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用好毛主席文武双治、软硬协同的政治智慧

学好用好毛主席文武双治、软硬协同的政治智慧

加 民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30日

“一文一武，文武双治”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历程中形成的政治智慧的精华，也是战略层面上高级思维。它以“枪杆子”（武装力量、制度执行）为筋骨，以“笔杆子”（思想文化、宣传动员）为血脉，二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动态协同、互为支撑，既书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篇章，也构建了治国理政的鲜明逻辑，其智慧在当代社会治理中仍能找到清晰的实践回响。

一、“文武双治”思想的理论奠基：从“结合论”到“两条战线”

9月3日观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忽然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松花江上》。

因为最近几年我格外关注红歌，关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如何借用传统的民间歌谣传播革命思想，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广泛流传的红色经典的情况，像《十送红军》《绣金匾》《东方红》《沂蒙山小调》等等概莫能外。我查了一下《松花江上》，竟然也是在保定地区广泛流传的《寡妇哭坟》原调上改编出来的。

毛主席曾称赞这首歌曲说：“一首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周恩来也盛赞这首歌“唤起了全民的抗日意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学生在请愿游行中高唱此曲，张学良深受感动，表态将用实际行动回应抗日诉求。

众所周知，重视文艺工作是毛主席一以贯之的重大方略，早在1939年，毛主席就以在《临江仙 丁玲》当中说“纤笔一枝谁与似，胜似三千毛瑟精兵”，精准点出文化与军事的协同价值——“枪杆子”能夺取政权，“笔杆子”可凝聚人心，二者结合方能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一思想进一步体系化，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解放需要“文武两个战线”，所谓“两个司令”一个是朱司令，一个是鲁司令：既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赢得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也要建设“文化的军队”，后来更明确提出，“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舆论。革命的阶级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通过文艺和舆论宣传的办法动员团结群众、凝聚力量，可以极大促进“武”的方面的效率和胜算。一条“文武双治”的理论框架清清楚楚显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我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高歌猛进，这“文武双治”的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武双治”的革命实践：从长征宣传到延安繁荣的生动演绎

在革命战争年代，“文武双治”并非抽象理念，而是融入每一场斗争、每一次动员的具体行动，长征中的文艺宣传、延安时期的文艺繁荣与军民大生产，正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

（一）长征路上的“移动宣传队”：用“笔杆子”照亮行军路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不仅是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有自然环境的恶劣与群众认知的空白。此时的“笔杆子”，化作了“走到哪、讲到哪”的文艺宣传力量：战士们背着石灰桶，在途经的岩壁、树干上刷写“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让沿途百姓第一次知晓革命主张；宣传队用快板、山歌改编战斗故事，“身背小马枪，脚踏万里路，革命到何方，宣传到何方”的歌谣，既鼓舞了红军士气，也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即便在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绝境中，文艺工作者仍坚持演出《红军舞》《送郎当红军》，用艺术的力量驱散疲惫、坚定信念。

1935年9月红军到了哈达铺，“抗日必须反蒋，救国必须抗日”，“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不杀人不放火是工农的军队”等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1935年10月当地药铺老人张炯奎（清末秀才）也创作了诗歌《咏红军》：“仓皇无计欲何之，正是闻风落胆时。只道伤残同列寇，那知仁义胜王师。人言掳掠皆虚语，自悔潜逃反失资。瞥眼雷霆惊震后，听来一路赞扬辞。”难能可贵的是，红军还适时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告知北上抗日、民族平等、尊重回民生活习惯等等给予明确规定。

这支“没有舞台的宣传队”，用最朴素的文艺形式，将“武”的行军与“文”的动员紧密结合——既让红军战士在艰苦中守住信仰，也让沿途群众从“害怕红军”变为“支持红军”，为长征的胜利凝聚了最广泛的民心支撑。

（二） 延安时期的“文艺+生产”：“文”“武”协同筑牢根据地

1941年，由于日军封锁与国民党停发军饷，延安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饿死、困死”的威胁迫在眉睫。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启了军民大生产运动，而“文艺”则成为推动生产、凝聚人心的关键纽带，形成“文艺繁荣”与“生产发展”的双向赋能。

一方面，文艺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创作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接地气的作品，用戏曲、秧歌的形式普及文化知识、宣传生产政策——农民在观看演出时，既学会了认字，也明白了“劳动光荣”的道理；另一方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让文艺工作者与军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冼星海在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的旋律激发了军民抗敌与生产的热情；丁玲、周立波等作家深入纺线、种地现场，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经典作品，记录生产成果、歌颂劳动精神。

最终，延安不仅通过大生产实现了粮食、布匹自给，更通过文艺繁荣凝聚了军民共识，让“艰苦奋斗”成为根据地的精神底色——“武”的生产保障了生存，“文”的宣传升华了精神，二者共同将延安打造成了革命的“灯塔”。

（三） 才溪乡、长冈乡与晋察冀：“算账式动员”的基层实践

除了宏观层面的文艺与生产结合，“文武双治”在基层治理中更显精细。1933年才溪乡面临扩红困境时，毛主席通过“算生活账”（苏区农民生活优于国统区）、“算制度账”（参军后利益有保障），让群众主动报名参军；长冈乡以“劳动互助社”“妇女学犁”解决军属生活问题，用“列宁小学”“义仓”让群众感受政权温度，最终实现生产与支前双丰收；1942年晋察冀边区在日军“三光”政策下，以“劳武结合”实现“武装护生产、生产养武装”，粮食自给率大幅提升，群众参军热情高涨。

这些案例共同证明：“笔杆子”的核心是“见人心”，“枪杆子”的关键是“保民生”，二者结合才能破解难题、凝聚力量。

三、建国后“文武双治”的发展：文化斗争与“文斗优先”的治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文武双治”的内涵从“革命夺权”转向“治国理政”：“武”体现为维护国家主权、强化制度执行的硬实力，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国防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全品类工业生产，为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更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立稳了脚跟。现在有些人抱怨当时吃了很多苦，说“15岁之前没穿过衣服”，其实是对当时集中力量发展“硬实力”进行的片面、狭隘、阴险的解读。“文”则聚焦于文化思想建设、巩固意识形态阵地，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斗私批修，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基础上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新文艺，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佩。除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用一二十年就出现了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民风。在与封资修思想激烈交锋的六十年代，更提出了“文化思想斗争常抓不懈”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重要思想。既要和平稳定，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在前所未有的民族复兴康庄大道上，探索前行。

（一）扫盲运动：用“文化普及”筑牢治国根基

建国初期，全国5.5亿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睁眼瞎”不仅制约生产发展，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这既是文化领域的“短板”，也可能影响制度执行的“效能”。毛主席将扫盲视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构建起“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文化普及体系。

各地纷纷创办“速成识字班”“工农夜校”，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生活与国家政策：农民学的是“土地”“粮食”“合作社”等词汇，工人记的是“机器”“生产”“安全”等术语，教材里还穿插“人民当家作主”“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引导。山东临沂地区至今还习惯性地把年轻妇女叫做“识字班”。新疆地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多数都能听、能说汉语。为了让扫盲落地，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学生、文艺工作者下乡当教员，甚至创造出“实物教学法”“快板识字法”等通俗方式——陕西农民通过认“锄头”“镰刀”学汉字，上海工人用机床零件对应词语，短短几年内，全国扫除文盲2000多万人。

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既是“笔杆子”的普及，也是“枪杆子”（制度保障）的支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扫盲运动的指示》，将扫盲纳入地方干部考核，确保政策落地。为国防和工业建设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也为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供了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谓“人口红利”绝对不仅仅是个数字概念，没有基本的文化教育做基础，根本无法做好哪怕是流水线上的简单机械劳动。这一点在今天文盲遍地的印度，仍然在验证中。总之，不仅国民文化素质大幅提升，更让“社会主义”从抽象概念变成群众能理解、能认同的理念，为国家建设筑牢了思想基础。

（二） 戏曲改革：让“传统文艺”成为新政权的宣传载体

建国初期，传统戏曲中仍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唱主角，甚至包含封建迷信、低俗内容的作品，与新社会的价值观存在冲突。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明确“改造旧文艺，创造新文艺”的目标，让“笔杆子”的载体——戏曲，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工具。

改革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我们讲这种思想提炼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留戏曲的艺术形式，改编内容以贴合时代需求。例如，传统剧目《白蛇传》剔除“因果报应”的迷信元素，突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主题；《梁山伯与祝英台》强化“反对封建礼教”的内涵，契合新社会“男女平等”的主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新戏曲，讲述农民翻身、妇女解放的故事，将“阶级斗争”“当家作主”的思想融入艺术表达。至于京剧现代戏的创编，更创造了现代戏曲艺术的高标，至今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为了推动改革落地，政府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制定《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国文联的各个团体会员单位相继成立，推出了类似的制度规则。从制度层面规范文艺的内容与演出——这是“武”的保障；而各地剧团深入农村、工厂演出，让新文艺形态走进寻常百姓家，群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这是“文”的渗透。最终，传统戏曲不仅没有因改革消亡，反而成为连接新政权与群众的文化纽带，新兴的电影电视艺术形式和高点起步，健康发展。实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三） “要文斗不要武斗”：用“思想教育”化解内部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与封资修思想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现。毛主席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策略，强调在“武”（法律、制度）的框架下，优先通过“文”的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辩论、思想教育——解决问题，避免社会动荡。

在具体实践中，这一策略体现为“和风细雨”的思想引导：针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通过“整风运动”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工作中的问题；针对群众中的错误认识，通过报纸、广播、基层宣讲等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非简单压制。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部分农民对“入社”存在疑虑，政府没有强制推行，而是通过“忆苦思甜会”“先进社员宣讲”，让农民对比“单干”与“合作”的利弊，最终自愿加入合作社。

“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核心，是相信思想教育的力量，对“人民内部矛盾”用“笔杆子”的说服力替代“枪杆子”的强制力。这一策略既维护了社会稳定（“武”的底线），又通过思想交流凝聚了共识（“文”的效能），为国家建设营造了相对和谐的内部环境，也体现了“文武双治”在治国理政中的灵活运用。

四、“文武双治”的当代实践：从基层治理到乡村振兴的智慧传承

毛主席“文武双治”的思维，并未随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演化出新的实践形态——“武”表现为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的治理流程，“文”转化为重视党建，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二者协同破解基层难题、激活发展动能。

（一）基层社区治理：“制度保障+文化纽带”破解“邻避效应”

近年来，部分城市社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工作时，曾面临居民不理解、不配合的“邻避效应”，这与革命时期“群众动员”的困境有相似之处。多地借鉴“文武双治”思路，以“制度”定规则，以“文化”聚人心：

在“武”的层面，社区制定《居民议事章程》，明确“改造方案需经三分之二居民同意”“垃圾分类奖惩细则”等制度，通过公示栏、居民群公开流程，确保治理有章可循；同时联合城管、物业等部门，对违规行为进行劝导纠正，守住制度底线。

在“文”的层面，社区工作者借鉴“才溪乡算账”的思路，制作“改造前后对比图”“垃圾分类省钱账”（如可回收物变卖收益、错误投放罚款金额），用数据让居民直观看到利益关联；还组织“邻里节”“楼道文化墙”活动，邀请居民手绘社区记忆、分享改造建议，甚至成立“银发宣讲队”，让老党员用亲身经历讲述“社区变好与自家受益”的关系。最终，原本抵触的居民主动参与改造，垃圾分类准确率从30%提升至85%，实现了“制度硬约束”与“文化软认同”的双赢，这正是当代“文武双治”在社区治理中的生动体现。

（二） 乡村振兴：“政策支撑+文化赋能”激活内生动力

在乡村振兴中，部分农村曾面临“政策落地难、农民参与少”的问题，类似延安时期“生产动员”的挑战。多地以“政策”为“枪杆子”强基础，以“文化”为“笔杆子”激活力：

“武”的层面，政府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如特色种植补贴、乡村旅游贷款贴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如道路硬化、水利修缮），明确资金使用标准、项目验收流程，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落实，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同时打击“侵占集体资产”“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维护乡村秩序。

“文”的层面，借鉴“延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各地培育“乡村文化带头人”，组织村民编排反映乡村变化的小品、山歌，拍摄“家乡美食”“农事技艺”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传播，既保留了乡土文化，也吸引了年轻人返乡；还开展“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评选，为获奖者挂奖牌、发农资奖励，像长冈乡“妇女学犁戴红花”一样，用荣誉激发群众积极性。例如，某山区村通过“政策补贴+文化宣传”，发展高山茶叶种植，同时打造“茶文化节”，让村民既获得经济收益（人均年收入增加8000元），又重拾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实现了“产业兴、文化活、人心齐”的振兴目标。

五、“文武双治”的辩证逻辑与永恒价值

纵观毛主席“文武双治”的实践历程，其核心逻辑始终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笔杆子”是“枪杆子”的灵魂——没有思想动员，武装斗争就会失去民心基础；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武装”。没有文化建设，制度执行就会缺乏精神认同，事倍功半、民心涣散；而“枪杆子”是“笔杆子”的保障——没有武装力量，文化宣传就会被敌人摧毁；没有制度支撑，思想教育就会沦为空谈。

从革命时期的“长征宣传”到当代的“社区文化墙”，从建国后的“扫盲运动”到如今的“乡村文化振兴”，“文武双治”的形式在变，但“文武并治、软硬协同”的内核未变。我们有时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党员干部当中的腐败堕落分子的奇葩言行，根本上还是“文武偏废、软硬失衡”：对坏人过分宽容，对好人表彰不足。比如因为诋毁八路军而争议不断的《红高粱》系列，被改编成了歌剧在国家大剧院堂皇上演，官方报道宁可加一句“编剧莫言七易其稿，创作了有别于原著小说的歌剧”，也不肯放弃对“争议营销”的依恋。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任何治理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制度”（武的方面）守住底线，“文化”（文的方面）凝聚人心，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思维不仅是毛主席政治智慧的凝练，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仍将为破解治理难题、凝聚发展力量提供宝贵启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今天怎么重读《论持久战》

今天怎么重读《论持久战》

巨力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20日

          

                                                                  

   【图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首峥嵘岁月，《论持久战》在影响抗日战争走向、进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雷霆不朽文”中最具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的篇目之一，堪称人类思想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经典不仅具有重读的价值，而且具有耐读的特性，每重温一次都能让人有新的收获。

当前，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以正确的方式打开《论持久战》、多角度重温《论持久战》，在常学常新中获得砥砺前行的思想启迪，对坚定必胜信心、把握大局大势、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置身历史场景重读《论持久战》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都是回应时代之问的产物。今天重读《论持久战》，首先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以设身处地的代入感进行参与性、交互式阅读。唯其如此，才能读懂《论持久战》的历史意义。

1938年，一个交织着绝望与希望、溃败与觉醒、黑暗与光明的年代。延安凤凰山脚下一孔普通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在油灯下伏案疾书、彻夜不眠。他的警卫员曾这样回忆，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又继续写。这位警卫员见证的不是普通的历史画面，而是一场以非凡战略胆识与整个民族危亡倒计时的角力。

《论持久战》创作之时，正值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第二个年头。一方面，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已经陷落，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铁蹄之下，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渲染悲观主义情绪，“亡国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首胜，国民党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速胜论”也发生了，有的人甚至盲目乐观地认为徐州战役就是“准决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面对扑朔迷离的战局，抗战进程究竟会如何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些疑虑并未得到有说服力的回答，整个中国都急切期待着正确理论指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深感有必要对全民族抗战以来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长篇演讲，一个多月后演讲内容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在《解放》周刊。文章以21个既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篇章，系统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必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等重大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犹如一道闪电劈开沉沉暗夜，仿佛一声惊雷震撼全国各界，驱散了人们心头的重重迷雾，成为大家争相阅读的“抗战宝典”，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很多八路军、新四军前线将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通过传阅《论持久战》，了解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方向。据王震同志回忆，《论持久战》发表后，“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持久战》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还有力影响了国民党高层的抗战认知，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白崇禧、卫立煌、傅作义、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研读过《论持久战》，并为其预见性和说服力所折服。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历史长河很漫长，但决定历史走向的总是那么几步格外关键。今天回过头来看，《论持久战》这篇5万余字的雄文，在中华民族至暗时刻，为国人照亮了漫长却必然通往胜利的道路，使胜利的天平决定性地向中国人民倾斜。

品味思想魅力重读《论持久战》

经典之所以耐读，因其隽永的思想魅力。《论持久战》令人叹服之处在于，面对战争这一最具不确定性的领域，能够凭借严密逻辑，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把握时代发展走向，在复杂多变的矛盾运动中研判战争形势，在变幻莫测的战局中擘画战略策略，从而成为以最大确定性把握不确定性的经典之作。今天重读《论持久战》，应返回文本现场感悟思想伟力，着重掌握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唯其如此，才能参透《论持久战》的精髓。

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把军事力量对垒放在国内国际形势、历史发展趋势中进行分析，勾勒出一幅判断山河、凌云瞰世的大战略。他深刻指出，中日双方具有相互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强弱对比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阶段中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这一系列论述抽丝剥茧、环环相扣，体现了着眼全局、放眼长远、直击要害的思维特点，不仅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总体走势，而且清晰指明了每一阶段的具体特征。毛泽东同志在持久战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下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战略战术和方针原则，对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战略指导作用。

贯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注重用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观照时代，是《论持久战》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将抗日战争置于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历史大较量中加以审视，强调抗日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不但影响到中日两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这就使《论持久战》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宽广历史视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高度历史自觉，极大激发了全民族持久抗战的历史主动。同时，《论持久战》是站在历史巨人肩膀上的伟大思想结晶，它充分吸收了《孙子兵法》、《战争论》等军事理论著作中的精华，在对古今中外大量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运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展现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宏伟格局。

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强和弱、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了矛盾运动变化规律，就可以推动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论持久战》处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尤其是创造性地运用矛盾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规律，不仅科学预见了中日力量此长彼消的过程，而且指出了促成这种转化所需的内外部条件。在全文中，发挥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思想至关重要，是“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的关键。作为持久抗战的“总导演”，《论持久战》对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一系列重大辩证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读来令人击节称叹。发挥战争中的能动性，还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正是沿着《论持久战》指明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引领四万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而又机动灵活地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书写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总之，政治、军事、哲学的完美结合，使《论持久战》站在人迹罕至的思想高地。它蕴含着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核心密码，彰显了把胜利建立在洞悉战争本质之上的大智大勇，展现出让对手明知失败终局却无可挽回的强大力量，因而被一些人誉为“无法破解的战略教科书”。这正是《论持久战》恒久的思想魅力所在。

结合当前实际重读《论持久战》

经典作品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空，但其思想内涵却往往超越时空，获得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要答好历史、时代、人民的答卷，从经典中汲取养分大有裨益。经过抗战以来的风雨洗礼，《论持久战》蕴含的胆略和智慧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成为我们应对一切惊涛骇浪、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重要法宝。今天重读《论持久战》，就要同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论持久战》的时代价值。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支配下，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并在螺旋式上升中不断实现自身发展。80年前，我们靠持久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要靠持久战赢得民族复兴更加光明的未来。相比抗战时期，我们正经历一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背景下涉及国际格局、治理体系、文明范式深刻调整的新持久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构成了这场新持久战的鲜明特征和宏大图景。横向来看，自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重大转变，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人类文明站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纵向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历史巨变，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就本质层面而言，这场新持久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是多元现代化发展路径对单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是多边主义对单边主义、文明交流互鉴对文明隔阂冲突的超越，从而开辟人类文明克服资本异化、超越霸权逻辑，走向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新纪元。

重读《论持久战》，就应保持“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与《论持久战》的东方式智慧遥相呼应，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依据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性质，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结构、局势、事件。其中，涉及“结构的历史”的长时段构成了一切历史的基础。显然，无论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只有经历较长的时段才能最终完成。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交织叠加，某种意义上正是短、中、长三个时段相互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向外国政要阐释中国人的历史观、时间观：“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今天这场新持久战，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继续，是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发展史的继续，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的继续。事实上，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而绵延不断，中国共产党饱经百年风霜而历久弥坚，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古老而深刻的“持久”智慧。这种文明内核层面生生不息的战略韧性，已经并将继续指引我们穿过历史的重重褶皱，在雄关漫道的时间淬炼中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一切伟大胜利都不会自动到来，一切困难挑战都不会不战自退，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挑战和应战是文明成长的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既能自主地探索前进道路，又能一次又一次回应挑战，从而开创新局。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这个时候越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像爬珠穆朗玛峰，最后的两百米可能是最困难的一段历程。无论是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或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还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都需要拿出打持久战、攻坚战的顽强意志，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复兴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必须坚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凝聚14亿多中国人团结奋斗、持久奋斗的磅礴伟力，让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迸发出来，直至到达胜利的彼岸。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这是跟随毛泽东同志浴血征战的叶剑英元帅在196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时写就的诗篇《重读〈论持久战〉》中的最后两句。作为经典，《论持久战》曾经指引中华民族创造了伟大历史奇迹，也必将在新时代继续指引我们创造新的伟大历史奇迹。让我们再次致敬经典，从《论持久战》的字里行间反复品味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味道，读出信心、读出智慧、读出力量，不断续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篇章！

文化抗战的灯塔：《讲话》指引我们永不迷航

文化抗战的灯塔：《讲话》指引我们永不迷航

 侯立虹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17日

文化抗战的灯塔：《讲话》指引我们永不迷航——纪念抗战80周年有感之六

侯立虹

文化抗战，是夺取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而伟大領袖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是文化抗战的灯塔，她不仅仅是文艺发展的里程碑，而是文化抗战乃至整个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能不单独论述《讲话》对文化抗战的重大引领作用和对抗战文化重大指导。

众所周知，《讲话》之所以成为文化抗战乃至中国文艺的指路明灯，不仅是因为系统阐释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确立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形成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确立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且使文艺文化抗战从此实现了与工农兵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真正形成了以笔战斗的文化军队，开辟了文化抗战新局面和新的文艺时代，真正发挥了文化军队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是，《讲话》距今已经83年了，全党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一直在学习，对那些震铄古今的重大理论重大观点更是了然于心，可令人遗憾的是83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如今却莫名其妙的又出现了，不仅为谁的问题出现了颠倒，而且也摆不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和导向更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能不老生常谈，不能不回顾《讲话》所推出的关涉党的文艺战斗力、教育力、影响力重大论题，关涉文艺命运和文艺工作者艺术生命的重大论断。

一、 把握文艺的正确方向：文艺必须为抗战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讲话》高屋建瓴，不只是站在当时的文化抗战，而且立足这个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推出一个全新的一反千年传统的重大观点——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是文艺的方向，也是文艺的生命所在。不仅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提出“如何为”的问题，科学而精准的诠释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推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一重大文学创作准则，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是对众多文艺抗战团体、大量抗战作家群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深入前线和后方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开创文化抗战新局面的概括提升，并指出了质的飞跃路径，不仅是文化抗战指路明灯，更为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提供了保证。

所以，《讲话》很好解决了两个结合。一是很好解决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结合，促进“文化的军队”对“手里拿枪的军队”的有力支持支援，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讲话》不仅开宗明义指出开会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讲话》的抓大作用就是促进“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两支军队结合，让文化军队有力的支持支援“手里拿枪的军队”。

这次九三大阅兵，显示了“手里拿枪的军队”的威力，但还没有向世界展示“文化的军队”的实力，反倒出现了自称“湘雅学院78级，黄某”恶心大阅兵的帖子，网民孟某某诬蔑、诋毁“九三阅兵”活动被依法查处，在以金钱为中心的诱惑下，信仰缺失，思想滑坡，道德沦丧，必然导致文化军队的不堪一击，这是重温《讲话》的根本所在。

二是很好解决了小鲁艺和大鲁艺的结合。《讲话》围绕为谁普及为谁提高问题，提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才能明确“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明确对人民群众而言，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这就是小鲁艺（延安具体的鲁艺）和大鲁艺（广阔社会）结合问题，周扬请毛主席给鲁艺“开个小灶”，毛主席一针见血提出“小鲁艺我们知道就在桥儿沟那里，那大鲁艺在哪儿呢？大鲁艺就是社会嘛！社会里有工厂，有农村，有抗日的军队，有机关，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有极丰富的生活”，小鲁艺和大鲁艺的结合，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民众深入广阔的社会，将群众文艺加工提高后变成参天大树。令人揪心的是，当时《讲话》批评的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情形又死灰复燃，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别说反映社会实际，就连自己编造的也不能自圆其说，被群众创作文学垃圾，尽管吹的天花乱坠，群众也不买账，所以也就有了“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现今有人完全反叛了《讲话》这盏文化抗战的明灯，文艺不是为祖国为人民群众，而是为了金钱，为了金钱什么都写，甚至为了讨好西方，为了所谓文学大奖，为了博得西方欢心和拿到大奖，不惜丑化祖国、跪舔中华民族的仇人，很是令人扼腕，他们害怕甚至反对“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根本方针，公开兜售文艺为少数人为资本为跪舔西方服务的黑货，公开翻当年抗战文化和为人民服务文化的案，公开或变着戏法诋毁攻击《讲话》，把文坛弄得乌七八糟，他这就是重温文艺“为什么人”“如何为”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文艺都从属于政治：必须摆正文艺与抗战与政治的关系

《讲话》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在当时抗战是最大的政治，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所谓脱离抗战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但文艺为抗战服务不是喊口号，不是贴政治标签。所以毛主席又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与抗战无关”的怪论，也没有论述围绕文艺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尖锐斗争，却从大量的实践概括出文艺“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三大规律，又通过“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阐明了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为文化抗战指明了方向，也成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关键。

现在一些文人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超政治的人，把作品弄得似乎与政治毫无关联，实际上文艺一直与政治紧密连在一起，即使低级趣味的屎尿诗、色情文学，也都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也根本没有脱离政治，那个只写阴暗角落的XX日记，向敌视中国的西方递刀子，本身就是鲜明的政治。阴阳怪气攻击文学从属于政治，进而嘲笑抗战文化，抹黑解放战争文化，攻击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不更是活生生的政治吗？

三、 歌颂谁暴露谁：决定了文艺批评必须把握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导向

《讲话》根据“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特别指出“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还强调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即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而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导向，又决定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讲话》针对“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错误观点指出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提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实际上讴歌什么，暴露什么，是由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倾向所决定的，所谓纯粹写实，纯粹中立，纯粹不带政治色彩，都是不存在的。这实际是对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来攻击解放区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延安所谓落后现象，对片面理解歌颂与暴露，主张“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所谓歌功颂德”，华君武等漫画家许多讽刺和批评延安某些现象的漫画，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办的《轻骑队》墙报，讽刺和批评延安的一些现象，等没有摆正“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纠偏和反正，对为谁歌颂为谁暴露，站在谁的立场歌颂暴露，给予了明确而精准的回答。

实际上对今天依旧有着重大指导作用，比如某文化名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留言，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否定，也是对革命先烈的轻视和亵渎，还有那些以偏概全丑化新中国，丑化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甚至为了拿大奖拿国外什么奖侮辱祖国，完全背离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原则，成为变相的汉奸卖国贼。

四、 文人也是有骨气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骨气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不是对敌人负责的态度；要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是为剥削者服务；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结论”的末尾，特意讲了鲁迅：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毛主席把鲁迅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思想文化领域要特别重视学习鲁迅这个榜样，因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是自我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而且更加深刻，难度更大。在这方面，鲁迅不仅敢于揭露、批判社会的腐朽落后现象，毫不留情，但更不留情的事情是针对自己的——严于解剖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我革命者，的的确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很多文人为了点利益，为了点钱，奴颜婢膝，甚至甘心接受美日的狗粮，真的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虽然活着但已经死了。

五、不能不说的《讲话》贯彻落实

《讲话》之所以深入人心，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就是因为党中央和文艺工作者对《讲话》学习贯彻落实的极端重视。

首先是党中央围绕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个中心任务，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根本，高度重视贯彻《讲话》精神，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和《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两个文件，掀起了全党学习《讲话》的热潮，加强对文艺工作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正确方向等方面的领导和指引。以中央总学委名义发布《关于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不仅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且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则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讲话》成为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也就有了落实《讲话》的硕果累累。

二是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出一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王大化和李波创作的《兄妹开荒》，以秧歌剧的形式第一次展现了翻身农民大生产的故事，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贺敬之、丁毅等取材“白毛仙姑”民间传说，以旧社会剥削制度“使人变成鬼”，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在张家口演出时，战士们看得直掉眼泪，擦干眼泪后喊着口号就上了前线。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文艺创作也是守人民心的具体形式。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决定了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必须为人民服务。83年前的《讲话》把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和如何为人民的问题，作为文艺的方向和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为文化抗战指明了方向，也为党的文艺工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是健康文化与奴才文化的分水岭，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文化的试金石，像警钟一样，警示和昭示今天的文艺创作——

是为西方还是为国家为民族！是为获奖还是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是为资本还是为百姓为大众！

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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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毛主席《纪念白求恩》

重温毛主席《纪念白求恩》

郭松民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12日

          

一

在毛主席的所有著作中，“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经典中的经典。

一直认为，“老三篇”，应该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四书五经，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基石。

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篇文章，两篇都是祭文，解决了“彼岸”的问题。

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彼岸”问题都至关重要，因为人生如果只有“此岸”没有“彼岸”的话，则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等等，就成了唯一合理的选择，这样的社会，就一定不可持续，一定会土崩瓦解。

在这三篇影响了几代人的文章中，《为人民服务》，是从一个名叫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事迹引申开的，《愚公移山》，是从一个中国远古神话引申开的，唯有白求恩，是从一个外国人的故事引申开的。

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

来中国之前，他已经晋身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是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并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

这就是说，如果白求恩愿意，凭借他高超的医术和名气以及专利，他可以在北美过上十分舒适、安宁的生活。

但白求恩不这样想，他认为，世界上还有远比过自己舒服的小日子更重要的事情。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发动叛乱的弗朗哥得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

一时间，西班牙成了国际反法西斯势力和正在兴起的法西斯势力斗争的焦点。

白求恩冒着生命危险，组建医疗队前往西班牙，加入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建立流动血库，在前线出生入死，挽救了很多伤员的生命。

1938年，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担任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卫生顾问。

在晋察冀边区，他组建骡马流动医疗队，建立“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医院”，在前线救治了大量伤员。他还创办卫生学校，编写了《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为八路军培养战地医生。

1939年10月，他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手术刀割破，后因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为什么要提倡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世界性的，因此，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也必须是世界性的，否则就会被帝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各个击破。

所以，国际主义，不仅是一种道义原则，也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求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与原则。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主席相当有预见性地写到，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里，毛主席严肃提出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问题。

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就是把本民族与本国的利益，与其他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深恐声援、支持他们的斗争，会影响自己的利益。

“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客观效果，一定是帮助帝国主义、帮助法西斯主义。

毛主席之所以高度评价白求恩，赞扬他是一个“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他彻底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在无与伦比的规模上，实践了白求恩精神。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当然是抗美援朝。

现在，人们习惯于从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解释抗美援朝，称之为立国之战，这当然是对的，但不全面。

抗美援朝首先是国际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前四个字是国际主义，后四个字是爱国主义。

另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就是援越抗美。

援越抗美同样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完美结合。

一方面，在中国的无私援助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从南线对中国进行的包围与封锁，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了。

对于和中国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地区，中国也同样给予了热诚帮助，比如对巴勒斯坦。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要求将支持将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议程、呼吁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这是新中国外交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首次发声。

1965年3月，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率巴勒斯坦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中国成为最早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之一，并且是唯一把巴勒斯坦办事处负责人看作大使的大国。

1971年11月15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第26届联大大会上指出，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

除了政治、外交上的坚定支持外，中国还对巴勒斯坦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还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安保工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与指导，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践行白求恩精神的事例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正是新中国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远超当时实际国力的国际地位，不仅“被黑人兄弟抬进联合国”，而且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鼎足而立，获得了此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空间。

所有这一切，是只盯着鼻子下面那一点点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所无法梦见的。

今天，在“美国优先”的引领下，世界正明显向十九世纪的黑暗时代倒退，面对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与屠杀，面对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的趋势，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个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毛主席曾大力提倡的白求恩精神，也要警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49周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东方升起一轮红日——论毛主席的历史地位

东方升起一轮红日——论毛主席的历史地位

姚有志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09日

          

【祭奠毛主席逝世49周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東”。20世纪40年代，当这首民谣在古老的黄土高原传唱之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已经初步认识到毛主席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进入21世纪，当人们蓦然回首追溯毛主席时代的峥嵘岁月，就不难领会人民为什么把毛主席比做冲破黑暗而东升的旭日。

中外历史上流星般闪过的众多风云人物，大多数只创造过局部的业绩，留下过瞬间的灿烂。而毛主席作为太阳式的历史巨人，却代表和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毛主席创造的宏业伟绩将永载史册，永久闪烁在时空画卷和人民的记忆中。

毛主席兼有超常胆识、无比智慧、杰出才能和坚定意志的泰斗素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主要开创者。毛主席是一位天才的历史活剧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凭借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大舞台，导演了一出出石破天惊、扭转乾坤的革命活剧，出神入化、千古绝唱的战争活剧；安邦治国、主导格局的政治活剧，深邃磅礴、雷霆万钧的理论活剧，叱咤风云、驾驭大势的战略活剧，以及笔走飞龙、鲲鹏展翅的艺术活剧，等等。

毛主席是一位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家。近代中国，从物质到精神，全面积贫积弱。当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并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恶浪之际，古老的中华帝国还像一头睡狮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封建隧道之中。

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王朝在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从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重危机。从那时起，西方的坚船利炮震醒了沉睡的中国，迫使其“睁眼看世界”；落后、失败和屈辱，迫使中华民族走上“求变图强”的奋斗历程。从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共和浪潮，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民族振兴、富国强兵的道路。然而在毛主席之前的所有探索，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现，成为中国复兴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一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正是毛主席最先认识和找到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形式，选择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正确道路与途径，确立了中国革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新中国的成立，以毛主席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仅用了28年时间，就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中华大地改地换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重新挺起被压弯的脊梁，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重塑了世界格局，改变了东西方的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航船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闯过无数急流险滩，猛进驶达胜利的彼岸，毛主席的伟大舵手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

毛主席是一位天才绝世的大军事家。战争与和平的交织与转换，是人类社会的最常态。中外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战争，涌现和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家。这些军事家，有的在军事理论上卓有建树，有的在战争实践中建立功勋；有的善于指挥进攻，有的专长组织防守。而毛主席在领导与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所展现的军事天才，使古今中外的所有军事家都相形见绌。

毛主席既是军事理论的超级大师，又是战争行动的杰出统帅。在毛主席身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智慧与权力的和谐一致，军事科学与战争指导艺术的有机结合。毛主席当时所立足的时代条件，内部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外部环境是列强横行、机械化战争形态处于成熟期的霸权世界。

毛主席凭藉超群的智慧和才能，“拧沙成绳”，组织起以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为骨干的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力量，“横扫千军如卷席”，打败了一切强大的内外敌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和“先胜”、“全胜”的战争奇观。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奥妙无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战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将军事科学和战争指导艺术推向巅峰。毛主席军事思想和战争指导实践，是其思想和实践大系中最光彩夺目、最无懈可击的一部分。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毛主席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毛主席是一位卓越无比的大政治家。政治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体现的是阶级、民族、社会和国家的总建构。面对旧中国政治上的衰朽与凋敝，毛主席既是新政治的总设计师，又是新政治的总建筑师。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岁月，毛主席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为政治设计和政治建筑的两大基石。通过政党建设，规划党建目标和行动蓝图，创建人民军队，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范和决定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又通过军队的建设和运用，扩大和壮大党的队伍，推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的政治目标。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又亲自设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领导制度。正是因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科学设计，中国人民在旧中国一片杂乱无章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政治大厦——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是武装夺取政权过程中的英明政治领袖，也是安邦治国实践中的英明政治领袖和享誉世界的国际大政治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在决策和指挥打败以美国为首的两个八国联军（17国），赢得抗美援朝立国之战的同时，创建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陆续建立起国家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文教体系和科研体系，仅用了三个五年计划，就把一个在世界上无地位可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蒸蒸日上、世界一极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社会历来是大国首脑展现雄才伟略、提升本国地位的大舞台。

毛主席以高超的政治谋略，营造和提升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提出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灵魂，不仅展现了新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强国的气派、能力和风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典范价值尺度。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到中苏两党论战和切割，从中美兵戎相见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从冲破封锁、突出重围到昂首挺进联合国，无不体现毛主席独立自主、不受制于人的大国气魄和抓住机遇、勇于开拓、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与胆识。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边倒”、“一条线”的外交政策，到六七十年代“一大片”和“三个世界”划分，无不凝聚着毛主席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与驾驭能力，展现着带领新中国披荆斩棘、走向世界、成为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雄心壮志。在毛主席的运筹和领导下，新中国以不可思议的惊人速度确立起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地位，并在重塑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毛主席是一位拓荒求是、勇开先河的大理论家。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发达也是民族兴旺的标志。从物质到精神全面衰败的近代中国，在理论上也陷入极端贫困。是毛主席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进行前无古人的理论创造。在戎马倥偬、艰难奋斗的战争年代和政务缠身、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毛主席书写了数万件、几千万字的鸿篇巨著。

毛主席创造的理论，是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革命理论、政治理论、军事理论、党建理论、经济理论、哲学理论以及教育、外交、文艺等等方面的理论，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毛主席思想大系。

毛主席的理论是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循环往复中形成、完善和发展的，体现了鲜明的实学特点和中国气派，成为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指南，中华民族从觉醒、崛起到振兴的伟大指南。随着实践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毛主席思想的价值愈显突出，其中许多内容不仅成为党、国家和人民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而且冲出国界，影响到全世界。毛主席铸造的思想理论大厦，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主席是一位运筹帷幄、气吞山河的大战略家。战略的本义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引申义为一切重大全局性斗争的筹划与指导的方略。作为顶级大战略家的毛主席，不仅是精于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全无敌”统帅，而且还是谋划革命全局、民族全局、党的全局、国家全局乃至世界全局的大师。

毛主席与他人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总是站得最高、看得最远、见解最深刻，总是能从大战略的视角观察形势、预见未来、把握关键，认识和解决问题。当革命处于低潮，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主席坚定主张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终将形成燎原之势；当抗日战争爆发，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之时，毛主席提出“持久战”战略，断言中国将赢得最后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面对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图谋和国际权威人士“革命到此为止”的建议，毛主席毅然决然“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战略构想和谋划无人能比，令人惊叹！毛主席为新中国的战略谋划，更是让中国人民享用至今的宝贵财富：当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看到的不只是眼前的战争，更是新中国长远的安全利益，纵然不同意出兵声音很多，仍力服众议、决策出兵，赢得了一场打败两个八国联军的百年雪耻之战、新中国的立国立威之战和长期相对和平局面的“全胜”之战。当新中国面临霸权国家的核讹诈、核威胁的战争形势相当严峻之时，毛主席果断决策上马“596工程”，在物质和技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搞出“两弹一星”，一举打破核垄断，遏制了可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

当帝国主义发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要把中国改变颜色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叫嚣时，毛主席发誓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采取了一系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措施。当今天的国人能够在毛主席主导构建的物质与精神双重“核保护伞”下安心搞建设、自主谋发展时，谁能不赞叹毛主席的雄才伟略和远见卓识！毛主席在他执掌军权、党权和政权的40多年中，所作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都为扭转旧局、开创新局，发挥了关键和枢纽作用。

另外，毛主席还是一位在书法和诗歌领域开创新境界的大艺术家。书法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世界文化瑰宝，而诗歌是文明人类抒发情感的共同艺术形式。毛主席的书法和诗歌，都堪称时代一绝。字如其人，诗如其人，毛主席在他的书法和诗歌中所展现的豪情与雄放、气势与抱负、理想与浪漫、胸襟与智慧，是毛主席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的艺术折射和生动写照。

其实，评价毛主席，远非上述几个“大家”所能囊括。根据毛主席的伟大实践，完全可以再冠以若干“大家”，如统筹十大关系【1】、安邦兴国的大经济家，攻心夺志的大宣传家，博古通今的大史学家，未卜先知的大预言家，妙语连珠的大语言学家，等等。毛主席的出现，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主席的出现，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奇迹。没有毛主席，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会显得暗淡。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像毛主席那样集若干“大家”于一身，又在多个领域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找不到第二个在漫漫历史进程中留下惊雷巨响，彻底改变中国、广泛影响世界的人物，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毛主席那样赢得海量的赞誉、歌颂、尊重、敬畏和身后若干年仍有一批接一批千千万万崇拜者的人物。

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出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德完人，是人类历史上一座永远耸立的巍峨丰碑！

注：【1】《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最著名的经济理论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十大关系的内容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2】本文原为2003年版《毛主席大战略》绪论，今日为纪念毛主席延辰128周年发表，文字上小有增删。

毛主席23岁时的警言：磨砺以待日本

毛主席23岁时的警言：磨砺以待日本

曹应旺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9月03日

          

1915年，毛主席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看成“民国奇耻”，并发誓：“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第二年，毛主席在致萧子升信中针对日本侵略中国不断升级，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下定了“磨砺以待日本”的决心。可以说，1915至1935年是毛主席“磨砺以待日本”的20年。

一、“二十一条”与中共的诞生和毛主席的选择

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出笼时毛主席的心情代表了许多青年学子的心情。当时全国出现的反对“二十一条”及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成为四年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先导。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袁世凯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题词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五四运动之前半年，毛主席在北京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给了毛主席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里博览群书，并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书刊的机会。毛主席还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请教。这期间毛主席还认识了陈独秀。这使毛主席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主席正在湖南。他是一个月前因母亲患病回到湖南的。五四运动很快使毛主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主席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阐述了世界上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道理，文章开头便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是毛主席结合五四运动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回应，文章洋溢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美，也表露了依靠民众的救国心迹。

1919年12月，毛主席第二次到北京后，同李大钊的接触更多了，阅读的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更多了。毛主席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1920年4至6月，毛主席从北京到上海，同陈独秀的接触也更多了。毛主席说：“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初冬，毛主席、何叔衡等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建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5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留影，左七为毛主席。】

五四运动以来，毛主席在湖南组织的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功；反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斗争也动员了不少民众。毛主席越来越倾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越来越看清了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的重要。他说：“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一九二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

对于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主席将其看成“民国奇耻”，并认为学子们有责任救国家于危难。但怎样去做，还没有具体的路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促使毛主席选择必须向俄国学习，走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使近代中国在漫长的黑夜中闪出了醒目的亮光。但这条路怎么走，注定要在泥泞中潜行，在荆棘中苦战。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秋，毛主席在长沙写下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一句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同他1927春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写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同他1933年夏《菩萨蛮·大柏地》中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反映了同样的郁闷心情。

这是对外患日深，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郁闷。

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在哪里的郁闷。

   【1925年毛主席离开韶山赴广东时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抒发了蕴藏在青年毛主席胸中的远大抱负。】

先看外患。

五四运动后，日本担心中国这头睡狮的觉醒，加紧了对华入侵的研究、部署和实施。

1925年日本制订了1926年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对华作战16个师，占50%，尽管对美对俄也分配了作战兵力，但作战重心放在对华作战上。这一年，日军参谋部纠集有关人员用一个月时间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进行了实地侦察。1926年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侵华政策。会后，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露骨叫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28年6月，日本对东北军阀张作霖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心怀不满，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东北少帅张学良改易旗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此后，日本加紧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准备。1931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公开提出进攻中国东北的主张：“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几个月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以3个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

1932年，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耻辱的《上海停战协定》。3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日本又把侵略的目标指向冀东和热河。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4日，热河沦陷；4月，日军先后侵占冷口、北戴河、昌黎、滦东地区；5月16日，唐山失陷；5月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看内忧。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热河、冀东的侵略屡屡得逞？这除了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袭击；除了英美法等国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东北牵制苏联，故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除了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力图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国内当政者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军侵略采取了不抵抗和妥协退让的政策。

1928年至1930年，蒋介石在继续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主要军事力量用于解决新军阀内部的统一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控制地位巩固之后，立刻亲自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特别是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进行了五次“围剿”。

就在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围剿”红军时，毛主席、朱德等红军领袖却一次又一次地真诚表达共同抗日的主张。

   【《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

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5日，毛主席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共同抗日。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后，毛主席起草《对日战争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后，其侵略势力不断向华北扩张。1月17日，毛主席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3月3日，毛主席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热河和进攻承德时，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国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4月15日，毛主席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再次发表宣言，重申三个条件，号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和之后，毛主席同项英先后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塘沽协定，反对将华北广大区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7月15日，毛主席同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红军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派遣了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北上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

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不仅对红军的抗日主张充耳不闻，实行血腥的“围剿”政策，而且对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士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

如果当政者蒋介石能以“围剿”红军、扑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的精力对付日本侵略者，能凝聚包括红军在内的全中国人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会有日本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进逼华北呢！

1933年4月6日，长城抗战正激烈的时候，蒋介石却说：“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内忧，忧就忧在当政者置外患于不顾，聚全力于手足相残。

再看党忧。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情况，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13年半的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幼年的不成熟的党。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表现在最高领导层的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核心，就像一个走不稳路的孩子，要靠远方的共产国际扶着走路，而共产国际不可能准确掌握中国的国情，指出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下，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指责，排挤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主席台右四为毛主席。】

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从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干了6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是有功劳的。但是，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在共产国际指挥与干预下犯了右的错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过于依赖国民党；不抓军事工作，放弃了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结果，在蒋介石的屠刀下，1927年有1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共产党的队伍由原来的57000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大革命归于失败。

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是瞿秋白。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著书立说，文思泉涌，却不是出色的政治家，缺少随机应变、独立自主的能力。他顺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主张，不顾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形势，强行发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犯了半年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大革命失败后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更多损失。

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推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这明显受到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说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向忠发担任主席期间从来没有发挥总负责人的作用，也说明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还表现在党内决策者对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内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毛主席的道路，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三次“左”倾路线都是不顾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盲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道路，教条主义地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做法。“左”倾领导人对毛主席采取了排挤和打击的做法。毛主席曾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1934年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也表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策上。当时还不是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毛主席，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或红军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宣言或通电，阐述抗日对策，特别是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抗日宣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占据决策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例如，1932年1月中旬，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

总之，遵义会议之前，神州大地上外患日深，不仅民族和国家存在着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而且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着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

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出台

1935年围绕着抗日，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对毛主席，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35年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开始之年。

年初，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结束了在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支配地位，推选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就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不仅甩掉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而且在与张国焘分裂中央和南下逃跑路线的斗争中，维护了党中央的团结和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这期间，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呼应了北上抗日的路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这是对1933年1月17日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抗日宣言的进一步的发展。

年尾，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据列席会议的郭洪涛回忆：“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主席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处理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主席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炕上一躺不说了。”

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政治策略上诸问题。

所有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

对中华民族来说，1935年是绝地反击的开始之年。

这一年日本侵华政策进一步升级。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一九三五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这年6月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日军由此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7月，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在此前后，日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多起“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主权进行粗暴的侵夺。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伴随着绝地反击声音的是绝地反击的行动，其突出代表是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很快点燃了全国性抗日救亡的烈火。毛主席说：“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对毛主席来说，1935年是他经过20年“磨砺以待日本”，终于迎来宝剑锋出的一年。这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这是毛主席成为党和红军核心领导人后所作的使人眼睛一亮的报告。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首先，报告分析了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毛主席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今天的时局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主席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接着，报告阐述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主席认为像过去那样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毛主席有一段沁人心脾的话：“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再接下来，报告分析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口号以及国际援助问题。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毛主席的回答是：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为吸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党和红军不能放弃领导权。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如何对待国际援助？毛主席回答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抓住时局发展的关键，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在政治上的策略路线问题。这篇报告是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毛主席的报告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