
 
这一次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边境小规模肢体冲突,问都不用问,肯定是印度方面又挑衅在先,让我边防军人忍无可忍。
 
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
 
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历来属我。
 
印边防部队出尔反尔,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协定协议,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共识,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感情。
 
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个剧情已经上演太多次了。每次我们都是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处理的,而印度人总是过段时间,就来试探一下中国人的底线。在中国这边受挫吃亏了,就开始向全世界哭天抹泪控诉中国人又伤害他的脆弱心灵。受关注比较大的2017年洞朗危机,就是这样。至于更小规模的摩擦,那就更多了。
 

 
至于印度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激化边境冲突,我认为与两个直接的因素有关:一是印度国内疫情相当严重,确诊人数已经上升为世界第四,增长数量更是惊人,真实数量超越美国我都不觉得奇怪。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压力、造成的内部矛盾都在激化,印度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制造外部冲突事件转移一下国内的注意力,这点与特朗普、蓬佩奥的手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二是美国在背后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不只是这次冲突,印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制造摩擦的频率都可能会提高,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新常态。
 
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呢?更深层次的因素,内外都有。
 
外部因素跟中国战略的调整与中美矛盾的演化有关。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西部加强布局,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心态是排斥与警惕,其中对印度刺激最大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瓜达尔港已经开始运营,让印度心里很不舒服。
 
随着中国国力增长,中国需要更大的外部战略空间,西部亚欧大通道必须要打开,这就跟印度的战略利益产生交集。如果印度心态能够摆平,愿意和中国一起发展,就跟俄罗斯的亚欧战略跟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样实现对接,那大家可以分享发展成果,那战略交集也会变成战略重叠,中国一直是这么希望的。
 
但印度不会这么想,他认为中国这是在压缩印度的外部战略空间,威胁印度的安全,所以印度会不断地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搞一点摩擦。
 
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于2017年11月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要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建立新的安全框架,要建立对中国从海路到陆路的全面包夹。因为背后有美国在支持,印度又增加了一点点跟中国对抗的底气。
 
从印度内部因素看, 时不时制造与中国的紧张局面,既符合印度特殊的文化和国内整治氛围,又是印度维持一个“国家”想象共同体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
 
印度在心理上是一个自卑又自大的国家,这与其长期的殖民历史与自身文化有关。印度面对历史上的西方列强,内心是自卑和顺从的,印度的上层精英已经高度西化,且以西化生活方式为荣。
 
但正如患上殖民地综合征的人一样,他们对自己国内的一般民众,对待自己周边的其他国家,又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表现为超强的自大和典型的欺软怕硬特征。这部分人,决定了印度的对外交往方式,印度对外是呈现出一个恃强凌弱的特点。周边的小国被印度欺凌的很惨,锡金更是被印度欺负没了。西方列强的那些欺软怕硬的风格,被印度政治上层精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要是印度周边没有中国,还不知道会嘚瑟成什么样。
 

面对中国,印度又是特别复杂的心态。面对从殖民(半殖民)地位站起来的中国,印度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心态面对。中国体量不比自己小,所以欺负不了;但在心理上,印度又不喜欢客观承认中国的崛起,想维持自视甚高的心理优越感,又要面对现实的打脸。印度就经常表现为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实力上不具备,就靠想象力来弥补,这种骚操作,经常会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少印度人觉得孟买比上海领先二三十年,我们觉得很神经,他们觉得很自然。印度类似的操作挺多。
 
印度作为一个现实的国家,又让人感觉到特别魔幻,是因为它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一个虚幻的“强大”现实和“辉煌”的前景让自己不散架。
 
这种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印度文化特点,恰恰是印度现实困境的一种映射。
 
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而只是一个文化板块或者是地理概念。印度靠外来殖民强行捏造成一个“国家”,但为了分而治之,这个国家又被内部植入了很多矛盾,比如宗教冲突,地区矛盾。
 
印度缺乏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联邦制又制约着印度内部充满裂痕跟鸿沟,需要不断增强“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塑造印度的危机来强化“国家”意识。
 
通过强化来自外部的威胁,强化“国家”意识共同体,是很多缺乏统一文化的国家都喜欢采取的手段。
 
中国人身边有这么一个近邻,小麻烦是少不了的;特别大的麻烦,印度暂时也没能力制造,所以会时不时的恶心一下我们。
 
对这个国家,你不能一点不重视,但暂时也不能过于重视。前者是因为印度毕竟是一个人口规模和中国差不多的国家,看地图又扼着印度洋黄金航线的咽喉。后者是因为,印度还没能力让中国把他当作主要的对手,中国还有着更强大的对手要面对。
 
中国对于印度,总是教育为主,惩戒为辅。1962年那场令印度记忆深刻的反击战,也主要是这个目的,打出西南部中印边界几十年和平,再占据几个战略要点,中国就基本实现了目的。
 
毛主席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倒是一些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那么明白。
 
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太好的倾向,一个是过于轻视印度,一个是过于重视印度。过于轻视印度,就是把印度描写的过于不堪,令人感觉印度是一个充满各种愚昧现象而又永远毫无希望的国家,对中国形不成丝毫的威胁。过于重视,就是把中印矛盾的地位看得过重,认为应该集中力量,把印度比较彻底地解决一下。
 
印度该不该解决?早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具备一劳永逸解决印度问题的条件,也暂时还不成为一个紧迫的必要性。
 
各种具体的原因就不罗列了,因为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印度还没那么重要,对我们的威胁还没那么大,中印矛盾暂时还不是中国外部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
 

 
中国是一个外部环境特别恶劣的国家,跟周边没有强国存在的美国比,这点就更突出了。光是核武器国家,中国身边就有四个。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又有那么多。有段时间,看看四周,似乎都有危机和挑战。中日矛盾、中印矛盾......。这些外部的矛盾都客观存在,需要中国面对,但最重要的还是中美矛盾。
 
环顾四周,因为美国因素,现在中国的外部安全压力还是主要来自东面的海上(南海成为问题也是因为来自东面海上的美国因素)。相比较而言,西南方向,虽然因为印度也面临一定的安全压力,时不时还要出现点摩擦,但和来自东部的安全压力比,目前还是处于次要地位。
 
因为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对手,中美是外部的主要矛盾,东部是中国战略方向的重点。
 
根据矛盾分析法,在众多矛盾当中,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主要矛盾的解决规定着次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重点。中日矛盾和中印矛盾,目前都受到中美矛盾的制约。背后都有中美矛盾因素在里面,甚至有时候会成为中美矛盾的某种表现形式。没有美国在背后支持,东边的日本和西南的印度,都掀不起太大浪花。印度和日本,每次针对中国搞出点什么动静来,背后也多多少少会找到美国的因素。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上,还是要跟毛主席学习,要正确处理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一直把美国看作是主要对手和敌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总部沿海地区。西部只是次要战略方向。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这是我们的国策。”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然也会基于一定的条件发生转化,但现在,这种足以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还没出现。
 
但另一方面,中印矛盾虽然还没有改变次要的地位,但在中国外部矛盾的地位是上升的,重要性在提高。这跟国际格局和中国的战略重点在悄悄地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有关。中印矛盾的地位上升,并没有改变中美矛盾是主要的外部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还是中美矛盾演化的结果。
 
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国明确为主要的战略对手,遏制中国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而中国随着国力上升,也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也要做一些调整。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这与中国的特殊地缘条件也是吻合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西太平洋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又要面对世界还处在海洋世纪这个事实。实际上,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中国的外部战略海陆并重的同时,也体现为东西并重的趋势。
 
几十年前,“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东部虽然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但对西部战略方向的注意力明显增强。
 
随着中国跟印度的战略利益冲突越来越大(至少印度是这么认为的),中国应该越来越重视这个对手。
 
而且,印度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让印度更加值得重视。
 
印度长期是一个地理概念,现在是一个联邦,但印度国家主义政治力量的上台,印度内部的凝聚力正在改变。
 
现在印度执政的人民党,就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力量。莫迪本人不但民族主义意识强烈,对曾经印度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兼备宗教狂热和种族倾向。
 
印度要解决国内松散的局面,国家主义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上,德意志是如何从松散的众多小邦联合变成一个有凝聚力国家的,主要靠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多依靠对外的激进对外扩张战略,激化与周边大国的冲突,促成国家意识的巩固,实现国内矛盾的转嫁。
 
这就是我们不能过于轻视印度的重要原因,印度的税制改革,也是印度增强内部统一的一个重要措施。
 
一个实现内部统一的印度,就会成为中国的真正对手。给印度的国家主义政治力量足够的时间,这并非不可能。
 
对付印度,暂时还是坚持现在的策略比较好,集中更多资源应对中美这个主要矛盾。印度发起挑衅,中国就要给予必要的反击。只是要掌握一个度,暂时还不能把中印这个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能够击退印度的军事挑衅和冒险就可以。
 
等到中国解决好中美这个外部的主要矛盾,印度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印度内部社会矛盾那么多,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都很严重,内部还有军事割据,外部还有巴基斯坦这个死敌,都有很多的利用空间。
 
对中国来说,一个分裂的印度,才是一个最好的印度。否则,以印度的尿性,早晚要作妖。说到底,在印度真正的解决完上述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之前,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中国需要直接以举国之力应对的对手。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明人明察”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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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

尊崇毛主席,就是奴颜婢膝?這是漢奸言論!(明德先生|万字长文为郭沫若辟谣:还历史一个铮铮铁骨的郭沫若!)

明德先生|万字长文为郭沫若辟谣:还历史一个铮铮铁骨的郭沫若!
2020-06-13
 



42年前的今天,老校长溘然长逝:从此之后,愣是被人抹黑了40多年!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今日重发旧文:老校长,尚飨!
 
明德先生按:郭沫若为什么被黑得这么厉害?其一,公知大V们试图通过抹黑郭沫若来抹黑毛主席;其二,郭沫若没有徒子徒孙,即便有,也只是一群埋头苦干的理工人,不像胡适之的弟子们培养了一群造谣生事的公知大V。如果诸位有耐心,请读完这篇万字长文,然后再对我品头论足,我欢迎各位批评斧正:作为郭沫若的徒孙,42年来,我也应该站出来为老校长说句公道话了!
 
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准确讲是一个被污名化已久的复杂人物,在公知大V所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一段时间,人们提起郭沫若就会想到三类评价:其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其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其三,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奴颜婢膝。
 
说心里话,郭沫若是我的老校长,我对他的评价也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刚开始的确觉得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反复无常?必定是真小人也!可当自己经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才认识到,一个有追求的人,思想的变化是正常的,不变反而容易陷入僵化,我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人物,前后不一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大时代下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他自身就这一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思想调整,如果不假思索的去抨击一个人前后不一,往往容易犯自以为是的错误。
 
我自己的体会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理解历史中的一些反常现象,摆在第一位的,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只有我们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一时代背景下,试图以主人公的思维代入这一时代背景下做自我抉择时,我们才能比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不过真实——不代表真相!
 
所有我们看到的真相,只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真相,亦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或立场)希望我们看到的真相,除非我们可以做到绝对的置身事外,不带任何感性色彩的看待这一切,否则,没有人能发现真相。
 
闲侃过后,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郭沫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就着公知大V们强加给他的三个评语:
 
其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
其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
其三,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奴颜婢膝。
 
谈一谈我的理解。
 
问题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吗?
 
我想先搁置这个问题,给大家虚构一个场景:
 
“诸位,我们不妨试着想象一下,假如35岁的你,已官居中将,事业一片兴旺,前途无限光明,你跟着自己的军队从广州一路打到湖北,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一个傻子也看得出来,要不了多久,你们的队伍就能直捣北京,打下整个中国。到那时,你将成为无可争议的革命元勋,封侯拜相、封妻荫子,已是指日可待!这个时候,你的上司要对昔日的穷兄弟们下毒手,美其名曰要清理捣乱分子,这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火拼,而是大屠杀了,因为你的上司是绝对的实力派,实力完全碾压对方那群泥腿子,诸位,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自己又会作何选择?”
 
没错,这个历史关口就是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
 
我想,只要我们不是傻子,只要我们是理性人,恐怕没有人觉得跟泥腿子站在一起、炮轰自己的上司是所谓的“没有骨气”吧?
 
1927-1928,这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份,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答曰:有三种说法。
 
其一,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是: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其二,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
 
其三,《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令人无比震惊,这些被杀害的人,无一不是国家的有志青年、无一不是希望我们的民族赶快强大起来,就因为政见不同,甚至你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肉体消灭。那些公知大V们大肆宣传民国言论自由的时候,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人就因为宣称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就因为跟共产主义沾了一点边,直接被枪决——哪里给你说话的机会?
 
诸位,这就是郭沫若在1927年的春天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完全可以顺从国民党、服从蒋介石,只用跟着蒋介石轻松地杀人,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他日论功行赏之时,就可以端坐在主席台上,遗憾的是,这位被公知大V谩骂为没有骨气的郭沫若,并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在1927年3月31日发表了一篇炮弹味十足的讨蒋檄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我知道许多人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听过这篇文章,我只将这篇文章的开头两段读给大家听,恐怕大家就知道这篇文章的分量有多重了: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诸位,如果是我们身处郭沫若当年的高位,敢不敢这样硬气的向手持屠刀的蒋介石宣战呢?
 
我想,怕十有八九是要随波逐流了……
 
毕竟,公开宣战,就意味着被杀害!
 
实际上,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2天后,蒋介石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1927年5月10日,蒋介石刊发《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似乎这还不过瘾,等到了5月21日,蒋介石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能够令蒋介石如此气急败坏、指名道姓严令捉拿的人,除了郭,还有——朱、毛!
 
如果说这封公开讨蒋檄文只能说明郭沫若嘴上反蒋,那么,参加南昌起义就更加诠释了什么叫做大义当前、义无反顾的铮铮铁骨!
 
1927年8月3日,身在九江的郭沫若得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后,当即直接从九江出发去南昌,8月4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候车时,遭到国民党兵的抢劫,皮带被扯断、包里衣物日记被抢劫一空,万幸的是,因为国民党兵看到他包里的勃朗宁手枪,认为不好惹,才躲过一劫——为此,乐观的郭沫若还写了一幅自嘲的对联:
 
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
 
8月4日晚,郭沫若达到南昌的昌北码头,眼瞅着大雨滂沱,江水猛涨,又无船只过江,怎么办呢?郭沫若决定——游过去!就在他们脱了衣服准备游过江时,贺龙派来接他的人到了:当晚,郭沫若见到周恩来等人,被即刻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郭沫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元勋,尽管晚了3天到达南昌!
 
到了1928年2月,因为惨遭国民政府通缉,郭沫若被迫从上海流亡日本,开始自己将近10年的异国漂泊之旅。
 
问题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吗?
 
其实这桩往事,归结在一起是两件:其一,抛妻弃子回国抗战;其二,于立忱自杀!
 
其一,抛妻弃子回国抗战
 
我们先聊一聊抛妻弃子回国抗战之事。
 
“诸位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老家此时此刻正在遭受侵略、战火连天,百姓生灵涂炭,人民惨遭屠戮,而我们却在异国他乡老婆孩子热炕头,在这个时刻,回国几乎等于送死,在异国他乡却意味着温柔乡里度春宵,试问,我们又会作何选择?
 
没错,这个大时代就是1937年,日本企图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如果我们是郭沫若,会选择抛妻弃子吗?
 
如果我们还记得,1927年5月10日、5月21日蒋介石连下两道通缉令要求抓捕郭沫若,实际上,直到10年后,郭沫若的身份依然是被通缉外逃之人。
 
1937年5月18日,南京政府致电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声称蒋公对郭沫若:“有所借重,乞速归”。
 
郁达夫得电,进行了两手准备:一面致信南京,要求先取消通缉,多汇旅费;一面又致信郭沫若:“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
 
实际上,此时的郭沫若,一直处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之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消息传到日本后,郭沫若留下遗嘱交给金祖同: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在物质上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7月17日,对日一退再退的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下定决心全面抗战的大时代已然来临!
 
7月25日凌晨4点,郭沫若告别妻子安娜和熟睡的孩子,化名杨伯勉,经过一天的斗智斗勇,终于躲过日本军警的盘查,于当晚6点登上回国的轮船。
 
7月27日,郭沫若抵达上海!
 
8月2日,在上海文艺界举办的欢迎宴上,他如此答谢: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
 
于是,他借用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韵脚,诵读了下面这首诗:
 
归国杂吟(郭沫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诸君,“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怎能不为他肃然起敬?大是大非面前,有人抓住他抛妻弃子大做文章,说此人无情无义:可是国要亡了,我不回来、谁回来?我不抗战、谁抗战?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就算是死了,我也要将自己的铮铮残骨,埋在华夏大地之上,这样顶天立地、大义凌然的郭沫若,竟然被公知大V们糟蹋成没有骨气、抛妻弃子的无情之人,我为老校长抱不平!
 
8月6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取消了对他10年的通缉令。经过周恩来劝说,郭沫若不计前嫌的回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战工作,并再一次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这距离他上次被授予中将军衔,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
 
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打响,当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身为领导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将长官郭沫若,一直坚持战斗到当天凌晨才撤离武汉,试问:这样投笔从戎的硬汉,还有几个?
 
如果这就是抛妻弃子,那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正是因为无数个郭沫若这样的人抛妻弃子,义无反顾的走上抗战之路,我们才打跑了日本人,战胜了侵略者,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他点赞吗?
 
后来,安娜来到中国,改名郭安娜,自始至终不说郭沫若一句坏话:倘若真的像公知大V们造谣的那般无情无义,郭安娜何至于到死不说郭沫若一句负心的话?
 
其二,于立忱自杀
 
于立忱何许人呀?
 
当之无愧的巾帼女英雄!
 
于立忱,是岑春煊的外甥女,大公报的记者。
 
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为郭沫若的才识所折服,一直倾慕于郭沫若,但是郭沫若并没有接受于立忱。
 
1936年12月16日,郭沫若邀请好友郁达夫看望病中的于立忱,于立忱将自己的《咏风筝》送给他们二位看: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郭沫若大大方方的和诗一首:
 
横空欲纵又遭擒,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青天话素心。
 
于立忱用“轻丝系”,恰恰说明她对郭沫若的单相思慕,而郭沫若用“话素心”回应之,二人之友谊,真可谓是正大光明,怎么就被别有用心者造谣成郭沫若出轨于立忱呢?
 
实际上,于立忱乃响当当的巾帼女英雄,在日本期间,她毅然决然的参加爱国活动,哪怕被日本当局告诫,也丝毫不改赤子本色。
 
1937年初,于立忱在日本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被日本政府驱逐,原本于立忱意志坚决,绝不回国,准备继续抗争;此时,一直追求于立忱的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却盼着于立忱早点回国,他致信于立忱,如果不回国,将断绝一切经费。
 
就这样,于立忱在1937年3月被迫回国。
 
此时,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开始死缠烂打的追求于立忱。
 
恰在此时,日本人得知郁达夫正在张罗郭沫若回国,就编造了郭沫若投日的假新闻,得知消息的于立忱,凭着她对郭沫若的认识,她知道郭沫若刚直不阿,绝对不会当汉奸;可是她也知道日本军警的无耻之极,她料想,既然假消息传出来,恐怕郭沫若已经惨遭杀害。
 
1937年5月,于立忱留下绝命书:
 
“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遂自杀身亡!
 
1937年7月底,郭沫若回国后就跟于立忱生前的好友林林等人到中国公墓于立忱的墓前致哀,此后,他又写文赋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原本于立忱的自杀,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直到1984年台湾作家谢冰莹编造了一段谎言:声称于立忱自杀的原因是郭沫若追求于立忱导致于怀孕,最终于为郭殉情而死。
 
且不说,谢冰莹在1984年披露时,所有当事人都不存在,她怎么颠倒黑白都可以,即便说,这是真的,难不成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诸位别忘记了,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可是一直苦苦追求于立忱,郭沫若那绝对是他的情敌,如果于立忱果真殉情而死,张季鸾的大公报能放过郭沫若?
 
更何况,于立忱的遗言写的很清楚:
 
“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这明明是一位大义凌然的巾帼女英雄,竟然被台湾这位谢冰莹诋毁成殉情而死,哎,我实在不知道无耻二字怎么写了!
 
3.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当真“奴颜婢膝”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插入两个小故事:中科大的校训和郭沫若的骨灰!
 
郭沫若是我们中科大的第一任校长,诸位可知道,中科大的校训是什么?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这八个字是郭沫若于1958年提出来的,什么叫做红专并进?就是既红又专,既要有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也要有一颗红心,要做工农的知识分子;理实交融就更好理解了,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际做学问。正是在这一校训的指引下,中科大创造了“千人一院士”的奇迹,学风堪称全国之最,近些年来重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说到底,时至今日,郭校长流传下来的校训依然刻在中科人的心中。
 
第二个故事,诸位可知道郭沫若的骨灰撒在哪里?
 
1965年冬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73岁的郭沫若亲自带领着中科院的专家们远赴大寨参观学习,他来到这里后,与陈永贵同志一起搬石造田参加劳动,同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离开大寨的时候,群众们依依不舍,他向大家承诺到:
 
“等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来看看……”
 
没成想,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践行当初承诺的大寨之行: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当人们翻开他的遗嘱时,惊讶的发现写着这样几行大字:
 
“将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
 
诸位,直到临终弥留之际,仍然不忘记13年前对大寨人民的承诺,这样一位一诺千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诸君想当然认为的那个“奴颜婢膝”之辈吗?
 
插入这两段小故事,是希望诸位至少对郭沫若在建国后的表现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一个强调“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一个兑现承诺将骨灰撒在人民群众的田地里的人,究竟是违心的说过一些话,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培养的知识分子?
 
下面,我将从《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谣言开始讲起:
 
现在网上有人造谣说,郭沫若写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哎,但凡读过郭沫若诗词的人,也不会被如此低劣的文字所蒙骗;但凡读过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信都是尊称“郭老”,也不会被如此下劣的谣言所忽悠。
 
我将网上一段辟谣文插叙如下:
 
“这首诗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第1卷第9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也没有出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但并没有这本书。
 
我们研究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郭沫若也没有自己编过文选。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个是《沫若文集》,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另一个是《郭沫若全集》38卷。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郭沫若的书更没有超过765页的,最多500来页。这个来源一看就是假的。”(李斌)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群体心理的特征决定了这种非理性的谣言大受欢迎,我们只能尽可能的以详实的史料告知人们,这些谣言并非无可挑剔,并以此警醒世人:对抗谣言的唯一武器——是独立思考!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插入几首毛主席和郭沫若的和诗往事,让人们知道,什么叫“以文会友”,以此来有别于“奴颜婢膝”!
 
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为悼念杨开慧和密友柳直荀烈士之死,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8年7月,郭沫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文,对这首词评价道: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你能说,这样的赞赏是“奴颜婢膝”吗?这是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由衷赞赏,可为什么到了无耻小人的嘴中,对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就认定为“奴颜婢膝”呢?
 
1961年,彼时中苏交恶,双方论战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国内对苏修的批判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这年10月18日,郭沫若观看了浙江绍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25日晚写下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1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诗中,郭沫若认为唐僧是苏修,向帝国主义白骨精妥协投降,不分敌友,实在可恶。对于他的认知,毛主席并不认同,文人有文人的方式,在11月17日毛主席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认为,唐僧是受了蒙蔽,最终后悔改过来的中间派,是对苏修的斗争中应该争取的对象,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毛主席作为政治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高瞻远瞩,用和诗的方式提醒郭沫若,诚不失风雅与风度!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看到由康生抄送的这首诗,当即顿悟,立刻和诗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郭沫若已然认识到自己认知的狭隘,并坦诚的向毛主席承认之,如此知错就改的坦荡胸怀,何至于变成了“奴颜婢膝”?
 
毛主席看到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会心一笑,又回赠一首词: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人的浪漫与洒脱,全融在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中,他对郭沫若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欣慰,并不忘告诫他:虽然现在已是悬崖百丈冰,不过这春天早晚会来到,修正主义固然一时猖獗,只要我们耐心一点,总有山花烂漫的那一日,这笑,是诗人笔下的会心一笑,两位浪漫的诗人彼此意会,诚为佳话也,奈何被乌烟瘴气的小人硬是套上一个“奴颜婢膝”的罪名呢?
 
1962年12月,毛主席70虚岁,郭沫若情不自禁的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
 
《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彼时彼刻,中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泥潭中走出来,又逢中苏交恶,诺大的中国,需要同时警惕苏联和美国的封锁,甚至不久前还跟印度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适逢如此艰难困苦之境,郭沫若这首《满江红·领袖颂》,用诗人的宏伟气魄,用一连串的意相“英雄”、“雄鸡”、“太阳”、“真金”来比喻人民领袖,用“加强团结,坚持原则……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文字自发的称颂毛主席,难道就是“奴颜婢膝”?
 
谁敢说,他们在那种内忧外困之中做得比毛主席好,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诗词来歌颂之,问题是,他们做得到吗?
 
70虚岁的毛主席,看到这首词之后,于1963年1月9日和词一首,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今天,面对着内有疫情肆虐、外有美国贸易战封锁,读着毛主席这首雄浑大气的满江红,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为之感动?
 
这是何等的自信与乐观,这是何等的豪情万丈,读着它,你分明看到了毛主席纵横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你分明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正在崛起的势不可挡!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两位诗人之间的诗词往来,我们恐怕不会真的无知到将二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吧?两人乃亦师亦友,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诗人理解政治家的情怀,而政治家喜欢诗人的坦荡,两人这般对等的你来我往,称之为光风霁月亦不为过,何至于就变成了“奴颜婢膝”呢?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不够,我甚至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告知诸位,郭沫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945年,郭沫若在重庆出版《十批判书》,该书是对先秦史料、思想所做的一个学术总结,1950年2月进行二次修订。
 
从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就开始公开批评《十批判书》达数十次之多,甚至在同基辛格、周恩来、江Qing、张chun桥等人的谈话中,也明确说十批不是好文章,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写《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
 
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这里,都已经明确说了“十批不是好文章”,可是郭沫若依然顶着没有做检讨,直到1974年2月7日,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做了一首《春雷》做自我检讨:
 
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试问,有几个人可以顶着毛主席的批判,一直拖延5年多才检讨?如果郭沫若当真是谄媚之辈,至少在1968年毛主席第一次批评《十批判书》时,就应该主动检讨的;何至于等到毛主席亲自作《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之后又过了大半年,才有这首姗姗来迟的《春雷》:
 
十批大错明如火?
 
尾声
 
郭沫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这乃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年少无知的我,曾经肆无忌惮的谩骂他毫无骨气,可是若将我丢至于他当年所处的环境,放在1927年3月,我有勇气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吗?放在1937年7月,我有决心“别妇抛儿”毅然决然的回国抗战吗?放在1938年10月,我有胆量坚守在武汉失守的最后一刻吗?
 
坦率说,我不知道: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在英雄主义的激励下我可以做到,但是真的把我丢在那个环境下,我能保证自己不做叛徒、不做汉奸、不做逃兵吗?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怕是十有八九做不到的,因为我缺少勇气!
 
青春张狂的我,也曾毫不忌讳的谩骂他刻薄寡恩、绝情无义,可是真的将我放在与于立忱东京偶遇之时,面对着美色与胆色齐飞的巾帼女豪的追求,我真的可以做到心如止水、正大光明?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想,面明德先生|万字长文为郭沫若辟谣:还历史一个铮铮铁骨的郭沫若!
2020-06-13
 



42年前的今天,老校长溘然长逝:从此之后,愣是被人抹黑了40多年!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今日重发旧文:老校长,尚飨!
 
明德先生按:郭沫若为什么被黑得这么厉害?其一,公知大V们试图通过抹黑郭沫若来抹黑毛主席;其二,郭沫若没有徒子徒孙,即便有,也只是一群埋头苦干的理工人,不像胡适之的弟子们培养了一群造谣生事的公知大V。如果诸位有耐心,请读完这篇万字长文,然后再对我品头论足,我欢迎各位批评斧正:作为郭沫若的徒孙,42年来,我也应该站出来为老校长说句公道话了!
 
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准确讲是一个被污名化已久的复杂人物,在公知大V所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一段时间,人们提起郭沫若就会想到三类评价:其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其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其三,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奴颜婢膝。
 
说心里话,郭沫若是我的老校长,我对他的评价也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刚开始的确觉得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反复无常?必定是真小人也!可当自己经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才认识到,一个有追求的人,思想的变化是正常的,不变反而容易陷入僵化,我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人物,前后不一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大时代下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他自身就这一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思想调整,如果不假思索的去抨击一个人前后不一,往往容易犯自以为是的错误。
 
我自己的体会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理解历史中的一些反常现象,摆在第一位的,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只有我们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一时代背景下,试图以主人公的思维代入这一时代背景下做自我抉择时,我们才能比任何时刻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不过真实——不代表真相!
 
所有我们看到的真相,只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真相,亦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或立场)希望我们看到的真相,除非我们可以做到绝对的置身事外,不带任何感性色彩的看待这一切,否则,没有人能发现真相。
 
闲侃过后,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郭沫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就着公知大V们强加给他的三个评语:
 
其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
其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
其三,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奴颜婢膝。
 
谈一谈我的理解。
 
问题一:郭沫若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吗?
 
我想先搁置这个问题,给大家虚构一个场景:
 
“诸位,我们不妨试着想象一下,假如35岁的你,已官居中将,事业一片兴旺,前途无限光明,你跟着自己的军队从广州一路打到湖北,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一个傻子也看得出来,要不了多久,你们的队伍就能直捣北京,打下整个中国。到那时,你将成为无可争议的革命元勋,封侯拜相、封妻荫子,已是指日可待!这个时候,你的上司要对昔日的穷兄弟们下毒手,美其名曰要清理捣乱分子,这已经不是对抗性的火拼,而是大屠杀了,因为你的上司是绝对的实力派,实力完全碾压对方那群泥腿子,诸位,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历史关口,我们自己又会作何选择?”
 
没错,这个历史关口就是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
 
我想,只要我们不是傻子,只要我们是理性人,恐怕没有人觉得跟泥腿子站在一起、炮轰自己的上司是所谓的“没有骨气”吧?
 
1927-1928,这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份,究竟死了多少人呢?
 
答曰:有三种说法。
 
其一,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是: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其二,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
 
其三,《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令人无比震惊,这些被杀害的人,无一不是国家的有志青年、无一不是希望我们的民族赶快强大起来,就因为政见不同,甚至你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肉体消灭。那些公知大V们大肆宣传民国言论自由的时候,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这些人就因为宣称信仰共产主义,甚至就因为跟共产主义沾了一点边,直接被枪决——哪里给你说话的机会?
 
诸位,这就是郭沫若在1927年的春天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完全可以顺从国民党、服从蒋介石,只用跟着蒋介石轻松地杀人,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他日论功行赏之时,就可以端坐在主席台上,遗憾的是,这位被公知大V谩骂为没有骨气的郭沫若,并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在1927年3月31日发表了一篇炮弹味十足的讨蒋檄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我知道许多人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听过这篇文章,我只将这篇文章的开头两段读给大家听,恐怕大家就知道这篇文章的分量有多重了: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诸位,如果是我们身处郭沫若当年的高位,敢不敢这样硬气的向手持屠刀的蒋介石宣战呢?
 
我想,怕十有八九是要随波逐流了……
 
毕竟,公开宣战,就意味着被杀害!
 
实际上,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2天后,蒋介石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1927年5月10日,蒋介石刊发《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似乎这还不过瘾,等到了5月21日,蒋介石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能够令蒋介石如此气急败坏、指名道姓严令捉拿的人,除了郭,还有——朱、毛!
 
如果说这封公开讨蒋檄文只能说明郭沫若嘴上反蒋,那么,参加南昌起义就更加诠释了什么叫做大义当前、义无反顾的铮铮铁骨!
 
1927年8月3日,身在九江的郭沫若得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后,当即直接从九江出发去南昌,8月4日,郭沫若在涂家埠车站候车时,遭到国民党兵的抢劫,皮带被扯断、包里衣物日记被抢劫一空,万幸的是,因为国民党兵看到他包里的勃朗宁手枪,认为不好惹,才躲过一劫——为此,乐观的郭沫若还写了一幅自嘲的对联:
 
郭主任背腹面受敌,李秘书上中下俱伤。
 
8月4日晚,郭沫若达到南昌的昌北码头,眼瞅着大雨滂沱,江水猛涨,又无船只过江,怎么办呢?郭沫若决定——游过去!就在他们脱了衣服准备游过江时,贺龙派来接他的人到了:当晚,郭沫若见到周恩来等人,被即刻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郭沫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元勋,尽管晚了3天到达南昌!
 
到了1928年2月,因为惨遭国民政府通缉,郭沫若被迫从上海流亡日本,开始自己将近10年的异国漂泊之旅。
 
问题二:郭沫若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滥情者吗?
 
其实这桩往事,归结在一起是两件:其一,抛妻弃子回国抗战;其二,于立忱自杀!
 
其一,抛妻弃子回国抗战
 
我们先聊一聊抛妻弃子回国抗战之事。
 
“诸位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老家此时此刻正在遭受侵略、战火连天,百姓生灵涂炭,人民惨遭屠戮,而我们却在异国他乡老婆孩子热炕头,在这个时刻,回国几乎等于送死,在异国他乡却意味着温柔乡里度春宵,试问,我们又会作何选择?
 
没错,这个大时代就是1937年,日本企图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是一触即发,如果我们是郭沫若,会选择抛妻弃子吗?
 
如果我们还记得,1927年5月10日、5月21日蒋介石连下两道通缉令要求抓捕郭沫若,实际上,直到10年后,郭沫若的身份依然是被通缉外逃之人。
 
1937年5月18日,南京政府致电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声称蒋公对郭沫若:“有所借重,乞速归”。
 
郁达夫得电,进行了两手准备:一面致信南京,要求先取消通缉,多汇旅费;一面又致信郭沫若:“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
 
实际上,此时的郭沫若,一直处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之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消息传到日本后,郭沫若留下遗嘱交给金祖同: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经被帝国主义拘留起来。但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惟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在物质上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精神的胜利可以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7月17日,对日一退再退的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下定决心全面抗战的大时代已然来临!
 
7月25日凌晨4点,郭沫若告别妻子安娜和熟睡的孩子,化名杨伯勉,经过一天的斗智斗勇,终于躲过日本军警的盘查,于当晚6点登上回国的轮船。
 
7月27日,郭沫若抵达上海!
 
8月2日,在上海文艺界举办的欢迎宴上,他如此答谢: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
 
于是,他借用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韵脚,诵读了下面这首诗:
 
归国杂吟(郭沫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诸君,“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怎能不为他肃然起敬?大是大非面前,有人抓住他抛妻弃子大做文章,说此人无情无义:可是国要亡了,我不回来、谁回来?我不抗战、谁抗战?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就算是死了,我也要将自己的铮铮残骨,埋在华夏大地之上,这样顶天立地、大义凌然的郭沫若,竟然被公知大V们糟蹋成没有骨气、抛妻弃子的无情之人,我为老校长抱不平!
 
8月6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才取消了对他10年的通缉令。经过周恩来劝说,郭沫若不计前嫌的回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战工作,并再一次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这距离他上次被授予中将军衔,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
 
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打响,当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身为领导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将长官郭沫若,一直坚持战斗到当天凌晨才撤离武汉,试问:这样投笔从戎的硬汉,还有几个?
 
如果这就是抛妻弃子,那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正是因为无数个郭沫若这样的人抛妻弃子,义无反顾的走上抗战之路,我们才打跑了日本人,战胜了侵略者,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他点赞吗?
 
后来,安娜来到中国,改名郭安娜,自始至终不说郭沫若一句坏话:倘若真的像公知大V们造谣的那般无情无义,郭安娜何至于到死不说郭沫若一句负心的话?
 
其二,于立忱自杀
 
于立忱何许人呀?
 
当之无愧的巾帼女英雄!
 
于立忱,是岑春煊的外甥女,大公报的记者。
 
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为郭沫若的才识所折服,一直倾慕于郭沫若,但是郭沫若并没有接受于立忱。
 
1936年12月16日,郭沫若邀请好友郁达夫看望病中的于立忱,于立忱将自己的《咏风筝》送给他们二位看: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郭沫若大大方方的和诗一首:
 
横空欲纵又遭擒,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青天话素心。
 
于立忱用“轻丝系”,恰恰说明她对郭沫若的单相思慕,而郭沫若用“话素心”回应之,二人之友谊,真可谓是正大光明,怎么就被别有用心者造谣成郭沫若出轨于立忱呢?
 
实际上,于立忱乃响当当的巾帼女英雄,在日本期间,她毅然决然的参加爱国活动,哪怕被日本当局告诫,也丝毫不改赤子本色。
 
1937年初,于立忱在日本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被日本政府驱逐,原本于立忱意志坚决,绝不回国,准备继续抗争;此时,一直追求于立忱的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却盼着于立忱早点回国,他致信于立忱,如果不回国,将断绝一切经费。
 
就这样,于立忱在1937年3月被迫回国。
 
此时,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开始死缠烂打的追求于立忱。
 
恰在此时,日本人得知郁达夫正在张罗郭沫若回国,就编造了郭沫若投日的假新闻,得知消息的于立忱,凭着她对郭沫若的认识,她知道郭沫若刚直不阿,绝对不会当汉奸;可是她也知道日本军警的无耻之极,她料想,既然假消息传出来,恐怕郭沫若已经惨遭杀害。
 
1937年5月,于立忱留下绝命书:
 
“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遂自杀身亡!
 
1937年7月底,郭沫若回国后就跟于立忱生前的好友林林等人到中国公墓于立忱的墓前致哀,此后,他又写文赋诗抒发自己的情感。
 
原本于立忱的自杀,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直到1984年台湾作家谢冰莹编造了一段谎言:声称于立忱自杀的原因是郭沫若追求于立忱导致于怀孕,最终于为郭殉情而死。
 
且不说,谢冰莹在1984年披露时,所有当事人都不存在,她怎么颠倒黑白都可以,即便说,这是真的,难不成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诸位别忘记了,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可是一直苦苦追求于立忱,郭沫若那绝对是他的情敌,如果于立忱果真殉情而死,张季鸾的大公报能放过郭沫若?
 
更何况,于立忱的遗言写的很清楚:
 
“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这明明是一位大义凌然的巾帼女英雄,竟然被台湾这位谢冰莹诋毁成殉情而死,哎,我实在不知道无耻二字怎么写了!
 
3.郭沫若在建国之后当真“奴颜婢膝”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插入两个小故事:中科大的校训和郭沫若的骨灰!
 
郭沫若是我们中科大的第一任校长,诸位可知道,中科大的校训是什么?红专并进、理实交融!这八个字是郭沫若于1958年提出来的,什么叫做红专并进?就是既红又专,既要有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也要有一颗红心,要做工农的知识分子;理实交融就更好理解了,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脱离实际做学问。正是在这一校训的指引下,中科大创造了“千人一院士”的奇迹,学风堪称全国之最,近些年来重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说到底,时至今日,郭校长流传下来的校训依然刻在中科人的心中。
 
第二个故事,诸位可知道郭沫若的骨灰撒在哪里?
 
1965年冬天,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73岁的郭沫若亲自带领着中科院的专家们远赴大寨参观学习,他来到这里后,与陈永贵同志一起搬石造田参加劳动,同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离开大寨的时候,群众们依依不舍,他向大家承诺到:
 
“等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来看看……”
 
没成想,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践行当初承诺的大寨之行: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当人们翻开他的遗嘱时,惊讶的发现写着这样几行大字:
 
“将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
 
诸位,直到临终弥留之际,仍然不忘记13年前对大寨人民的承诺,这样一位一诺千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诸君想当然认为的那个“奴颜婢膝”之辈吗?
 
插入这两段小故事,是希望诸位至少对郭沫若在建国后的表现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一个强调“红专并进、理实交融”,一个兑现承诺将骨灰撒在人民群众的田地里的人,究竟是违心的说过一些话,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培养的知识分子?
 
下面,我将从《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谣言开始讲起:
 
现在网上有人造谣说,郭沫若写过《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哎,但凡读过郭沫若诗词的人,也不会被如此低劣的文字所蒙骗;但凡读过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信都是尊称“郭老”,也不会被如此下劣的谣言所忽悠。
 
我将网上一段辟谣文插叙如下:
 
“这首诗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第1卷第9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也没有出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但并没有这本书。
 
我们研究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郭沫若也没有自己编过文选。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个是《沫若文集》,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另一个是《郭沫若全集》38卷。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郭沫若的书更没有超过765页的,最多500来页。这个来源一看就是假的。”(李斌)
 
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群体心理的特征决定了这种非理性的谣言大受欢迎,我们只能尽可能的以详实的史料告知人们,这些谣言并非无可挑剔,并以此警醒世人:对抗谣言的唯一武器——是独立思考!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插入几首毛主席和郭沫若的和诗往事,让人们知道,什么叫“以文会友”,以此来有别于“奴颜婢膝”!
 
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为悼念杨开慧和密友柳直荀烈士之死,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8年7月,郭沫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文,对这首词评价道:
 
“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你能说,这样的赞赏是“奴颜婢膝”吗?这是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由衷赞赏,可为什么到了无耻小人的嘴中,对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就认定为“奴颜婢膝”呢?
 
1961年,彼时中苏交恶,双方论战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国内对苏修的批判浪潮也一波高过一波,这年10月18日,郭沫若观看了浙江绍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25日晚写下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1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诗中,郭沫若认为唐僧是苏修,向帝国主义白骨精妥协投降,不分敌友,实在可恶。对于他的认知,毛主席并不认同,文人有文人的方式,在11月17日毛主席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主席认为,唐僧是受了蒙蔽,最终后悔改过来的中间派,是对苏修的斗争中应该争取的对象,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毛主席作为政治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高瞻远瞩,用和诗的方式提醒郭沫若,诚不失风雅与风度!
 
1962年1月6日,郭沫若看到由康生抄送的这首诗,当即顿悟,立刻和诗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郭沫若已然认识到自己认知的狭隘,并坦诚的向毛主席承认之,如此知错就改的坦荡胸怀,何至于变成了“奴颜婢膝”?
 
毛主席看到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会心一笑,又回赠一首词: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人的浪漫与洒脱,全融在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中,他对郭沫若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欣慰,并不忘告诫他:虽然现在已是悬崖百丈冰,不过这春天早晚会来到,修正主义固然一时猖獗,只要我们耐心一点,总有山花烂漫的那一日,这笑,是诗人笔下的会心一笑,两位浪漫的诗人彼此意会,诚为佳话也,奈何被乌烟瘴气的小人硬是套上一个“奴颜婢膝”的罪名呢?
 
1962年12月,毛主席70虚岁,郭沫若情不自禁的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
 
《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彼时彼刻,中国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泥潭中走出来,又逢中苏交恶,诺大的中国,需要同时警惕苏联和美国的封锁,甚至不久前还跟印度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适逢如此艰难困苦之境,郭沫若这首《满江红·领袖颂》,用诗人的宏伟气魄,用一连串的意相“英雄”、“雄鸡”、“太阳”、“真金”来比喻人民领袖,用“加强团结,坚持原则……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文字自发的称颂毛主席,难道就是“奴颜婢膝”?
 
谁敢说,他们在那种内忧外困之中做得比毛主席好,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诗词来歌颂之,问题是,他们做得到吗?
 
70虚岁的毛主席,看到这首词之后,于1963年1月9日和词一首,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今天,面对着内有疫情肆虐、外有美国贸易战封锁,读着毛主席这首雄浑大气的满江红,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为之感动?
 
这是何等的自信与乐观,这是何等的豪情万丈,读着它,你分明看到了毛主席纵横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你分明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正在崛起的势不可挡!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两位诗人之间的诗词往来,我们恐怕不会真的无知到将二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吧?两人乃亦师亦友,互相学习,互相尊重,诗人理解政治家的情怀,而政治家喜欢诗人的坦荡,两人这般对等的你来我往,称之为光风霁月亦不为过,何至于就变成了“奴颜婢膝”呢?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不够,我甚至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告知诸位,郭沫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945年,郭沫若在重庆出版《十批判书》,该书是对先秦史料、思想所做的一个学术总结,1950年2月进行二次修订。
 
从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就开始公开批评《十批判书》达数十次之多,甚至在同基辛格、周恩来、江Qing、张chun桥等人的谈话中,也明确说十批不是好文章,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写《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
 
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这里,都已经明确说了“十批不是好文章”,可是郭沫若依然顶着没有做检讨,直到1974年2月7日,实在扛不住了,他才做了一首《春雷》做自我检讨:
 
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试问,有几个人可以顶着毛主席的批判,一直拖延5年多才检讨?如果郭沫若当真是谄媚之辈,至少在1968年毛主席第一次批评《十批判书》时,就应该主动检讨的;何至于等到毛主席亲自作《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之后又过了大半年,才有这首姗姗来迟的《春雷》:
 
十批大错明如火?
 
尾声
 
郭沫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这乃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年少无知的我,曾经肆无忌惮的谩骂他毫无骨气,可是若将我丢至于他当年所处的环境,放在1927年3月,我有勇气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吗?放在1937年7月,我有决心“别妇抛儿”毅然决然的回国抗战吗?放在1938年10月,我有胆量坚守在武汉失守的最后一刻吗?
 
坦率说,我不知道:贪生怕死乃人之本性,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在英雄主义的激励下我可以做到,但是真的把我丢在那个环境下,我能保证自己不做叛徒、不做汉奸、不做逃兵吗?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怕是十有八九做不到的,因为我缺少勇气!
 
青春张狂的我,也曾毫不忌讳的谩骂他刻薄寡恩、绝情无义,可是真的将我放在与于立忱东京偶遇之时,面对着美色与胆色齐飞的巾帼女豪的追求,我真的可以做到心如止水、正大光明?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想,面对着这样国色天香、侠肝义胆之女子,我怕十有八九会选择出轨了……
 
书生意气的我,曾经慷慨激昂的怒斥他奴颜婢膝、不知羞耻,可是真的将我放在那个又红又专的时代,让我身居高位,我真的可以做到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甚至死了,还将骨灰撒在大寨的田地里吗?退一步,面对着毛主席的和诗,我真的可以做到诚实的承认错误,以平等之心态维持这政治家与诗人之间的君子之交吗?再退一步,将我放在1968-1974,我可以顶着毛主席的十多次批评始终拒绝检讨《十批判书》吗?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估计,我早就忘记了书生本色为何物,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随声附和……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坦率说,这只是目前的我,基于眼下的认知,对于郭沫若的认识!也许随着阅历的增长、认知的提升,对不同的人和事的看法也会随之而变,但此时此刻,我可以很欣慰的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心里话!
 
作者:明德先生3 来源:不死的明德对着这样国色天香、侠肝义胆之女子,我怕十有八九会选择出轨了……
 
书生意气的我,曾经慷慨激昂的怒斥他奴颜婢膝、不知羞耻,可是真的将我放在那个又红又专的时代,让我身居高位,我真的可以做到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甚至死了,还将骨灰撒在大寨的田地里吗?退一步,面对着毛主席的和诗,我真的可以做到诚实的承认错误,以平等之心态维持这政治家与诗人之间的君子之交吗?再退一步,将我放在1968-1974,我可以顶着毛主席的十多次批评始终拒绝检讨《十批判书》吗?
 
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估计,我早就忘记了书生本色为何物,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随声附和……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坦率说,这只是目前的我,基于眼下的认知,对于郭沫若的认识!也许随着阅历的增长、认知的提升,对不同的人和事的看法也会随之而变,但此时此刻,我可以很欣慰的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心里话!
 
作者:明德先生3 来源:不死的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