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矛盾論 (一九三七年八月)

這篇哲學論文,是毛澤東主席繼《實踐論》之後,為了同一的目的,即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曾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在收入本書(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時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物件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⑵。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⑶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⑷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⑸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卻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史達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瞭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敍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裏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瞭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瞭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為了這個緣故,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⑹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⑺。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複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於: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但卻又是別的什麼。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範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並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於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⑻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⑼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鬥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不同於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並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麼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於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於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敍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後,接著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敍述(以及研究)方法。”⑽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著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物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物件。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的互相鬥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禦,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物件。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迴圈(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瞭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瞭解其總體。所謂瞭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⑾。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只瞭解無產階級一方、不瞭解資產階級一方,只瞭解農民一方、不瞭解地主一方,只瞭解順利情形一方、不瞭解困難情形一方,只瞭解過去一方、不瞭解將來一方,只瞭解個體一方、不瞭解總體一方,只瞭解缺點一方、不瞭解成績一方,只瞭解原告一方、不瞭解被告一方,只瞭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瞭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瞭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⑿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⒀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⒁,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⒂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物件,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⒃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佔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列寧和史達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並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⒄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係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線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⒅),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鬥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⒆後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於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卻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後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⒇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後,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這個偉大的鬥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瞭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係:統一戰線的建立,統一戰線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線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予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麼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所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國內人民並不放鬆其鬥爭和壓迫。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在現在的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採取了緩和的政策。由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党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鬥爭,而且即使在兩党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瞭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係,也不能瞭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史達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並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良好的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麼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史達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史達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史達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舍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22),一九○○年的義和團戰爭(23)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史達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史達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並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佈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25)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26)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裏和人們的思想裏,都包含著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對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推使它們發生運動。   如此說來,只是極不同一,極不統一,怎樣又說是同一或統一呢?   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列寧所謂辯證法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就是說的這種情形。怎樣能夠呢?因為互為存在的條件。這是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   然而單說了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條件,雙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樣就夠了嗎?還不夠。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為什麼這裏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為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卻轉化為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占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要這樣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聯繫和同一性,如何能夠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曾在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定階段上起過某種積極作用的國民黨,因為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引誘(這些就是條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轉化為反革命,又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化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這些就是條件),而被迫著贊成抗日。矛盾著的東西這一個變到那一個,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為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卻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為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樑,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為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為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繫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列寧所謂“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呢?因為客觀事物本來是如此的。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裏,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並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   所謂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矛盾乃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轉化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28),《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29)和《聊齋志異》(30)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31)這種神話中的(還有童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為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夠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32)(馬克思),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這就是說,神話或童話中矛盾構成的諸方面,並不是具體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為什麼雞蛋能夠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夠轉化為雞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卻沒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的同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著,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問題如此。那末,什麼是鬥爭性呢?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33)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   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於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裏我們又說,矛盾的鬥爭貫串於過程的始終,並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鬥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34)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寧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裏面有著絕對的東西”(35)。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鬥爭性的問題中,包含著對抗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鬥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並存於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鬥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條件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條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後要採取外部衝突形式去解決舊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與此相仿佛的情形。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個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證明了這個科學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適當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對於黨內的反映。這種矛盾,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矛盾也就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史達林的正確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36)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於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鬥爭,另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鬥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並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那裏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村),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裏面(那裏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那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裏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而當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會消滅。   列寧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37)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這個公式。
七 結  論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則的一些簡單的結論。
  注  釋   〔1〕 見列寧《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頁)。   〔2〕 參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統一物之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本質’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點或特徵之一,甚至可說是它的最基本的特點或特徵)。”並參見《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中關於“辯證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頁)   〔3〕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蘇聯哲學家。一九二九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蘇聯哲學界發動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認為他們犯了理論脫離實踐、哲學脫離政治等唯心主義性質的錯誤。   〔4〕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有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發展(進化)觀點: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以及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5〕 見《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西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學派在西漢的主要代表,他曾經對漢武帝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通用語,它的意義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則”或“規律”解說。   〔6〕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和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頁)。   〔7〕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具有矛盾著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傾向。”(《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8〕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話,均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和質》。其中第二段“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論》中的原文是:“我們已經提到,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是這樣一個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高等數學還有另一個矛盾: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交點五六釐米,就應當認為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可是,高等數學利用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銳的矛盾獲得了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初等數學所完全不能達到的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頁)   〔9〕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頁)。   〔10〕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   〔11〕 參見本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11〕。   〔12〕 見《孫子·謀攻》。   〔13〕 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本文引語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   〔14〕 《水滸傳》是中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宋江是這部小說中農民武裝的主要領袖。祝家莊在農民武裝根據地梁山泊的附近,這個莊的統治者祝朝奉,是一個大惡霸地主。   〔15〕 木馬計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著名故事。據傳說,古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來。後來,他們偽裝撤退,在城下營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內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計策,把木馬作為戰利品拉進城去。深夜,勇士們走出木馬,利用特洛伊人毫無戒備的時機,配合城外的軍隊,迅速地奪取了特洛伊城。   〔16〕 見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新的譯文是:“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仲介’。我們永遠也不會完全做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這一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犯錯誤和防止僵化。”(《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頁)   〔17〕 見本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18〕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5〕。   〔19〕 參見本卷《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注〔1〕。   〔20〕 見本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   〔21〕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22〕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也稱甲午戰爭。這次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動侵略並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釁,繼即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在戰爭中,中國軍隊曾經英勇作戰,但是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以及缺乏堅決反對侵略的準備,中國方面遭到了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訂立了可恥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後來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償付白銀三千萬兩“贖還”該半島),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   〔23〕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7〕。   〔24〕 參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2〕。   〔25〕 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並見列寧《怎麼辦?》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26〕 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新的譯文是:“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它們是相互轉化而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該看作活生生的、有條件的、活動的、彼此轉化的東西。”(《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頁)   〔27〕 《山海經》是一部中國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記載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說。誇父是《山海經·海外北經》上記載的一個神人。據說:“誇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28〕 羿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英雄,“射日”是關於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據西漢淮南王劉安(西元前二世紀人)及其門客所著《淮南子》一書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豸、鑿齒、九嬰、大風、封狶、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豸。……萬民皆喜。”東漢著作家王逸(西元二世紀人)關於屈原詩篇《天問》的注釋說:“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 《西遊記》是明代作家吳承恩著的一部神話小說。孫悟空是書中的主角。他是一個神猴,有七十二變的法術,能夠隨意變成各式各樣的鳥獸蟲魚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 《聊齋志異》是清代文學家蒲松齡著的短篇小說集,大部分是敍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頁)。   〔32〕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頁)。   〔33〕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頁)   〔34〕 見東漢著名史學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漢書·藝文志》,原文是:“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 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相對中有絕對。”(《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   〔36〕 見本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24〕。   〔37〕 見列寧《在尼·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註和評論》(《列寧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