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忠新
昆仑策研究院
凡是认识到的问题，往往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只有“认错”，才能“纠错”，才能实现伟大的转折。我党历史上纠正每次“左”右倾错误都不易。“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无疑是“认错”。
一、“认错”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至“遵义会议”时，“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已造成了三大堪称灭顶之灾！
其一，白区党组织丧失百分之百。仅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蒋家天下陈家党》）。一年里，全国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达95％。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百地丧失。
其二，中央苏区及大部苏区丧失。被“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只能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瑞金。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好了疮疤忘了痛，亡命到中央苏区就瞎指挥，极力排挤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特别是军事上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横跨三省有97个县的全国最大根据地，从1934年10月，开始了“搬家式”长征。随后，湘赣苏区、 湘鄂赣苏区、 闽浙赣（赣东北）苏区、鄂豫皖苏区、 川陕苏、 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琼崖苏区、左右江苏区、闽东苏区、西北苏区、鄂豫陕苏区等12块苏区，也绝大部分丧失。
其三，5万红军喋血湘江。红军长征历经规模较大的600余次战役战斗，“湘江之战”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一战。经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绝命后卫师”断后（师长陈树湘重伤昏迷被俘，在敌担架上掏出肠子咬断自杀。全师仅剩100团团长韩伟、3营政委胡文轩和通信员李金闪跳崖被救），这四场惨烈的阻击战，方掩护中央红军纵队突破湘江。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那牺牲的5万多红军，将湘江的水都染红了。当地百姓有个说法：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可谓罪孽深重！
二、“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
尽管付出惊天惨烈代价，可“左”倾错误领导就是死不认错，仍顽固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西征”，这无疑是主动钻入蒋介石近20万主力，构筑四道严密碉堡防线的大口袋，被“请君入瓮”地全歼。而能否让“左”倾错误领导“认错”，就成了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1. “通道转兵”是“认错”的开始。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也称“临时性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主席、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军事顾问李德出席。毛主席极力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议虽通过了毛主席的建议，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未能改变战略转移大方向，只改变了战术性行军路线，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除“转兵”外，还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挑战权威争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5：2支持毛主席，李德的权威首次在中共高层会议被挑战；二是长期被排斥领导核心的毛主席应邀参会，所提主张非同寻常地被采纳，“实际上开始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三是有通道转兵，才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四是增大了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话语权，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来负责召集通道会议，这使周恩来在“认错”上发挥更大作用。
2.“黎平转向”有了正式“认错”。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周恩来、博古、毛主席、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就红军的进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及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错误军事路线战略方向，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
通道会议除“转向”之外，重大历史意义还有“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毛主席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坚实基础；三是第一次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决议性的准备，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3. “猴场转战”坚持“认错”。1934年12 月下旬，红军进抵乌江南岸。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湘军、川军、黔军共2个纵队，1个军、10个师旅又6个团，扼险固守乌江天险，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死不认错”地顽固坚持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
是按李德、博古的“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去湘西，还是按毛主席提出的继续北上实施突破乌江战役？31 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重大的路线错误和发生了颠覆性错误，要真正能“认错”，必须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还要有个艰难的“认错”过程。
三、“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就是全面“认错”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先由博古做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做总结。就报告中“博古同志认为自己没有错”，毛主席作了长篇发言：
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于强大，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并强调指出：“博古同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
他谈的第二个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
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毛主席指出“在这一点，我曾经受到党内严重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同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讲，可不是我毛主席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中央就不会下达死命令去攻打赣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损失了3000多人”。
第二，“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硬逼着我们与10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打堡垒战、阵地战、持久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彭德怀补充：“就是嘛，你们高喊着什么御敌于大门之外，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硬逼着我们与敌人硬碰硬，拼消耗，结果呢，仅仅一个广昌战役，我们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过湘江的时候，又损失一万多人，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团，现在就剩下几千人啦，你们这不不难受吗？这叫什么？这叫‘崽卖爷田心不疼’！”）
毛主席接着分析第三个错误，“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连苏区结婚证证根都带着，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刘伯承补充：“就为运台油印机呀？小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累得直吐鲜血呀！”）
与会人员压倒性支持毛主席的发言，纷纷批判“左”倾军事指挥错误。“遵义会议”做出四项决议：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政治局常委应该再进行适当分工，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四、完成“认错”过程有五条经验可鉴
其一，错误路线领导死不认错。被“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已给中国革命造成近乎灭顶之灾，可错误路线领导死不认错，甚至“遵义会议”后，还多次企图为其错误“正名”。这都充分说明，让错误路线领导主动觉悟，已是绝无可能，期待错误路线领导主动认错，更是缘木求鱼。
其二，反思纠正错误路线需时机。在当时，若过早指出“左”倾教条错误，会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过，哪个敢说，说了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哪！”所以，反思纠正必须在“两个不能”出现时，即上层感到不能在旧轨道运行下去，下层感到不能再在旧轨道运行中无谓牺牲，反思与改变的时机就到了。经湘江血战造成的惨痛牺牲，深刻教育了全党、全军，上层与下层不可遏制地展开了对“左”倾教条错误的反思，时机便逐步成熟。
其三，“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认错”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进行“认错”的过程需要艺术。“通道转兵”只改变战术性行军路线；“黎平转向”只确定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战略方针；“猴场转战”只决定发起突破乌江战役；“遵义会议”只解决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问题，并未涉及对“左”倾教条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错误进行全面批判。
其四，“认错”必须在组织框架内进行。尽管“左”倾教条罪孽深重，朱德、彭德怀都明确表示：“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但解决“左”倾的“认错”和“纠错”，都坚持在组织框架内进行，这不仅保证了“认错”和“纠错”的正确性，更保证了“合法性”，也才保证了“遵义会议”光照千秋！
其五，必须有伟大英雄领头扭转乾坤。让错误路线领导“认错”，并能“纠错”，简直难如登天。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主席也选择了历史。毛主席这样伟大的英雄，不仅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红军将士的愿望，还有只手回天的能力，才完成对“左”倾教条的“认错”与“纠错”。毛主席站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共才真正有了自己杰出的领袖！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补充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