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

刘润为：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2020-05-30

 

1942年，中国文艺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如果说《讲话》是一次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那么，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一光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

 

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争取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权利上，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阶级社会几千年，什么时候有人把劳动者当作文化的主人呢？从来没有过。当然，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等，但是少得可怜。在文人那里，同情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心声的作品也是有的，而且不少。仅以诗歌为例，就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自觉地把立足点放到劳动者一边，自觉地为劳动者服务的，而只能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所谓人民性，无非是对广大劳动者有一些同情或理解而已，还远不能说是在立场、思想和感情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当然，这里有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白居易在理论上也提出过“唯歌生民病”，但他不是为了唤起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愿得天子知”，进而实行一点儿“仁政”。在中国，真正把广大劳动者置于文化主人地位的，是觉醒的劳动者自己，是觉醒的劳动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探讨人民文艺的问题。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求实地说，这些理论还不成体系，这些实践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自觉的运动。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总结中国进步文艺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劳动者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观。具体地说，就是认为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艺，不但要把劳动者作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且应当自觉地为实现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而存在而发展。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贡献，就是在继承鲁迅等左翼作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把《讲话》精神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心中，落到了人类文艺史的丰碑之上。

 

据有关文献，当时贺敬之未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对会议和《讲话》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与会同志。他听了《讲话》精神的传达，感到简直是如沐清风霁月，特别是对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到生活中去等观点，感到既非常亲切又非常新鲜。于是，他以如饥似渴的心情，见到与会同志就打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在听周立波复述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内容时，贺敬之问：“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不是和民主集中制一样，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周立波兴奋地肯定说：“你理解得很好，就是这样的。”在包括贺敬之在内的未能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又为他们作了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重要讲话，这使贺敬之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那么，贺敬之为什么会对《讲话》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呢？用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这是由他特定的“先在结构”或“前在图景”决定的。大家都知道，贺敬之出身贫苦，自幼就培养起深厚的劳动人民感情和鲜明的被压迫阶级立场，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如《北方的子孙》、《夏嫂子》、《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红灯笼》、《小全的爹在夜里》、《黑鼻子八叔》等等，真实地记述了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境遇，传达了他们的愤怒和希望，表现了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自发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在《讲话》发表之前，应当说，贺敬之的这种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和创作倾向还处于朦胧的、朴素的、稚嫩的阶段。为什么要为劳动群众创作，怎样为劳动群众创作，正是青年贺敬之苦苦探索的问题。《讲话》正好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他的思想理论的需要。这恰如久旱之逢春雨，接踵而来的自然是生机勃发、花团锦簇。

 

《讲话》对贺敬之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了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自觉，这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生活，在与北方广大农民和八路军战士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实现思想的升华，不断进行生活素材和思想感情的积累；二是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方面；三是在艺术形式上，自觉地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探索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三个方面的自觉，使诗人的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

 

创作于1943年的歌词《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陕北农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成绩。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民族化、农民化、陕北农民化，已经成为贺敬之自觉采取的情感方式和语言形式。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这——就是这支歌传唱半个多世纪而且还将继续传唱下去的秘密所在。1947年，贺敬之深入冀中农村参加土改。由于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那里的贫苦农民焕发出高昂的革命热情。父送子、妻送郎，踊跃参军打老蒋，成了当时冀中农村热火朝天的动人场面。诗人深入其间，从这里汲取诗情、把握诗魂、创造诗境，于是就有了长诗《搂草鸡毛》。这首诗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喜剧情调，表现了各村青年你追我赶争当参军模范集体的精神风貌。“搂草鸡毛”，是河北农村的方言。“草鸡”，即母鸡，指在风险和考验面前退缩的人。“搂草鸡毛”，就是要撸一撸你的毛，刺激你一下，让你振作起来，变成雄壮勇敢的公鸡。不用多说，这首诗是用锤炼了的农民语言传达了翻身农民的情绪。这是诗人深入生活、深入翻身农民内心世界的艺术回报。

 

当然，最能代表贺敬之学习《讲话》、实践《讲话》成果的，是他与丁毅以及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首先，它实现了外来艺术样式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一是指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完全是中国的、中国农民的。二是指本文结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像西方那样将悲剧推到悲惨的极端，而是既反映主人公遭受的苦难又升起光明和希望。这既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又切合中国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欣赏习惯。三是指它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式的。四是指它的曲调是富有民族特色、民间特色的，如著名的《北风吹》，就是在改造民间曲调《小白菜》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的阶级关系：由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同盟织成的剥削网，是中国农民罹遭苦难的根源，农民阶级是旧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最大承担者。

 

再次，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作为天地生人，酷爱生活、酷爱自由的性格特征和为摆脱剥削压迫而自发进行的抗争。

 

最后，它揭示了中国农民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正是因为《白毛女》以其鲜明的民族形式，对旧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意志情感和解放道路进行了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所以具有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内容，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极易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来者。

 

没有《讲话》，就没有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别开生面的创作；没有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别开生面的创作，就无从确证《讲话》的伟力和魅力。在彻底的劳动者的立场上实现理论与创作的完美统一，这就是《讲话》与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联系。

 

实践《讲话》精神，为劳动者写书、演戏、唱歌，本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可这种好事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家都能坚持到底的，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压迫到来的时候，各种“实惠”频频抛出媚眼的时候，更是如此。贺敬之的可贵之处在于，既然认定《讲话》是余心所善、民心所善，就“九死其犹未悔”地坚持下去。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工作实践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中，他都能坚持《讲话》精神不动摇。《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等等建国以来的名篇，就是明证。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不计毁誉得失，挺身而出，与种种否定《讲话》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文艺家最可宝贵的性格。可以无愧地说，《讲话》精神滋养了贺敬之的一生、改变了贺敬之的一生、激励了贺敬之的一生、成就了贺敬之的一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讲话》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事实证明，广大劳动者如果不能在文化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不能在经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权利。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必讳言，在文化领域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劳动者的文化权利已经被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剥夺。为数不少的文艺家根本不屑于表现劳动者作为创造历史主体的形象，根本无意去传达广大劳动者的意志、愿望和情感，更有甚者，竟然把美化剥削、鄙薄劳动、嘲笑贫穷、阿谀富贵当作一种自鸣得意的时髦。须知，这是连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明白人都感到羞耻的粗鄙行为。这种倾向如果任其泛滥下去，势必导致广大劳动者一切权利的丧失。

 

 

由此可见，研究贺敬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解剖典型回答社会主义文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大问题。张器友教授长期致力于贺敬之研究，眼界开阔、学风严谨、学识渊博，颇多建树。《读贺敬之》就是其研究的集大成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白怎样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怎样在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生活积累与情感积累，怎样以个性化的形式创造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在新时代排除干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所以说，这部书不仅回望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2019年5月11日

 

(本文是为张器友《读贺敬之》一书所写的序言，此次发表内容上略有增添。该书于2020年1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中纪委干部撰文：​认真学习“老三篇” 努力改造世界观

中纪委干部撰文：​认真学习“老三篇” 努力改造世界观

2020-05-30

 

 

毛泽东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一直是我们学习的经典著作，它所阐述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深邃思想，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读“老三篇”，对于我们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励志修身、攻坚克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高认识，充分认清学习“老三篇”的重要意义

 

1、“老三篇”是确立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教科书，是共产党人的“道德经”。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第一，“老三篇”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这三篇文章的精神内容支撑着共产党人，教导着共产党人为谁奋斗，靠什么奋斗。这实质上就是共产党人用它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不断地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武器；第二，“老三篇”是我们党取信于民的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我们党的利益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她把人民大众放在第一位，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谋利益。从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道德规范、实践活动中，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才是他们忠实的代表，忠实的服务者，因而，使人民群众响应党，跟党走；第三，“老三篇”是我们党产生凝聚力的保证。如果没有用这三篇文章的思想精髓来教育全党全民，指导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不了，造就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不了，靠什么去奋斗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会丧失向心力，就会一盘散沙。所以，“老三篇”是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磁石，是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形成力量的重要基础；第四，“老三篇”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保证。过去，我们党用这三篇文章加强共产党人的修养，推进党的建设，成效非常卓著。和平时期，党从枪林弹雨走入歌舞升平年代，党的建设面临严峻考验，这就更加需要用这三篇文章来促进党的建设，来纯洁思想、提高觉悟、振奋精神。《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教科书。共产党人要想不变质不变色，就要永远学习这三篇教科书，永远念好共产党自己的“道德经”。

 

2、“老三篇”是培养人教育人的最好教材，是哺育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先进人物和群体的精神食粮。

 

我们党的事业需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去为之奋斗，这些奋斗者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是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和精神素质的先进人物。这些高尚的思想素质从哪里来？历史的经验证明，靠从教育中来。拿什么去教育？历史的经验又证明，用“老三篇”经常不断地搞好对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党极端重视用这三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去教育熏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分子。千千万万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群体都是在这三篇文章的思想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他们有个很鲜明的共同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引导人成长的思想导向，是优秀思想产生的肥沃土壤，是激发力量斗志的动力源泉。我们党历史上出现的许多英模人物，比如张思德、雷锋、焦裕禄、罗阳、李保国等，他们出现在各个不同时期，其先进事迹又各不相同，但其中包容着的思想是相通的，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去努力，去奋斗，去牺牲的。他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都是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都是张思德的传人。一句话，“老三篇”具有极强的教育力、培养力，我们党的事业需要先进分子，哺育先进分子需要“老三篇”。

 

3、学习“老三篇”是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抵制“灯红酒绿”影响的有力武器。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有许多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抬头、滋长、蔓延，重的则坠入了犯罪的深渊。比如，周永康、徐才厚、苏荣；轻的则党性观念不强，革命事业心责任心不强，思想品质、工作表现很一般。怎么办？我们不能看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又一个同志落伍、掉队，最后“溺水而亡”，而必须采取“抢救”措施，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号召和引导大家重读“老三篇”，按“老三篇”做人。通过经常认真地学习领会《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精神内涵，把“老三篇”转变为每个同志抵御“灯红酒绿”影响的武器，增强每个同志的“免疫力”，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堡垒。

 

二、深刻领会，认真把握“老三篇”的精神实质 

 

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键是要理解这三篇文章的精神实质，把握思想精髓，要从中学思想、学观点、学立场、学方法。

 

1、《为人民服务》明确了人生的最高思想境界。为谁服务的问题，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性质；能不能为人民服务，判断出一个人思想境界的高低。为人民服务，这简短的5个字，表述了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人生准则。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主题，阐述了丰富的思想，我们可以多方面分解开来理解：

 

一是搞五湖四海，加强团结的观点。毛主席在文章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主席发表这个演讲是在1944年9月8日，即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中国人民将很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党还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还要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毛主席提出要靠团结“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由此看出，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单有少数人的力量还不够，还要有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去共同努力。今天，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仍然要把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我们的事业去奋斗。这次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这正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生动体现。

 

二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观点。人固有一死，但死的价值有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死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揭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生死观，道出了衡量人的生死价值尺度，这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在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有多少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生死观就是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他们的精神不灭，永远立于人民群众心目之中，比如，“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们每个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都要牢固确立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生死观，模范实践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生死观。

 

三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观点。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付诸于实际行动。这种行动或叫实践的过程中，就是要有付出，有牺牲。不愿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是谈不上为人民服务的，是做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指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我们大家要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牺牲的观点，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换取人民的利益，以个人的奉献换取人民的幸福。在实践中，那就是不计得失，不讲代价，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初期，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以人民至上的初心，果敢担当，“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在习近平总书记为了人民敢于牺牲精神的号召下，一座千万人的巨城一夜封城，红色党旗、绿色军装、白色战袍，无畏地冲向疫情爆发地，向死而生！

 

四是“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的观点。毛主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段话，揭示了我们共产党人广博的胸怀和高尚的风范，揭示了“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的理由就在于“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揭示了为人民服务就要不怕别人批评这一基本要求。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几十年风雨征程中，广泛听取党内党外人士的意见，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虚心采纳人民群众的主张，这是其他任何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听不进群众的意见，怕别人批评，就不能取得事业的胜利，我们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具体到每个人，也要听得进他人的批评，我们现在就存在一种现象，对同志的批评听不顺耳，使正常的批评开展不起来，这就不行了。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而工作，就要敢于批评，就要欢迎批评，就要经得住批评。

 

五是“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观点。为人民服务，就要建立良好的内部关系，做到“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一方面，上级要关心下级。对下级，政治上要关心，思想上要帮助，不能让下级掉队，这是上级的职责；另一方面，同志之间要友爱互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为人民服务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我们的工作所必需的，大家应该讲关心，讲帮助，讲爱护，凝成一个有力量的整体，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

 

2、《纪念白求恩》明确了人生的道德规范。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最后以身殉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的精神是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篇文章，规定了人生的道德规范，是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标准，就是要有三种精神，做“五种人”。

 

一是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一条，是对共产党人的严格要求，严格标准，坚持做到把利益让给别人，把方便让给别人，勇于吃亏，多挑重担。前些年，这种精神曾经受到冲击，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极左口号，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道德境界的，这一看法实质上是践踏了我们共产党人一贯持有的道德水准，是必须受到批判的。我们党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就因为有大批的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倡导“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必须按照这个要求去修身养性，去做工作干事情。

 

二是要有“两个极端”的精神，即：“对工作极端的负责”，“对同志极端的热忱”的精神。这一条，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阐述得非常鲜明，批评了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的人，也批评了对同志对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毛主席说这种人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对待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马马虎虎不行，偷工减料不行，得过且过不行，而必须极端负责。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干事业的大敌，也是不道德行为，它会误了革命事业，使党蒙受损失。对同志漠不关心，不为基层服务，光说空话不办实事，甚至侵占群众利益，吃拿卡要，甚至贪污、收礼、腐败，是要遭人民反对的，这都是必须要根除和坚决反对的。

 

三是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毛主席说：“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在这里，毛主席号召大家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说，对工作要一丝不苟，好上加好。有些同志满足于现状，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了，满足于能对付就行，甚至认为“出点小错难免，没啥大惊小怪的”，这种观点离毛主席提出的“精益求精”差得太远了。我们学习这篇文章，必须很好地把握“精益求精”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工作的标准和姿态问题，是我们的职业道德范畴，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点，自觉地做到这一点。

 

四是要做“五种人”。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标准是什么，道德修养的目标是什么，道德修养的方面有哪些，毛泽东同志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做这“五种人”，是革命事业的需要，是人民利益的需要。做到这些不容易，但也不是高不可攀，要朝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堂堂正正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就是做这“五种人”。人人都应该做到，人人也能够做到，一个人不一定使自己伟大，但可以使自己崇高。

 

3、《愚公移山》明确了人生的奋斗途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 6月11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的闭幕词，简述的核心点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精神，争取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这篇文章，主要有三个观点：

 

一是要有“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我们党从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再发展到成千上万人为之而奋斗，从黑暗中看到光明，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就在于我们党有坚定的信念，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在党的历史上，每当我们的革命事业遇到挫折，处于低潮，党都是靠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的坚定信念，度过难关，力挽狂澜于既倒，使革命“柳暗花明又一村”。要看到，缺乏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就会丧失斗志，丧失进取，那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武装而发出的“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那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发出的亡国论调，是成就不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告诫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干革命事业，就必须先确立起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比如，有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动摇，这都是党的事业的障碍物，都是不可取的。有信心有勇气，才能有奋斗有作为。

 

二是要有“排除万难”的气概。干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会遇到重重险阻，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不能见难而下，被困难所吓倒，而必须迎难而上，迎难而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我们的党和军队所拥有的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党我军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世人所瞩目，用“小米加步枪”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这其中有多少困难要克服，有多少革命先烈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时至今日，我们党和民族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从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下定决心、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战胜挑战，才能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三是要有毫不动摇，挖山不止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并引用了“愚公移山”这个很形象而又生动的典故，其包含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就是要作长期的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奋斗。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了的事，而是一种在较长过程中坚持不懈的艰苦斗争的事。“愚公移山”鼓舞了多少人，成为大家为党为人民“挖山不止”的座右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里程，我们都应该像愚公那样，“毫不动摇”，“挖山不止”，具有完全彻底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总之，这三篇文章相辅相成，思想极为丰富，有着内在的联系。《为人民服务》表述了党的政治服务观，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纪念白求恩》表述了党的思想道德观，解决了要做什么人的问题；《愚公移山》表述了党的锐意进取观，解决了人要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问题。“老三篇”的主要精神实质归纳起来，也可以说是“四个明确”：即明确了人生的思想境界，明确了人生的道德规范，明确了人生的奋斗道路，明确了人生的精神状态。

 

三、学以致用，努力用“老三篇”改造思想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学好“老三篇”的重要性必要性，对这三篇文章的精神实质有了初步的理解，仅有了这些是不够的，还有个怎么去学去做的问题。

 

一是要克服思想障碍，增强主动性。据我们调查了解，在不少同志身上，有这么三个不正确的认识，阻碍了学好这三篇文章的主动性。

其一，存在“过时论”。他们认为，“现在是商品经济年代，这三篇文章与时代不合拍，70年代前学一学还可以，现在学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说：“这三篇文章是过去的东西，又搬出来用，是实在找不到什么招了。”这些看法是错误的。这三篇文章对我们教育不分历史阶段，任何时候都适宜，这是我们党常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常用的教科书。也不是把过去的做法搬出来，补上目前学习办法上的空缺，我们现在强调抓好这三篇文章的学习，只能说明确实有一个时期我们对这方面学习内容忽略了，抓得不紧了，强调不够了，自觉性不高了；只能说明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被历史证明是管用的方法就拿出来用，也是对的。

其二，存在“吃亏论”。有的人很会打小九九，他们说：“花时间学点法律、学点企业管理还能用得上，学这三篇文章算什么才，有啥用场，不做这个亏待自己的事。”这种想法，就丧失了党性，把自己搁在了党的大门之外。我们是党的一分子，读党的书籍，丰富革命的理论功底，不会吃亏。

其三，存在“无用论”。有人悲观失望，对一些社会弊端觉得用什么“灵丹妙药”也不管用，学这三篇文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没啥用处。我们说，不是无用，而是你没去很好地学，没有很好地用，没去很好地改造自己。强调学好“老三篇”，就是要你弄懂弄通，对照着去做，不是没用，肯定有用，大有用处。

 

二是要联系实际，切实解决问题。如果把学习与解决问题割裂开来，这种学就毫无意义。我们的学习，一定要找靶子，联系自己的思想行为，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树得牢不牢，思想道德过硬不过硬，艰苦奋斗的作风行不行，哪方面有问题就加强哪个方面，哪一点有问题就解决哪一点问题，有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傻子，把艰苦奋斗看成是土气，他们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不安心，精神状态不振等等，这些问题通过学习应该加以克服，在学习中求进步。

 

三是要学以致用，注重实践。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里的使用，就是指的实践。我们对“老三篇”的学习，不是停留在书本上，不是停留在对字句的一般理解上，而是要运用于实践，把学到的思想理论返回到实践中去领会、把握、指导工作。首先，要用于指导本职业务。每个同志具体岗位有所不同，要注意用这三篇文章的思想指导自己开展好本职工作。比如，树好服务观念，树好挑重担观念，树好高标准观念，树好不怕批评的观念，树好钻研业务精益求精的观念等。其次，要用于指导基层工作。机关是指导基层的，我们要在这种指导过程中，看听取群众意见了没有，看帮基层排忧解难了没有，看部署任务符合实际了没有。也就是说，把学习“老三篇”与为基层服务相联系，提高工作指导质量。

 

四是要坚持经常，始终把“老三篇”作为自己的必修课。我们强调学习，不是刮一阵风，下一阵雨，那种“湿湿地皮”的学习是不行的，而必须长期学下去，就象周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们是共产党人，就应该把这三篇文章作为一辈子的必修课，经常读、经常学、经常用，做到常学常新、常悟常益，切实把“老三篇”的精神实质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化作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自觉。

（作者：梁雷 中纪委干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有修订）

秦明：从《辞海》里的“淮海战役”词条看一段舆论斗争往事

秦明：从《辞海》里的“淮海战役”词条看一段舆论斗争往事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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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是在中华书局陆费逵先生主持下于1915年秋启动编辑的汉语工具书，1928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主编，至1936结集出版，声动全国，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

 

第一版《辞海》出版前，蒋介石施加了很多干涉，尽管在舒新城等人的坚持和据理力争之下，一大批坚持爱国立场可能会“刺激”列强的政治条目依旧收入其中，但仍然有着很强的蒋家王朝烙印。

 

1957年9月17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舒新城先生。舒新城针对第一版《辞海》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编辑大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主席表示“我极为赞成”，“到现在还只能用老的《辞海》、《辞源》，没有新的辞典。”

 

毛主席对舒新城先生说，“你应该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舒先生听说要他挂帅，既兴奋又表示为难：一则人手不够，经费有限；二则自己的年纪大了。毛主席风趣地说，“你有儿子吗?自己不干了，儿子继续干下去”，鼓励舒先生“一定要干”，并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施书记全力配合。《辞海》从此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开始了第二次更加全面、更加细致也更加严谨的编撰。

 

1960年，舒新城先生去世以后，陈望道教授接任主持第二版《辞海》的编撰，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内部发行。此后，在文革期间，《辞海》的很多词条又经历了反复修订、删改。

 

这个过程被后来的精英说成是打上了浩劫时代的烙印。但是，无论古今中外，作为一部百科性质的综合性辞典，不可能做到去政治化。所谓的去政治化都是骗人的，最终，要么是为这个阶级服务，要么是为那个阶级服务。正如《辞海》的老主编舒新城先生都对第一版《辞海》不满意一样。

 

1978年10月初，为了向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上级向上海下达指令，要求《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此时，担任《辞海》第二任主编的陈望道教授已经在1977年逝世，复旦大学书记夏征农便接任了《辞海》主编一词。

 

由于当时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刻，对一些问题怎么定性还拿捏不准。《中华读书报》在《辞海》诞辰百年之际，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辞海>是怎样炼成的》的文章，介绍说，《辞海》编委紧急起草《〈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大胆否定了在《辞海》编纂中存在的‘左’的倾向”，“终于在1979年7月完成了编纂任务”，“《辞海》（第三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文革’所肯定的事物……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

 

1979年以后，直到2008年，夏征农去世，《辞海》在他的主持下又经历过多次修订，主要基调是“反左”，实质上则是去毛化、删除那些意识形态过强的话语以及反美的内容。

 

以“淮海战役”辞条为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内容各不相同，跨越三十年，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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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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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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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版

 

1979年版本原文“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后被1989年版本修改为“在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再到1999年版本又被修改为“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发起淮海战役……”已经彻底见不到“毛主席的指示”。

 

1999版的《辞海》中，“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条被删的只剩下700余字（至夏征农去世后的2009版才恢复至1600多字）；“毛泽东”词条中删除了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内容。

 

“三湾改编”、“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彭德怀”……很多词条都遭遇了涉及根本原则的重大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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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错误，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栾保俊同志、原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高为学同志等一批教育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通过撰文以及上书等形式予以严厉指正。

 

2000年2月2日，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当面对栾保俊同志作了《关于处理<辞海>（99版）“毛泽东”条目有关情况的说明》，认为《辞海》“对‘毛泽东’条目的释文作了不恰当的修改，……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表现，并责令出版社检查”，要“停止发售，等待重新换页”，“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提法”。

 

2000年第1期《中流》杂志发表了栾保俊、高为学等同志的文章以后，夏征农旋即发表公开信《［是非辨正］致<中流>杂志编辑部函》进行回应，并在2000年第6期《百年潮》杂志上刊登。《公开信》说，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达成过协议，关于合编辞书的修改原则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词汇删除。比如，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美方“不接受”，我方就把它删除、取消掉了。《公开信》接着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看到这份公开信，魏巍同志怒斥：“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他们就要搞非毛化”！

 

2000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委又派人专门拜访上海市老干部评报协会，感谢老同志对《辞海》的关心和帮助。这段争论原本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一段落，然而，2000年11月香港某反动杂志又抛出一篇《极左派围攻新版<辞海>》的文章，指名攻击栾保俊、高为学为“极左分子”，并极其阴险地为《辞海》主要负责人的所谓“不畏强权，极力抗争”而“鼓掌”。

 

由是可见，这种国际资产阶级和内部新生资产阶级的配合和联动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斗争未有穷期，新的事件仍然会层出不穷地上演……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十大軍事原則」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是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精神，这一点在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体现得特别清楚。

 

十大军事原则，即：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守备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等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水石：香港是一块试验田（“一国两制”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创立的）

水石：香港是一块试验田

（“一国两制”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创立的）

2020-05-25

 

內文摘要：

___1974年，81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时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毛主席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啦！”。

___“一国两制”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创立的，继承了中华民族“实事求是”、“合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考虑的。

內文：-

2019年的中国不平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展示了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复兴中华的精神风貌。

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从6月开始由反修引渡条例引发的动乱持续5个多月不止，向暴乱发展。香港暴徒四处出击，污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冲击香港议会大楼、包围警察总部、瘫痪机场、破坏地铁、砸毁商铺、袭击路人。大中小学幼儿园被迫停课，爱国议员被暴徒刺杀，正义老人被暴徒焚烧、打死。

香港的动乱暴乱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支持。9月和11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该法案。鼓动暴力，搞乱香港。

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大、政协、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12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宣布：针对美国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香港特区政府、香港警察正在严正执法，止暴制乱，维护社会秩序。

 

香港出现的动乱暴乱，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后，在“一国两制”下发生的。使人们疑问：“一国两制”对不对，“香港之治”行不行？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伟大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高超智慧和强大自信，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当今世界，发达的美国、英国、法国提出既实行资本主义又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吗？没有！富裕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发展中的印度、埃及、古巴也没有！中国不仅提出，而且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并且进行了20多年实践。

“一国两制”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创立的，继承了中华民族“实事求是”、“合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考虑的。

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底，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宣布在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在境外敌对势力支持下，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从1958年开始进行叛乱活动。党中央毛主席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在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彻底平息了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租借地，国际自由港。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为什么不解放香港？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对香港的深谋远虑，做出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暂不收回香港的主权，保持香港的原来的地位，充分利用香港为新中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等。毛主席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周总理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布置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暂不解放香港，这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概括起来说，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1974年，81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时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毛主席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啦！”。

实践证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在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为香港长期保持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民生幸福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1997年平稳收回香港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思想，1997年收回了香港，制定了“一国两制”的具体政策法律并赋予实施。

实行“一国两制”，是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既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香港成为一块试验田。

既然是实验田，就会有成功有失败。用什么标准评价香港这块试验田的成败？《香港基本法》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依据《香港基本法》，评价香港试验田成败的标准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从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看，“一国两制”的方针是正确的。香港的治理，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了繁荣和稳定。香港的经济在稳健发展。2018年至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全球第二位， 2019年9月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3位，2019年10月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排名第3位。但是，香港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从今年6月发生动乱后，香港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济遭到重创，出现负增长。据香港有关部门统计，经济损失可能超过5000亿港元。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和香港反中、港独分子猖獗，危害国家主权。辨证地看：香港试验田20多年，结出的果实有好有坏。“香港之治”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一、国家主权不能含糊

主权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和与别国的主权平等。丧失主权，就会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主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经过不屈斗争取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国家主权从不含糊。当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与苏联、美国谈判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收回了苏联对大连、长春铁路的管理权。使美国与台湾彻底断交并撤军，粉碎了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与英国谈判中，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指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坚持了1997年收回香港并且驻军，维护了中国主权，使英国人所谓“共管香港”、“以主权换治权”等幻想彻底破灭。

行使国家主权，绝不只在香港飘扬五星红旗，而是国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行全面的管辖。“一国两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两制，而不是别国的两制。“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有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坚持“一国两制”，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必须原封不动。《香港基本法》颁布了，解放军进驻了，五星红旗升起了，主权就回归了。治理实施中，“一国”只是一句口号，过去实行的英国殖民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变，反而加强。这种认识和行为对国家主权和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

香港回归20多年，国家主权在外交领域体现比较充分。而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更突出。

《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但由于反对派的阻扰，至今没有落实。

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现在香港地位最高的终审法院22位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全部为外籍或者双重国籍。其中有英国籍的15位。终审法院司法常务官也为外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53位，香港区域法院法官40位，其中大多为外籍或双重国籍，而且基本上是终身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官如香港这般被外籍人士垄断。回归前，香港司法终审权在英国伦敦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回归后，香港设置了终审法院，而没有放在中国北京。掌握审判权的主要是外籍法官，他们听命于英美西方势力，等于香港法院还是受控于英美。中国虽然在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基本法唯一解释权，但并不掌控香港司法的终审权，这导致香港的法院游离于中国司法制度之外。因而，香港法院成为反中乱港暴徒的保护伞。“警察抓、法院放”的怪象在香港乱局中不断上演。

2014年的“占中”，乱港分子向警察袭击，警察自卫反击。可最终的判处结果是：16名袭警者的首恶，被法官认定为出发点是“良善的愿望”，仅仅判监5周且被保释，其余均为缓刑；而7名警察，却被判刑2年。在今年的动乱暴乱中，头目黄之锋、周庭被抓捕当天即被法院保释。8月14日，警方抓获侮辱国旗的五名嫌犯，法院将一人无条件释放，四人保释候查。相反，8月20日，因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大门喷涂“中国必胜”而被捕的中国内地男子，法院判处监禁4星期。为止暴制乱，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推出“禁蒙面法”。而香港高等法院公然挑战全国人大，越权判决《禁止蒙面规例》无效。该判决作出后，街头暴徒闻讯欢声雀跃，重新戴上口罩走上街头破坏。

这次动乱暴乱参与者多数为青年人，有许多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出生的。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却还是英国殖民教育。实行“一国两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是基础。彻底去殖民化，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是最起码的要求。近代国家的兴起本身就伴随着在领土范围之内对教育等主权的垄断，通过教育的统一性，形成领土范围之内国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质。

香港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教育研究人员指出，回归后香港教材还是英国体系，完全没有跟内地对接，中国历史并没有成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监管，隐患便慢慢形成了。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人士，送孩子上中学看了通识教育课本，吓了一跳。通识教育是香港高考要考的四门功课之一，它有一个课纲，但无统一课本，老师可从出版社所出教材里选择或自己编写。各校课本林林总总，但有三个倾向是一致的：一是和内地相关的几乎都是问题，如“疫苗质量成疑”、“港珠澳大桥争议”、“中国威胁论”、“人口老化、性别失衡、人口素质偏低”，连“一国两制”也被污名化；二是分析内地问题时用的基本都是西方媒体常用的观点和论据。如讲到“中国威胁论”，从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四个角度提供理据，全是西方批评中国的那些话语。三是鼓动反抗情绪，如“占中”事件被描写成“希望透过公民抗命，违法堵塞中环要道，唤起社会关注普选行政长官的权利”。孩子在《通识教育》中拿到的考卷，二十几道选择题，全是揭露内地问题、影射内地制度。

由此可见，坚决维护全面行使中国在香港的主权，是贯彻“一国两制”的根本问题。如果主权旁落，香港只是从英国的一个“直接殖民地”变为“间接殖民地”。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放弃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英国是保守党、工党轮换上台，俄罗斯是统一俄罗斯党执政，印度是人民党掌权，等等。香港回归前，其总督由英国政府派遣，香港治理由英国执政党控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雄踞世界之林的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地区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港九独立大队开展了抗日后援工作，保护了大批抗日民主爱国人士，发展了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抗日斗争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利用香港渠道，解救、转送许多民主人士回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回归前，虽然不是共产党管治，但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影响很大。在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新中国的情况下，香港是为我所用的窗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老百姓看到香港要回归的大势，向往祖国，向共产党靠拢，为香港平稳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香港回国后，有些人，甚至有些党和政府的官员认为，落实“一国两制”，保证香港高度自治，要淡化党的领导，党组织不要过多活动，不要干涉香港事情，以免外国和香港舆论批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组织在香港上层活动多，在基层活动少；与大资本家和高层精英接触多，与老百姓联系少；自动削弱甚至放弃了党的领导。现在中共在香港的地位严重下降，被视为“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连过去“地下党”还不如。从政府机关到学校、各类社会组织，到居民社区，都不允许中共公开组织和开展活动。只要谁和中共有关系，连参选行政官员的资格都没有，连报考公务员都不行。但是那些有外国国籍的，参加美国英国或西方组织的，或者属于什么反共的政治党派都可以。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共产党还有合法地位，可以参加竞选，怎么到了中国香港，中共连合法资格都没有了。在这次动乱暴乱中，西方敌对势力和港独分子活动猖獗，而看不到共产党组织的作用。人们不禁要问：香港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吗？这样下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严重危害香港繁荣稳定。 

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香港的建设和治理共产党必须参与，香港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必须干涉。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香港不可能持续繁荣稳定。当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邓小平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他强调：“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预见性。

面对香港的新形势，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共产党组织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共产党对香港的领导。要贯彻党的十九大路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坚定不移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研究制定实施在“一国两制”下加强党的领导的法律制度、工作机制、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

特别要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上下功夫。摈弃走精英路线，只靠大资本家治理香港的思想和做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90多年，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重要因素就是，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了走群众路线。当年，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回归前，香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西方反共势力强大，我们党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工作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大成就。香港回归后，党的领导却削弱了，许多工作放弃了。相反，西方敌对势力和港独分子把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接过来了，在学校、企业和社区，利用宗教、社团等组织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控制，忽悠青少年和普通民众，反中乱港，造成百万人上街游行，数月持续动乱不止。今年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的席位大幅缩小，泛民获得多数席位，反映了反政府势力的作用。事实证明，走精英路线，只依靠资本家治理香港，不是好办法。我们要深刻吸取教训，继承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基层，主动深入基层，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让基层民众得实惠，树立共产党威信，壮大共产党力量，凝聚民心，团结人民群众，为香港繁荣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三、宣传舆论阵地不能丢掉

香港回归20多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香港的反对派利用媒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反中乱港。

——妖魔共产党，抹黑大陆。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书籍，从制度到文化，从经济生活到社会事件，逢英美必跪舔，逢大陆必抹黑。利用大陆严惩腐败官员事例，污蔑中共是腐败党。讲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漫画显示，在“中国制造了……”下面，画的是自行车、服装、音响、电脑等等，在“中国不制造……”的下面，画的则是天平、自由女神像、投票箱。批判国家新疆政策，攻击一代一路，丑化大陆民众形象。一位大陆游客在路边给婴儿更换尿不湿，把换下来的尿不湿装进垃圾袋，然后放入了远处的垃圾箱内。一些港媒，拿着人家正在更换女婴尿不湿的照片，大肆渲染大陆民众不文明素质低。用这种极端下贱和卑鄙的手段诋毁大陆同胞，制造港陆割裂。

——渲染所谓“民主自由”，动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向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大肆宣扬西方所谓“民主自由”，把英美制度描绘成人间天堂，污蔑中国政府专制腐败。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们造谣生事，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解放军。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极力阻扰“修例”的审议同时，通过其控制和影响的媒体，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用危言伎俩误导恐吓香港民众。什么“内地会罗织罪名将批评者引渡到内地囚禁”，什么“修例后朝鲜及其他法治水平极低的国家都可向香港要求移交逃犯”，什么“修例一旦通过，美国会取消给予香港特殊的单独关税区待遇”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苹果日报》大肆炒作的“修例后，内地想抓谁就抓谁”。驻港部队战士自愿上街清扫卫生，被称为“违法”，叫嚣要港府出面解释和澄清。

——造谣惑众，煽动仇警，鼓动暴动。在占中事件和这次动乱暴乱中，香港的不良媒体和国外敌对势力媒体，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发挥了极坏的作用。有研究人员对《苹果日报》在 “占中”事件中的报道进行了分析。一是把“占中”描述成抗击暴政而争取民主的合理合法的民主诉求；二是把“占中”描述成理性、温和、高素质的民主运动，“占中”参与者没有激烈行动，表现克制，而现场的骚乱是由警察暴力清场造成；三是把中央政府描述成集权政府，把香港特区政府描述成“漠视民意”的伪善政府，警察则是过度使用武力的暴力警察；四是宣传“占中”行动一开始就得到了来自香港各社会团体和香港、大陆、台湾以及海外民众的广泛支持，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成为全球民主事件；五是宣传外部势力没有插手“占中”事件，并特别强调美国没有在背后支持香港的任何人或团体。对今年的暴乱，有的媒体大肆“选择性”报道和评论。有的断章取义，整版都是香港警察“对示威者开枪”的画面和文字，却对暴徒冲击围攻警察、企图夺枪，威胁在场市民的生命安全避而不谈。有的媒体移花接木，只将摄像机对准警察执法，却模糊处理暴徒打砸抢烧，把暴徒当街用易燃液体焚烧意见不同的无辜市民的残忍暴行，刻意剪辑拼凑成“武装警察强势应对和平示威者”的虚假画面。有的媒体倒因为果，不去谴责暴徒不断升级行动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援引莫须有的民调称，中央和特区政府应为局势负责。美国彭博社报道承认：香港已被谣言和假新闻淹没，抗议者在用谣言妖魔化警察与港府。据香港人士反映，许多民众受到反对派舆论宣传的欺骗和影响，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

宣传舆论是社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因素，关系国家的发展稳定。新闻舆论自由是相对的，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去占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就说，取得革命胜利要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武装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他不仅抓党的宣传队伍建设，而且亲自为新华电台写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新中国能够从弱到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牢牢把握宣传舆论领导权，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共同奋斗。

香港回归20多年，我们宣传舆论工作不够有力，没有掌握主导权。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自由媒体”，办媒体是需要钱的，出资方决定了媒体的导向、态度和立场。媒体不为政府管理，就会被私人资本所掌控。一位在香港工作数十年的老同志说，现在，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意识形态阵地，反对派势力依然占上风。香港在殖民时期，无论怎么强调新闻自由，港督都是不能批评的，女皇更是不能碰，英国的制度绝对不允许说三道四。香港回归后，香港正义的声音却不强，爱国主义却没有了市场。相反，反华反共的声音弥漫香港。凡是欧美编辑的反华书刊、视频，在香港大行其道，处心积虑地抹黑大陆政权，煽动对抗，轮子、民运、黑社会以民主自由之名活动，无人敢管。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一些媒体沦为私人资本的打手，造谣污蔑警察，袒护美化暴徒。老百姓长期受这样乌烟瘴气舆论环境影响，加深了与祖国的隔阂。

实践证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宣传舆论极其重要。我们要积极占领香港的宣传舆论阵地，尽快改变在港宣传舆论的被动局面。加强中央对香港宣传舆论的领导，从法律制度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对反对一国两制，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坚决依法惩处。加强在港中资传媒机构的力量，壮大爱国宣传队伍。研究在“一国两制”新形势下宣传舆论的特点规律，加强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自媒体的管理和引导，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宣传的及时性、多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扬正袪邪，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建繁荣稳定香港。

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不能松懈

香港这次暴乱起于今年6月9日，反对派组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由，组织了民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修订《逃犯条例》源于2018年2月，一名香港男子在台湾杀害了香港女友及其腹中胎儿，抛尸后潜逃回港。香港警方抓获该男子后，因港台之间没有移交逃犯协议，该男子无法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受害人父母恳请香港特区政府尽快修订《逃犯条例》，将凶手绳之于法。旧《逃犯条例》，香港与英国、美国、新加坡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有移交逃犯的协议，但其中不包括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澳门。为堵塞法律漏洞，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并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向立法会提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立法会原定于6月12日举行会议进行审议，但因示威人群在立法会附近占据道路、聚众滋事，暴力冲击警察防线，会议被迫取消。为缓和局势，特区政府决定中止修例。然而，反对派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搞垮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反修例运动”进入了暴乱阶段。

这不是一般的司法事件，而是英美敌对势力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地操纵港独分子，裹挟普通民众参与，乱港反中的颜色革命。

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取得了丰厚利益，极不愿交还中国。1982年中英谈判，英方先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九龙和香港岛英国继续管辖，又提出“主权换治权”，香港整体归还，但治理归英国，不许中国驻军。都被中方拒绝。于是香港回归前，英国在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埋了许多地雷。如英国统治香港百年间，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民主、自由。过去港督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把权力分解，行政权给政务司，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香港回归后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难上加难。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他们都收到了一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加入英国国籍。这5万人不少是高官富商，其中一些移民去了英国，但相当多人留在香港。有些人成为反中乱港的骨干。过去，依据英国《社团条例》，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到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宣布解除社团限制，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特区政府毫无办法。在经济上，实行超级地租制度，使香港房价抬高到世界之最，造成了香港鸽子房在世界人居史上的惨剧；实行港币挂钩美元的汇率制度，让港币成为美元的代发币，香港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香港回归20多年来，这些地雷相继爆炸。英国议会部分议员及政客与香港反对派建立了“政治连线”关系，每当香港政坛出现“风波”，都能看到英国政客与香港反对派接触频繁，坐镇“前线”指挥搅乱香港。在“占中”和这次暴乱中，他们走上前台，公开为暴徒撑腰打气。今年9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问题接受议会紧急质询，表示英政府对香港局势深表关切。

美国是香港颜色革命的领头羊。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美国不太关心香港。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开始，美国就进行布局了。据研究人员分析，香港颜色革命套路和美国在阿拉伯、乌克兰等国家搞的大体一致。第一步，潜伏人员，加强情报工作。美国CIA在香港，竟然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第二步，发动基本人群，对他们洗脑，攻击甚至‘妖魔化’中国。第三步，准备和预演，5年前的‘占中’事件就是一次预演。第四步，和平请愿和抗议活动。第五步，制造骚乱。第六步，制造罢工、升级恐怖行动，造成城市瘫痪，最后夺取政权。香港反对派和暴力分子公开叫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要求行政长官下台。

美国国会和政府公开干涉香港事务。1984年至2014年间，美国国会共提出60余项涉港法案。1984年5月3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第299号共同决议案阻挠香港回归，称“应当尊重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如果未征得香港公民同意，任何新政府不得强加于香港之上”。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法律依据。国会还通过举行涉港听证会，为启动立法提供舆论宣传，为香港的“民主人士”提供讲坛。2014年12月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听证会，支持“占中”。2017年5月，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香港反中头目李柱铭、黄之锋到会“作证”。今年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启动以来，美国国务院、国会、驻港领事馆、香港美国商会及其官员不断发布各种颠倒黑白的报告和言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院长洛佩西等跟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等香港反对派头目频繁会面。

香港反对派长期得到美国的资助。据媒体披露，美国资助香港反对派有两个渠道：一是美国国会拨款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据统计，从1991年至2018年，NED资助在港项目的金额高达1064万美元。二是通过《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资助。黎智英获得美国关照在缅甸炒地牟利后，在过去三年向9个反对派政治组织及14名人士提供了4080万元黑金。

美国人指导培训香港暴徒。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培训反中乱港分子，为暴徒提供物质装备和休息点。示威者准备充分，统一服装，带手套、口罩和黄色头盔，准备了很多攻击性凶器，并在暴动地点附近安置了一系列的补给站，也有清晰的撤退路线，还准备零钱买单程票，避免留下痕迹，有“抗争手册”提供法律支援路径。行动中，一些暴徒能够熟练地把警方的铁马翻转过来，并迅速把三个铁马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铁架，不仅以此布阵堵塞交通，更以之为武器，攻击警方防线。媒体拍摄到美国驻港人员密会见“港独”头目黄之锋、罗冠聪等人的照片。一些人直接打出了美国国旗。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顾问的白邦瑞，对记者公开承认：的确有不少美国领事馆人员策划在香港推动运动（其实是暴动）。针对中国推动颜色革命，搞乱中国，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

台湾的台独分子是香港颜色革命的帮凶。香港出现政治风暴以来，“港独”与“台独”遥相呼应。公民党反对派议员杨岳桥、谭文豪窜到台北，与台湾陆委会及“法务部”代表会面，攻击条例修订。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和陆委会声称可以为港人提供“人道援助”。鼓吹“台独”的“台联党”到香港驻台经贸办事处外，声援香港暴徒。“时代力量”成员公开在社交网站上为香港暴徒筹集物资，宣称“港人冲前线，台湾做后勤”。

香港暴乱充分证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失败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改革开放后，全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要老师。有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相当地位的人，对美国是顶礼膜拜。认为，美国是老师，老师爱学生，老师只能帮学生而不会打学生。放松了美国对我颜色革命的警惕，吃了不少苦头。1989年的“政治风波”、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和今年的香港暴乱，就是颜色革命的爆发点。

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他们认为强大的中国损害美国利益。必须遏制中国。美国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会按他们设计方案走。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位与中国合作，企图以此影响中国改变颜色，成为第二个苏联。可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领导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不仅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政治军事文化都越来越强，与美国的意愿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势必影响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必须制裁中国，限制中国发展。从去年开始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制裁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今年又利用香港问题发动颜色革命。同时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主权底线。这一套组合拳的目的就是，搞乱中国，遏制中国。今年11月美国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就向世界表明：美国公开为香港暴徒撑腰。美国已经将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上升到破坏中国发展的战略。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警钟长鸣，不能放松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 

在改革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在斗争中求团结求发展。世界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有矛盾就有斗争。坚持斗争团结则存，放弃斗争团结则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经过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才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要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依法严惩颠覆我国、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组织，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坚决反制，维护我国的主权，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五、法律制度要与时俱进

有些人，包括有的政府官员认为，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法律制度必须原封不动。回归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各项制度没有大的调整变化，连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地名、路名也都得到保留。实践证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法律制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都随着形势的发展做相应调整。我国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几十年来修改多次。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各类法律制度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时进行修改。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适应当时中国国情和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当年，在起草香港特区《基本法》过程中，一些亲英人士、西方的代理人鼓吹搞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立法主导，想操纵香港政局。邓小平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经过20多年实践，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繁荣和稳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五年前的“占中”事件和今年的动乱暴乱是问题的大暴露。如，按照“一国两制”，首先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香港的政府官员、司法人员都必须热爱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法律制度对此没有明确具体规定。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法律制度却允许外籍人当法官，而且基本是终身制，并掌握终审权。现在香港法院大部分由外籍人担任。在“司法独立”的幌子下，一些毫无廉耻的洋人法官，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多次上演“捉放曹”的闹剧，实际给暴徒们壮胆。现行的经济制度使特区政府在经济上不介入初次分配，不采取宏观调控主动干预，大资本家垄断，打造了“交租经济”，致使严重的贫富分化。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香港社会弥漫不满情绪的根源。现行的宣传文化教育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套。香港特区对于新闻媒体发布淫秽信息有法律制裁，但是对于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不错，对香港稳定民众有积极作用。但经过20多年实践，逐渐暴露不少问题。表面上信任港人，实际限制了香港管理人才的交流优化和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控。当年新疆西藏和平解放，也没有搞疆人治疆、藏人治藏。中央派出优秀干部到新疆西藏工作，同时大力培养提拔本地区本民族的干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各地区、各部门、各民族干部广泛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优化了人才队伍，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果长期坚持“港人治港”，使得香港社会治理人才匮乏，变成了“矬子里面拔将军”， 势必影响香港治理水平提高，不利于香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还有，将来台湾回归，“一国两制”，是否实行“台人治台”？ 

为了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必须根据香港回归20多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全面审视和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以宪法为依据，以“一国两制”为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标准，进行修改、增加、废止。从这次动乱暴乱暴露的问题看，有这几方面要加强完善。一是维护国家主权。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必须全面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性质，体现“一国”政策；必须全面彻底清除殖民主义内容，真正落实“两制”政策。二是明确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香港有公开存在并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合法权利，加强共产党对香港治理的领导。三是明确只有爱国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国籍的公民才能参选和担任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四是改革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稳步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低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五是加强宣传舆论、文化教育的管理，让爱国主义的正能量成为香港社会主旋律。

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是社会主义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让老百姓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上的香港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渔村。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国侵占，百年间没有多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香港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交易的特殊通道。作为国际自由港的香港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香港回归后，祖国给予香港全力支持帮助。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保证香港金融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支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和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现在，香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

香港的崛起和繁荣，有香港自身的努力奋斗，更得益于所处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角力的地理位置，也离不开祖国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但是，由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殖民主义的根基深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在的矛盾不断发展，问题越来越多。政治上搞所谓民主自由、三权分立，不仅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反而容易造成社会撕裂。许多议案议而不决、好谋无断。“泛民议员”谋求私利，不支持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政策。董建华的“八万五”住房计划、梁振英的填海增加土地供给、林郑月娥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他们都反对。在“司法独立”的格局下，洋人掌握司法权，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无法监督。打砸烧杀，危害社会的动乱持续数月无法制止。文化上乱象横生，殖民主义、利己主义弥漫社会，反共反中大行其道，崇洋媚外盛行，爱国主义受打压。

经济上被大资本家集团垄断，“交租经济”造成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畸高，极大损害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香港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前几十名地产富豪的手中，大多数的群众没分享到应收的红利。据港特区政府公布，其2016年基尼系数就达0.539，创45年以来新高。2017年香港的贫困人口达101.8万，占整体人口的19.6%。而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全香港最有钱的50个人2016年所掌握的财富达到了1.38万亿港币，是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可动用财政储备的1.37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香港回归后其经济主要依靠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导致其它实体经济凋零，整体经济出现衰退，失去往日的繁华。广大底层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生活压力巨大，住房负担使其感到特别痛苦，对香港社会现状十分不满。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对港的优惠政策和举措，仅使少数资本家获益，而广大老百姓却没得到多的实惠。加上殖民主义的惯性宣传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捣乱，许多底层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大陆的形象看法不佳，对中央政策有抵触情绪，造成众多市民特别是青年卷入动乱暴乱。实践证明，香港现行社会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彻底改革是没有前途的。

纵观整个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在相当长的年代，中国站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落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专制清王朝的大门，逼迫中国签下了上千件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割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掠夺数亿万两白银。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东亚病夫”，人民坠于“华人与狗”的深重灾难之中。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前赴后继不懈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走上了既不搬苏联模式，又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70年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打破美苏的封锁，打败外国侵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了两弹一星、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卫星、高铁机车等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温饱走向小康。昔日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东亚病夫”，如今成为雄踞世界的东方巨人。昔日“华人如狗”的中华民族，如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

中国有句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实践证明，香港的资本主义不是老百姓的天堂，不是中国的出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是中国人民的康庄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深圳毗邻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还十分贫穷落后。改革开放给深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深圳经济发展已经超过香港。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消息称，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4000.98亿元，按照深圳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高出221亿元左右。深圳超越香港并不令人意外，2008-2018年，香港经济增长年平均为3%，深圳经济增长年平均高达11%。香港在滑坡，深圳在爬坡。

当然，中国现行的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中国的治理也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党和政府已经看到，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国的路会越走越好。

 

人类社会在螺旋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走出来的。“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也要经过艰辛探索才会成功。“一国两制”中的主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或模式。“一国两制”中的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香港回归22年实践，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的经验教训，是付出的学费，是难得的一笔治国理政的财富。我们要耕耘好香港这块试验田，种好苗，施好肥，锄好草，灭好虫，结出丰硕果实。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为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系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来源： 昆仑策网【原创】）

葛长银：毛主席最早的一篇调查报告

葛长银：毛主席最早的一篇调查报告

2020-05-24

 

 1927年3月出版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1965年,武汉的游重九先生捐赠给武汉革命博物馆一本小册子，旋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本小册子就是1926年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也是至今所发现的毛泽东遗存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该报告曾编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并于1927年3月出版，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要学习用书，也是研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源头”文献。

 

这篇“源头”文献的主要内容由“支出之部”“收入之部”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就是把调查对象佃农张连初的全年收入、支出和结余（通过精确采集数字和计算）直接摆出来，用理性的数据告诉世人中国佃农的生活到底有多苦。

 

 

为了给读者一个直观感受，笔者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简略列示如下：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的少年毛泽东学习用过的书籍

 

 

 

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一开始就注重调查研究，这种务实的思想跟“在真实数据上做决策”的会计思想水乳交融，在以后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要打胜仗，先做调查研究。“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不打“无调查研究”之仗。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知己知彼”这个古老的战争法则予以量化或说数字化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生活档案[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3]葛长银、杨婷婷、李嘉轩.基于会计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J].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6]陈晋.温情毛泽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

毛主席为什么要办"五七干校"？

揭秘：毛主席为什么要办"五七干校"？

2020-05-21

 

毛主席的良好愿望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柳河“五七”干校成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公知们对干校的丑化描述）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

 

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改造”和“锻炼”干部的两种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公知眼中的牛棚五七干校旧址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五七”干校被新党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今天我们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结语：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来源：大雪压青松

毛主席身边十五年见闻

毛主席身边十五年见闻：虽匪夷所思却真实发生过！

2020-05-21

 

见闻一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到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参观校办工厂。

 

参观结束后，已经是中午。毛主席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馆子。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的正阳春鸭子楼，吃烤鸭。

 

吃饭时，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继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毛主席吃饭快。别人没吃完，他先吃完了。起身在楼上走两步。正阳春是栋两层楼的饭馆。我们是在楼上吃烤鸭。毛主席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外望了一眼。这一眼望出去不要紧，又引出一场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有一位妇女正晾衣服。距离很近，一下子就认出了毛主席，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声呼喊就像是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市都震动了。刹时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鸭子楼。人们拥挤，欢呼、跳跃、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塞满了几条街道，一眼望去全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就连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主席么。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主席坐不住，前后6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高呼：“人民万岁！”每次呼过口号之后，毛主席还向群众招手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是根本不行，越喊人们拥护得越厉害。从中午12点多，一直被围困到下午5点多，无法“突围”。兴奋的群众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欢呼声经久不息。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使用过的老办法。

 

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奋力开路，硬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推到正阳春鸭子楼门口。

 

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保护着毛主席，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警卫排前有人开路，后有人推车。左右有人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推出了人群。

 

毛主席在车上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下不了的黄鹤楼噢。”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见闻二

 

1953年3月23日，下午一时半，毛主席浏览凭吊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墓。刚才毛主席瞻仰中山祭堂时，被正在祭堂前草坪上读书的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发现了：“这不毛主席吗？”他飞一般地朝学校猛跑，连书包都忘了拿。他要把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告诉同学们，让大家都来分享他的喜悦。

 

校园轰动了！全校师生们坚决要求去看毛主席。于是不一会儿，几辆学校的大卡车载着满满的师生员工，顺着陵园的路朝着中山陵疾驶而来。毛主席视察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

 

当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车驶到中山陵8号原孙科公馆稍事休息时，忽然“呼啦啦”门口出现了大片人群，气氛异常热烈、激动，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群情激动。怎么办？

 

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同志急忙去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来到门口，陈毅朝着人群大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毛主席的健康。”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

 

罗瑞卿同南京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副局长洪沛霖简单商量一下，当机立断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为了主席的安全和大家能清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这时，毛主席从里面走了出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等陪同下来到群众中，毛主席精神抖擞，满面笑容地向群众频频点头。

 

“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毛主席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着向群众致意，并用那口湖南腔洪亮有力地呼着：“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而后，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 一时间，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人们含着激动的泪花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和蔼可亲的面容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

 

毛主席也很激动，一直到回来后，还在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见闻三

 

1953年春节，我们随毛主席乘专列到达武汉。毛主席一再要求到民间去看看，安全部门同意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带上口罩。

 

毛主席戴了口罩，在我们的簇拥下游览龟山、蛇山。正是春节，游人非常多。参观黄鹤楼时，遇到一家人，大人带着孩子出来春游。

 

小孩子的眼睛是非常尖的，一双大眼睛朝着毛主席忽闪忽闪，他隔着口罩居然认出来了，忽然尖着嗓子喊起来：“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啦！群众哄然大乱，潮水一般涌来。当时我们正跟随着毛主席从黄鹤楼下来，猝不及防，前后左右顿时变成了人的海洋，人的城墙。

 

我们卫士们和当地警卫人员忽啦一下围住了毛主席，当时只剩下一个念头：尽快保护毛主席安全脱离。

 

真是谈何容易，一眼望去，万头攒动，人挤人挤成了团。我们前呼后拥，使出全身的力量往山下挤。

 

人太多了，我们随着人群的涌动而摇晃着，反正到处是人，怎么摇怎么歪也摔不倒，就那么人挤人地朝山下一点一点移动。

 

也不知挤出多少汗，头都挤晕了，卫士赵鹤桐随身带的两个铁壳暖水瓶都被挤扁了。终于到了江边。我们喊着，连拥带挤，好不容易分开一个缝，保护毛主席上了船。

 

毛主席一登上船，便摘去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顿时，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雷动，万岁声直冲九霄、震耳欲聋。

 

我看到不少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作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事后还主动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毛主席却丝毫没有责怪他们，毛主席还笑呢，只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综上可知，这些年来那些说毛主席这不是那不是的回忆录我们看着都觉得烦，但是那些说毛主席好、为毛主席说公道话的回忆录却苦于不为主流舆论所传播而无法广为人知！

 

无论怎样，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是永远的红太阳。

毛泽东关于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思考,值得收藏！

毛泽东主席关于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思考,值得收藏！（深度)

2020-05-21

 

 1959年，毛泽东主席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秘书长徐萌山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准确地估计到国民党将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台湾。如何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其中包括解放台湾,毛泽东深入思考,战略运筹,作出许多重要指示,中央军委也开始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准备工作。

 

一、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苏联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会谈时,谈到中国还有一半领土尚未解放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最早谈到台湾问题。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问题。毛泽东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应依据情况运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但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3月1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首次明确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次关于华东任务和人事安排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确定粟裕担任华东局常委,分管军事。在讨论华东局的管辖范围时,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他说,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材,很有生意做。

 

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经过国共双方谈判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5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9月30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指出:中央政府“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为解放台湾、澎湖、金门诸岛”而奋斗。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之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毛泽东紧密结合战争实践,对解放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战略性思考。1949年10月31日,毛泽东对第三野战军的兵力部署指出:三野防守华东,应“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1949年4月15日,国民党空军伞兵第3团在上海附近海域起义。时隔大半年,毛泽东忆及此事,于1950年2月4日给粟裕发电报指示:“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1950年5月28日,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部队编制原则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提出,攻台作战所需之兵力与火力,尽可能保证充实;参加攻台部队仍然保留兵团和野战军机构,不予撤销,以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对此,毛泽东均予以批准。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强调,要“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

 

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至于解放台湾的具体时间,则因多种原因不断往后延迟。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等的电报,第一次明确提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访苏期间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对台湾问题作了如下分析:中共中央决定至迟在1950年解放台湾、海南和新疆。具体来说,先解放新疆和海南,通过解放海南,取得渡海作战经验。解放台湾问题拟在1950年下半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最好在明年下半年,即我军攻打台湾时,整个大陆,西藏除外,为我们所占领。”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购买空军装备器材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则说:“夺取台湾的作战,准备1951年进行之。”朝鲜战争爆发后,8月1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说,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二、华东军区制定“台湾战役”计划

 

为了实现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任务,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在中央军委指导下,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经过缜密筹划,制定了攻台作战战役计划。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指定粟裕为对台作战总指挥。

 

1949年6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报,明确指出:“准备占领台湾”是摆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的“四件大工作”之一。8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1949年秋,第三野战军制定了以8个军攻台的作战计划,其中,以第9兵团4个军为攻台第一梯队,以另4个军为第二梯队。1949年底,金门、登步岛战斗失利后,第三野战军对攻台兵力部署作了较大调整,决定增加参战兵力,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50万人全部参加攻台训练。第一梯队在原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1个军。此后,粟裕又建议从第四野战军再借调4个军,使准备对台作战的总兵力增加到16个军。

 

1950年1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委下达了军区武装部队1950年的“六大任务”,第一项就是“歼灭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国民党军,并配合各兄弟兵团,完成全国解放的光荣任务”。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

 

“台湾战役”计划制定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加快了战役准备工作。主要有:

 

(一)召开参谋长座谈会。

 

1949年12月召开野战军、各兵团、各军(三级军区)参谋长座谈会,总结1949年的参谋工作,研究部队在现代化性质的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情况下的参谋工作建设任务。会后,野战军司令部于1950年1月18日下达通知,提出了加强各级司令部建设的任务和措施。

 

(二)召开通信工作会议。

 

1950年1月召开建国后第一次通信工作会议,研究渡海登陆作战的通信联络和通信兵的教育训练问题,并提出了今后通信兵建设的目标。

 

(三)召开舰上教育训练会议。

 

1950年3月1日,华东军区海军召开首次舰上教育训练会议,总结第一期(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训练计划执行情况,并要求3月继续突出个人操作技术,使舰艇能够开得动;4月至5月,进行第二期舰上教育训练,进一步熟练单人操作技术,并搞好单舰各部门协同动作和多舰编队航行。

 

(四)下达两栖作战训练纲要。

 

1950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准备以陆、海、空军联合攻占台湾的作战任务,华东军区下达了陆、海、空军两栖作战训练纲要,并指示准备参战的部队必须依据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要求,针对台湾守敌的情况进行训练。纲要还规定,各军兵种自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分别训练,4、5月进行以陆军为主的三军协同训练。

 

(五)华东军区展开全面防空斗争。

 

国民党为保台湾、舟山、海南、金门等岛,1949年12月31日决定在上述岛屿采取攻势防御战略,轰炸沿海城市和军事目标,以待美援“反攻大陆”。1950年1、2月,国民党军机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交通运输、城市动力和工业设备、渡海作战准备遭受重大破坏,人民群众惨遭杀害。仅2月6日,敌机16架轰炸上海时就有4家电力公司被炸毁,死伤居民542人,民兵810人,部队干部、战士25人。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轰炸企图,2月,华东各地建立了防空治安委员会,开展全民反轰炸运动。华东军区命令4个高射炮兵团分赴上海、南京、宁波、杭州等地,执行防空作战任务,命令第9兵团派出部队抢修上海市3个机场。2、3月,军委又调空军部队陆续到华东。从1950年2月到5月,空军就击落美制蒋机16架,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经中国和苏联商定,为保证华东和上海地区的空中安全,由苏军巴基思基将军率领空军混成集团,飞机99架,3500余人,于1950年2月26日至3月27日分别到达上海、徐州,协助解放军防空。在上海警备部队配合下,苏联空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4战4捷,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6架,震慑了国民党军机对上海的轰炸破坏。10月,该部人员分批离开上海、徐州返回苏联,25日全部撤完。回国之前,苏军把全部飞机和装备、技术移交中国空军,并对飞行员、机械师和地勤人员进行了培训。

 

(六)把对金门、舟山的攻击作战作为攻台实战演习。

 

为了进一步完善台湾战役计划,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把对金门、舟山的攻击作战作为攻台实战演习,以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使战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符合渡海作战的战场实际。

 

攻打金门作战。为全歼福建沿海岛屿之敌,扫清对台作战障碍,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29军各一部,于1949年10月24日夜发起攻打金门作战。渡海作战3个团加1个营和4个连,计8000余人,大部伤亡,一部被俘。这次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思想轻敌急躁,对敌兵力估计不足,缺乏渡海登陆作战经验。对此,毛泽东于1949年10月29日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发电报批评指出,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

 

解放舟山群岛。1949年8月18日至11月6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先后攻占舟山外围30多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为解放舟山本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4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等人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国民党军陆续增兵舟山群岛多达12万余人,第三野战军乃决定增调第21军主力、第23军、第24军、炮兵10个团及海军舰艇一部参战,并立即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至1950年5月13日,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鉴于形势不利开始秘密组织撤逃。第三野战军在查明情况后发起渡海追击,于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6月至10月,华东海军部队完成了长江口的扫雷任务,从此,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即被打破。

 

 

三、突击建立空军海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加强海空军建设已成为整个军队建设的主要内容。为取得渡海作战时的战略优势,在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更是一再强调建立空军、海军的重要性。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首届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9月23日晚,毛泽东、朱德举行宴会,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肯定他们的功绩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于1950年5月28日向中央军委提出海空军扩充计划:当时海军共有3万8000余人,预计攻台前须扩大至5万5000人;空军共有5万7000人,攻台作战前须扩大至12万6402人。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各项原则”。

 

(一)关于建立空军

 

1949年3月8日,根据兼任东北航校校长的刘亚楼建议,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毛泽东等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情况。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和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建立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离不开苏联的帮助。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渡海作战建立空军的设想: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作者注)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26日,中央军委在一封电报中强调,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1950年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4月6日,朱德题词: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设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朱德还在4月10日召开的空军参谋长会议上指出,目前对你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很好地把队伍训练和组织起来,精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好好地掌握它,使我们一出马就能打胜仗,收复沿海诸岛,光荣地完成彻底解放全国的伟大任务,并为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空军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上述指示为空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空军以陆军调来的建制部队、优秀指挥员和原东北航校人员为骨干,吸收部分知识分子和原国民党航空技术人员参加,开办了6所航校。1950年6月19日,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批毕业学员为主,组建了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编成的空军第一支航空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

 

(二)关于建立海军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指示,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在江苏省白马庙组成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以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中央军委即批准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节。4月29日和5月1日,华东海军司令部接收了在江阴江面俘获的舰艇6艘,以及在南京和镇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海军第2舰队、第5巡防艇队舰艇共50余艘。随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率部起义的第2舰队司令林遵为华东海军副司令员。

 

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和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林遵、金声、徐时辅、曾国晟等,提出了解放台湾的任务。毛泽东说,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海军也要做好准备,准备配合陆、空军,在人民解放战争最后一战中立一功。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杂志创刊号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1949年10月中旬和12月中旬,毛泽东曾两次召见萧劲光,让他当海军司令员,并对他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第三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命令,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发布了“一切为了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工作方针,动员全部力量,一面组建,一面训练,并广泛开展了为解放台湾而“团结进军”的教育。

 

四、秘密派遣“红色特工人员”

 

1949年7月,毛泽东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指的就是岛内地下党组织和武装群众。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对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进行了讨论,毛泽东特别强调,台湾也属华东局管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华东局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台湾省党政机关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同时,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领导班子也完成了组建,并就台湾知识、政策等进行了集中培训。据有关人士回忆,中共台湾干部训练团有4个队,每个队9个班,每个班10多个人,共400多人,蔡啸任团长。训练团人员有台籍士兵、熟悉台情的福建人,以及从台湾撤回祖国大陆的台共成员等。1950年后,这个团解散,大部分人留在福建,改名边疆工作队。

 

中央内定舒同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主要看重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文采好,又做过敌工部长。舒同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词章功力人见人赞,党内许多重要文章、文件都出自他的手。他还写得一手舒体字,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由他出任台湾省委书记,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后来舒同虽然没有正式上任,但以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身份,直接参与了对台敌工工作。台湾省委副书记刘格平是回族,因其有负责民族事务的经历,中共希望这样的班子能够团结台湾百姓,更好地发挥所长,尽快恢复台湾的社会秩序。

 

在此期间,祖国大陆还先后派出1500名地下工作人员(人称“红色特工”)前往台湾开展工作,作为“内应”。然而由于地下党组织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亁的叛变,使得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牺牲惨重。直到2013年10月,总政联络部在北京西山修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在台湾殉难的大批隐蔽战线烈士,这段历史才逐渐披露出来。纪念墙上刻有846人的名字,碑前树立了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四位烈士雕像。

 

吴石(中共华东局赋予代号“密使一号”)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被誉为“台湾的江姐”)赴台与吴石联系。吴石、朱枫等通过缩微胶卷传递到华东局许多绝密军事情报。其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资料。毛泽东看到有关情报资料后,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并附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五、朝鲜停战后再次叫响“解放台湾”的口号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毛泽东认为是应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195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以后,针对美台接触频繁,台湾当局不断骚扰祖国大陆沿海情况,也为了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坚定立场,毛泽东指出,必须向全中国、全世界喊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9周年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根据中央决策和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于9月2日下达“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指示,要求:(一)要积极主动地对国民党军进行全面斗争,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逐次攻占沿海岛屿,推进斗争阵地;加强沿海防务,加强空防斗争、海上斗争和边防斗争;以战备姿态加紧部队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与建设,充分准备自己的力量。(二)与国民党军进行长期斗争,努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最后达到解放台湾之目的。(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削弱敌人,加强自己。

 

朝鲜战争停战后,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决定进一步密切美台关系。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阻挠中国统一。12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的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的战争挑衅。”

 

为了反击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至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一江山岛战斗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实施的登陆作战,参战军兵种多,组织指挥和协同复杂。经过充分准备,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以4个步兵营,9个炮兵营,各种类型舰艇137艘,空军和海军航空兵22个大队,作战飞机184架,于1955年1月18日发起了对一江山岛联合登陆作战,19日攻克该岛,全歼守军1086人。经过此次实战锻炼,取得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初步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使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美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几十年来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斗争。

 

转自 润之思想学习社

重温首届政协会议始末

重温首届政协会议始末

2020-05-19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主席的讲话，使许多人热烈盈眶。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外人的蔑视和蹂躏，痛苦和悲愤长期埋存在心头。一旦看到中国人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那种兴奋和激动，那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也许是长期处于幸福生活中的后来者很难真切领会到的。

 

1949年4月，毛泽东、朱德在香山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图为毛泽东、朱德在接受少年儿童献花。香山革命纪念馆供图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开始着手策划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筹备并胜利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

 

拉开协商建国序幕

 

在解放战争的大局愈加明朗之时，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1日，毛泽东致信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和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他们满怀希望，不畏艰难，从国民党统治区辗转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有光明前途。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旗帜鲜明地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6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庆龄，全文为：“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8月28日，当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平时，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和各界代表人士亲临车站迎接。邀请宋庆龄莅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此举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以高山大海般的伟大胸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仁人志士，集中在自己的旗帜下，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图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新华社供图

 

成立新政协筹备会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正式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启事：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征集国旗图案。数不清的人士把对新中国的憧憬注入笔端，各种设计方案雪片般飞来，有的是工人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战士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还有的是由知名人士、专业人士设计的。充分彰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护、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筹备会对这些作品进行筛选并讨论修改后，最终确定五星红旗为新中国的国旗，而其设计者正是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一名32岁的普通职员。

 

在筹备新政协过程中，《共同纲领》（草案）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了起草《共同纲领》，1949年6月下旬，周恩来在勤政殿把自己“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草案全文。草案初稿写出以后，又历经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广泛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是千斟万酌的结果。

 

对于《共同纲领》（草案），毛泽东从8月22日至9月13日，间隔5次对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做了重要的审阅修改。

 

其中，在修改政权机关这一章的时候，毛泽东改写了很重要的一段话，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7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来看看，这样一部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数次审阅修改的历史文献，是多么珍贵啊！正是这份纲领，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构架起新中国人民政权建设的“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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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新华社供图

 

见证庄严历史时刻

 

经过3个多月紧张、认真和周密的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毛泽东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参会的人有穿工装的，穿长袍的，穿短衫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戴瓜皮帽的；有说汉语的，说英语的，说客家话的，说蒙语的，说藏语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社会学家费孝通说。

 

大会在欢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场外鸣放54响礼炮中隆重开幕，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

 

毛泽东致开幕词：“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的讲话，使许多人热烈盈眶。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外人的蔑视和蹂躏，痛苦和悲愤长期埋存在心头。一旦看到中国人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那种兴奋和激动，那种刻骨铭心的翻身感，也许是长期处于幸福生活中的后来者很难真切领会到的。

 

 

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8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特邀代表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从22日到27日，先后有85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各抒己见。

 

★ 27日，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

 

★ 29日，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30日，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出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宣言》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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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破土奠基（1949年9月30日摄）。新华社供图

 

当天下午6时，当夜幕将要降临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朗声宣读了亲自撰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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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专门题写的碑文。香山革命纪念馆供图

 

历时10天的盛会，完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历史使命。

 

不管多少年过去，重温首届政协会议的始末，那些特殊的感受、特别的印象，仍然让人激动、让人感慨万千、让人荡气回肠。

 

延伸阅读：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来源：求是网） 

李克勤：毛主席引导殷承宗让钢琴说中国话

李克勤：毛主席引导殷承宗让钢琴说中国话

2020-05-18

 

李克勤（jixuie）题记：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们在如何应对上，难免会有所迟疑，怎么办？想想毛主席，往往会有豁然开朗。这不是瞎说。在毛泽东文化体系里，凡是涉及到中国根本性的问题，都有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有些甚至直接就有对策供我们选择。例如，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如何应对？当初美国封锁封杀我们，不必现在少。毛主席还不是三下五除二，都给解决掉了，美国总统还不是乖乖来与我们讲和。毛主席那一套立场、观点、方法，难道过时了吗？现在谁要再说过时论，恐怕只有傻瓜才会信。

 

 

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句名言：让钢琴说中文。

 

点击参考：毛主席用外语讲中国话：Paper-tiger（纸老虎）|济学说道

 

   这是殷承宗在另一次采访中说的话

 

01

洋为中用

 

如果我们在纯粹西方东西上，赋予中国之道，那就让西方的东西中国化。

 

这就是洋为中用。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就是这个理吗？

 

一旦西方的东西，我们能够中国化了，说明我们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了。

 

人家才会承认你。

 

否则，人家就瞧不起你。

 

在你即将走向完全独立自主，又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候。

 

外国人就开始担心起来。

 

人家希望你永远不成熟，永远做他的奴才。

 

你答应吗？

 

毛主席绝对不答应。

 

因此，外国人最希望中国人不提毛主席。

 

如果你不甘心做外人的奴才，那就学习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和做法。

 

毛主席的这三法，实现了三通。

 

想法，想得通；

 

说法，说得通；

 

做法，行得通。

 

道器变通。

 

两弹一星有了；

 

核潜艇有了；

 

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

 

钢琴文化也有了，那些老外就不敢对指手画脚了。

 

你就有了对外开放的底气了。

 

这里我们还要了解一下钢琴文化的产生过程。

 

02

钢琴上的洋为中用

 

 

殷承宗在1963年受到毛主席接见。

 

主席鼓励他多搞民族的东西。

 

 

随后，他搞了钢琴伴唱红灯记。

 

 

又搞了钢琴协奏曲黄河。

 

这就是让钢琴说中文了。

 

中国的钢琴文化立起来了。

 

由此，再来感悟毛主席洋为中用。

 

不是不是深谋远虑。

 

这难道不是对外开放的真谛？

 

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程度的洋为中用，开放有什么用？

 

难道开放本身是目的吗？

 

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华民族被迫开放。

 

那也是一种开放，一种屈辱的开放。

 

那也是对外国人最有利的开放。

 

难道我们还能要那样的开放吗？

 

为了防止那种开放重演，那就得自主自律自信自强。

 

在毛泽东文化里，有这个体系。

 

包括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要找回来。

 

作者：李克勤济学勤为径 来源：济学

读懂了《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中国和世界 韩毓海

韩毓海：读懂了《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中国和世界

2020-05-17

 

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主席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 （伪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

 

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

 

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

 

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年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作者：韩毓海

《送瘟神》一则小序万重深情 常與共

​常与共 | 《送瘟神》一则小序万重深情

2020-05-16

 

毛主席老人家遥望南天，心里想的是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当然包括台湾岛上那些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受苦人。革命的形式主义与理想主义相交汇，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行动主义相聚合，“送瘟神”二首，于此笔力千钧、訇然道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 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送瘟神二首》的这几句序言，事实的清楚无疑，引起了诗人的浮想联翩、睡不着觉。网上流传着金句，据说是某名人的，显然是假托，“你烦恼的根源主要在于，想得太多而做的太少”。有些人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所想的无非是个人得失、声色犬马、一己私利，有多少大师大腕是忧国忧民，是担心疫情像莓国那样反弹不可收拾而睡不着的？举个手给老乡们看看！

 

毛主席的睡不着觉，是因为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而这“虫”，是毛主席毕生致力于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被扫除对象，因为这虫伤害老百姓尤其是生活条件由于反动派的迫害而较差，并且没有太多资源可以搬迁进城甚至移民国外的穷苦百姓；是因为这次的消灭害人虫，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和群众参与的人民战争，是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来，我们的制胜法宝；是因为一个余江县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更多的余江县，整个赤县神州没有血吸虫、吸血虫、害人虫，还是路上，道路是曲折的，还有穷苦百姓在受着这血吸虫、吸血虫、害人虫的苦和罪，而人生有限，老之已至，不能不让人民的领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有重大历史“负担”和担负的人，和市侩小人、升斗小民、“小小老百姓”们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亦即动物性方面的那些正常的表现和表达，而是在人的社会属性亦即精神性方面的那些反常的表现和表达。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所思所愿，说出来都是平实的话语，但所瞅准的，则一定是宏大叙事，一定是天地玄黄、至少以前后五百年为界限的事儿。别说普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人墨客懂不了，就是领袖身边有些人，也未必真懂了，一路走来，对毛主席的主张今天相信、明天怀疑、后天反对、大后天又被现实无情打脸而在此选择相信、此后不久又是一次从怀疑到自我否定的大人物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李慎明先生在回忆文章里曾写道，周总理曾经对薄一波讲过这样的话：

 

“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这话说得还是委婉，那意思，其实就是理论上当然有反对的权利，但实际上，你还是别反对了，因为实践准证明，那些自以为比毛主席还高明的观点，有的成了笑话、有的被当场打脸，有的则更是坏了事。世世代代的人们打心眼里佩服毛主席、怀念毛主席，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很多小文人、小教授老是拿那些自己喜好的嗜好的所谓“人性论”视角去猜度毛主席，还自以为得计，结果却越来越把自己心灵的腌臜和猥琐暴露得一览无余，也就渐渐地没有观众，连铁粉也渐渐“割席断义”，回归劳动人民的怀抱了。

 

学习毛主席、研究毛主席，而不能够习得其精神实质和所思所愿，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研究而研究，甚至在研究中动辄要以给毛主席挑刺挑错的但书落笔，无怪乎这样的所谓纯学术研究，既不能跟广大劳苦大众走近了，成为普通大众阅读视野里的参考书目或者期刊，又让西方世界里的“毛泽东学”研究群体看得起，觉得有值得对话的可能。就直观而言，请问，有多少“体制内”的研究毛主席的名家大腕，曾经真正访贫问苦、走向大众，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交给人民去评价？还不是在小圈子里屈指可数的几个核心期刊上为了拿学位、评职称打转转？

 

“微风拂煦，旭日临窗。” 微风、旭日，都是需要悉心体察方可心中有感的自然中之微妙景观，是信号，是讯息，在枝头的微微一颤和缤纷多彩的春光，是桅杆尖头和万吨航船。像某些古今中外的独夫毒妇，见天粗枝大叶、骂街撒野，睚眦必报，天天惦记着自己的私利，能有这份珍贵的诗心？“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唐太宗也是天真，调子唱得再高，忠诚不是靠表态就能有的。对有的所谓人而言，有奶就是娘，没奶那是爹，生物学上的爹娘人家是大以为耻的，人家认的是精神上的“丹迪”。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得好，“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无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可谓一语中的。天天甩牙花子，搞些智仁勇的语言游戏，凑个四六句，文章写得天天“上头条”，读完了一无所获，都是正确的废话、套路的官话、凑字的屁话，有个毛线用啊。

 

“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古人说，文章千古事，文以载道，笔落惊鬼神，白纸黑字不是两把糊墙的刷子，关键是屁股能不能坐端正，要是都歪到树上去了，笔端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十万个瞧不起，对共产主义的咬牙切齿，对马列毛的闻之色变，就是再笔走龙蛇、云雾缭绕，艺术性大大地好，又能怎么样？这样的文坛大师，无非也就是评论家、出版社和所谓作家三角运动的一场媾和而已。要什么自行车呀？

 

人民，才是每一个诗人心中、笔下的天，工农兵群众，创造了这世界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才是每一个码字匠的衣食父母，更是每一个奋斗者的力量之源。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幻想，而是科学，是真理，是完全能够到达的彼岸。

 

毛主席老人家遥望南天，心里想的是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当然包括台湾岛上那些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受苦人。革命的形式主义与理想主义相交汇，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行动主义相聚合，“送瘟神”二首，于此笔力千钧、訇然道来。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察网时评”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泽东　1970年5月20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李慎明

毛主席为什么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20-05-13

 

【編者按】本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同志在2013年的一次講課錄音整理，現經作者授權發表，以饗讀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託在青年學生。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毛主席還說：

“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緊急召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等北京高等學校負責人談話。

 

談話從凌晨3時半開始，直到早上8時半結束，長達五個小時。毛主席最後說：

“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認識到自己忽略了一些事情，直接從學生中培養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該怎麼辦呢？毛主席思來想去四個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決心。他可能想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所以想換一個角度。就好比我們的生活中，孩子不聽家長的話，家長就找自己的親戚朋友，讓親戚朋友跟孩子說一說。

 

毛主席是農民，他知道農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城市中父母溫暖的懷抱裡是培養不出接班人的，於是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讓農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麼樣？所以這就有了1600多萬知青上山下鄉。

毛主席這個時候可能也想到了，這些孩子到鄉下會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罵自己，但是沒有關係，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變”戰略，他挨罵也認了。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習近平同志15歲去的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習近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穫有兩點：

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

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乾事，現在幹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杜勒斯兄弟創立了“和平演變”，毛主席創立了“反和平演變”，只是他們所服務的對像不同。他們所創立的各自理論，都在實踐中較量著，甚至這種實踐和較量是剛剛開始。

 

著名油畫家吳冠中曾說過這樣的話：“藝術只有兩條路，小路，娛己娛人，大路，震撼人心。100個齊白石抵不了一個魯迅。”齊白石畫小魚小蝦是自己高興，讓別人高興，如此而已。而魯迅特行獨立，那麼多人罵他，但他仍然堅持，不愧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時我就會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確實非常崇敬魯迅，要學著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罵，怕人說，為多數人，為普通老百姓，為黨和社會主義，盡一點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們姑且承認資產階級的精英政治觀點，那麼既然是精英，就要儘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通老百姓。

目前，有“五大安全”問題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一是經濟，特別是金融安全。

二是社會。隨著經濟下行，社會群體性事件會增多。

三是周邊安全。

四是中華民族的基因安全。

五是以互聯網霸權為背景和工具的意識形態安全。

從一定意義上講，在這五個安全裡，意識形態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觀念上對了，在想法上對了，那麼前四個安全問題都好應對。

我有一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的一開始是這麼說的：

“偉人毛澤東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憂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說，他晚年是哭死的。此話可能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反映了主席的晚年心緒、心境和心結。毛主席晚年常在淚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實”。

毛主席哭得最厲害的一次，極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聲抽泣，接著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著急了，因為這是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第5天。醫生說，本來不讓你看書，還非要看，看了還哭，眼睛要看壞了。

主席在看什麼呢？是南宋陳亮的詞——《念奴嬌·登多景樓》。

“今古幾人曾會”，有幾個人知道我內心的所思所想呢？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朝廷的官員只考慮自己的小家庭過好日子和個人升遷，誰在考慮河洛？

“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誰在考慮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難呢？

毛主席擔心將來中國的廣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卻不理解，甚至很多人還在抱怨，根本聽不進去。他覺得他很孤獨、無奈、無助，所以突然在陳亮的詞裡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緒一下與700多年前的陳亮連到了一起。這個里面有他的擔憂、無奈、無助，還有點委屈。所以，一下子淚水如大閘開啟，奔流直下，一瀉千里，大聲痛哭起來。

這本書中還說：

“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絕不僅僅是個人和家庭的私事，共產黨人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世界觀涉及黨和國家變不變質、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黨的高級幹部隊伍中若多幾個億萬富翁，我們的黨、國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思想家，極而言之，還可能加快我們黨轟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但我們也決不能走蘇聯的路。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長治久安的中國。從這個自私的角度講，我們也絕不能走蘇聯的路。如果走的話，那麼下場比蘇聯還慘。為什麼？因為蘇聯資源豐厚，人又少，人文素養比我們高。為了研究蘇聯解體，我到俄羅斯去了幾趟，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人民民主的本質、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來負責，依法治國的同時不要忘記以德治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你盡了這個責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盡心，將來走了別的路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後代吃苦受難，就會像現在的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一樣，動盪不安，甚至戰亂。那個時候，我們的子孫後代就會戳著我們的脊梁骨說：爺爺奶奶，你們當年都乾了些什麼呢?

所以說，有一個好的世界觀，是一個人畢生的巨大財富。我們要認真改造世界觀。只有大家都盡點心，黨、國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產品可以影響很多人。如果這個里面出現偽劣產品，那就會誤人子弟。如果把整個價值觀都改變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高度負起歷史責任的責任感、責任心。我是個小人物，我寫的這些東西，包括今天我給大家做的匯報，對也、錯也、功也、過也，都願意接受歷史的檢驗。

（作者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稿）

毛主席，如同母亲一样爱着人民

骐越｜毛主席，如同母亲一样爱着人民

2020-05-10

 

毛泽东和母亲一样，他的一生，最看不得有人受苦，最看不得有人受压迫。

 

毛泽东曾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既然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他只能慈爱地看着自己的人民，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这就是毛泽东，他如同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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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眉善目的毛泽东主席，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毛泽东主席不仅相貌继承了母亲，性格也继承了母亲——继承了母亲的全部善良。

毛泽东主席的母亲，一生乐善好施，节俭勤劳，看到有人受苦，就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并会尽自己的力量提供帮助。

毛泽东曾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她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福，53岁就撒手人寰。

毛泽东悲痛欲绝，留下泣血《祭母文》，开篇即道“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并表示“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灵则万古”，是的。毛泽东继承了母亲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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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母亲一样，他的一生，最看不得有人受苦，最看不得有人受压迫。

 

他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金刚怒目，但背后，却实实在在是菩萨低眉。

 

青年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中年的毛泽东，“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领导人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晚年的毛泽东，满脸的悲悯，眉宇间都是慈爱。

实际上，他已经变成了“母亲”。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可能不久的将来，就要离开他深爱的人民了。

 

可是，他放不下啊放不下……

既然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他只能慈爱地看着自己的人民，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这就是毛泽东，他如同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人民，也让我们一起来爱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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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泽东《祭母文》全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新文化研究”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用毛主席语录，来回答当前问题，非常完美！

用毛主席语录，来回答当前问题，非常完美

2020-05-06

 

 1.中美之争引发全球关注，您认为要打多久？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2.您如何看待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的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3.你如何评价特朗普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动贸易战？

 

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4.特朗普对待中国的态度，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5.美国现在很强大，您就不怕他们持久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甚至金融战？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6.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特朗普总统实施全面围堵中国策略，您是否觉得中国面临更困难局面？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7.您反复讲要“准备斗争”，您怎样看待中美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走多远？

 

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相信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9.美国封杀华为，华为启动备胎，根本不惧怕围剿，您的理解是？

 

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10.您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有怎样的评价？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11.为什么您总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情绪？

 

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12.有人认为中国又到了《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您觉得呢？

 

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诡计。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13.您对特朗普政府有什么要求？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14.您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能否用诗歌表达您此刻内心的感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七律·冬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从一封家书看毛主席晚年的「孤独」

顽石：从一封家书看毛主席晚年的“孤独”

2020-05-06

 

     毛主席孤独吗？

 

如果孤独，那又是为什么孤独？

 

毛主席晚年有妻室有儿女，可他为什么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成天陪伴在妻子儿女身旁？

 

从他老人家写给儿子毛岸青的信中大约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1963年4月5日，(毛主席)写信给毛岸青：“亲爱的岸青儿：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在《毛泽东年谱》中还可以找到很多封毛主席写给儿子、女儿的信，这些信都很短，但其中透出的信息却很多。

 

无情未必真豪杰，毛主席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爱自己的儿女，所以他给生病的儿子回信：“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从李讷信中看到女儿思想有进步，他会激动地表示：“信收到，极高兴……因此我至为念你，为你祝贺！”

 

可毛主席和天下绝大多数父亲又不一样，那就是很少享受天伦之乐。他的女儿读大学都住学校，工作了住单位，即便岸青身体不好，也没有住在家里，所以他和儿子、女儿交流常常要用书信，甚至连给儿女回信都抽不出时间，以致多次引起儿女误解。

 

　　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儿女住在家里？一是担心儿女“娇生惯养”，染上干部子弟“翘尾巴”的习气(见毛主席1963年1月4日写给李讷的信)；二是因为工作太忙，怕被干扰。了解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工作起来总是废寝忘食，以致于他的吃饭和睡觉都成了身边工作人员最担心最头疼的事情。

 

 

　　毛主席爱自己的儿女，但他更爱全中国的人民，在小爱与大爱、小家与大家的抉择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殉道者，舍弃个人幸福而为天下人谋求永远的幸福是他最高的追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毅然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的原因。相比之下，那些舍大家为小家的人在毛主席面前算得了什么！

 

 

　　这样的毛主席，晚年孤独么？就算是孤独吧，可他去世40年了，无以数计的人依然执着地爱着他，怀念他，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他还孤独吗？某些生前享尽天伦之乐而从来不知孤独为何物的人，死后却很快被绝大多数人遗忘甚至唾弃，他们不孤独吗？

倪德刚｜毛泽东主席眼中的马克思

倪德刚｜毛泽东主席眼中的马克思

2020-05-05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2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坚信马克思主义从未动摇。他在通过各类学说、思想、主义比较后，坚定地说：马克思的学说最管用，一是中国社会需要，二是中国革命需要，三是一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住了，中国就发生大作用。

 

1848年2月24日，《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

马克思的学说最合用，没有中国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是不行的

《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

毛泽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也是很清楚的。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

“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工具不能由少数人独揽，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私人“宝贝”，要由多数人掌握才能发挥作用。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

马克思的学说合用，“三个因为”，至为关键的是要锻造出中国的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几组数字。

数字之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数字之二：“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数字之三：“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数字之四：“我们要做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一组数字，有一百至二百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能领导几万万的中华民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加速战胜。

第二组数字，只要有五千到一万人读了“五本书”，哪怕是大体的了解，就很好，就很有益处。

第三组数字，用十五年时间，争取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好了。

第四组数字，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立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就不能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和原子能问题。

几组数字，几种希望。从一二百、五千、一万、一百五十万、几百万，数字早已超过；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到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原子能，毛泽东的希望早已实现。我们新的伟大梦想尚未实现，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奋斗。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成为欧洲革命的一盏明灯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也就不可有尽善尽美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没有结束真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思想家的寿命是有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无限的；思想家的思想是有限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是无限的。

 

毛泽东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毛泽东形象地说：“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一些思想不完善的呢？

第一，马克思个别结论、论断是不完善的。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接受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采访时说：

“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结论性的、论断式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提出并坚决加以修正的。毛泽东主要是讲明了这些不完善的原因，在于受当时的条件限制。道理很简单，事物发展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充分、不成熟。

第二，马克思不可能穷尽真理。

毛泽东说：

“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所以，毛泽东说：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第三，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用过去时的东西，看现在时的大千世界，总会“苍白无力”；以鲜活的社会实践看过去时的、灰色的思想理论，总会“漏洞百出”。毛泽东说：

“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马克思思想之中有不完善之处，就需要完善，完善就必须发展，发展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不断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新鲜血液才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

马克思的书必须读，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要创造新的理论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

 

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之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先后创造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习近平指出：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来源：“东方红啦”微信公号，转自“《学习时报》2018年5月2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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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 安德鲁·罗斯

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 安德鲁·罗斯

2020-05-01

 

【《国外理论动态》编者按】英刊《文化政治学》2005年3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题为《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的文章, 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理念如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生活中的“有机专家”、主张自我批评等等对西方的思想界、文化批评界和社会运动有巨大影响。他特别指出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又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批评界和社会运动甚至社区生活, 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和文化价值观。该文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思想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重要。

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赛义德（Edward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 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这反映了他在逐渐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

 

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导的城市工业化道路。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由好战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欢迎。同时，他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

 

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对西方工业社会中那些正寻找超越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

 

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运动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使整个国家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与苏联的经济模式分离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

 

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仅仅是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于社会的许多部门中。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毛泽东思想” 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毛泽东重视文化的理论取向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他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想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响应。

 

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泽东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是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

 

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

 

例如“自我批评” 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入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取向特权身份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观点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权而有局限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

 

同样，毛泽东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s，即“二战” 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

 

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 运动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觉悟的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

 

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吸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泽东吸引人之处在于他应付时事时善于谋划。他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然后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

 

也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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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

 

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则是典型地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蒲鲁东和索雷尔（GeorgesSorel）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

 

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Labor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 CommunistParty（ML）] 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

 

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 如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等。

 

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Black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主义” （internal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大众化。

 

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著有《受压迫者的教育学》，是巴西20世纪40年代农民和工人识字运动的倡导者，企图通过教育解放那些受压迫者的意识。———编者注）的教育思想的精神是很一致的。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了大学教职的行列。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 ——— 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化的地方——— 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

 

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享有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家在思想成长时期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而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又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对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认同范式而一次又一次地修改。

 

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 论的精神。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 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性力量。这样的逆转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

 

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 （Culture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

 

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 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 （affirmative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主义者将“政治正确” （politicaicorrectness）进行重新界定的策略很奏效（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 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 搞成被讥嘲的贬词。——— 译者注）。

 

关于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有些人认为，由于“上层建筑” 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的土壤中，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地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前提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总之，毛所说的“文化” 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 的概念。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到了毛主义宏伟的抱负的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从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了下来，更延伸到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粹的认同政治形式），右翼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所驱动。

（作者：Andrew Ross 系美国纽约大学讲授社会和文化分析课程的教授，编译：郑洛；来源：“文明与本能”微信公号转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8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