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刘继兴 ，作者刘继兴
1934年1月15日，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苏区瑞金召开。会上，博古将坐在主席台中心位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介绍给了大家。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个奥地利人，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1928年之后，李德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总参谋成了一名情报人员。就在这年的春天，李德被派到中国执行一项任务，结果阴差阳错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其时，共产国际虽然同意了让李德担任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但只是顾问而已，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
李德在红军中的大权在握，与当时我党临时中央的极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李德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他却不了解中国国情，打仗只知道照搬硬套纸上谈兵，推行军事教条主义。
结果可想而知，在李德和博古等人的蹩脚指挥下，中央红军一败再败，根据地几近丢光，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
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等人继续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血战后，红军由原来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很多人的内心为之滴血。
但此时博古和李德却仍然坚持北上，想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好在天佑红军，通道会议最终通过了毛主席绕道贵州的建议，避免了再次的重大损失。
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市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李德与博古在会上均受到了严厉批评，李德被取消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次会议以后，李德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淡出了权力的中心。
对于李德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毛主席曾这样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逐步成了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虽然很倔强，但对于毛主席的军事韬略及战略战术，从日渐认可走向了佩服，而且这种佩服与日俱增。他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他后来回忆说：“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毛主席说过，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已久，急需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张国焘却凭借其兵强马壮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使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雪上加霜。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迫使毛主席所部不得不连夜紧急转移，李德也在其中。转移途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派一队骑兵追来，带队的是张国焘的得力干将李特，他大喊：“不要跟毛泽东他们走，跟他们走没有前途！”
【李特】
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北上方针的李德见状怒不可遏，他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要拉他去见毛主席。此时的李德，早已从内心深处认为毛主席是中共“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了。
李特不去，李德挥舞着拳头喝道：“你必须去，一定要去！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
当时，敢于以这种方式和李特对抗的，除了李德，不会有第二人。因为李德的身份毕竟还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特自然畏惧其三分。
闻讯而来的毛主席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
毛主席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主席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就这样，李特带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则随毛主席继续北上了。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开后，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赞不绝口，还抽出两匹马给他，一匹让他乘坐，一匹给他驮行李、文件和书籍。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本来对李德很有看法，这次也由衷地赞扬说李德做得对。
【萧月华】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德在红军总参谋部、红军大学工作。
1936年3月，陈士榘（后来的开国上将）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曾听过李德讲授战术课。
陈士榘认为李德的战术课讲得很不错。他还回忆说，在红军大学，李德曾对学员们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还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红军大学后来改成了抗日军政大学，李德依然在这里教学。他还受命负责建立和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团，凭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骑兵并当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经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认为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李德与妻子萧月华有一个儿子，李德对这个儿子很喜欢。在延安，李德又爱上了一个女人，叫李丽莲。
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于1937年底投奔到延安。
萧月华有次回家，推开门，却见李德和李丽莲在一起，于是决定离婚，并去找毛主席哭诉。
毛主席听完萧月华的哭诉，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又说，“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孩子，还是不离婚的好。”
萧月华说：“我和他生活不到一块，再说他爱恋上个歌唱演员李丽莲，我要坚决和他离婚。”
与萧月华离婚后，经中组部部长陈云的批准，李丽莲成为了李德的第二任中国妻子。两人感情很好，生活得很快乐。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
李德已决定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很忧伤，但又不能不执行。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
毛主席、张闻天等100多人前来送行。李德要求带妻子李丽莲一起走，但来不及请示共产国际，李丽莲因不能同行，急得在机场当场晕倒。
从此，李德与李丽莲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李丽莲后来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李丽莲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萧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是我军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校之一），后享受副军职待遇。1983年11月3日，萧月华在广州病逝。
李德回到共产国际后受到审查，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复原来的名字——奥托·布劳恩。
1949年后，李德回祖国东德定居，担任了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李德1973年撰写了一部《中国纪事》，讲述他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以及对中国两任妻子及儿子的浓浓思念。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柏林（二战结束后，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划分为四块。由盟军占领的英，法，美管辖区合并成立了西柏林，前苏联占领区则被称为东柏林），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