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无疑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叛徒、修正主義份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三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定会是另一种局面，绝不会出现今天的危机。
如果说，伯恩斯坦断送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赫鲁晓夫导致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那么，正是邓小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陷入了当今的低谷。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问世。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不断地冲击着旧世界，正改变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五千年的“文明”史。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
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从理论上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努力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个阶段，能自觉、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就是1848年法国工人的六月大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两次斗争虽均以失败告终，但从此科学共产主义成了国际国际工人运动的主流。
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阶段。
这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
整个阶段，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以暴力革命手段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提出并实践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可是他在理论上不懂得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客观上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是毛泽东主席在世界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后，创立和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集中表现。
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三个阶段的实践与斗争；同时，又是这三个阶段的实践与斗争，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构成了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
然而，历史发展不是直线运动，它总是在复杂、曲折的过程中运行、前进。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例外。有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有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同内部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这一斗争，才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高潮，亦有低潮；有“一天等于二十年”，也会有“二十年等于一天”；但不管高潮还是低潮，是胜利还是挫折，其总体向上发展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
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屈折的”。
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着“犹大”——叛徒与内奸的角色，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你死我活斗争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必然反映。
伯恩斯坦把社会民主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1850年1月出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66年中学肄业后当过学徒，1878年前一直当银行职员。早年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学生时代他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早期思想倾向于拉萨尔主义，随后又信奉杜林的学说，后因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为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成员）。
1878年，伯恩施坦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办（在瑞士苏黎世出版），1879年初伯恩施坦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一起(俗称“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否定暴力革命，宣扬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80年12月，伯恩施坦随同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表示悔过。
1881年以后，伯恩施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日子里，发表了许多好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受到了恩格斯的信任。
1888年5月，苏黎世的编辑部被禁，伯恩施坦被迫移居英国伦敦继续办报；期间，他受到了英国费边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一种主张实行点滴改良、渐进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从1881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甚至获得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然而，伯恩施坦在骨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思想往往随环境变迁而不断改变。从早期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到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再到费边改良主义。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对伯恩斯坦有过诚恳的批评与帮助。如1879年9月17日的《通告信》：
“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党内)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你们最多只能算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在工人政党内”只能是个“冒牌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02页)
1892年8月20日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又批评“爱德华对于费边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告诫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要“抵制他对费边分子的迷恋”。
伯恩施坦对导师的批评、帮助，始终以“八字诀”以对：虚心接受，内心不改。
就是这样一个长期被马克思、恩格斯培养、信任的伯恩斯坦，一度曾被看作是恩格斯的“追随者”、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伯恩斯坦，就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居然立马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成了修正主义的鼻祖！
1896年，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接连发文6篇，公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挑战。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借口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又推出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否定与“修正”，从而完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新“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共产党宣言》），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认为通过阶级调和与合作，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存在、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
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只要通过“合法”途径就可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四、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全民利益的调节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他阶级是“不公正”的。
五、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奋斗目标；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彻底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诚如威·李卜克内西所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第51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笼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但囿于他曾是一位受恩格斯信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却未能及时地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这表明革命队伍内部的两面派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党的主席倍倍尔和主要理论家考茨基虽对他的观点感到不安，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致使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思潮。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此后，资本主义世界恰恰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强化了对亚非拉殖民地的瓜分与掠夺。垄断资本为了稳定后方，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上用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政治上则以议会普选制笼络、麻痹人。
以德国为例，俾斯麦政府于1878年10月厉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高压政策。对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均予禁止，其集会、活动、游行予以解散，对所有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进行迫害，予以驱逐或判刑。
1890年德国政府改变统治手段，开始推行怀柔政策，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允许不同党派参加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的人数大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陶醉在合法斗争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与阶级属性，纷纷堕落成为“议会迷”。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实质就是上述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是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以换取工人放弃斗争，消弭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达到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正如列宁所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时代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国际最终垮台——断送了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原因。
罗莎·卢森堡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1899年4月，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开始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为其定名“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由此得名，其修正主义的鼻祖地位也从此确立。
同年9月，列宁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痛斥俄国“经济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强烈谴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95页)，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随着修正主义思想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工人党的蔓延，列宁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猛将与主帅，并在这一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他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与斯大林等战友一起，胜利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缔造、领导了其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至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毁灭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
就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冒出了一个大叛徒——赫鲁晓夫，正是他毁灭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年），1894年4月17日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乌克兰人。少年时当过牧童和雇工，只受过初级教育。1918年参加共产党。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战线作战，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后在尤佐夫卡（现顿涅茨克）的一个煤矿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历任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8年起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翌年升为政治局委员。
卫国战争期间，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战争结束后，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人民委员会（后称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12月任苏共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在中央主管农业。1952年10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通过阴谋手段，联合马林科夫等人，以召开会议为幌子，采取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逮捕、处决了贝利亚。而后又将曾经支持过他的马林科夫等人一个个地赶下台，登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宝座，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赫鲁晓夫开启了以暴力方式解决共产党党内矛盾、谋求领导职务的恶劣先例。
赫鲁晓夫曾经是斯大林的积极追随者。苏联的解密档案显示，赫鲁晓夫正是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肃反扩大化”运动最坚定的鼓吹者与推行者：是他竭力主张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主持逮捕并消灭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有35人被捕。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是他制订了要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是他彻底“清洗”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所有成员均遭逮捕，仅一人幸免，整个政府机构成员被更换了一遍）。然而赫鲁晓夫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仍高呼：“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上述材料均转引自文清：《赫鲁晓夫的家仇与苏联解体的国恨》）
赫鲁晓夫一直深受斯大林的信任、重用，被培养为苏共中央的接班人。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肉麻地称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篡党夺权，为了一己之私，居然打着“反对个人崇拜”旗帜，大反斯大林，甚至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无不让世人瞠目结舌。
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痛恨斯大林，改弦更张，一反斯大林之所为？说到底，是他极端自私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他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
赫鲁晓夫是个品质极端恶劣的奸佞小人。俄罗斯克格勃前第二总局第一副局长、退役少将瓦季姆·乌季洛夫在回忆录中，曾经揭露过这样一个事实，值得人们重视：
赫鲁晓夫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与第一个妻子所生），早年混迹江湖，作恶累累，一度被判死刑。只因他有一个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逃脱了惩治。后来列昂尼德在古比雪夫又惹事要受刑，经由赫鲁晓夫直接央求斯大林才得以幸免。时值卫国战争爆发，遂让列昂尼德戴罪立功，上前线当了一名空军飞行员。谁知在一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机失踪，成了德国人的俘虏并叛变。斯大林得悉后，下令潜入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从德国人那里“偷”回来，送到莫斯科。根据“锄奸队”掌握的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为此，赫鲁晓夫再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进行宽恕。斯大林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结果政治局同志均不同意赦免，其中尤以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谢尔巴科夫、内务部长贝利亚，以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最为剧烈。最终，斯大林把自己的决定写在判决书上交给了赫鲁晓夫：
“应当坚持和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我会怀着一个父亲深深的哀痛接受这个公正的判决。”会后不久，列昂尼德被枪决了。
赫鲁晓夫上台掌权后，立即公报私仇。他上台的第二天，莫斯科就取消了以谢尔巴科夫的名字命名的谢尔巴科夫区，关闭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百货商店，还捣毁了谢尔巴科夫纪念碑的基座。接着，贝利亚被逮捕了；法院以“刽子手和国际帝国主义奸细”的罪名判处他死刑。但是，始终没有人见到过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审理案卷。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也均被赫鲁晓夫打成“反党集团”，没有一个逃脱可悲的下场。
赫鲁晓在完成了清洗斯大林班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以后，到了1956年2月，终于假苏共20大平台，大反斯大林，彻底丑化了斯大林时代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推出了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
乌季洛夫认为，赫鲁晓夫所以大反斯大林，并以自己也曾经积极鼓动、推行的“肃反扩大化”事件，恶毒攻击斯大林是“伊凡雷帝”（“暴君”代名字），全盘否定斯大林，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报“杀子之仇”！
赫鲁晓夫既然要彻底否定斯大林，为了巩固其统治，为显示自己的正确，就一反斯大林之所为，提出他自己的一条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这就是：“三和、两全”，“土豆加牛肉”假共产主义路线。
所谓“三和、两全”，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反对革命的谬论；所谓“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邪说。
“三和、两全”，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彻底改变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
至于提出“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更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鼓吹“物质刺激”、“唯生产力论”，把工人阶级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争取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庸俗成是仅仅为了得到“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引诱无产阶级“为了一碗红豆汤放弃长子权”。
长期来，正是赫鲁晓夫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着苏联。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最终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资产阶级阶级，并培养出了不少赫鲁晓夫徒子徒孙——从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之流；同时也腐蚀、麻痹了广大的苏联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最终导致1991年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邓小平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中国能坚持社会主义，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疑还不会陷入当今的低谷。遗憾的是，中国偏偏出了一个比伯恩斯坦、赫鲁晓夫更为狡诈、下流的马克思主义叛徒邓小平┄┄
早在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时，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年谱》第583页）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同上，第584页）
6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毛主席的这段话，几乎无人不瞠目结舌。有谁能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是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然而，他不是神、却胜过神！请问有哪一位神，能如此精准地预卜到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变化？
应该说，毛主席当时讲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所谓“现在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指的是谁？其实就是少奇和邓小平。鉴于刘少奇在1969年已逝，故实际上就成了邓小平。
邓小平（1904——1997年），四川广安县人，出身恶霸地主家庭。初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大革命失败后改名邓小平。1918年，入广安县立中学学习。1920年未完成学业，离家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夏，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去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投入中国革命实践，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任。
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7月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中共八大，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大派的矛盾：亲苏派与本土派。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亲苏派一直主导着中国革命的命运；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才自己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航向。由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卓越贡献与领导才能，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亲苏派终于土崩瓦解。无论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康生，还是任弼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纷纷与王明分手，站到了“拥毛”一边，到中共七大召开时，基本上已成了本土派的一统天下。
1949年以后，当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些曾经跟随毛主席打江山的“老革命”，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传统观念，当毛泽东思想要求他们继续前进时，矛盾就产生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亲苏派复苏了。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大反斯大林。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亲苏派，遥相呼应，以加强“集体领导”为借口，实际上重新结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反毛”暗流。八大的主要变化是：
政治上提出一条“唯生产力论”（改变对主要矛盾的提法）的修正主义路线；组织上削弱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刘少奇提议增设4名副主席、一名总书记，实行六常委制）；思想上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此后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以刘邓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体系正式形成，党内实际上就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的交锋。
尽管经过毛泽东主席的努力，1958年3月，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决议，重新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提法，纠正了八大的政治错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62年又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告。
然而，刘邓的“一线领导”对毛主席正确领导，始终是我行我素，自行其事，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直至公然对抗。这集中表现为：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包庇、对抗无产阶级的批判斗争。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邓仗着掌握着“一线领导”的权力，公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刘邓“一线领导”司令部，邓小平眼看形势不妙，立即主动检讨：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
“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
“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于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热烈地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我的自述》）
林彪“9·13事件后，邓小平看准时机，于1972年8月，又恳请江青致信毛泽东主席，再一次狠狠地作了自我批评：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
毛泽东对党内路线斗争，历来是主张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一月革命风暴”以后，许多领导干部打倒了。他就明确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因此，“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1967年5月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按照正常逻辑，邓小平既然能主动、多次作了深刻检讨，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主席更念及在历史上，邓也曾经跟自己一起遭受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445页）。考虑到这些因素，故在林彪事件后决定解放他，支持他站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谁知他耍了一个两面派，玩了一手“小人战胜君子”的伎俩。其后，即使他又因策划“4·5”天安门事件再次被罢职，但仍未开除党籍——为其留下了东山再起的余地。然而，仁至义尽的挽救与教育，始终改变不了“走资派”、资产阶级野心家内在的反动立场。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邓小平立即故伎重演，重新上台。伙同一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彻彻底底地翻了“文革”的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八大“唯生产力”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一反毛主席之所为，一头投入美帝国主义怀抱，最终在中国复辟了资本主义！同时也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入了低谷。
邓小平修正主义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些破烂全是伯恩斯坦与赫鲁晓夫体系的翻板。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新东西，那就是“特色”二字，无非就是“猫论”、“摸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罢了。
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前进过程中确实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与反复，但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人们在感叹之余，完全没有必要悲观。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讲：
“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他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6页）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不畏浮云遮望眼，风吹云散阳光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迎来新的高潮，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