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强
昆仑策网
2026年4月8日
1937年清明节，陕西黄陵县桥山脚下，一场特殊的祭祀典礼打破了历史的沉寂。国共两党十年血战之后，首次派代表共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中国共产党方面宣读的祭文，出自毛主席之手。这篇以四言古体写就的《祭黄帝陵文》，被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誉为“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八十余载光阴流转，当我们重新翻开这篇气吞山河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拯斯民于水火”的赤子之心与“还我河山”的钢铁意志。这不仅仅是一篇祭文，更是一部浓缩的民族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政治智慧与文化自觉的集中彰显。
一、历史深处：一篇祭文的时代坐标
要理解《祭黄帝陵文》的深刻意涵，首先需要回到1937年那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历史契机，但两党之间的猜忌与摩擦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代表齐聚黄帝陵，实现了自1927年“分道扬镳”以来的首次共同祭祀。
关于这次共祭的缘起，学界存在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杭州谈判期间主动提出“国共共祭黄帝陵”，也有研究指出是中共代表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将举行民族扫墓活动后，致电延安请示参加。无论何种说法属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仪式平台的政治价值，并做出了一个高明的文化回应。
毛主席对这篇祭文极为重视。3月26日，他在给叶剑英的复电中明确表示“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更耐人寻味的是，祭文写成后，毛主席于3月29日将其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访延安的范长江，希望他帮助发表。这一细节透露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他要让这篇祭文超越仪式本身，成为面向全国各界的政治宣言。然而，这篇掷地有声的文字最终未能在国统区报刊刊出。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国民党的“媒体防火墙”挡得住一篇祭文的传播，却挡不住历史的潮流。
二、文本深处：一篇“出师表”的磅礴力量
《祭黄帝陵文》正文56句，采用中国传统四言古体，全文不足300字，却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关怀。其结构之精妙、立意之高远、情感之炽烈，堪称千古绝唱。
结构之妙：借古鉴今的逻辑递进。祭文开篇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起笔，用“岳峨河浩”四个字勾勒出中华民族的壮丽山河与绵长文脉，这是对民族尊严的庄严确认。紧接着笔锋陡转，“世变沧桑，中更蹉跌”引出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琉球、台湾被割让，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华北汉奸横行——“汉奸何多”四字，既是对卖国者的痛斥，更是对“以地事敌”者的当头棒喝。此后，祭文转入核心：“岂其苗裔，不武如斯”——作为黄帝子孙，岂能任由泱泱大国沦丧于敌手？这一反问，既是对国民的唤醒，也是对当局的质问。最后，毛主席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自明心志，明确提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民主共和，改革内政”的政治改革要求。
立意之高：从民族始祖到现代国家。与国民党方面程式化的祭文形成鲜明对比，毛主席的祭文没有停留在追述黄帝功业的层面，而是将“祖德”与“国难”紧密勾连，将“祭祖”与“救亡”合为一体。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仅以“保我族类”四字轻描淡写地触及民族危机，而陕西省政府代表孙蔚如的祭文更是寄望于“在天灵爽”的庇佑。毛主席则完全不同：他笔下的黄帝，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命世之英”“涿鹿奋战”的始祖榜样；他呼唤的也不是神灵护佑，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坚决抵抗”。这种从“神本”到“人本”、从“祈天”到“自立”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现代国家意识。
情感之烈：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化用霍去病的典故，道出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牺牲精神。“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这是对长征的文学表达，更是对“北上抗日”政治宣示的诗意呈现。“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八个字浓缩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艰难历程，却毫无怨尤，只有“还我河山”的坚定信念。整篇祭文“哀而不伤，愤而不乱”，既有屈原《国殇》的悲壮，又有诸葛亮《出师表》的忠诚，更有共产党人的豪迈与担当。
三、历史回响：祭文的多重影响
《祭黄帝陵文》的历史影响，远远超出了一篇祭祀文字的范围。
政治影响：统一战线的话语旗帜。这篇祭文最核心的政治主张，是“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一主张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反共”“限共”的声音，社会上弥漫着对国共合作的怀疑，而毛主席以祭文的形式，公开向全国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诚意与团结决心。这种“借古礼而申今义”的巧妙方式，使这篇祭文成为统一战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文化影响：民族认同的仪式重塑。1937年的国共共祭，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它标志着国共两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在“中华民族”这一文化认同上实现了高度统一。毛主席的祭文更是将这种认同推向新的高度——他笔下的“黄帝”，既是历史人物，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呼唤的“团结”，既是政治策略，更是文化自觉。这篇祭文之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更加牢固，祭祀黄帝也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仪式。
军事影响：奔赴前线的精神动员。1937年8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在洛川会议结束后专程拜谒黄帝陵。任弼时在仔细阅读毛主席的祭文后，说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评价：“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这个评价精准地道出了祭文的军事意义——它不仅是文字，更是号角；不仅是宣言，更是行动。一个月后，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用血肉之躯践行了“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誓言。
四、时代叩问：祭文的当代价值
时隔八十余年，当我们重读《祭黄帝陵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祭文中“赫赫始祖，吾华肇造”的追述，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致敬，更是对文化自信的彰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这篇祭文提醒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基与石。只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屹立不倒。
团结奋斗的历史智慧。“各党各界，团结坚固”——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种风险挑战交织叠加。从这篇祭文中汲取的“团结”智慧，对于我们凝聚全民族力量、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岂其苗裔，不武如斯”——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唤醒，更是对自强精神的呼唤。毛主席用这一反问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攻坚克难、开创新局的内在动力。
人民立场的根本遵循。祭文最后提出的“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人民立场。历史证明，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赢得胜利；只有为了人民，才能获得支持。这一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结语
1937年清明节的黄帝陵前，毛主席的祭文以“尚飨”二字作结。这个古老的祭辞，表达的不仅是对祖先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八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先人的是：当年的“出师表”，已经写就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篇章。
然而，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当我们再次诵读这篇祭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剑屦俱奋”的豪情、“匈奴未灭”的担当、“还我河山”的信念。这些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祭黄帝陵文》，就是要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续写新的“出师表”，创造新的历史荣光。
正如毛主席在祭文中所言：“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天地可鉴，历史可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中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