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小培
昆仑策研究院 2022-12-28
【纪念毛主席诞辰129周年】
毛主席去世后，在讨论主席的功绩时，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至诚至真的话：“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个“更长的时间”是多长？是几年？几十年？还是几百年？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而历史事实是毛主席给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史、上百年的列强入侵血泪史、战争苦难史画了一个句号，在公元1949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解放与光明、尊严与希望。因此，说毛主席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是一句肺腑之言，也是至理名言！
我们不说远了，先从解放战争说起，当时国民党政府掌握了全国的政权，掌握的军队有陆海空三大军种，人数是人民军队的数倍，不但获得了日本投降后的大部分武器装备，还有全体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苏联也与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支持，得到四十多个师美式现代化武器的装备、战斗机近千架、海军舰艇数十艘。当时别说在一般人眼里，就是连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也认为中国如果发生内战，中共和解放军没有任何胜算。按照常识，这个看法是对的，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大欺小，强胜弱，也是这种结果，看来，这就是近现代中国的宿命了。
然而，中国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宿命，他不信邪，他要扭转乾坤，改变这个看来顺理成章，不可动摇的宿命。他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预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人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战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解放区人民也不同意这种宿命，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心底信奉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用他崇高品德、宽阔胸怀、渊博学识筑就了大家的信仰。但是如果问大家，共产党何时能够取胜？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而毛主席不久就给出了答案：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在中共党的“七大”会议上就说过，好的领导要有预见性，在事件还没有发生时，就能够预见未来，还能够未雨绸缪，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好应对的准备。而毛主席就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领导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早在1939年10月，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毛主席领导中共和人民军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的办法和底气。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促成了全国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一边领导人民的抗敌斗争，一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党中央和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制定各项抗日和统战的方针政策，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寇发动的历次“大扫荡”和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武装力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抽出大量时间接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军高级将领的访问，先后到访过延安的有华侨领袖陈嘉庚、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梁漱溟、外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和美军观察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抗战中得到八路军的鼎力相助，心存感激，在从前线回西安时有意绕道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他，与他深谈，使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晋绥军的傅作义也对八路军抗战感慨至深，曾请抗大派教员去给他的部队上课，并且，在部队训练难度要求上以八路军为榜样，重庆国民党曾传说傅的部队已经是“七路半”了。
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主席仍然凝聚党心军心，坚持统一战线不动摇。他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赴重庆谈判，向全国人民展示共产党愿意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谈判期间，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在许多民主人士的转抄下传遍全国，和唱这首词一时成为文化界的盛事，连远在华东解放区的陈毅也欣然填词一首，以襄盛事。老蒋得知此事后恨得牙痒痒的，下令手下文人写诗填词，要把毛主席的词比下去，胡适仗着当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光环，也加入这场“围剿”，无奈这些旧文人的诗词既无气吞山河的胸怀，更无雄视千年的气魄，竟没有一首入得了老蒋的法眼，还遭他一顿痛骂，这场围剿还没有完全展开，就无疾而终。
中共的统一战线为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广大的同盟军，且不说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人民阵营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有曾泽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蔡廷锴、程潜、陈明仁、孙蔚如、龙云、卢汉、张治中、陶峙岳、刘文辉、潘文华、卫立煌、李宗仁等，据统计，国军起义的将领多达一千余人，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如果不是老蒋密令特务暗杀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在中共领导人身边的民主人士就不仅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沈钧儒、何香凝等人，还将有冯玉祥和杨杰。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推行意大利法西斯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对爱国民主人士经常采用手枪加匕首的暗杀政策，彻底失去了同盟者，也丧失了民心。
武装斗争
一个革命党的任何宏伟壮丽的理想、任何好的政策如果离开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一切都无从谈起。毛主席深知这一道理，早在1927年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在解放战争中，他让刘少奇抓土改，让陈云抓城市接管和经济恢复，让高岗、习仲勋、饶漱石等抓后勤保障，他带领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抓军事斗争。从调兵遣将，排兵布阵的战略部署到制定“十大军事原则”，从研究、指导各战区的战略、战役实施，到汇总全国歼敌数字，表彰、推广模范战例，无一不是他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问题。他正是从敌我力量消长的动态变化，得出五年内从根本上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结论。
毛主席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而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得失。他说过，“存人失地，人地两存；存地失人，人地两失”。从全国来看，解放军先退出了江南的八块根据地，又在苏中七战七捷后撤出了苏中、苏北解放区，而集中力量于山东，组建了华东野战军，连续获得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东北解放军在四平保卫战后，主力退到了松花江以北和南满几个县，使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被分散到数十个大小城镇和交通线上，野战军变成了守备军，而解放军开始由“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扭转战场形势，越战越强，并实施大量歼敌的夏季战役。在陕甘宁边区，毛主席率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撤出延安，在分散敌军后，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连战连捷，转守为攻，改变战局。在国内其他战场大都如此，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坚持内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以较少的伤亡获得大的胜利，各战区捷报频传，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国民党军表面上占领了各地的大中城市，实际上整师整旅地被歼灭。值此时刻，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内线作战会过多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指挥人民解放军适时转入战略反攻，挺近中原，在辽阔的江淮河汉大平原上纵横驰骋、围点打援，消灭国军重兵集团。老蒋却无此战略眼光，他以中华民国总统自居，照顾“国际观瞻”，以谎言取悦美国，以求得到更多的美援。一直到决定胜负的三大战役开始后，他才猛醒，要想把部队撤出东北，撤出平津，撤出中原，集中兵力于江南负隅顽抗。然而，一切都晚了。毛主席的既定战略是将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地歼灭，勿使逃逸。基于这一战略决策，三大战役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威武雄壮的活剧。使老蒋的大部队一支也撤不走，每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百万大军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被干净、彻底、全部消灭。
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总方针是根据东北的战场形势以及独特的地形特点制定的。当时东北国民党军尚有近五十余万，分别龟缩于长春、沈阳和锦州，而锦州是联系华北蒋军的枢纽。毛主席的部署是置长春、沈阳两处敌人于不顾，集全力攻取锦州，再歼灭葫芦岛或沈阳来援之敌，把东北的大门关闭，瓮中捉鳖，解放全东北。战役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和计划打的，辽沈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腾出了七十万能征善战的野战军和东北生产的能够支援各大解放区的军工物资。
平津战役。国民党军在华北也有六十多万人，傅作义将部队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东起塘沽、天津，西至张家口，主力在北平。傅当时有两条退路可供选择，一是西窜绥远，二是南撤江南。毛主席的计划是：先取两头，再取中间。在两头，又先拿下张家口，断绝傅作义西逃绥远的幻想，而对北平、天津等地实施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部署，在打下张家口和新宝安后，再攻歼天津之敌，彻底断绝傅作义南逃的退路。最后傅困守孤城，只能接受和平改编一条路，使千年古都北平免于战火。傅作义本人和二十余万国军也由此走向新生。
淮海战役。在中原战场上，形势更为复杂，国民党军有八十万，主要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线和津浦线这个十字架上。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解放军共六十万，面对强敌，毛主席首先命令华东野战军歼灭十字架右臂上的黄百韬兵团，阻击各路驰援的敌军，然后命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阻断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救援路线，并将黄维兵团包围、歼灭，斩断十字架的独腿。杜聿明集团（三个兵团，三十万人）眼看防御体系已经破碎，乃星夜放弃徐州，在南逃的路上被人数基本相等的华野（三十多万）追上并包围、歼击。
三大战役历时一百五十多天，歼灭一百五十多万国民党军（未计入同时在其他战场消灭的敌军），奠定了全国胜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役（详情可参看本人所写《解放军如何打赢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胜利大大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之后，毛主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指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京沪杭，实施南线大迂回、大追击，解放中南八省，席卷大西南，挺近大西北，完成了祖国大陆的解放。比预定的五年时间提前了两年。这样杰出的指挥才能和战果令世界震惊，作为苏联红军统帅的斯大林连称是奇迹，派特使尤金前来中国研究淮海战役。二战英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当面称赞毛主席是伟大的军事天才。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老蒋的腐败无能彻底失望，不仅拒见去美求援的宋美龄，还千方百计筹划由桂系李宗仁顶替蒋介石。
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又分为两部分，一是组织建设，二是思想建设。
党如果没有坚强的有战斗力的组织，和坚定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就不能完成革命赋予的各项任务，更遑论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因此党的建设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和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组织严密的党，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党的组织建设，不仅把支部建在连上，而且要求支部要有民主生活，赋予每个党员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权利与义务，经常检查自己和组织有没有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同时，通过学习把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深植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这样党的基层组织就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和执行力，成为党领导下完成革命事业一颗永不松动的螺丝钉，而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又凝结和锻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苏联（或共产国际）派出有经验的干部指导或帮助还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中共也派出大批年轻干部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即参加中央各级领导工作，他们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的方针政策（党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样就难免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苏联与中国国情完全不同，苏联原是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农奴制的国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政策，不敢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不敢建立自己的武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在紧接着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央领导又在政治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盲目听从顾问李德的指挥，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犯了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差一点葬送了红军。遵义会议的召开扭转了这一局面，逐步确立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但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会议只能解决最急迫的军事问题，而没有讨论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全党进行整风学习，主要课题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克服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毛主席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献，亲自组织了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树立实事求是和辩证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澄清和纠正了过去许多模糊的认识，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通过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做了自我批评，通过学习和整风，使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毛主席身边的党的高级干部和各级将领还通过毛主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和随后的抗日战争中看到了毛主席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异于常人的斗争策略而彻底信服了他。
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毛主席相继派出大批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把日伪占领区开辟成敌后战场，从根本上瓦解了日伪军的战斗力。
在国民党愿意与我党结为统一战线时，毛主席没有像王明那样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通过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是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保持了共产党在统战中的独立自主性。在老蒋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皖南事变）时，毛主席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沉重打击和震慑了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又维持了全国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大局。正因为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避免了中国革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在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五大书记，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全党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解放战争开始后，老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中共党的许多领导人就有可能像第一次大革命一样，听从“老大哥”斯大林的意见，而放弃武装斗争，去走议会道路。在我百万大军即将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又听从苏共的指示，害怕美国的干涉而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使革命半途而废。幸好中国革命有毛主席掌舵，“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在这两次关键时候迷失方向，而是改变了那个看起来中国人永远摆脱不了的宿命。
毛主席除了有审时度势之能、经天纬地之才、海纳百川之胸怀、气吞山河之魄力，还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物辩证法，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他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聚集了他们的无穷智慧，拥有了他们排山倒海的力量。因此，他有能力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背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命运。老蒋和四大家族逆历史潮流而动，早已威风扫地，躲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苦渡余生，成千上万的“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受到了正义的清算。包括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第三世界人民也因中国的解放而受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民解放斗争史也因此而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