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知青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的群体 ——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201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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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1】 ，没有毛主席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是毛主席“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毛主席用毕生精力为了实现我们党的初心，完成我们党的使命，忍辱负重，不屈不饶，身体力行，不懈奋斗，哪怕自己“粉身碎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天底下有杆秤，老百姓就是定盘星。”
知识青年是在毛主席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享受着几乎免费的教育获得知识，唱着《东方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跟着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始终在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
一
毛主席作为一个农家子弟，酷爱学习，博览群书，青年时代和同学一起游学，调查研究，看到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当时中国的现状，看到了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因此特别重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了历来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民革命政权对农村教育的意义；农村教育必须从农村实际与农民需要出发。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毛主席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新制度。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更为直接明了的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45年4月24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这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教育。同时指出，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应争取教育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深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无法建成社会化主义的。他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发展教育事业。
在 “一穷二白”，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的经济基础上，仍然大力发展教育。到1976年，小学发展到104.43万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人数1.5亿多，入学率达到96%。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小学。而旧中国最好年份1946年，小学也只有28.93万所，在校人数只有2368.3万，入学率只有20%左右。他老人家去世时，小学比1946年增加了3.61倍，人数增加了6.3倍，入学率增加了4.8倍。
中学到1976年有19.2152万所，比1949年的0.4045万所，增长了47倍；在校学生5836.5万，比1949年的103.9万，增长了56倍。
大学1949年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毛入学率0.029%；到1965年全国有高校434所，毛入学率为2%；1970~1985年1％左右；1988年有1075所，1986~1991年毛入学率为2％左右，1995年5％。【3】
这些数字说明，旧社会剥削阶级是统治阶级，有钱人的子弟属于“出身好”，劳动人民的子弟属于“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当了主人，使劳动人民成为了统治阶级，他们的子弟变成 “出身好”，那么知青中间很多人可能连小学教育都无法接受，更不要说中学、大学教育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要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挑选人才，通过教育来培养本阶级“接班人”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忘了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社会，才使得我们能够有学上，有书读，沐浴着社会化主义阳光成长的。
毛主席从亲身实践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反复指出教育必须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知识青年只有到工农中去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为一体，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才能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他要求教育同各种经济事业相配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德育上，他要求学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以外，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提倡深入实际，接近工农。在智育方面，他指出：学习书本知识(理性知识)是完全必要的。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统一，将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要善于思索，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改革教育和考试方法。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法。重视学生自学。在体育方面，他要求增强学生的体质，倡导发展体育运动，提倡移风易俗，爱国卫生运动，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指出，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提出，对少年儿童首先是“身体好”，而后才是“学习好”“工作好”。
毛主席对青年寄予无限希望，把他们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希望寄托青年身上。他殷切地希望青年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功立业，告诉大家“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谆谆教导我们，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尽管他知道“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但他依然信任青年，提出在应该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三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谙熟实践第一的观点，深知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只有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式，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可以看出，就是要青年人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民情，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永远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在大风大浪中转变世界观，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能够抵制“和平演变”，保证人民共和国的颜色永远是红的。他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4】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从1962年到1979年，每年都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锻炼，也每年从农村抽调知识青年到各种岗位（不存在1776.48万知青同时在农村的情况）。截至1979年底，调离总人数占下乡总人数的83.9%。【5】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农村的实践，而且有工厂、部队的实践，至少具备了一种对社会基层生活的体验。而且有156.4771万知青参加了农村各级领导班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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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到1979年，我国初高中毕业生人数是17353.6万【7】，而同期上山下乡的人数是1647.2万【8】，只占初高中毕业人数的9.5%。
然而，正是这些下乡知识青年，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和农民一起艰苦奋斗，把我国的粮食人均占有，从1968年的275公斤，提高到1979年340公斤，接近了世界公认的温饱线360公斤【9】，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大批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普及了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少人担任了“赤脚医生”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条件；组织了各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他们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意志坚强，能够吃苦耐劳，工作兢兢业业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青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处处考虑劳动人民谋利益，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接好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成为了实现我们党 “初心”，完成“使命”的生力军，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础，成为了抵制“和平演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知青中间不仅产生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各类科学工作者，还了走出67位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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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广大知青依然怀念“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又一次说明了知青是始终在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的群体，是我们党和人民可信赖、可依靠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毛主席党中央“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取得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也指出：“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我们知青就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有的知青至今还在这支队伍中。
结束语
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而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农是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主力军，每一个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人，只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就能够战胜任何风险，迎接任何挑战。这是建党以来近一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
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
注 释：
【1】《人民日报》2013-12-26
【2】《人民日报》2013-12-26
【3】数字来源，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5】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63页。
【6】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7】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上）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37-338页
【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附表1
【9】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作者系“两弹一星”元勋之葛元仁：知青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的群体 ——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201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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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1】 ，没有毛主席我们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是毛主席“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毛主席用毕生精力为了实现我们党的初心，完成我们党的使命，忍辱负重，不屈不饶，身体力行，不懈奋斗，哪怕自己“粉身碎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天底下有杆秤，老百姓就是定盘星。”
知识青年是在毛主席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享受着几乎免费的教育获得知识，唱着《东方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跟着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始终在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
一
毛主席作为一个农家子弟，酷爱学习，博览群书，青年时代和同学一起游学，调查研究，看到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他从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当时中国的现状，看到了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因此特别重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了历来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农民革命政权对农村教育的意义；农村教育必须从农村实际与农民需要出发。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毛主席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实行抗战的教育政策，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新制度。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更为直接明了的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945年4月24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这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教育。同时指出，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应争取教育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深知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无法建成社会化主义的。他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发展教育事业。
在 “一穷二白”，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的经济基础上，仍然大力发展教育。到1976年，小学发展到104.43万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人数1.5亿多，入学率达到96%。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小学。而旧中国最好年份1946年，小学也只有28.93万所，在校人数只有2368.3万，入学率只有20%左右。他老人家去世时，小学比1946年增加了3.61倍，人数增加了6.3倍，入学率增加了4.8倍。
中学到1976年有19.2152万所，比1949年的0.4045万所，增长了47倍；在校学生5836.5万，比1949年的103.9万，增长了56倍。
大学1949年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毛入学率0.029%；到1965年全国有高校434所，毛入学率为2%；1970~1985年1％左右；1988年有1075所，1986~1991年毛入学率为2％左右，1995年5％。【3】
这些数字说明，旧社会剥削阶级是统治阶级，有钱人的子弟属于“出身好”，劳动人民的子弟属于“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当了主人，使劳动人民成为了统治阶级，他们的子弟变成 “出身好”，那么知青中间很多人可能连小学教育都无法接受，更不要说中学、大学教育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要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挑选人才，通过教育来培养本阶级“接班人”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忘了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社会，才使得我们能够有学上，有书读，沐浴着社会化主义阳光成长的。
毛主席从亲身实践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反复指出教育必须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知识青年只有到工农中去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为一体，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才能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他要求教育同各种经济事业相配合，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德育上，他要求学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以外，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提倡深入实际，接近工农。在智育方面，他指出：学习书本知识(理性知识)是完全必要的。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统一，将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要善于思索，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改革教育和考试方法。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提倡启发式教学法。重视学生自学。在体育方面，他要求增强学生的体质，倡导发展体育运动，提倡移风易俗，爱国卫生运动，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指出，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提出，对少年儿童首先是“身体好”，而后才是“学习好”“工作好”。
毛主席对青年寄予无限希望，把他们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希望寄托青年身上。他殷切地希望青年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功立业，告诉大家“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谆谆教导我们，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尽管他知道“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但他依然信任青年，提出在应该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三
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谙熟实践第一的观点，深知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只有和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式，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可以看出，就是要青年人深入基层，了解国情、民情，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永远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栋梁之才，在大风大浪中转变世界观，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能够抵制“和平演变”，保证人民共和国的颜色永远是红的。他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4】根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从1962年到1979年，每年都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锻炼，也每年从农村抽调知识青年到各种岗位（不存在1776.48万知青同时在农村的情况）。截至1979年底，调离总人数占下乡总人数的83.9%。【5】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有农村的实践，而且有工厂、部队的实践，至少具备了一种对社会基层生活的体验。而且有156.4771万知青参加了农村各级领导班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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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到1979年，我国初高中毕业生人数是17353.6万【7】，而同期上山下乡的人数是1647.2万【8】，只占初高中毕业人数的9.5%。
然而，正是这些下乡知识青年，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和农民一起艰苦奋斗，把我国的粮食人均占有，从1968年的275公斤，提高到1979年340公斤，接近了世界公认的温饱线360公斤【9】，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大批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普及了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不少人担任了“赤脚医生”改善了农村的医疗条件；组织了各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他们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成为农业战线一支重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经过农村锻炼，走上其他战线的下乡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意志坚强，能够吃苦耐劳，工作兢兢业业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青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处处考虑劳动人民谋利益，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接好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成为了实现我们党 “初心”，完成“使命”的生力军，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基础，成为了抵制“和平演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知青中间不仅产生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各类科学工作者，还了走出67位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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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广大知青依然怀念“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又一次说明了知青是始终在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的群体，是我们党和人民可信赖、可依靠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毛主席党中央“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取得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也指出：“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我们知青就曾经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有的知青至今还在这支队伍中。
结束语
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而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农是实现“初心”，完成“使命”的主力军，每一个愿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人，只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就能够战胜任何风险，迎接任何挑战。这是建党以来近一百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事实。
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
注 释：
【1】《人民日报》2013-12-26
【2】《人民日报》2013-12-26
【3】数字来源，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5】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63页。
【6】数据来源：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7】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上）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37-338页
【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附表1
【9】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作者系“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葛叔平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山西插队北京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一葛叔平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山西插队北京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
永远的毛泽东 -- 紀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生126週年
永远的毛泽东——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
作者：吴宁一
（紀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生126週年）
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
我的大脑里却铭刻着你的笑容
尽管从未听过你的声音
我的热血中却澎湃着你的激情
在你离去的那天
我不理解父母
为什么流下了那么多热泪
当歌颂你的红歌再次响彻神州
我弄懂了什么叫做英明
在淡化中你的思想走向永恒;
在污水下你的人格越发晶莹。
我不愿重叙你的伟大
这些连你的对手都不敢否认
只想找出你的一些过错
只为爱你的人把思念稍稍减轻
可是我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
你做的许多”错事”
今天看来都是对的，都是对的。
你的担忧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你的警言将迷醉的人们唤醒
你无私一生，牺牲无数，
将大本大源化成不朽的思想，
溶进了追随者的心灵。
四十三年了
你一天也没有走远
始终是恨你的人的恶梦
他们千遍万遍地诅咒你
却永远没有勇气直对着你的眼睛。
四十三年了
你一直活在人民中间
凝结成了人民信仰，
他们不用每天念叨着你
却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你的柔情。
当我用你来称呼你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你是老百姓的领袖
也实实在在和我一样
是个普通百姓
于是你成了一道障碍
是颠覆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长城
于是你成了一把利剑
是信仰者手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有人在偷偷地称量着自己的成果
却总是无奈地看着不偏向自己的天平
有人在暗暗地担忧着民族的前途
却总能在黑夜中看到光明
有人叹息
成为第二个苏联为何如此费力
有人骄傲
保卫社会主义这仗我们能赢。
无奈和信心竟然如此对立统一
憎恨和热爱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你
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一个东方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
我无缘与你相识
却可与你彻夜长谈
我与你两界相隔
却总能与你心灵相通。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毛主席，
我的导师，
你的思想将伴随我的一生;
让我大声地告诉你：
毛主席 --
我的榜样，
你是我永远的榜样，
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我永远是你的战士……
作者：吴宁一
（紀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生126週年）
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
我的大脑里却铭刻着你的笑容
尽管从未听过你的声音
我的热血中却澎湃着你的激情
在你离去的那天
我不理解父母
为什么流下了那么多热泪
当歌颂你的红歌再次响彻神州
我弄懂了什么叫做英明
在淡化中你的思想走向永恒;
在污水下你的人格越发晶莹。
我不愿重叙你的伟大
这些连你的对手都不敢否认
只想找出你的一些过错
只为爱你的人把思念稍稍减轻
可是我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
你做的许多”错事”
今天看来都是对的，都是对的。
你的担忧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你的警言将迷醉的人们唤醒
你无私一生，牺牲无数，
将大本大源化成不朽的思想，
溶进了追随者的心灵。
四十三年了
你一天也没有走远
始终是恨你的人的恶梦
他们千遍万遍地诅咒你
却永远没有勇气直对着你的眼睛。
四十三年了
你一直活在人民中间
凝结成了人民信仰，
他们不用每天念叨着你
却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你的柔情。
当我用你来称呼你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你是老百姓的领袖
也实实在在和我一样
是个普通百姓
于是你成了一道障碍
是颠覆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长城
于是你成了一把利剑
是信仰者手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有人在偷偷地称量着自己的成果
却总是无奈地看着不偏向自己的天平
有人在暗暗地担忧着民族的前途
却总能在黑夜中看到光明
有人叹息
成为第二个苏联为何如此费力
有人骄傲
保卫社会主义这仗我们能赢。
无奈和信心竟然如此对立统一
憎恨和热爱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你
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一个东方民族的英雄
毛泽东
我无缘与你相识
却可与你彻夜长谈
我与你两界相隔
却总能与你心灵相通。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毛主席，
我的导师，
你的思想将伴随我的一生;
让我大声地告诉你：
毛主席 --
我的榜样，
你是我永远的榜样，
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我永远是你的战士……
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
毛泽东主席的七大不可思议 ——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毛泽东主席的七大不可思议 ——纪念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2019-12-20
毛泽东是一代人杰。
这一点，似乎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什么争议。
既为人杰，必有过人之处。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这也是笔者在多年课读文史的过程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九死九生，临危局而行捭阖，处变机则出奇谋。读他的历史，笔者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充溢心头。
因成此文，试将毛泽东同志一生之种种不可思议清浅道来。
不可思议之一：
生长穷乡却心忧苍生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生在群山环抱的韶山冲。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闭塞乡村，尽管一直有人传闻这里曾是一代圣君大舜歌舞“韶乐”，引来鸾凤和鸣的至祥之地，但是在毛泽东呱呱坠地之时，这里确实也只能说是偏僻的乡下了。
关于故乡的荒僻，毛泽东曾经和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一番精彩的回忆。他说：“我十岁时从学校逃跑过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县城的方向走去，我以为城就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谷里。我逛荡了三天，最后被家里人找回。这时我才晓得我只是来回绕着圈子，我跑过的地方离家最远处只有八里地”。
进一步还原毛泽东的出身，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出生在一个正在走上坡路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个既吃苦耐劳又极善积聚的普通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精明的农夫，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不断扩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规模。有这样一个父亲，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毛泽东本来是很容易成为一个湖南乡间的财主或者“绅士”这样的人物的。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走上这样一条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讨厌父亲的“敛财”，他同情穷人的苦难，他不安于家乡的闭塞，他要走出乡关，阅尽青山，拯万民于水火，救苍生于倒悬。诚如他的挚友兼论敌梁漱溟先生晚年所言：“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在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铸成毛泽东广济天下之大胸怀的，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正是这波诡云谲的大变局，才造就了毛泽东一生众多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之二：
身处变局却破局重生
论及中国近代史事，人们常说：“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国门洞开，外敌肆虐，天朝沦为乱邦，百姓频遭荼毒，古老的中华仿佛走入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重见光明。
面对变局，无数仁人志士都想要一举破之。康、梁想要依靠皇权破局，可惜皇权早已老朽，就是那皇帝也早已不再可靠；孙中山先生想要破局，可惜他一生东奔西走，四处借力却四处碰壁，到底只是壮志难酬；一生迷信强权的蒋介石也想破局，无奈他始终以弱国心态治国，专信权谋之术，最终也只能在人心丧尽之后，栖身孤岛。
如此困局，唯有毛泽东以变应变，最终实现了千年变局的大破解。考察毛泽东一生，一变而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倡之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探寻新路；二变正值中共势微力竭，毛泽东引兵井冈，独辟蹊径，“以农村包围城市”，保留无数革命火种；三变又逢日寇侵华，毛泽东义释宿敌，以一篇“论持久战”烛照抗战行程；四变遭遇美、苏两霸围堵，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纵横捭阖于国际风云际会，最终使众多外敌不敢侧目视我中华，华夏古国浴火重生！
何其壮哉，毛泽东！何其伟哉，毛泽东！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观的人心目中，创下如此伟业的毛泽东，一定是当世第一精英。对此，毛泽东的看法却同样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之三：
卓绝精英却以人民为重
以毛泽东创立之功业，称其为当代中国的精英，似乎已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共识。1929年，南社诗人柳亚子就曾在自己的诗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泽东，他说：“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指毛泽东、孙中山——引者注)”。应当说，当时当地的毛泽东还在艰难险阻之中苦斗，柳亚子能够对其如此期许，确实堪称慧眼独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人对毛泽东“社会精英”定位的认可。
然而，作为社会斗争中的精英人物，毛泽东的心却永远都是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以“精英”自诩，而是始终把人民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奉为自己一生为之服务的对象。正如他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纷纷向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写贺信、赠锦旗、送礼品。对此，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在一份文件上气愤的批道：“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为了彻底杜绝送礼歪风，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批评道：“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任何自视精英，藐视大众，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行为都是与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绝对堪称另类的“精英”!
不可思议之四：
长期受挫却愈挫愈勇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精英”，不知要在中共党内受到何等的珍惜与呵护呢！但现实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派的位置，甚至还曾多次遭遇无情的打压。
很多人在翻阅邓小平同志的史料时，都会注意到一个词“三起三落”，这是对邓小平一生三次受挫的简要概括。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由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中央苏区，这位党的伟大领袖也曾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自己的战友们剥夺了总前委书记职务，被迫到闽西赋闲，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一落”；1932年10月，刚刚领到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却在宁都会议上遭遇了来自中央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同志的严厉批判，撤去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撤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进一步被彻底架空。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博古甚至还想把毛泽东直接送去苏联“养病”，以方便自己独掌大权。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三落”。
面对同志的误解，战友的不信任，毛泽东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泽东并没有消沉。他在积聚力量，他在迎接生命中新的爆发！他依然关心着、关怀着他所热爱的党、他所热爱的党的人民军队。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中彻底垮了下去，笔者实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底会被写成个什么模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许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后不久，也就走到了尽头。
是毛泽东超人的忍耐力、坚强的自信力、对共产主义事业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他自己，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不可思议之五：
布衣书生却横扫千军
毛泽东是个军事家，这大概是他被人们赋予的所有头衔中最无争议的一个。在战场上，毛泽东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独运的艺术家，恣意挥洒着智慧的闪光，统帅着他的千军万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他的生命之光彻底熄灭之前，他几乎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对手，真可谓战绩骄人，战果辉煌！
但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当兵生涯总共只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短时间参加过湘军)。就是在这半年的“戎马生涯”之中，他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帮助他的战友们写信或者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毛泽东以一介布衣却创下横扫千军的辉煌战绩呢？是毛泽东卓越的哲学思想和务真求实的精神。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战场上的哲学家！比如，毛泽东一生作战，很多时候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或下风之中。国民党雄兵百万，毛泽东只有几万装备不齐的工农红军；日寇铁蹄横扫，毛泽东只有拉大栓的“土八路”和新四军；美国率领武装到牙齿的新“八国联军”气势汹汹，毛泽东只有装备近代化的志愿军。
面对强敌，毛泽东最擅长的就是发现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攻击敌我矛盾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并最终以局部优势取得胜利的累积获得整体战局的大胜。这就是他临敌制胜的法宝。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过程中，毛泽东就是在红军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的严重情况下，见缝插针，来回奔袭，在高强度的运动战中，发现了战机，消灭了敌人，摆脱了困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都闪烁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芒。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毛泽东在战场上的胜利，恰恰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胜利。
有人曾经说过，毛泽东是战场上的诗人。对此，笔者倒更加愿意相信毛泽东是战场上的哲人，一个用卓越的哲学思想把握战局、赢得胜利的哲人。这或许也就正是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军事指挥家们高明之处所在吧？
不可思议之六：
居功至伟却屡屡反躬自责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黄克诚大将曾经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说：“他(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然而，就是这个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居功至伟的毛泽东，却又是在党的各种文献资料记载中承认错误次数最多的一个人。
1941年6月，由于边区征粮工作出现失误，有人说怪话：雷公怎不劈死毛泽东。延安的保卫部门要惩办说怪话的人，是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为。他说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调查工作，不但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在“抢救运动”中搞了扩大化，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又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在大会上主动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致歉，不但正确解决了问题，也进一步实现了全党同志的大团结。
1958年，毛泽东问自己的秘书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当高智表示不相信时，毛泽东赞同地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然而，当1962年检讨“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错误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却又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矮化自己吗？不！笔者觉得这些倒是更加显现出了毛泽东的可爱与伟大！
不可思议之七：
权威高重却自我粉碎，书写公心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十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复杂、最扑朔迷离、也最不可思议的十年。
很多人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带有颠覆性质的革命都是在统治者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由政权的反对者们组织发动起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恰恰相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有机运转的统治秩序之中。
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高不可攀，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基础牢靠，统治机构运行有条不紊。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讲，都不应该在当时当地，爆发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就是在这种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亲自点燃了这场大革命的导火索，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费解的岁月。应当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决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确讲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笔者不久之前曾经读到过毛泽东的弟妹朱旦华的一段访谈文章，感觉这位革命老人的一些说法似乎可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个新的注脚，或许这也是在毛泽东身后几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逆思考。朱旦华老人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1版）
不管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进程重新回顾文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一片公心是永远值得肯定的！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纪念这位穿越时空的伟人！
不可思议的毛泽东！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全球未知之迷”，有修订）
2019-12-20
毛泽东是一代人杰。
这一点，似乎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什么争议。
既为人杰，必有过人之处。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这也是笔者在多年课读文史的过程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九死九生，临危局而行捭阖，处变机则出奇谋。读他的历史，笔者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充溢心头。
因成此文，试将毛泽东同志一生之种种不可思议清浅道来。
不可思议之一：
生长穷乡却心忧苍生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生在群山环抱的韶山冲。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闭塞乡村，尽管一直有人传闻这里曾是一代圣君大舜歌舞“韶乐”，引来鸾凤和鸣的至祥之地，但是在毛泽东呱呱坠地之时，这里确实也只能说是偏僻的乡下了。
关于故乡的荒僻，毛泽东曾经和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一番精彩的回忆。他说：“我十岁时从学校逃跑过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县城的方向走去，我以为城就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谷里。我逛荡了三天，最后被家里人找回。这时我才晓得我只是来回绕着圈子，我跑过的地方离家最远处只有八里地”。
进一步还原毛泽东的出身，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出生在一个正在走上坡路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个既吃苦耐劳又极善积聚的普通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精明的农夫，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不断扩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规模。有这样一个父亲，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毛泽东本来是很容易成为一个湖南乡间的财主或者“绅士”这样的人物的。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走上这样一条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讨厌父亲的“敛财”，他同情穷人的苦难，他不安于家乡的闭塞，他要走出乡关，阅尽青山，拯万民于水火，救苍生于倒悬。诚如他的挚友兼论敌梁漱溟先生晚年所言：“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在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铸成毛泽东广济天下之大胸怀的，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正是这波诡云谲的大变局，才造就了毛泽东一生众多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之二：
身处变局却破局重生
论及中国近代史事，人们常说：“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国门洞开，外敌肆虐，天朝沦为乱邦，百姓频遭荼毒，古老的中华仿佛走入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重见光明。
面对变局，无数仁人志士都想要一举破之。康、梁想要依靠皇权破局，可惜皇权早已老朽，就是那皇帝也早已不再可靠；孙中山先生想要破局，可惜他一生东奔西走，四处借力却四处碰壁，到底只是壮志难酬；一生迷信强权的蒋介石也想破局，无奈他始终以弱国心态治国，专信权谋之术，最终也只能在人心丧尽之后，栖身孤岛。
如此困局，唯有毛泽东以变应变，最终实现了千年变局的大破解。考察毛泽东一生，一变而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倡之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探寻新路；二变正值中共势微力竭，毛泽东引兵井冈，独辟蹊径，“以农村包围城市”，保留无数革命火种；三变又逢日寇侵华，毛泽东义释宿敌，以一篇“论持久战”烛照抗战行程；四变遭遇美、苏两霸围堵，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纵横捭阖于国际风云际会，最终使众多外敌不敢侧目视我中华，华夏古国浴火重生！
何其壮哉，毛泽东！何其伟哉，毛泽东！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观的人心目中，创下如此伟业的毛泽东，一定是当世第一精英。对此，毛泽东的看法却同样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之三：
卓绝精英却以人民为重
以毛泽东创立之功业，称其为当代中国的精英，似乎已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共识。1929年，南社诗人柳亚子就曾在自己的诗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泽东，他说：“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指毛泽东、孙中山——引者注)”。应当说，当时当地的毛泽东还在艰难险阻之中苦斗，柳亚子能够对其如此期许，确实堪称慧眼独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人对毛泽东“社会精英”定位的认可。
然而，作为社会斗争中的精英人物，毛泽东的心却永远都是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以“精英”自诩，而是始终把人民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奉为自己一生为之服务的对象。正如他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纷纷向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写贺信、赠锦旗、送礼品。对此，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在一份文件上气愤的批道：“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为了彻底杜绝送礼歪风，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批评道：“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任何自视精英，藐视大众，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行为都是与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绝对堪称另类的“精英”!
不可思议之四：
长期受挫却愈挫愈勇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精英”，不知要在中共党内受到何等的珍惜与呵护呢！但现实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派的位置，甚至还曾多次遭遇无情的打压。
很多人在翻阅邓小平同志的史料时，都会注意到一个词“三起三落”，这是对邓小平一生三次受挫的简要概括。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由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中央苏区，这位党的伟大领袖也曾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自己的战友们剥夺了总前委书记职务，被迫到闽西赋闲，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一落”；1932年10月，刚刚领到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却在宁都会议上遭遇了来自中央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同志的严厉批判，撤去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撤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进一步被彻底架空。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博古甚至还想把毛泽东直接送去苏联“养病”，以方便自己独掌大权。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三落”。
面对同志的误解，战友的不信任，毛泽东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泽东并没有消沉。他在积聚力量，他在迎接生命中新的爆发！他依然关心着、关怀着他所热爱的党、他所热爱的党的人民军队。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中彻底垮了下去，笔者实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底会被写成个什么模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许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后不久，也就走到了尽头。
是毛泽东超人的忍耐力、坚强的自信力、对共产主义事业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他自己，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不可思议之五：
布衣书生却横扫千军
毛泽东是个军事家，这大概是他被人们赋予的所有头衔中最无争议的一个。在战场上，毛泽东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独运的艺术家，恣意挥洒着智慧的闪光，统帅着他的千军万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他的生命之光彻底熄灭之前，他几乎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对手，真可谓战绩骄人，战果辉煌！
但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当兵生涯总共只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短时间参加过湘军)。就是在这半年的“戎马生涯”之中，他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帮助他的战友们写信或者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毛泽东以一介布衣却创下横扫千军的辉煌战绩呢？是毛泽东卓越的哲学思想和务真求实的精神。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战场上的哲学家！比如，毛泽东一生作战，很多时候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或下风之中。国民党雄兵百万，毛泽东只有几万装备不齐的工农红军；日寇铁蹄横扫，毛泽东只有拉大栓的“土八路”和新四军；美国率领武装到牙齿的新“八国联军”气势汹汹，毛泽东只有装备近代化的志愿军。
面对强敌，毛泽东最擅长的就是发现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攻击敌我矛盾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并最终以局部优势取得胜利的累积获得整体战局的大胜。这就是他临敌制胜的法宝。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过程中，毛泽东就是在红军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的严重情况下，见缝插针，来回奔袭，在高强度的运动战中，发现了战机，消灭了敌人，摆脱了困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都闪烁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芒。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毛泽东在战场上的胜利，恰恰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胜利。
有人曾经说过，毛泽东是战场上的诗人。对此，笔者倒更加愿意相信毛泽东是战场上的哲人，一个用卓越的哲学思想把握战局、赢得胜利的哲人。这或许也就正是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军事指挥家们高明之处所在吧？
不可思议之六：
居功至伟却屡屡反躬自责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黄克诚大将曾经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说：“他(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然而，就是这个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居功至伟的毛泽东，却又是在党的各种文献资料记载中承认错误次数最多的一个人。
1941年6月，由于边区征粮工作出现失误，有人说怪话：雷公怎不劈死毛泽东。延安的保卫部门要惩办说怪话的人，是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为。他说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调查工作，不但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在“抢救运动”中搞了扩大化，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又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在大会上主动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致歉，不但正确解决了问题，也进一步实现了全党同志的大团结。
1958年，毛泽东问自己的秘书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当高智表示不相信时，毛泽东赞同地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然而，当1962年检讨“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错误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却又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矮化自己吗？不！笔者觉得这些倒是更加显现出了毛泽东的可爱与伟大！
不可思议之七：
权威高重却自我粉碎，书写公心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十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复杂、最扑朔迷离、也最不可思议的十年。
很多人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带有颠覆性质的革命都是在统治者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由政权的反对者们组织发动起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恰恰相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有机运转的统治秩序之中。
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高不可攀，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基础牢靠，统治机构运行有条不紊。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讲，都不应该在当时当地，爆发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就是在这种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亲自点燃了这场大革命的导火索，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费解的岁月。应当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决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确讲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笔者不久之前曾经读到过毛泽东的弟妹朱旦华的一段访谈文章，感觉这位革命老人的一些说法似乎可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个新的注脚，或许这也是在毛泽东身后几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逆思考。朱旦华老人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1版）
不管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进程重新回顾文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一片公心是永远值得肯定的！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纪念这位穿越时空的伟人！
不可思议的毛泽东！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全球未知之迷”，有修订）
2019年12月14日星期六
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 侯立虹
侯立虹：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
系列之二
2019-12-14
毛主席是千古伟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事业，他的扭转乾坤领袖风采，他的连敌人都折服的雄才大略，他的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的胆略气魄，很多大家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都予以淋漓尽致的讴歌。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从老人家创造的亘古未有团结意境，登上的无人企及团结高峰，诠释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不朽伟业的真谛。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是毛泽东时代非常流行的歌；新中国国歌的核心唱词“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突出的也是团结，足见毛主席对团结的极端重视。毛主席不仅把团结当作党的生命，当作中国傲视群雄的基石，而且将此自始自终贯穿于党的成长壮大、共和国发奋图强、人民军队百炼成钢之中。
从土地革命“工农兵联合起来，杀向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到抗战建立统一战线“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从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的三个世界划分；等等。毛主席独辟了个人与组织、党与非党、国家与国家从未有过的团结蹊径。
从反对自由主义的无原则团结，到拿起党内斗争武器的团结；从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从确立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原则，到开展“三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从粉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到与头号敌对国家交朋友；等等。毛主席把团结的原则、方法路径发展到极致，创造了古今中外的团结奇迹。
从提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到《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确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团结策略，到坚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方针；从“团结、教育、改造”旧社会过来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团结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毛主席高瞻远瞩为党制定了团结的方略和制度。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阐明谁是朋友和敌人，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从《纪念白求恩》提出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粉碎美蒋政治阴谋的革命到底精神；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到《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作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决策；从早年著名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三大口号”中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到晚年著名的“三要三不要”中的“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毛主席把团结理论发展到无与伦比的水平。
古人曾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毛主席前无古人的团结思想，无人超越的团结战略，震撼世界的团结风范，不是一两本论著能够说透的，更不是一两篇论文能够阐明的，故而选取领导干部要做团结模范这个点，亦即毛主席在1956年8月30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关于“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的精辟论述。因为这一著名论段所竖起的团结旗帜，注入的团结灵魂，展示的团结意境，不仅揭示了领导干部团结品质、境界和必须拥有的站位、气度，而且也是毛主席把团结发展到极致水平的经典概括和深刻总结。我们既可以从中领略毛主席团结理论的博大精深和令人仰止的团结榜样力量，也是当前坚持“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还是为新时代凝聚合力，上下一心应对各种挑战提供的思想武装。尤其对当今同仇敌忾与美国霸权斗争，戮力同心加快实现中国梦，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毛主席竖起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团结旗帜，特别体现在能够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那一部分人”。毛主席曾被党内那些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人视为土包子和山大王。他们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不到毛主席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非常意义，也就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上与毛主席产生严重分歧，看不起、不尊重甚至蔑视毛主席的情形经常出现。但毛主席最终用事实和胜利改变了这些人，教育了这些人，成为与毛主席志同道合的人，坚定不移地走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毛主席高风亮节的团结胸怀，就没有一大批开国元勋、建国功臣、能征善战将领的云集，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拥护，就没有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今天，这就是团结的力量，这就是团结创造的奇迹。然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把自己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绝对命令，不容许别人说话，不让别人有任何意见，根本不顾“让别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丝毫没有团结那些“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的包容和胸怀，无论跟自己意见有分歧是对还是错，无论那些“分歧”意见多么正确、合理，都把分歧的意见当作对立面，都会设法排斥打击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不惜牺牲党和人民的事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为显示自己不可侵犯的威严，变着法儿让“看不起自己的”后悔，不择手段让“不尊重自己的”付出代价，喜欢拍马逢迎，喜欢绝对服从，形成所谓的“铁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与毛主席最大限度团结那些嘲讽打击自己的“洋教条”，千方百计让他们转变认识最终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干部团结的论述，真心实意地对待“跟自己意见分歧的”人，重用那些确有才干又曾“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人，防止鸦雀无声的一言堂，防止与党分庭抗礼的野心家阴谋家，这才是高举毛主席团结旗帜的关键所在。
2、毛主席铸就了公而忘私的团结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有能够团结“跟自己作过斗争的那一部分人”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服务人民的大局要有舍弃面子团结“跟自己闹过别扭的那一部分人”的勇气。在中共历史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对中国革命状况认识的不同，有很多重要人物与毛主席进行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既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围攻，也有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既有因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交锋，也有因对待人民群众态度和政策的碰撞。但毛主席都以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涵养，以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的坦荡，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实现革命目标的无私，团结“跟自己作过斗争的那一部分人”，领略团结高峰的无限风光。如果毛主席没有心系天下的胸襟，像某些人那样小鸡肚肠，狭私报复，看到“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人就别扭，想起“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就来气，是怎么也不会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千古伟业的。当今有些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总是念念不忘“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不管当时闹别扭是什么原因，看着这些人就视如眼中钉；而对“跟自己作过斗争的”，更是千方百计整治，使这些人服软。因此，这些领导特别需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干部做团结模范的论述，想想不管是“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还是“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与实现党的大目标相比都会显得很淡，与执政为民相比都会显得很轻，只有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才会忘掉“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不愉快，忘掉“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个人恩怨，团结他们并使他们放下包袱轻松愉快的工作，创造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这才是团结的艺术，团结的境界。
3、毛主席创造了包容五湖四海的团结气量，这个气量突出表现在团结“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毛主席一贯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中就包括压制和整治过自己的人。毛主席不仅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亏，也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吃的亏严重到被剥夺领导权和撤销职务的地步。但毛主席为了党和人民练就包藏宇宙的气量，悉心团结“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这包括他在七大强调“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多次推荐王明等几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且排挤整治他的同志，最终使秦邦宪、王明以中委最后一名和中委倒数第二名当选。也包括他为王稼祥“拉选票”，王稼祥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主席的批判，在长征途中曾经顶撞过毛泽东，但在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后，他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知道的王稼祥贡献，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使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资料源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04月23日《中共七大幕后珍闻：毛泽东称要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来源：解放日报）。还包括他善待重用个性鲜明的干部，从出家人成长起来将军的许世友，在抗大曾对毛主席口出狂言，但毛主席却对许世友格外呵护，“文革”期间有人要打倒许世友，亲自出面保驾。现在一些领导却不然，颇有点小鸡肚肠，总爱纠缠那些历史旧账，特别是对诸如在自己进步时没有添好言，给自己穿过小鞋，在领导面前打过自己小报告等让自己吃过亏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老想着以牙还牙出口恶气。这些领导干部很需要学习毛主席团结的风度，要有勇于放弃常人不能放弃的东西，敢于放得下在他面前吃过亏的纠结，不仅能够原谅他们，而且能够感动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这才是领导干部团结的大觉悟和大智慧，才是领导干部应当创造的团结意境。
4、毛主席培育了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的团结德操，这个德操就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成长与共和国建设史上，不少重要领导曾经与毛主席的意见相左，开国元帅将领有不少是反对毛主席并被证明是反对错了，这在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有过，在延安时期、抗战、土改也有过，在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两弹一星等重大问题上还有过。但毛主席都能够以团结的高超艺术，使他们成为革命功臣和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能够伟大光荣正确，新中国能够取得初步繁荣昌盛的巨大成就，与毛主席崇高的团结德操是分不开的。人民爱戴敬仰的周恩来总理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对一位重要领导说“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转引自李慎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人民网-理论2011年11月30日)，由此不难看出，总理曾经是反对主席意见的人，但实践证明反对错了，可毛主席却是那样地相信总理，总理又是那样地坚信主席的正确，紧紧跟随主席，演绎了天地间独有的领袖情。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因为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需要做耐心的解释说服，使之由反对改为理解赞同，是有一定难度的；至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是反对错了的人，可谓难乎其难，既难在团结对立面需要海纳百川的心胸，也难在让“反对自己又被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心悦诚服承认并改正错误的艰苦细致工作，而且都需要讲政治、顾大局、忍辱负重的党性修养德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而学习毛主席搞好团结的方法、做团结的模范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弘扬“伟大团结精神”，这个“伟大团结精神”，很大程度体现在毛主席创造的恢弘团结理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所需要的团结典范，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中国网《毛泽东：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2005 年04 月28 日，文章来源：民族魂网站），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内思想斗争的宝贵武器，反对无原则和平的庸俗团结，追求体现共同奋进、拉袖提醒、面红耳赤的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高层次团结，创造争做团结楷模的政治氛围。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是一颗璀璨明星，激励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推动着中外“毛泽东热”，让我们永远铭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弘扬伟大团结精神，追求更高团结目标，凝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巨大团结力量，创造“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欣欣向荣，铸就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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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系列之二
2019-12-14
毛主席是千古伟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事业，他的扭转乾坤领袖风采，他的连敌人都折服的雄才大略，他的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的胆略气魄，很多大家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都予以淋漓尽致的讴歌。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从老人家创造的亘古未有团结意境，登上的无人企及团结高峰，诠释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不朽伟业的真谛。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是毛泽东时代非常流行的歌；新中国国歌的核心唱词“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突出的也是团结，足见毛主席对团结的极端重视。毛主席不仅把团结当作党的生命，当作中国傲视群雄的基石，而且将此自始自终贯穿于党的成长壮大、共和国发奋图强、人民军队百炼成钢之中。
从土地革命“工农兵联合起来，杀向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到抗战建立统一战线“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从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的三个世界划分；等等。毛主席独辟了个人与组织、党与非党、国家与国家从未有过的团结蹊径。
从反对自由主义的无原则团结，到拿起党内斗争武器的团结；从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从确立瓦解敌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原则，到开展“三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从粉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到与头号敌对国家交朋友；等等。毛主席把团结的原则、方法路径发展到极致，创造了古今中外的团结奇迹。
从提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到《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确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团结策略，到坚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方针；从“团结、教育、改造”旧社会过来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团结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毛主席高瞻远瞩为党制定了团结的方略和制度。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阐明谁是朋友和敌人，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从《纪念白求恩》提出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粉碎美蒋政治阴谋的革命到底精神；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到《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作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决策；从早年著名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三大口号”中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到晚年著名的“三要三不要”中的“要团结，不要分裂”；等等。毛主席把团结理论发展到无与伦比的水平。
古人曾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毛主席前无古人的团结思想，无人超越的团结战略，震撼世界的团结风范，不是一两本论著能够说透的，更不是一两篇论文能够阐明的，故而选取领导干部要做团结模范这个点，亦即毛主席在1956年8月30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关于“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的精辟论述。因为这一著名论段所竖起的团结旗帜，注入的团结灵魂，展示的团结意境，不仅揭示了领导干部团结品质、境界和必须拥有的站位、气度，而且也是毛主席把团结发展到极致水平的经典概括和深刻总结。我们既可以从中领略毛主席团结理论的博大精深和令人仰止的团结榜样力量，也是当前坚持“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还是为新时代凝聚合力，上下一心应对各种挑战提供的思想武装。尤其对当今同仇敌忾与美国霸权斗争，戮力同心加快实现中国梦，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毛主席竖起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团结旗帜，特别体现在能够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那一部分人”。毛主席曾被党内那些吃洋面包、喝洋墨水的人视为土包子和山大王。他们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不到毛主席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非常意义，也就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上与毛主席产生严重分歧，看不起、不尊重甚至蔑视毛主席的情形经常出现。但毛主席最终用事实和胜利改变了这些人，教育了这些人，成为与毛主席志同道合的人，坚定不移地走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毛主席高风亮节的团结胸怀，就没有一大批开国元勋、建国功臣、能征善战将领的云集，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拥护，就没有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今天，这就是团结的力量，这就是团结创造的奇迹。然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把自己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绝对命令，不容许别人说话，不让别人有任何意见，根本不顾“让别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丝毫没有团结那些“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的包容和胸怀，无论跟自己意见有分歧是对还是错，无论那些“分歧”意见多么正确、合理，都把分歧的意见当作对立面，都会设法排斥打击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不惜牺牲党和人民的事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为显示自己不可侵犯的威严，变着法儿让“看不起自己的”后悔，不择手段让“不尊重自己的”付出代价，喜欢拍马逢迎，喜欢绝对服从，形成所谓的“铁杆”，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与毛主席最大限度团结那些嘲讽打击自己的“洋教条”，千方百计让他们转变认识最终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干部团结的论述，真心实意地对待“跟自己意见分歧的”人，重用那些确有才干又曾“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人，防止鸦雀无声的一言堂，防止与党分庭抗礼的野心家阴谋家，这才是高举毛主席团结旗帜的关键所在。
2、毛主席铸就了公而忘私的团结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有能够团结“跟自己作过斗争的那一部分人”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服务人民的大局要有舍弃面子团结“跟自己闹过别扭的那一部分人”的勇气。在中共历史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对中国革命状况认识的不同，有很多重要人物与毛主席进行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既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围攻，也有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既有因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交锋，也有因对待人民群众态度和政策的碰撞。但毛主席都以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涵养，以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的坦荡，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实现革命目标的无私，团结“跟自己作过斗争的那一部分人”，领略团结高峰的无限风光。如果毛主席没有心系天下的胸襟，像某些人那样小鸡肚肠，狭私报复，看到“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人就别扭，想起“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就来气，是怎么也不会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千古伟业的。当今有些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总是念念不忘“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不管当时闹别扭是什么原因，看着这些人就视如眼中钉；而对“跟自己作过斗争的”，更是千方百计整治，使这些人服软。因此，这些领导特别需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干部做团结模范的论述，想想不管是“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还是“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与实现党的大目标相比都会显得很淡，与执政为民相比都会显得很轻，只有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才会忘掉“跟自己闹过别扭”的不愉快，忘掉“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个人恩怨，团结他们并使他们放下包袱轻松愉快的工作，创造无愧于人民的光辉业绩，这才是团结的艺术，团结的境界。
3、毛主席创造了包容五湖四海的团结气量，这个气量突出表现在团结“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毛主席一贯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其中就包括压制和整治过自己的人。毛主席不仅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亏，也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吃的亏严重到被剥夺领导权和撤销职务的地步。但毛主席为了党和人民练就包藏宇宙的气量，悉心团结“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这包括他在七大强调“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多次推荐王明等几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且排挤整治他的同志，最终使秦邦宪、王明以中委最后一名和中委倒数第二名当选。也包括他为王稼祥“拉选票”，王稼祥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曾参与了“左”倾领导对毛主席的批判，在长征途中曾经顶撞过毛泽东，但在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后，他专门在大会上介绍了一般代表不知道的王稼祥贡献，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使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资料源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04月23日《中共七大幕后珍闻：毛泽东称要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来源：解放日报）。还包括他善待重用个性鲜明的干部，从出家人成长起来将军的许世友，在抗大曾对毛主席口出狂言，但毛主席却对许世友格外呵护，“文革”期间有人要打倒许世友，亲自出面保驾。现在一些领导却不然，颇有点小鸡肚肠，总爱纠缠那些历史旧账，特别是对诸如在自己进步时没有添好言，给自己穿过小鞋，在领导面前打过自己小报告等让自己吃过亏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老想着以牙还牙出口恶气。这些领导干部很需要学习毛主席团结的风度，要有勇于放弃常人不能放弃的东西，敢于放得下在他面前吃过亏的纠结，不仅能够原谅他们，而且能够感动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这才是领导干部团结的大觉悟和大智慧，才是领导干部应当创造的团结意境。
4、毛主席培育了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的团结德操，这个德操就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在党的成长与共和国建设史上，不少重要领导曾经与毛主席的意见相左，开国元帅将领有不少是反对毛主席并被证明是反对错了，这在井冈山时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有过，在延安时期、抗战、土改也有过，在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两弹一星等重大问题上还有过。但毛主席都能够以团结的高超艺术，使他们成为革命功臣和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能够伟大光荣正确，新中国能够取得初步繁荣昌盛的巨大成就，与毛主席崇高的团结德操是分不开的。人民爱戴敬仰的周恩来总理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语重心长对一位重要领导说“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转引自李慎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人民网-理论2011年11月30日)，由此不难看出，总理曾经是反对主席意见的人，但实践证明反对错了，可毛主席却是那样地相信总理，总理又是那样地坚信主席的正确，紧紧跟随主席，演绎了天地间独有的领袖情。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因为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需要做耐心的解释说服，使之由反对改为理解赞同，是有一定难度的；至于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是反对错了的人，可谓难乎其难，既难在团结对立面需要海纳百川的心胸，也难在让“反对自己又被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心悦诚服承认并改正错误的艰苦细致工作，而且都需要讲政治、顾大局、忍辱负重的党性修养德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而学习毛主席搞好团结的方法、做团结的模范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弘扬“伟大团结精神”，这个“伟大团结精神”，很大程度体现在毛主席创造的恢弘团结理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所需要的团结典范，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中国网《毛泽东：团结到底（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2005 年04 月28 日，文章来源：民族魂网站），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内思想斗争的宝贵武器，反对无原则和平的庸俗团结，追求体现共同奋进、拉袖提醒、面红耳赤的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高层次团结，创造争做团结楷模的政治氛围。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毛泽东旗帜上的耀眼团结是一颗璀璨明星，激励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推动着中外“毛泽东热”，让我们永远铭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弘扬伟大团结精神，追求更高团结目标，凝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巨大团结力量，创造“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欣欣向荣，铸就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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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论不可抗拒的国际“毛泽东热” ——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6周年
（作者系昆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
丧失劳动本色，香山就是“臭山”！——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时的隐忧 胡澄
胡澄：丧失劳动本色，香山就是“臭山”！——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时的隐忧
2019-12-13
参观完香山革命纪念馆之后，回望这辉煌壮丽“四梁八柱”式的新中国“祖庙”，心中非常感慨，既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敬佩之情，心头又不免生起一丝隐忧。
人们很少注意琢磨中共中央在香山时候对外的称号——劳动大学。我们知道人民共和国是从香山走来，那么，中共中央这个劳动大学的称号就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的执政理念。因为新中国就是靠劳动人民的牺牲换来的。我注意到，在纪念馆中播放的非常珍贵的彩色影片《开国大典》中，除了有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
郭老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热烈的开国景像，沉痛地吟诗一首：
多少人民血，
换来此殊荣，
思之泪欲坠，
欢笑不成声！
我们在庆祝新中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到了劳动人民为创建新中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中共中央在香山的称号——劳动大学，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我们只有固守这样的理念，才不会辜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初心；才会在劳动与资本的站队中站稳我们的脚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丧失这种劳动本色，那么，对忘本之徒而言，香山就是“臭山”，毫无纪念意义！
香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前所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人民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在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征途中，可以说是“始山而成于山”。始于井冈山，毛主席曾在井冈山头豪迈地吟诵到：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人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新中国建国前夕，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来到了香山，毛主席再也不用亲冒镝锋，亲闻鼓角了，因为他已唤起了工农千百万，漫山的红旗插遍！毛主席在电报的电波声中就可以指挥百万雄师、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但他没有忘记阶级本色，把中共中央命名为“劳动大学”。
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成功依靠的是百万工农。那么毛主席在香山做了什么？又想了什么？其实，毛主席在香山带领中国共产党就做了两件事，第一，解放旧中国；第二，创建新中国。
那他想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毛主席在香山里写就的一篇文章来想见。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奠定新中国国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他在这部巨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文化自信，如大山般深沉厚重，如大海般波涛澎湃。他在用武力解决反革命残匪的时候，也用文力豪迈地宣布了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劳动人民在文化与精神上的胜利与翻身！道出了被压迫者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心声！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劳动大学的校址——香山，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灵山”！
毛主席带领工农劳动群众在山沟沟里创造出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把党改造成了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创建了劳动群众的子弟兵，又在香山里筹建了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这个新中国注定充满着山野之风、质朴之色和厚重之气。因为，这个新中国是在劳动大学里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肉培养造就出来的。毛主席在晚年创建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工农兵上大学，也就是想在文化上、思想上保持这种本色；在文化上、思想上坚持对压迫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建国70周年了，如果我们忘掉了这种质朴、坚实、厚重的劳动本色，而让国家充斥着浮华、奢靡、堕落的腐败之风，忘掉劳动而崇尚资本，忘掉工农而崇尚富豪。那么，我们耳畔必然想起毛主席那豪迈的诗句：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我们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一定会在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发扬斗争精神的伟大号召中，在伟大斗争中恢复人民共和国那质朴、坚实、厚重的劳动本色。在这个新的长征的征程中，还会有无数大山横亘于前，正如杨万里诗曰：
已入万山丛围里，
一山放过一山拦！
但是，还是他的诗说得好：
众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纷，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出了山的溪水，必将汇聚成“碧水”洪流，一往无前。正如毛主席诗里所说：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切反动的、腐朽的、奢靡的、“高贵”的腐败者，必将如败叶枯枝一样，被革命群众的碧水洪流荡涤以尽！
（作者系红色文化学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2019-12-13
参观完香山革命纪念馆之后，回望这辉煌壮丽“四梁八柱”式的新中国“祖庙”，心中非常感慨，既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敬佩之情，心头又不免生起一丝隐忧。
人们很少注意琢磨中共中央在香山时候对外的称号——劳动大学。我们知道人民共和国是从香山走来，那么，中共中央这个劳动大学的称号就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的执政理念。因为新中国就是靠劳动人民的牺牲换来的。我注意到，在纪念馆中播放的非常珍贵的彩色影片《开国大典》中，除了有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
郭老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热烈的开国景像，沉痛地吟诗一首：
多少人民血，
换来此殊荣，
思之泪欲坠，
欢笑不成声！
我们在庆祝新中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到了劳动人民为创建新中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中共中央在香山的称号——劳动大学，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我们只有固守这样的理念，才不会辜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初心；才会在劳动与资本的站队中站稳我们的脚跟；我们中国共产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丧失这种劳动本色，那么，对忘本之徒而言，香山就是“臭山”，毫无纪念意义！
香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前所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人民领袖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动人民在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征途中，可以说是“始山而成于山”。始于井冈山，毛主席曾在井冈山头豪迈地吟诵到：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人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新中国建国前夕，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来到了香山，毛主席再也不用亲冒镝锋，亲闻鼓角了，因为他已唤起了工农千百万，漫山的红旗插遍！毛主席在电报的电波声中就可以指挥百万雄师、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但他没有忘记阶级本色，把中共中央命名为“劳动大学”。
毛主席带领我们革命成功依靠的是百万工农。那么毛主席在香山做了什么？又想了什么？其实，毛主席在香山带领中国共产党就做了两件事，第一，解放旧中国；第二，创建新中国。
那他想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毛主席在香山里写就的一篇文章来想见。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奠定新中国国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他在这部巨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文化自信，如大山般深沉厚重，如大海般波涛澎湃。他在用武力解决反革命残匪的时候，也用文力豪迈地宣布了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劳动人民在文化与精神上的胜利与翻身！道出了被压迫者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心声！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劳动大学的校址——香山，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灵山”！
毛主席带领工农劳动群众在山沟沟里创造出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把党改造成了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创建了劳动群众的子弟兵，又在香山里筹建了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这个新中国注定充满着山野之风、质朴之色和厚重之气。因为，这个新中国是在劳动大学里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肉培养造就出来的。毛主席在晚年创建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养工农兵上大学，也就是想在文化上、思想上保持这种本色；在文化上、思想上坚持对压迫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建国70周年了，如果我们忘掉了这种质朴、坚实、厚重的劳动本色，而让国家充斥着浮华、奢靡、堕落的腐败之风，忘掉劳动而崇尚资本，忘掉工农而崇尚富豪。那么，我们耳畔必然想起毛主席那豪迈的诗句：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我们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一定会在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发扬斗争精神的伟大号召中，在伟大斗争中恢复人民共和国那质朴、坚实、厚重的劳动本色。在这个新的长征的征程中，还会有无数大山横亘于前，正如杨万里诗曰：
已入万山丛围里，
一山放过一山拦！
但是，还是他的诗说得好：
众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纷，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出了山的溪水，必将汇聚成“碧水”洪流，一往无前。正如毛主席诗里所说：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切反动的、腐朽的、奢靡的、“高贵”的腐败者，必将如败叶枯枝一样，被革命群众的碧水洪流荡涤以尽！
（作者系红色文化学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历史铁定要封毛主席为“神” ——纪念人民领袖诞辰126周年 錢昌明
钱昌明：历史铁定要封毛主席为“神” ——纪念人民领袖诞辰126周年
2019-12-13
今年12月26日，是人民领袖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眼看着又一波“毛泽东热”在猛然掀起。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然而，人民群众拥护他、崇敬他，受苦受难的人们怀念他、信仰他，他自然而然就成了“神”。
毛主席提倡一个“公”字，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讲“公平、正义”，反对剥削、压迫。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他甘愿牺牲自己，承受了“九九八十一难”，不惜“粉身碎骨”，创造和维护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间天国”——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为此，他献出了自己的亲人——从弟、妹、妻子和孩子，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凡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都热爱他，信仰毛泽东思想。以上这一切，决定他必然要成为一位永远被人民纪念的不一般的“人”，历史铁定要把他封为“神”！
史上有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教义各异，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主张“平等”。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皆兄弟”。“三教”不仅主张“平等”；三位“教主”还都高扬“利他”精神——为拯救世人而牺牲自己。佛祖释迦牟尼为“普渡众生”“舍身饲虎”；基督耶稣为“救赎人类”，甘被钉上十字架；穆罕黙德为宗教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正是这种“平等”思想和教主的“救世”精神，感召了数以亿万计的芸芸众生，为了“彼岸世界”的幸福，均拜倒在三大教门之下。
三大宗教的教义尽管“高尚”，但都屈从现实的罪恶，在现实生活中救不了一个人。它们都不反对现实世界的私有剥削制度，都不反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相反，它们都依附世俗权力，鼓吹人们去接受现实世界命运的安排，去“认命”、去“忍受苦难”，追求死后灵魂“升天”，去期待虚无飘渺来世的“天国”。结果，宗教就成为现实世界罪恶的“帮凶”，成为维护私有剥削制度的精神卫士，被马克思批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确确实实是在麻痹人们思想，容忍现实苦难，窒息人们斗志，阻碍历史的进步。
与三大宗教不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恰恰要在“此岸世界”——现实生活中，去唤醒和“超度”无数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他的业绩，远远超越了三大“教主”。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要人们不是从忍让与幻想中去追求灵魂在“天国”的“幸福”；而是主张人们在当下从斗争中去追求平等，以阶级斗争的学说去改变罪恶的现实世界，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与公平、正义。
马、恩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列宁、斯大林把这一理论初步变为了现实，毛泽东主席则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正是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赋予这一学说以完善。正因此，美国学者特里尔才会提出一个著名的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粉丝，世界第一。如今，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上一切受苦受难人民群众的崇高信仰与追求。这一理想的实现，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救世主”，完全是靠被压迫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并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唯心论的，是批判宗教的。然而，人民群众从信仰出发，在追求崇高与理想面前，形成“类宗教”又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
毛主席原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是“人民史观”的信仰者与创导者。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他把人民视为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他一辈子贴近人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行事，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一切（包括预见到会被“犹大”们诋毁自己的声誉），—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早在1918年的求学时期，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改造社会。他相信人民的力量，完全、彻底地站在“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立场上，一句话，站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立场上，这就是他早年“人民史观”。其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一名彻底地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革命者和革命导师，成为自觉地确立起“人民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力量放在人民的基点上。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依靠的是工农劳苦人民（农民和安源的矿工）；上井冈山建立红色根据地依靠的是还是工农大众；建立的是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打的是人民战争；建立的是人民政权。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人民。他创建的新中国叫“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叫“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叫“人民政协”，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其他军队、警察、银行、邮政、国家电台等等，无不都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他所缔造的新型军队是“人民军队”，他所创立的独特战争形式是“人民战争”......。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成了“人民领袖”，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脱帽弯腰回敬呼喊：“人民万岁！”
毛主席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革命胜利了，他仍睡硬板床，连换一张舒适的软床也不干。他不给儿子毛岸英任何特权，而是让他去做农民、当工人，并送到朝鲜战场，最后光荣牺牲。他要求党员、干部不做李自成，始终不能忘本——不背叛工农劳动人民。黄克功杀人照样偿命；刘青山、张子善贪腐一样被枪毙；黄逸峰打击报复、陷害人民群众，一样予以开除党籍处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享受”一样的定粮标准、还自忌吃肉，一样得浮肿病。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为人。
人民群众纪念这位人民领袖，必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去进行斗争。毛主席逝世40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热”不是随主席的逝世而消退，而是越来越高涨！这个世界上，只要共产主义尚未完全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威望必将会越来越高，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必将会越来越多。如果把这样追求科学共产主义信仰视为一种“类宗教”，那毛泽东主席就一定会成为“人民教”的“教主”，成为“人民之神”。
人民敬仰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必胜！万岁，万万岁！
2019-12-13
今年12月26日，是人民领袖毛主席诞辰126周年。眼看着又一波“毛泽东热”在猛然掀起。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然而，人民群众拥护他、崇敬他，受苦受难的人们怀念他、信仰他，他自然而然就成了“神”。
毛主席提倡一个“公”字，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讲“公平、正义”，反对剥削、压迫。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他甘愿牺牲自己，承受了“九九八十一难”，不惜“粉身碎骨”，创造和维护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间天国”——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为此，他献出了自己的亲人——从弟、妹、妻子和孩子，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凡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都热爱他，信仰毛泽东思想。以上这一切，决定他必然要成为一位永远被人民纪念的不一般的“人”，历史铁定要把他封为“神”！
史上有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教义各异，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主张“平等”。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主张“穆斯林皆兄弟”。“三教”不仅主张“平等”；三位“教主”还都高扬“利他”精神——为拯救世人而牺牲自己。佛祖释迦牟尼为“普渡众生”“舍身饲虎”；基督耶稣为“救赎人类”，甘被钉上十字架；穆罕黙德为宗教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正是这种“平等”思想和教主的“救世”精神，感召了数以亿万计的芸芸众生，为了“彼岸世界”的幸福，均拜倒在三大教门之下。
三大宗教的教义尽管“高尚”，但都屈从现实的罪恶，在现实生活中救不了一个人。它们都不反对现实世界的私有剥削制度，都不反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相反，它们都依附世俗权力，鼓吹人们去接受现实世界命运的安排，去“认命”、去“忍受苦难”，追求死后灵魂“升天”，去期待虚无飘渺来世的“天国”。结果，宗教就成为现实世界罪恶的“帮凶”，成为维护私有剥削制度的精神卫士，被马克思批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确确实实是在麻痹人们思想，容忍现实苦难，窒息人们斗志，阻碍历史的进步。
与三大宗教不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恰恰要在“此岸世界”——现实生活中，去唤醒和“超度”无数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他的业绩，远远超越了三大“教主”。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要人们不是从忍让与幻想中去追求灵魂在“天国”的“幸福”；而是主张人们在当下从斗争中去追求平等，以阶级斗争的学说去改变罪恶的现实世界，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与公平、正义。
马、恩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列宁、斯大林把这一理论初步变为了现实，毛泽东主席则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正是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赋予这一学说以完善。正因此，美国学者特里尔才会提出一个著名的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粉丝，世界第一。如今，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上一切受苦受难人民群众的崇高信仰与追求。这一理想的实现，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救世主”，完全是靠被压迫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并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
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唯心论的，是批判宗教的。然而，人民群众从信仰出发，在追求崇高与理想面前，形成“类宗教”又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
毛主席原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是“人民史观”的信仰者与创导者。他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他把人民视为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他一辈子贴近人民，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行事，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一切（包括预见到会被“犹大”们诋毁自己的声誉），—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早在1918年的求学时期，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改造社会。他相信人民的力量，完全、彻底地站在“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立场上，一句话，站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立场上，这就是他早年“人民史观”。其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一名彻底地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革命者和革命导师，成为自觉地确立起“人民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力量放在人民的基点上。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依靠的是工农劳苦人民（农民和安源的矿工）；上井冈山建立红色根据地依靠的是还是工农大众；建立的是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打的是人民战争；建立的是人民政权。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人民。他创建的新中国叫“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叫“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叫“人民政协”，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其他军队、警察、银行、邮政、国家电台等等，无不都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他所缔造的新型军队是“人民军队”，他所创立的独特战争形式是“人民战争”......。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成了“人民领袖”，当人民欢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脱帽弯腰回敬呼喊：“人民万岁！”
毛主席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革命胜利了，他仍睡硬板床，连换一张舒适的软床也不干。他不给儿子毛岸英任何特权，而是让他去做农民、当工人，并送到朝鲜战场，最后光荣牺牲。他要求党员、干部不做李自成，始终不能忘本——不背叛工农劳动人民。黄克功杀人照样偿命；刘青山、张子善贪腐一样被枪毙；黄逸峰打击报复、陷害人民群众，一样予以开除党籍处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享受”一样的定粮标准、还自忌吃肉，一样得浮肿病。这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为人。
人民群众纪念这位人民领袖，必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去进行斗争。毛主席逝世40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热”不是随主席的逝世而消退，而是越来越高涨！这个世界上，只要共产主义尚未完全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威望必将会越来越高，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必将会越来越多。如果把这样追求科学共产主义信仰视为一种“类宗教”，那毛泽东主席就一定会成为“人民教”的“教主”，成为“人民之神”。
人民敬仰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必胜！万岁，万万岁！
西安事变时期的毛泽东主席 姚有志
西安事变时期的毛泽东主席 姚有志
【谨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83周年】
毛泽东是一位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政治家等若干“大家”于一身，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实践家；又是一位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语言学家、大诗人等若干“大家”于一身，铸造精神文化大厦的伟大著作家。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以书信电报为武器，攻心夺志、聚心凝力，达成战略目的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后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毛泽东通过海量的书信攻难关、破僵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起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虽然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越过千山万水胜利到达陕北，但是险恶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当时党和红军在地贫人稀的陕北地区仅1万多人，第二年（1936）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不过3万余人。而环绕在党和红军的四周，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宁青二马军”等总计六七十万大军。很显然，如何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困和进攻，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是党和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首先捕捉到摆脱困境的机会和突破口。
1935年9月下旬，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南之际，蒋介石飞赴西安成立“西北剿总指挥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拥有20万之众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中央军”、“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主力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毛泽东却从中洞悉到契机。毛泽东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将军”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共产党则无怨无仇，围攻红军并非本意。蒋介石把东北军推向剿共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削弱异己。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大局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以及早已对蒋不满的杨虎城和17路军（西北军），是蒋介石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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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给西北军将领孙蔚如的信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随即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牵头，叶剑英和李克农辅助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以张学良和东北军为突破口，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运筹。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毛泽东对蒋介石共进行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四次政策和策略调整，激扬文字、鸿雁传书则贯穿于政策和策略调整的全过程，并把重点放在国民党上层、势力派人物和社会名流身上。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的“反蒋抗日”阶段，毛泽东以给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长写信为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主要官长，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主要官长，大都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期间虽然没有形成“反蒋”共识，但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基本消除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之间的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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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信
从1936年初到“西安事变”爆发的“逼蒋抗日”阶段，是毛泽东鸿雁传书最广泛、最密集的时期之一。仅8月14日一天，毛泽东就发出8封长信，分别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及29军军长宋哲元、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绥远省主席及35军军长傅作义、在上海的国民党工会负责人易礼容等人，并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王世英并转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一有机会，即须接洽”。自8月14日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120天时间里，毛泽东每天都有信件或电报发出，收信对象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冯、闫、桂系及所有实力派的高级将领，宋庆龄、鲁迅等社会名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级人物，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全国几十所大学的校长及知名活动分子，至少在百人以上。毛泽东的这些信件，以鲜明的立场，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生动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不仅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动员作用，也直接发挥了引爆“西安事变”助燃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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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联蒋抗日”阶段是指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抓扣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于当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咨商善后大计。此时毛泽东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降临，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其他工作，包括只差“战略进攻”、“军队政治工作”两章没有写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身心地按照“联蒋抗日”的总方针，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不过，面对十万火急、瞬间即可能引爆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是以写信为主，而是以发电报为主来营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环境，具体指导“联蒋抗日”总方针的贯彻落实。从12月12日捉蒋，到12月25日放蒋，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毛泽东发往各方面的电报少说也有百余封，其中与在西安具体帮助处理事变的周恩来电报往来犹为频繁，仅12月19日一天，就给周恩来发去11封电报。周恩来在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与交涉中，创造性贯彻落实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和意图，迫使蒋介石拍着胸脯以人格担保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得以在光明的前途中和平解决。
然而蒋介石一下飞机，即扣留了护送他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对在西安作的承诺也有所动摇，并又一次导致内战的风险。为巩固和扩大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又提出了“拥蒋抗日”的方针，选派周恩来赴南京，作为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的总代表。而毛泽东则以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夜以继日地写书信、发电报，逐个地进行说服教育和正面引导。在延安的毛泽东与在南京的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讯频频，互通情况，共商对策。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艰苦卓绝的努力运筹和调动起来的各方面正义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5月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月又同意将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倡议和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形成，迎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猛烈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猛烈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猛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战争伟力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开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使积贫积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崛起！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谨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83周年】
毛泽东是一位集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政治家等若干“大家”于一身，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实践家；又是一位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语言学家、大诗人等若干“大家”于一身，铸造精神文化大厦的伟大著作家。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以书信电报为武器，攻心夺志、聚心凝力，达成战略目的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中，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后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毛泽东通过海量的书信攻难关、破僵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起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虽然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越过千山万水胜利到达陕北，但是险恶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当时党和红军在地贫人稀的陕北地区仅1万多人，第二年（1936）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也不过3万余人。而环绕在党和红军的四周，有“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宁青二马军”等总计六七十万大军。很显然，如何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困和进攻，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是党和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首先捕捉到摆脱困境的机会和突破口。
1935年9月下旬，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甘南之际，蒋介石飞赴西安成立“西北剿总指挥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拥有20万之众的东北军和10余万人的“中央军”、“西北军”围剿不足万人的主力红军。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险恶。但毛泽东却从中洞悉到契机。毛泽东分析认为，身背“不抵抗将军”骂名、饱受日寇羞辱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与中国共产党则无怨无仇，围攻红军并非本意。蒋介石把东北军推向剿共第一线，显然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借东北军之手剿灭红军除心头之患，借红军之力打残东北军削弱异己。因此，共产党和红军与张学良和东北军，极有可能在反蒋抗日至少在抗日救国大局上达成共识。张学良和东北军，以及早已对蒋不满的杨虎城和17路军（西北军），是蒋介石送上门来的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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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给西北军将领孙蔚如的信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随即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牵头，叶剑英和李克农辅助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以张学良和东北军为突破口，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运筹。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毛泽东对蒋介石共进行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四次政策和策略调整，激扬文字、鸿雁传书则贯穿于政策和策略调整的全过程，并把重点放在国民党上层、势力派人物和社会名流身上。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的“反蒋抗日”阶段，毛泽东以给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长写信为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主要官长，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主要官长，大都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期间虽然没有形成“反蒋”共识，但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基本消除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之间的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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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信
从1936年初到“西安事变”爆发的“逼蒋抗日”阶段，是毛泽东鸿雁传书最广泛、最密集的时期之一。仅8月14日一天，毛泽东就发出8封长信，分别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及29军军长宋哲元、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绥远省主席及35军军长傅作义、在上海的国民党工会负责人易礼容等人，并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王世英并转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一有机会，即须接洽”。自8月14日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120天时间里，毛泽东每天都有信件或电报发出，收信对象包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冯、闫、桂系及所有实力派的高级将领，宋庆龄、鲁迅等社会名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级人物，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全国几十所大学的校长及知名活动分子，至少在百人以上。毛泽东的这些信件，以鲜明的立场，诚恳的态度，犀利的思想，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个性化生动语言，打动了许多人的心，不仅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动员作用，也直接发挥了引爆“西安事变”助燃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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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联蒋抗日”阶段是指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抓扣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并于当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咨商善后大计。此时毛泽东立即预感到党和红军转变命运的机遇降临，便搁置了手头几乎所有的其他工作，包括只差“战略进攻”、“军队政治工作”两章没有写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全身心地按照“联蒋抗日”的总方针，投入“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之中。不过，面对十万火急、瞬间即可能引爆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是以写信为主，而是以发电报为主来营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环境，具体指导“联蒋抗日”总方针的贯彻落实。从12月12日捉蒋，到12月25日放蒋，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毛泽东发往各方面的电报少说也有百余封，其中与在西安具体帮助处理事变的周恩来电报往来犹为频繁，仅12月19日一天，就给周恩来发去11封电报。周恩来在与蒋介石方面的谈判与交涉中，创造性贯彻落实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和意图，迫使蒋介石拍着胸脯以人格担保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得以在光明的前途中和平解决。
然而蒋介石一下飞机，即扣留了护送他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对在西安作的承诺也有所动摇，并又一次导致内战的风险。为巩固和扩大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党中央、毛泽东又提出了“拥蒋抗日”的方针，选派周恩来赴南京，作为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的总代表。而毛泽东则以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上层以及能够影响国民党上层的人物为重点，夜以继日地写书信、发电报，逐个地进行说服教育和正面引导。在延安的毛泽东与在南京的周恩来之间，每天都是电讯频频，互通情况，共商对策。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艰苦卓绝的努力运筹和调动起来的各方面正义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5月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8月22日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月又同意将分散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倡议和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形成，迎来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日军占领区，猛烈地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猛烈地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猛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战争伟力的新局面。也正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日起，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开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使积贫积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实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崛起！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少将，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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