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

历史反复证明:许多时候,只有毛主席行!

历史反复证明:许多时候,只有毛主席行!
昆仑策网
来源:“洞见1号”微信公众号

历史在中共高层将毛泽东主席挣下的家底快要败光,任何人都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下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那些开国将帅们的幸运。



1、打长沙,除了毛泽东主席反对,所有人都同意,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是对的。打赣州,除了毛泽东主席不同意,所有人一致同意,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是对的。打打鼓新场,除了毛泽东主席反对,所有人都同意,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席是对的。

生死攸关时刻,除了毛泽东主席别人都不行,这已被历史证明。现在和平时期,对与错都无性命之忧了,有些不知天厚地厚者,又开始戏说历史信口开河了,对主席评头论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错误那也错误,将主席的雄才大略集体化,千古文章秘书化,让人匪夷所思笑掉大牙。

我常想如果南昌起义的几万军队让毛泽东主席指挥,那些留苏派不自以为是,如果不剥夺毛泽东主席军权,中国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在中共高层将毛泽东主席挣下的家底快要败光,任何人都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下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那些开国将帅们的幸运。

今天仍有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仍在不遗余力地污蔑开国领袖,为蒋介石招魂呐喊,为西方民主大唱赞歌,封资修陈渣泛起,意识整治任重道远。

历史已经证明,否定 毛泽东主席是错误的,历史也必将证明,否定 毛泽东的第二件大事更是错误的。奉劝那些仍在对毛泽东主席鸡蛋里挑骨头者,有点自知之明,对历史有点敬畏之心,找回自己的那份良知好自为之吧!
    
2、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毛泽东思想就是最接近绝对真理的真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毛泽东主席就是最接近十全十美完人的完人。一些人给毛泽东主席找了许多错误,不过在向历史展现无知而已。一些人给毛泽东思想指出了许多局限,不过在向世界表演无耻而已。

把谣言吹捧为遥遥领先的预言的人,尽管有数不尽的谣言在支撑自己的伟大,终究会被事实击得粉碎。那些自觉比毛泽东主席伟大的人,终究会成为历史笑话。

3、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人是两个概念。

有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但行为却达到了共产党人的境界。有的人虽然有党证,但行为却同共产党人的要求格格不入。中国现在有9000万党员,名副其实世界第一大党。但兵不在多而在精,不知这9000万党员,有多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苏联20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的胜利,200万党员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2000万党员时,上演了解体的悲剧。实践证明,全民党结果是悲催的。思想上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共产党应总结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在自我革命纯洁队伍上动真格,不断为这个党输送新鲜血液,不光在数量上世界第一,更重要的要在境界上达到一流,这样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4、128年前,毛泽东主席的诞生,华夏跃出底谷获得新生,由东亚病夫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改变了世界格局。45年前,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华大地再度出现信仰危机,浮华奢靡渐成时尚肆虐天下,世界呈现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走到崛起与沉沦的十字路口。

回望主席一生,不由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假设主席再活十年,这个世界会怎样?主席的文韬武略,主席的博大胸怀,主席的做人境界,古今中外人类史,找不到第二人,纵有权贵蚍蜉撼树,不过徒增笑耳。
      
5、 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不是好父亲,不是好儿子,也不是好大哥,更不是好丈夫。他的儿子被他送上战场,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子被他带上革命道路,都丢了性命。

他把父亲辛苦挣下的银元分给穷人,把欠他家粮食的字据撕毁,气的父亲要将他追着暴打。他的三个妻子,一个被军阀杀害,一个被炸成重伤,一个晚年凄凉。

但从历史的高度看,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立国之父,是中国人民最好的儿子,最世界上亚非拉穷兄弟们最崇敬的大哥,是有史以来最顶天立地的伟男子,最腾古焰今的大丈夫。

他让中华民族洗尽了百年耻辱,他让东亚病夫焕发了生机,他让中国崛起不可逆转,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华腾飞奠定了稳固根基。自私如蝇者尽管对伟人营营,狂犬吠日终是笑柄,毛泽东主席不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全球,他的思想必将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座灯塔,给黑暗中摸索前行者们带来光明。
    
6、毛泽东主席的经济智慧在大而不在小,在远不在近,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毛泽东主席的很多经济政策都要经过多少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看出高明之处。

比方说,当年中国勒紧裤腰带优先发展工业,中国不仅在当时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排名第六的工业大国,中国更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全工业体系的国家,毫不夸张的说,全工业体系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资格“问鼎中原”的重要因素。
    
7、1938年,记者采访汪 精卫问中 日谁是赢家,汪精卫答中国一定不是赢家。同一个问题问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答中国一定是最后的赢家。结果汪精卫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毛泽东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成了中国人民的领袖。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现在又有名人就中美贸易战回答这个问题,结论和汪精卫一样,中国一定不是赢家,并且还自视高明对自力更生提出质疑,将同西方搞好关系看作核心利益。人至贱则无敌,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真让人叹为观止!
      
8、世界最大的乱源是美国,中国最大的乱源是「非 毛」。美国把中国圈定为对手,打败这个对手最廉价、最有效的就是让这个国家否定自已的开国领袖,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让政府成为失去民众支持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进而寻机肢解中国。中国稳定世界不会大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毛泽东主席事关中国甚至世界走向。

2021年10月27日星期三

毛泽东主席与湖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主席与湖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胡艺华 昆仑策研究院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早期组织创建和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共第一个省级组织——中共湖南支部的首任书记,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一大”后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党的工作中,把创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放在首位。在他的亲自指导和积极推动下,中共湖南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1925年11月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在三湘大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广大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引向革命道路,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同时也在城市、厂矿、农村创建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其中,由毛泽东主席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夏曦和欧阳泽等人推动成立的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党支部,是当时湖南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也是全国早期农村党组织中的一个典范,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该支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亲临金家堤进行实地考察并盛赞它“开了一个好头”,它不仅仅为毛泽东主席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而且为毛泽东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乃至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



一、益阳金家堤党支部是由毛泽东主席的好友推动成立的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为我们党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扩大党员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受党组织的派遣,上海西区党小组组长欧阳笛渔回到原籍湖南益阳兰溪金家堤开展党建工作和农民运动,1924年春欧阳笛渔的侄子、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因病从法国回乡休养,也投入到建党工作中,不久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夏曦来到金家堤,与他们一起商讨创建党团组织的有关事宜。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通过创办读书社在当地农民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传播,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益阳县兰溪金家堤特别支部,进而秘密发展了6名农民党员。1924年6月15日晚,他们聚集在金家堤欧阳泽的卧室里,在煤油灯下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在煤油灯下欧阳笛渔带领新党员宣誓:“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欧阳泽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党员对党组织要忠诚,要绝对服从,要为党的纲领奋斗终身,同时还分析了当时的形式和任务,强调党支部成立后的紧迫任务是发动群众,大搞农民运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的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如何扩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夏曦代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出席会议,并宣布金家堤支部成立,任命欧阳笛渔为首任支部书记。当时金家堤党支部共有8名党员,直属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推动金家堤党支部成立的关键人物中,有两位是毛泽东主席的好友,与毛泽东之间有很深厚的革命友谊。其一是欧阳泽,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届同学,在校期间就交往密切,后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1918年6月毕业后不久,与毛泽东等人同赴北京,后入留法预备班补习法文。1920年5月与萧三、劳君展等6人乘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法途中,他曾先后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等在上海的新民学会成员,就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提出四项主张。时隔半年之后,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萍乡开展调查期间给欧阳泽回信,表示对他的主张“样样赞成”,并强调“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间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益阳”,这些通信均被收入1920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1921年春,欧阳泽参加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2月在法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二是夏曦,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低四届的校友,在校读书期间曾多次参加毛泽东发起的一系列活动,经毛泽东的介绍,于1919年下半年加入新民学会,于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创建中共湖南支部时亲自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益阳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22年1月,经毛泽东推荐,夏曦作为湖南代表之一随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在党的“五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接替李维汉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时期,夏曦不仅在推动团的建设、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以及马克思主义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组织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加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颇有建树。从史料来看,建党前后毛泽东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夏曦称得上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对这位“极能做事”的老战友也非常赏识,1936年2月夏曦在长征途中不幸溺水牺牲后,毛泽东曾亲笔给夏曦的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以此表达内心的悲痛和惋惜。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革命”初期,在农民运动兴起的热潮中,在人文底蕴厚重、富有光荣传统的洞庭湖畔、鱼米之乡,欧阳泽和夏曦这两位同为毛泽东好友而且具有很深资历的“党内同志”亲手指导、共同推动并直接促成了金家堤党支部的成立,应该说这个起点在当时的农村党组织创建中是很高的。作为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家堤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火种在当时湖南的广大农村正式落地生根,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益阳、安化、华容等周边地区建立基层组织奠定了基础。与1923年8月弓仲韬受李大钊派遣回原籍创立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河北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相比,虽然在时间上稍晚10个月,但是在首批发展新党员的人数上是其三倍之多;与1924年9月成立的湖南第二个农村党支部“湘潭县东一区八叠党支部”相比,不仅成立时间更早、发展新党员人数更多,而且规格更高,八叠党支部隶属安源路矿第八支部,而金家堤党支部是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支部,由此可见金家堤党支部在当时湖南党组织建设中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二、毛泽东主席亲临益阳金家堤党支部考察并称赞其“开了一个好头”

1925年2月6日,毛泽东主席带着夫人杨开慧、二弟毛泽民及两个孩子回到家乡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持续时间长达203天左右。他以走亲访友等方式,广泛接触当地的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士绅,同时在杨开慧、毛福轩的协助下,通过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积极传播革命道理,启迪农民的革命意识。立足于韶山而不拘泥于韶山,为了更广泛地了解湖南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立的具体情况,及时总结周边农村地区的成功经验,在当时革命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出于对安全、路程、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毛泽东选择了距离韶山相对较近、早年有过游学经历而且同学朋友较多的安化、益阳作为考察目的地。1925年6月初,毛泽东独自一人,步行从韶山出发,首先经宁乡到达安化,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安化深入调查农民运动之余,应邀到共产党员、老朋友卢天放、刘肇经任教的安化甲种师范学校,为学生作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旧秀才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活书就是除学习书本知识外,还应结合现实的社会情形,研究列强的侵凌、军阀的割据、民族的解放,研究如何平内乱克列强,做到知古知今。”随后在当时安化县城梅城的十里牌,与当地的共产党员进行了长谈,传达了党的“四大”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精神,并引导和鼓励他们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秘密农会,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卢天放、刘肇经等人立即组建了安化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安化支部。
 
离开安化梅城后,毛泽东主席沿“宝安益”古道,一路风尘仆仆,经桃江到达益阳。作为此次农村调查之旅的最后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毛泽东主席专程赶到离益阳县城20公里左右的兰溪古镇金家堤村,这既是当时益阳县唯一的农村党支部和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也是他的“一师”同学、革命挚友欧阳泽的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是带着考察当地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立情况和看望病中好友的双重目的而来到。在欧阳泽的引荐下,毛泽东与金家堤党支部书记欧阳笛渔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当听说他曾作为上海机器工会的代表,与夏曦一道出席过1921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现场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报告,毛泽东高兴地说:“益阳同时有两个人出席这样的世界盛会,了不起!”欧阳笛渔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金家堤党支部的基本情况以及益阳的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情况,并把自己被派往南县、华容开展建党工作的进展也作了介绍,欧阳泽对金家堤党支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补充,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询问,连连称赞:“你开了一个好头啊,要继续壮大下去”,对欧阳泽在家乡带病坚持开展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振作精神、战胜病魔、继续为党工作,同时就金家堤党支部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欧阳泽、欧阳笛渔进行了探讨,针对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一些不同看法,他开诚布公地阐述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党支部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巩固农民协会,掀起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主席亲临金家堤党支部考察,给欧阳泽、欧阳笛渔和金家堤的党员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也为金家堤党支部的发展壮大和益阳党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三、益阳金家堤党支部既为毛泽东主席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模板,也为毛泽东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乃至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素材
 
从1924年6月成立到1925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临考察,短短的一年时间内,金家堤党支部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形成了典型的经验。一是自身实现了发展壮大,通过扎实有效的革命宣传教育,推动了党的声音在益阳兰溪及周边地区的传播,在当地贫苦农民和进步教员中吸纳了一批新党员,党员人数发展到10余人。二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指导建立了益阳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兰溪金家堤农民协会,会员达100多人,他们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宗旨,“五卅”惨案后组织农民参加益阳“雪耻分会”组织的反帝游行,抵制“仇货”,不坐英、日轮船,积极配合北伐军进入益阳,组织自卫武装,发起减租减息。三是培养了一批党的干部,首任党支部书记欧阳笛渔因建党工作的出色表现,作为特派员被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往南县、华容等地开展党团发展工作,先后任中共南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工人委员、中共南县第一届委员会工农委员兼第二支部书记,兼任南县工人纠察队队长,是名副其实的湖南农村革命先行者;首批党员之一刘昆林,抗战时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曾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约见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西省人民法院院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部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广东省韶关专员公署副专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首批党员夏四喜、邓星畲后来分别担任中共益阳县七区(兰溪镇)委员会的委员。
 
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家堤党支部作为湖南最早成立的农村党支部,不仅仅率先在当地民众中点掀起革命热潮,而且成为当时益阳及周边地区农民革命的活动中心和重要基地,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广大农村建立基层组织创造成功经验的一块“实验田”和发祥地,更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6月毛泽东主席的金家堤考察之行对他后来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和基层建党工作、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产生了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方面,为毛泽东主席亲手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毛泽东从益阳考察回到韶山后,在毛福轩的协助下立即着手秘密建立党组织,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亲自主持了毛新梅等4名党员的入党仪式,宣布成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任命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庞德甫”作为秘密代号,直属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一经成立,就迅速在韶山乃至周边地区点燃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1925年6月中旬成立到1925年8月底毛泽东离开韶山,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在“五卅运动”后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中,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旗号,依托秘密农民协会在韶山地区组建“雪耻会”,开展乡村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抵制洋货等活动,有力地推动国民革命在韶山地区的开展,尤其是1926年7月在韶山遭遇大旱之际,发动了数百人规模的农民运动,成功地组织开展了开仓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有效地维护了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地处湘中闭塞之处的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毋庸置疑,从历史发展来看,由毛泽东亲自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湖南早期的农村党组织中,虽然成立的时间不是最早的,但显然是最有章法的,也是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更是最有影响的,这与伟大领袖毛泽东善于总结和借鉴当时湖南农村党的基层建设经验是分不开的,其中理应包含对益阳金家堤党支部考察之行后的思索。
 
另一方面,为毛泽东主席考察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领导农民运动也是对农民问题认识最深刻、最透彻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就开始向大会提出农民问题并强调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特殊意义。1924年12至毛泽东带着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回到了湖南,尤其是从1925年2月至8月底,在长达200余天的时间里,他亲自在家乡韶山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期间还特地到包括益阳县金家堤在内的周边地区开展深入的考察和调查,与广大的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正是基于这种有计划、长时间、持续性的亲身实践和广泛调查,毛泽东不但收集整理了大量实实在在、可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系统、成熟地掌握了调查研究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1925年12月到1926年9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尤其是1927年3月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亲自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根本观点,从而为理清农民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提供了思想引领。而1925年6月益阳金家堤的考察之行作为他第一次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和农村建设的实践和考察活动中的重要一环,无疑为他后来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探索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积累了切实有效的素材。

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

长征,在历史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选择

长征,在历史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选择
昆仑策网
以下文章来源于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郭松民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可用起死回生、开启辉煌来形容。

【编者按】今天是红军长征85周年,现选编一篇郭松民的文章,纪念这个日子。

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怀疑了。质言之,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现代化绝无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而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则只能用起死回生、开启辉煌来形容。长征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更重要的,长征还打开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此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那么,长征为什么能够成为通向新局面的“转折点”?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做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决定,这一面对历史大是大非的正确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热烈支持与拥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并最终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

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和二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波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许多大中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集会及游行请愿活动,参加人数之多,情绪之激烈,前所未有。

比如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动辄十几万人参加。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走在救亡运动的前头。从9月末开始,各地学生均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的学生达2万多人,待发现蒋介石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时,学生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再次掀起抗议浪潮。

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也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立中央”,打出抗日旗号,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知识界、舆论界,许多人也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再对日本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把救亡视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主要的大是大是大非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军事力量,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回答正确,则能够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与拥戴;回答错误,则将被历史无情淘汰。


中共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演变

在涉及到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共不是没有教训的。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危机期间,李立三主导的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了中国社会基本民意的口号,至今仍是自由派“公知”不断撒盐的一个历史伤口。

但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三十年代共产国际逐渐从支持世界革命的机构,演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中共下达了错误的指令;另一方,当时中共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还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

但随着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开始逐步调整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随后派遣杨靖宇等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相比之下,国民政府直等到10年之后——1941年12月9日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

1933年1月,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同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起兵反蒋抗日的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无疑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但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同样也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主动做出的政治选择——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被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红军长征的大方向与北上建立抗日前进阵地也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长征途中决定命运的遵义会议,由于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所以并没有直接讨论抗日问题,但遵义会议后继续坚持了长征出发时提出的北上抗日政策。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联合抗日。11月28日,中共中央又以苏维埃政府和军委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北上抗日的旗帜在长征途中被高高举起,这对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

北上抗日是中共在长征途中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也是军事路线。但这条路线的落实与执行,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1935年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这埋下了西路军悲剧的伏笔)。

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

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四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

单从军事的角度看,似乎很难解释北上的成功和南下的失败。作为北上目的地的陕甘地区不仅贫穷,敌人的实力还非常强大,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合计约有五十万大军,这些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作为南下目的地的四川,不仅号称天府之国,盛产大米,而且敌人的实力也较弱,四川军阀总共只有二十多万的兵力,这些部队训练很差、武器破旧,很多还是吸食鸦片的“双枪将”。

原因只能到政治当中去找。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将军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将军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日寇兵锋所向的区域越走越远,实际上是背向日寇,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四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毛主席和張國燾

在红军内部,张国焘也无法以“驱逐日寇,救国救民”相号召,而只能提“跟着张主席,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样非常物质化的口号,其在政治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或战士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难道出生入死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到大米吗?

退一万步说,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即便取得暂时成功,在四川搞到了一块根据地,又能如何呢?一年多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红军在四川远离抗战前线,政治上的处境将是何等被动?还会出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那样局面吗?还能够顺利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迅速成长壮大吗?

这些答案都将是否定的。如果中共采取南下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主席所主张的那样坚决北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新一轮整合中,中共由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很可能会被边缘化,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这样的话,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也都将会被改写。

在1935年到1936年,还有一个人对当时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当抗日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时候,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幻想能够通过最后一击消灭红军。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是大非问题

长征的胜利,留给中国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无论是政治人物也好,政治力量也罢,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无论拥有怎样的优势,都必然会出局。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大是大非问题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判断大是大非问题并做出正确决断,永远是绝对必要的。

那么,今天中国的大是大非问题究竟是什么?简言之就是中国自1840年被强行纳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浴血奋战、卧薪尝胆,今天终于来到新的历史三峡的出口——冲出去,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与梦想;就地沉船则万劫不复。


今天我们做出的选择,有可能会影响今后一千年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引领人类走向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具有社会主义实质内涵的新时代,这既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也是我们对人类的义务,如毛泽东主席所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都必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将被历史所选择。

2021年10月13日星期三

李德说:毛主席是「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

与张国焘斗争时,李德说毛主席是“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

昆仑策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刘继兴 ,作者刘继兴


1934年1月15日,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苏区瑞金召开。会上,博古将坐在主席台中心位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介绍给了大家。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个奥地利人,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1928年之后,李德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总参谋成了一名情报人员。就在这年的春天,李德被派到中国执行一项任务,结果阴差阳错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其时,共产国际虽然同意了让李德担任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但只是顾问而已,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

李德在红军中的大权在握,与当时我党临时中央的极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李德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但他却不了解中国国情,打仗只知道照搬硬套纸上谈兵,推行军事教条主义。

结果可想而知,在李德和博古等人的蹩脚指挥下,中央红军一败再败,根据地几近丢光,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

长征途中,博古和李德等人继续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湘江血战后,红军由原来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很多人的内心为之滴血。

但此时博古和李德却仍然坚持北上,想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好在天佑红军,通道会议最终通过了毛主席绕道贵州的建议,避免了再次的重大损失。

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市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李德与博古在会上均受到了严厉批评,李德被取消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次会议以后,李德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淡出了权力的中心。

对于李德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毛主席曾这样说:“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逐步成了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虽然很倔强,但对于毛主席的军事韬略及战略战术,从日渐认可走向了佩服,而且这种佩服与日俱增。他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他后来回忆说:“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毛主席说过,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已久,急需得到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张国焘却凭借其兵强马壮向党要权,拒绝统一行动,使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雪上加霜。

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迫使毛主席所部不得不连夜紧急转移,李德也在其中。转移途中,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派一队骑兵追来,带队的是张国焘的得力干将李特,他大喊:“不要跟毛泽东他们走,跟他们走没有前途!”

                                         【李特】

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北上方针的李德见状怒不可遏,他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要拉他去见毛主席。此时的李德,早已从内心深处认为毛主席是中共“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了。

李特不去,李德挥舞着拳头喝道:“你必须去,一定要去!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

当时,敢于以这种方式和李特对抗的,除了李德,不会有第二人。因为李德的身份毕竟还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特自然畏惧其三分。

闻讯而来的毛主席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

毛主席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主席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就这样,李特带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则随毛主席继续北上了。

李德斗李特的事传开后,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赞不绝口,还抽出两匹马给他,一匹让他乘坐,一匹给他驮行李、文件和书籍。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本来对李德很有看法,这次也由衷地赞扬说李德做得对。

                                   【萧月华】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德在红军总参谋部、红军大学工作。

1936年3月,陈士榘(后来的开国上将)被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曾听过李德讲授战术课。

陈士榘认为李德的战术课讲得很不错。他还回忆说,在红军大学,李德曾对学员们坦荡地说:“我听了毛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还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红军大学后来改成了抗日军政大学,李德依然在这里教学。他还受命负责建立和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团,凭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骑兵并当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经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认为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李德与妻子萧月华有一个儿子,李德对这个儿子很喜欢。在延安,李德又爱上了一个女人,叫李丽莲。

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于1937年底投奔到延安。

萧月华有次回家,推开门,却见李德和李丽莲在一起,于是决定离婚,并去找毛主席哭诉。

毛主席听完萧月华的哭诉,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又说,“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孩子,还是不离婚的好。”

萧月华说:“我和他生活不到一块,再说他爱恋上个歌唱演员李丽莲,我要坚决和他离婚。”

与萧月华离婚后,经中组部部长陈云的批准,李丽莲成为了李德的第二任中国妻子。两人感情很好,生活得很快乐。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

李德已决定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他很忧伤,但又不能不执行。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便让李德搭机前往。

毛主席、张闻天等100多人前来送行。李德要求带妻子李丽莲一起走,但来不及请示共产国际,李丽莲因不能同行,急得在机场当场晕倒。

从此,李德与李丽莲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李丽莲后来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助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李丽莲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萧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是我军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校之一),后享受副军职待遇。1983年11月3日,萧月华在广州病逝。

李德回到共产国际后受到审查,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复原来的名字——奥托·布劳恩。

1949年后,李德回祖国东德定居,担任了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李德1973年撰写了一部《中国纪事》,讲述他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以及对中国两任妻子及儿子的浓浓思念。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柏林(二战结束后,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划分为四块。由盟军占领的英,法,美管辖区合并成立了西柏林,前苏联占领区则被称为东柏林),终年74岁。

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毛泽东主席:我们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毛泽东主席:我们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综合 昆仑策研究院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继承了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这一历史接力运动中的承传关系,要求共产党人始终高举孙中山的旗帜。

针对党内不能正确对待孙中山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他诚恳地告诫全党,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纪念孙中山先生

毛泽东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1956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中谈孙中山先生

( 摘自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邓涛《〈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内容》一文)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本文从《毛泽东选集》看其论孙中山的表述及历史背景,以“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团结起来把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见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这里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

二、“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的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加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的团结,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见毛泽东主席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主席将孙中山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看待!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又由于是吸吮中华文明的乳汁成长的,不能不担当中华文明的传人。这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四、“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见毛泽东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的第二部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毛泽东主席围绕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阐明的诸多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毛泽东主席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与神权政治、专制政治相对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

六、“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以上两个段落均据毛泽东主席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初期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还没有一个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

七、“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宣言里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主张。”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以上见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八、“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见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主席对孙中山多次作过科学评价,这些评价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孙中山的遗志由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孫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构想的宏伟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的设想”(习近平语),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我们在路上!

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

要像毛澤東主席那样,为未来中國早做人才佈局

谈张文木所述关于人才战略布局问题
作者 : 司马南 
昆仑策研究院


【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司马南解读张文木教授《要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中国早做人才布局——从梁家河里的“大学问”说起》(见【附录】)一文的三次谈论视频整理,现经审核授权“昆仑策研究院”综合成文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最近召开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大会讲人才问题,会中涌现了很多新鲜的想法。这个人才大会开完以后,我回去找张文木此前写的关于人才的文章拿出来读,正巧“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又发了一篇文章。张文木目前是航空航天大学战略学方面的教授,也是我们国家研究战略问题的人才和学者,他比我年轻,但是学问比我多得多。所以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呢,非常想把张文木讲的这些观点跟各位说一说。



为什么讲人才?因为治国需要人才。治国没人才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呢?人才不是单单指某一些学科或者在某一方面技术性很强的人。讲人才,首先涉及到的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能治国理政这样的人。毛主席就接班人的问题早早便开始布局。毛主席的反和平演变,本质上讲的就是我们的人才不能在人家的战术面前叫人给降了,叫人给拿了魂了,讲的是这样的道理。治国理政需要专门的、能通天接地的人才,这其实也是古今中外在谈到教育时所希望实现的。专业人才固然需要,但是大学更需要。
 
中国古代只有大学和小学,咱们后来才有了中学。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地方,课堂上讲的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什么呢?政治就是所有的具体的学问都解决不了的东西,最后才变成了政治,因此它很复杂也很难。也因此是提纲挈领的,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话出自毛主席,被张文木所引用。治国理政就是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张文木先生有个判断,他讲苏联亡国太远,只要看看目前。现在香港稍微好一点了,前段时间香港动乱时那些年轻人那种无知的表现其实不难理解,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种的开始。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和我们党的成长经历有关系的,贯穿其中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但你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多了,你就知道了。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多么重要,党的历史进程中其实每次失败都是惨痛的,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十之有九失败了,被人家打垮了,牺牲了。我们党每次失败都有一个最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失败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
 
最近恰逢建党100周年,有很多电影和文章是讲我们党的早期干部南陈北李的,也就是陈独秀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像陈独秀这样的同志,革命性能说不坚定吗?觉悟能说不早吗?但是陈先生有陈先生的问题:脱离实际。咱们且不说他点火就着的个性,就谈实际工作能力。他做学问可以,但实际工作能力太差,没法跟别人搞到一起,脱离实际更是大毛病,所以就带来了1927年我们党的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以为只要听苏联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那是要失败的。失败都是轻的,那是要掉脑袋、要前功尽弃的,那是要多少人头滚滚落地的。老蒋在上海又杀了多少人呢?不止杀共产党,国民党左派被杀的更多。今天被很多人、被民国粉吹捧得无以复加,甚至是成了最人中豪杰的杜月笙,当时帮着老蒋干脏活,又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这些事情当然是蒋介石和杜月笙的罪。但是我们也犯了大错误,我们的理论没有和实践统一起来,这是大教训。所以张文木的文章里面也写道,我们第一次学的党课是蒋介石上的,由他给共产党“上党课”。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对立面,他怎么给我们上党课?他告诉你,如果你的路线错了,理论不联系实际了,就会人头滚滚落地。
 
1927年给共产党上了最好的一课,所以说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就像咱们今天一样,我们的爱国主义课谁来上的?是特朗普和蓬佩奥上的。所以沙场就是最好的课堂。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所以共产党第一次党课上完了,就脱了西服拿上枪上山了。当时临时中央的那帮人呀,连同周恩来同志、博古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在内,临时中央都待不下去了,只好去苏区。苏区是毛主席在山上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所以脱了西服拿枪上山,这个话太生动形象。我们党的历史的逻辑,就是这么由对立面展开的。
 
开展武装斗争刚好一点,王明又带着斯大林同志的“圣旨”来了。年轻的同志们的革命性一直无比坚定,但是实际斗争经验,同志们听不进去。所以毛主席后来再讲到人才的时候,经常讲他们最有远见,最坚定,不怕牺牲,他们没有风头主义,而是有着实际精神。博古同志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的经验,把李德(奥托·布劳恩)那小子用于欧洲平原作战的经验用于中国东南的山地,结果呢?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被迫长征。红军长征这个伟大的史诗,是魏巍说的“地球上的红飘带”,但我们必须认清这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结果。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又死了多少人?十之有九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红军大转移的时候,他们还死守那一套,结果出发的时候8万多人,湘江战役就只剩下3万多人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那些打法搬到中国来,那是碰得头破血流。每一个机枪的位置他都画好,拿尺子量地图,告诉你几点几分哪支部队必须达到。毛主席说,李德不知道人要吃饭啊,不知道那个地是会打弯的,那山地丛林走起路来能跟大平原一样吗?所以最后在李德同志的指挥之下,在山地作战又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付出了五万多人的生命代价,我们党才终于明白了,张闻天同志清醒了,博古同志也觉悟了。
 
为什么马列主义原理跟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那么重要?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第一批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张文木先生的文章里面讲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是不断地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如果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号,毛主席跟薄一波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主席有一句话,薄老后来多次讲过。毛主席说,这哪里是我的著作呀,这是“血的著作”,死了多少人才有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的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我们家对门104岁的郑爷爷,原来是建国之初五十年代的国家商业部的老局长,他老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入党的时候,上边告诉我们中国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那个时候大家都富有牺牲精神,自觉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但问题是,你唯心主义不了解情况怎么能带领革命?当时很多领导岗位上都是年轻人,像博古当时才20多岁,就是党内一把手。但是这年轻人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和历史的自觉,没有道路自信,什么都听上面的。所以毛主席那时候写了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叫做《反对本本主义》。小平同志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经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
 
在毛主席看来,中国的问题需要听中国同志的意见。中国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与中国革命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主席和其他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核心的焦点,而教条主义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那个省里面一个新领导上任后,他们服气得不得了。我问,服气什么?他说,我们这个新领导有三个跨学科博士学位,还有两个博士后研究。在下是十分佩服,如若不是天才,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文章?生活当中当然有天才,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平庸。但是我也不是说他的学历是假的,只是说:切记!不要以为讲人才问题,一定是从一大堆头衔当中去讲的。当年从上海,从共产国际派回来,把毛主席的位置给顶替的人,都是学历高的留学知识分子。但是实践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后来到延安整风的时候,全党都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毛主席到延安之后为什么整风,就是要解决学风问题,世界观问题。整风是什么呀?张文木说整风就是教育革命。好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纸上谈兵。你光想我们一定,我们要怎么样,这都是动机,你只从动机考虑问题,那就是唯心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因为实现这个“效果”,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还要考虑到力量的对比,要审时度势。所以毛主席反复说,学问只有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才是重要的。
 
我们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在今天这个大道理是什么呀?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强国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为什么毛主席讲教育需要革命呢?为了出人才。知识分子本身不就是人才吗?那是不一定的。教育革命就是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实际。毛主席就找到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1939年毛主席纪念五四运动时讲“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是不是和广大的工农在一起。今天我们的一些“人才”,致命的毛病就是不在老百姓人堆里混啊,只读书,当个学生干部,然后就到组织部门里面去,后来又是处长、局长,最后直接了当就进入到中管干部的行列当中去了。你不能排除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能说会道情商高,学术还一流。但是这种“人才”接受实际考验了吗?他们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吗?有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吗?这样的人能够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人才吗?这是不一定的。 
 
张文木说,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白宫里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当中产生的。如果没有长征,如果党没有经历那么多的生死考验,毛泽东思想能成为全党的思想吗?这共识能生成吗?能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吗?什么叫人才?夸夸其谈的不见得是人才,学位高的不见得是人才,外语好的不见得是人才,只有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并且能够带领中国革命从危险的境地慢慢地走出来的才叫人才。毛主席领导了一群文化水平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善于学习中国情况并与实际相结合的同志,是这些人治国治党,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文木先生认为这个人才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毛主席关于培养人才,早早地布局,并讲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今天依然管用。比方说,1958年9月19号,党中央国务院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毛主席的指示提升为党的教育方针,指出党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今天还可以这么讲吗?
 
教育如果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话今天难道不合实际吗?毛主席在总结宋明以来亡国教训的时候说,“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繁琐哲学是要死人的,是要亡国的。毛主席在南昌对负责同志有一个谈话,毛主席说:“那些死读书本,不从事工业,也不从事农业,不搞商业,工农商学兵,实际工作都不搞,造就不了人才,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什么用。”
 
1958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的高级干部,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毛主席就那么席地而坐,毛主席午休的时候实在太累了,就随便找一个板子往那一躺,就这么睡觉,完全是个老农民的习惯。毛主席一辈子就是和农民和工人和最底层的老百姓打成一片。
 
1964年6月16号,毛主席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我要把张文木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意思跟大家说,就是毛主席讲的那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和我们今天造就人才,在人才方面及早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来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主席在讲话里把义务劳动的地点、讲话地点放在明朝十三陵。在明朝十三陵讲这个话,因为明朝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呀,明朝灭亡和宋朝灭亡有相似之处,这两个朝代灭亡都是学风有关系,学风严重脱离实际。
 
毛主席在十三陵讲话,主要是讲干部培养,讲人才培养。国家教育的目标要培养什么人呢?老话叫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今天加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在古代,讲四书五经,在今天,讲毛泽东思想,讲唯物辩证法。打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党就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有侯隽,有邢燕子,再后来形成上山下乡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
 
这个运动非常深入,前后有两千多万青年学生下乡。它形成的那种巨大的效应,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它的一些效用正在显现。他们带来城市的文明,有些人说:“让我当农民,我痛苦,我控诉,我伤痕,我咒骂那个时代。”那我跟他们感受不一样,他们知青下来受的那个苦,比起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受的苦,那还是我们的生活更艰苦。所以,所处的位置不同,感受是不一样的。大批知识青年下乡所形成的巨大的效应,让这些孩子有机会接触农村实际,在基层生长。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不论你怎么骂,怎么嚷嚷。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了解中国社会实际,你得到了知识分子终生不可替代的那份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其他不可替代的。
 
你说我又读了一门学科,那能替代上山下乡吗?你能替代和农民那种密切的接触吗?
 
张文木说:“看了苏联的教训,你就能有深刻的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经“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的俄罗斯人。那些人最后又把普京推到历史前台。苏联亡国的历史,说明一个道理,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还是要被开除球籍。
 
苏联,世界上第二大帝国,轰然解体。问题出在哪?美国作家写了本书《来自上层的革命》。来自上层的革命,就是苏联的上层那些人,他们的唯心主义盛行,他们只想着个人享受,完全不考虑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他们自觉地背叛了革命,因此人们就嫌弃了他们。结果苏联轰然倒塌之后,苏联的经济就变成那样了,人均寿命就变成那样了,就被美国人欺负成那样了,直到现在,这口气还没缓过来。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阶段。2012年以来,的确是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要向强国迈进了。
 
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遭遇了真正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西方国家,人家不愿意让你富起来。你想和平崛起,他不让你和平崛起,你说个大天来人家也不让你和平崛起,请问怎么办?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就穷下去吗?那当然不行啊。不能和平崛起,不论克服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要崛起。
 
美国刚刚呛了法国大单,给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2040年才形成战力,什么感觉?这么长的距离,20年之后才交潜艇,那个时候他们还惦记着用核潜艇来对付中国,这就是我们可能遭遇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阻力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推进“一带一路”也需要国际人才,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参与世界治理能力,这都要考验我们的人才具备不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都是形而上学,都是为美国白宫马首是瞻,那你不是把白宫当故宫了吗?这种形而上学唯心论盛行!
 
王明、博古同志犯过的错误,我们难道还要接着再犯吗?湘江战役的惨痛教训,不就在眼前吗?甭说强国,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张文木先生这个判断,我是认同的。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理。
 
当年,毛主席提倡推行教育革命,当代中国开花结果,让我们中国赢得了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对新中国前30年成就有些人不认可,对后40年成就也有人说中国什么都不行。但是全世界的评委不含任何偏见,差不多满分,不得了呀。
 
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的、自主的发展道路。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严重下降,频频出错,而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为长征路上有血写的经验,我们遵循这些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再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回顾这些历史,大家想想,21世纪初的时候美国领导欲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在不断地下滑。“9·11”事件后美国又全面扩张,我们还是坚持独立自主,当然也没有唯美国是从,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结好。2016年6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同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使我们又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安全环境和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张文木先生有个判断,他说:“我们这代人真幸运,我们是历史上少有的幸运的一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陨落:前面有苏联解体,后边看着美国的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最近的大事是孟晚舟顺利回国了,美国人绑架1000多天放回来了,为什么放回来了?美国人战略上、外交上让步了。美国人为什么让步了?这是个标志啊,不让步没法收拾啊。中美之间结了死扣,美国拜登总统想要推行的东西没法办,世界大事没中国不行呀。
 
张文木说:“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我严重同意这个说法。

今天,我们讲人才,从根上说,我们今天应该从毛主席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及其实践当中去找人才。如果没有毛主席当年为今天所做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我们中国今天说不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蹈苏联的覆辙。
 
苏联垮了之后,世界上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内部很多人说,眼看着中国崩溃,眼看着中国颜色革命,眼看着中国要重复苏联的路子。苏联东欧解体了,中国解体没有?当然没有,我们大踏步地前进。
 
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有强大的工业能力,但是缺政治人才。结果戈尔巴乔夫那种喜欢夸夸其谈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喜欢别人奉迎的人,连撒切尔都看出来这种人华而不实,这种人执掌国家,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
 
毛主席说过,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把历史看成少数人创造的。”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若干领导集体当中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是他们相信美国,相信美国人跟你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相信美国那条路是正确的路,丧失了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历史自信。
 
苏联战略能力下滑的现象,张文木先生说在美国又开始发酵,今天的美国人才也严重脱离实际。
 
在1901年有个奖设立,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有71个美国公民,单独或者联合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到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在美国堆砌的结果是什么呀?堆砌的结果是美国经济这样,大炮在手上,美元在手上,在全世界收割韭菜,一茬一茬。所以那些经济学家,包括在美国回来的,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我看这帮人现在说话,相当程度上不靠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通过长征的血的教训,找到了政治自觉,找到了历史自觉。正因为有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当中,相当批量的干部经受住了考验,所以保证了我们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张文木先生说:“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但是经验极难交接,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
 
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儿。1957年11月12号,毛主席对印度来访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
 
为什么不利?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
 
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张文木先生认为,应该从毛主席培养的无产阶革命事业接班人入手,培养今天的人才,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和培养那种具体的、专门的人才不是一回事。我非常赞成。

毛主席从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在实际当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以政治经验为核心。政治经验为核心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毛主席这个红利,没有毛主席当年为我们做出人才布局,我们的人才哪里来?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毛主席当时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上培养的,当时的那些娃娃们、青年学生们,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岗位。这件事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那现在再往后看呢?再往后看,未来30年,未来50年会怎么样?张文木提出这个问题。

他认为,我们需要思考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的国家人才断层,会不会出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即人才败絮这样的危险呢?国家的命运和有没有人才密切相关,这个事儿是个现实的问题啊。人才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关系到历史的起点。 

做教育要从实际经验、政治经验出发,而不是单纯以知识传授为核心任务,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100年战略目标的天大的事。人家就是某一个程序编得好,人家就是干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干得好,这当然也是人才,包括又考证出多少个甲骨文了,这都是专门人才。但这种人才和我们所说的治国理政的人才,那不一样。张文木是站到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强调从毛主席所说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培养新时代的治国理政的人才。

今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多事情最后发现毛主席早就说过了,而且毛主席说得那么彻底呀!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当中,再次找回了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了新中国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实事求是,这是认识路线,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建国以来,毛主席是汲取了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的不足的那些教训。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搞了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就一大批推进国家前进的治国理政的人才。

今天咱们的教育,不是今天这么改,明天那么改吗?今天不能怎么着,明天又要这么着、那么着吗?大家觉着教育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关系到孩子们,所以重要啊。孩子是明天,孩子是未来呀。

现在我们又站到新的历史起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带一路”推进,不仅要提升用资本的能力,还要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啊;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啊。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美国人治理世界的方式,你看看,就治理成这个德性,他的治理能力下降。

今天的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的,并且是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人听共产主义不舒服,那我们不用这词,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词,好吧?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那对人类、对世界治理是不是有参考价值?这当然是一场伟大斗争。

在这个伟大斗争当中,我们亲眼见证两个超级大国解体和衰落。现在美国在衰落,前苏联已经解体了,见证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事是:现在中国发展的势头不错呀,特别是疫情以来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体制认识得更深刻了。但是,未来中国会不会出现苏联式的失败?

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基本立场、基本观念、基本方法,继承了毛主席的思想,那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主席那样为二三十年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按照张文木先生的说法)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两个100年。

现在我们共产党100年,第二个100年刚开始,而且第二个100年在若干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啊,这就意味着在内部改革。有人不舒服,你以为他有了钱以后,他真愿意带动后富呢?有觉悟的人愿意,但是也有人不痛快。你说要共富,他就在那兹拉巴拉乱叫说:你杀富济贫,你民粹主义,你敢对我外国人怎么样?我是外国护照。遇到这么一批人很棘手,这绝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再过30年,治国理政的这个领导核心、领导团队换人啦。所以张文木说,我们要从毛主席对人才布局,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那个角度汲取政治营养,考虑到今天的人才培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提了要重提教育革命,要肯定毛主席领导的教育革命的成就。这个教育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我说到这儿,我都不怕得罪人。其实我认识若干这样的人:学历很高、人极端聪明、人情练达,学生会干部、团委干部挪了两个位置之后,就变成了相当高级别的干部了。这种干部的特点是:你一看,谈吐得体;你一看,人情练达;你一看,没毛病,水光溜滑。但是就有一条缺陷——没在实际工作部门锻炼过。工人农民没当过,村里没干过,镇上没干过,县上没干过,一直浮在上面。挂职倒是到某一个地方去了,但是大量的时间还是跑回到京城里边去。人脉非常广啊,说话得体啊,滴水不漏啊。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这些人能不能担大任?

张文木先生没讲,我觉得作为一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不是说这些青年干部不好,而是说这种干部的培养模式,常常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多一些实践锻炼呢?比方说,窑洞里住些日子,山上住些日子,实际工作部门历练一下,领导一个村啊。以前我跟某些公知接触得比较多,特别是大学里面当教授的,他就是天天牢骚满腹,为什么?他一天实际工作也没干过,大学毕业之后就读硕士,硕士毕业读博士,博士读完了就留在学校里,就指点天下。他总觉得他更高明,总觉得白宫可以替代故宫,总觉得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实践当中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脑子里面固有的,而是白宫直接掉下来的。

那这种人不要了命吗?他祸害学生倒还在其次。这种人的公知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不承认,老觉着我们是土的,人家是洋的。这种人作为我们的人才,特别是骨干人才,这种人靠得住靠不住?这种人行不行?大家想一想,当年从共产国际回来的那些俄文讲的滴沥卢拉达、尤其流畅的那些人,将马克思主义原版的经典著作熟读的那些人,他们还是有坚定的革命理想的啊,但是实践证明,和毛主席比起来,他们缺少实际,他们唯心主义泛滥,他们把中华苏埃共和国彻底糟蹋掉,红军被迫长征。

在这之前,更大的教训是1927年,连陈独秀先生这样的人才都犯错误,一切拥护国民党,让人家高兴满意嘛,血的教训。所以毛主席说,他的著作是血写出来的,不是他个人的著作。失败都来自唯心主义,今天要让我们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怎么办?那就要到实践当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啊。

前几天有个事,我讲了两遍。北京有个年轻的副处长,跟着快递小哥跑了一天,挣了几块钱,哎呀,腰酸腿疼啊,辛苦啊。再一问,这帮小哥连“五险一金”也没有。多少万人?1000万人。过去夏衍还写《包身工》,过去我们深入实际了解农民工人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干部下去搞土改,但是今天有这么一个副处长跟快递小哥跑一天,这已经是全国爆火的大新闻了。

很好啊,好就好在他深入一点实际了,但是还不够啊,回去之后开始进行各种政策说,他们应当有“五险一金”。但是人家美团的老板不高兴了。美团老板说:“你这样的话,我股价也受影响,如果真要‘五险一金’,而不是劳务公司派遣的合同的话,那我这个就挣不着钱了。”情况还是真的很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深入实际,和工农打成一片啊。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是否与工农相结合。在苏德前线战场上有战功的,受过斯大林接见的毛主席的亲儿子回来以后,毛主席让他去老乡家里,跟老乡滚在一起,一身虱子学种地。毛主席说,这个农业大学你得上,你吃了洋面包、喝了洋墨水,回来要干这个。解放北平的时候,毛主席的这个大儿子到部队去,他是扫雷部队的一员。那时候扫雷哪有探雷针啊,哪有现在的条件,战士们一起拉着手,地毯式的,随时就可能被国民党埋的雷炸死。接下来到北京一家工厂去做最基层的工作,然后去抗美援朝前线。

现在好多机关里面都是文牍往来,但是有一个部门的工作特别实际,那就是发改委。发改委那个地方,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一个项目,要项目论证的,要对全世界产业发展的大事有了解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干部要政治上的坚定、实际能力的提高,仅仅靠看学历、靠水光溜滑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很多干部,基本上是推一推、动一动,上面交代的我讲了,下面反映的我上传了,然后呢做一个太平官。这样的太平官和我们人才会议上强调的要造就千百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那是南辕北辙,差得太远了。

张文木先生主张,要从毛主席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那种人才布局的高度,来理解今天的人才问题。毛主席关于干部的问题,关于人才的问题,确实是讲得太多了,有些话我们都耳熟能详。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立为标准。这个句子长吧,这么长的定语,共产党的干部标准是什么呀?不谋私利吧,积极肯干吧,独立工作能力,和群众密切联系,服从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是毛主席1938年讲的。

毛主席还强调,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按这些标准来看,我们今天的干部,我刚说了,北京一个主管部门的副处长骑自行车跑了一天,这事儿成大新闻,这个大新闻本身就有让人心酸的内容。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我们现在很少讲了。

毛主席说,我们党、国家干部啊,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现在我们的干部老爷作风好一些了,但是还有人老爷作风啊。毛主席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什么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着根本性的大事。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毛主席说,这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助于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啊。毛主席从苏联赫鲁晓夫假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当中,专门强调这一条。那这个干部有出息没出息?什么样的干部是和我们党同心同德的?什么样的干部是真心实意的?要在关键时刻靠得住的,而不是两面人。抓出来的那些腐败分子,不个个都是两面人吗?

所以毛主席关于怎么识别干部说得太透彻了。毛主席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年代,大家日子过得好了,有条件了,手里有权利审批了,这怎么考察干部,他的政治观念你也很难考察呀。但是你把他在2012年之前的政治言论、政治倾向拿出来和今天比一比,是不是两面人,其实周围人都知道。考察干部要专业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这是毛主席强调的。

你光靠干部部门的几个人,那他把干部部门那几个人搞定了,他就可以带病一路提拔,对不对?那他能把全体的群众都搞定吗?不可能吧。所以人民群众对于他,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是看得清楚的。对不起哈,这是隔壁王奶奶的词,话虽糙但理不糙。因此要敢于让老百姓来评议干部,而不是你们干部部门那几个人。他有本事搞定你们几个,没有本事搞定所有的老百姓。

毛主席还强调,对于干部要善于使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毛主席以前说过,领导就是预见性领导,你没有预见性,别人看到你才看到,那怎么可以啊。但是领导有了预见还要出主意,接下来第二件事是用干部。领导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一切计划、一切决议、一切命令都属于出主意,还要使这一切主意、意见实行。谁去推动啊?干部推动。所以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这属于用干部的这个行列。

大家知道,毛主席那时候领导工农干部,小学四年级就算高小毕业,叫高级小学毕业了。我老爹在韩先楚的部下,林彪的部队里面,小学四年级文化,刚一入伍就当文书,为什么?有文化啊。所以毛主席讲这些道理给他当时那些部下,给工农干部讲,这道理都特别平白。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些平白的道理在今天是不是依然有生命力啊。

毛主席也强调爱护干部。第一,指导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予指示,使他们能够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能够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以及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这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

所以今天很多干部不是犯了错误吗?有的干部就自己感慨:当然是我的错,但是那个时候都这样,我要不这样,我就被他们逐出去啊,谁知道现在突然间标准这么高。这个说法,的确有推脱自己责任之嫌,但是说的是不是实际?我看也沾点边啊。按着毛主席的说法,这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呀,对不对?

毛主席还强调,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办呀?一般的,采取说服的办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才应当采取斗争的办法。在这儿,耐心是必要的。轻易给人戴上机会主义大帽子,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还强调对干部要关心,有病、家庭生活困难的必须给予照顾。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说,从培养接班人角度来说,毛主席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角度讲人才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依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张文木先生讲得好,我深有感触,深意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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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3日星期日

不同寻常的建党者 -- 毛澤東主席

不同寻常的建党者 -- 毛澤東主席
作者: 刘振起
來源:昆仑策研究院


本文说的建党,是狭义上的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建党者,就是指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12名代表。

我们知道的,这12名代表,历史早已给出了结论。2人脱党:李达、李汉俊;2人被开除:刘仁静、张国焘;2人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4人牺牲: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病逝);2人开国:毛泽东、董必武。

当然,这里还要说到李大钊和陈独秀。李、陈是最早宣传马列主义者之一,是最早筹策成立共产党者,虽然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理应也是当然的建党者。

这些建党者,从当时的情况看,虽都积极主张建党,但其情态却是各异的,有的甚或说其追求和目的是极不相同的。那些脱党、叛党、被开除出党者,是说明了这样的结论的。

我记得私下聊天有人设问过:如果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会是如何?是否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当然我理解,这位朋友是从毛主席的无与伦比的才干假设的,意思是说没有人能胜过毛主席,如果毛主席参加了国民党,那就很难说谁胜谁负了。

不过,毛主席确实是参加过国民党,但与这位朋友的假设不是同一质的。那是中共“三大”,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这样,毛主席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宁汉合流为止,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作长达三年半时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发现了毛主席的才华,后委以重任,负责上海国民党的整党党建等重要工作。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毛主席参加筹备和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两次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被派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广东省国民党执行部指导工作。这两个地方,当时几乎是国民党的全部地盘。毛主席还身负重任,赴湖南省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史料显示,在毛主席工作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建党,成为全国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领导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无一不说明了,在国民党中央毛主席也是出类拔萃的。

假设归假设,毛主席当然是不会加入国民党的。因为毛主席“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解放,与国民党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这样说起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幸,中国人民有幸,有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

的确,从全部的建党者看,毛主席是一名极为了不起的不同寻常的建党者。他的了不起和不同寻常,在于他在建党前已完备了身心历练,这是其他建党者远不能比的。

毛主席是“实切社会立论”的建党者。他寻求宇宙的“大本大源”,经过探索和践行,彻底放弃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从1920年确信了对历史发展给予科学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就从未动摇过。他觉悟世间法则,“河出潼关”,“风回三峡”,有“大势力”,必有“大抵抗”,坚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与听得马列主义新概念而一时血涌者,或把马列主义当作理论研究者,是决然不同的。

毛主席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建党者。他的《讲堂录》写着:“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他以报国救民为己任,1921年春节,即召集全家开会,毅然决定毁家兴邦,坚定地树立了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正如有评论说:“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入了共产党,而其他党的建立者多是个人参与,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的。” 毛主席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六位至亲的人,这不仅是在建党者中,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毛主席是“紧密联系工农”的建党者。百年前的学校(堂)与社会是隔膜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事农桑,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形同两个世界的人,即使是这些建党者(都是知识分子)亦多如此,惟毛主席是个例外。他出身农家,长在农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更为主要的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多次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农村考察,在更大范围内深入接触了农村农业农民,增加了与农民的感情。这一点很重要,以致于后来党的中央还在完全摒弃农民时,他就已深刻地指出了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革命动力。所以,他在农民中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伟大军队,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革命运动,彻底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关于紧密联系工人,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这就要说到毛主席举办工人夜校。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指导下,学苏联革命的经验,走发动工人运动、进行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在这一点上,毛主席也是走在最前面的,他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十次,九次半取得胜利,可谓是党内当之无愧的领导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能如此成功地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呢?这其实是源于他在湖南一师举办工人夜校取得的经验。1918年,毛主席在老师方维夏的支持下,力举开办工人夜校。他总负责夜校管理,统筹工人夜学事宜。他用白话文发布《工人夜学招生广告》,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每必亲躬,事无巨细,夜学工人学员达到300多人。通过举办工人夜学,出身农家的毛主席与城市工人开始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许多工人成为了他的好朋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建党后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你想啊,不事农桑,不入工人,对农民和工人无所知晓,又焉能做得农民和工人运动呢?这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毛主席紧密联系农民和工人这一点,在建党者中是多么的重要啊!

毛主席是“有过军事生涯”的建党者。毛主席在建党前,既当过兵,又当过“统帅”。当兵,说的是毛主席参加湖南起义军,服役半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宣告对清政府独立。毛主席受此影响,决定投笔从戎。月底,他到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服役,当了一名列兵。这时,他不满18周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毛主席认为革命已结束,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当“统帅”,是说毛主席指挥缴械北洋军溃兵。1917年下学期,毛主席当选一师学友会总务,负责领导全校的“学生自愿军”。11月15日,北洋军第八师的溃兵约3000人,由衡阳一路烧杀抢掠溃退到长沙猴子石附近,对学校和长沙城形成危险。毛主席说服校领导,决定设伏截击溃兵。他受命统一指挥全校师生、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组成的“三军”,兵分三队,采取半包围之势,居高临下,虚实相成,缴了全部溃军的械,使长沙城和学校化险为夷。这次行动,毛主席初尝了统帅士卒的滋味。这真是极为不寻常的经历,也预示了他今后的战无不胜。在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建党者中,毛主席的军事生涯,又是其他建党者未经不及的。

毛主席是“领导社会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建党者。从建党者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搞学生运动的。毛主席也不例外,有可能他还是组织领导学生运动最早的建党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很多建党者搞学生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而毛主席则是早在1915年,就参加了组织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并写下了四言绝句:“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但要说到组织领导社会政治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恐怕就唯有毛主席了。毛主席组织领导的社会政治斗争,就是1919年发动和领导了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时任湖南省督军,是一个贪婪残暴、罪大恶极的军阀(后成为汉奸)。驱逐张敬尧(以下简称驱张),是湖南省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场广泛的爱国运动。毛主席就是这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是他独当一面组织重大社会政治活动的首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酝酿筹划,宣传发动,组织协同,联络社会,并率驱张请愿团赴京请愿,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北京政府交涉,最终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这一活动,充分显示了毛主席驾驭重大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这是其他建党者所不及的,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后来,其他建党者也是难以胜任的。

毛主席是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建党者。毛主席天资聪慧,悟性通达,是老师和同学们公认的奇才。在建党前,毛主席已参加了非常丰富的社会活动。与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组织推动赴法勤工俭学;领导开展五四爱国运动;联合各界力量驱逐军阀张敬尧;组织领导学校“警备队”,成立各种社团组织,例如:湖南学生联合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湘潭教育促进会、旅京湖南学会、星期同乐会、中韩互助社、救国十人团、平民通讯社、湖南改造促进会等;组织和参加过各种的会议,包括社团会议、联系会议、动员大会、声讨大会、游行大会、研讨会、教育会、改革会等;担任小学教员、小学主事(校长),教授小学历史课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助理员,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失学青年夜校、自修大学和青年图书馆等;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在期刊和报纸大量发表文章,实切社会时弊,探讨社会改造,宣传进步思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获得高度评价,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若干报刊转载。这些丰富的社会活动,使毛主席的成长受到多方锻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被李大钊誉为“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如此宽阔的见识和历练,在建党者中也绝对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毛主席的不同寻常,由建党到缔造党,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正确方向,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道路,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才得以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而今,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华诞,这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丰碑。这个拥有9500万名党员的世界唯大政党,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以昂扬的崭新姿态迈步在第二个百年征程。这令她的每一分子无不为之而自豪!

世界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评价毛主席: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艰难的道路上,在巨大的牺牲中,在取得辉煌成果的每一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是的,杨大师的评价是客观的。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响亮的名字,他是这个党的奠基者缔造者,他是这个党的思想者,他是这个党的领路者,他为这个党奋斗了毕生精力,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这是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不能比肩并立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结论。

值此新中国72周年华诞,谨以此文缅怀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

2021年10月1日星期五

读懂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真正了解新中国

读懂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真正了解新中国
昆仑策研究院
以下文章来源于老蒋真话 ,作者蒋跃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作者按】今天是人民中国的国庆节。百年中共,风华正茂;新中国年逾古稀,正朝气蓬勃!25日晚,被美加两国非法无理扣押1028天的孟晚舟女士胜利归来,彰显了人民共和国的强大与尊严。带着这样的感情,笔者读着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回顾着人民共和国七十二年的非凡历程,思考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荣与使命,耳畔响起了一首歌:我爱你,中国!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是我国的基本性质和根本体制,也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性区别。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发展与贡献,其基本特征是以《宪法》的形式,即以国家最高的法律权威,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这是我国建立人类历史上新型国家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在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上建立新型民主的成功实践。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表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科学的国家学说,是对人类政治文明中关于国家和民主建设的杰出贡献,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贫穷落后的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伟大振兴崛起的根本保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成果。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创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屡遭境外敌对势力和国内公知们的无端攻击污蔑与诋毁,必欲否定、乃至颠覆而后快;就是我们内部的有些同志似乎对此也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个别人甚至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的国家体制,以至于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盲目地在西方民主政治框架的故纸堆里寻找答案,美其名曰:接轨。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形势下,值此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有必要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清楚。
                       
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的奠基之作

 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直是毛主席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有关讲话和文章中,都有所提及,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都做了重点和系统的论述,其中的这一思想是逐步发展完善,一以贯之的。1949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毛主席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直到9月下旬才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这期间,毛主席日理万机,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着充分准备,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在6月30日,为纪念建党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构成了新中国的奠基之作。可以说,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京赶考”后交出的第一份优秀答卷。


【《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8000字的文章,是毛泽东主席用两天一夜一气呵成的,于1949年6月30日由新华社发表,7月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全文刊登。】

总的看,该篇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回顾了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历程。文章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命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亡和世界的大同。”(上述引文均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论人民民主专政》,下同)二是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含义。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和领导力量。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文章最后总结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可见,新中国完全是工人和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新型国家和新型社会,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新中国彻底终结了几千年来国家政权更迭换汤不换药的旧有模式,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变革;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为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开辟了新天地,使得新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正如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二、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国体的特色和优势

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无可比拟的优势。其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其来源看,它继承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科学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过明确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巴黎公社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一文中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阶级(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具体实现。

第二,新中国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其实质与核心内容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一致的方面看,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国家职能和历史使命等体现的都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般特征。新中国的国体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无产阶级的根本政治属性;同时,又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其独特的优点是其受剥削压迫最重,因而革命更坚决、更彻底,从“五四运动”登上政治舞台后,它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其觉悟更高,组织性更强,同时,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因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当起领导阶级的重任,而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显著特征,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有效运转的根本保证。实行人民民主,使得民主的覆盖面更大,团结的人会更多,因而“人民共和国”的特征就更加明显,敌对的势力就更加弱小,国家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社会就会更加稳定与和谐。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又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是科学性与人民性、民族性的完美统一。

第三,我们公开申明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新中国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一个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都极力掩盖国家的阶级性,甚至不愿承认国体的概念,因而在其国家名称上一般都不涉及国家的阶级属性,如: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日本国等等。我们则公开宣布,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一特征是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体现了国家的人民性,民主的真实性,从而彻底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划清了界限。

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国家中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列宁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与新型国家”。以往历史上不论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国家,其共同的特征都表现为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则从根本上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少数人通过国家政权压迫广大群众的历史,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境界。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具有无可比拟优势的根本体现。

第二,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赋予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这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国家形态,在这样的国家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切实的民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新主人。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个体之间或各团体之间,在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享有特权。因此,人民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形态,也是维护社会各阶层之间、人民群众之间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这就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

第三,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实现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列宁指出:“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3卷,第568页)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适应形势的发展,通过各种具体的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并有效的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而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
   
                     
三、务必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不动摇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须臾不可离开。但是,不知从何时起,主流舆论却羞于谈论这个问题了,不得不涉及,也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或是用其他概念代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上鼓吹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却大行其道,许多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的国体,极尽抹黑、诋毁之能事;甚至有的人公然嚣张地跳出来,否定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潮和行为必须进行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切实的实现和保障。

1,坚定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人民民主专政是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新中国的“国体”,也就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在其决定之下的“政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国七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国体和政体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国家的根本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制度、民主集中制度等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动摇不得,也不容怀疑,更不许破坏。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深刻的道理,本文引用毛主席的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要求。因此,在我国,坚持和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件合乎法律,顺乎民意,理直气壮的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7页)对于与错误思潮的批判,既要有批判的武器,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要运用武器的批判,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当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即是如此。笔者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详见《蒋跃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昆仑策网)。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不是一般的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表现,仅仅停留着自说自话式的讨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3,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一是要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要健全和完善各项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二是要领导、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与监督,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形式的探索与完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体系,使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落到实处。三是党带领人民依法治国。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坚持法制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治国首先是要坚持依宪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准则,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总之,新中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和新型国家,七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和政权的科学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毛主席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实现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根本变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引自《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