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31日星期六

话说前三十年的“穷”

话说前三十年的“穷”
张其华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31日




常有人在网上发帖子抱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如何穷,还有人把前三十年说得一塌糊涂,进而发泄一些不满情绪。本文试图就这一话题谈点个人看法。

毋庸讳言,前三十年有些穷,尤其在建国之初穷得叮当响,这是客观事实。虽然后来我国在各个领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突破,但同当时的美西方差距仍然很大,和当下的中国相比更是不在一个档次。问题是当时为什么穷?穷的根子在哪里?怎样看待这一历史现象?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她的使命担当就是为人民拔穷根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时之所以比较穷,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千孔百疮,底子太薄。这一现象源于晚清时期的腐朽衰败,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日本军国主义长达14年的入侵浩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使得曾经辉煌于世的中国逐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49年的钢产量仅为15.8万吨,粮食产量仅为2263.6亿斤。制造业极其落后,火柴被称为洋火,钉子称为洋钉,汽油称为洋油,机织布称为洋布等等。可以说,一穷二白是当时最基本的国情。

二是新中国既要应对抗美援朝战争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又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搞工业化。前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后者则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真金白银,吃光花光是不可取的,省吃俭用、过苦日子是必须的。

三是美西方的封锁、苏联的卡脖子逼债、加之天灾,使得全国上下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殊不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与人民同甘共苦,主动给自己减薪,最困难时期的1961年曾多天不吃肉,睡衣补丁摞补丁,皮鞋修了又修,树立了人民领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典范。

当然,我们党的工作中也有一些失误,但不能不说那是探索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发展中的曲折,既不是党的初心,也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能以偏概全。

对于前三十年的穷,要客观理性地去分析,辩证地去看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苦”诉到共产党和毛主席身上。

一、由穷变富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万丈高楼平地起,盖高楼不能不打地基,没有一楼哪有二楼三楼乃至更高的楼层?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国家也不可能一夜暴富。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没有人才技术的培养与提高这样一个过程,奢谈富裕只是天方夜谭。

穷和富是相对的,相比较要有正确的方法和标准。横向比,要看同当时的美西方国家是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纵向比,要看同之前的旧中国是不是发展进步了,步子迈得快不快。和现在的中国当然没法比,时间毕竟过去40多年了,要比的话,只能说明我们现在发展得更好了,更快了。改革开放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驶上了符合国情的快车道。

二、改革开放是有历史条件的,否定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有人抱怨前三十年的穷是没有实行改革开放造成的,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改革方面,新旧中国两重天,革命性的变化不言而喻。对外开放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搞闭关锁国。当初,美西方封锁敌视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主要是对苏联开放,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为了争取外援,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先后两度访苏,可谓沥尽了心血。156个工业项目的引进就是历史的见证。

上世纪70年代主要是对美西方的开放。正是在毛主席的主导下我们堂堂正正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美国在任总统未建交先访华的历史性突破,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没有这些历史的铺垫,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大门岂能一夜洞开?正是条件成熟了,历史的转折才得以实现。这是历史的传承,而不是历史的否定。

前三十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那个时期,我们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我们成功研发了“两弹一星”奠定了在世界舞台上的伟大历史地位;我们依靠人挑肩扛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我国的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到1978年增长至男性66.9岁、女性69岁;如此等等。那个年代的人,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穷是穷了些,但穷得有骨气、有志气。没有他们吃得苦中苦,哪有今天的甜上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应该向那一代人致敬,而不应冷嘲热讽伤了他们的心。

三、“两个不能否定”才是正确的政治导向。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不时看到网上两种观点相互碰撞。一种观点,动不动就拿前三十年“吃不饱”说事,把为前三十年说些公道话的人骂为“左棍”,“反对改革开放”。另一种观点,则把后三十年视为“向右转”,“胡汉三又回来了”。

笔者以为,作为普通民众认识上有些差异在所难免,但不要情绪化和绝对化。在这个舆论节点中,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述。他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分析和认识两个历史时期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认识中的不同观点要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重在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打棍子、扣帽子,以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要谨防美西方幕后插黑手,个别“公知”与他们沆瀣一气唯恐中国不乱,其险恶用心就是挑起社会对立,制造社会矛盾,通过抹黑前三十年妖魔化共产党和人民领袖,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而颠覆人民共和国。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三中全会又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我们应该集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下,万众一心,向着这一伟大目标胜利进军。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东翠路军休所老干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

战略远见!毛泽东主席如何评析和应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策略

战略远见!毛泽东主席如何评析和应对杜勒斯“和平演变”策略
综合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29日



   【毛主席在庐山(摄影:李进)1959年7月】


“和平演变”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声称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说:
“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

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说,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
“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了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公开地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单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证世界秩序的,还必须要有从而显示正义的和平转变的过程”。

同年12月,美国政要肯尼迪也公开说,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甚至批评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解放”战略缺乏具体的措施,是一些“空话”。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1961年,肯尼迪在当上美国总统后不久,就立即炮制了煊赫一时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一)

谨防“糖衣炮弹”

早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主席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为此,毛主席及时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他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

“永保资本统治”

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演说后,新华社2月2日编印了《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的报道。毛主席阅后批语: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三)

“和平转变谁呢?”

1959年11月12日下午,毛主席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

讨论国际形势问题时,毛主席拿出了三个杜勒斯讲话的文件[1]。他说:

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1959年5月24日去世)。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


(四)

“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

1959年12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谈到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时,他说,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懂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五)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

1962年8月1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

在罗瑞卿谈到美国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主席说:

一代不如一代嘛!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六)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3年5月9日这一天,毛主席为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浙江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其中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2]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七)

“此人较爽直”

1963年11月2日,毛主席会见法国总理富尔。

谈到杜勒斯时,毛主席说:

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


(八)
“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主席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

7月,毛主席主持讨论中苏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他谈到: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文章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文章还把苏联的赫鲁晓夫当成反面教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最后,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九)

“防止和平演变的十五条办法”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认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文章指出:“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十五条办法:

一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五是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六是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九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十是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十一是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十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

十三是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十四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十五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注释:

[1] 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3篇讲话,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2] 这段话为毛主席《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也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并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摘编整理)

2024年8月20日星期二

关于1958-1961年的共和国历史,要搞清楚这五个问题

关于1958-1961年的共和国历史,要搞清楚这五个问题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20日

以下文章来源于毛著和毛时代史Maoism研究 ,作者铁穆臻



   【1958年8月8日,毛主席来到河南商丘视察,与一位正在干农活的老人亲切地拉着手交流】


本文依据《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走出红墙》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资料,目的是批判那些高校里仗着自己有“叫兽”、“副叫兽”名号,到处传播诋毁前三十年、污蔑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分子。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第一,毛主席最早纠正“浮夸风”,并多次要求降低指标

(1)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指标要切实、在目标制定之后必须有具体措施、不能把指标搞得过高。请看《毛泽东年谱》就知道了。

(2)毛主席确实想提高单产,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但是他从来不信“亩产万斤”这样的指标。《毛泽东年谱》记载,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在赵紫阳的一封信的批语中明确强调过,粮食产量的提高不能着急。

(3)1958年,毛主席外出调查研究的时候,对于干部的浮夸,立即否定,坚决不信。你看李银桥同志的回忆去,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毛泽东走出红墙》一书中就有。

(4)1070吨钢是多数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毛主席表示怀疑。袁宝华同志有回忆。在北戴河会议,毛主席也对钢铁产量上不来表示了担心。

(5)好好读一读吴冷西回忆录,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一直到1958年10月,主要精力用在了亲自指挥炮击金门。而1958年10月之后,毛主席最早纠正“左”的问题。纠“左”,毛主席是最早的,薄一波的回忆也提到过,可以看《薄一波文选》。

(6)读一读《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你就明白了——从1958年到1959年,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毛主席一直在致力于反对浮夸、降低指标。

(7)毛主席郑州会议讲话就有反浮夸内容。1959年毛主席写的《党内通信》,更是毛主席反对粮食生产领域“浮夸风”的铁证。从目前能找到的所有文献来看,至少1958年11月上旬,毛主席把反对浮夸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方针高度,从此彻底、全面和一切浮夸对着干。这些在《毛泽东文集》里可见。

综上所述,虽然在1958年初期,大家有“左”的情绪,但是毛主席纠正问题是最早的。1958年11月上旬开始,毛主席就坚决彻底与粮食产量的一切浮夸撕破脸对着干,而且多次为降低指标召开了各种会议。所以至少1958年11月之后存在浮夸、“卫星”的话,你怪不上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坚决和这些对着干、致力于纠正这些问题的。


    【1958年10月31日郑州会议前夕,毛主席召集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在他的专列办公室召开小型座谈会】


第二,毛主席一直反对并最早纠正“一平二调”

(1)北戴河会议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看《毛泽东年谱》就能知道,北戴河决议里面,毛主席亲自加的话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毛主席自己经常调查研究,他也派他的秘书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一些人把 “社共队产”、“共产主义生活”、“取消家庭”、“强制农民”、自己宣布自己“全民所有制”这些事情当好事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就发现了他们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开始纠正他们的问题。看过《毛泽东年谱》就知道。

(3)郑州会议,毛主席强调区分两大所有制;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甚至说,他要“右倾”到底,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帮农民说话、反对剥夺农民,也要坚持等价交换、反对“左”倾。你们看《毛泽东年谱》就知道。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4)在《十年总结》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不仅批判了浮夸风,而且强调了坚持区分两大所有制、反对“一平二调”、坚持发展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有,这也是铁证。

(5)无论是1959年还是1960年、1961年,毛主席写过一系列光辉著作,坚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永远不许“一平二调”》,都是铁证。这些在《毛泽东文集》都有。

综上所述,北戴河会议开始,毛主席就强调要区分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后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一系列会议,毛主席都坚决强调区分两大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剥夺农民。“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大所有制”的问题,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推广人民公社开始,就不是毛主席的错误;“反对退赔、搞“一平二调”,至少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就不是毛主席的错误。那时开始,毛主席坚决要求“退赔”。


   【1958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第三,庐山会议上真实的毛主席

(1)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主张纠“左”。毛主席对于“左”的问题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彭也就写了三千字)”要深刻得多、严厉得多。无论是浮夸风还是共产风,无论是“一平二调”还是“比例失调“,毛主席早就发现了、早就在纠正,并不是彭大将军首先知道和提出的。《毛泽东年谱》对这些记载得清清楚楚。

(2)庐山会议的结果,总体上也保留了纠“左”的成果。庐山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是坚持区分两大所有制、坚持发展商品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反对“一平二调”的。而且庐山会议决定了继续降低指标,没有增加指标。庐山会议是个反对浮夸、降低指标的会议。这也在《毛泽东年谱》记载得很清楚。

(3)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毛主席极力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张闻天,都没有站出来和主席一起纠“左”。这就让毛主席和党内很多同志产生了怀疑。王稼祥同志在武昌会议就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纠“左”、主动提建议,毛主席则对他表示了欢迎、支持。这方面事实,《王稼祥年谱》有,想看的自己看去。如果彭张等人也像王稼祥同志一样早在那时就积极支持毛主席,而不是在纠“左”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之后才站出来,他们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4)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各位同志之后,毛主席根据之后的情况发表了讲话。毛主席批判了一些不准批评的同志的“左”的错误,同时批评了一些同志对于总路线的动摇态度,并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毛主席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主席的讲话,《毛泽东年谱》有。

(5)对彭德怀这封信表示强烈不满的主要是一线其他领导同志。彭的一些话,确实在当时也不利于党内团结。王光美同志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彭当时的错误,可以看《王光美访谈录》。正如王光美同志所说,当时毛主席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为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做了很大的努力。

(6)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照样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务。《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照样肯定了彭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功绩。毛主席对彭德怀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这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年谱》和《彭德怀年谱》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现场】



第四,严重自然灾害、苏修撤资、苏修逼债,是三年困难时期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1)1959-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确实非常严重。杨松林老师的研究《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引用了大量权威资料证明了这个。这是雷打不动的事实。金辉的文章避开当时3000多个水文站,仅仅“调查”了其中0.3%的一百多个水文站,就以0.3%掩盖100%,造谣三年的时候“风调雨顺”、“气候和八十年代差不多”,真是阴险至极。宣传这个谣言的“叫兽”、“副叫兽”,也是非蠢即坏。

(2)也有一些造谣“风调雨顺”的家伙,搞什么“平均值”,把水灾多的月份的降水量“平均”到旱灾多的月份,从而说什么“降水量正常”。这类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也是非蠢即坏。这样算“平均值”,和在一个人数最多的国家算“人均贪污率”一样愚蠢。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早就对这些谣言严厉批判了。

(3)苏修撤资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的维系,更需要依靠本国农业。为了继续维系和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加大在农业领域的提取力度也是必然的。所以,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表面情况来理解。从当时苏联撤资以来一穷二白的中国维系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依靠本国力量积累工业资金的角度来看,当时反右倾、发展农业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年谱》中,毛主席多次提到过,我国支援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农业。

(4)苏联不仅撤资,而且逼债。苏联逼债是客观存在的、是极其严重的,即使他们提出“鉴于中国自然灾害严重,延缓偿还日期”的时候,也没有放弃逼债,也要求我们必须在他们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偿还完债务。当时还苏联债,也必须依靠本国农业。李慎明老师的文章——《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列举真实事例证明了当时逼债确实存在。

综上所述,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客观存在、苏联的逼债和撤资更是雪上加霜,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责任,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些天灾和苏联带来的人祸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自然灾害更是粮食产量严重下降的主要因素。


   【1962年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


第五,集体化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私有化、自由化恰恰会制造人为的饥荒

(1)笔者听到过最无耻而可笑的谣言,就是“只有集体化才有人为大饥荒”。笔者想说的是,恰恰集体化最有利于抵抗大饥荒,而私有化和自由化最难以抵抗大饥荒。

(2)私有化、自由化就没有大饥荒了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秦汉唐宋元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记载得清清楚楚,大饥荒多得是。那时的中国是小农经济、自由化,照样难以抵制饥荒。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化和自由化条件下——地主阶级疯狂盘剥农民、搞土地兼并、不顾农民死活,资本家疯狂盘剥工人、兼并中小企业、不顾工人和小生产者死活,恰恰会导致人为的饥荒。印度的饥荒实际上比较严重,不像某些洋奴分子所吹嘘的那样“完美”。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就引用了大量真实资料证明了笔者上述这些内容,不懂的、想看的,自己去拜读杨老师的著作去!

(3)集体化、相对集中的经济体制,恰恰有利于预防饥荒,有利于减少饥荒带来的危害。欧洲封建社会的饥荒就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少一些,因为欧洲封建社会不是中国封建社会那样自由的经济模式,而是土地相对集中、农奴对领主贵族依附性更强的封建制。农奴依附性更强,贵族为了维系其对于农奴的长期剥削,至少不会轻易让农奴死亡。这就不像古代中国的地主和近现代西方的资本家,抢完作为相对自由劳动力农民和完全自由劳动力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就不顾他们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杨松林老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对这一道理的论述更加清晰而具有说服力。

(4)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坚持的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和对人民生存安全底线最坚决的保障,比以前剥削制度都要进步。恰恰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了农业集体化制度,恰恰是因为新中国实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社员保障体系,才有利于调动一切有利条件来支援缺粮地区、帮助缺粮农村;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使新中国成功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点,杨松林老师《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有充分的论证。1962年“农业六十条”颁布之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正式成熟了起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记载,人民公社正式成熟的1962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三年困难时期严重饥饿的现象。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并不会“人为制造饥饿”,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根据上述依据和分析,足以得出五个结论:

第一,毛主席最早纠正“浮夸风”。1958年11月以后的问题,你怪不上和这些问题坚决作斗争的毛主席。

第二,毛主席最早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1958年11月以后的问题,你怪不上和这些问题坚决作斗争的毛主席。

第三,庐山会议保留了纠“左”的成果并决定降低指标,反右倾也具有非常严肃的历史背景。

第四,自然灾害客观存在、苏修撤资和苏修逼债不可忽视,粮食减产主要在于严重天灾,人祸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苏修之祸。

第五,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恰恰最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帮助人民度过难关。

经济大家毛主席

经济大家毛主席
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20日




非毛反毛的人,历史虚无新中国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造谣污蔑毛主席,说毛主席不懂经济,新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污蔑造谣,是敌对势力发起的舆论战。受此影响,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形成了毛主席不懂经济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一方面的原因,是长期没有人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来研究毛主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以前更多的研究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书法家、诗词大家的毛主席,而掩盖了经济大家的毛主席。

稍加研究,你就会发现,毛主席不但懂经济,而且是我党经济工作的大家,是推动新中国经济的大家,是世界上独有的把经济工作做到了政治艺术高度的大家,无人可比肩。



一是毛主席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科学研究,并正确实践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探索领导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开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全新局面。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保障了红军和作战的物资供给,也为上海的党中央提供了物质保障。



从另一个侧面看,红军时期,毛主席在根据地实实在在抓经济工作时,党中央的领导们还躲在上海的租界里与蒋介石的特务“捉迷藏”呢!没有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红军就不能作战与发展,上海的党中央就没有活下来的资本。

二是毛主席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娴熟驾驭经济力量的军事家。作为军事家,世界上没有那一个军事家能如此成功地发展经济、运用经济来战胜敌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打起红旗造反的人,不足千人的队伍上山,要生存、要作战、要发展,必须先解决好吃饭、穿衣问题。不仅如此,搞根据地政权建设,不解决好老百姓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保障战争的胜利。一般人,津津乐道是某战役、某战斗的军事仗,而没有看到这其中的经济仗。这只有毛主席是清楚的。

毛主席告诉全党、全军:经济是战争胜负的最终决定因素,打仗没空做经济工作、战争环境不能做经济工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同蒋介石不仅是打军事仗、政治仗,还有经济仗。打不赢经济仗,就打不赢军事仗、政治仗。即使打赢了,胜利也保不住。看看,这是毛主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经济与军事的阐述,其他人那时可能连意识都还没有呢。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高度融合了经济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一体发展,用经济斗争为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服务,用经济利益保障革命政权建设,这是世界史上的军事家都不曾做到的,是了不起的创举。

实际上,作为我们现代人,只要脑子不进水,就可以想象得到:毛主席如果不懂经济,不会领导经济,共产党和它的军队,早在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就让蒋介石掐死灭掉了。

三是毛主席是中国特色经济理论家。毛主席在他长期领导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新中国经济工作中,亲自撰写了大量的经济理论著作。这些经济理论著作,紧密结合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不同时期的经济建设实际,阐述了不同时期的经济工作规律和经济工作方法,为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巩固国家政权、改善民生发挥了最为根本性的作用。

在中央苏区,毛主席曾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一系列文献,精辟地论述了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不仅为当时,而且为以后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主席领导地位的变化,他在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策,指导了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克服日本法西斯实行“三光政策”和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发挥了指路作用。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面对即将取得全国政权,就如何进行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提前进行了科学预研,阐明了经济理论,作出了正确的经济决策,以此武装一直拿枪的革命干部,为适应新中国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更加系统化,更加带有全局性和规律性。一切从国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调动一切经济因素,正确处理各种利益之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均是已为历史证明了的科学正确理论。这些理论,带有中国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性,其基本的方面对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四是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经济成就。李敖先生在一篇时评文章中,以详实的数据批驳了认为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落后的错误观点。李先生研究认为: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后期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有人可能质疑大跃进?那么,大跃进是什么呢?大跃进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有错?没错!这有误?没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成功的,新中国搞大跃进,以革命精神大干快上搞经济建设,在主观指导上是没错的。问题恰恰出在下面,乱跃进、搞浮夸、瞎指挥,造成一些地方出问题,而这最终又是毛主席掌握了真实情况,率先发现问题,进行了纠正。

有人又可能质疑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但换一个角度分析,你会注意到,毛主席的主观本意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也被证明是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后十年巨大成就的精神力量。这里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综观世界风云,更多地顾虑到身后中国政权变颜色问题,强调了政治问题,而这也已证实,正如王光美说的:现在看,毛主席是对的。

总之,综观历史,可以说,毛主席既是经济理论大家,又是经济实践行家。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毛泽东精神》作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2024年8月13日星期二

粟裕得领袖真传秘诀:1929年警卫毛主席3个月

粟裕得领袖真传秘诀:1929年警卫毛主席3个月
作者:李克勤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13日






【题记】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主席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撤销了前委书记。毛主席提出想去养病,朱德陈毅同意并且派曾经当过周恩来警卫班长的粟裕带一个连前去警卫。这对粟裕来说是千载难寻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三个月毛主席的言传身教,勤奋好学的粟裕耳濡目染,深悟其道,所以深得毛主席的真传,为日后在战场上大展宏图奠定了牢靠的道器变通之基。



   【粟裕(1907年8月10日-1984年2月5日)】


01

粟裕大将晚年回忆警卫毛主席

粟裕大将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段,我在一纵队任三连连长,我们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他住在永定附近天子岽的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住地附近活动,警卫—游击—警卫。当时的陈唯元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

毛主席实际上是利用养病之际,整理总结经验教训,因而他的工作依然也很忙,常常通宵达旦工作,粟裕就陪伴在他身边,经常看毛主席写的文章,这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次,粟裕认真阅读毛主席写的关于游击战的书,毛主席见状,调侃道:“我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吃香了。”

粟裕说:“现在不吃香只是暂时的,游击战还是最适合红军作战的,等吃过了苦头之后,大家就会认同这套战术了。”

粟裕的说法被日后实践所证实。



毛主席非常欣赏粟裕的好学上进,经常就如何进行游击战争,如何理解战争的规律等话题,和粟裕一起交流,这让粟裕颇为受益,同时粟裕也在毛主席心目中有了深刻印象。

粟裕曾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的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生受益。”


02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老百姓说: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毛主席1961年对蒙哥马利元帅时说: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



据统计,在近4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军进行的较为重要的战役共134次,每役歼敌3万以上的38次,其中粟裕指挥的有12次;每役歼敌5万人以上的23次,其中粟裕指挥的有8次。

粟裕大将6次负伤,他在淮海战役中有过极富传奇色彩经历,创造了战争奇迹。毛主席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建国初期,无论是解放台湾,还是抗美援朝,粟裕都是毛主席首先想到的指挥员,这不是偶然的。

谨以此文纪念粟裕大将诞辰117周年!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运十”飞机的研制成功与下马真相
任治侯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12日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2014年11月在人大、北大、北航等七所高校的巡回演讲报告

任治侯


我是上海飞机制造厂的退休职工,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运十”飞机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种研制成功的大型客机,是我国迄今为止飞得最高、最远,载客量最多的大型客机。“运十”第一架飞机出厂已有整整38年,第一次试飞成功距今已整整34年。趁此机会我向大家汇报毛主席的伟大决策及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而形成的“运十精神”。


一、上海研制“运十”飞机是毛主席的伟大决策

1、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直对新中国实行围堵、封锁、制裁。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对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进行封锁和战争威胁。1969年,苏联侵略我国珍宝岛,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指挥下,粉碎了苏修的进攻,保住了珍宝岛,但苏联仍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于60年代下叶在航空航天领域投入巨资,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8年,美国波音公司研制成功波音747飞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架可以直接飞越太平洋的大型飞机。

1969年,美国实施阿波罗航天计划,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美国在实施阿波罗计划的同时,向全世界宣布,全世界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其他国家都可以有偿收看阿波罗登月的电视实况转播,这是对中国的公然封锁和挑衅。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中国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全国人民群策群力,使我们对帝国主义和苏修集团毫不畏惧。在60年代,我国氢弹爆炸成功,歼八战机和轰六中程轰炸机也试飞成功,09核潜艇即将试航,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卫星也发射成功。我国有了原子弹、氢弹,但远程轰炸机、空中加油机当时还没有,战略武器的远程投送能力还很差,而研制大型客机、大型运输机正是实现远程轰炸机远程投送的关键环节。这样的时代背景,毛主席比我们谁都清楚。


2、毛主席决策上海造大飞机


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从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在上海造大飞机,是毛主席他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形势,考虑国内的生产能力及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作出的决策。

1972年1月15日下午,中央军委在军委招待所第七会议室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上海飞机制造厂(当时叫空军第五七零三厂)关于运十飞机设计方案的汇报。当时一位同志在会议的开幕词中说:1969年国庆节前毛主席路过上海,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了上海工业生产情况,我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造火箭等方面的事情,安排了上天的事情。当时毛主席问:“有没有造飞机?”这位同志继续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想起造飞机的事,是毛主席出的题目,并非作为上海请战。

1970年7月下旬,毛主席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又提出这个话题”,毛主席说:“上海工业技术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空四军政委当时是上海负责人之一,他于1970年7月23日向空军司令员报告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空军党委,上海市委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雷厉风行,立即展开了行动。7月26日国务院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提交《关于上海、广州地区制造飞机问题的请示》报告,7月30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同意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的请示,并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于1970年8月27日联合批复发文:原则同意上海市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并纳入国家计划。该项目定名为708工程,飞机代号为“运十”。在这个批复中同意上海造“运十”飞机。由此可见,“运十”飞机是毛主席提议,周总理批准、国家计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立项的国家项目,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体现。


3、落实毛主席指示,确定设计方案

毛主席关于上海造飞机的指示及国务院的文件传达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各路英豪奔赴上海飞机制造厂,同上飞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成立了七零八工程设计组,轰六副总设计师马凤山同志任设计组技术负责人,熊焰同志任设计组行政负责人。当时工厂党委的指导思想是: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早日把大飞机造出来,让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国访问时乘坐我们国产的飞机。党委充分发扬民主,对造出什么样的飞机的问题上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讨论方案。



   【“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


老实说,中国当时设计这样大型的飞机确实困难重重,各种标准、特种材料、加工设备、各种工艺同“头号”帝国主义都有很大的差距。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天佑中华。1971年冬,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302飞机(这一型号同美国总统专机为同一型号),在我国新疆昌吉州阿维脱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机头受损,无法再飞。上飞厂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前往考察,认为机头虽受损严重,但可以作为我们设计和制造的参考。1972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办公室会议,同意上海翼吊四台发动机设计方案,同时同意将巴基斯坦在新疆损坏的波音707划给上海。从此,“运十”飞机的研制大幕正式拉开。


二、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上海造飞机,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零批次“运十”飞机共制造三架,第一架用于静力试验,第二架用于试飞,第三架用于改进定型,进而在80年代形成年产十架的能力。今天是个好日子,1976年的今天第一架“运十”飞机出厂,运往陕西省进行静力试验(也称为全机破坏试验)。1980年9月26日,第二架“运十”飞机在上海试飞成功。至1976年国庆节,第三架“运十”飞机完成了65%的工作量。第一架“运十”飞机在陕西的静力试验中,机身达到105%的设计载荷,机翼达到100.2%的设计载荷,也就是说完全能够满足安全系数。“运十”飞机上飞机本体原材料100%国产化,包括所有的高强度钢材,铝合金板材、型材、大型锻件,起落架完全国产,机载附件95%国产化。这四大指标已保持了38年,展望未来至少还要保持十几年,可达半个世纪之久。

1972年1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运十”飞机翼吊四台发动机方案,至1976年9月第一架静力试验机出厂,中国仅用了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同欧洲空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空客的制造速度。


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呢?

答案就是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决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鞍钢宪法,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每一个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毛主席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上海飞机制造厂所取得的成绩,同党委书记吕广杰同志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吕广杰同志的命运同“运十”飞机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1973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上海为主研制“运十”飞机,而此时“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不尽人意。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市委果断决定调吕广杰同志任上海飞机制造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吕广杰同志到任以后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迅速扭转了局面,开启了“运十”飞机研制的新征程,使“运十”的研制进度提前了再提前,质量提高了再提高,具体做法是:


1、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在吕广杰来上飞厂之前,工厂干部职工的思想较为混乱,内耗比较严重,因此“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比较缓慢。吕广杰同志来后狠抓党委班子建设,狠抓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用主席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他采用对干部严,对群众宽,对亲者严,对疏者宽的方法,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确思想既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又每晚主动找被批评的干部谈心至深更半夜,同时他更支持干部大胆工作,这让被批评的干部心悦诚服,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位党委书记批评干部的目的是教育干部、教育群众,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要上海造飞机的伟大战略部署。经过党的传统和党性教育,全厂职工迅速抛弃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相互间的恩恩怨怨,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干“运十”。


2、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党委和吕广杰同志清楚地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他们对我们实行封锁、围堵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运十”飞机的研制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其中的先进技术帝国主义是不会给我们的,即使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攻克“运十”飞机技术难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工人参与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实行由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进行技术攻关。全厂先后组织了350多个三结合小组,每个攻关组都由支部书记挂帅,先后攻克了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螺栓、超高压无扩口接头、大型镁合金机翼壁板浇铸、装载50吨航空煤油整体油箱、不锈钢超薄壁(0.4mm)大口径(150mm)管道的弯制、超长大梁的机械加工和热处理、各种表面处理(如化学铣切、硬质氧极化镀镉钛除氢处理)、大型锻件加工,起落架锻打、焊接、探伤、总装及试验等等,特别是对重庆西南铝厂的铝合金板轧机进行改装,使该厂在1.5米的轧机上轧出了1.7米的大型铝合金板。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在各项技术攻关中,吕广杰还直接担任梳状接头攻关组的负责人,这350多个攻关组至1975年底基本解决了“运十”飞机在研制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这些项目有的得到航空部、科技部的大奖。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为“运十”飞机研制的三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运十”飞机研制成功雄辩地说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三结合进行技术攻关,是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有效方法。



3、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集中力量大打歼灭战

大家知道,制造飞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一般需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设计、试验阶段,二是地面设备制造及厂房跑道建设阶段,三是飞机本体制造阶段,四是试飞定型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量最大。而地面设备需制造12500副模具,全机身的型架,工装,夹具、刀具、量具等,还要建造10万平米的厂房,对跑道进行加宽、加厚、加长,工作量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党委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全体职工攻坚克难。

在吕广杰同志和厂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厂7000名职工20个月的奋战,至1975年国庆,全厂完成了模具12500副,完成了全机的型架制造;完成了首批三架飞机的铆接工作,具备了总装的条件。同时经过工厂和建设部门的努力,大场厂区也初具规模,1975年10月三架铆接好的“运十”由龙华运入大场厂区,工人又及时组织了总装大会战,各路英才汇集于总装厂房,进行认真、仔细、周全的总装及测试。1976年8月至9月,在第一架飞机上进行各系统的总装演练,获取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大口径管道的走向、转弯半径这些数据的取得,为总装第二架“运十”飞机打下了基础。1976年9月23日,第一架“运十”飞机在全厂职工和家属的祝福声中,装上火车,隆重出厂。第二架飞机进入了总装线。

从1974年初至1976年10月,全厂共进行了12次大的会战,使“运十”飞机的研制进度提前了再提前,年人均劳动生产率比1973年增加了300%以上,全厂义务加班工时达2200多万工时,相当于1万名定额工人1年多的工作量,形成了“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十精神”和企业文化。

吕广杰同志十五岁参加革命,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电信局,沪东船厂还是在上海飞机制造厂,他都牢记毛主席的领导,像种子一样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所到之处都战功赫赫,他为我国的造船工业、海军建设、大飞机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抗日寇灭蒋军为开国将士,他制巨轮造雄鹰为强国英豪,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红色企业家。目前在家卧床养病。30年后的今天,广大老职工仍然十分想念着为“运十”飞机作出首席贡献的老领导,称他是“活着的焦裕禄”。


4、全国大协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大飞机项目历来是世界强国皇冠上的最大宝石,“运十”同样如此。据统计,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了运十飞机的研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为新中国历史所罕见。上海飞机制造厂为主机厂,上海航空发动机厂承担涡扇8发动机的研制,上海航空电器厂承担大飞机起落架的制造,上海电动工具厂承担飞机反推力装置的研制,如此等等,难以尽说。

研制各种新型材料、各种复杂机载附件的厂家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协作中,发挥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单位接到任务后都由党政负责人亲自动员、亲自负责,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攻克了许许多多技术难关,许多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例如电机恒速装置由南京511厂研制成功,使电机转速保持在每分钟400±2转的超高水平上,上海电子物理研究所研制的航行气象雷达能看到250公里以外的气象条件,783厂研制成功了空中交通管制应答机,其他厂家研制的各大附件也都先后取得了成功,有的产品现在正广泛应用于歼击机、直升机,有的项目还得到国家的奖励。

从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十飞机研制过程真正做到了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每个厂、每位职工都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作出自己的贡献。


5、运十的试飞。

1976年9月,第二架运十飞机推上了总装线,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使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受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上飞厂按原来制定的计划,兵分二路,一路由副厂长汪万年同志带领去陕西耀县对运十飞机做静力试验,另一路人马对02架飞机进行总装。由于上级迟迟不将试制经费发下来,03架运十飞机处于停工状态。上飞厂广大干部工人克服种种困难,把02架运十飞机总装好,在试飞站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检查和各种试验,1980年9月26日首飞成功,在上海多次试飞后,先后飞去北京进行汇报试飞,以后又飞至广州、昆明,并以最大的起飞重量110吨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运十满载中央各大媒体记者、上海市有关领导、试验人员,于1983年11月4日上午8时57分从上飞厂起飞,巡航高度11000米,航程3600公里,逆风耗时4小时48分,回程顺风仅用了3小时42分。验证了运十巡航性能良好,所有系统工作正常,实用航程完全可以达到8000公里。试飞情况大家在报纸、电视中都已看到了。下面我讲讲运十飞机七次货运拉萨的部分情况。根据试飞大纲,运十飞机没有载货试飞拉萨的项目,1983年12月国家经委要求处于试飞状态的运十飞机执行货运拉萨的任务。大家都知道,西藏是是世界屋脊,是试飞禁区,另外拉萨贡嘎机场根本不具备接纳大型飞机的条件,该机场没有加油车,没有为大飞机充电的车辆,但试飞机组为了亲人解放军,为了藏族同胞,冒着极大的风险特别是英雄机长王金大同志稳稳地操纵飞机降落在周边地理环境极为恶劣的贡嘎机场上。从1984年3月9日至16日,先后7次为驻藏部队藏族同胞运去急需的物品。由于该机场没有相应的加油和充电设备,飞机上午到贡嘎机场,发动机不关车,在卸货后下午立即离开贡嘎机场返回成都双流机场,在7次货运拉萨的飞行中未产生任何故障和事故,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运十飞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在试飞阶段货运拉萨的飞机,它经受住了考验,为毛主席争了气,为社会主义争了气,为中华民族争了气。

大家想过没有,如果运十飞机在货运拉萨的过程中发生万一,这个巨大的责任会落在谁的头上呢?不言而喻。


三、运十飞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和成功经验

运十飞机研制成功的重大意义,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得比较多了,但成功的经验还没有人总结,我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研制方针

在运十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党委始终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体职工的思想,用党性抵制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全厂职工高度团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为早日造出大飞机做无私奉献。同时大家又清醒地认识到高端技术,特别是涉及军事和国家安全的科学技术,外国人是永远不会卖给我们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洋为中用、取长补短、自我创新才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最有效方法。运十飞机中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成品都是坚持这一方针的成果。无扩口技术学自美国波音飞机,现在已赶上或超过美国。上世纪90年代,我国某重点工程请美国专家来解决无扩口技术问题,结果很不如人意,航空部派人持航空部领导亲笔邀请信来上海邀请应宝庆工程师前往解决。当时应宝庆同志已经退休,他义无反顾前往,他应用他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到现场后很快解决问题,使美国专家十分惊讶,极为佩服,当即邀请应宝庆工程师前往美国传授技艺。

毛主席去世后,有些人想通过与美国合作,学到对方军用飞机的技术,结果到了美国以后,连军用飞机的大门都没能进去。从1980年9月26日第一架运十飞机飞上天,之后34年中,没有一架大型国产民航飞机飞上天,大飞机研制走上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道路。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什么时候就前进就胜利。


2、全国一盘棋

参与“运十’飞机研制直接配套单位近三百家,二次配套单位近千家,分布在冶金、机械、仪器仪表、航空、化工、交通运输、设计、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各大系统。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各参战单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不拜孔方兄,不考虑个人和小团队的得失,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一方有难、各方支援,不管是直接配套单位还是二次配套单位,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使上飞厂机所需要的各项材料、附件能及时得到,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运十”飞机的全国大协作,各有关单位的无私奉献,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威力。

在整个运十大会战中,没有黄、赌、毒、贪,没有铺张浪费,没有乌纱帽的自由市场,只有无私奉献和不断创新。


3、坚持走“三结合”道路

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厂坚决贯彻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研制初期,工艺员就进驻“七〇八”设计组,充分了解设计构思和要求,设计人员充分听取工艺人员及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的意见,使设计变得合理。工艺师、工人了解了设计意图,及早制造了工装,进行了工艺准备,既大大压缩了试制周期,又保证了制造质量。用户及早进驻(王金大同志在1970年底就进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与设计、制造,试验过程中又得到用户的大力支持,设计更加可靠和适用。各附件、标准件生产厂家、研究单位都实行三结合,成立“三结合”攻关组,保证了各种资源有效利用,攻克了技术难关。


4、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人群众中迸发出极高的热情,他们大搞技术革新。郑元俊等同志硬是用木榔头敲出了合格的发房前缘,厂党委及时发现这一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因为他的这一“敲”,解决了“运十”的难题,至少使进度提前2至3年。工人又向全厂职工发出倡议:“加班不补休,人人争上游”。这一倡议在全厂得到大力支持与推广。人人要求义务加班,人人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人人大干苦干,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5、有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

上飞的职工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他们在党和部队的多年教育下,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技术水平,良好的身体素质。

在政治觉悟方面,他们完全把工厂作为自己的家,爱厂如家,视自己为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丝毫没有雇佣与被雇佣的观念。领导干部多为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他们同工人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岗位是分工不同,但地位相同、目的相同,所以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攻克难关,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无私奉献的忘我劳动。

在业务技术方面。上飞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多为哈军、北大、清华、北航、复旦、交大、南航的毕业生,是中华民族中的精英力量。工人队伍多数人员是空军技校及上海市劳动局技校毕业的学生,有一部分还具有大、中专学历,有的是从空军飞行维修部队退伍的战士,他们进厂后虚心向老师傅学习,特别是“两航”人员,他们把自己几十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无偿地传授给年轻人。1971年10月上飞厂招收了许多70届、72届青年同志充实工人队伍,这些同志进厂后,苦练基本工,钻研各项技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飞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平均技术水平在上海市名列前茅。钣金工、铆接工,热处理、表面处理的水平在全国领先。以王松林、陈廉芳、林松茂、董龙海、徐慎华、陈景德为代表的一批同志,他们并没有高等学历,但他们为我国航空、航天、军工、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可以设计产品,绘出很规范的图纸,又能以高超的生产技术解决问题,他们人人身怀绝技,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上飞厂的工人经历制造“运十”飞机的锤炼,目前都成了生产支线飞机的技术骨干。吕广杰同志离休后,他评价上飞厂职工队伍是“思想觉悟高尚、技术水平高超、组织纪律严密”的队伍,能和这支队伍一起工作是毕生的荣幸,这支队伍给了他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中国正因为有这支过硬的队伍,才迅速地把运十飞机优质地造了出来。

在身体素质方面,上飞厂多数职工经过部队的锻炼,普遍有较好的身体素质,他们吃苦耐劳,能打大仗、恶仗。

这支队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修理队伍的第一主力,他们非但制造了运十飞机,还为我国之后研制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卫星发射、99主战坦克、导弹发射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贡献了力量。

进入21世纪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退休,但他们仍十分关心工厂,为工厂分忧解难。2004年,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在龙华厂区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工厂因土地开发,厂房被拆,具有先进水平的液压车间、热处理车间、机加车间、大件车间、中心试验室不复存在,看到厂区残垣断壁,他们心如刀绞,老泪纵横,瘫坐在地,望天长叹,为上飞厂、为“运十”飞机而可惜。可见这批老同志对上飞厂、对我国的航空工业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呀!


三、“运十”的夭折及损失
1、“运十”的夭折

毛主席逝世后,开始有人质疑毛主席决策的正确性,上级再也不发下用于总装第三架“运十”飞机的经费,上飞厂职工一方面用有限的资金对第一架进行静力试验,对第二架做试飞准备。全厂7000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研究项目,去生产煤球炉子和一些民用产品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运十”飞机首飞的前夜,一位副部长询问试飞领导小组负责人:“明天飞不上去怎么办?”这位负责人用手做出了掉脑袋的动作,并反问这位副部长“飞上去如何?”副部长回答:“如果飞上去......”,接着他也用手做出了个人头落地的动作。第二天一早,这位副部长悄悄地回北京。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这位副部长早在1980年4月就知道上边的意图,要让“运十”飞机停下来,与美国合作总装MD-82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由国家划拨的资金还是不能到位。上飞厂迫于无奈于1980年12月22日越级向国家领导人写报告,反映“运十”飞机取得的成绩,反映了研制大型飞机对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请求经费上给予支持,把研究工作做完。1981年1月12日和2月11日,国家计委国防局和三机部分别向国家财经领导小组打了报告。两个报告均认为,“运十”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客机,现已建立起一支大型客机的设计研制队伍,初步形成了研制大型客机的基地,现在样机已进入验证性试飞,在国内现有条件下,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继续研制下去,如中途停下来不干,损失太大。同年4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作了批示,要求组织一个专家论证组对“运十”飞机的研制问题进行全面论证。1981年6月18日至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运十”飞机论证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国最著名的航空老专家,时任上海交大校长范绪箕先生,北航教授王俊奎等一批著名的航空、冶金、化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共55人。专家们经过充分论证,一致认为“运十”飞机造出来不容易,停下来损失太大。于是,他们向国家建议:研制工作不要停,队伍不要散,成果不要丢,他们还建议国家对民航工业实行保护政策。1981年8月13日,上海市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向国务院和薄一波上报了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但未得到任何批复。

1981年12月8日,“运十”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南苑机场进行汇报飞行,机组在北京进行了二次飞行,汇报飞行十分精彩,得到空军、海军、三机部领导及首都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众人异口同声高度赞扬“运十”飞机,首都各界人士4400多人排着长队上飞机进行参观。“运十”飞机在北京停留期间,多么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参观一下呀,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直到12月25日,薄一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进京汇报代表,他十分无奈地说:“我是支持你们的,但经费问题我是决定不了。”“那个报告(指上海与三机部“8·13”报告)我批示不了,要计委去办,报国务院批”。进京代表十分沮丧地回到了上海,满腹牢骚地说:“我们像猴子出把戏,飞完了,演出完了,拿着锣鼓收钱的时候,竟然没有拿到一分钱。”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像这样的大事,政府首脑都要到场祝贺的。例如空中客车380下线,英、德、西班牙、法国四国首脑亲临现场剪彩。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再向国家计委作了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和继续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为1100多万元的费用,但报告无任何回复。这时“运十”飞机就像诞生不久的健康婴儿在摇篮之中嗷嗷待哺,但除了“不拨经费”还是“不拨经费”。“运十”飞机连购买航空煤油的钱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上飞厂决定让“运十”飞机机载八吨蔬菜去哈尔滨进行贩卖,以赚一点小钱来购买航空煤油,继续进行各种科目的试飞。

在地方政府,三机部及广大设计师、工艺师,技师、老工人为“运十”生存而努力的同时,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公司总裁美籍华人张镇中也没有闲着。他和他的主子游说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要他不要购买“运十”飞机,去购买美国的飞机。沈图在利益面前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同时上级要求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2飞机,并三令五申,多道金牌要上飞按美国FAA的要求整改,让出厂房,为与麦道合作创造条件。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工程师联合签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

可惜的是这一系列强国愿望和强国建议没有得到任何采纳,发来的仍然是一道道金牌,严令按美国FAA要求进行腾清厂房,否则各级干部就地免职。在万般无奈之下,在职工的一片悲愤之中,成千上万吨的“运十”飞机的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飞机而建造的厂房中搬出,堆放在露天广场,任凭日晒雨淋,最后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作为废铜烂铁送进了炼钢厂的炉子,熊熊烈火烧掉的是中国民航工业的基础,烧掉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制造自己的大飞机的爱国愿望,可怜的第三架“运十”飞机成了MD-82飞机练习的靶子。新工人在上面练好技术后再上MD-82操作,初生的“运十”飞机这个中国无数精英培育出来的健康婴儿,因为在摇篮之中得不到一滴乳汁而夭折。沈图又趁火打劫,从机身上拆走了四台发动机。

“运十”的不幸夭折,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正义的人民是极其悲痛的,而且是永远的痛,但极少数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中国共产党的顽固分子是极其高兴的。美国麦道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由此可见,打倒“运十”,使“运十”夭折是有预谋的,是相当于为美国利益的。


2、“运十”夭折的损失

(1)使我国丧失了发展大飞机的大好时期

研制“运十”飞机时,人心齐,泰山移,大家一边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一边埋头苦干,使第一架“运十”飞机于1976年9月出厂,做强度试验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1980年首架“运十”飞机试飞成功。“运十”之后几十年来我国没有一架大型飞机做强度试验,没有一架大型飞机飞上蓝天,我国的民机市场被波音、空客占领,现在再研制与“运十”同样吨位的大型飞机还需苦干十年的时间,使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本已缩短了的差距又被拉大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我们学习他们最新技术的难度也加大了。再加上有丰富经验的老工程师、老工人的退休,新一代工人的技术脱节较大,要达到“运十”飞机的机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强度试验达到100.2%和105%这四项数据,还需更长的时间。


(2)使我国基础工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家知道大飞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大飞机上使用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非金属材料、各种复杂的机载设备不是一年二年能研制出来的,有的甚至需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研制成功。在“运十”飞机研制过程中,我国一批重点企业,组成“三结合”科技攻关小组,经过艰苦而又卓越的努力,才攻克了许多难题,在原材料、加工工艺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走上了正轨。由于“运十”的夭折,航空工业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加工工艺的研制处于停滞状态,一批企业转产或停产,甚至被解散。工人下岗、待退休,过着艰辛的生活。

如果我国坚持不懈地研制到现在,我国的许多企业不致关门或解散,工人也不必下岗待业。我国的特殊钢材、高强度铝合金、高强度重量轻的碳纤维非金属材料早已定牌号成批生产,也不需现在再启动研制。美国在50年代研制波音大飞机的时候也没有7150、7050等牌号的高强度铝合金,由于从不间断的研究,才有了诸如7150等牌号的材料。而我们自己的高强度特殊钢材(如30GrMnSiNiA+Mo)材料已研制成功,性能同美国波音使用的相当,但由于“运十”的夭折,三结合的攻关组被迫解散,当初参加研制的工程师、炼钢工人、试验人员早已退休,有的已病故,如今不得不重新研制。何时能研制成功用在大飞机上还是未知数,现在生产中的ARJ-21支线飞机所使用的原材料、机载附件不得不花高价从国外进口,甚至连铆钉、螺栓也依靠进口,使西方国家掌握了中国民航飞机制造的命运,一旦翻脸,我们就很被动。

实践证明,美国的尖端制造业发达并不是它的制度是多么优越,它的国民是多么聪明。而是他们认识到尖端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所以集中人才不断研制,才有了今天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基础十分薄弱的基础上,研制出了“运十”飞机这样的先进装备和各项先进技术,却夭折在摇篮之中,几十年的停滞,使我国的大飞机制造业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何等大的折腾啊!


(3)使中国财政遭受重大损失

对“运十”飞机,国家共投资5.087亿人民币,上海市地方财政投入0.29亿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共投资5.377亿人民币。其中3.8亿元用于飞机本体的研制,1.577亿元用于基本建设及设备采购。如今再建造相等面积的厂房、跑道、发动机试车台架等需数百亿的资金,可见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亿元资金相当于现在百亿资金。“运十”的夭折使国家财政损失了相当于现在的数百亿资金。这些钱都是全国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呀!如今再启动大飞机研制项目将耗资上千亿资金。


 (4)使中国综合国力受挫

大飞机(100吨以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大飞机与宇宙飞船的最大区别在于:大飞机需经数万次的,十几万次的起降,载着一百多名至几百名的乘客,在有阻力的空气中累计飞行十几万小时,因此对大飞机的材料、动力、制造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美、欧盟及俄罗斯能制造大飞机,当然中国也曾造过大飞机。而制造卫星、火箭的国家是很多的,包括韩国、印度、以色列、巴西等国。“运十”的被夭折,使中国已有的大飞机工业基础受严重挫折,中国人民拿在手中的科技宝石又没有了。


(5)使优秀人才受到严重伤害

1970年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研制大飞机的号角,全国优秀人才从五湖四海汇聚上海研制运十飞机,建立起一支政治觉悟高、技术水平好、组织纪律强的队伍。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信神,不怕鬼,他们不唯美,不崇美。在他们手中,飞机本体100%国产化,机载附件95%国产化,造出了大型涡扇八发动机及试车台架,试飞结果良好,他们是多么希望我国首脑出访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大飞机啊!直至1984年,数百名工程师仍联合签名上书中央希望能唤醒重造大飞机的愿望。他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梦想,没有保住“运十”飞机,没有使“运十”飞机重新展翅飞翔。“运十”飞机夭折了!他们只能为美国麦道公司打工,组装MD-82飞机。他们强烈的强国愿望和建设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设计队伍无事可做,三结合攻关组相继解散,制造能力大幅下降,部分职工被迫转行或下岗,有的被等待退休。工厂十多年不加工资,使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工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上海市平均工资,生活水平低下,对国家重点大学毕业的学生失去了吸引力。上飞厂液压件制造、表面处理、热处理、地面设备制造等车间又被剥离出去,国有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上飞厂的厂区面积也大大缩小。大场厂区的铆接、钣金、焊接等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如今的上飞厂职工队伍同当时研制“运十”飞机的职工队伍在精神、技术方面已有很大差距,要达到原有的水平还需相当一段时间。

“运十”飞机夭折,国人感到痛心啊!痛心!痛心!并将是永远的痛!

错误已经铸成,时间无法倒流,我们回忆研制“运十”的艰难历程,目的是为了发扬“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运十精神”,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视察了上海商飞公司,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大型客机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是一个国家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制造大飞机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航空梦。要力争早日让我们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这是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极大鼓舞和鞭策,国有企业应该挺直脊梁,理直气壮地承担起这一重任,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领导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率很高的现代化大型客机一定会研制成功,我们预祝它早日飞上蓝天。


(作者系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


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毛泽东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动因和现实指引

毛泽东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动因和现实指引
刘吕红 遵帅辉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05日





【摘要】独立自主在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具有突出的在场性。从历史动因来看,近代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教训构成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前置历史实践,独立自主开辟的革命新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命题奠定了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方向。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思想在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实现了理论内涵的丰富拓新,内蕴国家主权、建设道路和精神信仰独立自主的三重深刻内涵。继承并发扬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智慧,就要坚持独立自主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毛主席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行了深邃思考和艰辛探索,他创造性地将独立自主思想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独有的民族姿态和主体自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纵深推进确定鲜明的“自主性”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主创造的民族复兴之路,其开启的逻辑前提之一即是遵循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及其成功开创,是在对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因此,回顾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动因,阐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新征程上坚持独立自主地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提出: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立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历程,绕不开对毛主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的考察,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构成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显著特征。


(一)毛主席确立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独立自主的精神姿态和重要原则

独立自主是党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历史经验之一,“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这一重大历史经验见诸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伟大实践,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历程的理论升华。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在毛主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在场性,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原则,他将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个方面,成功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不仅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基调,使中国式现代化超脱了现代化后发国家现代化与独立性相矛盾的历史困境,而且引领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望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继续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必须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

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已经反复证明了攀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裹挟中建设现代化的惨痛教训,更证明了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摆脱做西方国家附庸的厄运,就必须结合实际,独立自主地探寻适合中国的现代化新路。同时,革命时期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审慎对待苏联的“现代化经验”,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必定水土不服,要走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坚持独立自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中,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道路。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在理论层面与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愿景根本相悖,而且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通过殖民掠夺、侵略扩张建设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在新中国也并不存在。同样,新中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现代化暴露出的诸如工业部门的协调等问题,证明“苏联模式”并不能够回答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课题。毛主席曾指出,“一切都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探索现代化,不存在可以照抄照搬的模板,只有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课题作出科学回答。


(三)独立自主是需要以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核心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后,独立自主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立自主与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独立自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有学者认为,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主探索和创新的基础,独立自主和创新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二是聚焦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早期探索。陈立中、晋亚静,王鹏、祝新宇,金思扬,朱思远等人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早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理论成果贡献、实践探索取得的成就等内容,彰显了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三是关注独立自主在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中的地位作用。有学者认为,毛主席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对建设时期我们取得的光辉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大都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毛主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把独立自主作为毛主席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个方面,较少基于独立自主的思想原则本身进行立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历史过程,也是历史事实,对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仅要基于历史过程本身,更要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历史经验,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为继续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现实启示。


二、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动因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近代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课题,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革命时期独立自主探索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


(一)近代现代化探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确立,开启了生产力大爆发的大生产时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完成工业革命、取得现代化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东方大国的国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内,从挽救民族生死存亡的危局出发,中国人民开始了苦苦追寻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征程。这是一部中国人民遭受掠夺、蒙受屈辱的苦难史,也是各阶层力量艰难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奋斗史。

改良主义与攀附西方的现代化是走不通的“死路”。“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作为封建政府和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洋务派官僚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视为维系封建伦理纲常体系和统治秩序的救命稻草,试图扶其统治大厦于将倾。维新派主张通过制度改良推行君主立宪,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然而,温和的不彻底的改良运动最终遭致守旧势力的残暴镇压而宣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点燃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但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严重幻想,革命果实最终被封建军阀窃取。新文化运动更主张全面“西化”,试图以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开启整个社会的变革。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向西方学习,向西方靠拢,苦苦追求的现代化非但不能实现,反而遭受“洋先生”的侵略。毛主席曾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追随西方脚步,试图让渡主权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能是黄粱一梦。

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才是“出路”。从根本上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既遭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打压,又面临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侵略,先进的生产力不能在以经济政治发展极端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中孕育出来。正如毛主席指出,“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群体开始讨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个关键议题,意识到跟在“洋先生”身后亦步亦趋追求现代化,只能是让渡主权,高度依附西方的邪路,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二)革命时期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命题域构成了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历史前提,为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并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历经长期的复杂斗争,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党支部。面对纷乱复杂的时局,成立初期力量式微、根基未稳的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正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才选择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投身至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然而,共产国际的这种领导方式也存在着显著的问题,作为新型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是一个独立性的政党。毛主席回忆这段时期时就曾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在这样的局面下,党内一部分人士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提出“二次革命论”,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国民党右派持续妥协退让,最终招致大革命的失败。

同时,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独立思考。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中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逐渐破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束缚;在八七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完成了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经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此后,遵义会议不仅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更对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在场意义。毛主席曾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通过批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纠正并终结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不仅打破了对共产国际权威的迷信,而且实现了党独立自主对自身错误的纠正。这表明,党终于能够成熟、独立、自主地处理党自身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拥有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得来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指引下,党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崭新课题的现实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时期,党的历史任务由革命转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应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本状况的现实实然间的矛盾交织构成了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境遇。

坚持独立自主才能担负起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完整的国家主权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前提。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建立在近代畸形发展、饱受摧残的脆弱经济现状之上,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和封锁禁运,艰苦复杂的建设条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问题域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要答好现代化建设这一崭新课题,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

苏联模式和西方现代化的弊端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自主地开辟新路。毛主席激烈地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揭露西方国家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本质。毛主席指出:“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对待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在早期借鉴苏联经验的实践和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思考的来回反复中,“苏联模式”在中国日益“暴露弊端”“水土不服”,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毛主席深刻认识到要突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他指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毛主席自身高度的历史自觉精神赋予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毛主席自身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精神,历史自觉精神要求历史主体能够自觉地判断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对于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主席善于总结东西方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将革命年代形成的独立自主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将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试图找出一条比较快、比较完美、有中国人自己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与独立自主思想的内涵拓新

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崭新课题的全面展开,为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思想的内涵拓新提供了契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的新的问题论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思想蕴含着国家主权、建设道路和精神信仰独立自主的深刻内涵,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前提、破除了路径依赖、提供了精神力量,成功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


(一)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前提

国家主权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核心概念,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先决条件。不同于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中国现代化在近代的早期探索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家主权的陷落危机使中国人民对主权独立有着强烈的情感追求。1935年,在瓦窑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毛主席在分析当前中国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取得完整的国家主权,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才能摆脱跟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身后亦步亦趋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命运。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建设、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了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刻内涵。

政治上的自立自决是经济上自主发展的先决条件。毛主席将中国现代化问题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阔视野之中分析,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就没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权。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正是建立在近代中国丧失主权的历史事实之上。政治主权的缺失直接导致生产资料被帝国主义占领。只有取得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才能将生产资料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将劳动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欺凌之下组织起来。正如194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结束后的烈士追悼大会上所强调的,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解放生产力”,“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

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手段。毛主席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必须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建立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才能将生产力从压抑它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发展的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完整国家主权的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依靠革命取得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国家主权,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毛主席曾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在20世纪发展中国家谋求民族独立、政治解放的斗争中,中国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范式中,后发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放弃独立性,依附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开启现代化、建设现代化,陷入有独立性无现代化、有现代化无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困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从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出让国家主权利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困境。


(二)建设道路的独立自主为现代化建设破除路径依赖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取得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百废待兴的经济现状,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反思中,在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模仿借鉴中,在实践的反复探索中,毛主席确立了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在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资本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是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并通过对内剥削工人、对外殖民扩张的罪恶方式,不断进行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的血腥肮脏的“原罪”,也不能克服其内在矛盾导致的终归消亡的“宿命”。另一方面,资本至上的内在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分化,广大劳动人民被资本异化为物质生产和资产阶级享乐的“生产工具”,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不能给广大中国人民光明的发展前景。同时,西方的封锁和中国的落后现状也决定了中国的建设道路必须开辟新路,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建设方案。

在模仿借鉴苏联现代化模式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苏联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工业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缺乏使得苏联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天然学习对象。然而,苏联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极容易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衡,以重工业为主的建设方案又会导致重工业、轻工业的比例失调,这些弊端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都暴露无遗。周恩来曾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在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指明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总体设想,强调要协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此为指导,中国成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为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坚持独立自主与积极争取外援相结合推进现代化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绝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积极争取外部援助,积极学习国外经济建设的有益经验,将国外发展经济的有益做法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1956年,毛主席同拉美国家有关人士谈话时曾指出:“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绝对不能采取关门主义,要独立自主地借鉴对我国建设有益的相关经验,将这些经验为我所用。


(三)精神信仰的独立自主为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需要理论指导、精神力量支撑、统筹谋划的系统性工程,“精神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更是如此”。毛主席独立自主思想不仅蕴含着国家主权和建设道路等实践层面的重要内容,更有着独立自主坚守理想信念、建构现代化理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冲破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压抑和文明歧视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理论指导。在近代早期中国追寻现代化的征程中,各种探索方案纷纷破产,中国人民缺乏科学的思想武器应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强加给中国人的所谓“先进文化”。中国人民对以往创造的文化文明成果丧失自信,陷入文化的历史纠结之中。然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新型的思想武器进入中国,并指导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毛主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先进的科学理论不仅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更能够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人民取得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中国人民要保持精神信仰的独立自主,坚持主体自觉,选择与自身实践相契合的理论指导,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

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探索中,毛主席逐渐展现出独立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精神自觉,对于照搬苏联表示“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主席指出,“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崭新事业,苏联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借鉴,但运用不好,教条主义式地照搬,就一定会水土不服,反受束缚,反映到现代化实践中,就一定会带来失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以苏为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大命题,提出对待苏联的经验,一定不能照搬照抄,而要有独创精神。毛主席指出,“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这就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拥有高度的理论自觉,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的精神力量。精神信仰的独立自主还体现在对本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的高度自信上。近代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历史文化和丰富精神世界失去信心,一度陷入对西方文化精神的盲目崇拜之中。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洗刷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屈辱之后,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以昂扬的精神姿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压抑。


四、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指引

毛主席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理论和实践探索,成功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启,更为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一)深化理论创新,独立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毛主席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程中,呈现出坚持独立自主的高度理论自觉,指引着我们以独立自主的理论自觉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独立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扎实推动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以独立自主的理论自觉推动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和判断。同时,要结合时代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容更新。独立自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以我们正在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凝练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独立自主创造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理论自觉是主体能够从正在进行的现实实践出发,结合所处的时代要求,批判地吸收借鉴外来理论,不受外来理论的限制和束缚,创造适合自己发展需求的原创性理论。毛主席在谈及苏联经验时曾指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西方现代化理论因其生成发展的历史较早,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拥有广阔的信众和市场,但每一种具体的理论都有其生成的历史和现实土壤,盲目信服西方现代化理论只会水土不服,适得其反。对当代中国而言,发扬独立自主的理论创造精神,就是要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束缚,以辩证法的批判精神独立自主地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中,毛主席始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将独立自主的精神意愿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自觉行动,指引着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一穷二白”的脆弱根基之上开展现代化建设,但毛主席坚信即便面对帝国主义和各种外来势力的干预和阻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一定可以实现现代化的美好夙愿。面临苏联全面撤走专家援助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党带领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广大科研工作者在沙漠戈壁里独立研制“两弹一星”,在不长的时间里均取得成功。正如毛主席所说:“能够独立自主,是自己应做的事情。”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有充足的信心和能力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独立自主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打压和遏制,更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坚定不移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向前推进。


(三)坚持独立自主,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道路决定成败,方向决定命运。
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走自己的路”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下,破除了对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迷信,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更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求以苏为鉴,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了宝贵的理论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动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改革举措,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刘吕红,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遵帅辉,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学习论坛》2024年第4期)

2024年8月2日星期五

我们何以为中华民族

我们何以为中华民族
翁淮南
昆仑策研究院
 2024年08月02日





读懂中国需要读懂中华民族,而我们何以为中华民族?

走进中华民族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处,梳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便如画卷般展开。

从文字维度看,汉字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文字的创造与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识。埃及、玛雅等古代文明的文字早已离去,但是以汉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自源古典文字系统。

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是距今3300多年前的甲骨文。商武丁时期“人”“中”“华”“民”“族”五个甲骨文字,彰显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家庭。“人”是侧身的,助人者人也,伸手协作,相互依存。“中”,表意“中心”,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有中心,占有“天下之中”的位置。关于“华”,学者韩建周、牛海燕认为,“华”是西岳华山,又与“花”同,泛指繁盛。“民”泛指黎民百姓。“族”是武装力量聚在一个旗帜下。


    【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中华民族”】


1902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2018年3月,“中华民族”首次写入我国宪法。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同胞尽管具有不同的民族称谓,但共享着最重要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涵得以延续。

汉字是世界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统。文字的起始阶段超越殷墟甲骨文。中国早在距今8000年—7000年的淮河流域,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图案,被认为是完整的九宫图形。初现于距今9000年兴盛于距今6500年—5000年的彩陶文化,如半坡的鱼纹、庙底沟的鸟纹、大溪文化的绞索纽结纹,则代表了先民思想传播的第一次高峰。距今5000年—4000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的一件大口陶缸上刻画着日、月、山的图案,而丁公遗址则出土了较为成熟的文字符号。距今4300年—3800年,被认为是尧都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曾发现毛笔朱书“文邑”二字的陶扁壶。

秦统一六国开始,“书同文”成为王朝治理的重要传统和保障。秦诏版、辽宁绥中的秦碣石宫遗址、福建崇安汉城的出土陶文、广州南越国宫署出土的简牍、封泥和陶文,或是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人档案,汉代西北边陲驿塞出土的汉简牍、汉长安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以及在更庞大地域内出土的秦汉简牍、封泥、印章、石刻,无论其文字书写、载体,还是行文格式等均高度一致。“书同文”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

汉字造就文化长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 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

中华民族拥有传承经学和史学的传统。经学是连续性的。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 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若把子学传统上溯,就会看到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共享了一个统一的精神谱系。十三经的注和传是在汉唐之间完成的, 东汉有郑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赵岐《孟子注》,曹魏有王弼《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西晋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范宁《春秋毂梁传集解》、郭璞《尔雅注》,东晋有《尚书》伪孔传,唐代有唐玄宗《孝经注》。由此,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逐渐 凸显。
 

       【东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碑)】


史学也是连续性的。3000年前的青铜器何尊,呈现了最早的“中国”称谓。编年体史书凸显了中国历史的贯通意识。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将夏商周三代与孔子的时代相贯通,呈现了王道理想。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方式达到了“究天人之际”的目的。还有以典章制度为主体的通史著作,如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与《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胡人所建政权也多承中原王朝修史传统,如北魏崔鸿撰写了《十六国春秋》。

历史镜鉴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了智慧。唐代坚持为北魏、北齐、北周、梁、陈、隋、晋撰写了断代史。元代为宋辽金修史,明代为元代修史,清代为明代修史。他们都是通过对前代历史进行叙述和总结,来体现对中华政治传统、 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修史过程中,强调执笔人“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增强历史编纂的可信度。

地中海沿岸3000多年前就出现了表音文字。使用表音文字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联,后来都分崩离析。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问:中国要灭族了吗?钱穆非常自信:中国亡不了。因为中国文化不灭,中国就不亡。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汉字是这种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标志。

从时间维度看,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长河中已延绵5000多年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这一原生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一道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

史前时期,文明初现,中华民族起源。距 今1.2万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距今8000多年前,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之间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6000年起,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联结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也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大约从5800年前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中心聚落。良渚文化修建了大规模都邑、水利系统。陶寺文化也体现出了较强的政治统合能力。


     【卡若文化距今5000年—4000年,西藏昌都双体陶罐】


夏商周时期,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阶段。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夏、商、周本来是三个不同的族群、政治集团,它们在不同的空间中交替成为天下共主,最终形成了时间上“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关系。特别是周朝修建了纵横天下的道路体系,进一步将天下各地的族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华夏共同体。

秦汉时期,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秦汉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

整合成统一国家,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汉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关市, 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王朝基层小吏“喜”的事迹,呈现了一个普通小吏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注入历史动力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大交融。370年间,“五胡”入华,汇聚融合。胡人君主确立了清晰的“夷夏同源”历史叙事。匈奴后裔刘渊建立“汉国”,祭祀自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同为匈奴后裔的赫连勃勃立国号为“大夏”,称自己为“大禹之后”。慕容鲜卑自称“有熊氏之苗裔”。拓跋鲜卑追认祖源为黄帝之子昌意。此时,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佛教、祆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

隋唐五代时期,中华民族空前繁荣。隋唐两代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营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隋唐五代时期,华夷一体,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


   【云冈石窟第20窟】


辽宋夏金时期,中华民族内聚发展。辽宋夏金均被称为“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后,开始自认“中国”,称辽人为“中国之民”。辽道宗时,耶律俨修《皇朝实录》, 明确宣称契丹为黄帝后裔。鉴于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将辽朝附于四夷,辽人将宋朝开国历史附于辽朝国史。宋朝统一中原,文教昌盛而军事孱弱。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实质正是为南宋争正统,但他同时强调“天下为一”。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黄帝苗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对立政权的统治者共奉中国,追求的不是“中国”之裂,而是接续大一统的“中国”之合。

元朝时期,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忽必烈时期,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实现天下一统的理念也表示认同。忽必烈对文天祥精神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大力褒扬文天祥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明朝对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融合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明朝时期中外互通,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 阳明心学的诞生、伊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

清朝前中期,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朝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历时8个月,万里归国。中华一家,土尔扈特部离去100多年最终归来,彰显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从空间维度看,中华民族在中国五大文化带形成共同家园


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

河流是孕育文明的摇篮。空中俯瞰,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形状正如北冥之鲲。从巍巍祁连、莽莽昆仑到苍茫云海间的天山,冰峰雪水凿穿深入中亚草原地带的通道,推开东西交流的门户。“胡焕庸线”东侧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天然地具有内向凝聚力。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带来人的汇聚,逐渐发展成为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中国五大文化带是个开放的内外循环系统,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地缘优势。


      【元,天字拾二号夜巡牌(铜制)】


在中国五大文化带,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权意义上的中国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并不重合。整体看,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有伸有缩,但只是胖瘦之分,没有器质之变。若向西看,古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直留存至今,但 古希腊文明的国家载体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希伯来文明较为完整地延续至今,但它在两千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是以国家形态来延续和发展的。中华民族在五大文化带发展形成了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生存的疆域,起步就是“好大的一个家”。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古印度为印度河,它们的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黄河上中游发育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

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4000年前,“统一的玉礼制度”已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罗布泊等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

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 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延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护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新疆尼雅遗址出土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蒙古高原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中出土汉字“天子单于”瓦当,表明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深刻影响。在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30余个大小政权兴替,但是中华文明实现了长城边缘地区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一体化整合。

万里驼铃万里波,万国衣冠会长安。隋唐时期,其疆域从农耕区扩展至游牧区,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同时,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契丹、靺鞨、室韦、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646年的灵州大会上,西北番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治理制度,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

元朝时期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辽、西夏、金等政权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测影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形成“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新局面。

明清时期,统一的疆域更趋巩固。明朝力图承袭元的疆域,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 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共同家园需要共同的保护。1553年,倭寇主力侵犯江浙地区,年近花甲的壮族瓦氏夫人,请命抗倭,成就了一段保家卫国的传奇。1850年,在岳麓山下湘江边的方舟中,65岁的林则徐勉励38岁布衣左宗棠,“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 属”。20多年后,左宗棠舆榇出关,收复新疆。

统一性是基于空间的疆域完整统一。大国版图培育了大国心态,就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中华民族内聚力越强,中国版图越紧凑。黑格尔对此感慨:“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从文明维度看,中华民族在世界创新竞争中长期走在前列


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文”“化”“明”,呈现了中华民族变革与创新:“化”是两人背靠背协作创新和生产,“明”是透着日月的光亮;文化成为物质和精神不断创新、生产的沉淀,文明成为文化沉淀的精华和光亮。

经济学家弗兰克用数据资料证明,在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等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段历史”。

创新性构成中华文明的前进动力。中华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这种领先状态几乎伴随了整部世界古代史。

中华民族是第一批领跑世界文明史的民族。这些领跑者从西向东,分别出现在尼罗河 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些古老民族率先摆脱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迈过文明时代的门槛,并率先走出氏族公社阶段,建立起国家组织。上古中华文明的诞生比起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稍晚一些,但当时中原文明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种植黍、粟、稷、稻等农作物,并掌握了酿酒技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文明史的开端处已站在了前列。


   【石雕蚕蛹,距今6000年,出土于夏县师村遗址】


中华民族是参与造就世界文明史上古典繁荣的民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把中国的孔 子、老子、墨子、庄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代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并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随后到来的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的对话,奥古斯都、恺撒、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李维、托勒密和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苏武、张衡,群星灿烂,堪称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只是在建立与其他民族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秦汉王朝时,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罗马帝国覆亡时,埃及人、色雷斯人等散去;秦汉王朝垮台时,中华民族依然凝成一个整体。值得一提的是,秦代实施编户齐民的社会基层精确化管理,领先了欧洲2000多年。编户齐民改变了基层民众的从属关系,证明中华文明具备高度统一的文化形态。

中华民族是引领中古时期创新的最主要民族。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开始了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造纸术在公元8世纪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帝国,并通过西班牙进入欧洲。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火药也传入阿拉伯。据统计,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 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接着看隋唐王朝,儒释道三教交相辉映,此外还有景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思想繁荣。唐代长安城高峰时期常住人口将近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至北宋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商业最繁华的国度。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显示, 张扬着北宋都城汴梁的高度繁华。

即使近代走入百年低谷期,也难以抹杀中华民族的创新潜能。欧洲开辟新航路以后,迅速强大起来的欧洲资产阶级开始了殖民主义扩张。因时而变,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内在逻 辑。近代中国虽然没能继续走在世界创新潮流的前列,但中华文明对自身传统的创新变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中国人民主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独立自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发展维度看,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人类的星辰大海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梦”概念启航之地,展出的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梦”,表达中华民族对物质和精神的双追求。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梦非梦。若以1921年为坐标,呈现的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

1521年:明世宗即位,加封王阳明为“新建伯”。王阳明曾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1521年,莫尔的《乌托邦》在欧洲传播。社会主义五百年序幕拉开。

1621年:明天启元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明末,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同期的托马斯 ?康帕内拉创作《太阳城》,虚幻了一个实行绝对的公有制和没有贫富对立的社会。1621年4月,“五月花号”捕鱼小船再度从英国起锚时,“美国梦”也随之起锚了。

1721年:清文武百官庆贺康熙帝御任60周年。当年,让 ?梅叶创作《遗书》,提出建立平均共产主义制度。同年,英国正式形成内阁制, 西方“民主政治”开始向全球推广。此时,彼得大帝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俄国梦”开始了。彼得大帝比康熙帝小18岁,两人较量,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作为国名第一次呈现在外交文件中,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

1821年:清道光元年,清政府重申严禁鸦片贸易,再次筹划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当天朝的国门一旦被轰开,中华民族便跌入历史深渊。1821年,马克思3岁。马克思一直关注中国,并预言,中国“最终会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究竟如何唤醒睡狮?百年后,中国共产党直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


     【商武丁时期甲骨文字“梦”字】


1921年:苏俄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为先锋队。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人田汉、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全社会普及了“中华民族”观念。1950年12月,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先锋队始终高举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大旗。

中华民族的标识符号引起世界舆论的热情关注:从东海之滨到大漠戈壁,从泰山、昆仑、秦岭、珠峰等高山到长江、黄河等大川,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炎黄始祖、伏羲画卦、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远古传说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英雄史诗等文学作品,从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故宫、布达拉宫等伟大工程和石窟、岩画等历史文化遗产到皮影戏、剪纸、算盘、二十四节气、针灸、书法、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深海探测、天眼望远镜等重大科技成果到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等等,它们成为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印记,成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战略资源,也成为读懂未来中国的鲜活物证样本。

美国著名右翼学者福山教授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将终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澳大利亚讲话直言:10多亿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将是“全球灾难”。然而,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就这样,风一更,雪一更,炎黄子孙跨过了千山万水。眺望世界民族大花园,中华民族正走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2. 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著《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3. 本书编写组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
4.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5.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6.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