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6日星期二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郝贵生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26日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装甲兵。】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二)
郝贵生

为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和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笔者撰写了《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多家红色网站已刊载。今在上文基础上,再写《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在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军事思想时,人们常提出问题,毛主席就是一个师范生出身,他从来没有进过军事院校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也没有直接端起枪在战争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为什么能够成为军事家且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呢?中国共产党许多党员或是在中国著名的黄埔军校学习过,或是在原苏联伏龙芝等军校进修过。他们可以在战争实践中成为优秀的军事家,但绝对不能成为如毛泽东那样的如此杰出伟大的既是军事理论家也是军事实践家的人。笔者以往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时,也有这一问题。今天在认真读了《毛泽东选集》《朱德选集》以及一些学者撰写的一系列有关党史、军事理论著作,在上文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撰写了此文。

其中上篇文章结尾就已经初步回答了这一问题。文中说:“他之所以能够阐述如此深刻而伟大的军事理论,一是因为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通和应用,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二是毛主席自始至终亲身参加并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践,并将极其丰富、生动、具体的感性事实和经历提炼和上升到理论特别是哲学的高度。”只不过没有对这两点具体和深入阐述。

今在本文中具体阐发毛主席能够成为最伟大最杰出的军事家的四个原因。


一、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哲学功底

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认识战争现象的本质及规律也必须有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能够科学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能够说明和解释战争的本质和规律。

毛主席青年时期就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特别是阶级斗争思想。如他自己所说,自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才知人类社会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书本上只讲欧洲的阶级斗争,没有讲中国的阶级斗争。他主要取了书中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并开始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主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但毛主席绝对没有只是停留在这四个字上。他是把这四个字作为核心、要点,系统掌握了《宣言》中的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革命、两个必然、两个绝大多数、消灭私有制、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思想。

同时毛主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还特别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及一系列调查研究的文章实际就是毛主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同时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等一系列文章中篇篇、章章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精华。

1937年完成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主席哲学思想中的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的系统化、升华、凝练和结晶。

应该说,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等书本知识的熟知程度我们党内有许多人也是能够做到的。如在苏联留学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张国焘等人。他们与毛泽东最大的区别:一是只知道书本上的这些理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不懂得中国的具体的阶级斗争事实和特点。二就是不懂得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于实际。

毛主席延安整风时期批判教条主义学风时说过,他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好箭,好箭,就是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些好箭射中国革命之的。毛主席说,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你就有了成绩,被你说明的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

毛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活动中,一是强调读书本知识的同时,还要读社会这部大书,所以他最大限度地用中国的大量的具体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大量事实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谈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掌握。二是自觉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剖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点。没有自觉应用的意识,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都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甚至可能转化为革命的叛徒。如《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主席就说过,读了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一些人也可能“成了革命叛徒”。张国焘就是典型一例。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毛主席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极其熟悉、理解极其深刻、极其自觉应用于实际。这种掌握和应用意识的理论功底是我们党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到的。这也就是毛主席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用于战争实践能够创立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理论根源。


二、亲身参加并领导中国革命,积累了极其丰富生动具体的感性事实和深刻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青年时代在重视书本知识的同时,还特别重视读社会这部大书。他早期和同学萧子升外出游学接触社会、调查研究就是他读书的典型特征。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了解程度也是党的其他领导人无法相比的。同时,毛主席自参加革命之后,他的革命战争实践活动极其深入、丰富、曲折和波澜壮阔。
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之后他投身到湖南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并给予极其之高的评价。在国民党反革命的大屠杀后他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带领起义队伍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带领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反革命“围剿”。这一期间多次被撤职和剥夺军队的指挥权。他亲身经历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血淋淋的客观事实。

他痛定思痛,中国革命道路究竟如何走?遵义会议后,他把红军从最危机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他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同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投降和分裂主义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在延安开展的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整风运动中,全面提高了全党全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他带领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日本投降后,他在重庆谈判中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扼杀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力量的阴谋,之后又彻底打退了蒋介石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和重点进攻,又经过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发起渡江战役,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建立了新中国。

1950年,面临着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者赶到三八线以南,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世人瞩目的极其伟大的胜利,后又经过中印边境反击战争、抗美援越……

近40年的如此丰富、深入、广阔、长期的战争和军事阅历积累起来的感受、经验、教训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事家如英国的蒙哥马利、美国的麦克阿瑟、苏联的斯大林、朱可夫等人不可相比的。作为世界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更无法相比。

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几乎章章、节节论述各种军事理论、战略战术问题时都以大量极其丰富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围剿”反“围剿”的成功和失败案例为事实依据,进行哲学理论的升华和系统化。这在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理论文章中都没有如此之多的确凿、丰富、具体的感性事实材料,导致整篇文章形象具体、推理严密、逻辑清晰、丝丝相扣,说服力极其之高。

哲学大师黑格尔说过,逻辑也是一种美。认真读读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绝对能够给人们以特别意义上的精神上的美感和享受,如同高级厨师做的一顿美味大餐、一名著名的绘画师的美丽的画面、一名音乐师弹出的赏心悦目的优美乐曲。


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哲学思想对极其丰富的感性经验和事实提炼和高度概括

毛主席比上述世界著名的战争实践者和军事家更伟大之处还在于毛主席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认识论辩证法思想应用于实践,把战争实践获得的大量感性事实和经历从理论上提炼、概括,形成系统、全面、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这方面的事实太多太多了。本文仅举几例:


1、 以《共产党宣言》为指导,总结红军建军实践中遇到的军队建设的方向和路线问题

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之后,红军打了几次败仗。毛主席很快发现红军队伍中存在严重的旧军队的军阀主义、散漫、单纯军事观点、雇佣关系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依据《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思想、党的领导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两个绝大多数思想、人的发展思想,开始认识到军队成员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批判了上述错误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党指挥枪、政治统帅军事、军队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加强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努力教育和解决全体官兵为什么人打仗的等一系列的政治建军思想。由此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没有毛主席的亲身实践和《共产党宣言》的指导、应用,就没有古田会议精神,也就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人民军队。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人民军队的始终。这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军队没有的独特的建军思想。


2、在军事实践中,探索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在《实践论》中讲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在井岗山领导军事斗争,就特别注意研究敌我双方的特点,从实践中探索战略战术问题,尤其是游击战术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多次军事斗争的实践产物。他说,这十六字诀包含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如诱敌深入等。

毛主席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以及二渡赤水后放弃打鼓场战斗就是他依据战场形势尤其是敌我强弱悬殊状况采取主动进攻和主动防御的机动灵活战术的最得意之作。他的这一战术思想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各个部队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解放战争中,又结合各个部队各个解放区的成功经验,把这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问题提炼总结为我军的十大军事基本原则。同时要求我军各级指战员必须依照实践第一的观点熟悉了解研究战场上敌我双方的瞬息万变的具体状况,制定更加具体的战略战术。

他特别强调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3、始终站在哲学的视野和高度认识战争的全局和战略、战术问题

古今中外的著名的军事家研究和指导战争实践中,更加重视具体的战略战术。他们大多不懂得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他们的军事理论大多缺乏历史和哲学的高度、视野。毛主席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他认识战争及其具体的战略战术都是能够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自觉应用于军事理论及实践中。

如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最典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开始就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继续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然后就讲到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革命战争,什么是中国革命战争。

笔者每当读到上述论述时,都为毛主席如此之高的历史视野和辩证思维方式所震撼。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包括毛主席去世后近50年的历史,还没有一个军事家、理论家以如此之高、如此之深、如此之广阔的视角观察认识战争战略和战术问题。这短短的100多字,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实践第一的观点、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的精髓观点、群众史观思想等等。它不仅是毛主席最大限度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的经验和血的历史教训中,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将士的流血牺牲而做出的独特的、科学的创新性的结论。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

正如毛主席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实质的核心思想和逻辑思维就是他之后这篇文章开头的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既是对他之前的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应用,也是他之后的全部军事思想的核心、灵魂和指导思想。

他的另一篇重要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其实就是这篇著作的姊妹篇和进一步的深入阐发。尤其是对中日战争双方的各四个特点的深入解剖分析,批判了抗战问题的速胜论和亡国论而做出的持久战的科学结论。抗日战争的事实上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和结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真理性。

毛主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伟大决策也正是他的军事思想的理论和逻辑的必然产物。


四、最大限度地继承和汲取历史上有作为的军事家和军事活动的经验和教训

任何新的学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是对前人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的结果。


1、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

大家都熟知遵义会议时,凯丰指责毛主席打战全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毛主席回答凯丰说,当时他自己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之后,倒是逼着毛主席开始读这本书。到陕北后他托人找来《孙子兵法》认真学习研究,后又读了克劳塞维茨的书,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我们承认战争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对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则可能的。”

他在总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经验时说,敌军强过红军十倍,这时就必须要求强弱发生变化,只有红军实现极端的退却,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后,敌军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或者某种均衡,或者敌弱我强。就能够最终战胜之。毛主席这时就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话:“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2、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继承和发展

毛主席到陕北后,不仅读了《孙子兵法》,也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8年2月毛主席的读书日记中写到:“18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6止。……28日战争论P112-1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60年,毛主席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中讲:“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就引用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一点上,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

但毛主席认为,战争并不等于政治。他说:“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这里毛主席通过对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和特殊性的论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且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政治建军原则。
毛主席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的目的也进行了分析评论。毛主席认为,克劳塞维茨把战争的目的区分为“战争行为目的(即军事上的目的)和战争的政治目的”,这种区别是正确的。但毛主席认为,克劳塞维茨却把二者绝对对立和割裂开来。毛主席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唯物辩证地阐发了战争的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的关系,他说,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毛主席还批判了克劳塞维茨把战争的军事目的单纯归结为消灭敌人,认为战争中消灭敌人是积极主动行为,保存自己是消极被动行为。毛主席认为,战争的军事目的包括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战争目的和全部过程就是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矛盾运动过程。

毛主席写完《论持久战》后,还继续研究《战争论》,他组织延安的一些学者和红军干部开学习会,请懂德文的同志边译边讲。

参加学习会的莫文骅同志后来回忆学习会的情景说:“《战争论》的现象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最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莫文骅同志还说,以后又在一次讨论会上,“毛泽东除了插话,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是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延安理论界掀起了翻译、讨论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多次提到过克劳塞维茨。他不仅同蒙哥马利谈起,1975年同德国总理施密特也说过,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感兴趣,克劳塞维茨曾讲过有道理的话。毛主席还在一篇文章中曾批评斯大林全盘否定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时说过,斯大林据此“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毛主席认为是错误的。


3、学习、评论、借鉴中国历史上一些战争实例,从中提炼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特别喜欢读古书,他不仅从中学习历史、文学、政治,而且还学习军事。从历史发生的典型战例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军事理论。如历史上著名“围魏救赵”故事,毛主席读冯梦龙《智囊·兵智部·制胜·孙膑》一书中对这一故批语中说:“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毛主席1938年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就引用这一战例。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据下去,我也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据之地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方法。”

毛主席著作中还提到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明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大战,阐发以弱胜强的基本观点。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针对那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时就举《水浒传》中林冲对打洪教头的故事。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让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据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反省战败原因。他就开始读毛主席的书,当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段故事后,突然恍然大悟说,我就是那个“蠢人”呀!这就是我败给共产党的原因。

党的七大会议上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军事报告,他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24年来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一条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经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朱德同志的这段讲话高度概括了毛主席军事理论、军事路线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理论和路线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路线要像学习毛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个毛泽东思想一样,提高全党、全军的整体素质,最终战胜我们的敌人,为实现抗战和党的最终使命而奋斗。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人民也要努力响应朱德同志七大的号召,也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欢迎同志们和网友批评指正!2025年8月25日【相关阅读】

郝贵生: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
郝贵生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22日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杰出的军事家——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郝贵生

今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49周年,9月3日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此撰写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思想,以此纪念。


毛主席之前人类历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一位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其代表作就是《孙子兵法》,另一位就是德国19世纪初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其代表作是《战争论》。第三位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他写了许多军事理论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毛主席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的军事家。


  一、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揭示战争的本质及目的
认识人类社会的军事现象,就是认识人类的战争现象。孙子和克劳塞维茨谈论军事理论,必然涉及到战争的本质。孙子兵法第一篇一开始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中地,存亡之道”即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是国家存亡的途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列宁曾给予克劳塞维茨极高评价。但战争是人类社会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离开唯物史观,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也必然影响到对战争的规律、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认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史观。他们不可能揭示战争的真正本质,不可能揭示战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可能揭示战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才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战争。恩格斯说,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阶级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的状况。列宁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提出和阐发了战争的科学定义。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的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这一定义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阐明了战争深层次的经济根源是私有制。因有私有制,才有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和阶级斗争,才有战争。二是战争确实是政治的继续和工具。政治是围绕权力进行的斗争,但政治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归根结底就是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围绕统治权力的斗争。而围绕权力的斗争归根结底又是人们的物质利益根本对立的斗争。三是战争是运用暴力形式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所以毛主席还说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上,第2卷,第480页)

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同上,第479页)毛主席的上述思想无疑是人类军事理论上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它为毛主席全部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活动奠定了最深刻、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用历史发展和矛盾的方法揭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战争

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只是研究了战争的某些一般规律,但他们不懂得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和正义性,因而不可能研究不同性质的战争的不同性质和特点。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发展变化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必然表现为代表社会先进、正义、进步的力量与代表落后、邪恶、反动的势力的对立斗争。同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参与战争的政治目的也必然不同。因此在战争的具体性质上必然表现为两类性质的战争。列宁把战争区分为反动战争和革命战争。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1936年10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历史上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同上,第475—476页)

战争性质区分为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一切旨在掠夺别国、征服别的民族的战争,是侵略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一切反抗外国侵略、谋求民族解放的战争,是解放的正义的战争。一切旨在消灭国内基本势力、奴役人民的战争,是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一切反抗国内腐朽势力,谋求阶级解放的战争,是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也就是说,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一切适应历史潮流的战争,则是进步的战争。同时,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毛主席正是基于这种对战争性质的划分,强调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一切侵略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同上,第476页)

第二,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惧怕战争。如果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必须用反侵略的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消灭侵略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的态度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第三,要认真研究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特别是革命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同是,第1卷,第171页)这种强调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理论也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用实事求是思想研究战争理论和指导战争实践
孙子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研究战争理论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如他的著名观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强调指导战争要研究制约战争的五种客观因素即道、天、地、将、法。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思想显然接受了孙子兵法的这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但毛主席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懂得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事求是的思想在指导战争实践中的极其巨大的作用。他的全部军事理论都包含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是他特别强调要研究战争的客观规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色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上,第1卷,第171页)

二是指导战争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同上,第179—180页)

三是在执行军事计划之后,还必须继续认识新的情况。他说:“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实际,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一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同上,第164页)四是反对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思想。

毛主席说:“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同上,第2卷,第447页)

朱德同志评价毛主席这一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时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朱德选集》,第168页)


四、马克思主义的暴力与非暴力理论的对立统一解读战争中的战斗力的本质

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以暴力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政治。暴力是战争的基本特征。克劳塞维茨指出“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古今中外战争,无一不是以暴力作手段,强迫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的。可以说,没有暴力行为就没有战争。克劳塞维茨这种观点是对的。但他没有对战争暴力的构成因素进行全面的揭示,不懂得社会生活的暴力现象与非暴力现象的辩证关系,且把战争的暴力因素或者说战斗力简单归结为战争中的物质武器。“唯武器论”几乎贯穿于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指挥员的普遍的指导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一个参谋长说,战争的胜负“99%在于武器”,抗日战争初期的亡国论者就是单纯从武器的对比做出的错误的结论。抗美援朝初期联合国司令麦克阿瑟之所以强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也是依仗美军具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毛主席并不否定战争是暴力的运动,也不否认武器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把战争中的暴力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非暴力现象割裂和孤立起来,应该对战争中的暴力现象特别是武器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重视社会生活中的非暴力因素也是提高和发展暴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方面。


1、战争的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因素。

战争是敌我双方军队的剧烈对抗,战斗力是人和武器的对立统一。人和武器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物质力量就是战斗力。毛主席批评唯武器论时说,它“是战争问题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同上,第469页)

人的因素首先是军队的素质。军队素质包括为什么打仗、军队的纪律、军队的战术素养等等。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体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同上,第3卷,1039页)

毛主席还说,由于这个宗旨,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具有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具有人民战争所必须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其次人的因素还包括参与战争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不仅是指军队,还包括人民群众。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历次战争,都特别强调组织和发动群众。在第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发动和组织起来。在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人数之比是60万对80万,但参战的民兵和民工就有200万。所以陈毅同志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2、战争的战斗力还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各种因素。

战争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治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社会现象必然对战争的战斗力也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作用。一是经济的作用。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初期就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他说:“只有开展经济战线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阶级,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同上,第1卷,106页)二是政治的作用。

孙子认为,政治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说过,红军虽小确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而国民党的军队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官兵在政治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三是文化的作用。毛主席认为,革命的军队必须有革命的文化,革命的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者、革命的战争,对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是极其重要的。


五、用辩证法认识战争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实质上也是人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实践具有物质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所以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活动。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物质性因素,而不太重视战争双方的精神因素。如果说,也有强调精神因素的话,只是重视指挥员的主观计谋和方法,如《孙子兵法》中讲的制约战争的五大因素之一“将”。书中这类内容极其之多。克劳塞维茨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了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整个军队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

战争中的物质因素,是战争赖以进行和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客观的物质条件。主要包括: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人力和物质资源、自然等状况。战争中的精神因素,是指战争中的主观思维活动及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军事理论,士气、勇敢精神和心理状态等要素。战争是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统一。其中物质因素处于支配、主导作用,精神因素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作用。一切战争的主观意识活动,都必须以敌我双方的物质因素为前提,都不能越过它所允许的限度。

毛主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科研而且比现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同上,第1卷,第182页)

毛主席还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

因此毛主席在指导战争中既重视物质因素,也重视精神因素,包括指挥员和战士的精神因素。它历来强调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提倡同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抗美援朝初期,党中央部分领导者畏惧美国的飞机大炮先进武器。

毛主席说,美国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打他们的原子弹,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实践证明,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胜了钢多气少的美国侵略者。也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的真理性。作为封建时代的孙子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的克劳塞维茨是绝对做不出上述科学结论的。


六、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揭示战争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战争实践中的事物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表现为现象的、偶然的、个别的、杂乱无章的。但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中有本质、偶然中有必然、个别中有一般,杂乱无章中一定有内在的规律。黑格尔的历史观就特别强调这种思想。战争也是如此。也是一种必然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实际上就是揭示战争中的规律性的理论。

但毛主席依据辩证法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理论提出,战争又区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是指一切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战争的特殊规律是不同条件下如时间、地域、性质等各种具体战争的内在的规律性。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开始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上,171页)

毛主席在研究战争规律问题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认为中国革命只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只要研究俄国的战争的规律,或只要学习北伐战争的规律就可以了。

博古、李德在指导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就是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打运动战,导致红军丧失了根据地被迫长征。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种教条主义,指出我们要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学习北伐战争的经验。但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尊重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形,我们应该研究特殊的状况。我们如果只是照搬外国的教育和战争的一般规律,就一定是削足适履。

毛主席用南橘北枳的例子形象地说明指导战争也一定要研究战争的具体的特殊的规律。所以毛主席在多篇文章,反复要求各级指战员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每一次战争的具体时间、地点、条件,在战争的一般规律指导下,制定具体的战略战术。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单纯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不学习、不研究前人和他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普遍的战争规律和方法。只重视自己在具体的战争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局部的特殊的规律、经验和方法,把个别、特别与一般、普遍割裂开来。根治这种经验主义的途径方法就是要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要学习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战争的普遍规律和经验。

七、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提出和阐发中国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革命战争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第一枪。

但是,历史上的革命战争都是把战争的重点放在城市,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伟大的十月革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最初目的和途径也是夺取大城市。但毛主席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痛感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是错误的。他下定决心探索一条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来。他毅然带领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转年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建立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11月,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特征的中国革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绝对不允许革命发生在大城市,只能选择去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又由于封建割据及各军阀之间的混战等多种原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存在和坚持下来,并逐步壮大。

毛主席又特别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要直接进行军事的斗争,还要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又指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革命正是在毛主席这一战争和革命战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经过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经过辽沈、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最终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这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思想无疑是人类战争理论和思想的极其突出和辉煌的成就。这也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绝对做不到的。


八、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为指导,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提出和阐释党的领导和政治统帅军事的极其重要思想

本文第一点就指出,列宁和毛主席都肯定了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是政治的继续等思想。但克劳塞维茨不懂得政治的本质是阶级斗争,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他的命题不是科学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政治现象的本质是围绕国家权力而进行的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它既包括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不仅国内的政治斗争而且国际之间的政治斗争实质也是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斗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战争既然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直接依靠暴力形式解决的特殊的利益之争的斗争。

但是毛主席之前的包括孙子、克劳塞维茨的所有的战争理论都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认识战争的本质。毛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既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就需要用这种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他突出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共产党宣言》中不仅详细阐发了共产党人的理论、纲领和目标,而且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先进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真正的人民军队。他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中,就突出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主张。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之后,又多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

2、他突出强调政治统帅军事的政治建军思想。以往的军事理论都只强调战争就是单纯的军事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后,1929年红军内部发生的朱毛之争的实质就是是否用传统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导革命战争问题。古田会议通过的会议《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领导政治”“军队只是单纯打仗的组织”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阐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根据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的意义。”

3、他突出强调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之后,相当多的红军指战员存在极其严重的雇佣思想,不懂得为什么打仗,认为红军队伍与历史上的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打仗只是为了生存、赚钱,升官发财。电影《古田军号》中一红军团长叛变革命后在阵地上面对红军叫嚣自己拿多少多少钱,正是典型的雇佣思想的表现。毛主席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他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强调加强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说:“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同上,第1卷,第63、64页)“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常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上,第4卷,第1492页)原曾泽生率领的原国民党第60军长春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后经过阶级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改变,在抗美援朝战争汉江阻击战中的卓越表现典型地表现了以我军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极其强大的作用和威力。就连蒋介石都惊叹50军迸发出来的极其震撼的战斗力。

4、他突出强调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毛主席说,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有根本区别,除为什么人打仗之外,还有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军队在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现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同上,第2卷,第369页)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九、以辩证法为指导,建立详细具体的战争指导的具体原则和具体的战略战术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的共同点大多是深入研究和阐发一般战争的具体战略、战术的,特别是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在人类军事理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也必然涉及到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毛主席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大哲学家,他对于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如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关系、军事进攻与防御、进攻与退却的关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规律、阵地战与运动战、正规战与游击战、战争中的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全局与局部、计划性与灵活性等许许多多的问题研究的比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

例如:在集中优势兵力集中歼灭敌人这一思想,孙子兵法讲:“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尽可能集中我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就能够集中优势歼灭敌人)。克劳塞维茨强调“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数量还是在战略是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要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造成相对的优势“是战略是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

毛主席在他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了这一普遍规律。

一是强调优势兵力是歼灭敌人的物质基础,“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是打歼灭战的基本条件,是实行战争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主要途径、手段,‘如毛主席所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十个师,不如歼灭一个师。”就是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思想。解放战争孟良崮战役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战例。

二是实行这一战略或战术思想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不能不顾具体条件机械呆板集中大量兵力。如抗日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极其悬殊的条件下,企图依靠集中兵力打几场决战扭转战局是错误的。当时唯一的正确方针,就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实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主席还认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关键在于条件 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十、运用群众史观理论,揭示战争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的人民战争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以往的所有军事家研究战争问题几乎都是直接参与战争的敌我双方统帅的战略、战术、计谋、方法。但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战争绝对不是单纯的军事集团、军队之间的暴力争斗,它不能离开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战争。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同上,第1卷,第122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78页)。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解决了在战争实践中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持和参与革命战争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指出,要群众参加战争,就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就必须关心群众的生活,代表群众的利益。他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拿出全力支援前线,“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吗,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同上,第1卷,第124页)

其次,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强调动员群众“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主席还具体论述了政治动员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要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要把实现战争政治目的的步骤、方法和政策告诉广大群众,要用革命理论把全体军民武装起来,再次,在战争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人民和士兵的作用,并争取敌军内部的群众。

进行人民战争,还要努力做到几个结合:一是军队的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二是正规部队与民兵相结合,三是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四是武装斗争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历史观都是英雄史观,他们绝对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战争进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也就不可能阐述人民战争的思想。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疑是人类军事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极其重要内容。他之所以能够阐述如此深刻而伟大的军事理论,

一是因为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通和应用,是我们党内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

二是毛主席自始至终亲身参加并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实践,并将极其丰富、生动、具体的感性事实和经历提炼和上升到理论特别是哲学的高度。所有这些孙子和克劳塞维茨无疑是根本做不到的。

今年在纪念毛主席逝世49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对于一般战争特别是革命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等一系列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2025年8月20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5年8月21日星期四

毛主席《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

毛主席《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
 曹应旺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21日
    

          
                                                 
毛主席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从实际出发,而“实际”是包括时代、时局、时势的。毛主席读唐代罗隐《筹笔驿》的咏史诗,尤其欣赏其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他读《南史·梁高祖本纪》时还将这两句诗写在天头上,作为批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时代、时局、时势高度重视。

读懂毛主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读懂他的时代观。作为毛主席代表作之一,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的《论持久战》,就充分反映了毛主席的时代观。读懂《论持久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读懂其中蕴含的时代观。


一、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

全面抗战爆发后,很多人都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告诉人们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光辉著作。

《论持久战》立论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就在毛主席讲的一句话:“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需要深入思考、深刻理解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中包括紧密相连的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第二,这是中国与日本的战争;第三,这是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

毛主席从这个“全部问题的根据”对比了战争双方的四个特点:

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强,不仅“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决定的。

二是敌退步我进步。“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的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正处于进步的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

三是敌小我大。日本是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少的岛国。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毛主席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与日本相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和欧洲差不多相等,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谓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四是敌寡助我多助。日本打到中国来是无道的侵略战争,不得人心,虽然能得到世界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必然受到远大于世界法西斯力量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得道多助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毛主席把这四个特点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

这四个特点中的“敌退步我进步”和“敌寡助我多助”的两个特点,正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和强调的当时“时代的特点”。亡国论者只看到敌我强弱对比的一个因素,开始时说“抗战必亡”,后来又说“再战必亡”。毛主席认为,仅仅从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驳倒亡国论者的。他们可以搬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历史证据。毛主席指出,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还须提出敌小我大之外的根据。这个能增强中国人民抗战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日本方面,概言之,就是“它已处于退步时代”。毛主席指出,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不仅与明治维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日本不同,就是和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它已是走下坡路的“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发动这场战争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全世界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这个时代特点的中国方面,概言之,就是“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毛主席强调,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主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不是普通的一般的进步,不是像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那样的进步,而是特殊的“今天中国的进步”。

这个时代特点的国际方面,概言之,就是“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1919年五四运动是两大重要标志。这之后的国际面貌与这之前的国际面貌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国际时代的不一样。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

这个时代特点的历史方面,概言之,就是“和过去不相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与中国本身近代历史的比较来看,“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很多客观的有利条件,加上主观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夺得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二、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这些就是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的主要标志。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中讲的“有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兴起的国际背景下,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国内形势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早在写《论持久战》之前,毛主席就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时期,毛主席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再次强调:“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论持久战》发表之后,毛主席更是反复不倦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面貌划时代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解放战争中,毛主席通过总结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指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又提出了一个经典论断,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以小欺大侵略中国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下,人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进一步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是谁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组织农民、依靠农民,进行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有这样经历的中国共产党才能认识到,只有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游击战、持久战、全面抗战从而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使人民觉悟起来、把人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人民民主,把人民当作主人、把自己当作公仆,即通过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服务去实现的。其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即通过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把人民看作土地、把自己看作种子,无论到哪里都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去实现的。其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贯彻群众路线,即通过毛主席反复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无穷的力量、无尽的智慧去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为最崇高的价值,视人民群众为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英雄,视群众路线为党的生命线和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所以能唤起人民的觉悟,人民能同党心连心。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三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

毛主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其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在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而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它既有软弱性的一面又有反侵略的革命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根基在于通过工农联盟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关键在于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他们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就表现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并已有了伟大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和进步是统一战线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讲团结,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对立面去,就不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讲进步,不能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不可能有抗战和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四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是靠军队维持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也是靠军队进行的。维持反动统治的旧军队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更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而战斗力低下。因此,《论持久战》中有一章集中论述“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其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这个政治上进步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有政治上进步的军队。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人民之中的、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尊重士兵的官兵一致的军队。毛主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是瓦解敌军、宽待敌军俘虏的军队。毛主席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主席指出:“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时重申,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

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第五个标志,就是《论持久战》讲的“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
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这个“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其一,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教条主义是从指导思想上阻碍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拦路虎。1930年5月,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陕北后,毛主席先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具体军事研究上,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并提出“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接着,毛主席又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人类认识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研究,从哲学层面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十个月后,毛主席写出《论持久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矛盾论》,再到《论持久战》,反映了毛主席具体——抽象——具体的研究过程,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展的过程。

其二,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毛主席写出《论持久战》,我们党对政治路线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领导权、武装斗争以及发动和组织农民重要性的认识。土地革命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到陕北后,毛主席对这条政治路线作了进一步阐释。“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论持久战》中强调进步的时代因素,就是强调有了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就是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党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依托,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开展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条件。在斗争中,根据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的状况、指挥红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通过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逐步削弱敌人力量、增长红军力量。毛主席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抗日游击战争,“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问题的焦点所在”,同《论持久战》所说的“全部问题的根据”、“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一样,都是特别强调时代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有了人民战争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走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抗战路线。正是由于有了十几年以弱抗强的经验,所以《论持久战》重视持久战并以游击战争作为关键支撑。


三、《论持久战》对时代和局势的分析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从时代、时局、时势的高度,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什么必然失败。中国能够进行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已处于“退步时代”,中国正处于“进步时代”;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在国际上是得道多助。日本帝国主义鼠目寸光,缺少对时代的清醒认识,把日本还看成上升时期的日本,把中国还看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盘散沙的中国。《论持久战》指出:“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中国处于“进步时代”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所有特点都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连。

一是,“进步时代”的政治的进步,就是能够动员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中国共产党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所以共产党全力推行动员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反观国民党,“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这是国民党脱离民众,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表现。

二是,“进步时代”的军队的进步,就是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三项政治原则。这三项政治原则只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中。国民党军队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

三是,“进步时代”的战略战术的进步,也是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国民党则以阵地战为主,招致了重大损失;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这个敌后游击战争“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论持久战》通过对时代因素的分析,向全党全国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具有两重性,要力争其向抗战、团结、进步的方向走,警惕其向投降、分裂、退步的方向走。国民党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如1924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党是顺应时代向进步方向走的。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国民党是逆着时代向倒退的方向走的,搞“攘外必先安内”,“围剿”共产党和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实行不抵抗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是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上抗日的进步道路的,在1937年、1938年也作了不少努力。

但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进步,与抗日战争的要求差之甚远。《论持久战》指出:“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后来的历史证明,《论持久战》中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向消极抗战、分裂、退步的方向发展。1944年4月,毛主席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总之,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充分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就能通过游击战争的这一关键支撑把持久战进行下去,就能够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进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些不敢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为“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的错误观点的产生,首先是时代观上出了问题,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暂时弱小,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看不到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种进步力量领导的基础上。

《论持久战》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十几年以弱抗强积累起来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本领,后来中国的命运就要改写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论持久战》蕴含的时代观的重要意义所在。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张永杰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18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周年。抗战14年,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成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无愧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何谓中流砥柱?就是身处水势湍急的洪流中,有坚强柱石发挥砥砺支撑、定海神针作用。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者大肆贬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些影视剧要么瞎编抗日神剧,要么刻意宣扬国军的几次保卫战。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因为中华民国是当时的合法政府,蒋介石获取“抗战领袖”、“民族英雄”光环,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平起平坐,误以为国民党是抗战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有那么一股歪风,诬蔑中国共产党借日本侵略中国发展壮大自己,只是“游击”甚至是“游而不击”,使我们有些同志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影响,即便想辨别是非,却又不知如何辨析。今天,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就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问题,进行剖析解读。

在正式解读之前,必须说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意图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叫嚣在三个月内实现全面侵华战略目标。所以,抗战全面爆发的战略防御阶段,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全力配合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这几次会战虽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起到了遏制日寇妄图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吞并中国的作用,但武汉会战后,国军全部退守到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使中国继丢失东北后,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河南、广东、湖北等省相继沦陷。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已志不在抗日,一方面与日眉来眼去,投降氛围越来越浓。据日本防卫厅统计,在侵华14年期间,累计投入兵力300多万,而伪军、皇协军总数就近300万,其中,就有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伪军人数与侵略军人数“旗鼓相当”,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才抑制了投降,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并始终高举抗日旗帜

我们一度只说“八年抗战”,这是源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所以,八年抗战之说,主要是为了突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进入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历程。

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实际早于1931年。所以,2017年教育部将教材中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抗战”,就是从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全过程,这是对抗战历史的公正性、完整性还原,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全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关头,国民党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正是这一政策,面对的虽只有1万日本关东军,但20万东北军却不战而退,使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

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就坚决主张抗日。事变发生第三天的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提出立刻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作为中心任务,特别是在满州组织武装力量,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此后,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寇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

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主席、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与此同时,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组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力量,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中共满州省委及后来的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加强对抗战的领导,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六军,进行坚决抗战。

1935年夏,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联在与日冦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至1937年6月,先后成立了第1至第11军,开辟了东北南满、北满和吉东三个大游击区,用简陋的武器与数十倍且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大量牵制和有效歼灭日本侵略军,把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一大批抗日英雄群体,体现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志。

形成强大反差的是:从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密电就可以看出,蒋氏集团一直对所谓美英“国际调停”抱着幻想。这6年时间里,他把精力放在围剿红军、消灭共产党上。1937年4月清明节国共同祭黄帝陵,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祭文里,竟只字不提抗日,冀望以土地换苟安。即便是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依然在诉求国际调停,10年时间里对日态度暧昧,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国民党政府才于12月9日对日宣战。


二、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毫无疑问,在对日作战中,国军里不乏佟麟阁、张自忠等抗日英雄和爱国将领。但为何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国军屡屡挫败?虽然有敌强我弱原因,但完全归结于日军强大是不客观的。这里既有消极防御、计划杂乱、派系内耗等问题,如武汉会战失败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就公开叛变投敌。更重要的是蒋氏集团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因为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一方面不敢去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抗日,另一方面防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胜于防日。

“九一八事变”,蒋氏集团奉行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虽然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的、直接的、死心塌地当汉奸、卖国贼,但也从来没有积极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的抗日是被迫的、被动的、消极的,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思想政策,因而,也就只能片面抗战,不会想到如何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甚至于1938年6月,为延缓阻滞日军西进,竟然下令炸开黄河大堤花园口,造成豫、皖、苏三省40余县被淹,89万人死亡,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体中华儿女共御外敌夺取抗战胜利。从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到1935年10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正式形成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十年内战,数不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西安事变发生后,党内外许多人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1936年12月28日,毛主席到红军大学讲演,有学员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毛主席说: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还能称马列主义的政党吗?1937年9月,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此开创了“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团结抗敌新局面。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动摇妥协和顽固反共倾向愈演愈烈,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高于一切”,表现出宏大的气度格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和凝聚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广泛联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使暗地与蒋氏集团勾连、意图推动国共分裂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指引中国抗战正确方向
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政治上把握方向、大势、全局,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引领作用。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基于对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

纵观抗战全过程,无论是领导东北抗日联军顽强抵抗,还是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无论是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确立全面抗战路线,我们党始终勇立潮头挺膺担当,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推动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确立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国共产党在运筹帷幄中作出正确战略预判和政治决断。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不仅在我党我军,就是在国民党、甚至侵略者那里都广为流传,实践证明,抗日战争进程就是按照毛主席预测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演进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指引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制胜路线图。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开展广泛的山地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争手段和战争样式,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力量和战法。敌后战场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到战略反攻阶段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基地。


四、是中国共产党吸引并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在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的抗日战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殉国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英雄群体前仆后继、为国捐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真理力量和强大人格力量的吸引感召下,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的爱国主义精神,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抗战意志,无数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

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团结,在抗战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孙中山先生异常懊恼无奈的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现状,硬是靠中国共产党的吸引而彻底改变,凝沙成塔,向世界展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埃德加·斯诺将他在陕北感受到的“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称作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延安文化战线,推出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不朽之作,《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传唱大江南北,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华侨代表陈嘉庚、民主党派代表黄炎培等,都从“延安作风”中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民族未来的希望之光。


毛主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共产党以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和英勇顽强的抗战行动,成为东方战场的“灯塔”。白求恩、柯棣华、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肤色各异、说着外语、穿着八路军军服的国际友人,成为中国革命队伍的一部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配合支援了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战期间,除东北抗联最早投入抗日外,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建立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满怀自豪地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重视党的建设,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政治保证。抗日战争14年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党的建设成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到党的七大,见证了我们党确立正确军事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不平凡历程,也见证了我们党以自身的成熟壮大不断赢得抗战主动的事实。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全党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和思想基础。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培养造就了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筑牢了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

1939年10月,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任务,并将这一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通过实施这个伟大工程,我们党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重任,成为坚持抗战、制止投降的中坚力量,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胜利的美好希望和光明前途。经受抗日烽火的洗礼,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

总之,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并始终高举抗日旗帜,最早投入抗日斗争,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指引争取抗战胜利基本方向,尽可能团结调动一切爱国资源、凝聚一切克敌制胜的精神力量,遏制了妥协投降的危险,无愧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2025年8月16日星期六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历史主动精神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历史主动精神
程美东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16日
         


【摘要】毛主席毕生秉持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种深刻洞悉历史规律、勇于担当历史使命的主动意识,驱使毛主席引领中国革命实现了关键性的历史转折。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凭借历史主动精神,在战略战术、国际宣传、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均作出创造性贡献。历史雄辩证明,若无历史主动精神指引,我们党就难以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尤须赓续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既是对毛主席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继承,更是立足时代坐标的创造性转化与战略性升华。



毛主席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主席思想汇集了古今中外历史主动精神价值文化的精华,具有善于洞察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善于在复杂历史过程中发现机遇,善于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改变历史走向,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跨越式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中,毛主席以战略家的智慧洞悉历史发展规律,面对各种困难和危机,以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科学全面深入分析形势,科学制定方针政策,勇敢智慧地开展斗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


一、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始终强调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毛主席选集》(1991年版)四卷本中共有134次提到“主动”一词,其中122次集中于1936年1月到1945年8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100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18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提到1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提到1次,《论联合政府》提到1次。虽然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但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就已正式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从这时候起,可以将毛主席关于“主动”的论述,视作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思考。1936年11月至1945年8月间,《毛主席选集》收录122次“主动”一词,就足以展现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动精神的丰富程度。当然,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很多著作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主动”一词,但其提出的战略设想、具体方针政策,很多都体现历史主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党不可能建立一支200万的军队、近一亿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容极其丰富,实践涉及方方面面。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毛主席的历史主动精神,至少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创造战争中的主动权。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主动精神,突出表现为思考战争主动性的强烈意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论述战争主动权的必要性、实现途径、认识论基础等。“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

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

毛主席在这里系统阐述了创造战争主动权的基本要素:一是创造战争主动权本质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人的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精神升华。二是创造战争主动权一定要了解实情,准确全面把握与战争有关的各方面情况,据此制定正确战略战术。三是创造战争主动权不是简单、盲动式的表面进攻,很多时候为获得主动权,可以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静止、让步、退却,这往往是创造更积极的主动权的必备条件。

第二,把握政治斗争中的主动权。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将日本侵华势力彻底驱除出中国。围绕这个最大的政治,毛主席密切注意创造积极条件,争取抗日战争中的主动权:一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战斗形式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样才能发挥自身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和政治主动权;二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通过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不遗余力在全国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使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占有主动权;三是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进一步增强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掌握先进社会力量,主动将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四是大力开展整风运动,全面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的政治斗争水平,增强全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动权。

第三,主动引领人民认识历史发展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凭借优良武器装备屡屡得胜,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一度屡战屡败,一时间全国上下弥漫失败情绪。台儿庄大捷后,又出现了速胜论幻想。毛主席冷静客观分析形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判断,认为抗日战争必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毛主席这一论断为全国人民正确认识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指引,主动引领全国人民科学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趋势。

第四,提升主动精神的哲学境界。毛主席在延安潜心写作《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9月,他又倡导成立延安新哲学研究会,组织翻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水平,增强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主动精神。

在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推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民主抗战模范的根据地,主动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辉煌成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最终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以历史主动精神建立、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不仅步步退让,而且不断进攻主张民族独立和民族进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社会正义出发,决定捐弃前嫌,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积极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侮、团结抗敌,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毛主席在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鲜明表明了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此,毛主席主张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他强调要寻求一切国际援助,争取国际上一切同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支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始终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宣传抗战、组织抗战,争取多数人参与抗战,以此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动员全民族进行的,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开始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面对这一反动政策,我们党从大局出发,坚决反击局部地区的反共行为,从全国大局出发坚决维护统一战线。毛主席在1939年9月16日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得到全国一切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认可,使国民党陷入被动挨骂局面,中国共产党获得广大爱国人士拥护的主动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主席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国际国内大局以及我们党和军队实力等情况,采取“政治上主动攻击”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抗战的罪恶行径,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重建新四军军部,迫使蒋介石最终表态今后不再军事上“剿共”。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根据地,调集胡宗南指挥的几十万部队进逼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毛主席及时发表声明,揭发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的阴谋,迫使蒋介石取消了闪击延安计划。


三、主动发展抗日根据地,创建民主抗战的模范、壮大人民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对剥削阶级的财产,采取没收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虽然实行国共合作政策,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消灭剥削阶级和没收剥削财产的政策,但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共宣传,国统区一些人还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对于我们党的抗日政策有所怀疑、担忧。

为此,毛主席在1940年著《新民主主义论》,主动向全国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变化,明确提出我们党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允许农村富农经济存在。国统区一些知识分子看完《新民主主义论》,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不是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更加保障和奖励私有财产。目的是以本国的资本主义,抵制国际的帝国主义,以期达到真正民族解放;它不是激发劳资的仇恨,而是调节劳资关系并促成合作;它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参加或领导,以各革命阶级团结合作,联合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见,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国统区深入人心,极大增强了人们对我们党的政治文化认同。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政治上“三三制”民主选举制度,经济上采取“农民交租交息、地主收租收息”制度,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清明、人民自由、抗战积极的生动活泼的新气象,成为全国民主抗战的模范。陈嘉庚、黄炎培、美军观察组等参观陕甘宁边区后都赞不绝口,把解放区视为中国的希望。这与毛主席积极主动宣传和实施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

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严格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人数和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活动范围。如果按照国民党的限制,我们党的抗日战争事业就无法发展。毛主席高瞻远瞩,利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等特点,主动出击,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毛主席明确指示:一一五师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很快就开辟出四块根据地。1939年底,毛主席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苏南、皖东、皖中、豫皖苏等根据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主动出击精神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由一开始的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包括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区、山东、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南、淮北、皖中、河南、鄂豫皖、湘鄂赣、东江、琼崖等19块根据地。如果没有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会缩手缩脚,也就不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有足够强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四、取得政治主动权,提出建“民主联合政府”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辉煌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积极取得主动权,重要实践包括主动提出“民主联合政府”与主动向国际国内、四面八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政治主张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无理要求,要求解散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一些国统区人士予以附和,使我们党某种程度上陷入被动。这时,毛主席主动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1日,毛主席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要“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9月15日,林伯渠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国统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广泛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声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被动,而我们党则迅速占据主动。毛主席说过,“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毛主席为何如此高度评价“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为这个主张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掌握了正义的主动权,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则陷入不义的被动状态。党的七大上,毛主席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出版后,国统区人们争相购买,由此可见这个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口号起到的伟大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严密封锁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尽量不让外界人士进入解放区,不让外界了解放区。为此,以毛主席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创办各种期刊杂志,宣传解放区;主动联系国内外媒体和朋友到解放区参观访问。
在毛主席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刊。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党创办的报刊达七八百种,新华社发展成面向全国的大型通讯社,这些媒体源源不断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大大增进了国内外人民对解放区的了解。毛主席高度重视来陕甘宁边区采访的记者,经常亲自接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采访,毛主席设宴欢迎,与他们促膝长谈,认真回答记者提问,为记者们在延安各地区各部门采访提供便利。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毛主席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就是在这次采访中写出来的,极大宣传了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正面形象。

毛主席在延安还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抗战前)、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这些记者把与毛主席的会谈和在延安的见闻如实写成新闻,向全世界作了报道,使我们党在新闻宣传上获得积极的主动权,为党的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强固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动权。

有无历史主动精神,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具有战略前沿意识和能否作出科学战略决断的重要标准。无疑,毛主席是一生都具有超凡历史主动精神的伟大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而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这方面智慧和能力表现得特别突出,使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使我们党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得到大发展。

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

史实真相不容篡改,是非曲直泾渭分明——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述评

史实真相不容篡改,是非曲直泾渭分明——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述评
八路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15日
              


史实真相不容篡改,是非曲直泾渭分明——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述评八路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学术界有个形象化比喻:地球西东两端,各有一只耳朵,西耳朵叫英国,东耳朵是日本。在西方列强殖民世界的浪潮中,西耳朵首先发威,仅用一个多世纪光景,就掠夺了相当其本土面积100倍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西耳朵的霸业,极大刺激和惊醒了本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与之相当的东耳朵。日本通过1868年“脱亚(中)入欧”的明治维新,后来居上,急剧发飙,以军国主义为国体,武士道精神为国魂,以战立国、以战养战为国策,一跃跨上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车,逐次发动了鲸吞中国,主宰亚太,称霸世界的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革命

1、1870-1879年,日本分步骤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

2、1871-1874年,日军两次进攻台湾。

3、1875-1894年,屡次侵略中国的保护国朝鲜,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和侵华战争跳板。

4、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1895年晚清政府与之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台湾由此沦为日本殖民地。

5、1898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变法扼杀在摇篮中。

6、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本出兵8000人,是联军主力和先锋,也掠夺了“庚子赔款”的大头。

7、1904—1905年,日本在海陆两栖击败俄国,强占了辽东半岛。

8、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但大权随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孙中山从1912年起进行第二次革命。

9、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在胶州湾畔打败德军,夺得并扩大了以青岛为中心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1915年日本抛出全面侵华控华的21条,北洋政府竟签字划押接受了21条。

10、1916年7月,青年毛泽东在给好友肖子升的信中,作出与日本“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战略预见。

1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数十万壮工到欧洲前线做后勤保障。本属战胜国行列的中国,“巴黎和会”列强分赃却出卖了中国,引起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景下,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从此为之一新。

12、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决定1926年进行北伐战争的大革命。国民党两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于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13、1927年6月,日本内阁抛出“田中奏折”,开始实施“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的战争计划。

14、1928年5月,日军进攻济南,制造屠杀中国人6000余人伤1万余人的“五三惨案”,占据济南长达一年。

15、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继任者张学良通电归服国民党,东北军听蒋介石指挥。面对日军为大规模侵华战争接二连三制造的挑衅事件,蒋介石三令五申“不抵抗”!


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有关方的政策主张

16、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军沈阳北大营,揭开了大规模侵华战争序幕,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7、9月21日,蒋介石一边命令东北军撤离东北,一边向形同虚设的国际联盟申诉,号召国人“镇静忍耐”,听候“国联”公理处断。12月7日,全国各地学生组成示威团,赴南京抗议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遭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近200名学生伤亡或被捕。

18、1931年9月22—25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中共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宣言和公告,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重兵围剿红军,却放纵日本侵略的罪行,号召东北人民组织武装抗日救国。1932年初,中共中央派杨靖宇同志等一批共产党员,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上组成抗日联军,坚持了长达14年抗日战争全过程。

19、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并占领上海。3月30日,扶植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轰炸承德,制造“热河事变”,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企图以伪满洲国模式,策动“华北独立”。

20、面对日寇得寸进尺的侵略行径,国民党军中具有爱国血性的部队如19路军、29军,曾进行过英勇抗击,但国民党上层一味实行妥协退让的既定方针,陆续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秦土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投降性条约,导致日本夺得对上海,尤其是华北广大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21、从1933年5月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以下称毛主席),先后9次发表公告和宣言,揭穿日本狼子野心,痛批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表达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22、1935年10月,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赴陕甘地区,围剿胜利完成万里长征,即将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

23、1935年11月,毛主席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谈话,批驳蒋介石“和平未到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降日言论,提出“抗日反蒋”的方针,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指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优待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积极诚恳地争取其抗日反蒋。

24、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京)组织领导发起大规模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毛主席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人心和干部。”同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赴山西开辟抗日前进基地和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建议。

25、1936年初,中共中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3月27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4月8日至9日,又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并于5月5日红军东征凯旋之日,宣布将“抗日反蒋”改为“迫(逼)蒋抗日”,同时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26、1936年6月初,粤桂两军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兵变”,组成抗日联军进军湖南。在蒋介石军事压迫与政治分化下,粤军失败,桂军妥协。毛主席联名朱德总司令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对“两广兵变”表示支持;继6月1日发表《救国救民主张20条》布告,又发表《抗日救国八大纲领》。

27、从1936年5月到1937年5月,毛主席殚精竭虑以书信方式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造条件。一年间发出书信数百封,国民党中央政府各类高官,中央军和各派系军队的高级将领,鲁迅、宋庆龄为代表的社会贤达,各民主党派领袖,各大学校长和知名学者,各级书报杂志文化达人,均有毛主席的亲笔信。书信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语言,打动了社会上层的人心,赢得广泛同情,全国有37种报刊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主席的书信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为促成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8、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杜绝赤祸之决议》,由“武力剿共”转变为“和平溶共”,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主张。


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的成功合作

29、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一带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国民党第29军110旅旅长何基沣指挥部队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打响!

30、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31、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发出其一生最掷地有声的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10月,同意组建新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

32、日军采取自(华)北向南、中间(上海)突破战争指导方针,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主力挺进华北,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获得平型关大捷,取得全国抗战第一个大胜利!

33、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军统帅部,组织了4场(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阻击日军的大会战。虽然4场会战均以失败告终,但击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国民党军队爱国将士表现出空前民族义愤和铁血精神,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忱。毛主席送台儿庄战役牺牲的川军师长王铭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顽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本色!”

34、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论持久战》,科学预见了全面抗战的三个阶段。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猛烈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猛烈地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猛烈地开展游击战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人民战争。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日本的战略进攻已接近顶点,战略相持阶段即将到来。”


异常艰难复杂的战略相持阶

35、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国民党首府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政府开始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尤其自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德意日结成“轴心国”,世界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之际,日本空前加大了对国民党政治诱降力度。

36、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由“联共”转变为“反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为标志,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37、两次反共高潮伴随投降危机。蒋介石与日本方面多渠道“和平”谈判频频,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则叛逃投降日本。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从此,国民党有“青天白日旗”等一切标识完全相同的蒋记重庆、汪记南京两个国民政府。

38、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理论,确立和巩固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虽然面临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严峻形势,但毛主席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得到流畅贯彻执行,不仅打退了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而且抗日民主根据地由1大块扩展到15大块,人民军队由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牵制了侵华日军60%。

39、1940年,是法西斯势力最得意忘形的猖狂时段。日本在对国民党政治诱降和军事施压的同时,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和“囚笼”政策。八路军发起为时两个多月取得重大胜利的“百团大战”,成为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刻的最精彩篇章。

40、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持续多年的绥靖政策宣告破产。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12月9日,蒋介石在全民族抗战四年零五个月之后,才宣布对日宣战!1943年春夏,蒋介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勒令解散共产党,派重兵包围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经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地坚决斗争,以及苏美两国的干预而破产。


战略反攻阶段国共两军两党的表现

41、1944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都陆续进入大反攻阶段。然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打了一场最丢份、最窝囊、损失最惨重的败仗。1944年4月至12月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近60万,146座城市、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沦陷。穷途末路的日军以伤亡7万人的代价,完成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切割、南北穿通的“一号作战”。

42、从1944年春夏至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战略性转变。一年间收复县城70余座,歼灭日伪军40多万人,根据地和解放区面积扩展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武装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拥有主力近百万人、游击队和民兵220多万人空前强大的力量。

43、日本投降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是扶植一个形式上独立,实质受美国支配的反共抗苏政权。苏联为维护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权益,和以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为条件,也赞同国民党一党建国的主张。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届全国大会上公然宣称:“当前的核心任务,在于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铁心要把战后中国继续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44、几乎与国民党“六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大会任务和目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七大”通过新的党章,作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两个确立”的决议。


对日本及国共两党的撮要评议

45、日本是侵华战争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久,掠夺中国财富最多,屠杀中国人民手段最残忍的法西斯国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然而,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战犯捧为战神供奉,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认错的举动。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罪行都没有勇气承认反而热衷篡改和美化历史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的确发人深醒!

46、如今“台独”闹得欢,须追根溯源拉清单。日本殖民台湾50,播撒下殖民政治和人文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自上世纪末李登辉执政,特别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台独”之毒愈演愈烈,成为两岸人民谋和平、促统一的共同大敌。“台独”的故乡在日本、根源也在日本!当然,地球人都知道,战后“台独”的老板在美国!

47、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国民党大都由革命党蜕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封建殖民党!一条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相结合的黑线,贯穿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全过程。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甘当日本儿皇帝,汉奸卖国贼和伪军数量创世界之最自不待言。从全面抗战截止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重庆集团也先后有60多名政要、78名将领、约50万军队投降日本。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竟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待命,禁止接受日军投降,却命令伪军就地变国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提出‘三光政策’的大战犯冈村宁次,被蒋介石‘无罪释放’,特聘为国民党军的‘高级顾问’!以此推断,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早就投降日本了,倘若如此,中国将是二战战败国,下场可想而知!

48、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上没脱离妥协投降的藩篱,军事上没克服战法笨拙的弊端,在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上更是一塌糊涂。广为流传的“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就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腐败风气的真实写照。国民党军政大员大发国难财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全方位立体的腐朽腐败,导致国民党民心丧失殆尽。

49、与之相反,被重庆方面宣传为十恶不赦、无恶不作的共产党延安方面,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领袖集团的大力倡导和以身作则模范作用带动下,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移山精神,蔚然成风。专程赴延安一探究竟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方面的精神风貌赞不绝口。侨界著名领袖陈嘉庚则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50、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日战争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和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与实践,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无敌力量;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军歌精神,是人民军队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强大基因;

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是为中国人民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唯一正确方向!


【资料主要主要来源】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2、《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3、《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社出版社1993年版)
4、《抗日战争简介》(军事科学院1991年印)
5、《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八路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

李讷曾问父亲和谁的关系最好,毛主席如何回答?

李讷曾问父亲和谁的关系最好,毛主席如何回答?
四夕读名著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14日
              


“爸,您这一生,和谁最投缘?”1974年初春的中南海,李讷陪父亲散步时脱口而出。毛主席停下脚步,抬眼望向积雪未融的紫禁城墙垛,声音低却清晰:“没有最好的朋友。”短短六个字,像北风,冷而直接,又含着不易觉察的温度。陪同的卫士抬头看天,李讷怔在原地,空气里只剩鞋底踩雪声。

那天回到菊香书屋,毛主席难得地主动翻出几本旧书、几张老照片,挑灯与女儿聊了很久。他说,没有“最”字,因为革命年代里,有些人给的是道路,有些人给的是火把,有些人给的是肩膀,把他们简单排座次,不合适。李讷默默做着记录。多年后,她整理父亲遗物,每提到那四位名字,都忍不住感叹:时代改变个人,个人也能改变时代。



第一个被提及的,是鲁迅。时间往回拨到1920年代。毛主席在上海创办《湘江评论》失败后,颇为低迷,常去中国公学图书馆。馆员见他每天借同一本《呐喊》,甚至打趣说:“先生,您要背下来吗?”毛主席笑而不答。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八个字,并标注“此人刀笔可抵十万兵”。后来到湖南安源搞工运,他给工友宣讲鲁迅杂文,用极简白话解释何为“吃人的礼教”,工友听得发呆又骂娘,效果极佳。1936年鲁迅逝世,毛主席写信给党内同志,称鲁迅是“民族魂”。在延安窑洞里,他告诉青年干事:“鲁迅的文字,比十七路军还厉害。”这句话,如今仍钉在历史的墙面。第二位,是柳亚子。很多人只记得柳亚子是“新南社”才子,却忘了他曾四次被通缉。1938年秋,他冒险经西安赶到延安。窑洞里灯光昏暗,他握着毛主席的手说:“这里有光明。”毛主席回敬一句:“光明靠你我守住。”柳亚子兴奋得整夜未睡,连续写了三首七律。十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柳亚子又来北京,带着那首著名的《感事呈毛主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毛主席拿到手,当晚在颐年堂小书桌伏案和诗。诗稿边上,他批注一句:“牢骚太盛防肠断。”既是劝诫,也是体恤。试想一下,一个逾花甲的旧民主派诗人,能得到如此诚恳回应,本身就足够动人。柳亚子最终留京参加政协,背后是对新中国命运的认可,更是对毛主席人格的信赖。



第三位名字——朱德。父亲慢慢放下茶杯,说到长征前夜的苦闷。1934年,中央红军突围失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队伍人心浮动。一次会议结束后,朱德靠在墙上对毛主席低声说:“你先休息,外面的骂名我扛着。”这一句背后,是数万人的生死。接下来的夜行军,他走在前列,鞋底磨穿,用草绳绑脚。到达贵阳附近的土城时,朱德军靴彻底开裂。有人劝他骑马,他摆手:“战士缺鞋,我怎好穿?”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毛主席当着全体代表说:“朱德同志心向人民,刀口舔血二十年。”客观地讲,没有朱德连贯两线指挥,就没有长征落点,没有日后西北根据地的雏形。1976年朱德病逝,毛主席让人连夜抬来文件柜,亲自挑选相片作为遗像,沉默一整天。这份沉默,所有人都读得懂。



最后,是周恩来。两人第一次促膝长谈,是1925年广州黄埔军校东山招待所。那夜外面下暴雨,周恩来递上热毛巾,开门见山:“掌握武装,才有发言权。”毛主席点头:“真理在枪杆子里,但枪杆子也要写文章。”两人谈到凌晨三点。十年后,遵义会议,周恩来主动提出:“军事上我不行,毛主席行。”这一推,让党的军事指挥权回到合适的手上。以后每逢关键节点,总能看到两人互补的剪影:毛主席高屋建瓴定方向,周恩来缜密落地做执行。1965年抗美援越形势紧张,周恩来病中仍连夜批文件,毛主席写条子:“朱砂手,七尺躯,国事已劳,请多保重。”在生死面前,底色是同志加兄弟。说完这四位,毛主席摸着烟盒,轻轻敲了几下桌角:“朋友这词,太狭窄。革命就是不断遇人、识人、用人,再一起做事。”李讷尚未回应,他又补一句:“真正重要的,是立场一致,而非情谊深浅。”这话不浪漫,却真实。



李讷晚年回忆那段对话,常自问:如果没有鲁迅那把思想刻刀,没有柳亚子的锋芒疾呼,没有朱德的铁肩义胆,没有周恩来的襄赞筹划,父亲还会是后来的毛主席吗?也许答案就在父亲那句“没有最好的朋友”里——广厦千间,不如同道共担风雨。不得不说,这或许也是大多数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者共同的心理画像。在很多官方照片上,毛主席喜欢把手放在同事肩头,神情放松。表面看是亲切合影,细瞧却能感到一种微妙分寸:近而不逾礼,亲而不失立场。毛主席能坦然说出“没有最好的朋友”,显然深知情谊与事业之间的微妙秤砣。

有意思的是,1966年文革伊始,北京大风黄沙。外宾问毛主席:“阁下信任谁?”他笑答:“信任群众。”这与那句“没有最好的朋友”一脉相承:把个人感情置于集体命运之后。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他对那四人的特殊情感:不是私人结盟,而是方向与道路上的并肩。

毛主席逝世后,李讷整理父亲批注时发现,鲁迅全集、柳亚子诗词、朱德诗选、周恩来文集,一本不少,且每册都有眉批。在“文化”与“武装”、“诗词”与“火药”之间,毛主席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同志,也佐证了那句“不分最好”。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谁与他关系最好?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当舞台灯光暗下,总有人挺身而出,把手中的烛火交到他手里。这一传递,才让漫长的历史隧道里,没有彻底的黑。

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

毛主席谈在中央苏区挨整的日子

毛主席谈在中央苏区挨整的日子
刘明钢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11日
            

      【1931年毛主席在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主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还同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

然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失去了军权。此后,毛主席不断挨整,处境更加艰难。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两三年”,是毛主席事业上遭受的最大挫折,对此,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1960年12月25日,毛主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毛主席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在这两段讲话中,毛主席谈到了许多问题。


一、关于挨整的原因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共六大之后,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惨遭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

幸运的是,毛主席虽然遭受到严厉地批判,“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但还没有被处死,所以,毛主席说:“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33年1月,难在上海立足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瑞金,并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主席台右四为毛主席。】


关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内容,笔者概括为四个“主义”,即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其中教条主义是王明“左”倾错误中本质的属性,其他错误都是由此而派生的。王明等人总是把“国际路线”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执行“国际路线”。

确实,王明“左”倾路线就是“国际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对于王明“左”倾错误,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教条主义的实质:“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

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因此,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忌恨。这是毛主席挨整的原因。正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


二、关于挨整的情况中共临时中央到达中央苏区后,为了排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障碍,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当时,毛主席的威信很高,“左” 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主席,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

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 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不仅如此,博古等还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主席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临时中央的这些做法,令人寒心,不少人有所顾忌,不敢接近毛主席。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主席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所以他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起:王稼祥、毛主席、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足见毛主席当时处境的困难。《毛主席传》写道: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主席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三、自我调侃“三大任务”毛主席说,自己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这是一种自我调侃。事实上, 毛主席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虽然他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2、大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
3、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4、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
5、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主席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主席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1957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身处逆境的毛主席,不悲观,不消极,不懈怠,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在等待中学习,“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天降大任”做着积极的准备。

2025年8月10日星期日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陈佳奇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09日



毛主席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在地,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对外交往等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更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模范根据地,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力推行廉洁政治,弘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回溯其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举措与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党员廉洁意识,着力提高党性修养

陕甘宁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为强化党员廉洁意识,提高党性修养,毛主席、刘少奇等党内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党员干部廉洁奉公、锤炼党性的具体要求。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围绕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发表专题演讲,要求党员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此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刘少奇这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的必读文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党员规模迅速扩大,党员素质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针对部分党员思想中存在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以及扭曲的金钱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之际,刘少奇着重予以纠正:“我们加入党,艰苦工作,不是为了几块钱,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完全明白的问题。”对此,毛主席在边区党代表大会上谈及边区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也提及全党应树立正确的私有观念,并将此上升至原则问题的高度。他指出,“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党员,应该是为革命的,不讲升官发财的,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门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强调“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其后,他还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以“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宗旨教育全体党员,着力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政治自觉。


二、严明党规法纪,强化制度约束

随着抗战逐渐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也面临内外叠加的双重挑战。毛主席判断“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为此,在边区内必须首先正风肃纪,抑制腐败现象滋生。1938年边区政府制定并颁行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针对边区所属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人员贪污腐化罪行之性质及处罚标准做出具体规定。次年,边区政府又制定《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贪污罪的定罪、量刑及从宽处理之标准。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厉行廉洁政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纲领》要求“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3年5月,边区政府又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要求政务人员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此作为“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

在制度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侧重从组织人事、津贴给养、财政经济三个方面,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1943年4月,边区陆续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等重要文件,规定“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同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以“低薪薄俸”践行“不谋私利、只为公义”的价值追求,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根据1939年初制定的收入标准,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津贴也只有5元。

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除保障给养外,其他消费一概力行节省,并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制度,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都要注意节约,以避免追加不必要的预算。另外,边区还建立经济核算制,加强对经济事业的管理与监督,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在严明的党规法纪和制度约束下,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示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


三、杜绝特权现象,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坚决杜绝特权现象。“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基层,党员也毫不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对党员的要求比非党员要严格得多。”同时,毛主席、任弼时等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更是严于律己,以德养廉,率先垂范。毛主席思考问题时总把煤油灯的灯芯拨小,以节省煤油。他从不讲究穿用,其被褥、鞋子、衣服上常多有补丁。以致于在毛主席在会见著名民主人士张澜时,竟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而叶剑英对任弼时的评价,则充分揭示出革命先驱在艰苦环境中发扬优良作风的崇高风范:“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们不仅为边区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典范,更推动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优良党风。

边区政府还注重以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曾轰动一时。肖玉璧是立有战功的战斗英雄,但却在出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他写信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坚持原则,表示“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对于肖案的处理,《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从肖玉壁之死说起》的文章,点明了此案对边区乃至全党的警示意义:“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结 语
梁漱溟在回忆1938年初赴延安访问时曾感慨:“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边区注重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和党性修养,强化党规法纪和制度规范的约束,在坚决杜绝特权的同时,发挥肖玉璧等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对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要重视开展廉政主题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其针对性与时效性,以筑牢思想防线;其次,发挥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最后,抓住“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智慧,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2025年8月6日星期三

重温毛主席的教导:“要吐故纳新”

重温毛主席的教导:“要吐故纳新”
陈先义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06日
              


今天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面对党的建设遇到的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棘手的种种问题,想起1967年毛主席那句如洪钟大吕般的时代之声:“要吐故纳新”。

1967年。那时正年轻,不知道这句话极其深厚的时代意义以及对党的建设的重大作用,只知道发布指示那天晚上,全国各个城市游行的队伍山呼海啸。当然今天对这样的群众运动也有各种解读,但可以看得见的是,当时一批与党的信念格格不入、对百姓巧取豪夺的贪腐分子,的的确确被强行清除出了革命队伍。

今天在这个复杂特殊的背景下,再读这句话,感觉就像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党化解极端复杂问题的一把“密钥”。这应该是老人家留给我们的秘方。这个秘方的要旨是遇到重大问题,先把队伍纯洁起来。不要重大风暴到来时,身边还卧着吃里扒外的汉奸卖国贼。回想起来,毛主席当年这个“吐故纳新”,包含着多么深刻而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美国及苏联两个大国试图联手瓦解中国,面临的形势极其危险。而我们队伍内部又非常复杂,既有走资派在搅乱,也有帝国主义势力里应外合,毛主席在不动声色中,把我们的队伍做了一番历史性的大清理。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到“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此后在与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毛主席又多次提及这个话题。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引用毛主席就这个内容进一步阐发的话,他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0月16日,《人民日报》非常隆重地转载此文。随后,全国开始了以“吐故纳新”为方针的整党运动。

毛主席这个谈话中,重要的是要清除党的队伍中的废料,吸收新鲜血液。这个废料,一下概括了党的队伍中潜藏的那些根本与党的宗旨和信仰格格不入的腐朽垃圾,当时叫这样的人为阶级异己分子。这些垃圾废料的形成,有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党的工作的失误造成一大批无信仰无理想甚至是“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混入了革命队伍,他们是一批坑害百姓的蛀虫。早在1966年开始,国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都出来表演,可以说一些人暴露了他们贪腐成风和压榨人民的本性,人民站出来揭发批判,造成党的队伍的阵线已经十分分明。有些人从根本上是怀念他们失去的天下,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把人民当作奴隶,就要过刘文彩、黄世仁那样的生活。他们虽然混进党内戴上了“红帽子”,但丝毫谈不上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在当时,这些人已经形成不小的政治力量。毛主席洞若观火,看到了这样一批人对党的事业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不清除这些人,党就不成其为党,我们牺牲数千万人打下的江山就可能丢掉。

所以,毛主席用“四两拨千斤”的斗争艺术,只是用“要吐故纳新”这样了了五个字,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党运动,便把党的建设面临的急如星火的重大问题着手加以解决,可以说清除了一大批废料,确保了党的队伍的健康肌体。历史上,不论军事上、政治上往往在党遭遇重大危急的时候,毛主席都能以一个杰出战略家的智慧和宽阔胸怀,能够化险为夷。称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这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党也就2000万人上下,被清除队伍的党员人数应该是非常可观的。今天若论我们党员总数已经突破一亿人之多。今天倒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毛主席的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若论党的队伍的复杂性,今天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那时有些人就是借给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在公开的舆论场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领袖和英烈,敢于诋毁我们党和国家在外交、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决策。

但是今天,这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问题。
在非毛化的恶潮中,有人公开不顾历史事实诋毁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诋毁我们已经被人民拥护和爱戴的英雄和先烈。每当我们党做出重大决策时,也总有那么一些人,站在党的对立面说三道四,应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声音,对我们党和国家肆意攻击。每当我们与西方势力进行重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也总有那么一些人站在帝国主义势力一边。
比如,我们纪念抗战,他一定站在日本军国主义一边,替日本帝国主义帮腔。我们与美国打贸易战、金融战,总有一些势力高声叫嚷不能得罪美国。我们声称我们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有人就公开叫嚷,历史上凡是跟着美国跑的都混的很好,凡是反对美国的都成了穷光蛋,都一贫如洗。类似这样的言论,连草根百姓都听不下去。这是国内一股极其凶险的邪恶势力,对党的工作对于国家危害巨大。
至于那些视人民为草芥,贪得无厌,化公为私,欺压民女,贪图享乐的一些超级坏人,他们已经没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敌人。还有一些拿着帝国主义的狗粮,整天卧在我们要害机关,向帝国主义的主子们通告情报的家伙。比如,类似光明日报那个被称为资深媒体人的董郁玉的超级坏蛋,一经出现震动全国上下,他白天高喊漂亮词句,晚间不断向敌人向日本军国主义发送情报。群众反应,这样的人,我们机关部门到底还有多少?大众表示极大的担忧。

以上这些人,不仅仅是毛主席所说的是我们党内肌体的“废料”,而且已经是我们十恶不赦的敌人。对这样一种邪恶势力,我们党迫切需要来一场真正的“吐故纳新”运动,把这样祸害我们党的队伍、影响我们党的纯洁的势力清除出去。如果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这个吐故纳新运动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今天,这样一个运动比那时更加重要了。如果不进行清除,不把这些废料清除出去,就会把我们的党弄成一个百病缠身的政党,一个带病上阵的党还怎么带领我们的党完成下一个百年的宏伟大业,还怎么去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因此对于当下来说,我们的党比百年以来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清理我们自身,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吐故纳新,都需要纯洁队伍。有人会说,这样会有大批的党员因为不合格而被清除。不怕的,同志们!一个百年大党,有病不治,诸病缠身,才是最为危险的。一个党员干部,整天进庙拜佛,整天与大师、大仙、大佬、大款成为至交,还能够指望他为人民利益奋斗终身吗?一个领导干部,已经官至省部级,捞了又捞,贪了再贪,恨不得把天下财富都装在自己腰包,一个整天想着车子、房子、位子、票子、儿子的“五子登科”的干部党员,我们还能指望他能够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不可能的同志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只能证明一句话:那叫痴心妄想!对待这样的人怎么办?还是按照毛主席的话,坚决地而不是形式的、果断地而不是犹豫的,把这类人一律清除出党。

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我们必须刀刃向内,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坚决地而不是敷衍的把自己的队伍搞干净。这是我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眼下进行自救的唯一办法。至于那些被清除出党的废料和垃圾,我们也绝不能一清了事,有罪的还要兴师问罪,该判刑的毫不手软,该杀头的那就让枪声响起来。

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党,不能让我们伟大的党在我们这一代垮在一批我们手里。党面临着历史上少有的危急,每一个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们,都应该站出来,坚决地保卫我们伟大的党。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回望历史,党的发展成长史证明,党员有朝气,党就有朝气;党员有活力,党就有活力。现在我们党内某些党员不是缺少朝气的问题,而是暮气沉沉,就有这么一些人,不是不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都一无所知。不信你考考的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辨证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学说的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资本论最为重要的理论要点是什么?还有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两个不可避免怎么解读?还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出准确答案。这才是我们最为担忧的.但是很多人现在谈起西方普世价值,谈起资本的美好,谈起西方的优越,谈起怎么对付群众问题,却是津津乐道。当一个政党的党员们放弃了他应该坚守的理想和信念,放弃了他在党旗下宣誓过的基本党性原则,还不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危机吗?

1938年4月,毛泽东同志号召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队员,“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后来他又把“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郑重写进了一篇重要文章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朝气,除了党员层面吐故纳新,管党治党要适时而动,学习教育要因势而为,精神涵养也要勇于革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对党员干部个人而言,只有保持革命者的本色,焕发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才能心态常青、活力常青。

2025年8月2日星期六

关于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思想的若干史实

关于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思想的若干史实
胡新民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02日
              
                                      
              
                   
2023年年末,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增补修订后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1-20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这是在1987年至1998年间分9次在内部出版《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共13册)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增补后公开出版的。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介绍,这套文稿,全方位、宽领域、多侧面地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的艰辛探索历程,更为详细地反映了毛主席在国内国际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卫诸多领域纷繁复杂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成为我们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财富。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习毛主席思想,继承和弘扬毛主席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奋力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旗帜鲜明地加强思想引领和理论辨析、坚定不移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地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提供有力的文献资料的支撑。

这套文稿,是毛主席著作中的一部分。上面的介绍,还提到了“毛主席思想”。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从党的七大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主席一生著述颇丰,共留下了逾千万字的著作。国内已经出版的有《毛主席选集》《毛主席文集》《毛主席著作选读》《毛主席诗词集》《毛主席农村调查文集》《毛主席外交文选》《毛主席西藏工作文选》《毛主席军事文集》《毛主席新闻工作文选》《毛主席书信选》《毛主席早期文稿》和《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等。

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之中,广东汕头书店出版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单行本。同时,在湖北,汉口长江印刷厂也出版了由瞿秋白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的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在为之所作的序言中竭力推荐,要每一个中国的革命者都去读一读这本书。从此,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名字广为流传。从这个时间算起,到1991年《毛主席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二版的问世,中间历经64年历史。如果从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第一部《毛选》算起,也有47年。从《毛选》第二版到这次修订版的《建国以来毛主席文稿》,又经历了33年。这样,毛主席著作结集出版的历史达到了80年。


    【1944年晋察冀日报版《毛主席选集》封面。】


首先使用“毛主席思想”这个概念的是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5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主席思想”这个概念,并指出:“毛主席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主席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周恩来在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将毛主席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的《学习毛澤東》一文中明确指出:“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主席思想。”此后,党内外实际上都把毛主席的著作视同毛主席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编辑出版的《毛选》四卷,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供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范本。

   【1951年10月12日,《毛主席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1960年1月12日,党中央对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主席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写道:“在青年中组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完整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法较为妥当。在为外国刊物写文章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提法。但在国内普通场合(包括演讲题目,文章和消息的标题在内)可以用‘学习毛主席思想’”,“我们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思想’并列起来提,是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误解为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主席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11页)这是把毛主席著作视同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的一份中共正式文献。


    【1960年,毛主席正在校订《毛主席选集》第四卷。】


这份文献的内容与在此前八大通过的各项文件中没有使用“毛主席思想”一词有关。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原委进行了研究,尽管史料来源有所不同,但都认为首先是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主要原因中有一条,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尽管毛主席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的,但在对外宣传上把两者并列容易引起两者有不同的内容的误解。但实际上,八大文件和大会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1977年4月,《毛选》第五卷发行,收入了毛主席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的文章共70篇。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提出必须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毛选》第五卷中收入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有关文章,根据中央指示,1982年4月10日,《毛选》第五卷停售。

尽管《毛选》第五卷停售,但收入其中的一些文章仍然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光辉名篇,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前者“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作。毛主席在报告中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提出的基本方针,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6月第462页,以下简称《一百年》)后者“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百年》第477页)

以下從略......

2025年8月1日星期五

毛主席对抗战的决定性贡献,不该忘!不敢忘!不许忘!

毛主席对抗战的决定性贡献,不该忘!不敢忘!不许忘!
侯立虹
昆仑策研究院              
2025年08月01日
              



毛主席对抗战的决定性贡献不该忘!不敢忘!不许忘!——纪念抗战80周年有感之二
侯立虹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今天也是八一建军节,我们不仅要纪念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并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辉煌,纪念中国人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贡献,还要最大程度的追忆抗战为什么胜利,是谁展示出领导抗战领袖才能,制定抗战战略、维护抗战大局、开辟敌后战场、开展人民战争,决定了抗战胜利?进而昭告世人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民战争的胜利和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就没有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地位和凝聚全国人民力量的巨大作用。

为什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节点,要再次明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对抗战的杰出领导,从内心深处铭记毛主席对抗战有着居功至伟的特殊贡献?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一种不忘初心的具体表达,更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和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感恩。

要特别警惕贬低毛主席、贬低中国共产党、吹捧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充分详细的事实大力宣传历史真相,扫除舆论阵地上的一切牛鬼蛇神。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必须牢记毛主席是确立抗战战略、把握抗战全局的领袖,是鼓舞抗战斗志、凝聚抗战力量的旗帜,是建立和维护抗战统一战线、开辟支持正面战场的敌后战场的核心,是动员依靠人民、开展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导师,牢记毛主席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最大,是最不可动摇的抗战领袖。


一、铭记主席对抗战的认识和预判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战的卓越领袖,源于他对中国抗战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源于他独具慧眼对抗战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和预判,以及由此确立的抗战国际主义,奠定了抗战胜利基础。

1、关于中国抗战的性质和定位——“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939年1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更加明确的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日本侵略中国,源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挑起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1931年9月日本首先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就是摆脱危机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随之1935年意大利发动对亚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采取侵略行动;1937年7月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这些侵略行为是它们争夺世界霸权的必要准备。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了保卫一个民族的生存、谋求一个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战争,而是为了维护东方安宁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战争。

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一次报告中作了“中国、亚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精辟而深刻的阐述,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的抗战首先起着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壮大起来”的作用。

1936年下半年他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

此后,毛主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批判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观点。他说,“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他准确地预言,目前“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明了毛主席的预判,也证明了毛主席坚持抗战国际主义的英明伟大,关键是毛主席的中国抗战世界一盘棋,与蒋介石企图拉美英下水的争取外援有着本质不同,毛主席是用事实让美英西方列强感到危机,感到抗击日寇是自己的本分,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对华的援助,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也是国际上公认毛主席是中国的实际抗战领袖,尊崇毛主席的根本原因。

2、毛主席高屋建瓴确立抗战的国际主义。中国的抗战,不只是中国捍卫主权的伟大的民族战争,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抗战的三个阶段都对世界反法西斯产生重大影响,第一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中国人民独立抗击法西斯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日军因深陷侵略战争泥沼不能自拔,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贡献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战略反攻阶段,是中国人民与反法西斯国家共同反攻日本法西斯的阶段。其中与日本侵略者处于胶着状态的战略相持阶段,对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影响更直接,更明显。

毛主席认为,中国抗战不但在于求本民族解放,而且在于帮助世界人民。1938年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

他在《纪念白求恩》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的国际主义。

回顾抗日战争的历程,毛主席在领导中国抗战的全部活动中,始终把中国战场视为世界战场的一部分,同时又总是从世界战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中国战场的行动,以利于同世界人民一起早日战胜法西斯侵略势力。

日本曾梦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战争的发展大大出乎其所料,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和取得的一些重大胜利,打乱了日本在远东进行侵略扩张的整个部署。毛主席深感中国战场在制止日寇扩大侵略方面责任重大,在指导中国抗战时,总是把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相协调、相配合。1944年12月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英勇奋战在东方主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如共产国际所说“伟大的中华民族起来反对野蛮的暴力,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所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进步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可西方一些国家鼠目寸光,居然觉得没有遭到法西斯国家直接进攻,就能保住一己私利,不但拒绝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正义事业,而且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就显得毛主席多次揭露和批判英、法、美等国的极端利己主义政策,并反复阐述中国抗战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不可分割的思想的英明伟大。

有些“国粉”片面夸大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党政府领导了抗战,甚至有文认为“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纵观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看看毛主席关于抗战的独到认识和精准预判,尤其是领导人民战争,开辟敌后战场的卓越贡献,建立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哪一点是蒋介石能比的?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以及秘密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哪一点有顾全大局抗战领袖的心胸和气度?


二、铭记《论持久战》的丰碑性贡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习近平总书记语)。中国军民能够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洗刷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论持久战》作为中国抗战指导理论可以说居功至伟。

1、《论持久战》不是简单的军事著作,也不是军事学说和战役建议,而是代表着共产党集体意志的抗战全部战略和作战动员部署,是全国军民以及各党派的抗战精神武器和思想武装的法宝,也是毛主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呕心沥血为祖国鞠躬尽瘁致力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结晶。

据警卫人员回忆,毛主席为了撰写《论持久战》,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实在太累太困了就用水洗洗脸,甚至写作入了神,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都浑然不知。《论持久战》的重大意义,在于客观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断,激发了全国人民斗志;也在于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并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还在于推出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思维,深刻阐明抗战是中日之间决死的战争,中华民族唯有奋起抗战才能赢得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更在于立足敌强我弱,揭示中国只有采取持久战战略,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问世,像及时雨滋润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心田,觉醒了千千万万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也感动了许多日本俘虏加入反战同盟,小林宽澄就是被俘虏后感化成为八路军战士,96岁还专门瞻仰毛主席故居,含泪向毛主席铜像致敬。

2、《论持久战》最伟大贡献是指明人民战争的抗战必由之路。毛主席伟大,《论持久战》光芒四射,就是开掘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抗战胜利根本,深刻指出,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并特别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政治动员重要“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和怎么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如此,“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以及“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奇异效果。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广大抗日民众在《论持久战》武装下,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草根战法”,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全民抗战场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麻雀满天飞”,“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使敌后战场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场颓势,造成了日本侵略军顾此失彼困境的壮观。《论持久战》迸发出的人民战争无敌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演绎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当年《论持久战》在日本军方和日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默默在军事部署上进行了调整,可依然无力回天,就是因为《论持久战》从来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不是“战法”而是“真理”。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叶剑英元帅重读《论持久战》,写下《七律·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不朽诗作,留下“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经典诗句,再现了《论持久战》历久弥新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引领力。


三、铭记主席引领共产党人做抗日模范的里程碑作用

毛主席指导抗战的雄文,不只是《论持久战》,而是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批驳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批判轻视游击战争,确立游击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地位,提出游击战的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六项战略方针,形成敌后游击战争系统理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清晰阐述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性质特征、主要矛盾,科学分析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大量指导抗战的光辉篇章;此处着力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如果说《论持久战》是强调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成了人民战争的全民族抗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则是强调党如何领导抗战,如何依靠人民,确保打赢这场民族战争的光辉文献。

1、《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目的和核心内容。

当时抗战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阶段,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无力持续,为了巩固和保守其占领地,把军事的重点和主要战场转入敌后,尤其是日寇侵略已经不能直接威胁其统治地位,就逐渐实施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方针。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突出。

这篇文献目的就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全党同志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党在整个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并从此能够更好地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不仅在当时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也为后来的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章主要有5个方面。

一是关于党员的模范作用,毛主席不仅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做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和维护统一战线、协调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政府工作中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民众运动中做民众朋友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等方面的模范。

二是关于党员的全局观念,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三是关于干部政策,推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和识别干部的方法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等重要论断。

四是关于党的纪律的观念,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五是关于学习的观点,告诫全党“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当把马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这些理论,促进了抗战的胜利,也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还成为党建的重要法宝,至今依旧发挥着重大作用。 

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有着独特而宝贵的价值。

除了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保了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必须注意清除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奸细分子,如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以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自觉做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引领者,发挥敌后战场的主导力量,坚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领导核心等重大理论和重要观点,而且提出对党建有着重大而深刻影响的两个观点。

一是提出共产党人利益观和荣辱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这个影响深远让共产党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宗旨,真正让蒋介石集团和西方列强害怕的,并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利益观和荣辱观。那“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利益观,那“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最可鄙”“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可尊敬”的荣辱观,成为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的重要动因,也成为判别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重要标识,更与国民党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对促进共产党人成为民族战争的模范,提高党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凝聚力、吸引力起到了重大作用,对今天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淬炼对党的忠诚优化政治生态都有着重大意义。

二是提出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领悟力,是确保党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这个“政治领悟力”就是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准确理解与深刻领会并高度认同的能力。通过深入学习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能够始终保持与党中央的高度一致。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4日、25日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是对毛主席提高政治领悟力的继承发展,也是发扬广大党通过提高政治领悟力,清除奸细分子,发挥在抗战中巨大的领导作用,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光荣传统。

3、党的抗战模范作用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是人民政权得到了空前大规模的发展。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中国社会出现了“‘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主席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的史无前例新天地,与国民党统治区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形成了强烈对比。毛主席和共产党展现出的与蒋介石截然不同的风范深深打动了陈嘉庚,虽然毛主席招待陈嘉庚的晚餐只有简单的两菜一汤,却让陈嘉庚倍感温暖和感动,不仅加深了对共产党抗战态度的认同,也坚定了他对未来中国的信心。回到新加坡后,也不忘为延安提供经济援助,并且支援了包括军需、医药以及两辆轿车的物资支持(原创1940年华侨陈嘉庚回国,毛主席两菜一汤招待,不久他捐来大批物资,搜狐2025-05-23 11:39 发布于天津市)。

二是军民一家的政治奇观。不仅敌后抗战的兵员完全来自根据地,所补充的兵员和扩大的兵员,根据地的200多万民兵,也都全部是根据地的人民;而且战争的一切供应,如粮、草、衣、钱、物,除了部队和根据地机关自己动手生产的和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以及外界支援的很少一部分,也全部由根据地人民所提供、所支持。这就是敌后抗战越抗越大、越战越强,而非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越战越损耗,越战越缩小。可以说,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没有敌后抗日力量的越来越强(杨冬权:《抗战旗帜毛主席》,第479页)。

还值得提出的是,老三篇的文章经典,有两篇都提出了关于抗战的路线和政策。其中《为人民服务》公开申明“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把“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当作共产党人抗战模范的动力;把“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作抗战模范的基本要求;把“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当作抗战模范目标;把“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当作抗战模范的砥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关于共产党人抗战模范作用的深化和升华。

人民军队之所以在敌后深深扎根,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结果,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生存形成的鲜明对比,正是毛主席与蒋介石不同抗战方略,对人民群众的不同立场的本质反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所述都来自历史书和网上文章,甚至很多都是直接引用新近呈现的纪念文章,如此洋洋洒洒,孜孜以求的长篇大论,真的是拾人牙慧,但又痴迷东抄西抄,左摘右引,目的非常简单——提醒那些个大家和权威,不要再出现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不提毛主席的情形,不要吃水忘了挖井人,光明网等主流媒体呼吁“九一八,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光明网2022-09-18),其实还应当大声疾呼:“毛主席是抗战胜利的领路人,不能忘!不敢忘!不该忘”!

所以——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和八一建军节,应该永远铭记:“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的抗战辉煌。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和八一建军节,应该永远不忘:“主席的思想传四方,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男女老少齐参战,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的抗战胜利法宝。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和八一建军节,应该永远高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咱们摆下了天落地网,要把那些强盗豺狼全都埋葬”,指引人民战争胜利的战歌。

只要一直唱响:“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就会始终牢记毛主席领导抗战的丰功伟绩,就会永远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就会一直打败东洋鬼子西洋鬼子,中华民族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章】
1、【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毛主席写作《论持久战》,内蒙古新闻网,2018-11-13 09:59,来源:人民日报;
2、《对神作<论持久战>的七大咏叹》,红歌会2025-06-28;
3、《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毛主席在抗战中的伟大历史贡献无人可比》,马列毛主义者,2025年07月10日 08:19北京;
4、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谈毛主席眼里的中国抗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08-31;
5、《论持久战》的新时代回响与史鉴价值,2020-09-04 11:09 理论网;
6、《论持久战》:指引抗战胜利的灯塔,中工理论时政,2018-11-30,来源:光明日报;
7、穿透暗夜的“东方预言”——毛主席主席发表《论持久战》,红歌会2025-07-12 11:04:53,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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