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发表五十周年，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讲话，史称《论十大关系》(5月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十种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其要点讲述了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它运用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它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它既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也提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将十种关系处理好，如何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论据。《论十大关系》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问题、思考问题，本文拟对《论十大关系》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其蕴含的哲学原理。
一 《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p801)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使其内涵升华，并用之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经过毛泽东的改造发展之后，“实事求是”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论十大关系》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对我国社会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系列方案，从而达到“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p23)“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p24)的目的。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根据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状况，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2](p24)他认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p24)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p25)针对在沿海工业发展上存在的不合乎事实的错误看法，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2](p26)在重视沿海工业的同时，毛泽东根据沿海、内地工业分布的不平衡现状，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2](p26)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2](p28)
毛泽东阐述了这几者需要实事求是的分别对待。工人方面，“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p28)“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2](p29)农民方面，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承认了在粮食问题上犯过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2]（p29）他认为“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2](p29)发现了错误就要实事求是地改正，“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2](p29)对农民的政策就是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2](p31)“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由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和当地情况的特殊”。[2](p32)关于地方的独立性方面，毛泽东强调，“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2](p33)
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毛泽东首先分析了我国的民族状况的实际：“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2](p33)但是，“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2](p33)“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2](p33)“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2](p33-34)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强调：“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2](p34)“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p34)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2](p36)“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予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2](p37)同时，毛泽东指出“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2](p37)同时，他提出了对待反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2](p37)并且他认为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2](p38)因而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必须遵循的。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态度上，毛泽东认为“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2](p39)
在实行宽大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镇压反革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2](p39)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提的对的。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2](p41)他批评了“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2](p41)的观点,认为“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2](p41)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学习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p41)他认为“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2](p41)同时，他批评了机械照搬的错误观点,“一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2](p42)
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标准。“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2](p42)
社会科学方面，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的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p42)自然科学上，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国外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2](p42)
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态度上，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的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的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也不利”。[2](p43)
二 《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关系的基本法则。这一规律告诉人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限制，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认识事物必须坚持“两点论”、“两分法”的基本原则。
《论十大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2](p44)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于《论十大关系》的各个方面，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对立统一的规律，才能正确的处理这些关系。
毛泽东认为在重工业、内地工业、国防建设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是否真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国防建设，就要相应的处理好这三者与其相关联的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经济建设的关系，因为这二者之间都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如果是真想要（发展重工业），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一些”。[2](p25)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2](p25)而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2](p25)因此，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p24)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重要加重一点。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如果是真想（发展内地工业），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2](p26)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如果对******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如果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要发展国防建设，“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2](p27) “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2](p28)毛泽东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军政费用）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2](p27)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要正确解决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提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同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2](p29)他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2](p30-31)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样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2](p31) “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不能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这种特殊和独立性必须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同时也要注意，“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2](p31-32)
三 《论十大关系》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当生产力继续发展、私有制消灭以后，阶级就会像合乎规律的在历史上产生一样，也要合乎规律的消灭，国家也将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消亡。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不可避免的要消亡。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乡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3](p365)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他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同时，他又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2](p35-36)
《论十大关系》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重新学习《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学习《论十大关系》所包含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关系，有利于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韩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