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論 （一九三七年八月）

這篇哲學論文，是毛澤東主席繼《實踐論》之後，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曾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在收入本書(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時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物件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⑵。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⑶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⑷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⑸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卻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史達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瞭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敍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裏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瞭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瞭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為了這個緣故，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⑹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⑺。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複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於：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但卻又是別的什麼。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範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並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於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⑻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⑼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鬥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不同於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並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麼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於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於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敍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後，接著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敍述（以及研究）方法。”⑽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著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物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物件。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的互相鬥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禦，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物件。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迴圈（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瞭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瞭解其總體。所謂瞭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⑾。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只瞭解無產階級一方、不瞭解資產階級一方，只瞭解農民一方、不瞭解地主一方，只瞭解順利情形一方、不瞭解困難情形一方，只瞭解過去一方、不瞭解將來一方，只瞭解個體一方、不瞭解總體一方，只瞭解缺點一方、不瞭解成績一方，只瞭解原告一方、不瞭解被告一方，只瞭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瞭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瞭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⑿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⒀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⒁，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⒂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物件，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⒃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佔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列寧和史達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並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⒄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係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線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⒅），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鬥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⒆後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於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卻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後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⒇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後，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這個偉大的鬥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瞭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係：統一戰線的建立，統一戰線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線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予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麼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所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國內人民並不放鬆其鬥爭和壓迫。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在現在的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採取了緩和的政策。由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党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鬥爭，而且即使在兩党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瞭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係，也不能瞭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史達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並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良好的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麼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史達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史達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史達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舍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22），一九○○年的義和團戰爭（23）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史達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史達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並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佈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25）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26）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裏和人們的思想裏，都包含著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對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推使它們發生運動。 　　如此說來，只是極不同一，極不統一，怎樣又說是同一或統一呢？ 　　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列寧所謂辯證法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就是說的這種情形。怎樣能夠呢？因為互為存在的條件。這是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 　　然而單說了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條件，雙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樣就夠了嗎？還不夠。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為什麼這裏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為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卻轉化為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占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要這樣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聯繫和同一性，如何能夠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曾在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定階段上起過某種積極作用的國民黨，因為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引誘（這些就是條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轉化為反革命，又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化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這些就是條件），而被迫著贊成抗日。矛盾著的東西這一個變到那一個，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為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卻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為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樑，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為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為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繫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列寧所謂“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呢？因為客觀事物本來是如此的。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裏，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並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 　　所謂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矛盾乃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轉化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28），《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29）和《聊齋志異》（30）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31）這種神話中的（還有童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為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夠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32）（馬克思），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這就是說，神話或童話中矛盾構成的諸方面，並不是具體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為什麼雞蛋能夠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夠轉化為雞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卻沒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的同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著，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問題如此。那末，什麼是鬥爭性呢？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33）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 　　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於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裏我們又說，矛盾的鬥爭貫串於過程的始終，並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鬥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34）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寧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裏面有著絕對的東西”（35）。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鬥爭性的問題中，包含著對抗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鬥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並存於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鬥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條件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條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後要採取外部衝突形式去解決舊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與此相仿佛的情形。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個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證明了這個科學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適當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對於黨內的反映。這種矛盾，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矛盾也就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史達林的正確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36）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於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鬥爭，另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鬥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並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那裏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村），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裏面（那裏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那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裏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而當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會消滅。 　　列寧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37）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這個公式。
七　結　　論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則的一些簡單的結論。
　　注　　釋 　　〔1〕 見列寧《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頁）。 　　〔2〕 參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點或特徵之一，甚至可說是它的最基本的特點或特徵）。”並參見《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關於“辯證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頁） 　　〔3〕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蘇聯哲學家。一九二九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蘇聯哲學界發動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認為他們犯了理論脫離實踐、哲學脫離政治等唯心主義性質的錯誤。 　　〔4〕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有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發展（進化）觀點：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以及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5〕 見《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學派在西漢的主要代表，他曾經對漢武帝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通用語，它的意義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則”或“規律”解說。 　　〔6〕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和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頁）。 　　〔7〕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8〕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話，均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和質》。其中第二段“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論》中的原文是：“我們已經提到，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是這樣一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高等數學還有另一個矛盾：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交點五六釐米，就應當認為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可是，高等數學利用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銳的矛盾獲得了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初等數學所完全不能達到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頁） 　　〔9〕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頁）。 　　〔10〕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 　　〔11〕 參見本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11〕。 　　〔12〕 見《孫子·謀攻》。 　　〔13〕 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本文引語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 　　〔14〕 《水滸傳》是中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宋江是這部小說中農民武裝的主要領袖。祝家莊在農民武裝根據地梁山泊的附近，這個莊的統治者祝朝奉，是一個大惡霸地主。 　　〔15〕 木馬計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著名故事。據傳說，古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來。後來，他們偽裝撤退，在城下營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內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計策，把木馬作為戰利品拉進城去。深夜，勇士們走出木馬，利用特洛伊人毫無戒備的時機，配合城外的軍隊，迅速地奪取了特洛伊城。 　　〔16〕 見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新的譯文是：“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仲介’。我們永遠也不會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這一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犯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頁） 　　〔17〕 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8〕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19〕 參見本卷《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注〔1〕。 　　〔20〕 見本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21〕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22〕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也稱甲午戰爭。這次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動侵略並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釁，繼即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在戰爭中，中國軍隊曾經英勇作戰，但是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以及缺乏堅決反對侵略的準備，中國方面遭到了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訂立了可恥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後來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償付白銀三千萬兩“贖還”該半島），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 　　〔23〕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7〕。 　　〔24〕 參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2〕。 　　〔25〕 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並見列寧《怎麼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26〕 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新的譯文是：“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作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彼此轉化的東西。”（《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頁） 　　〔27〕 《山海經》是一部中國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記載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說。誇父是《山海經·海外北經》上記載的一個神人。據說：“誇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28〕 羿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英雄，“射日”是關於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據西漢淮南王劉安（西元前二世紀人）及其門客所著《淮南子》一書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豸、鑿齒、九嬰、大風、封狶、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豸。……萬民皆喜。”東漢著作家王逸（西元二世紀人）關於屈原詩篇《天問》的注釋說：“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 《西遊記》是明代作家吳承恩著的一部神話小說。孫悟空是書中的主角。他是一個神猴，有七十二變的法術，能夠隨意變成各式各樣的鳥獸蟲魚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 《聊齋志異》是清代文學家蒲松齡著的短篇小說集，大部分是敍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頁）。 　　〔32〕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頁）。 　　〔33〕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34〕 見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漢書·藝文志》，原文是：“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相對中有絕對。”（《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 　　〔36〕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4〕。 　　〔37〕 見列寧《在尼·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註和評論》（《列寧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頁）。

心愛的紅寶書，一本《毛主席語錄》影響中國幾代人

新華網重慶2003年12月15日電 記者張琴

作為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書籍，《毛主席語錄》以其精闢的警句，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成長發展和思想變遷。儘管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背誦《毛主席語錄》，但毛澤東主席思想的地位卻並未改變。　　被譽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即是把毛澤東主席著作和毛澤東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觀點彙集起來的書冊，收集了許多如“為人民服務”、“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警句。重慶市的陳佑安老人一家三代就對《毛主席語錄》有著不同的理解，語錄對他們而言都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而這又影響著他們的成長和思想，甚至他們的一生。出生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陳佑安老人退休前是一家軍工企業的幹部，他說，經歷了舊社會和新中國的他們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們願意毫不猶豫地為新中國獻出自己的一切。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艱苦時期，他們這代人正是靠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這樣警句的激勵來建設國家的。　　
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人對《毛主席語錄》和他本人的追崇達到頂峰。《毛主席語錄》成為20世紀60年代世界上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書，累計發行50億冊，覆蓋了全國流向了世界。其中，國內外各種版本多達500餘種，僅外文版本就40多種。　　
在當時社會的各個角落，小到杯子等日用品，大到學校教室和工廠車間裏的字幅，處處可見語錄裏的警句，就連結婚送禮也必少不了一本語錄。毛澤東主席還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了百萬手揮“紅寶書”的紅衛兵，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深入到祖國各地。時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烙印總是很難抹去。直至今天，陳佑安50歲的兒子陳繼志都能不假思索地說出“為人民服務”出自《毛澤東選集》的第三卷。他說，“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從青年時代幼稚地認為做做好事就是為人民服務，到現在仍舊初衷不改。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他當年的同事和部下都選擇了下海經商並且賺了不少錢，也有少數人經不起考驗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墜入法網。但他卻一直沒有離開國營企業，因為對他而言，實現人生的價值要大於對金錢的追求，而且總覺得自己只有在這個崗位上才能為國家和人民更多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他說他從來沒後悔這樣的選擇。　　
在陳繼志20歲的女兒陳迪眼中，父親這樣的思想似乎有些不能理解。這位上個世紀8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目前就讀於英國一所大學，學的是電腦專業。作為新的一代，陳迪對《毛主席語錄》有著自己的見解。她笑稱，沒有背過《毛主席語錄》，也不能理解爺爺和爸爸對語錄的那種崇拜。不過那句從小就熟悉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卻是一直記在心裏的。尤其是現在留學國外，只有學出樣子才能贏得外國朋友和老師的尊重。“毛澤東主席的許多語錄並未過時，雖然裏面也有革命口號式的豪言壯語，但多數卻是含義深刻的警句。今天，我們雖然不再背語錄，但是我們卻能以平靜的目光重新審視它，發掘裏面的真理。”陳迪這樣評價《毛主席語錄》的現實影響。　　
陳迪說，沒有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語錄》，但對其中的內容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如“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就是很具哲理的思想，還有關於“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內容，值得我們思考並運用於實踐之中。　　
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余萍認為，毛澤東主席作為新中國的創立者和建設者，其巨大的歷史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他作為一代偉人的歷史地位也是不會改變的。他卓越的遠見才能、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出色的文學哲學造詣，都賦予了他的作品極大的生命力，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今年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10周年，中國各地都以不同的方式來紀念這位偉人。毛澤東主席早已走完了他光輝的一生，但他的作品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也會以不同的色彩留在人們心中，《毛主席語錄》對陳佑安老人一家三代的不同影響就是其在中國的典型縮影。

實踐論 --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七月）

這是毛澤東主席的著名哲學著作，《矛盾論》的姐妹篇


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瞭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的《實踐論》，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毛澤東曾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瞭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瞭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瞭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檔，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于思維，到達於逐步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史達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于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著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聼塗説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為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繫。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⑸。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⑹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瞭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曆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和戰術，因而能夠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瞭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著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為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于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⑺。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⑻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創立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⑼，理由就在這個地方。史達林說得好：“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物件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⑽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復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為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畫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畫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畫、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⑾。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紀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的名著 -- 著名的《老三篇》之一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後來到五臺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世界革命才能勝利⑵。白求恩同志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義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每一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的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後來他給我來過許多信。可是因為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對於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留影

愚公移山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 　　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做了三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線，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第二，通過了新的黨章。第三，選舉了党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今後的任務就是領導全黨實現党的路線。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代表們對三個報告⑴發表了很好的意見。許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了團結。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大會閉幕以後，很多同志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並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⑵。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美國政府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但是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我對這兩個美國人說：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裏去，因為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假如你們是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區是可以去的，但要訂一個條約。倘若你們偷偷摸摸到處亂跑，那是不許可的。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⑶，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 　　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倡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現在依然如史達林很早就說過的一樣，舊世界有三個大矛盾：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矛盾⑷。這三種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發展得更尖銳了，更擴大了。由於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雖有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這種反動逆流總有一天會要被克服下去。 　　現在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一個是國民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這兩條路線在互相鬥爭著。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

為人民服務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⑴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⑵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⑶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⑷，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