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

学习毛主席,给文章起个好题目

学习毛主席,给文章起个好题目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31

以下文章来源于思想火炬 ,作者储贺军






学习毛主席,给文章起个好题目
——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些体会


毛主席的文章总是有非常好的题目,比如《为人民服务》、《别了,司徒雷登》等等脍炙人口的名文,为我们树立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良好典范。如果说一篇文章(含书籍)的思想好比一个人的灵魂,那么题目就好比人的眼睛,是读者通常看到的第一个识别性特征。毛主席曾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近百篇文章更改了题目,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认真体味,本文试就这一典型实例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和体会。


  

文章从题材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现实的和虚构的两大类,本文只涉及现实类文章的题目。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并不特别强调文章题目的个性。中国是美文的国度,上下几千年,涌现出无数名垂千古的文章。不能说中国文人不重视题目,中国古代的文章和书籍之中,不乏像《文心雕龙》、《天工开物》这样的精彩题目,后期的八股文,破题也是首要环节。但是必须承认,总体而言,中国古人对于文章题目的重视程度不够。《论语》这样一本传承千古的扛鼎之作,每一篇也只是使用本篇的第一个词充当题目而已。“文以载道”,中国传统文化更为重视文章中的“道”,至于题目本身就不必下那么大功夫了。造成这种现象,可能还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繁盛于现代知识爆炸之前,相对而言,文章总体数量还不多,读者群体及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相对长期固定,并非特别有必要用题目来区分你我,只需要表示文章的功能性作用即可。
 
文章的题目个性化,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主张。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人对于题目的重视程度较高。在文艺复兴之际,刚刚摆脱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很快就进入了印刷时代,造成的文化作品的数量爆发式增长。故此,文章题目就变得更为重要,也有人专门就此下了许多功夫,甚至形成了一些专门理论。一般而言,西方人比较讲究文章题目要抓人(catchy),要照顾到目标读者群,让读者可以预知文章内容,在针对不同场合的听众,同一篇文章可以有不同的题目。题目要在文章写完之后再最终确定,在定稿之前可以反复修改。题目区分为宣示性、描述性、提问性等不同形式,题目中最好包含可以反映作者主要观点和态度,同时又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关键词语。题目本身不要太长,最好在10个英文单词以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英文单词大约相当于两个中文字,也就是说,换成中文的话,题目不应超过20个字。
 
上世纪初西学东渐,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探讨有关文章题目的一些问题。学者张中行提出“这样几个原则:(1)要切合文意。(2)要能明白显示文意,不劳读者猜测。(3)要能引人入胜,使读者看到题目就想知道内容。(4)要典重,稍有含蓄。(5)标题还要注意声音的和谐。”基于中国文人传统,中国学者们一般也都强调题目要体现文章的魂,正如叶圣陶先生提出:“在意思的全部里必然有论断或主张之类,在情感的全部里至少有一个集注点:这些统称为中心。”“先有了意思情感才有题目。”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序,且为书中的103篇文章撰写了按语,其中,毛主席改写了大部分文章的题目。为便于大家了解,本文后附了三个表格,甲:毛主席改写的题目;乙:毛主席拟定的题目;丙:毛主席撰写了按语,其题目是否由毛主席改写或拟定的情况,作者并不掌握,但感觉是很好的题目。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地看看这三组题目,体会一下毛主席飞扬的文采和敏捷的才思,老人家的站位高度、文章格局、展开手法的确与众不同,值得我们来认真体会、揣摩。并不是说原文的题目就有多么地差,而且由于地位不同、场合不同,文章题目的做法也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在揣摩毛主席修改文章标题的心态过程中,结合着看看毛主席在1958年有几段讨论文章写法的批语,我们可以受到更多的启迪。在给《文艺报》做批示时,毛主席说过:“题目太长,‘再批判’三个字就够了。”文章的题目不易太长,这是大家的共识,而且在毛主席修改的所有的文章题目中,不仅绝大多数改得比原题目的字数要少,而且都使文章题目更加简洁,更加明确,更加直截了当。有篇文章原题目是“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毛主席直接改为《季节包工》。原文通篇谈的就是季节包工的问题,主题非常集中,但也不仅仅局限于“推行”这一局部过程,还谈到了许多季节包工的内容和方式。原题目中,除了地域性限制词汇之外,还有意无意地收窄了文章的涵盖范围,故此,毛主席改的题目不仅简介,而且把原文作者希望表达的意思反映地更加全面。
 
毛主席还说过:“有材料,无观点,则更坏。”文章是用来表达作者观点的,故此,不必躲躲闪闪,可以直抒胸臆。有篇文章的原题目是“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和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毛主席改为《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原文不长,但内容材料非常生动,写出了农村在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们生活有了改善,可是对于下一步的集体发展和个人努力方向表现出困惑。毛主席及时观察到了文章中反映的,一些在资本主义不良观念驱动下的不当行为,画龙点睛地修改了题目,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
 
毛主席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有篇文章原题目是“江宁县中前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毛主席将题目改为:《清除坏人,巩固合作社》。原文内容很好,而且写得很生动,那些坏人有的是残余阶级敌人,有的从小的生长环境不好。毛主席从原文的分段题目中,提炼出来了文章的原本要旨和意思。将“反革命”改为“坏人”,并且提出了只有清除坏人,合作社才能巩固这一普遍性主张,使得原文的境界与站位,得到了根本性提升,引发了更多读者的共鸣。
 
毛主席针对《文艺报》一篇按语还说过:“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有篇文章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毛主席修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夸张手法可以表达一种态度和信仰,“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夸张手法在现实类和虚拟类的文章中,运用尺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允许适度夸张,一篇写实报道,也可以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迈洒脱。在毛主席所处的时代,鸡毛上天毕竟没有像现在带入空间站那样容易实现,但是,毛主席就是这样给文章开题。老人家抓住了文章中坏人讥讽合作社“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的冷言冷语,和社员们“坚决干到底,非叫鸡毛飞上天不行!”这样的壮志豪情,给文章开题。这充分表现了老人家和全国人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毛主席总结文章特性的一些话,同样可以运用在文章题目的选择之上,“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 有篇文章原题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主席修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山西阳高县人民靠苦干实干,硬是把黄土地变成了绿水青山,也收获了金山银山。看到这一切,毛主席的欣慰与自豪之情,跃然纸上。“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老人家更改的题目,既准确,又鲜明,还非常生动,让人身临其境。



毛主席直率地批评了当时的文风:“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相比于上世纪50年代,当下的文风问题要严重得多。现在处于网络时代,信息量犹如脱缰的野马,也像是决堤的洪水,铺天盖地势不可挡。能让人细细品读的文章越来越少了,于是乎标题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出现了一批“标题党”,这批人利用题目耸人听闻,常常是虚张声势,文不对题,题目起得山呼海啸,内容完全是秕糠烂谷。其中有一些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有组织行动,故意把非法的内容隐藏在合法的题目之下,这属于敌我矛盾。更多的是很多人追求新鲜、刺激,单纯追究阅读量和点击率,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这类问题可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意识形态领域要出大问题。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文化阵地也可能始烂于题目。
 
毛主席说过:“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结合毛主席指出并实践的文章题目做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光明正大地把自己文章中最想说的那句话作为题目;第二、要虚心地了解,精确地认知读者的心态和偏好;第三、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世界观;第四、注重文采,题目字数虽少,但也可以大有作为。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最基本的认知水平。读者群体非常大,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同样乃至类似的“三观”,物以类分人以群居,作者做好题目,可以吸引与自己三观基本一致的读者群,至于三观不同的读者群,也可以让他们省省时间。对于那些专门挂羊头卖狗肉的标题党,先不谈论其政治法律责任,从题目角度上讲,就应当给他们打上“欺世盗名、妖言惑众”的标签。

2022年5月29日记于西山


【附录】......從略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思想火炬”)

2022年5月30日星期一

人民文艺思想的丰碑——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人民文艺思想的丰碑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作者:水石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30


                                        【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人民文艺思想的丰碑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202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1942年5月,中国抗日战争处入相持阶段。红色首都延安,宝塔山百花盛开,延河水波光粼粼。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百名文艺工作者在这里齐聚一堂,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历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中国新文艺即革命文艺和大众文艺破土而出,不断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一直争取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包括文化的领导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党领导文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有正确的意见,也有错误的观点,新文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加以总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敌占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为革命文艺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并没有完全完成从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的转变,身上“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有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还认识不清,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1942年初,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毛主席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革命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经毛主席提议,会议决定,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统一思想,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了找准文艺界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毛主席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致信萧军、丁玲、欧阳山、艾青、刘白羽等延安著名文化人,请他们收集文艺界的情况,并多次同他们面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4月27日,毛主席和时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给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发出邀请参加座谈会的请柬。

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参会的除发起人毛泽东与凯丰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也出席了会议。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来自各个方面,还有与文艺工作相关的领导,共100多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上有几十位作家发言,大家围绕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重要问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毛主席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主席首先作了“引言”的发言。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他又作了“结论”的总结发言。

座谈会后,毛主席对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阐发。1943年10月19日,在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被列为整风学习文献。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1953年2月,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发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的历史价值在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系统阐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照亮了革命文化前进的方向,为党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奠定了基调,为党领导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对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民文艺思想的丰碑。

历史的年轮转过了80圈。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我们纪念《讲话》,就是要弘扬人民文艺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创新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

《讲话》在开篇“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与敌人作斗争。”在“结论”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就深刻阐明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告诉我们,党要领导革命胜利,必须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领导好建设好文化这支军队。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政治、经济权力也有文化权力。在革命斗争中,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斗争,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没有政治经济的解放,就没有文化的解放;没有文化的胜利也不可能有政治、经济的胜利。人民对文艺的权力,包括参与文艺表现、享受文艺服务、对文艺监督管理等。

在中国,自私有制社会以来,人民群众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既无政治经济权力也无文化权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官僚买办,资本大亨占居文学艺术的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为翻身解放做主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人民的文化权力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我党成立初期,李大钊、瞿秋白等就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鲁迅等党外作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联盟的旗帜是鲁迅,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这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共产党领导文化革命的问题。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在党的领导下,许多批判反动统治阶级,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登上历史舞台。如,杂文《鲁迅杂文集》、小说《子夜》、话剧《雷雨》,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电影《风云儿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投入抗战的同时,能够相对稳定地进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党的人民革命文艺路线全面贯彻,一场大规模的延安文艺运动磅礴兴起,大批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像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如,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小说《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曲《东方红》《歌唱南泥湾》,诗歌《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版画《豆选》等等,团结教育鼓舞人民,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设立文艺领导机构和颁布文艺政策来施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学领域,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代会和作代会是党的文艺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维护人民参与文化的管理权。20世纪五十年代初,组织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纠正了文艺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政治斗争的错误。1956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刻总结了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党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毛主席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2】

由于我们党继承发扬了《讲话》精神,坚持了对文艺的正确领导,人民掌握了文艺的领导权,保证了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昌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层出不穷。如,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小说《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诗歌《礁石》《回延安》,话剧《茶馆》《霓虹灯下的哨兵》,京剧《红灯记》,豫剧《朝阳沟》,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型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电影《党的女儿》《英雄儿女》《焦裕禄》《大决战》,油画《开国大典》,电视剧《渴望》《山海情》《觉醒年代》,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收租院》,摄影《希望工程——大眼睛的姑娘》等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维护人民文艺领导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但这三座大山的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一旦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会死灰复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文化领域的某些方面,党的领导被削弱,人民的权利被剥夺。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涌入,腐朽的封建文化有所抬头。西方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思想占领了大学讲台。历史虚无主义、崇洋媚外、极端个人主义在社会泛起。一段时间,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卖国贼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喝彩的作品在媒体畅通无阻,并且获大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遭到颠覆,人民文艺的经典遭到篡改,为人民解放牺牲的英雄遭到侮辱,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劳动者遭到嘲弄等等,这些问题不纠正,必然损害党的形象,削弱人民的斗志,危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全面建设,甚至会颠覆人民政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丧失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让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占领了主阵地。

现在,世界百年之大变局在发展演变,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是前所未有。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弘扬《讲话》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好文化的军队,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团结鼓舞人民奋进新征程。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党要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最根本的是要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这是人民文艺思想的核心。

毛主席在《讲话》中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纠缠具体问题,不就事论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高屋建瓴,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他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是文艺的第一创造者。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然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基本的文艺资源却被少数达官贵人所占有,人民不仅被剥夺了文艺表现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文艺享受的权利。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对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总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顽强地推动革命文艺发展。在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些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工人、农民形象。如田汉的话剧《顾正红之死》,以当时发生的五卅运动为题材,热情讴歌了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屈精神。蒋光慈创作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以大革命前后农村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反映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挣脱反革命封建势力的桎梏、掌握自己命运的英勇斗争。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将主要笔墨集中于他的家乡洞庭湖滨,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的深重苦难和广大农民中蕴藏的排山倒海一般的革命力量,揭示了人民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被鲁迅誉为回答压迫者的战斗文学。在中央苏区,各种剧团、剧社、俱乐部遍及部队和城乡。如毛主席搞过调查的兴国县长冈乡,就成立了四个俱乐部,每村一个,每个俱乐部里都有新戏。戏剧工作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编演了《父与子》《破牢》《松鼠》《活菩萨》《武装起来》等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深受广大军民欢迎的作品。唱山歌是苏区人民的悠久传统。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以后,山歌的格调便为之一变,成为人民群众抒发新的感觉、愿望和激情的有效形式。“山歌不打不风流,共产不行不自由。行起共产郎先去,唱起山歌妹带头。”正是在这些歌声的激励下,兴国县曾在三天之内组建起模范师、工人师、少共师三支红军队伍,因此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千古佳话。那一时期的人民文艺处于初始阶段,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发展的。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充分说明,文艺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生命力,才能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正本清源,对一些错误观念的校正。毛主席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3】。他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4】。二十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6】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李大钊1923年1月在《新青年》指出:“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邓中夏提出,诗歌必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茅盾在《文学与人生》和《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代文坛的感想》两文中提出,“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被许多文艺工作者接受,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有些人最初提出的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一些革命作家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1941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根据唯物史观和革命文艺实践,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完整的纲领。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 “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反映了文艺人民性的核心内涵。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观要求。指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为人民服务文艺作品,如《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除了创作新剧目,对旧有剧目的改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在看过重新改编的平剧《逼上梁山》后,专门给编导者杨绍萱、齐燕铭去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在现实社会中,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依然存在。有些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金钱服务,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有的不反映人民心声,不讴歌人民英雄,弘扬清风正气,而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些文艺组织,摒人民于文艺之外,搞所谓文艺圈,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联盟,成了少数人放纵情欲、物欲、自我表现欲的闹场,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腐蚀人们思想,坏社会风气,危害人民事业。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人民文艺事业要发展,必须坚持为文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决与脱离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及时清除污泥浊水,保证新时代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

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讲话》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了系统的分析阐述。其中最先指出的,也是最重要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毛主席之所以将立场问题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任何工作都有其立场,文艺工作也不例外。只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真正辨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进而搞清楚应该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拥护什么、打倒什么。而所谓中立、所谓不持立场,本身也是一种立场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实质上就意味着放弃斗争,屈服于“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压迫。

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广大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真正的主人。文艺只有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才能抓住历史的本质,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关于立场问题,朱德也在座谈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人民才是文艺工作的最终评判者,专门批驳了轻视人民群众的观点。他说:“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主席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讲话》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一方面,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主席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这就划清了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的原则界线。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讲话》科学阐述了政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内容全面深刻,这些思想对于哺育人民文艺战士的健康成长,推进人民文艺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要发展人民文艺必须建设好统一战线。毛主席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是以革命力量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一战线。既服从政治、又区分若干层次,既坚持团结、又不放弃斗争的基本政策原则。过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不懂得这个原则,有时离开了团结抗日这个政治前提而硬要对方服从自己的某个口号,以致产生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有时又为了照顾团结而忘记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斗争,以致产生某种右的偏差。毛主席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他又说:“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讲话》对文艺统一战线的论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在文艺战线的具体运用。对壮大革命力量,战胜敌人,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歌颂与暴露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有严重的分歧,存在许多错误观点。有的说,“从来的文艺作品就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有的认为,“从来的文艺任务就在暴露”。有的标榜所谓独立人格,不屑于歌颂党和人民的光明,而热衷于“暴露黑暗”。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引起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贺龙、王震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指出,对这种问题,不能抽象地进行讨论,而是要立足于人民立场。对于人民的敌人,文艺工作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同时鼓舞人民坚决斗争、敢于胜利。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人民中存在的缺点需要批评,也应当批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不能冷嘲热讽、恶意攻击。同时,更应该从大局着眼,看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体力量,“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朱德在会上也强调,文艺应该歌颂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这就是说,歌颂光明、歌颂党、歌颂人民群众,要理直气壮,不要犹犹豫豫、遮遮掩掩。《讲话》纠正了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错误认识,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引导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挥好文艺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我们党坚持了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立场上的原则,推进了人民文艺事业的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分别创作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描绘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说: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她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一些问题。党中央及时予以纠正。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参加的有北京的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多人。事后有的人对演出不满,写信提出意见。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作了传达,责成他们检查,并于3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随后,全国文联、作协、音协、美协、舞协。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时间进行整风,中宣部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是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中央有关部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文艺界进行了深入的教育整顿,对文学艺术进行改革创新。后来涌现出大批反映革命斗争,歌颂人民的优秀作品。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等。这些作品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得到国外同行艺术家普遍的高度评价。是中国人民文艺的一座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些文艺工作者包括有的政府官员,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利益、资本利益集团,国外敌对势力的立场上,搞创作,做工作,出现许多问题。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作品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据媒体反映,有个作家发表污蔑土改斗争,为地主阶级翻案小说后,在抗疫斗争中,又写“日记”在西方火速出版,为国外敌对势力甩锅中国“递刀子”。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版《辞海》,按美国的意见,对过去的《辞海》删改了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词条,把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侵华人物和我国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责都删除,都给他们“摘帽子”、“重新估价”、恢复名誉,把历史是非搞了个大颠倒。这就使党和革命人民的历史成了虚无。贬低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如【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删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毛泽东】词条删除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只剩下700多字,删除“伟大的”,删除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三湾改编】词条中,删除毛主席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淮海战役】词条,删除了毛主席领导。还删除了【张思德】词条中的“毛泽东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的内容。删除了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学毛著,运用毛泽东思想和拥护共产党的事迹。删除了【东方红】词条。后来,反映抗日战争英雄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反映抗美援朝英雄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从初中语文课本中删除。专家的解释是,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有的小学教材插图,丑化中国儿童,错画中国国旗、漏画中国台湾、宣传美国国旗、搞性暗示等等。有的人以丑化人民,抹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作品,在国外获大奖,有的官员还为其站台喝彩。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批评。


【9】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纠正文艺中的问题。

实践证明,《讲话》关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思想,是建设人民文艺的正确原则。站稳了立场,才能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处理好各种问题。才能作出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站在人民立场上,不仅是文艺工作的原则,而且是党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走建设人民文艺的正确之路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好,就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指明了人民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根本原则和基本任务,还在于指出了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具体路径。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特点和革命文艺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建设人民文艺的路径和方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了文艺的来源,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主席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主席还指出,要解决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有些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主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既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是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发展人民文艺的根本道路,也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艺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把握正确的批评标准。《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斗争方法之一。只有开展正确的批评,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文艺才能发展。《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于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是坏的。” 关于艺术标准:“一切利于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差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如何处理两种标准的关系?“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定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不管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批评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批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做到团结。“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评判和驳斥。”“我们的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抗日团结的大原则下,我们应当允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存在。”《讲话》还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如“人性论”,毛主席鲜明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关于“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主席认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际的产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爱有阶级性。革命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些东西。”

——在继承中创新发展。《讲话》阐述了人民文艺发展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思想。毛主席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主席还指出,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人民文艺的方针政策策略和内容形式也要随之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的新情况。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提出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为人民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指明了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人民的文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关门保守主义,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而是要有宽阔的胸怀,虚心的态度,学习前人和别人先进的东西,创新发展。只有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传统,着眼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讲话》认真分析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改造思想的要求。毛主席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创作水平。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还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讲话》关于走人民文艺之路的思想,揭示了人民文艺建设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发展的正确道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文艺运动是一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整风,又有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深入前线的实践。教育的实质是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立足点、思想感情真正转移到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一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蜕变,焕发了新活力,开辟了新境界,创作出人民欢迎的新作品。欧阳山在20世纪20年代曾写过不少传达苦闷感伤情绪的小说,直至来到延安以后,仍然存在“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之类的糊涂观念。但是经过整风,特别是经过火热斗争的洗礼,他逐渐甩掉小资产阶级的因袭重担,逐渐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于是写出了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艾青为了创作叙事长诗《吴满有》,主动住到吴满有家里,与他朝夕相处、平等交流,终于走进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深处。写出初稿以后,诗人又到吴满有家里当面听取意见、不断修改,直到吴满有满意为止。1944年,艾青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扬延安优良传统,一直在深入生活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创作主体上保障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激发了创作艺术灵感,涌现出大批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全面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当代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他为了创作,定居皇甫村,同普通农民在一起生产生活长达14年。他真正把自己当作农民来生活、思考并展开自我认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能把农村故事讲述得那么生动、把农民形象刻画得那么鲜活,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京剧被作为“国粹”,从“徽班”进京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而且形式固定陈旧。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艺工作者改革创新。相继推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等20多部现代剧。不仅李玉和、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郭建光、杨子荣、杨育才等工农兵英雄人物登上了舞台,而且在唱腔、音乐、舞美等全方位进行了创新。既保留了中国京剧的传统风格,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元素,达到了人民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京剧的里程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2008年,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在教育部指定的15首曲目中,《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经典“样板戏”京剧唱段都入选。芭蕾舞是孕育于法国宫廷、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的欧洲古典舞蹈。中国文艺工作者借鉴芭蕾舞的形式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用芭蕾艺术展示革命战争,传承红色基因,是世界芭蕾艺术的首创。为了搞好创作,演职人员到海南岛,深入五指山、万泉河、椰林寨,听红色娘子军老连长讲当年战斗故事,到部队当兵,了解民俗风情。一些没有出过学校门、机关门、宿舍门的“三门干部”,受到历练,学到了知识,磨炼了意志,转变了思想,提高了能力。许多同志说,过去根本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自从进了海南岛,就好像进了大课堂,进了创作的资料库,激情、灵感都来了。1964年9月《红色娘子军》首演,立刻好评潮涌。毛主席看后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50多年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场次累计达4000余场,受邀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丹麦、澳大利亚、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上演。特别是在芭蕾的故乡法国,登上了芭蕾舞剧的圣殿—— 巴黎歌剧院的舞台,得到法国媒体和观众的高度评价。为中国芭蕾艺术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新时代,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和生活实践与延安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讲话》的思想依然是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讲话》提出的基本原则和路径,依然对人民文艺工作者有帮助。近年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话剧《深海》,电影《守岛人》,电视剧《外交风云》《觉醒年代》《山海情》,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等,都是践行《讲话》精神的成果。当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有的人孤芳自赏,只写自己或小圈子的事情,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有的把追求在国外获大奖作为唯一目标,不惜丑化人民。抹黑祖国,诽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艺评价上,不讲政治标准,不顾人民态度,不看社会效果。只看流量、收视率、市场份额和所谓的国际标准等。都是违反《讲话》精神的恶果。这些问题危害很大,必须纠正。......


真金不怕火炼,历史检验真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世界文艺思想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经过80年的风吹浪打,人民文艺思想的光辉更加璀璨,照耀人民文艺事业砥砺前行。


注释:
【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5、697、69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版。
【2】《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4卷,第2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4】《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6】《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
【7】《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8】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9】《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5月29日星期日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29


                   黨、軍、國之父--毛主席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
毛主席创造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观点是全国著名教授张蔚萍老提出的,本文试做探讨,以为抛砖引玉。

余以为,在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后,在面对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的当下,研究思考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现实和未来意义。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维范式、行为风格、意志禀性和文化形态,无不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优良元素。但毛主席这一世界顶级伟人,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又以他独特的智慧禀赋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峰值。

本文第一至四篇已发(见【相关阅读】),此为第五篇(终结篇)。



(五)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本文所讲生态文明,是指环境生态文明。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的是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改造河山治理环境的伟大创举。

环境,是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孕床。环境变迁,文明演化。环境,对人类文明具有基础决定作用。君不见,想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高昌已尘封在了荒漠中,楼兰也只留下了遗迹!

正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然而,新中国环境的治理,却是开始于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我想这是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的。一是连年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当然其中有的是必要的代价,例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在我们国家可谓是相当长时期的。往上可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就没断过,英、法、日、八国联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连次侵略,中国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尤其是日本鬼子的侵华战争,持续了14年,对中国环境的破坏是摧残性的。笔者的家乡,冀中平原东部,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地平路通,但我记事的时候,各村都还残留着一两丈高的围墙和两三米深的壕沟,有的地方还残留着日本鬼子的炮楼及周围的深壕,而且村与村之间也是沟壑相连,可谓是破烂不堪,满目疮痍。二是蒋介石国民党逃离大陆时,不但把能弄走的都弄走了,而且还对能破坏的进行了破坏,留下的是摧残殆尽的工农业烂摊子,使得本来就落后的中国经济,再加上战争和人为破坏,真正是到了要什么没什么的“一穷二白”的窘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恶劣的状态下,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开始了修复河山、改造环境的伟大壮举。庆幸的是,他老人家既有再造山河的伟大抱负,更有再造山河的伟大才能。他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前三十年,祖国大地已是:“似天渊翻覆”,“江草江花处处鲜”,“旧貌换新颜”。

在这里,再多生一点文字。研究学习毛主席,有时禁不住令人遐想,“毛主席莫不是上苍赐予中华民族的福神?” 我们都知道的 “南水北调”工程,它创造着无数的财富,惠及着偌大的北方民众,并将久远地扮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角色。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这一造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发端人正是毛主席。有材料告诉我们,1935年,毛主席长征经过四川阿坝红原县地区时,曾在查真梁子上问向导,当他得知,这梁子一侧的水流进白河,然后进入黄河,另一侧的水流进梭磨河,然后经大渡河进入长江,便兴奋地说:看,在这里掏个洞、拦个坝,就可以引长江的水到黄河,解决北方的缺水问题。进入延安后,他看到陕北地区严重缺水干旱,又想到引长江水到黄河的问题,但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他在听取水利专家汇报工作时,明确提出了借长江水到黄河的设想。1958年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他再次提出引江济黄问题。这一年的8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了“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据有研究认为,毛主席最初设想的“引江济黄”工程,是在横断山脉拦坝掏洞,利用自然落差(据测算,自然落差为17米)引水,如是那样实施,无疑是一个更经济的规划。你看,这绝对是“神人”视野。他老人家一不是学水利的,二不是研究地理的,况且又是在中央红军“逃命”的途中,咋就想及想透这样造福中华民族的伟大蓝图呢?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十八大以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打实地抓了很大的修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知道,改开后,农村实行了个体承包,原来集体的植树造林绿化,遭到了私人滥砍滥伐,山、林承包给个人,遭到了私人资本乱采乱挖。很多资料显示,有些地方为解决财政困难,对当地资源进行过度性开采开发。更有甚者,还有些地方,资本绑架政府,违法开采,破坏性开发,既使我们的矿产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又使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付出了巨大代价。记得改开之初,看过《参考消息》刊登的新加坡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但文章的观点仍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是说计划经济有序利用资源,可以使环境得以有效保护。应该说,四十年的实践已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全方面的,受篇幅限制及个人能力所不及,本文只就某些方面做粗浅梳理。诚然,有些方面即使是深入研究,也是难以明其状的,因为那时的伟大付出,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福祉,例如农田基本建设等。笔者记得,1970年,家乡各生产队还组成突击队(青年和基干民兵),红旗插在田野,吃在地里,有的还住在地里,“抓革命,促生产”,农闲变农忙,战天斗地,改造砖头岗子,治理乱坟岗子,大片大片的荒地残地变良田。这样的乡村治理,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几乎是连年进行的,它遍及中国的广大农村,使得耕地大大增加了,环境大大美化了。记得那时每次的回家探亲,那集体的大面积种植,放眼远望,夏天是满眼的绿禾,秋天是满眼的金黄,令人喜不自禁。想想这样的乡村环境治理,如从1949年始算,将近30年的时间,是怎样的一个量级呀!其功其利又焉能尽述呢?


以下仅从四个方面述及要点,以供同仁借鉴:

一是治理水环境。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打响的第一个战役是治理水环境,改造祖国的大江大河。治水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山河破碎,水利失修,水灾频繁,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1950年,毛主席作出了根治海河的决策;1952年,毛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63年,毛主席又作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决定。经过二十多年的治水斗争,黄河扭转了过去“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淮河流域改变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多灾景象,海河流域摆脱了洪、涝、旱、灾四大灾害的严重威胁,真正把水害变成了水利,起到了防灾减灾、保护国土安全、优化民族生存、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水资源利用的功能,使大江大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成为了惠及中华民族,惠及子孙万代的伟大治水工程。这些大江大河的成功治理,在旧社会私有制的体制下是无法想象的。

二是植树绿化。植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旧中国私有制加之战乱不断的环境下,这个古老的生态文明意识不但一直处于纸面上,而且森林植被还经常遭到肆意砍伐破坏。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3月,毛主席发出绿化祖国、实现祖国园林化的伟大号召。他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开始了全民化“12年绿化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广大的农村基本上消灭了荒山荒岭,在一切的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实现了植树绿化。笔者记得,七十年代后期的家乡,所有的道路旁的树,都长到了碗口那么粗,依路成行,生机盎然。那是个了不起的工程,是只有集体力量才能告成的工程。

三是兴修水利。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在依靠群众治水的同时,发动亿万农民兴办水利,变水害为水利。8.6万座水库的修建蓄水,300多万公里的人工河渠和220万眼机井、16.5万公里各类堤防的建设,不但使国家防治了水土流失,大幅度增加了耕地灌溉面积,保证了农业丰收,而且使中国的可利用水资源大大增加,干旱减少,空气湿润,土地含水增加,绿色植被茂盛,气候温润宜人。现在,许许多多的水利工程,已成为了风景秀丽的旅游区。

四是治沙。治沙,是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沙漠地区的人民,在毛主席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开始了群众性的治“沙魔”会战,创造了世界治沙史的奇迹。毛乌素沙漠,自唐代起就成为了当地人的苦难记忆。建国前,榆林全境的林木覆盖率仅为0.9%,流沙吞没农田牧场120万亩,北部将近40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风沙区400多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经过不断奋战,治理完成造林“万亩连接工程”52片,形成了沃野千里、水草丰美的自然生态美景。辽宁省内的樟子松固沙造林,最早开始于1952年,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绿化沙地达到4万多公顷,有效地遏制了科尔沁沙地的南侵。库布齐沙漠,经过1.86万亩的治理,现在已有三分之二披上了绿装。

总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开启于新中国的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治沙治水的生态文明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旧中国恶劣的生态环境,显著地增强了中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成为了新中国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相关阅读】
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一)
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二)
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三)
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四)

 (全文完;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

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如闻洪钟大吕

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如闻洪钟大吕
作者:陈先义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22



          【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

这一段段的讲话,听来那么深邃而亲切,那么通俗而晓畅。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说的,就来源于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整整八十年了。今天,作为文艺界的朋友,在俄乌战场炮声隆隆、美帝在全球处处拱火、世界备受疫情蹂躏的特殊背景下,我觉得备加需要重新阅读毛主席的这篇著名讲话,因为这个讲话对于今天,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说明白了同志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并不是来专谈理论问题的,我要讲现实。如讲理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个重要讲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是世界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文献。

这铁的事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实用主义方法去解读,都不能改变它是我们永远遵循的文艺方向。现在这样,将来依然如此。这些年许多错误的解读,那都是过眼云烟,经不住历史检验。《讲话》永远都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灯塔,万古常在。



     【1942年毛泽东主席、朱德總司令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前】


在延安《讲话》论述文艺各种关系,特别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时(【参见【附录】),毛主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关于“歌颂与暴露”。开会时,围绕“暴露与歌颂”的话题,争论很激烈。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听到一些非常错误的发言,几乎愤怒地站起来,不指名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特别不赞成萧军几个人的发言。这几个人当时不同意为红军和共产党写歌功颂德文章。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就不能歌功颂德。对延安有意见,看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写的尽是负面的,这还是共产党的文艺吗?是的,我们确实太苦了,但是比起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们已经上了天堂了。有人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都好。但是我告诉你,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呀,你不能因此就张口骂延安哪!”

最后毛主席在听取了意见发表总结讲话,就“歌颂与暴露”作专门理论阐述,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大段复述了毛主席这段著名的论断,不是专门回顾历史,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极其严谨精确。我是说,毛主席八十年前的讲话和批评的问题,今天与历史如出一辙的正在重复,并且与历史几乎一模一样在演绎抗战年代“歌颂与暴露”的老问题。所不同的是,今天与延安相比,有的人还更加直接,反对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反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疫斗争的宣传导向,甚至比当年反对歌颂人民和八路军的情况,还要直言不讳。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2020年全民抗疫开始,全国支援武汉的关键时刻,我在媒体发表文章,建议文艺家们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努力歌颂冒着危险去一线投入抗疫的白衣战士。特别是那些听从党中央一声号令,在大年初一就离开温暖的家直奔武汉的三军医疗队。当时的情况的确特别感人。但是,就这样一篇提倡大家按《讲话》精神为全民抗疫鼓劲的文章,却惹了一大批社会公知的极大不满。十几名大学教授,其中不乏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开始对我这篇提倡按《讲话》精神写好工农兵的文章大加挞伐和“围剿”。有人公开声称现在不是“歌颂”的时候,倡导歌颂就是“文革遗风”,是极左的表现。现在要干什么?要“追责”,要惩罚!是要写黎民百姓的“苦难”的时候,要写“火葬场”,要写那些满地“无主手机”,要写政府官员的渎职失职和不作为。


这还不算,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个很有名的教授,大喊什么写这样文章早已过时了,公开说什么毛主席、朱德那一代人去世那么多年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作者还甘心情愿为那一代人当“扫地僧”。我一篇倡导学习《讲话》的文章,没想到引来这么一些人的勃然大怒,这是我事先怎么也没有想到的。由此我想到,一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对毛泽东等领袖的仇视、对我们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是何等仇恨。让我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像他们这类公开贬低嘲讽领袖和老革命家、不允许讴歌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的文章,居然堂而皇之在一些媒体上能够发表出来,并且喧嚣一时!他们内外勾结,拼命维护什么呢?就是维护那个写日记嘲讽抗疫的某作家。实际上,这是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较量。

并不是危言耸听!在2020年,当时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确实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湖北某报纸不要再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允许“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最明显的标志,当主流媒体出现歌颂一线抗疫战士、歌颂英雄人物们优秀事迹文章时,有人毫不犹豫指责这是马屁文章,这是“洗地”文章,甚至说“湖北不需要歌颂”“武汉不需要歌颂”。这让有的主流媒体无所措手足。这时候,有些带有谣言的东西也满天飞,弄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列出辟谣专号。当谣言漫天时,人们不知道听什么、信什么,于是便加剧恐慌心理。很多内容都是让人听后丧气的八卦。就不再复述了。


再后来,几乎这种关于我们应该写什么的议论辩驳,几乎伴随了整个抗疫的一些关键时期。如果说有转折的话,那就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对什么日记又是出版又是颁奖时,人们忽然明白,原来这些高喊“寻找真相”的人屁股早已坐在了敌人一边。特别是全国亿万青年,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理一边,形势才发生极大扭转。这期间某些名人甚至不顾廉耻,写文章动用了肮脏的骂人粗口。

今天,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表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全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这属于歌颂之列。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

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媒体,夸大恐慌情绪,制造各类谣言,甚至编造一些假照片、假新闻来煽惑人心,让老百姓感到这是世界末日来了,甚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政府,扩展百姓已经有的负面情绪,甚至与香港“港独”势力“谣翻中国”的行动直接呼应。大量谣言被“港独”那个“谣翻中国”的所谓“文宣组”广为传播。当然这属于与人民为敌的对立行动。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是看不见人民抗灾的巨大成就,为写黑暗而写黑暗,为写恐怖而写恐怖。为了追求点击量,专发耸人听闻的马路新闻。




这些情况,不禁让我们想起范长江当年的《中国西北角》,那也是每一天的日记,但却鼓舞了千百万老百姓认识红军,认识中国共产党。那是给人民壮士气的。但我们有人却专门以写见闻的名义,却专写死亡,写恐怖。比如,有的媒体公开声称,不需要歌功颂德,要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媒体宣传了一个抗灾典型,立即就会被嘲讽,立即就会出现关于这个典型人物的负面故事。有的以报道实况名义,写火葬场、太平间,写百姓的骂街,写各种恐怖的画面,按照他们的话,这才叫吸人眼球的新闻。有的老师在学生课堂上公开煽情说,他坚决反对关于“春天即将到来”的说法,说“冬天你以为能走出去吗”?这样一种悲观的近乎对孩子们恐吓的语言,与抗灾的主流宣传格格不入,却在网络被迅速热炒。还有人公开说,他对那些先进事迹毫无兴趣,说这是政府“把丧事当喜事办”。等等等等,一句话,一种反对歌颂、反对正面给人民鼓舞斗志的言论曾经甚嚣尘上。弄得有些媒体表扬先进人物都畏手畏脚。

在近似战争背景下,宣传怎么做,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关乎胜败的。不然的话,宣传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卖场,打仗还有不败的?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时,我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今天依然健在,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不许写英雄,甚至写嘲讽英雄的文章的现象?我想,朱德总司令会再次拍案而起的。他们会说:如果你不歌颂不赞扬我们那些冒死去保护人民的英雄,而是一味指责,那要你这样的文艺家干什么?对这次重大灾情,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我们需要惩罚种种官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问题,但是眼下,并行不悖的是,我们还要战胜灾难和恢复生产,尽力给国家减少损失,这是第一位的。在灾难面前,作家缺席和失职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直接了当问道,那些曾经拿这奖那奖风光无限的作家,那些拿高片酬的大明星,为什么在灾难面前却要么缺席,要么表现失常?说白了,我们有些人,这些年太习惯于写负面东西了,受写黑暗获得国外大奖的个别作家的示范,不再会写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了。他们只关心怎么把一场人间苦难写成一部畅销书挣钱,关心怎样用写中国人的失误换取洋人的欢欣。

一句话,他们要写社会上的人咬狗,他们已经不习惯写老百姓的阳光一面,更不习惯写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样也就看不见人民和社会道德潜在的积极力量。有些获大奖的让老百姓看不懂的灰暗作品,起了极大的坏作用。大灾之后,我想文艺领域,应该值得深刻反思。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称谓,中国作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我们应该像党中央对我们要求的那样,把人民放在心中,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以获奖为目的,更不能为了在外国获奖,便丑化自己同胞,丑化自己的国家。所以,我还是要说,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会感到如洪钟大吕、茅塞顿开,你会感到如雷贯耳,你会感到有些人自以为是的言论多么荒唐和丑陋。重读《讲话》,特别是把它与习近平主席的文艺讲话结合起来读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点,那就是明白什么叫共产党人倡导的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作家艺术家。


毋庸讳言,这些年,在一些错误观念的引导下,我们很多作家艺术家,其中包括一些管文艺的领导同志,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恐怕连一遍都没有读过(有些人的大学生活,正处在弱化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时期;有人现在虽然也处在领导岗位,甚至处在管文艺的领导岗位,恐怕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压根都没有碰过)。眼下,借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同志,我认真地向所有没有读过《讲话》的同志建议,扎扎实实趁着隔离宅家的时间,好好读一读《讲话》吧!读读讲话,你会豁然开朗,受益无穷。就是这个《讲话》,把旧社会的被人瞧不起的“戏子”改造成了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这个《讲话》,让文艺成了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精神利器;就是这个《讲话》,让千百万人明白毛主席是如何重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身为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如果你连毛主席的《讲话》都没有读过,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请大家再不要相信那些公知们的胡说八道了,那些人压根或许就和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不是一条心。现在这样的家伙可是不少。为了不要上这些人的当,我力劝大家读毛主席论文艺的原著。


【附录】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摘录: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毛主席的话我们该怎么读

毛主席的话我们该怎么读
作者:可鉴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22





读《重读毛主席520声明》一文有感

今天,读到《重读毛主席520声明》一文,极有启发,引起了许多联想和思考。在此略做浅述,仅作分享,如有不足错漏,欢迎批评指正。


不可否认,当前我们的伟大复兴事业遇到了不少困难波折,甚至是惊涛骇浪。虽然我们仍然有坚信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信心,但这些困难也客观地逐渐由宏观渗透到了微观,让大家纷纷能够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到“个人内卷压力”的现实存在。而放眼国际,似乎世界的主流氛围也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而是走向波折和未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再也不能“岁月静好”,而是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了。

于是在这样的困难时刻,很多人都会喜欢听一听毛主席的讲话,读一读毛主席的文字。因为,我们听毛主席的讲话,读毛主席的文字,总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浩然的正气,仿佛在这样的正气之下,一切的蝇营狗苟、阴谋诡计都会如冰雪之遇太阳,消融于无形。他的话总是能够穿透历史的尘埃,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给予我们希望,指引未来的方向。

比如这篇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就让我产生了如下的思考:文章为什么能成为武器?因为写文章的人掌握了真理的力量。而这样的文章的发表,可以唤醒更广大的人民,因为它揭示了真理的力量,并且通过揭示真理,指明了问题根本之所在,让人民知道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而这正是帝国主义阴谋诡计者所最惧怕的。

记得在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世界上最厉害的计谋是阳谋,而绝不是阴谋。阴谋诡计能够成功的基础在于假设敌方看不出阴谋的实质,其实质是机会主义。而阳谋则不同,可以行堂堂正正之师,甚至于可以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一切战略告诉对手,而对手明明知道每一步的“剧本”,却仍然不得不按照己方设计好的剧本走。《论持久战》就是毛主席阳谋思想的巅峰作品之一,它明明白白发表在所有公开报纸上,可是它所说的内在弱点,是敌方无法克服的,因此裕仁天皇的弟弟在读到这篇文章时,哀叹道:日本必败!我相信,这就是真理的力量,也正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屡屡以弱胜强,却让对手心服口服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从他的文章中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力量的原因。这种力量不同于鸡汤文和动员演讲那种徒具激动人心之声,却没有根基的鼓舞力量。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能不能胜利,为什么能胜利,以及如何胜利的方法,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毛主席的“大本大源”!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原因。因为他们看似强大,实际上却没有根基。他们的强大是技术性的强大,他们的虚弱是道义上的虚弱。举例而言,从长期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战术上是绝对的高手,比如兵不血刃让苏联解体,挥师阿富汗、伊拉克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可战略上不是,每一次的胜利都给他们制造了更多的麻烦,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已经难掩庞大帝国外表下内在的虚弱。这都表现出:战术层面的战争胜利并不能弥补其战略层面的失败。我想,这不是美国人不聪明,看不到这一点,而是其国家性质和利益集团特点所决定的。这是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并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聪明与否而有所改变。

而毛主席正是掌握了历史规律、社会规律的伟人。记得有位军事家说过:下等的指挥员只会指挥自己的军队疲于应对敌方攻势,中等的指挥员懂得随机应变主动出击抵抗敌方攻势,而最上等的指挥员则是在指挥敌方的军队。

毫无疑问,毛主席就是最上等的指挥员,例如他运筹处理中美俄三国关系的战略策略,看似天马行空、羚羊挂角,其实是狠狠地抓住了当时国际局势的本质,实现了借力打力的效果。(当然,能够真的有效,还源于毛主席无可比拟的威望和言出必行的形象,以及当时共和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国民气质,这才有了这样的效果。)

由此引发了很多联想。我在生活中时常向同事、朋友讲毛主席的故事,久之,许多感受到主席魅力的朋友都问我,毛主席的话我们究竟该怎么读,该怎样去理解?为什么许多人读起主席的话,都会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不明觉厉——中性网络流行词,指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觉得很厉害)

确实,这个词很生动地描述出许多人对毛主席的印象,大家都知道他料事如神,也都知道他掌握着“真理的力量”,而且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话都是直达本质,从不拖泥带水、拐弯抹角,且用词诙谐幽默,通俗易懂,极接地气。可是读起来,又觉得似乎总是隔着几层,能隐约感到话语中蕴含的哲理和力量,可又有种说不清、道不明之感。在《毛选》在我们这代年轻人中逐渐流行的时代,也许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同感吧!


一、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觉得读不懂毛主席的话

正所谓文以载道。从了解现象分析本质的角度讲,人和人之间,往往用不同的话可以表述出相同的意思,特别是熟悉的人之间,极精简的话也可以让对方充分理解说话人想要通过所说的话表述的意思。一些运用语言能力强的人可以让听者快速、准确地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许多人将用语言传递思想的能力称之为语言的艺术也是源于此)。而不相熟悉的人之间,或者知识背景有不同的人之间,就会产生语言传递思想有困难,需要反复解释,反复描述的现象(比如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新的概念性知识时)。

所以通过以上现象,我们可以感受到:语言本身只是思想的载体而已,我们真正想通过语言读懂的,是思想,而非字面含义。

所以回归这个问题,话本身不会读不懂,因为只要学过相同的语法,理解词语和单字所表述的语意,是一定可以读懂话本身的意思的。

所谓的读不懂,是指读不懂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思想,以及话语背后要表达的多重含义。在生活中,知识背景极丰富的人往往会在语言方面形成思想外放,即:语言用词高度凝炼,往往用典、比喻,在短短几个字或者几十个字之中包藏了大量内涵,也就是所谓“信息量极大”、“信息密度极高”。这样的语言,读起来自然觉得有些似懂非懂,所理解的意思自然总觉得似是而非,隔了一层窗户纸。

试想,我们有时候聆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授课报告尚且如此,又何况比他们高不知多少个层级的毛主席了呢?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觉读不懂毛主席的话的原因所在。

对此,毛主席也曾讲过: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出自毛主席1960年《同斯诺的一段谈话》)



二、谈一谈读毛主席的几个层次

通过长期对身边同志、朋友学习的观察和理解,我以为,许多人觉得读不懂毛主席,是因为走入了误区。而读主席的层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只言片语,浅尝辄止,不明觉厉,奉若神明。

这应当是当下大多数人读毛主席的方式和感受。即: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了解到主席的只言片语,特别是一些关于未来的预测和分析,以及主席的经典战例、传奇故事。于是,顿觉主席才高盖世,纵横无敌,料事如神,亘古未有。于是在这样重重的光环之下,只会觉得主席的话言微旨远,意精言深,哲学意蕴浓厚,浪漫气息博大,于是不明而觉厉,觉厉而称奇,称奇而神秘,最终产生一种崇敬,甚至转化为崇拜,也就是我归纳的“奉若神明”。

如此读主席者,如入宝山而空手归,可惜可叹。



(二)略有涉猎,渐入佳境,知其伟大,可亲可敬。

当下,也有许多人,深刻感受到社会现实出现的一些问题,联想到毛主席当年的忧思,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渴望,读了一些《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选集》,更有深入者,可能还接触到《毛泽东早期文稿》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样的同志,很多拥有一些历史的知识背景,读起主席的话来感觉又能深入一层,感受到其中真理的力量,也感受到真实主席的人民情怀,知道他的为人,和他所做事业的伟大,于是知道了他的“可亲可敬”。

如此读主席者,虽然略有所得,却如买其椟而还其珠,依旧没能触碰到主席思想的精髓。


(三)系统学习,感受真理,知其真人,可读可懂。

在了解主席只言片语的基础上,学习了主席的著作,发现了其语言内涵的博大精深,其思想内涵的深刻精微,于是进一步探究主席成长脉络和思维形成过程,在读懂了主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脉络,方知其人其事,绝非天马行空,而是有迹可寻,如此,方能知道他伟大的原因,知道他力量从何而来,知道他的思考,他的忧虑,他的期盼。也才能真正感受到他的真实。我曾经归纳为:有血有肉,可读可懂,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如此读毛主席者,方算得上主席的真正学生,能够感受到主席思想的光芒。

(当然,对于第三境界的思考,我就像《倚天屠龙记》里写《乾坤大挪移》第七层的作者,自己未能达到,只是畅想而已。我自以为极难达到,我们只能向之努力而已。)



三、谈一谈怎么才能真正学到毛主席的思想



(一)要在追溯主席的成长中,读懂他的心路历程。

有一位哲人说过:知晓一个事物的过去,才能充分理解它的现在;通晓一个事物的现在,就能合理预知它的未来。因此,我们要读懂主席的思想,就不能只在字面上寻找内涵,这如同南辕北辙,越是用力越容易陷入误区。

从毛主席的成长和思想形成过程中,也可以让我们深刻领悟他思维成型之路的逻辑脉络。早年的毛泽东,在母亲那里继承了悲天悯人的善良情怀,传承成长出了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基本思想价值取向(这也是我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什么成为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少年毛泽东,在定王台阅读穆勒名学等书中,从严复、穆勒、亚当斯密等中西先哲的思想里,收获了打开社会规律认知的钥匙,产生了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的思维萌芽。而青年毛泽东在一师学习的过程中,在对伦理学等内容的深入思考中解读了人性,解构了社会,在这一切的一切基础之上,才有了他后来产生的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才有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进一步发展。最终才诞生出他“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精髓。

所以,我们想读懂主席的作品和思想,如果不能了解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脉络,那这样的学习仍旧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生命,没有根基,即使真的读出来,也是毛主席贬斥的“本本主义”或者“教条主义”。



(二)要在思悟主席的爱好中,读懂他的学习方法。

记得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想要的学习境界:“一干树立,枝叶扶疏”。其中,“一干”就是思想的内核,其余一切成就,都只不过是思想根源之上长出的“枝叶扶疏”。

因此,如果只从成就、光环、头衔、传奇上试图理解主席。只会为他的“枝叶扶疏”而目眩神迷,乃至于,或因无法理解而产生膜拜,或因觉得不真实而产生质疑,这都是我上面提到过的误区。如此理解,只会产生盲目的崇拜和盲目的质疑。这毛主席自己也非常反对的,他曾说过: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

所以,欲读懂主席,还是要从他的“一干”找起,要找到他学习的方式,用发展的眼光来解读。那么,他的精神内核从何而来?又如何探寻?

了解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主席最爱读书,而读的书中,最爱读历史,一生手不释卷,甚至在长征途中都在马上挤时间读史。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对读历史如此酷爱,我以为,读懂主席读史的原因,正是读懂毛主席的第一步,也正是打开对毛主席真正理解的钥匙。

谭震林曾说:“毛泽东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毛主席自己也说:“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都体现出毛主席对历史的喜爱,和学习历史的态度。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思考:历史是什么?是千万年来亿兆生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的无数英雄豪杰的一生,不只是故事,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一切事的集合。其背后所体现的,是规律。而主席读的,正是这背后的规律。

所以,读历史的魅力何在?在于读历史可以了解规律,了解规律才能加以运用;而运用规律,就可以预见未来;而预见未来,自然可以料事如神,打败对手了。那么,该如何学习历史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来学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世间万物一切因素全部叠加综合起来导致的一个结果,任何历史学家的分析也只不过只能看到一个面罢了,更何况人的分析或多或少还得受到立场和情绪的影响,只有真正坚持唯物史观、人民史观,坚持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历史问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才能读懂主席伟大之所在,以及他的智慧、力量之来源了。




(三)要在领会主席的奋斗中,读懂他的行为逻辑。

毛主席曾说过,“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向反对教条主义的原因,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正是此意。这就牵扯到了毛主席对历史的态度,以及他从这样的态度出发,最终表现出的行为逻辑。

例如我在《一个“95后”青年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考》一文中,曾经提到过的毛主席对历史规律的思考,他选择在顺应规律的同时,也要为了目标而不懈奋斗。这都体现出一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所富有的一种精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有所强调的“历史主动意识”。

有句话说道:历史不容假设。这句话并不是只谈过去了的没办法改变,而是想表述这样一个道理:历史就是一切事物在整个的客观规律之下运行的最终结果,就像事实摆在那里,需要我们尊重。这就是“过去的事已成定局”的含义。可如果只是觉得一切都是定局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则又堕入了机械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误区。因为历史和现实是联系的而不是割裂的,比如我们当下经历的一切,在未来也会变成历史。而未来,则是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奋斗改变的。毛主席充分认识历史规律,正是为了遵循规律要求,以更自觉的奋斗改变未来,实现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想。所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战天斗地精神,与“历史规律不容改变”并不冲突,其中相衔接的纽带,就是“历史主动精神”。

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历史的规律,但是这份规律本身就是要把我们的努力计算在内的,如果我们自以为认识到规律就守株待兔,那规律也决不会被等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个人理解,其主要意思还是在讲历史主动精神,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主要阐述前路还有很多艰难险阻。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团百年大会的讲话中讲道:“青年之于党和国家而言,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升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领袖的期盼,溢于言表。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我们读懂毛主席,并不是单纯为了了解他为什么伟大,而是通过毛主席成为伟人的道路,理解他真正想传递给我们的真理,并且用它作为真正的思想武器,融入我们当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最后,我还想引用周恩来总理在《学习毛泽东》讲话中最后的一段话:
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主席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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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

重读毛主席520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重读毛主席520声明: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21
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青年8341 ,作者新青年2020






1970年5月20日,一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硬刚美帝,震撼全球!



在中美关系十分微妙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520声明》,学习毛主席是如何对付美帝的。

......

1、“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1950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

(解读:我们要和平发展,帝国主义不愿意我们发展,这是一个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调和,也无法调和,只能斗争,如果这一点都看不透,那就只有失败!面对敌我武器装备悬殊怎么办呢?毛主席说,那就是抓住你敌人的弱点,跟你打!

1969年前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中吃了亏,决定动用核武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当中国截获这一情报后,中央军委连夜开会,所有的军委领导同志都没有惧怕原子弹,没有向苏联求和的想法,而是纷纷提出我国储备的核浓缩铀绰绰有余,可以边生产边持续回击苏联!

毛主席不同意向苏联进行核武器报复。却提出惊人的战略计划:禁止向苏联发射核弹,将中国的所有野战集团军集结于中苏边界,一旦苏联动用核武,我军全部快速冲进苏联境内,多批次全方位地进攻苏区,随后,地方独立武装、武装民兵机动跟进,全部武装占领苏联领土,并全民移民苏联,在苏联安家过日子。

毛主席说:“如果苏联动用核武,中国肯定遭遇大面积核污染,这样中国的生存环境也就破坏了日子就没法子过了,大搬家是必须的。”

大家都问,我们的原子弹如何办?

毛主席说:“将它们全部投放到包围我们中国的美军基地”。

大家都呆了,毛主席微笑着说:“那里有美军23.7万人,免得美军等我们消灭完苏军,趁机在苏联战场投放核武再次消灭我们。所以,苏军一旦对中国动用核武,我们就对美军动用核武,即使美军用核武反击中国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又做好再次搬家到美国的准备了。”

苏联国防联席主席柯西金获知后,慌忙冲进勃列日涅夫的住处,喊毛泽东疯了!竟然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苏联元帅、将军们急忙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美国将军们也急忙开会,美国将军认为毛泽东用兵无常,朝鲜战场就是不打招呼突然爆发。

另外,如果中国全面大转移,毛泽东很可能会向欧洲行动,不但苏军很难抵挡住中国全方位的军事攻击,整个欧洲也要受到冲击,甚至祸及美国本土。美将军认为:美国应尽快地坚决站在中国一边,帮助中国间接地抑制苏军的冲动,也有利于毛泽东冷静下来。


尼克松同意这样做,基辛格立即召见苏联大使表明美国政府态度:坚决反对苏联核武打击中国,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毫不犹豫对苏联进行核报复!)

2、“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 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 就不害怕了。”——1959年,毛主席回答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的谈话

(解读:战争是规律,不是靠跪舔、示弱就可以消除的。任何反动的阶级、反动的势力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势力以暴力——战争对付革命势力,革命力量亦必须以暴力——战争来对付反动势力。)

3、“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1957年,毛主席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解读:所谓“怕”,只会乱了阵脚。毫无益处!帝国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本国也是矛盾重重,他们国内反对他们的也不少,我们不要把对手想得太强大,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这样要不得!但是也不能把敌人看得一无是处,这样容易阴沟里翻船。四个字“实事求是”,都是两个肩膀,一个脑袋,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又有什么个人利益捏在美国鬼子手里呢?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4、“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做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1951年,四方军事分界线谈判无果,毛主席发出了这样的中国人民最强音

(解读:主席这段话是“反客为主”,这是在掌握战略主动权啊,站稳了道德制高点。好啊,要打的是你,求饶的也是你,美国失败将会颜面尽失,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5、“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49年,毛主席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讲话

(解读:斗争是很残酷的,没有调和之说。想做老好人,八面玲珑,四面讨好?门都没有!

我们用毛主席的一段话做自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段话出自毛泽东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

6、“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1965年,毛主席《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解读:很多人说自己没自信,自信是个什么东西?自信是脑子里的一种意识形态,相信自己行。对于敌我矛盾,看到过别人失败,见证过自己成功,成功的事情做得越多,这种自我确认越多,自信心就上来了,老是打败仗,谁都会心里犯嘀咕,是不是?不敢斗争,不突破这个临界点,永远没有自信!打败了不要紧,可以吸取教训,失败乃成功之母,还没打,就吓破胆,这怎么行呢?)

                                    【1972年毛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7、“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1953年,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

(解读:“讲道理”这个东西,都是骗人的鬼话,道理千千万,总结一条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在利益面前,道理是苍白的。为了利益,别说什么道理了,就是所谓的“真理”都可以不要。请记住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的一句话——“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8、“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与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1939年,毛主席《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解读:要学点辩证法啊,什么敌人啊,朋友啊,敌人可以变朋友,朋友可以变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之类的。


不要怕被人骂,损害了敌人的利益,还不允许他们叫几声吗?掏鸟窝,还叽叽喳喳呢。我们要用敌人的骂声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成绩。)


“对于美方发起的挑衅,中国早就表明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2019年5月13日中央新闻联播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


【附录】五二〇声明全文: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

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释:
〔1〕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新青年8341”,修订发布)

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

毛主席连夜赋诗《送瘟神》急于第二天发表,背后有何深意?

毛主席连夜赋诗《送瘟神》急于第二天发表,背后有何深意?

以下文章来源于党史博采 ,作者张兴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19 发表于北京



     「旭日临窗」


《七律二首·送瘟神》是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的两首诗,他于1958年7月1日写成后,就给胡乔木写信要在《人民日报》早日发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意? 


(一)《送瘟神》的两个“之最” 

我们先来看全诗: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主席为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有感而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诗篇。】


该诗在1958年发表时,各报刊纷纷解读此诗。关于此诗的主题,一直众说纷纭。特别是近年来,一些贬低和否定毛主席诗词思想艺术成就的人,竟说成是1958年“大跃进”民歌体的代表,是“大跃进”的产物,虽然表现了“人民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但过于夸张,内容多有浮夸不实之处,云云。对此,确有辨析必要。

毛主席诗词向来有简易而精深的特点。文浅而意深,看似浅显,实则深刻。毛泽东主席本人也十分重视这两首诗。正确解读这两首诗,无疑有重要意义。窃以为,正确地解读此诗,关键是我们体味、理解当时毛泽东主席写作此诗时的背景、目的和心境。这二首律诗,同他自己的其他一些诗词比,在具体处理上,有两个“之最”:其一,从诗的写作完成到该诗的正式公开发表的时间距离在他的诗词中最短。此诗于1958年6月30日夜到7月 1日晨写成,毛泽东主席当日就给他的秘书胡乔木写信,要他同《人民日报》商量,是否可在7月2日或3日发表。毛泽东主席明确说,这样急于发表为的是“不使冷气”。可见他对发表的急切心情。后来因故拖到当年10月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是这样,从写成到正式发表的时间也仅仅相距3个月 ,在毛主席诗词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二,关于本诗题解文字说明,在他的诗词中是最多的。除公开发表时的诗前小序外,尚有三则,近700字。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对此诗的重视程度。

他的这两个“之最”很重要。尤其是为此诗写的四段说明,是我们正确解读此诗的不可忽略的依据和指针。其他三处文字是,第一处是在1958年7月1日诗写成后,给胡乔木的信。全文如下: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指《七律二首·送瘟神》)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第二处也是同一天写的,是这首诗的《后记》,全文如下:
“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一首诗既有“前言”,又写“后记”不多见。据说也是给胡乔木的信,在后来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经删节以《后记》形式公开发表。)

另一则是当年《人民日报》 在国庆节期间公开发表此诗不久,他的老友周世钊专门给他去信,反映一些人怀疑“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两句是否有误。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给周世钊回信,就此二句作了专门解释:

 “坐地日行八万里,……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 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506页。) 

毛泽东主席的这四段话,透露了怎样的信息呢?其一,诗人开宗明义,讲写作此诗的目的是“为灭血吸虫而作”,是“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急于发表是“为不使冷气”。明确说明写诗的目的和为什么诗刚刚写出,就急于发表。其二,诗人看了《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为什么“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并专门为其写诗作宣传呢?诗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消灭血吸虫病呢?这是因为千百年来血吸虫给人们造成巨大灾难,就“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可见这个“瘟神”是何等的可恶,“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被人们消灭了,这是一个大胜利!其三,“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血吸虫病,虽然长期为害肆虐人们,可是,从华佗时代开始到解放初期这样漫长的历史中,医生们对此却无良策。直到近两年实行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结合”的形式“治瘟”,“瘟神就只好走路了”。这“三结合”是“换了人间”之后的人们的一种伟大创造。这说明,消灭血吸虫病,只有解放了的新中国,才能做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和胜利。也是人们打破常规,解放思想,焕发了革命精神的结果。其四,消灭血吸虫病,让人们能够健康幸福地生活,这也是“换了人间”的实实在在的标志和体现。关心人们的疾苦和健康,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追求目的和思想。因此,毛泽东主席专为此事写诗,“聊为一臂之助”,也就可以理解了。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全面、完整地表达了这两首诗的主题思想。这二首诗正是毛泽东主席上述思想用诗歌的形象的表达。


( 二 )遥相呼应,浑然一体

现在回到两首诗的本身上来,作些具体分析。这两首诗是既各自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的。两首诗的立意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就是热情讴歌消灭血吸虫病这件关系亿万人民身体健康的大事。

第一首,着重写血吸虫病没有治理好之前人民生活的惨状。“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四句诗,高度概括了血吸虫病猖狂肆虐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惨状。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悲凉萧索,满目苍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这种惨状长期得不到治理,解放以后多年,我们见到远在银河中的牛郎,如果他问起来他的家乡情况,我们该如何回答呢?“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极为含蓄的设问。“欲问”是“如果要问”的意思,不是已经问了(许多人把它解释成“牛郎闻讯家乡血吸虫病的情况”不妥),这里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作为一国领袖,解放这么多年没有解决人们如此重大的疾患问题的遗憾和惭愧,表达了一定要治理好血吸虫病的决心。(说明:这里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按诗人的本意是讲我们地球的人随太阳系穿行在宇宙间,必然会见到在银河系的牛郎,这里讲了一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常识,如此而已,不宜作其他的附会穿凿解释。)这一首诗有人仅仅认为是描写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也是欠妥的。它的核心是通过对牛郎的可能的设问,反映诗人对解放这么多年,仍然没有治理好血吸虫病的遗憾和自责,因为在诗人看来,“换了人间”的目的就是让人民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们解读此诗,是不能放过这个思想的。

第二首主要讴歌“换了人间”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真正发动起来了”之后,实行“三结合”的方法治理血吸虫病的动人情景。这里的核心和重点是讴歌 “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同诗人一贯强调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完全一致的。如何正确对待和认识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之一,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血吸虫病没有得到治理之前,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人们生活在苦难之中。而实行“三结合”“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治瘟神之后,到处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春风和煦,杨柳轻舞。这里用对比的方法,表现同为人民群众,是差别如此之大。这里告诉读者,只有“换了人间”的人们,才能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是热情赞美人民群众,又不仅仅是赞美人民群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四句,有人解释为是写1958年的“大跃进”。其实,这离开了诗人写作此诗的本意,离开了诗歌本身描述的具体事实,是一种想当然的想象和附会。本诗实际上只是写了“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这样一个全民治血吸虫病的事实,是在打一场消灭血吸虫的“人民战争”。这是这首诗的核心和灵魂,是作者在“后记”中明确说明和强调的,我们不宜再作无谓的探微索隐。“红雨、青山、五岭、三河”这些诗句,可以理解为在所有疫区的各个角落,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整个疫区已无死角。“瘟神”已无处躲藏,所以才顺理成章地有了末二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此二句,同时也是对应前一首末二句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是对牛郎“欲问”的回答,——欲问、借问,都是设问。前一首是为牛郎设问,现在是我们问瘟神,也是设问——这两个不同的设问句,遥相呼应,如双峰对峙,这就使这两首诗浑然成为一体。



      【毛泽东主席就防治血吸虫病致沈钧儒的信。】

总之,这后一首诗不仅颂扬消灭了血吸虫这件事情本身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肯定和宣扬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过程所创造的重要经验,就是“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这“三结合”是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造的重要经验之一。它是毛泽东主席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60年,其基本精神完整地体现在《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的原则中。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干部保持无产阶级本色,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重要举措,有开创性意义。这,恐怕也是诗人为何特别看重此诗并急于发表的动因之一吧!可见,此诗不仅仅表现领袖关心群众疾苦、颂扬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强调这“三结合”的经验有更独立的意义,也是诗中的核心和精华。


(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从诗词创作和诗词艺术规范分类的视角看,两首诗的形式是通常说的“连章体”。所谓“连章体”,是指两首以上的诗歌或文章,内容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一种文体。它们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承,或相连相继,表达一个完整统一的主题。这两首诗是内容相反相承。从诗的意境看,各不相同,一 “悲”一 “喜”,相互映照和对比。前一幅画面是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悲凉萧索,满目苍凉,寂冷阴森;后一首“换了人间”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发动起来了,同血吸虫病进行斗争,到处是春风送暖,青山含笑,全民送“瘟神”的动人景象。“欲问”和“借问”前后相互映照、勾连又使本诗虽为两首,但紧紧融为一体。




这两首诗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它是写实的,是专为消灭血吸虫病唱赞歌,这是一个用诗歌形式难以表现的重大事件。但此诗却完美地表现了,而且全诗含蓄而深刻。全诗没有政治口号,没有就事论事。诗中巧用借喻(以“华佗”代各个朝代的医生,以牛郎代指一切关心血吸虫的人们)、比喻(用“瘟神”代指血吸虫病)、对比(治疗前后的对比)、照应(第一首结尾牛郎“欲问”瘟神事与第二首结尾“借问”相照应)、诘问句等艺术手法,又用“坐地”“巡天”这样的自然常识哲理化的方式,让人间、天上融为一体。有生活在遥远时代的华佗,有神话中代表劳动人民的牛郎,有横行肆虐的瘟神,有令人恐怖的野鬼,把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消灭血吸虫病),很难表达的主题(只有“换了人间”的人们才能实行“三结合”治理血吸虫病,打赢了这场恶战),写得浪漫生动,色彩绚丽,诗意昂然,令人回味无穷。可谓描写“事件诗”和毛泽东主席自称的“宣传诗”中的绝唱。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二句不仅仅是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时空观,它还有丰富的哲理内函,极有单独的欣赏价值。其一,任何事物都是运动着的。运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则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无时无刻不是随着太阳系穿行在广阔的宇宙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其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站在什么视角看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我们在地球上遥看星球,它是在天上,天上的星球看我们人类,我们也是在天上。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那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站在什么视角看世界?”这点,非常重要。同样一件事物,站在不同的视角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研究历史就是这样。看秦始皇,如果站在“人性”的视角看,他的“焚书坑儒”是“暴君”的行为。但是,如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的视角,他的这些决策和举措,均是为了秦政权的巩固统一,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必须,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了。总之,“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毛泽东这里是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在1958年当时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作6: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19 发表于北京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
毛主席创造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观点是全国著名教授张蔚萍老提出的,本文试做探讨,以为抛砖引玉。


余以为,在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后,在面对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的当下,研究思考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现实和未来意义。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维范式、行为风格、意志禀性和文化形态,无不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优良元素。但毛主席这一世界顶级伟人,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又以他独特的智慧禀赋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峰值。


本文第一至三篇已发(见【相关阅读】),此为第四篇。



(四)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所呈现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它从根本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态水准和间际关系。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其特质表现为新中国所开创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生态和相互关系,以及所呈现出的社会精神面貌。研究表明,新中国的这一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无论是对比旧中国,还是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它都是处在最为进步社会文明的至高点上。它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平等、平安、诚信、和谐,人民大众无后顾之忧,心情舒畅,昂扬奋进,可谓之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社会文明界面。初步归纳,余以为它的基本点表现在以下10个社会维面:

平等社会。新中国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最为基本的是男女、官民、官兵之间表现为平等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国家,男女、官民、官兵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男尊女卑、官大一级压死人,是旧社会文明的基本表述。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即在全国实行婚姻制度改革,于1950年5月1日颁布了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毛主席认为,婚姻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这一法律的制定颁布,废除了旧中国几千年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益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开启了男女平等的新文明。至于官民、官兵的平等,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开创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因为这之前,共产党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所以也就谈不上这一社会文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以至进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平等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程度。那时所谓的“官”,也就是各级的干部,他们实际上是社会行政岗位的管理员,人民群众的勤务员,与人民群众只是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事与群众商量,予群众排忧解难,是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即使中央和国家的最高层,也没有任何的特殊,你看到的陈永贵副总理拿工分,吴桂贤副总理拿工厂工资,等等,那是最真实的存在。在军队来说,分工就是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战友兄弟,实行军事民主,官兵团结,互帮互助,遇险遇难时,指挥员冲在先。说到这些,笔者也是深有体会的。本人从农村到工厂,从工厂到部队,都深深留下这样的印象。生产队里,倚重的是老把式;工厂里,吃香的是老工人;连队里,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没有主仆依附,没有奴颜婢膝,全社会的人际关系充满着对平等的尊重。

平安社会。社会是否平安,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现在讲到那时的一些小故事,一些年轻人竟难以置信。比如,那时没有拐卖孩子的。记得我记事起,牢牢记着的,是爸爸妈妈说的中午有撒迷魂药的,小孩子不能出去,出去了就被撒迷魂药的逮走了。长大明白了,那是夏天大人午休,怕小孩子出去洗澡(到大湾游泳)淹死而编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爸爸妈妈在旧社会得出的认知。但在我小时,无论是七八岁,独自走两里路上学,还是十几岁时,独自走七八里路赶集,却从没听说过有谁的孩子被拐卖的事发生。一想也便是明白的,如果有拐卖孩子的,大人是不会让小孩独自上学赶集的。再如,那时妇女是安全的,既没有被拐卖的,也极少有针对妇女的犯罪案件。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生产队和公社都办有社队企业,在企业上夜班的人,通常是深夜(有时是凌晨两三点)下班回家,以便第二天做些家里的事。这些下夜班回家的人,离家三四里路、七八里路不等,青纱帐的夏天也好,北风呼啸的冬天也罢,无论男的女的,从没有为安全担心过。我的妻子,那时就在公社的企业上班。她是车工,经常是三班倒。她们的夜班,下班时间是深夜12点。所以,她下班后,经常是零点一人骑车3里多路回家,因她的爷爷年近八十,需她回家照料。风里雨里,可她从没有过害怕的想法。这是那个社会给予人的绝对安全感。从部队枪支管理的侧面,也更能折射出那时的社会安全感。我七十年代入伍,不到一年当了连部文书,清楚记得连首长的手枪就挂在连部屋里,有时弹夹里还有子弹,战士们的枪则是以排或班为单位,放在宿舍上锁的木柜子里,而连部和战士宿舍一般不锁门,战士和临时来队家属出出进进,还有机关的孩子们时而光顾,而从没发生过丢枪等安全事件。这三则小例子,毫无疑问就是毛主席那时的平安社会的真实写照。我想,这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清明社会。这个清明社会,是说毛主席时代,新中国根除了旧中国的顽疾和毒瘤——匪患和黄赌毒。史实告诉我们,在旧中国,匪患、烟毒、妓女和赌博充斥社会,社会昏暗,人民大众饱受其苦,过去的政府也主张治理,但越治越乱,以致于其成为社会之不治之症。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剿匪”,从而彻底根除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匪患。对于妓院,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坚决的手段,立即封闭,对妓院老板、领家、鸨儿进行审查和处理,对妓女进行医治、训练和改造,使数以万计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这些妇女获得新生,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据记载,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作出封闭妓院决定,连夜封闭妓院224家,而上海解救妓女7000多人。那时有句话叫得很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对于禁烟禁毒,党和国家更是在建国伊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斗争,到1952年底,全国共缴获鸦片3996056两,逮捕毒贩82056人,仅用3年时间就将在中国泛滥已久的烟毒基本肃清,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同样,赌博这一社会恶习,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前三十年间也已得到了有效治理。这就是新中国的清明社会,一个充满法度的文明社会。

诚信社会。新中国前三十年,毛主席塑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体制下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具信用社会。我想,这一点毋庸赘述,凡是年龄稍长的人,都清楚的记得,那时,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假文凭、假身份、假论文、假公章,没有假酒假烟假钱假货。人与物的关系是清白的,可以信任的,因为组织起来的集体单位、国家公有的厂矿企业,所有的生产领域,没有私人资本榨取利润的算计,因此无须弄虚作假,所有的产品实打实,真实可信。人与人的关系更是真诚有信的,那时,无论出差和办事,只要单位开一封介绍信,或开一封证明信,跨县跨省,走遍祖国大地,无人怀疑,无人阻碍,有人接洽,有人办事。可谓,诚以致信,文明之至。

和谐社会。“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是毛主席《送瘟神》诗其二的首句。这首诗创作于1958年6月,是诗人看到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时的欣然命笔。发表时,诗人在小序中说了这样的话:“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笔者觉得,这句诗文和小序的话,也正写出了那“和谐社会”的风貌。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为国奉献,居公而作,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家庭、邻里、社会和谐,一声“同志”心里暖,春风化物,人心向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和谐社会,在邻里关系上即可见一斑。自家的经历,在外的亲闻,都如法炮制一样,外出了,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邻居,请邻居待时给家里的猪、羊和鸡抓把草料,收拾一下晾晒的衣物,邻里之间,从无防范的隔阂,有的是信任的和谐。

劳动社会。新中国成立,1952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紧接着,1953年毛主席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到1956年,中国大陆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此中国大地上消灭了资本剥削,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劳动关系。中国社会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即每一个社会人,都在社会的不同组织中,不管是过去的地主、富农,还是原来的资本家,连同末代皇帝也不例外,都是工厂、生产队等单位里的一名劳动者,只有工作岗位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劳动,靠劳动吃饭,没有懒汉,也没有不劳而获者,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受到社会推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社会,不仅充分调动了全社会的劳动积极性,也使得旧中国社会一片散沙的状态得到了彻底改变。

清廉社会。清正廉洁,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故事,但真正的清廉社会,可以说只有毛主席那个时代。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治理后,中国社会的基准面,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清廉社会。这种清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来自于毛主席“苦行僧修行式”的示范塑造。毛主席作为新中国开国的最高领袖,没有丝毫的特殊和享受,反而有的是比普通人更加苛刻的清廉自律,一生公私分明,分外艰苦朴素,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一双拖鞋穿的不能再修还舍不得扔,他为国为民造福,却不给子女留下任何的私有财产。在他的这种“苦行”引领下,从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到老一代革命家,再及到后来新任的各级干部,也都保持了廉洁奉公的品质,即使是王洪文要喝一点国家招待会剩下的残酒,折把折把打包也要自己花钱买。所以,那时的社会,真可谓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没有贪污受贿、很少违法乱纪的清廉社会。对比改开后出现的塌方式贪腐、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几亿十几亿甚至上百亿的敛财、毫无羞耻、极端腐化的官场现象,更加的让人感觉到那个清廉社会的难能可贵。

福利社会。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为了打牢基石、造福后代,而全民勒紧裤带、全国过紧日子的年代。从毛主席到其他国家领导人,从一般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及至全国普通民众,无不如此。这种全民勒裤带,保证了国家财富的高积累,为快速推进国家“四化”建设,发挥了基础性支撑作用。同时,国家为保证这种高积累,又全力致力于全民福利化社会建设。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如同“两轮”驱动。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高积累,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得以推进;另一方面,国家的全民福利保障,为民众解除了基本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人民大众前所未有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创造出了无数的人间奇迹。那么,这个福利社会是怎样的呢?基本的可以做这样的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病老死亡,国家按照年龄和从事的工作,以粮票布票的形式给予基本保障,免费上学,毕业就业,没有失业,不会被解雇,成家分配住房,看病不要钱,退休养老,丧葬有保障。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全民福利社会模式,得到了世界高度赞誉。

自律社会。自律是一个很高的思想道德标准。一般认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靠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律这两条线,思想道德这条线拉起来了,法律这条线才能收得住。而自律的塑造,又是一个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历史让我们看到,自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主席就一直倡导自我改造,要求每一位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群众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全党全军全国掀起多次学习高潮,搞过很多群众运动。从1952年发动群众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在经济领域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及后来的大规模的群众文化运动,强调的主旨就一个——改造世界观,目的就是塑造自律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他要求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对自己的儿女毛岸青、李敏、李讷讲:我们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给自己的工作人员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向英雄模范学习,捍卫国家公共利益,讲求社会公德,自觉改造世界观,树公心、斗私心,自觉自律、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社会新风尚,使中国的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创全球最低,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文明社会,把中华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信社会。这个自信社会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也是非常鲜明的,从大的方面说,主要包括:一是政治自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信赖毛主席,拥护党的领导,信仰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革命建设的正确道路,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社会自信。典型的表现是社会心理健康,人民当家作主,以国家主人翁而自豪,有尊严感,有理想,有上劲心,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以单位为家,没有了旧社会私有制条件下的那种极致私欲、唯利是图,把工作当作事业,兢兢业业、上下同心,坚定地表达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意志。三是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总方针下,全国各行各业向生产和科研的广度深度进军,表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自信,不信邪、不崇洋,不怕困难、以苦为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挑战一个个难题,突破一道道难关,创造一项项奇迹,中国“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自信,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极端封锁和限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四是敢于战胜一切敌人。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没有怕过谁,无论是美帝国主义的16国联军,还是妄图控制中国的苏修霸权主义,或是长期觊觎中国领土的印度,又或是那些敢于挑战中国领土的侵略,统统被我们打败。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极其一切走狗”,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剥削反压迫,中国这面正义大旗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捍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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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二)
刘振起: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三)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5月15日星期日

毛主席説,:「要注重找真同志!」

毛主席説,:「要注重找真同志!」
作者:何钧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15

     黨、軍、國之父 -- 毛主席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4为毛泽东主席)】



1
毛泽东主席的朋友圈

毛主席说: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1922年,他在共青团成立时强调:
“要注重找真同志!”

找“真同志”,首先就是看一个人的“三观”,“三观”不合的人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勉强不来的。

1916年,毛泽东主席到一位同学家做客,原来约定要讨论社会问题,不料此人却侈谈起生活琐事,还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事吩咐半天。

毛泽东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毛泽东主席以后就很少和他来往了。




那毛泽东主席的朋友圈都是些什么人呢?

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萧三、蔡畅、向警予、陶斯咏······

他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而应关心“大事”,即“人的人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参加革命后,毛泽东主席认清了阶级利益和依靠力量,找到了民族出路,他交的朋友就更加明确了。

1927年1月,毛泽东主席回韶山对父老乡亲们说过一段话,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

穷人,没人看得起,甚至于“农民运动”被污蔑为“痞子运动”。


而毛泽东主席却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私欲中讨生活的人,永远读不懂毛泽东主席。

不懂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就忍不住要掉眼泪。”

不明白为什么晚年毛泽东主席在看电影《红灯记》时,当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会哭着喃喃:
“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可曾知道,毛主席在看《难忘的战斗》这部电影时,看到群众欢迎的场面,竟然会控制不住,嚎嚎大哭起来······


他给毛远新说:
“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

穷人、革命者、群众,都是毛泽东的朋友。



2
蒋介石的朋友圈

对比之下,青年蒋介石的朋友圈则是截然不同。

1908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先后和陈其美、黄郛(fú)、戴季陶结为异性兄弟,誓言“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一个是党务总长,一个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一个是中宣部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可谓是蒋的“引路人”。在蒋介石债务缠身、走投无路时,陈其美引见其认识了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青帮头目”黄金荣。

黄金荣金口玉言,几句话就摆平了一切,让蒋介石的满屁股债顷刻间化为乌有。之后,黄金荣又资助蒋一笔路费,要他南下去找孙中山投奔革命。

1927年,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中正率部开进上海。为报当年搭救之恩,一身戎装的蒋总司令在卫队的簇拥下对黄金荣行师徒大礼,把黄金荣感动得不能自持,逢人便夸自己这个高徒飞黄腾达后如何仗义。

蒋介石当然也忘不了他的哥们兄弟,让黄郛(fú)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给自己顶缸,以至于黄郛晚年极为厌恶官场,拒绝蒋介石的拉拢:
“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我生下来就是卖国贼?真是痛苦万分!我年己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而戴季陶和蒋介石绝对是一对好基友。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一起嫖过娼,一个扛过枪”、“共享女友,非婚生子”。

到了上海亦是互享打入金融界的秘诀“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对他的两位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更是关照有加。

二位年轻人跟着这位“蒋三叔”打天下,帮助创立中统,之后跻身四大家族之列,被称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而上海青帮大人物杜月笙、黄金荣之流,则成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反共打手。

列强资本、青帮土匪、流氓地痞,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朋友。

这就是蒋介石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他坚信袁世凯所说的:
“人民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见过人,从来没见过人民。男人要成功,要的是资本,是军火,是列强的支持。一句话,就是狠!”

蒋介石交了这么些朋友,他的手下都是地主老财、资本军阀,怎么可能继续北伐?怎么可能不背叛孙中山?怎么可能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重任?

对他个人而言,看似成功,实则悲剧,兵败如山倒,直至孤岛终老!

晚年在台湾,他也学习中共搞“打土豪、分田地”,在台湾,他啥事也不染,当然搞得下去。

在大陆,他的朋友圈就决定他搞不下去。

正如他的儿子蒋经国所说的: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啊!”

蒋家王朝陷入了深深的历史矛盾之中。

而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呢?

陈立夫流往美国,靠卖皮蛋为生。

陈果夫被蒋介石打入冷宫后,甚至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这就是他们跟着“蒋三叔”的结果。

这是历史的经验——朋友决定命运啊!



3
敢于“翻脸”

世界是变化的,利益是变化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萧子升曾经是毛泽东主席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湖南人,年龄相差不到一岁,在小学就是校友,到了中学又是师兄弟,1914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师从杨昌济,都是才华横溢、有志报国,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和蔡和森并称“杨门三杰”。

然而,萧子升选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逐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毛泽东主席选择留在中国、研究中国、扎根中国,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

萧子升很不认同俄式暴力革命的道路。

而毛泽东主席想法不太一样。他认为:
“我觉得用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二人的命运在1921年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萧子升则选择加入国民党,仕途起起伏伏,最后远走南美,在乌拉圭终老。

人生就像一列行驶的列车,中途陆陆续续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

对于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朋友,我们大可以选择切割。毕竟,谁的生活里也不会缺了一个人就不行。

所谓打交道,交在其次,重要的是有相同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昨天和一朋友聊天,问他:
“你觉得毛主席为什么能成大事?”

他说:
“敢于翻脸!”

我满脸惊愕,怎么说出这等话?

他说:
“伟人成事,在于其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坚定意志,决不受私情的束缚。”

在处理国内问题上,毛主席如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的高级干部就已经出现“搞腐败”的苗头,当时的一些领导干部觉得可以理解,“打江山、坐江山”嘛。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为典型的革命功臣腐化堕落的代表。

案发后,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求情道:
“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也转述了一些领导同志希望“枪下留人”的求情之语。

毛主席听后,十分生气,严肃地说道: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枪毙高级领导干部,兹事体大,仍然有人托周恩来劝毛主席,还有人直接找到毛主席说情打招呼。

毛主席气愤地反问这些给刘、张二人求情的人:
“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

短短的9个字、一个单选题,看出了毛主席的净化朋友圈的决心。

正是因为他敢于“翻脸”,惩治了刘青山、张子善,换来了干部队伍30多年的清廉。

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毛主席也敢于“翻脸”。

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许多地方仰仗苏联,尊之为“老大哥”。

苏联就乘机要挟中国。

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提出与中国建联合舰队,在中国沿海建海军基地,主席当即翻脸,大声说:
“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过去?我不想再听这些!”

赫鲁晓夫回国后立即撤走了原子弹专家,主席就说我们自己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主席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4
“交友”和“交往”是两码事

敢于“翻脸”,敢于绝交,善作切割,是一种能力。

但是“翻脸”,不等于不交往。

图片

毛主席和蒋介石不来往了吗?还是搞了重庆谈判。

中国和美帝不来往了吗?还是搞了“乒乓外交”。


       重慶談判,毛主席與蔣介石踫杯


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做不到“老死不相往来”。

哪怕是敌我之间的炮弹互轰,这种“较量”也是一种“交往”嘛。

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做到的是“知黑守白”而已。

不交往,怎么“知黑”?如何“守白”?

我们要在交往中才能识人、察人、交人、弃人。

更何况,敌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谁能想到,王稼祥——曾经最坚定反对毛泽东主席的人,能成为毛泽东主席最勇敢的支持者呢?

1932年,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这么表态的:
“我与毛并非旧交,相反与王明、博古却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从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


这个就叫做“感情起变化”。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交朋友嘛,要擦亮眼睛,特别是成年人的“三观”比较固定,择人要慎之又慎啊!

不要迷信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多出来的这条路,是不是岔路、死路、冤枉路呢?

不要害怕什么“多个敌人多堵墙”,也许这堵墙让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得罪了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嘛!

这么多落马的贪官,又有多少不是被曾经的哥们兄弟拖下水的呢?又有多少不是被所谓的儿女私情连累的呢?


多少人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也没活出个所以然。

总以为,要有所倚仗,却病急乱投医。

让我们记住教员的嘱托:“要找真同志!”

何为“真”?

“真”就是既有理性忠诚,又有利益忠诚。

理性忠诚在于认识自己的阶级处境;利益忠诚在于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


不要“谈利色变”,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

不要“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长久不了。

什么是朋友?三观相投、利益一致,情感深厚的人,就是朋友!

“三观”是表征,“利益”是基础,“感情”是结果。

祝愿大家“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新青年8341”,作者新青年2020,修订发布)

2022年5月14日星期六

向毛泽东主席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

向毛泽东主席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
作者:张浩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5-14





注重党史的研究与学习教育,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为当时全党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重要指引。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对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哪些有益借鉴?


     【毛泽东主席《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记录稿)】



一、
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目的和对象

明确治史的目的,是历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的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来指导当前的工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做好当前的工作提供有益借鉴,这是进行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的开篇,毛泽东同志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同志认为,党史研究的根本目标和意义在于总结党在历史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从而能够为当前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服务,也即通过总结党在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有助于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有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今天的路线和政策,从而“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二是通过弄清楚党的历史上的是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凝聚共识、统一思想。毛泽东同志结合党内学习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六大以来》的成效,点明了党史学习研究对于明辨是非、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作用。《六大以来》分为上下两册,是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文献集。该书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其中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等。《六大以来》对于当时党员干部弄清党的历史上的是非,统一全党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三是有助于促进党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通过梳理和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创造些新的东西”,这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客体。只有明确学科研究的对象,才能明确这一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正确方向。换言之,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这一学科开展研究的起点。就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对象而言,毛泽东同志将其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整个党史的系统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系统地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不是把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作为研究的对象,不是去研究历史的个别细节,也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党史的某一个阶段,而是去研究党的整个成长历程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及政策。因为如果只是研究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和个别的细节,而不去研究与之紧密相关的历史,也就不能真正明辨是非和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只有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清晰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一步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是怎样从挫折和困境中奋起、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从而增强人民对党和党领导的事业的信心。二是加强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点研究。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全面把握党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前提下,还必须加强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重点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将研究的重点对象放在党的路线政策上,这就抓住了党史研究的关键,从而可以更为深刻地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政策以及与政治路线、政策有重大关联的重大问题,例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全面系统研究党的整个历史,重点研究党的路线政策,从而揭示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用以解决今后党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这不仅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体现了党史的具体突出的实践功能。


二、
阐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对于如何确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立场,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回应。他提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同志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研究者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也就是不能站在外国和共产国际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提出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研究党史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言必称“希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只会用教条主义方式片面地去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句话,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提出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外国为中心的问题,实质上是路线立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研究党的历史,实际上是强调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党的历史。


一门学科必须要以一定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那么,什么研究方法是开展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呢?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非常形象生动地提出了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也就是要搞清楚所需研究问题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把该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中去分析和研究。

一是“古今”,这是个时间概念,讲的是党史研究的纵向维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同时,历史发展也呈现出发展阶段性特征,后面的历史阶段是在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考察一切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必须用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研究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研究党史同样如此,要研究后面阶段的历史,就必须搞清楚前面阶段的历史。只有通过研究和考察前一阶段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过程,才能深入探寻后一阶段所发生的历史现象的时代根源和社会背景,从而对这些历史现象有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建党前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及其后续发展的历史,需要了解这些历史事件,以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内在联系。他提出在运用“古今”的方法也即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党史时,应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历史研究一下,否则,“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二是“中外”,这是个空间概念,讲的是党史研究的横向维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紧密相联的。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必然要结合它所处外部环境进行全方位考察。毛泽东同志此处所提出的“中”和“外”并非专指特指,而是一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外法”可以认为是要从矛盾的对立面看问题,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党史。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运用了“中外法”,形象地指出:“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从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仅仅是分析我们党的文献和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文献和史料。只有掌握彼此双方全面的资料,才能全面、科学研究党的历史,也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这里其实是强调,不仅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而且对国民党内部的文件也要不断地进行比较研究,真正做到各个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中经常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间接的实验方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进行实验研究。但是,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比较研究,才能达到一个全面的研究水平,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而且至今仍是历史学界广泛使用的方法。

三、
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及划分标准

如何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分期,不仅是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课题,而且也是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实践课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具体的阶段划分,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轨迹,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党史的分期问题,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回答,从而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基础。

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起点。至于党的历史起点,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但明确了党的历史起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一起点之前的党史就不需要去深入探究了。因为,历史发展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前面的历史可以为后面的历史发展做准备和铺垫。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为什么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说起?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辟了新的视野。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始。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它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在文中也指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其次,科学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阶段。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把中国共产党18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历史分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研究者历史态度、历史观点和历史知识等的综合反映。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划分方法时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然而,自从毛泽东同志对党史进行了这样的划分,不仅得到了全党的认可,也得到历史学家的一致认可。

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的划分标准。所谓“划分标准”,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的划分依据。明确科学的划分标准,是进行党史分期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所打击的目标”和“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要依据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历史分期。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第一阶段,也就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斗争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全体革命阶级普遍参加,进行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斗争对象是国民党,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建立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任务,斗争的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党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联合一切,也不是斗争一切,而是以联合为主线,以斗争为辅线,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前提下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爱国力量,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党史分期的思考是与当时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和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的。

四、
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求研究者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科学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能以某种理想为根据,也不能从某种假设出发,而是要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切实从历史事实出发,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史为镜来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了应该如何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鉴往知来。科学评价历史事件,就是要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评价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原因、历史过程、历史结果、历史影响等各种因素,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善于运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确保以全面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他还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评价为例,认为“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对于怎样来评价辛亥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采取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地看:“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要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

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首先要搞清楚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各自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历史不是少数人创造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英雄人物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英雄人物和领袖对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从而导致历史发展趋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变化。基于对英雄人物和领袖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他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而又深入的分析,提出:“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毛泽东同志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历史、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陈独秀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要肯定陈独秀所作的贡献,并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同时,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结合其所处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所犯的错误时,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对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此,他指出:“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毛泽东同志上述这些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人民论坛》杂志2022年4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