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

——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作者：江涌（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昆仑策研究院

     長沙 橘子洲頭 毛主席像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惟有中国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且于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其中原因应当很多，一类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独特的地形地貌地理地缘，东南西北被大海大川大山大漠环绕，自成一体；戈壁沙漠、江河湖沼、平原高原、丘陵山地等应有尽有，错落有致，气象万千，多彩多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回旋余地，有战略缓冲，有吃苦耐劳、英雄辈出的人民，有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民族气概。一言以蔽之，中国屹立于东方数千年不败不倒，有地利，更有人和；有地缘，更有人缘。毛泽东主席的国家安全思想揭示：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地缘政治的核心不在地，也不在地里的物，而在地上的人，集中在于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地才”的地缘政治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毛泽东主席，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长眠于斯，思想光照于斯。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特拉奥雷：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毛泽东主席：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奥雷：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泽东主席：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主席：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1】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言，他是个“地才”，他的“地学才干”则是人民群众经验的总结。这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学家曾这样概括：“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2】中国河流诸多，水患严重，治水即治家治国；同时，河流也是人们经贸交流、跨域交往的重要渠道，治水可以改善地缘、增进人缘，而御敌可以凝聚民心，“为河”与“外族进攻”都和地缘政治紧密相关。毛泽东主席高屋建瓴，一语数字便道破玄机。

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之利与不利，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积极主动加以改造利用，可以变消极为积极，变静态为动态，变不利为有利，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地缘不及人缘，这应是地缘政治的关键。游击战被证明为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有效战术，这一战术被毛泽东主席运用得出神入化，甚至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付强大日本侵略军的一种战略。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我们从来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游击战对于战斗方式来说，始终是辅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地域广大的国家，游击战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3】有效展开游击战的重要条件是，国家地域足够大，地形足够复杂，有回旋周转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运用，从而实现“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4】山地游击战，是红军八路军习惯的战略战术，平原一度被认为是游击战的禁区，但是聂荣臻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一贯被认为没有地缘优势的平原成功地展开了游击战，根据地由点及面，逐渐扩大，创造了著名的晋察冀边区，直接在日军华北大本营（北平）的四周与日军周旋作战,在全国抗战中影响甚大。

在秋收起义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明确了要有革命根据地，随后带领部队直插湘赣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万事开头难，革命也是如此。在遭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主席指出井冈山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在我们井冈山，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天险，还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我们还愁红色政权不能存在发展不成？”【5】五大条件，前三者都是人和与人缘，第四个才是地利与地缘，第五个是人与地的结合。当然，根据地也不是一般的地势天险，不是随意选择的，它应是“战略的出发地”【6】，是战略要地。山西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拥有华北必须占领山西；而五台地区是山西的战略要地，拥有山西必须占领五台地区。1938年5月5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卡尔逊是第一个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毛泽东主席说：“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7】同样的地缘，日本侵略军不能利用，国民党军队也不能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可以利用；再延伸一步，以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根据地，同样的地缘，同样的共产党军队，毛泽东主席指挥打胜仗，“三人团”指挥便打败仗。这说明地缘重要，人缘更重要。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依托一定的地理地势，但是像下围棋一样，能否把眼做活，使外线变内线，关键在当事人的智慧勇气，在组织力执行力，在高超战略与灵活战术，在厚实群众基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国际政治学中有著名的麦金德“世界岛”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被诸多西方学者甚至更有中国相关学者奉为圭臬。1904年英国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世界岛”和“大陆心脏地带”概念。“世界岛”是亚欧大陆（也有认为包括非洲）的合称，从东欧到中亚的大陆腹地被视为“心脏地带”。麦金德认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8】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发展了麦金德的思想，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9】笔者认为，麦金德可能看图想象，斯皮克曼难免望文生义，二者的地缘政治多半是地图政治、地理政治。有见地的中国学者认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地缘政治即资源政治。【10】

毛泽东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1】人是世上最关键的因素。获取生活生产资料、趋利避害是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构成人类发展史的基点。地缘离不开人缘。没有历史这一时间纵轴，没有人际这一社会横轴，地缘政治空间只能是虚幻的。正是基于广泛的地理、资源分析，深入的历史、社会洞察，毛泽东主席这位杰出的“地才”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12】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与周边国家在地理上有高山大川的明显区隔，但是人文交流与经贸往来密切，很多民族跨境而居，清晰的地理与模糊的人文，使得地缘性更趋复杂多样。依照“地才”的思想，“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13】，谁控制中国，谁便控制亚洲，谁便控制世界。但是，近代历史显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征服中国，所以也就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称霸世界。毛泽东主席的地缘政治论刷新了世界地缘学与政治学。

二、从国内地缘到周边地缘

毛泽东思想极大丰富了人类世界思想宝库，武装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指导着中国人民伟大斗争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毛泽东主席所开创的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理论，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国家安全实践，至今党和人民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根据地：打狗还要靠面墙。中国共产党自二大以后，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主要体现苏共思想、代表苏联利益。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一同推动大革命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在合作中当配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得寸进尺一再退让，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四·一二”与“七·一五”政变后，中国共产党被逼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但是搞城市暴动、夺取大城市还是共产国际的主张。由教条主义者把持的共产国际及其中国代表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地缘政治（今天奉西方理论为圭臬的还是如此）。在遭遇几番严重挫折后，本土派、实事求是派吸取教训，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武装割据，壮大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里就有重要的地缘政治考虑。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造反基本上都是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起的。“打狗还要靠面墙”，共产党闹革命得有依托，尤其是搞武装割据，其地域选择除了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外，还有革命条件较好的因素。革命条件首先就是政治条件，受严重剥削压迫的贫苦人民众多，有革命造反的阶级基础，如南方几个重要根据地一般都有大革命的播种、农民运动的基础。其次是地利条件，易进易退，可攻可守，井冈山、赣南、闽西、大别山等是政治真空的“三不管”地带，有复杂地形地势从而有“打圈子”与反动围剿军队周旋的空间。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那些红色政权，以及抗日战争时期陷侵略者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敌后根据地，都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

定都北京：国家重心所在。陕西宝鸡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也是镇国之宝，青铜何尊，赫然刻有“中国”二字的铭文。据考，这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这里的“中国”，有说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更有说是周王朝的首都。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中心，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所以定都非常讲究。

1949年2月在西柏坡，就新中国定都何处，毛泽东主席与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思考了四个城市即西安、开封、南京和北平，王稼祥首先否定了南京。石头城南京是国民党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西安也不合适。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近现代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北平是首都最佳地点。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14】，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15】博古通今的王稼祥呈现了一个可谓言简意赅的地缘政治的经典佳作，当然毛泽东主席的认可才是问题关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新中国首都定于北平，并于当天改名为北京。

损害主权的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今天的不少中国人都很想当然地认为，在不大的地球上中国就应该拥有这么大的国土，其实新疆、西藏、满蒙、东北等“边缘地带”，相当于中国近一半的面积，从晚清、北洋到民国曾经都做了放弃的打算，“东南互保”、“二十一条”以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放弃东北等等就是实证，即便在快要伟大复兴的今日中国，尚有一批“贤达”认为“捆绑不成夫妻”，而主张“放飞”台湾。因为当时这些“边缘地带”都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无底洞”，识时务的“俊杰”都不愿背上这些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上，中国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押对了宝，选对了边，成为战胜国，但是在谈判桌上依然没有话语权，中国的权益包括核心的领土主权，由一个帝国主义转手给另一个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国际四强”，后来又是“联合国五常”。然而，中国积贫积弱，世界豪强逞能显力论英雄，最后美苏煮酒指点世界，让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同样的被肢解命运，在印度、土耳其、奥匈等国都上演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敢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占领南京、广州之后，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实现了大陆领土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6】事业要取得胜利，国家统一是最基本保证。

出于保家卫国，刚诞生的新中国就进行抗美援朝，击退了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军。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能力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跟美国周旋，最终迫使原本蛮横的美国与我们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利益得到维护，同时也没有透支国力，从而也就没有形成对苏共依赖，没有受制于苏联。否则，俄罗斯三百年才挣得的不冻港（旅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长铁路的移交很可能成为问题，中国或将成为别人的棋子而不是棋手。1952年9月，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中国。1953年1月，苏联同意将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1955年旅顺军港移交中国。国民党屈从雅尔塔协议而丢掉的国家主权利益，硬生生被共产党扳了回来。后来，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无视中国主权，搞联合舰队，建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被毛泽东主席断然拒绝，“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正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地缘政治得到空前改观，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踏上现代化强国征程。

人家的一寸不要，自己的寸土必争。不同于大一统的中国，印度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受诸多外族入侵。大英帝国几百年殖民统治使其具有了近代国家架构。印度独立建国后，坚持英国殖民者在中印之间非法制造的“麦克马洪线”，甚至得寸进尺，试图在中国强大之前，造成诸如对克什米尔地区占据那样的事实，更多地占据中国领土。尼赫鲁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以为自己是亚洲的拿破仑，而战功卓著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说，拿破仑和毛泽东主席比，就像萤火虫和太阳一样，印度岂有不败的道理。

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计划未遂的叛乱分子逃亡印度。印度借机生事，一再入侵中国领土，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我们同印度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的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17】但是，印度认定中国礼让是软弱可欺，便得寸进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62年10月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决定对印度实施自卫反击。“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18】

中国在战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非但没有越境持续作战，反而从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释放所有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枪弹物资。很多国人对此很不理解。其实，中国除了树德立威的战略谋划外，还有便是地缘政治的考量，即中印边境地理地势对中国不利，中国用十万头毛驴运输而积攒的物资储备，也只够教训一下印度所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有理有利有节，实际只是一种警告惩罚，并不是通过战争谋取不正当利益，因而也就没有与印度结下深仇大恨。这种点到为止的震慑战，保证了中印边界的安宁、西南边境的和平，预计二三十年，实际超过半个世纪。这再次证明：和平是打来的，不是求来的。

三、大国安全的世界地缘

鸦片战争后，大小新老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并逐渐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真正的严峻挑战——亡国灭种，国家四分五裂，亦如欧洲大陆那样地缘政治破碎性格局。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领导亿万人民，实现绝地反击，并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

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台湾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雅尔塔协议明确将台湾归还中国。然而，美国凭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虚弱软弱，曾经武力侵占台湾，而后强力介入台海，阻止中国的最终统一，造成所谓的台湾问题。无疑，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用来当作交易筹码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一直把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作为建立邦交关系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一员，条件必须是，将台湾所代表的中华民国驱逐出去。“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20】不给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合法合理地制造“两个中国”的机会和借口。这是在与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时特别立下的规矩。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说，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毛泽东主席闻后强调：“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提出所谓“双重代表权”问题，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不满台湾问题的处理，要求修改。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主席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中国不会这样蠢，进行两面作战。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关系上做了很多尝试与努力，包括与美西方沟通，但是美国不愿放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诸多在华特权。有鉴于此，中国一方面“选边站”，即在整个沿海为美西方所威胁的时候，“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北方赢得了稳定、安宁、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另一方面，奉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恢复与美西方的外交关系。如此，一笔勾销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废除了旧中国欠下的所有外债，卸下了所有的历史包袱。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由此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经济基础。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大规模冲突之前，毛泽东主席让人转告尼赫鲁：“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1】

20世纪60年代，美帝、苏修、印度尼赫鲁、台湾蒋介石齐刷刷都与中国大陆为敌，新中国实际上陷入四面环敌的危险境地。今天，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波诡云谲，险和难不断向我集聚，但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那个年代。然而，中国照样硬着头皮顶过来了，在国内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的同时，也攻下了国际关系豁口，叩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美国为急于摆脱美苏竞争的被动、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民权运动高涨的困局等一系列不利境地，越来越希望能够借重中国的力量。“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22】美国政要最终不顾超级大国的尊严，急急忙忙来到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中国，并主要依照中国的意愿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23】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主席再次叮嘱周恩来、姬鹏飞等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24】中国利用美苏矛盾，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成功地营造出“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一方面让中国成功摆脱多面作战的困境，另一方面令咄咄逼人的苏联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四、地缘随人缘而化

法国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25】简洁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秘密，即以邻为壑。中国古语：远亲不如近邻。新中国从来不会乘人之危，嫁祸于人，而是努力平等待邻，友邻睦邻，而今更以“一带一路”安邻富邻。

在地缘上增进人缘。美国为首的西方依照丛林法则，建立国际秩序，整个西方处在食物链高端，美国则处在食物链顶端。苏联也搞大国沙文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核心老大自居，欺压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国际秩序有两项基本主张：第一，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第二，新中国不会做“超级大国”，即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也不会加入强权大国之列。实际外交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倡议并签署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交往的典范。1956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时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26】

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针对一些邻国因受西方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毛泽东主席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中国、缅甸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需要国际合作和帮助，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中国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中缅两国间的和平关系。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人互相往来，相互跑，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国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中国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毛泽东主席对缅甸关注的问题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表态，消除了吴努的担心，极大地增进了中缅关系。

地缘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在生产力（航海等交通能力）低下的时代，万里无垠、深不可测、波澜不惊与波涛汹涌无常的大海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王朝可以将首都放在近海，如北京、南京、杭州。但是，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海洋不再是天堑、交往的阻隔，而是重要枢纽和便捷通道，也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乃至主要来源。西方殖民者正是凭借有绝对优势的海权（海上力量），而取得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的统治。鸦片战争的英国军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军似乎很容易地就占领了南京或北京。显然，涉及地缘政治、地缘安全等地缘问题是动态的，随着时代、科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本土拥有两大洋的护卫，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而且还作壁上观，向交战双方供货，赚得盆满钵溢，大发战争财。但是，“九一一事件”表明美国本土安全神话破灭；非法移民偷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还逐年上升，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美国一方面生产世界上最多的黑客，另一方面也是遭受黑客攻击最多的国家……凡此种种，表明两洋的安全屏障（即昔日的地缘优势）已经时移位移。北冰洋的坚冰与严寒，曾经是俄罗斯国土的天然屏障，但是随着地球变暖，坚冰融化，北极通航，俄罗斯需要不断投入力量去守护，这对于早已捉襟见肘的俄罗斯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添霜。

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墨西哥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如此近。其实，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其影响力犹如幽灵，无处不在，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邻国。美国寻求绝对安全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对地缘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人以平常思维说出，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太平洋是美国独家领海，美国的安全边界向西扩展到第一岛链。在美国人眼里，位于这个岛链上的中国领土台湾，就成了美国用以对付中国、维护美国绝对安全的所谓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崇尚实力的美国，短期内很难赋予中美平等对话的空间。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世界大国，经济实力坐二望一，故而对付中国，美国选择了不同于对付一般中小国家的战略，这个战略在对付前苏联的时候，被证明为有效的，而且是十分经济划算的，即以攻心为上的“和平演变”，以及冷战结束后，用以对付那些不听美国使唤的国家的“颜色革命”。这应是地利不如人和、地缘不及人缘的一种倒影。

1959年，一贯敌视社会主义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论。是年11月8日，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让秘书林克找来了杜勒斯的三篇讲话，认真阅读、批注：“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从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27】对于毛泽东这个历史级战略家而言，美国杜勒斯之流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一类小把戏而已，一眼就能看破，一语即可道破。建议今天那些被美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搞得寝食难安的国家与当局，认真学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定能找到有效化解之策。

晋代葛洪《抱朴子·博喻》有言：“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迩而不接。”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不觉得遥远，天涯若比邻；志道相悖的人，即使近在身边眼前，也不觉得亲近，咫尺乃天涯。此哲理清晰揭示，地缘不及人缘。新冠疫情，乌云压城，各国高挂免战牌，全球化按下暂停键。但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温馨话语，道出的却是有地缘更有人缘、地缘不及人缘的道理。林林总总，一句话，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地缘性，但是地缘性应当从人缘人心中把握。

注释：

【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5】参见古越著《毛泽东与朱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33页。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8】[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0页。

【9】[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10】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11】《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12】《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14】渤海成为中国内海，应当在1958年中国使用了12海里作为领海宽度之后，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里的“内海”一说来自引文。

【15】王纯《新中国定都北京始末》，《故事报湖北档案》2000第4期。

【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

【18】参见王学军、赵力兵《试析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目的》，《党史文苑》2012年第2期。

【1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0】《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142页。

【21】《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5】[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天气改变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26】张嘉升《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交往纪事》，《党史博采（纪实版）》2020年第10期。

【27】子舒《毛泽东与“和平演变”》，《党史纵横》2004年第11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重温毛泽东战争准备思想浅见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重温毛泽东战争准备思想浅见

作者：朴扣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云：无恃其不来，恃吾有所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说过，谁要想获得和平，就得准备战争。集伟大统帅和伟大战略家、伟大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同志也历来重视战争准备问题，认为“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还在《论持久战》中引用《礼记 • 中庸》一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此表达对战争准备的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战争的预先准备的必备思想。通观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着“常备”、“全备”、“审备”的基本思想。

    

 一、常备不懈的战争准备思想

     

毛泽东主席关于常备不懈的战争准备指导思想原则，其实是就战争准备的时间跨度而言要做到“常备”。这一“常备”思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渊源和深远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主席早在30年代就正确阐明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并把“为永久和平而战”视为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和自己毕生的事业，主张“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最终实现“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把全世界历史转到人类永久和平的新时代。与此同时，毛泽东笃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认为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就要准备他们在世界上闹事，就要准备反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进而指出了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战争准备的长期性，并要求把准备战争作为经常性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一是备而战之。这是常备不懈进行战争准备的根本目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充分地准备，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实力，逐步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就当前讲，我们要想在美日等西方敌对势力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甚至战略剿杀面前，求生存，谋发展，以至于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精心谋划、周密安排好各种主客观综合实力的战争准备。这方面，我们也应当注重“谋旨深远一点，逻辑缜密一点，章法严谨一点，布局精妙一点”，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准备过程中，努力筹划与寻找减杀并削弱美日等敌对势力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的关键及其解决的方法，使我们与美日等国在实力对比上不断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转变。这里有四个关键点要抓住：首先是国民居安思危的意识培养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清理整顿问题。如果我们从上到下、从统帅到士兵、从军队到地方，没有一个奋起一战的精神准备，尤其是军人，如果没有一个“今夜一战”的思想准备，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须知，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其实力，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国民意识及其领导人的战略气魄中；其次，是丢掉幻想，提高警惕性，时刻准备战争，不断积蓄和增强自己的国防实力和我军的打赢能力，要对包括美日和台独分裂势力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敌对势力具有绝对的威慑形象，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我；再次，是要千方百计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舆论、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多种手段，孤立敌人，分化瓦解敌人阵营，打乱其部署，慌乱其阵脚，减杀其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之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和数次边境与海上自卫反击作战中获胜，也得益于有较强的战备观念，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因而在敌人发动侵略时，能处变不惊，从容应战，赢得胜利；最后，是统一战线，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进一步强化中俄战略协作，同时对诸如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伊朗、叙利亚、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我们必须果断地与其在政治、经济、外交以至于军事上加强磋商与协调，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和需要的时候能够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

    

二是备而止之。这也是常备不懈准备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坚持不懈准备战争，不仅是打赢战争的基本前提，更是防止战争的重要手段，正所谓“以战胜战”，“以战止战”。毛泽东主席讲“准备没有坏处”，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的战争辩证法，它既包含着充分的战争准备能够保证打赢战争的思想，也蕴涵着准备好了更有可能防止战争的深刻含义。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显得尤其重要。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军队领导人时指出：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其中，“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就表达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可以推迟乃至制止战争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的战争准备的战略指导，不仅要解决如何打赢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问题，也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因素的增长，坚决防止可以避免的战争的问题。当然，毛泽东主席在指导战争准备的实践中，还特别注重把战备与谈判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号召人民做好随时应战准备，一方面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备”和“谈”巧妙结合，刚柔相济，始终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实现了分化敌人，防止战争，争取和平的战略目的。对此，周恩来曾总结说：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你不怕打仗，谈判才有力量；反过来，你要谈判成功，更需要备战。……我们是又谈判，又备战。周恩来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战争准备思想的深邃内涵。

    

三是备而审之。毛泽东主席虽然强调战争准备要常备不懈，但又经常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注意调整“常备”的力度和重点，既居安思危，又不致于草木皆兵，把战争准备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国内各项建设事业上。比如，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分析国际形势后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52年8月，他又指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在此形势的判断下，他一方面继续要求全国军民要继续保持精神上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抓住时机，对我军进行精简整编，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分析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于是次年他就再一次做出了“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调整了战争准备的工作重点。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有张有驰的战争准备指导思想，才是真正体现了因情有变、变而有备的特点，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那种只是单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愚蠢做法的最有力的批判。

  

二、精神和物质两手准备的战争准备思想

  

在战争准备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历来主张必须精神和物质两手都要准备。毛泽东主席早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致于措手不及”。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主席的“全备”思想。

     

物质准备是战争准备的基础和前提。孙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用兵，也是把物质力量的分析和准备放在“庙算”的位置优先考虑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也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利’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利就不成其为暴利”。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精辟地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物质力量在战争中的基础作用，注重分析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对比，从中找出客观规律用以指导战争准备。他揭示的物质力量影响甚至决定战争胜负的思想和理论，直到今天对指导我们时刻扭住发展经济不放松，并进而不断强化战争物质力量的积聚和准备，仍然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明确提出：“把……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他认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就不能完成伟大的战争事业。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如此重视战争物质力量建设，是因为他既实际又深邃地认识到：“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吃饭、穿衣，语言很通俗，但却揭示了极为深刻的原理。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主席经常指示前线指挥员要“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

     

毛泽东主席在指导战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物质力量的准备上，不仅重视现有的战争实力，更特别注重动员战争潜力，并及时将其转化为战争实力。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主席分析中日双方胜负因素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有较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但从战争潜力看，又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其国家小，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因而断定日本必败无疑。反之看中国，中国虽然是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均不如日本，但中国国家大，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有充足雄厚的战争潜力可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加上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八路军的先锋作用和国际援助等条件，决定了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为此，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总动员，充分发挥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战争潜力，开展真正的人民战争战胜敌人。

     

在战争准备问题上，毛泽东主席除了历来重视物质因素对战争的基础作用之外，还非常重视精神因素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其实，在毛泽东主席指导的历次战争实践中，我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法宝之一，就是靠这种战争力量中的精神因素的动员和准备。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觉的阶级觉悟基础之上的，是以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由于今天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战线上，存在着严重的自由化思潮和思想割裂现象，我军过去那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等，究竟还能否再次焕发出青春？而这才是我军之所以在历次战争中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中的精神准备，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一是对敌人不应抱任何幻想；二是必须时刻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所谓对敌人不能抱任何幻想，简言之，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其一。其二，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对敌人，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不变的定力，不能随意让人家忽悠来忽悠去。而关于“准备打仗的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忘”，二是“不怕”。“不忘”，就是要时刻不忘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不怕”就是要高瞻远瞩，有胆有识，勇敢亮剑，就是不怕战争到来，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关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指物质实力上的强大，也不单单是指物质实力上的崛起，更需要精神实力上的强大，更需要精神实力上的崛起。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不可谓不强盛，但缺少一种血性，缺少一种气概，而这种血性和气概，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没有这种血性和气概，枉谈胜利的激情与豪迈。     

对战争力量中的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物质和精神两大要素，克劳塞维茨也早有论述：“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像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而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主席坚持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辩证统一的思想，去筹划和指导战争准备，因而也就特别重视这两大因素的自然的同一体——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在战争中，既是物质力量，又是精神力量，是二者同一的结合物。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战争的主体。人与物的结合，人与武器的结合，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物质基础的结合，构成了战争的主体力量。所以，毛泽东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其实说到底，对战争而言，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操纵各种武器的人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搏斗。毛泽东主席还说：“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因此，在战争准备中，毛泽东主席时刻不忘把人民群众的动员、武装和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把军队的整顿、训练和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把精神和物质的准备通过人的主体和媒介作用达到完善的统一。关于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我们的军队，更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准备上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手准备的思想，其实也反映了毛泽东主席对战争的全面准备思想。早在1937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1938年，毛泽东主席又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做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所讲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自然和主观指导能力等多方面内容。当然，就当代而言，我们所要进行的战争的精神与物质的准备，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金融、舆论、信息、生物、智能、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诸多内容。而这诸多方面的内容总和，就构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战争力量。构成战争力量的任何要素，若疏于准备，都可能对战争的胜负结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面对当前美日以及其它各种敌对势力的战略围堵、战略遏制直至战略剿杀，尤其是面对美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恫吓和狂啸，加之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初战即决战”的性质特点，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战争准备的思想，围绕战争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诸要素进行全面准备，目的就是要以优长补不足，以先机制胜补后发制人之缺陷，以战略预置减杀敌前沿部署之优势，以我在政治、军事、外交、金融、舆论、信息、生物、智能、意识形态和网络空间等诸方面预先所创造的综合力量优势，来压倒武器装备相对居于优势的敌人。

    

三、“准备坏的争取好的”的战争准备思想

     

“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一切从最困难、最坏处着眼做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最好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席指导战争准备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种对战争准备的“审备”思想，要求对战争的各项准备都必须充分扎实、周密审慎、一丝不苟，能够应付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范蠡所说“审备慎守，以待不虞”，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主席历来把应付最困难局面，作为一切战争准备的出发点。他在每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前，都告诫前线指挥员“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眼，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毛泽东主席在战争准备问题上的这种鲜明特点，体现在毛泽东主席毕生所导演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之中。194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对淮海战役的指示中曾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有对付的办法”。1955年，毛泽东主席又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

同时，毛泽东主席又向来反对机械执行计划。“炮声一响，计划作废”，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完全按预先计划实施。实践中，一些指挥员过于依赖计划，甚至不顾战场客观实际死板地执行计划。信息化条件下，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军兵种协同关系频繁转换，机械执行计划很难适应战场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因此，要依靠计划，强化其在作战活动中的“主线”作用，尤其是涉及主要方向、关键行动、重要时节等关键要素时，必须严格对标计划，不要擅改计划；当战场情况与计划略有出入时，要坚定决心执行计划，但不要拘泥于计划；当战场情况与计划有本质差别时，应果断修订甚至重新拟制计划，始终做到以打赢为第一要务。

四十多年了，为什么人民非要怀念毛主席？

四十多年了，为什么人民非要怀念他？

作者：杨启

轉載自 昆仑策研究院

在人类历史上，有这么样一个人，他出生、成长于中华民族最危险、最苦难、最低谷的时期。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为了让人民从奴隶变成主人，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夙兴夜寐、发奋求学，方得华夏文明之精髓，又融合了西方的马列主义，因而具备了包含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大格局、大胸怀、大境界。

从青年到老年，经过30多年的艰难探索，他带领一群衣衫褴褛的泥腿子，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在这过程中，他失去了至爱的人，失去两个亲弟弟，失去了过继到他们家的堂妹，失去了亲侄子，还丢失了好几个孩子；而他本人，更是遭受了数不尽的千难困苦，以及遭到长时间的打压和排挤。建国后，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他唯一健康的长子，又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他为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所受的伤害，何其之多！而他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所创造的业绩，又何其之大！按说，到了这个时候，他可以躺在功劳薄上安享晚年的荣光。然而，他在进城的路上就已经告诫自己的战友，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那时候，他的战友同事们听他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想必也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多数人估计是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可是，他说出来的话，一向都是当真的。

在很多人还停留在第一步功劳薄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走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他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特权，废除了旧中国跟他们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他废除了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给广大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农民分得了土地；

他解放了被卖在妓院的妓女，治好了她们身上的性病，让她们进入工厂，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

他带领人民，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建立了小学、中学、大学，让亿万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不再因为不会识字、不会算账而被人欺骗；

他带领人民，在全中国每一个角落建立了卫生室、卫生院、人民医院、中医院，还有几十万赤脚医生，保障了全国人民的基本医疗卫生；

他带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83500多座大中型水库和几十万个鱼塘，还治理了长江、黄河、淮河等无数条河流；

他带领人民，在高原、在戈壁、在大山、在平原，兴建了一条又一条公路和铁路，使得天堑变通途；

他带领人民，建立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人造卫星等卫国重器 ，保障了中国人民不再被帝国主义欺凌和蹂躏；

他指挥人民军队，打败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印度等一系列霸权主义和地区强国；

他带领全国人民，从任人欺侮的东亚病夫，飞跃为世界第三世界之首，成为地球上最有威望、最有潜力、最讲公道的正义力量。

他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看病不要钱、上学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养老不要钱、找工作不要钱的社会福利制度，整个国家，一片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无忧无虑。

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业绩，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几人有过？

然而，他还不满足，还要把“万里长征”继续下去！

他熟读历史、洞穿未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离他所期望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只有在文化上、在思想上、在制度上，进行一场全新的改造，中国人民才能够保得住业已实现的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对世界大同进行探索和实践，为人类找到开启未来幸福与和平的大门。

于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在自己最后的有生之年，做出了前无古人、后难来者的伟大实践探索。然而，却因为种种原因，被付之东流，成为历史绝唱。

于是，在他身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另一种绝无仅有的奇观：

一个国家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任意地造谣、污蔑、咒骂自己的开国领袖，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处罚，甚至还名利双收；

一个对国家付出最多、功劳最大的民族英雄，却成为最不受待见、最不受尊重的历史人物，甚至还成为一个负面的符号。

这样的一个人，又离开了四十多年，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喋喋不休地怀念他呢？有这个必要吗？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怀念他，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贫穷。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物质的丰富，也根本回不到过去的年代了。

那么，我们还念什么呢？

看看今天的现实吧：

走在大街上，飞来横祸，有人开车撞向素不相识的人群，只为了报复社会；

有个女孩，早上去晨跑，却被抢劫犯和色狼盯上，导致了花季凋零，父母悲痛欲绝；

有的人，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好不容易有所积蓄，没想到一场大病，花光了所有，借遍了亲朋，落得个倾家荡产，甚至人财两空；

有的家庭，条件宽裕、和和美美，却因为儿子赌博，欠下巨额的高利贷，导致家道中落，甚至妻离子散；

有的北漂和南漂，辛辛苦苦一二十年，却仍然在城市里买不起一个可以立足的窝，更别说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要列举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人没有想过，也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回来”了，那么，这些现象将不复存在，很多痛苦和悲伤也不可能发生。因为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实践，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为了不让这些事情的发生和出现。

可是，谁能理解他。一些人不但没有正确地解读他，反而故意地歪曲他。这使得他的思想、他的实践，都不为今天的人们所了解。

仔细分析分析，要是他“回来”，要是他的思想得以再次实践，我们不妨做出以下猜测：

人民还会清晨的公园、下班的路上、游玩的旅途，遭遇人为的意外与不幸吗？

人民还会被教育、医疗、住房、工作的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吗？

还会养着那么多城管、那么多保安吗？

还会有那么多人搞传销和直销吗？

还会有那么多不务正业的骗子吗？

还会有坑蒙拐骗、黄赌毒、黑社会吗？

还会有那么多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吗？

还会把国计民生都交给资本集团特别是外资吗？

······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都是统统不会的。

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文化，全部是为了压制、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一切污泥浊水和妖魔鬼怪的克星。

能够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的人、能够让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我们为什么不去怀念、不去继承、不去追寻呢？

这里的所有人，当然也包含了官僚权贵和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飞黄腾达只能得逞于一时，绝不可能长久于一世、二世。也许他们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逍遥快活，但是，他们绝对无法保证他们的奢侈生活能够延续到子孙后代。历史也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权贵精英的唯一出路，只有回到人民一边，跟人民一道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后半生或是下一代，可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享受到人间的公平、幸福和安宁。否则，他们或是他们的后代，注定是要以悲剧收场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怀念那位犯了错误的人的内在逻辑。

只有怀念他的人、追寻他的人、继承他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幸福、我们后代的幸福，才可能变为现实。若不然，人类可能会在自私自利之中走向自我毁灭。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用来消灭人类自身科技的出现，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

回来吧，那远去的思想！

回来吧，那远去的精神！

回来吧，那远去的灵魂！

作者系红色文化学者

做一个怎样的共产党员​？​——谈毛泽东思想对党员的要求

做一个怎样的共产党员​？​

——谈毛泽东思想对党员的要求

作者：钱昌明 

昆仑策研究院

 

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它的毎一句话，白纸黑字都放在那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的预言，曾有许多人不信，事后却一一应验，让人不得不信。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不是凭借权势压人，而是靠真理服人，让人心悦诚服。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正确领导是决定一切的。党组织又是由一个个党员个体组成的，因此，能否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对保证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具有重大的意义。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总的说来，必须要遵循党的基本原则。用毛泽东思想的话说，就是：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参见《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89页）

“三要”、“三不要”，体现了对一名合格共产党员三方面的基本要求。即：

政治上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这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党员，既已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自然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绝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搞修正主义。

组织上服从党纪，才能做到全党团结一致，这是共产党之所以具有高度战斗力的保证。

作风上的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这是合格党员为共产主义正义事业而斗争——其外在行为的必然体现。

除了上述总体要求外，在毛泽东思想的语境里，还有对共产党员的许多具体要求。比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有：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两个问题：

第一，共产党员必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人是一个一个存在的个体，自然存在着“个体利益”。个体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也属正常。然而，当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那就不同了。你就得“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为什么? 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必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当今的贪污腐败分子，所以堕落，就是从根本上背弃了这一条，以致私欲恶性膨胀，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二，共产党员必须敢于“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共产党员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就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必须同一切不良现象进行斗争。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获得群众的拥护。

再如，提出共产党员的言行标准问题。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党员的一言一行自然必须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他们的好恶为准则。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政治路线；二为组织纪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组织纪律保证政治路线的执行。脱离正确政治路线的组织服从是奴隶主义，这是不可取的。毛泽东思想则要求：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其最重要的品质是对党的忠诚，绝不能做“两面人”。这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批判的：

有的人“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种“两面人”定是共产党的败类，必须坚决反对。

当一名共产党员能名符其实做到了“三要”、“三不要”；能“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能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能服从组织、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不做两面人；那才称得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共产党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主席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主席

作者：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

昆仑策研究院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主席，毛主席是历史性的伟大人物！

一、毛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应邀到纽约的汉特大学演讲，题目是“我心中的毛主席：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毛主席”。演讲结束后，纽约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问我怎样解释毛主席搞的个人崇拜。我回答说，历经苦难与压迫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爱戴和崇拜，完全是出于他们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伟大领袖的由衷敬仰。说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是一种无端的污蔑。美国人崇拜他们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小学课本里有少年华盛顿的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用父亲给他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心爱的、当地稀有的一棵樱桃树，父亲追问他的时候，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犯的过错，受到了父亲的原谅和赞扬。这样一件孩提时的平常事，被拿来宣扬领袖的品质，这是为什么？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总司令，但他曾两次威胁说，如果不及时给他发军饷，他将罢战回家。其实，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富兰克林通过外交斡旋，使法军卷入英、美之间的战争，英军获胜无望，才被迫让美国独立的。而美国人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华盛顿，这叫什么？美国人还崇拜林肯，把他看作是解放黑奴的总统，但林肯没有给美国黑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只是给了他们名义上的自由。林肯在一封信中说，养猪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给猪盖猪舍，提供食物，另一种方法是让猪自己找食物，如果猪冻死，饿死，正好烤着吃。信中暗喻的对象是谁？体现了对黑人最起码的尊重了吗？美国黑人被“解放”后，仍旧流离失所，逃不脱被奴役的命运。林肯真正值得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崇拜吗？美国人崇拜肯尼迪，但肯尼迪为美国人民做了什么呢？他的一句话：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就让美国人对他崇拜不已！如果说个人崇拜，美国才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一九八八年，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们正在搞一场丑化毛主席的运动。他们骂毛主席搞个人崇拜，骂毛主席是秦始皇。许多新加坡的老华侨对此很反感，他们对毛主席创立的新中国非常热爱。冷战时期的新加坡政府是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数次欲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但每次都没能得逞。新加坡的老华侨为了支持新中国，排队到中国银行去存款。他们没有多少钱，三元、五元，连续数日，银行不得不加班加点营业。新加坡政府看到新中国是人心所向，不得不收回关闭中国银行的成命。一位新加坡中国银行的高级官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是新加坡老百姓对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挚爱和支持，才保住了新中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当时新加坡政府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新加坡中国银行的职员，为了让新加坡人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有一个向毛主席致哀的场所，自发地在新中行营业大厅搭建了一个灵堂，原计划开放三天。但热爱毛主席的新加坡老华侨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新中行，向毛主席遗像致哀，三天时间根本不够。新中行的员工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开放毛主席的灵堂，并将开放时间延长至十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华侨哭倒在毛主席的灵前，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打着用各种语言写的，意思为“毛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的横幅，到新中行临时搭建的毛主席灵堂，向其遗像致哀。新加坡中国银行前副总经理蔡剑秋先生手里仍保留着几百副当年拍下的照片。那时，他只是新加坡中国银行的一名低级员工。在海外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让我深深地感到，那些谩骂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实在是无知与肤浅。毛主席一生的奋斗和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从根本上讲，代表的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得到中国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热爱与崇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些说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想让人民崇拜？只是自己制定的政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无法让自己得到人民的崇拜。如果说毛主席生前，人民热爱崇敬他，可能跟政府的宣传有关系，或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毛主席去世后，西方的统治阶级及其精英，动用了他们所掌握的舆论机器，使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毛主席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再把受压迫者对毛主席由衷的，执着的爱，说成是毛主席搞的个人崇拜，就不合逻辑，荒谬绝伦了。

九十年代，正当精英们大肆诋毁毛主席的时候，民间却盛行着毛主席热。美国纽约时报多次发文讨论这种现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一个叫李非根的学者要求采访我，说要出一部关于毛主席热的电影。李非根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客观的学者，曾在他的书中引用我书中的话语、观点十几余次，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到采访那天，他先付给了我一美元，然后递给我一份合同，上面写着，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接受李非根的采访，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李非根编辑我的话语，断章取义我的话语，歪曲我的话语，糟蹋我的话语。我理所当然地拒绝签署这样的合同。但李非根说这不是他的发明，美国的许多出版社、电视台都用类似的合同来保护自己。同时，他又拿出几份别人已经签过的同样的合同让我看。我想既然这是惯例，也就把合同签了。他采访了我两个小时，但后来电影发行时，简直让我看不下去。（ Lee Feigon: The Passion of The Mao, March, 2006, U.S.A.）由此可见，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是美国一些不良出版商的惯常做法。

二、毛主席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毛主席所处的时代，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被奴役、被欺凌。毛主席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己任，与他的同志们艰苦奋斗二十八年，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把西方势力彻底赶出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毛主席力排众议，毅然出兵朝鲜，把逼近中国边境的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毛主席以战止战，彻底结束了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杀戮抢劫的历史。

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鼓励、支持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旋律风靡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此期间，大批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开始走下坡路。法国殖民统治者被越南人民赶出印度支那，又被驱逐出阿尔及里亚。英国被迫放弃其殖民地王国地位，美国继在朝鲜失败以后，又在越南惨败。美帝国主义陷入一个毛主席给他们圈定的尴尬境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被彻底改变。

二〇〇〇年，美国生活杂志聘请二十四位世界著名学者，挑选在一千年中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位历史人物和一百件重大事件，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位，毛主席领导的长征也被选为一千年中的大事件之一。

我在美国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后到中国教英文多年，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一个中国男人，并与之结婚生子。二〇一三年夏天，我到她教书的地方，呼和浩特市，去看她。她告诉我，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她，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打败美国和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她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却看不到。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当年看到了，特别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毛主席创立的新中国与被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的不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极大地鼓舞了许多海外华人。当年，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大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五十年代兴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跟中国在朝鲜的胜利分不开的。今天，许多中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被领取美国政府津贴的“中国精英公知”蒙蔽了，洗脑了。

三、毛主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

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许多不良文人说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民主，因为没有所谓的普选，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到美国来以前，我也曾认同过这种说法。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后，研究了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我才明白毛主席实行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干部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波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看了我介绍六七十年代革命委员会的老、中、青和工、农、兵三结合的人员组成后评论说，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军人组成政府，并直接管理国家，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democracy in spade），因为由工人、农民和军人组成的政府，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兵以及其他基层民众利益。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大多是钱多势大的人，真正出身工、农的政客是凤毛麟角。

而在美国和西方参加选举，则需要大量金钱，没有金钱开路，真正的工、农要进入政界十分艰难。所以，西方的所谓选举，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的一场游戏。美国虽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有所牵制，但在维护精英阶级的利益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四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高和约翰凯利明知共和党作弊，也不愿与共和党苦争，以便把船弄翻，因为只要船不翻，双方可以继续高高在上，过精英生活。这边的损失，可以在那边得到补偿。

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是由精英阶级把持着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美国，竟有七分之一的人（约四千五百万人）在饿肚子，没有医疗保险。在许多人眼里，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典范，但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却关押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监狱人口。每九个年轻美国黑人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百分之七十的美国黑人一生中至少坐过一次监狱。在美国的纽约州，每年有60多万美国人，大部分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被警察拦住并搜身，其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因为不配合，被以拒捕的名义逮捕。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就被警察叫停搜身，还得配合警察，如不配合，就要被逮捕，这是多么荒唐的民主制度！但美国所谓的自由媒体从来就不讨论这个问题（Noam Chomsky: The U.S. Behaves Nothing Like a Democracy, But You'll Never Hear About It in Our 'Free Press', Alternet, August 15, 2013.）。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除此之外，美国的各地拘留所里, 每年还关着一千万等待审判的罪犯，许多只是犯了小罪，但交不起保释金的穷人。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许多工人、农民进入了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五十年代建国伊始，倪志福、郝建秀、石传祥等一批工人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六十年代开始，工农群众更成了各级人民政府的主流。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书读的不多，但他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是领导农业的好人选。只有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陈永贵这样的农民人才，才能脱颖而出。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在陈永贵主持农业的时候，彻底改变了面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使中国的农村水利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粮食产量上了好几个台阶，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的人均寿命能从1952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9岁，超出条件跟中国差不多的印度20岁，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前三十年选拔干部，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军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与西方的精英民主相比，这个政治制度能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更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更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民意基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政治创意的民主制度，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政治清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是许多中国公知赞许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大选时，勉强只有一半的人参加投票，大部分美国穷人对选举无动于衷。地方选举投票的人更是少得可怜，我所在的城市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时，投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而政府为筹划选举花了很多钱，平均在一张选票上耗费将近一百多美元。当地的报纸采访我，问我这样的选举值不值得。我只好说值得，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选出政府领导人。

新中国前三十年先进的民主制度也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且让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造出了自己的大飞机“运十”（后来因故被迫下马），这些方面大大领先跟我们条件差不多的印度。中国许多反毛的知识精英，说毛主席不懂经济。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没有人能跟毛主席相比，在经济上取得那样丰硕的成果：让人人有事干、有饭吃，让人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让社会上没有娼妓、没有毒品，把犯罪率降到最低，把贪污腐败降到最低。让中国的人均寿命在短短三十年翻了近一番，领先同样条件的印度近二十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看上去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解决困扰贫民的无家可归的问题、失业问题、毒品泛滥的问题、娼妓的问题和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从历史的高度上看，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管理国家和经济的能力，是前无古人，后也罕有来者的。

因为我们先进的民主制度，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占有道义制高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敢于理直气壮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张旗鼓地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眼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代表着正义、民主、平等和人权。那个时代的中国，消灭了娼妓、消灭了毒品、消灭了性病，基本上消灭了贪污腐败，犯罪率被降到最低，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全民医保，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消灭了无家可归现象。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时，中国的农村欣欣向荣，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那时的中国农村充满了希望。什么是盛世？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盛世。

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严重“三农”危机，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的今天，回顾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农村通过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所取得伟大成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追思当年真正民主的强大力量。

四、毛主席创立了一只崭新的人民军队

在国外常常听到美国大兵在日本、在韩国、在所有有美国驻军的地方强奸妇女和以其他方式伤害民众的事。想到解放前的中国，兵匪一家，祸害老百姓的历史，就不能不感谢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缔造的人民子弟兵。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军队，是人民眼里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恰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所说，“……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因为这样，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给解放军送情报、带路、送军粮、做衣服和鞋袜，还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子弟兵，有的人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以少胜多，打败装备比自己优越、人数比自己众多的敌人，并获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想以及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爱民的模范，其中涌现了一大批雷锋式的典型人物。雷锋的英雄事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人民军队中，还有欧阳海、安业民、麦贤德、王杰、刘英俊、门合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感动和激励了全国人民。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因此，大量的平民英雄人物从各行各业不断产生，使新中国前三十年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人民解放军总是抗灾救灾的主力军，哪里有苦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这已经是从新中国前三十年过来的中国人民的共识与慰藉。

二〇〇五年八月，台风克瑞那袭击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被淹。美国总统小布什非常罕见地派出美国军队去救灾。美国陆军开着装甲车、坦克，全副武装地开进新奥尔良市去执行任务。可是，他们能做的只是维护地方治安秩序，防止断水、断粮的灾民骚乱或抢劫。美国军队从根本上讲就是训练有素的杀人机器，不知道如何做政治工作，不知道怎样做群众工作，不知道什么叫抗灾救灾，他们就是单一的战斗队。而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还能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人民子弟组成，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五、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前无古人

二〇一三年夏，我带领一组美国大学生到中国游学。在山东省聊城大学，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交流各自的学习生活经历和人生理想。当美国大学生告诉他们的中国同学，他们除了上课外，每天平均要干三个小时的工作，还要做够一百个小时的义工才能毕业的时候，中国学生听了感到很意外。我任教的大学是美国国会支持的七所工读大学之一，学生每周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学校里的一百二十多种不同的工作都是由学生来完成的，由专门的员工教学生工作。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在学校的工作经验，被统计在他们的学历里。不管你什么家庭背景，你只要选择去我们的学校，就必须参加学校的工作。《纽约时报》曾在头版介绍我们学校一个一年级学生，寒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家的保姆做了一个蛋糕，感谢她多年给他们家打扫卫生。这个以前在家里养尊处优的学生，到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做清洁工，包括打扫厕所。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意识到普通劳动者的艰辛及其重要性。其实，美国的大学生很少有不工作的。我在其他美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兼职，有的甚至身兼数职，每周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美国的学生高中时就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打工，一方面给自己赚些零用钱，同时也积累一点人生阅历，写在自己的履历上，证明自己的阅历丰富。在美国，光有读书经历，而没有工作经历的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而现在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得天天应付考试。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考好分数，不让孩子做家务，以便让孩子全心全意地念书。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让许多中国年轻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呆子。尽管分数与一个人的真正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与一个人真正智力也没有必然联系，它却被用来决定一个人进什么学校，能否进学校这样的大事。而且学生的分数也被用来衡量老师的好坏和学校的优劣。为了学校的名次和老师的奖金，学校加班加点给学生补习，往往连周末都不放过。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好学校，家长还额外给孩子找补习老师，寒、暑假还要送孩子进补习学校。完全不给孩子玩耍和思考的时间。而孩子在学校翻来覆去所学的就是课本上那点东西，比起像海洋一样广阔无涯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课堂上学的那一点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二〇一二年夏天，我家乡的一所学校请我去给老师和家长上一次课。我对家长和老师们说，教育要符合孩子的天性。孩子需要时间玩，需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交际互动，需要时间去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我说，如果家长真想孩子成才，就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去与其他小朋友娱乐嬉戏，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动脑子。家长还应该鼓励孩子做家务，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学会承担责任，培养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座的家长和老师从理论上都能接受我的观点，但他们无法抗拒社会的大气候，他们不敢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其实，这正是目前我们中国教育的悲哀。明明知道死记硬背，以分数决定优劣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却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误国误民的教育制度。

在与聊城大学的学生交流时，他们让我谈谈个人对中、美教育的对比。当我告诉中国学生，美国和西方注重实践的教育模式，是从中国学去的时候，他们大为吃惊。我告诉他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几乎没有考试，而且学校里有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听课外，有很多动手的机会，每星期有两天到生产队劳动，寒、暑假几乎全部到生产队务工，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高中毕业的时候，除了课堂上学的书本知识之外，我知道如何种菜，如何培植各种各样样的庄稼，知道怎样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家务活，甚至知道如何育种、怎样开车床、怎样翻砂铸模。这些都是毛主席倡导的教育路线赋予我的能力。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高中毕业生，个个都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毛主席去世后，我们国家把建国后实行的许多好的教育模式都否定了，重新又回到了近似于科举制度的，以考试为中心的旧的一套教育模式。人们提起建国前三十年的教育就说是耽误了学业，好像只有在课堂上死记硬背学到的那点东西才是学业，而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动手能力反而不重要了。

就在中国把毛主席倡导的“不重分数，重社会实践，重动手能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当洗脚水泼掉时，美国和西方却把这种创新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引进到他们的教育制度中去了。被西方学去的，还有中国当时的工人和农民管理学校的制度。现在，在美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不是教育工作者，而是社区选出的非专业人员，类似我们当时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参与管理学校。

就连我们当时实行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活动也被美国和西方借鉴了去，演变成美国和西方的服务型学习（service-learning），让学生在做义务劳动，为社区服务中学习，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任教的华伦威尔逊学院，设有服务学习处（Service-learning Department），专门负责给学生安排到社区做义工的机会，为他们出去做义工提供方便，并记录他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义工项目。学校还要求教授们尽可能在他们的课程里加进“service-learning”的成分，让学生有机会走出课堂，去了解社会，去帮助社区解决他们的困难，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学到他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现在教的一门环保课，其中就有一个社区服务项目：学生们组成五、六个人的小组，就近找一个社区，了解这里的情况，设计出一个对该社区的环境保护有益的项目，然后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学生还要在班上与其他小组交流他们在这个活动中学到了什么。

毛主席在建国后开始的各种教育改革尝试，如校办工厂、校办农场的做法和选拔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进大学学习的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前些日子，有报道称每年有近二十万中国学子到美国留学，其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法适应美国的学校。我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学者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做了什么样的调查和统计。但从我对在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小范围的观察，他的结论我是认同的。来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输在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太差上，而他们在国内课堂上死记硬背的那点东西参加本国的高考是必不可少的，来美国之后则没有多大用处。到处都用得上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他们没有，好多人还缺乏责任心，有的甚至玩电子游戏上瘾。

我国领导人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创新发展。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考试制度，一味地强调分数，把学生死死地困在课堂上、书本前，不让他们及早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体验社会，而只是把他们关在教室里去背那些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会有创造力。我们就只好跟在别人的后边去追赶，永远不会领导世界潮流。如果我们真想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还是应该到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毛主席那里吸取经验。我们应该公平合理地评价建国前三十年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美国和西方都愿意不动声色地学些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我们，作为毛主席的后人，有什么理由拒不继承毛主席思想中那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呢？！

结束语

毛主席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但他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被西方列强欺负凌辱的悲惨境况。他和无数革命前辈的奋斗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也鼓舞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去争取自己的解放。毛主席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毛主席的后人，我们有责任将毛主席的思想发扬光大，让它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胜利、新的辉煌。

永远的骄杨 ——纪念杨开慧诞辰120周年

永远的骄杨 ——纪念杨开慧诞辰120周年

昆仑策研究院

今天，是毛主席夫人杨开慧诞辰120周年的日子。而再过一周，又将到来的却是杨开慧烈士牺牲91周年的忌日。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现长沙县开慧镇）。1930年11月14日，她在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年仅29岁。这一天，距她29岁的生日，仅过8天。

2014年，《党史文苑》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词《蝶恋花·向板仓》手稿揭秘”。

尘封83年的毛泽东主席作品《蝶恋花•向板仓》

（作者：李虹）

蝶恋花·向板仓

霞光褪去何凄楚，

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吾身百莫赎，

待到九泉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

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

恸声悲歌催战鼓，

更起刀枪向敌仇。

      毛泽东

一九三零年寒冬

这是一首毛泽东主席生前填写的《蝶恋花》词，毛泽东主席用毛笔行草书写在10行（竖行）信笺纸上，纸张陈旧，尺寸约为285mm×198mm。这首词尘封至今已83年。整首词凄婉悲愤，读之极易使人潸然泪下，同时又易使人同仇敌忾。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何时何地为何人或何事所填？

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其夫人杨开慧烈士所作。

首先，词牌名《向板仓》的板仓是指杨开慧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现为开慧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就是诞生于此地的杨家老屋。1927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奉党的指示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也是在此与杨开慧告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更是在此被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缉捕入狱。板仓冲位于长沙市东北约65公里，现为杨开慧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包括杨开慧故居及杨开慧烈士陵园。

其次，该词首句“霞光”以诗词比兴手法暗藏杨开慧号。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其父杨昌济为三湘大地的知名学者，早年曾赴日本、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11月17日不幸病逝于北京。杨开慧虽为女儿之身，由于家庭的背景，接触了不少先进思想，结识了许多优秀青年，毛泽东主席就是她于1914年在湖南家中相识的进步青年之一。杨开慧在这种开明家庭的熏染下，从小就养成了高傲、正直、温柔、善良的优良品性，并喜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学天赋。在毛泽东主席的引领下，杨开慧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湖南省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据资料显示，早在1919年，处于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往来书信中就以“霞”“润”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对湖南的毛、杨两家亲戚数次提到杨开慧时，也是以“霞姐”“霞姑”称谓。

最后，词中“奈何此身百莫赎”一句与毛泽东主席致杨开益信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相符，可互为印证。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主席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主席悲恸欲绝，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岸青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板仓杨家。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主席精神打击很大，通过这首从未面世的《蝶恋花·向板仓》词可感受到。笔者曾将此词内容以短信方式发送至身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的一位好友，她以四字回复“情真意切”。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谈及母亲在狱中的最后时光，认为妈妈被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妈妈希望他记住狱中发生的一切，如能出去好告诉爸爸。毛泽东主席听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3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并附上自己于1933年夏所填思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同时询问柳直荀的消息，且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将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词抄录后相赠。毛泽东主席于5月11日复信李淑一，告知柳直荀已光荣牺牲，并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58年1月1日《蝶恋花·游仙》（正式发表改词名为《赠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国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注家蜂起，民间争诵。毛泽东主席在这首词里，再一次娴熟运用诗词写作的比兴手法，将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姓巧妙比作轻飏直上的杨柳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据说杨昌济生前的挚友、毛泽东主席早年的恩师章士钊读过该词后，点头赞许，但有一处困惑，即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章士钊曾当面请毛泽东主席解惑，毛泽东主席沉思片刻后充满激情答疑：“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我们今天读罢《蝶恋花·向板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丈夫报国而丧其妻，焉能不恸？”

                                       板倉 楊開慧故居

永远的丰碑

——纪念杨开慧烈士

（作者：刘文进） 

1、毛泽东主席的爱人：杨开慧——忠贞骄杨

 

杨开慧，名霞，字云锦，著名学者杨昌济教授独女。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初，父亲杨昌济不幸病逝。扶柩归湘的杨开慧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入福湘女中。她带头剪短发，写新文章。协助毛泽东主席和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参加书社的工作。

 

1920年下半年，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共青团员。1920年末，杨开慧以“不作俗人之举”的勇气，不要彩礼，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与毛泽东主席结婚。1922年初，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也成为毛泽东主席的助手。除协助做机要和交通联联络工作外，先后在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和韶山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杨开慧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整整3年。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她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1957年，毛泽东主席为纪念杨开慧，特地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赞其为“骄杨”。2009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杨开慧烈士被评为全国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2、杨开慧故居

 

杨开慧故居位于长沙县开慧镇﹙原名清泰乡﹚开慧村板仓屋场。故居坐西朝东，是一排黄色的土坯小瓦房，低矮的门头上挂着一块毛泽东主席亲笔手书“板仓”的红色方匾，门旁张贴着一幅中国传统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业长”。

  

故居始建于清乾隆末年，现存大小房屋36间，土砖木结构，普通农舍建筑风格。整个故居占地1400平方米。这里是杨开慧童年时代成长，以及后来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杨开慧在这里出生，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携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回到故乡居住，在此度过了3年艰难岁月，直到1930年在家中被捕。此故居也是烈士杨开明、杨展出生和居住的地方。毛泽东主席⁰三次到板仓调查，召开农民座谈会时，也在此住过。故居房屋以堂屋为界，北部为杨开慧一家居住，南部是其叔父家居住。此外，还有佃户用房，谷仓，农具、杂物屋等。1966年修复并对外开放。

 

在白色恐怖的3年里，杨开慧深知凶残的敌人不会放过自己，她悄悄地作好了应变的准备，把3年来写下的一批诗文书信等珍贵手稿，分别藏放在家中一些隐蔽的地方。杨开慧手稿在1950年、1982年3月、1990年8月中旬3次修缮旧居时被发现。她与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毛泽东主席结成知己，用忠诚与执着谱写了一首革命与爱情的“史诗”。

 

3、父亲杨昌济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教育家，毛泽东主席的老师和岳父。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归葬长沙县板仓。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杨昌济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为世学者表率；他以教育为“神圣之天职”，以造就救国栋梁之材为己任，他的爱国民主思想，道德学识和务实学风陶冶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罗学瓒、陈昌、张昆弟、李维汉、肖三等一大批青年学子，培养了女儿杨开慧纯洁、向上、坚韧、献身的精神。

 

杨昌济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曾赴日本、英国留学。自1913年，先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主张。

 

1918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教授期间，协助蔡和森等筹措赴法勤工俭学旅费，介绍毛泽东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著有《达化斋日记》、《劝学篇》等文，译有《西洋伦理学史》等书。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和毛泽东实现了他“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4、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向振熙（1870年-1962年11月），杨昌济的夫人，杨开慧的母亲，毛泽东主席的岳母。向振熙出身大家闺秀，是杨昌济的表姐。杨开慧3岁时，父亲杨昌济出国留学，直到1913年归国。幼年时代的杨开慧一直在故居板仓陪伴母亲，母女情深。

 

1920年丈夫杨昌济去世后，向振熙一直跟随女儿和女婿生活，帮助照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杨开慧牺牲后，向振熙按照党的指示，和儿媳一道千里迢迢，把毛岸英兄弟送到上海毛泽民处。毛泽东主席一直把岳母当亲生母亲对待，建国后给老夫人送钱送物，百般照顾。先后派长子岸英、次子岸青千里迢迢回板仓，给母亲杨开慧扫墓、给老太太过寿。在长沙视察工作的百忙之中，毛泽东主席亲自请杨老太太到蓉园吃饭。

 

1962年，毛泽东主席得知93岁高龄的向振熙老太太逝世，十分哀痛，为了却杨开慧的心愿，致函杨开智，寄上五百元安葬费，并嘱托让杨老夫人与杨开慧同穴。毛泽东主席的亲情溢于言表。

 

5、杨开慧上学

 

杨开慧父亲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她取了名、字、号。1904年，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1908年，杨昌济从国外来信，嘱杨开慧的母亲一定要送开慧上学。随后杨开慧破例进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在当时的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成为该校第一批女学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后，转到离板仓五里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杨开慧回家动员不识字的妈妈也进学校读书，便和妈妈一起转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女校，妈妈读实业班，她读附设小学班，母女同校读书一时被传为佳话。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校，一直读到毕业。

  

6、相识毛泽东

 

1913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年仅12岁的杨开慧与母亲随父亲杨昌济从板仓迁居长沙，居住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天鹅塘板仓杨寓中。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

                                   青年毛主席

1913年初春，一个20岁左右、气宇轩昂、目光谦抑而潜沉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在古城长沙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几天前，他从朋友处听到一个消息：湖南省第一师范发出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他急匆匆地赶来报考，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有千百计，但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在杨家，毛泽东是常客。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经常去杨家向老师请教各种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不懂的问题。杨先生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无束纵谈天下大事和治学之道。从迁居长沙后，杨开慧一直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杨开慧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很少插话。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

                                    少女 楊開慧

 

7、相爱毛泽东

 

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朦胧的恋情，是从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共同渴望和追求开始的。毛泽东主席颇有见地的宏论、壮怀激烈的情感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地拨动了杨开慧的心弦。杨开慧的聪颖俊秀和开朗活泼，也深深触动了毛泽东主席的情感。

 

在他那装满整个中国和世界的胸怀中，为杨开慧腾出了一方天地。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送给杨开慧的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日记和文章。他在《新青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响亮而新鲜的口号与《心之力》文中的救国大志深深影响着杨开慧。杨开慧同样是用慧眼、心灵，阅读、感悟毛泽东的日记和文章，学习他的思想方法，领会字里行间跳跃的人生火花。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思想、情趣、爱好也越贴越近。

 

一晃儿五年过去了。1918年6月，毛泽东主席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此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北迁。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此刻，一种说不清的依恋之情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心中潜滋暗长。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第一次惜别。

 

8、“润”与“霞”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家小住。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馆员，并因此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随后，毛泽东住在景山东街，离杨家不算很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也就在毛泽东与杨家的频繁接触中，17岁的杨开慧与25岁的毛泽东开始了真正的初恋，他们热烈又真诚的相爱，把彼此视为知己、知音。

 

1919年3月，因母亲病危，毛泽东主席不得不赶回湖南。分别时，两人相约别后互通书信。不久，回到湖南长沙的毛泽东就收到了杨开慧的来信，抬头称呼只有一个字：润。毛泽东很快复信，抬头也只有一个字：霞。

1919年6月，杨开慧在日记中曾记录下这段相思相恋的心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9、父亲杨昌济在北京溘然长逝

1919年底，毛泽东主席心急如焚返回北京，探望病危中的恩师杨昌济。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昌济，见到钟爱的学生，憔悴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昌济示意毛泽东坐到床边，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我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老师，师母，你们放心吧!”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就算在杨家内部定下来了。

1920年1月17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在北京溘然长逝。巨大的悲痛袭击着杨开慧一家。毛泽东主席也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他以半子半婿的身份，倾全力协助杨家料理后事。20日，毛泽东参加在北京大学小礼堂举行的杨昌济追悼会，并宣读了《治丧辞》，悼念恩师。22日，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等人联名向外发布了杨昌济病逝的讣告。元月下旬，在毛泽东主席的安排下，杨开慧兄妹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昌济的遗体葬于长沙板仓。随后，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下，杨开慧进入长沙福湘女中读书。

10、从事革命斗争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开慧就随毛泽东主席积极投身于滚滚爱国洪流。她常常阅读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创办了著名刊物《湘江评论》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布尔什维克》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杂志。深深地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鼓舞，被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所激励，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

1920年初，杨开慧入长沙福湘女子中学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她带头剪短发，写新文章。

7月，毛泽东主席和何叔衡等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决定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杨开慧得知书社缺经费后，回家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亲友们送的奠仪金，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毛泽东。同时她还参加书社的工作，常随毛泽东去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把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和进步书刊送到工农群众手里。使文化书社不断发展扩大，影响日深。杨开慧的思想也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得到升华。

1920年10月，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第一批女青年团员之一。

 

11、《虞美人·枕上》

 

杨开慧的才华、个性日渐显露，她具备她所处时代女性的一切优秀品质：独立、善良、端庄、知书达理又任劳任怨，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正像杨开慧所感叹所希翼的那样，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杨开慧就好像是为他特生的，一颦一笑无不牵动情思。

1920年盛夏，月明星稀，夜不能寐，毛泽东披衣伏案，一首情浓词美、饱含刻骨相思之情的《虞美人·枕上》跃然纸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的第一首情诗。

 

杨开慧在福湘女中接到这首词后，心摇神颤，忍不住将此诗送给同窗好友李淑一看，摇着李淑一的肩膀说：“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杨开慧深深了解毛泽东的情意后，没有丝毫娇作，满腔柔情立即化为一腔英雄主义豪情：“……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意识，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若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12、不作俗人之举，与毛泽东结婚

 

1920年，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当教员，同时领导新民学会，指导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杨开慧成为毛泽东最为得力的助手。也正是在这些实际工作的接触中，毛泽东确信自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

 

1920年冬，毛泽东主席和杨开慧在一师附小结婚。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爱是自由的、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杨开慧不坐花轿，不带嫁妆，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豪华的礼仪，自由地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用杨开慧的话说，是“不作俗人之举”。

 

结婚前，毛泽东主席和杨开慧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婚后不久，恰逢春节，两人便回板仓小住十几日，既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又算是度了蜜月。期间，杨开慧陪同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探亲访友，实地考察。在杨开慧短暂的人生中，和毛泽东在板仓的这十几天，成了终生难忘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13、共同战斗

 

1921年，杨开慧打破封建礼教，联合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冲破男女不同校的禁区，进入岳云中学读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长沙《大公报》称赞杨开慧等“打开了男女同校的先路”。毛泽东在1921年9月28日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评价说“赤一新生面也”。当她读到《京报》副刊袁枚功发表的关于女权运动的文章后，随即写了一篇《女权高于男权吗》的文章，抨击封建礼教的旧道德。

 

1921年夏，毛泽东主席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婚不久就要分离，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恋恋不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从此，杨开慧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支持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艰苦的日子。1921年冬，杨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14、同甘共苦

 

为了掩护毛泽东主席的活动，杨开慧毅然辞去了岳云中学的教师职务，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长沙小吴门清水塘22号。当时，毛泽东主席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他为数不多的薪金便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杨开慧虽出身名门，但却立志要像“平民”一样生活。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环境中，杨开慧一直负责湘区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多次随毛泽东主席到长沙新河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工人夜校讲课。此外，杨开慧还经常帮助毛泽东草拟签发文件，整理材料，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辛勤处理区委机关的大量日常事务，并常常为深夜前来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

 

1921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利用自己担任省学联干事的身份，为自修大学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何叔衡、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瓒、夏明翰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5、喜得贵子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出生了。1923年11月2日，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毛岸青。

 

那时，毛泽东主席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生活。杨开慧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寒冬腊月也是如此。一到晚上八九点钟，杨开慧就把取暖用的烘笼给毛泽东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只待他吃完后才去睡。毛泽东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杨开慧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小孩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1923年毛泽东回湖南，在小吴门附近的清水塘22号住了很短时间，又要赴广州。杨开慧挽手相送，毛泽东强抑感情，赋诗安慰：“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写情诗送给妻子杨开慧。毛泽东在这首《贺新郎·别友》词篇中，向杨开慧诉说了“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深情。

 

16、在上海

 

1924年6月，杨开慧带着母亲、孩子来到上海市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蔡和森与向警予的住所，与毛泽东团聚。蔡和森与向警予住在楼上。楼下有前后厢房及一间客堂。毛泽东与杨开慧住在前厢房，把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放进床旁边一个铺着蓝底白花小棉被的小摇篮里。大床上的物品都是白色的。室内摆放着实木雕花的书桌、衣柜，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杨开慧则在一边帮他誊写文书。

 

杨开慧的母亲、向警予的姑妈向振熙住在后厢房里，由于毛泽东、杨开慧工作繁忙，年幼的两个孩子平时就由向振熙照顾。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与通常圆形的煤球炉不同，这里的煤球炉是方形的，因为是用火油箱改的。家里吃饭和会客的客堂放着八仙桌和几张方凳。当时23岁的杨开慧是第一次来上海，除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料理家务外，她还和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

 

17、回韶山

 

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这是杨开慧第一次到韶山。她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随毛泽东深入贫苦农家，宣传革命道理，亲自上台讲课，利用通俗活泼的形式，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先后在毛氏宗祠、李氏宗祠等处创办了10多所农民夜校、相继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6月，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中共湖南韶山特别支部。随后，中共湖南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平粜阻禁”，增加雇农工价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在这偏远的乡村奔涌起来了。

 

韶山农民运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为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积累了丰富而真实的资料。也为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农民运动的浩大声势使地主胆战心惊，毛泽东被地主告密，再次受到军阀赵恒惕的通缉。毛泽东和杨开慧不得不离开韶山，先后到达广州。

 

18、到广东

 

1925年，杨开慧随毛泽东来到广州，寓居在东山路庙前西街38号。她经常往来于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党内领导同志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信息。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他亲自给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带领学生到农村调查，对他们今后组织农民运动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10月，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成为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长沙，住望麓园。为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农民运动的考察。行动不便的杨开慧怀着极大的激情，把大量的调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工整地抄写下来。协助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整理。

 

1927年3月，毛泽东那篇影响深远的光辉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问世了，它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上，《向导》周刊也发表了该报告的部分章节，随后，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亲自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但有谁知道，这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耗费了杨开慧多少个不眠之夜，又凝聚着她多少的心血。

 

19、在武昌

 

1927年，杨开慧和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从事革命活动。身怀有孕的杨开慧在照顾好全家人的生活之外，还经常帮毛泽东抄写和整理文稿。此时，他们请了一个叫陈玉英的受苦人做保姆。1927年4月，三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4天后，毛泽东匆匆赶到医院探望。那段时间，毛泽东简直太忙了。短短几天里，毛泽东就新添了三个职务，就在杨开慧生产的那天，毛泽东还出席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

“霞，这么多天了，我都没有来看望你，真对不起”在医院里，毛泽东一脸的歉意。

 

望着疲惫的毛泽东，杨开慧眼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幸福地说：“不要紧的，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孙嫂在这里，对我照顾很好，你放心好了。”

 

保姆陈玉英抱着四天的毛岸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双手接过，风趣地说：“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换去吧？”一句话，逗得杨开慧和陈玉英都笑了。

20、坚持斗争

 

1927年8月31日夜晚。毛泽东走了，走得是那么匆忙。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毛泽东赴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去了。当时，他与杨开慧结婚7年，生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怎么也没想到，这次话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杨开慧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板仓，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坚持革命斗争整整3年。

 

21、远方的思念

 

由于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却一直思念着远方的丈夫。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艰苦转战中，毛泽东深深担忧着杨开慧的生命安危，四处打听杨开慧的下落。获知通讯处后，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直到1928年初这封信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杨开慧凝视着自己丈夫熟悉的笔迹，不禁喜极而泣：“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她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这也更增加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当晚，杨开慧久久不能入睡，她在《散记》中写道：“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得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窝里，又感伤了一回。听说他痛了，并且是积劳的原(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1928年10月，杨开慧又写下了《偶感》，寄托对毛泽东的思念之苦。

 

22、杨开慧被捕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军阀密探发现，杨开慧不幸被捕。年仅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杨玉英也一同被抓入监狱。国民党军阀何健得到消息，派特务将杨开慧母子押到长沙，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

在狱中，清乡司令部5次提审杨开慧。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共产党员，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名单，交代和毛泽东的联络方法。可杨开慧始终坚贞不屈，她回答敌人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把杨开慧请进有新闻记者在的客厅诱骗说，“只要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遭到了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并毅然决然地说：“要杀就杀，死不足惜。要杨开慧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办不到！”

 

旋即，敌人又以她上有老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的情况来“打动”她，并让她好好想一想，她只是报之轻蔑的一笑。

 

23、英勇就义

 

杨开慧在狱中，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小我，成功大我。”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临刑前一天晚上，杨开慧含泪亲吻着小岸英，轻声说：“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多保重！”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毅然诀别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为了折磨杨开慧，凶残的敌人向她开了三枪，先把她打伤，让她流血、疼痛，一下一下地把她折磨死。杨开慧在痛苦中煎熬着，两只手深深地抠进泥土里，在她身边的土地上留下了两个带着无数手指印的深坑……我们的霞姑娘走了。她用最热烈的感情、最悲壮的故事，诠释着对丈夫的爱、对亲人的爱、对祖国的爱。她以29岁年轻的生命，定格为忠诚革命的好党员。以最后的一腔热血，溅起了毛泽东永远的骄傲——板仓红霞！

24、托孤，给《一弟的信》

杨开慧与毛泽东婚后生育了三个儿子。在东奔西走的革命生涯中，她尽力担负起了抚育孩子的重担，使他们生活在温暖的母爱中。在坚守板仓的三年中，她做好了最坏的精神准备，承受了独立支撑的千斤重担。

 

在她牺牲当年的追记手稿中记述，“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丢不开。”她时刻不忘将幼儿托付给自己的一弟和孩子们的叔叔。她曾在写给杨开明烈士的信中说：“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啊，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即使在敌人阴森恐怖的大牢里，她仍不忘教育一同坐牢的小岸英学文化，辨是非，明事理。开慧妈妈无愧于是一个母仪天下，大爱无疆，忠义教子的好母亲！

 

杨开慧被杀害后，1931年春节前夕，孩子的叔叔毛泽民将三兄弟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

 

25、母女合葬

 

1962年11月25日，毛泽东得知杨开慧母亲逝世，在致杨开智的唁函中嘱托：“与杨开慧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毛泽东在此信中称杨开慧为“我的亲爱的夫人”，这一非同寻常的称呼，在杨开慧牺牲32年后提出，更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切怀念。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母女可以同穴的嘱托，1969年9月10日，为纪念杨开慧烈士，决定新建杨开慧烈士陵园。将杨开慧烈士和她的母亲向振熙老人的葬棺从原来的地方迁葬到陵园中央，建成现在的汉白玉墓。碑文：杨开慧烈士之墓。下面有一行小字：与杨老夫人同穴。

26、第一次发现杨开慧手迹

 

在杨开慧故居，一块牌子上写着：“1982年3月6日维修故居时，在墙缝中发现杨开慧手迹一份，共4000余字。”下面标注的文字是：《6岁到28岁自述》、《偶感》。看着这些从墙缝中取出来的发黄纸片和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充满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和怀念战斗的深厚友情，感受到了这位年轻女性的丰富思想与历经的艰难岁月。

 

27、第二次发现杨开慧手迹

 

在杨开慧故居，可以看到还有一面墙上挂着“杨开慧手迹发现处”的牌子。有介绍说，“1990年8月1日，维修故居时，在此处木挑下发现杨开慧手迹一份，共四页，约1000余字。”旁边镜框里镶着一张发黄的纸，纸上的文字漫漶不清，下面标注着文章题目：“女权高于男权”。

 

28、毛主席写下《蝶恋花 答李淑一》

 

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勾起了毛泽东内心世界难以平息的情感波澜，他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曲《蝶恋花》，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深沉的爱，永恒的情。他们伟大的爱情故事散发的绚丽光彩，将“光辉长照后人心”，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奋斗不息。

 

29、伟大的女性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生活既是平凡又是伟大的。说平凡，是因为他们有着恋人情、夫妻情、儿女情。说伟大，是因为，为了革命理想他们付出了艰辛、甚至付出了生命。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的生活既是短暂的又是永远的。说短暂，是因为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年，而且因工作需要两人经常分离。说永远，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爱妻，而是把她藏在心中。提起杨开慧，毛泽东总是“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对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自豪、骄傲。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感情是革命战友加伴侣，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真挚感人的情愫！让我们永远铭记伟人的高尚情怀和这无比动人的人间情感故事。

 

金振林：杨开慧烈士英勇就义实录 

1957年，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骄杨”时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其后，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时“丧其元”，即“掉脑袋”的意思。清明前夕，正在写作《毛泽东VS蒋介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书的老作家金振林，向记者披露了该书的一个章节。

杨开慧：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是年10月24日这个晚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并在板仓一带盯梢的密探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60多个清乡队员，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和8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并用当时农村流行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向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这一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6日回忆，当时，司禁湾陆军监狱署拘禁的人很多，而且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天下晚将暮时，来了一个《晚晚报》的采访员大喊杨开慧的名字，“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是问了问杨开慧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

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员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答：“我的话说完了。”

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教授、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号称“杀人魔王”的何键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并未在狱中对杨开慧施以重刑。“过去，有很多书里都写到杨开慧在狱中如何受尽折磨。其实，真相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何键‘优待’杨开慧一是与章士钊等人的营救分不开，二是因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自从《晚晚报》采访员与杨开慧那番对话后，杨开慧就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临近。当时毛、杨两家都无人在长沙，住在长沙的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就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以便相机行事。她还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杨开慧对他们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劝降不了杨开慧，外部压力又很大，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同时，本欲将杨开慧“斩首示众”的何键改为“枪决、暴尸三日”。

刑场就义：杨开慧身中两枪后又被补一枪

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御林军——特务营，几乎全是从他老家招来的兵。特务四连二排担任了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粗黑的大字。“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着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打眼一望，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了。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杨开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她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较高的坟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凉。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低着头也看了一眼杨开慧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主席寄情：“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杨开慧牺牲后，她的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毛泽东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3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80年10月，金振林将所撰《毛岸青》第一版的样书寄给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书中就提到了毛泽东在闻之杨开慧牺牲后寄钱的事情。翌年1月，钱希均回信说：“毛主席寄30元钱作开慧安葬费一事，可能有误。当时，毛主席是没有钱的，红军非常穷。”

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由于这一说法，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是杀头而死。其实，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在醴陵看到姚楚忠的交待后，才有重新的认识。”金振林说，解放后，姚楚忠一直隐藏了下来。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时，将他杀害杨开慧的情形坦白了出来。1974年7月，姚楚忠被当时的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关于杨开慧烈士牺牲时的悲壮场面，正是金振林根据这些解密的档案整理出来的。

1982年3月，长沙县人民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板仓杨家老屋时，在住房的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偶感》、《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及本人“自传”等7篇手稿。其实，早在1929年3月，杨开慧了解到革命处于低潮的井冈山的情况，她深知敌人不会放过她，自己不能不有牺牲的准备。她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3月2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长沙县政府工作的作家章庭杰，他曾于1989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北京协助毛岸青和邵华做文字工作。“我在北京时，听毛家人说起杨开慧牺牲的情形时，都说后又有人补了枪……我理解毛主席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这句话时，认为应该不是指断头，而是指牺牲。”章庭杰说。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修订发布，资料摘编自党史文苑、东方伟人、长沙晚报等）

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作者：刘加民 （作者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

昆仑策研究院

     【油画：延安文艺座谈会（阎文喜 作）】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刘加民为迎接明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在“红色历程与文艺担当”临沂市民间文艺骨干人才培训班上的讲义稿，现授权“昆仑策研究院”修订发布，以飨读者。

坚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2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各方面会有重要活动。我这几天整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也结合这几年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长征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长征胜利把全世界的眼光持续聚焦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13年举足轻重。那是1935年10月19日，到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了土地革命、整风运动，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召开了七大。毛泽东思想逐步完善并成为我党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共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架构得以擘画完成，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新中国文艺的主流，深远影响延续至今。

说到延安，必然要说到长征。延安是因为长征成为历史名城，革命圣地的，长征是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11月7日国家机关搬迁到瓦窑堡，1936年6月21日，迁到保安县城。1937年1月10-13日毛主席的团队全部到了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指挥和大后方。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讲话】

关于长征胜利的意义，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的党内活跃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精准概括，也广为流传，这就是：“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到八一南昌起义，到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为当时民国政府的心腹之患，一直高居各种媒体的“热搜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更是像播种机、宣传队一样，把共产主义思想传遍了千家万户。西方记者亲临延安的战地采访，出版的图书和新闻报道，震惊了西方世界。可以说，红军长征胜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

与此同时，作为执政府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面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策略。1931年“9·18”事变之后，东北、华北、淞沪等不断沦陷，日本侵略者甚至在宛平城外驻军，随时准备全面侵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如火药桶一般，一触即发。

二、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占领抗日救亡的道义制高点，并逐步成为切切实实的领导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电说，卢沟桥事件轰动全国，全世界。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搞好与苏区周边友军的关系。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指示他积极同中央军17路军及冯钦哉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同日，为国民党军高桂滋师和李仙洲师开赴抗日前线，与朱德联名发出致敬电。1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神府特委，指出：高桂滋、李仙洲部准备继续开赴抗日前线，望立即严令神府党政机关及地方部队，对他们所遗防地，我们不得有丝毫侵占和骚乱行为，应各守原防不得异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朱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驻榆林的高双成师长，协商解决骑匪滋扰苏区事。7月14日、15日、17日、20日，毛泽东四次致电阎锡山，呼吁团结抗日，协商抗日办法。7月13日，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第二天，毛泽东同朱德即发布红军在10天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各方此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7月18日，延安市民众举行援助平津抗战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及最近情况。7月23日，毛泽东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7月26日，此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的号召抗战的宣言和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准备抗战的谈话，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但是还有采取主张妥协退让的第二种方针的可能。文章提出实现坚决抗战的一整套办法：(一)全国军队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四)实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文章还列举了与之相反的不抵抗方针的一套不抵抗办法。接着指出：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的前途。文章最后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在“八一”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上演讲。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毛泽东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提到：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按：指国民党当局）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毛泽东在演讲中最后指出：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8月6日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当然，这个时期，作为执政府的国民党也有抗战的表示，但是更多的青年人选择离开国统区，到延安去。间接说明了，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民心，并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三、在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日本侵略者的得寸进尺，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让全中国的爱国主义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东北沦陷了，华北失守了，上海、南京也落入敌手。1936年11月，著名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350元，她是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就直接奔赴延安。这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知名文艺家。毛主席、周副主席格外重视，设宴款待。毛主席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报告文学佳作。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中的毛泽东和丁玲】

毛泽东的《临江仙·赠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临江仙·赠丁玲》】

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结伴化装来到延安。一个月路程冲破47道关卡。艾青激动地讲：“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张仃高兴得在地上打滚，亲着、吻着陕北的黄土地。

张仃是1938年秋来到延安的，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艺术创作和教学发生新的转折。

      【1938年的张仃】

初到延安的时候，21岁的张仃还是一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做派，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张仃被看成是“异类”，他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而是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这在当时的延安显然过于“前卫”；他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具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

后来，张仃又转到了老乡肖军领头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搞美术的，于是，所有与设计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揽了。他一炮打红的设计是作家俱乐部，用的都是山沟里的土材料：用木头搭起一个酒吧，外面罩上蓝、白土布；把老乡筛面粉用的箩（细铜丝编织而成），用木片装饰成筒状，挂在四面墙上，一盏小油灯从丝网里射出迷蒙的光线；把一个大箩筐吊在屋顶，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围成灯罩。有点像现在的798艺术空间。

       【冼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

冼星海，这个广东渔民的苦孩子来了。他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著名音乐家刘炽来了，他出身于西安的某银行职员家庭，海伦斯诺记录有误，说他是银行行长的儿子。刘炽从一个铸字的童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小战士。在北上延安的途中，刘炽兴奋得不能自己，又跳又唱。一位东北军的军官说：“这娃像颗小火苗，一张能唱歌的嘴，两撇又粗又重的眉毛，活像个炽热的炽字组成的人，叫啥刘德荫么，就叫刘炽吧！”到延安后，有着传统封建意味的原名就这样被人们所遗忘了。

众多名家，都怀着一个希望，选择一条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继袁牧之、陈波儿之后，演艺圈内受尽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联系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与贺绿汀同行的邹韬奋，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不幸病逝在新四军开赴延安的途中。临终前，留下遗书请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将骨灰运往延安。画家蔡若虹临到延安附近却被受阻，只好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费时七个月才到达理想之地。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背着没过满月的小女来到延安，为此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名“安娘”。这个新生命的降生，也标志着他们夫妇新生活的开始。

留法的“洋学生”陈学昭也来了。她说：“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寻找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从此，她成为延安唯一的文学博士。

     【1940年5月，茅盾在延安鲁艺讲话。】

文坛名将茅盾携妻带小也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多次会见了这位阔别十多年的老朋友。诗人田间几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党呵，母亲，你的儿女回来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美的城市？我在这里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这里抓一把土，都是香喷喷的。”

     【高士其在延安】

“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来得比别人更为艰难。他因科学实验招致瘫痪，同样也来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诗中，他豪迈地呼唤：“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呐喊：赶走日本鬼子，还我中国河山！”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爱住土窑，不走柏油路喜欢爬陡坡，脱掉高跟鞋绑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课堂冲进战壕？这是因为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四、大批文艺青年和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多次谈到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结合，文化人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丁玲率先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毛主席在欢送晚会上鼓励他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嘴与日本打仗。”“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凯旋后，周恩来副主席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随之出现的便是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1938年8月7日，延安“战地社”、“战歌社”成员纷纷走上街头，打出“街头诗运动”的条幅，发布《街头诗宣言》。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顿时，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处布满花花绿绿的街头诗。柯仲平、萧三、艾青、田间、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鲁藜、侯唯动、张季纯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诗人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听，“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这些诗，能读的，读得有味；能听的，听得入神。为抗日风云添彩，为中华健儿画像，为神州大地助威。谢觉哉说得好：“敌人看了惊，人民看了乐。”

     【洗星海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

当时的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战斗的歌，团结的歌，劳动的歌；颂歌，凯歌，壮歌。这歌声，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扬，有“蓝花花”的深情、温馨，而更多的则是大地的激荡，黄河的怒涛。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响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主席听后连连赞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所有抗日战场，无不发出“怒吼吧，黄河”的战斗强音。

           【周恩来为洗星海《黄河大合唱》题词】

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组成，《八路军进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欢迎的一首。它那雄壮的旋律，刚健的节奏，伴随着进军的号令响遍全军。

最值得称道的是《东方红》。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五、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出现了崭新面貌，也带来了新问题

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关注，看到了优点，也发现了问题。他说：“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首先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突出表现在戏剧的舞台上。当时不乏一些好剧目，如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时晓的《棋局未终》，马健翎的《查路条》等。但更多的则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上演这些戏，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

其次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鲁艺校长（后来曾任中国民协主席）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它“贯穿于从教学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再次，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个性解放，放飞自我。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片面否认延安的光明面，放大过失和局部的问题，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看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六、延安整风运动结束，给文艺整风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群众基础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任务）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几天，艾青将毛主席委托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主席，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毛主席不断在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七、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推心置腹的座谈会，事先没有书面的文字稿

 

1942年4月27日，延安的重要文艺家陆续收到了一张特殊的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落款：“凯丰 毛泽东”。 与以往的会议相比，能够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何其芳、刘白羽、贺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当然，他们当时还无法想象这次座谈会将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产生多么巨大又深远的影响。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毛主席一到会场，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她主要是检讨了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的一些错误想法。然后她激将萧军。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萧军是东北沦陷去过来的作家，在上海时候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他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不光要成为中国第一的作家，也要成为世界第一的作家。”朱总司令听不下去，插话说，“好啊，当伟大的作家是好事，不过不要自己给自己封，要让别人封才好。”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时而插上几句话。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啰？”主席笑着说：“小米饭是有的。”三天会议，中央办公厅都款待一顿小米饭。大家三五成群地蹲在会议厅外面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李伯钊发言说，我们有个作家写故事，写到老红军想跟洋学生谈恋爱，作家用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红军是癞蛤蟆，国统区来的学生就是白天鹅，这显然说立场不对”。萧军当时不是党员，发言依然个性张扬。他说“我一支笔指挥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还说“你们共产党”如何如何，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都是星期六。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边的院子一片通明。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有人说鲁迅一直革命，没有转变过，为什么要我们转变；鲁迅还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反驳。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会议结束时，安排了大合影。丁玲坐在了毛主席的身边。当事人会议说，照相的时候，主席专门招呼丁玲“坐到前排来，否则明年三八节又要有感了”。大家都笑了。

 

九、讲话开启了文艺新时代，影响至今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发表呢？据当时《解放日报》副刊的黎辛回忆，是因为三次开会都没有现成的稿件，由两个速记员负责记录。整理修饰花了一些时间，交给毛主席审定的时候，又耽误了一些时间。黎辛说，前边的整风报告很快就发表了，为什么这个拖延了好几个月。主席说你们不要催了，该给的时候就给你们了。说明毛主席非常慎重。发表的时机，也是煞费苦心。

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1943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公办厅特登报表彰。

周副主席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的过道，在《新华日报》场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坪上，周恩来同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欢欢笑笑，踏着秧歌鼓点扭跳起来。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的演出，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郭沫若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1945年延安鲁艺演出歌剧《白毛女》】

此后，歌剧《白毛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诗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姑娘演出《白毛女》，一开始扮演杨白劳、黄世仁，女儿李讷扮演喜儿。

在延安戏剧舞台上，利用旧戏形式，表现新的内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众剧团上演的新编秦腔《血泪仇》和《穷人恨》，感人泪下，催人奋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改编历史剧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的演出后，连夜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复信，赞扬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赞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毛主席看了《逼上梁山》演出后给延安平剧院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延安第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我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即使在将来，《讲话》必将发出久远的回响。最后，写打油一首送给大家：

使命光荣任在身，

探索前行不忘本。

与时俱进不保守，

革命文艺四季春。

人民文艺人民爱，

四个自信记在心。

延安精神代代传，

江山总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