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20-05-13
【編者按】本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同志在2013年的一次講課錄音整理，現經作者授權發表，以饗讀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託在青年學生。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毛主席還說：
“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緊急召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等北京高等學校負責人談話。
談話從凌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五個小時。毛主席最後說：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認識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從學生中培養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該怎麼辦呢？毛主席思來想去四個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決心。他可能想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所以想換一個角度。就好比我們的生活中，孩子不聽家長的話，家長就找自己的親戚朋友，讓親戚朋友跟孩子說一說。
毛主席是農民，他知道農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城市中父母溫暖的懷抱裡是培養不出接班人的，於是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農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麼樣？所以這就有了160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
毛主席這個時候可能也想到了，這些孩子到鄉下會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罵自己，但是沒有關係，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他挨罵也認了。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習近平同志15歲去的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習近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穫有兩點：
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
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乾事，現在幹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杜勒斯兄弟創立了“和平演變”，毛主席創立了“反和平演變”，只是他們所服務的對像不同。他們所創立的各自理論，都在實踐中較量著，甚至這種實踐和較量是剛剛開始。
著名油畫家吳冠中曾說過這樣的話：“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100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齊白石畫小魚小蝦是自己高興，讓別人高興，如此而已。而魯迅特行獨立，那麼多人罵他，但他仍然堅持，不愧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時我就會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確實非常崇敬魯迅，要學著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罵，怕人說，為多數人，為普通老百姓，為黨和社會主義，盡一點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們姑且承認資產階級的精英政治觀點，那麼既然是精英，就要儘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問題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一是經濟，特別是金融安全。
二是社會。隨著經濟下行，社會群體性事件會增多。
三是周邊安全。
四是中華民族的基因安全。
五是以互聯網霸權為背景和工具的意識形態安全。
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五個安全裡，意識形態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觀念上對了，在想法上對了，那麼前四個安全問題都好應對。
我有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一開始是這麼說的：
“偉人毛澤東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憂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說，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話可能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緒、心境和心結。毛主席晚年常在淚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實”。
毛主席哭得最厲害的一次，極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聲抽泣，接著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著急了，因為這是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第5天。醫生說，本來不讓你看書，還非要看，看了還哭，眼睛要看壞了。
主席在看什麼呢？是南宋陳亮的詞——《念奴嬌·登多景樓》。
“今古幾人曾會”，有幾個人知道我內心的所思所想呢？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朝廷的官員只考慮自己的小家庭過好日子和個人升遷，誰在考慮河洛？
“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誰在考慮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難呢？
毛主席擔心將來中國的廣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卻不理解，甚至很多人還在抱怨，根本聽不進去。他覺得他很孤獨、無奈、無助，所以突然在陳亮的詞裡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緒一下與700多年前的陳亮連到了一起。這個里面有他的擔憂、無奈、無助，還有點委屈。所以，一下子淚水如大閘開啟，奔流直下，一瀉千里，大聲痛哭起來。
這本書中還說：
“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絕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共產黨人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世界觀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黨的高級幹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加快我們黨轟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但我們也決不能走蘇聯的路。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長治久安的中國。從這個自私的角度講，我們也絕不能走蘇聯的路。如果走的話，那麼下場比蘇聯還慘。為什麼？因為蘇聯資源豐厚，人又少，人文素養比我們高。為了研究蘇聯解體，我到俄羅斯去了幾趟，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人民民主的本質、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來負責，依法治國的同時不要忘記以德治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盡了這個責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盡心，將來走了別的路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後代吃苦受難，就會像現在的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一樣，動盪不安，甚至戰亂。那個時候，我們的子孫後代就會戳著我們的脊梁骨說：爺爺奶奶，你們當年都乾了些什麼呢?
所以說，有一個好的世界觀，是一個人畢生的巨大財富。我們要認真改造世界觀。只有大家都盡點心，黨、國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產品可以影響很多人。如果這個里面出現偽劣產品，那就會誤人子弟。如果把整個價值觀都改變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高度負起歷史責任的責任感、責任心。我是個小人物，我寫的這些東西，包括今天我給大家做的匯報，對也、錯也、功也、過也，都願意接受歷史的檢驗。
（作者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