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31日星期日

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

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
作者:許月
昆仑策研究院



【摘要】毛主席是一位伟大领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动人感染力,是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和中国国家面貌并为今人们所怀念敬仰的主观因素。毛主席的伟大人格主要包括: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成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成的璀璨明珠。毛主席的伟大人格彰显出横亘时空的巨大价值,引领重构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21世纪中国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奠定了强大精神根基。


一、毛主席非凡人格魅力是中国人民意志的象征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会见基辛格。尽管已做了一定心理准备,但在与毛主席真正见面交谈时,基辛格仍为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所震撼。对此,基辛格回忆道:“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主席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主席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20世纪90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回忆道:“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此类回忆毛主席的史料浩如烟海,大都在确证一件事:毛主席是一位伟大领袖,他的非凡人格魅力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动人感染力,是他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改变自身命运和中国国家面貌并为今人们所怀念敬仰的主观因素。

毋庸置疑,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是世界历史上最有人格力量的伟大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典型的卡里斯马型(Charisma)领袖。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拍摄的纪录片《走近毛泽东》,英文名就是《Mao Zedong-A Charismatic Leader》。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为其共事者和接触者所共认。

研究毛主席,“必须看到他异于常人的无比鲜明的个性特征,否则也就难以回答为何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能够长期作为最高领袖这一历史问题”。“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既是毛主席个人“人格”的体现,也是20世纪中国人民集体人格、历史发展意志的时代象征。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不断觉醒和成长的人格彰显,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是时代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精华,包含着“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有机结合,释放出无比强大的历史力量。毛主席的伟大人格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周恩来指出:“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进一步学习了解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深入体会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对于深刻认知毛主席领导党和人民在20世纪取得伟大胜利、推动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根源,以及提升我们的思维方法和工作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总体上看,可以从四方面概述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


二、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

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爱国追求,是毛主席非凡人格魅力的第一要素。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救中国、救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便成为中国各界有识之士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近代实现这一理想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他们切中时代脉搏,顺应时代航向,响应人民求盼,走在引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潮头,成为历史意志的代表。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首先禀赋这一特质,一种人格才能深深扎入社会土壤并与时代脉搏形成共振,才能激荡出最强大的力量。毛主席便是这一时代人格的化身。

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其统治秩序。20世纪的中国要摆脱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支配、开辟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进行坚决彻底的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则历史地、必然地要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历史的要求,谁能满足这一要求(即坚持科学的革命理论,秉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历史就把谁推向舞台中央、置于时代潮头、推为人民领袖。毛主席之所以能成为人民传颂咏唱的“大救星”和“带路人”,首先就在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相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通过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毛主席最终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愿望。毛主席指出:“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无论面对多大的挫折和困难,毛主席的革命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同时,执着追求伟大理想信念赋予毛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和作风。“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为了革命事业和崇高理想,毛主席顾全大局、胸襟坦荡、大公无私、坚持真理,心里始终想的是国家、民族、人民。毛岸英牺牲,他强掩悲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即使到晚年,毛主席仍强调:“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主席献身理想,革命到底,一生都过着极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毛主席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坦荡宽广的无私胸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其伟大人格的重要构成,是他立于时代的潮头得以凝心聚力、劈波斩浪的魅力所在,至今仍为人民缅怀景仰。

二是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尽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被看作“东亚病夫”和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由此,追求民族独立就成了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从青年时代起,毛主席就立志要把中华民族从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结果,他的确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说出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声。经历过那个灾难深重时代的人,都能真切理解其中的时代意义。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毛主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的。毛主席是代表全中国人、整个中华民族说这句话的。……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确实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个的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轲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并不是迷信,因为这是实践证明了的。”这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实感受,而它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赋予的,构成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根基。毛主席是一位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领袖。他为维护民族尊严奋斗终身,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有骨气、有能力的,是能战斗的,是一个伟大、勇敢、勤劳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种种国际压力和妄想打倒中国的企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勇气挺身而出、敢于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自主地位,使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而且站稳了,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致力国家富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毛主席毕生的梦想。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预期、具体步骤、战略目标、科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对毛主席而言,这种探索在理论和实践、国家和个人层面都蕴含一种“人生易老天难老”的意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对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台拖拉机,毛主席强调,“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晚年做眼科手术时,毛主席强调,“手术用的全部器械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这些具体而微的事迹无不体现着毛泽东渴望民族富强的执着和倔强。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难性,毛主席纵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也必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悲情更彰显了他“功成不必在我”和“公者千古”的人格魅力。

四是渴望国家统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应该说,没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主席一个未了的心愿。1975年,当中国人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毛主席时,并不知道他此时已患白内障,基本看不见东西了。白内障使多年一直坚持每天看书读报、批阅文件和写文章毛主席十分痛苦。为治好眼疾,中央决定由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来为他做手术。令唐由之印象最深的是:“术后有一天,我在主席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他大哭起来。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手足无措,急得我也想哭。因为他刚动完手术,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毛主席当时读的正是南宋陈亮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借六朝历史的惨痛教训,悲叹南北无法统一,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即只求偏安自保。于是,陈亮长抒“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以表达其渴求国家的统一的豪杰悲壮之志。毛主席读到此词时慨然泪下,失声痛哭,大概也是在悲叹和遗憾暮年之际无法亲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吧。


三、心系人民的极深感情、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是毛主席最鲜明的人格特质。毛主席是一位对人民群众富有极深感情的领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人民立场是毛主席的根本立场。毛主席的思想基点与归宿、情感起伏与波动、目标设定与实现、看问题做工作的视角与定位,都坚定站在人民一方,都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毛主席生前为人民崇敬爱戴,身后为人民敬仰缅怀,概是因为他始终心系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一是心系人民,热爱人民。作为一位出身农家、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总是坚定站在人民群众一方,其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紧密相连。自青少年时代起,毛主席就对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怀有深沉感情。当回忆起影响他一生的长沙抢米风潮时,毛主席说,当时很多学生“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而他却“永不忘记它”,深恨对待这些民众的不公平,因为他觉得这些“叛徒”与他的家人一样,都是普通农民。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主席,向毛主席反映自己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他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以至于流下了眼泪。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973年4月,毛主席复信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5年夏,工作人员给毛主席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主席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毛主席当时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为避免术后眼睛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这时,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这种自然流露的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贯穿毛主席一生。这种情感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毛主席与中国人民永续着一种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

二是平易亲和,尊重人民。毛主席是一位出身农家的领导人,尤其尊重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突出表现为在生活态度上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每个接触过毛主席的人都能感触到他的恢廓大度、尊重亲和。毛主席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有拒人千里的客套,更毫无虚情假意的造作。在他身上,一切都旨在表达自己的自然本色,给人以平易近人的亲和感。青年时,毛主席就提出了“坚持真我”的自我要求:“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展现真我,不隐藏、不造作,亲和无违,这种品格贯穿了毛主席的一生。对此,新华社记者徐熊回忆道:“我是在1954年4月间到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在最初的瞬间,我似乎觉得,一个高不可攀的巨人就站在我面前。我内心欣喜若狂,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那身材魁伟的高大形象,竟然忘却把自己的激动盈眶的泪水抹掉。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在我眼前的毛主席却是那么平易近人,他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倒像是一位慈祥的一点不使人感到威严的长者。因此,我对他头一个也是持久不变的印象是:他是位受人民无比崇敬的领袖,然而他又有着和蔼可亲的风度,就像我们在街头看到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一样,他也是我们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只是他有着能够把人深深吸引的那种超凡的内在力量。”与朋友和同事见面交谈,毛主席从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而总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善于用妙趣横生的语言使气氛活跃轻松起来。初见卫士李银桥时,他说:“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唐由之等会诊专家回忆见到毛主席:“我们一一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主席很幽默,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多了。”

这种平易近人、真诚相待的交往风格也体现在毛主席会见民主人士和外国宾客的工作中。“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确实有着这种巨大的魅力:他的热情而富于幽默感的欢迎词,常常能够一下子就使外宾紧张而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并且产生一种似乎没有其他人在场的亲切感。毛主席的许多谈话的内容虽然气势磅礴,却非常真诚坦率。”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主席平易近人的形象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此,爱泼斯坦回忆道:“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毛主席晚年坚持反对的一点,就是领导干部不尊重人民群众。“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

三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毛主席确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提出了劳动者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4年1月9日,毛主席观看了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上演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指出:“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在中国的封建史书上,人民只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而出现。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这一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恢复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乃至最终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把人民推向历史舞台中央。于是,人民便在心中把他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

四是为人民服务。刘少奇指出,毛主席“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以群众史观为基础,毛主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根本区别和显著标志就是是否坚持人民立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1年7月,毛主席会见周世钊、蒋竹如。在谈及自己青年时期的读书及社会经历时,他说:“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此外,在回答蒙哥马利关于政治领袖的标准问题时,毛主席也说,“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人民立场是领袖的原则,“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毛主席一生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当作最崇高的使命,始终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


四、鲜明高昂的斗争精神、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鲜明高昂的斗争精神、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是毛主席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毛主席是一位敢于同传统决裂、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极富创造力又充满斗争智慧的非凡领袖。

一是敢于斗争、坚决斗争。“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面对困难压力,毛主席从不低头,而是敢于挑战,喜欢斗争;阻力困难越大,他斗争的兴趣愈大,意志也愈坚定。毛主席的一生是敢于斗争、蔑视权威、乐于挑战的一生。面对父亲的责骂追打,13岁的他以跳水迫使父亲妥协。面对蒋介石要求的“定于一尊”,他说“蒋委员长认为天无二日,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威胁新中国国家安全,他毅然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强调:“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面对苏联施压,他说:“这些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毛主席不仅敢于斗争,而且有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决心。毛主席的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就是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毛主席在青年时就认识到:“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5岁那年,毛主席和雇工毛连生一起出牛粪,他争着要推装了一满车箩粪、足有三四百斤重的独轮车,结果因路不好走,粪车翻倒在别人家的水田里。毛主席将粪重新装车。毛连生过来帮忙,他却不肯。劝他挑担子,他也不同意。带水的牛粪比原来更重,但他硬是把这车牛粪推到了目的地。1953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总结讲话。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他特意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在女儿李讷毕业时,毛主席送上自己喜爱的四句话:“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这四句话正是毛主席斗争品格的最好注解。

“无限风光在险峰”,毛主席的斗争风格也融汇于他的日常生活。1958年3月,毛主席乘船过三峡。王任重在日记里提道:“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游泳,是毛主席的一种特殊爱好,也是体现他人格和意志的象征。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斗争,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毛主席的斗争精神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5年岁末,快83岁的毛主席在书房里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主席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主席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夫妇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二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毛主席的斗争是有艺术、有策略的。毛主席斗争艺术的最鲜明特征是:准确定位对方的弱点,利用己方优势长处攻克之。在评价李世民的军事能力时,毛主席就指出:“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以弱当强、以强当弱”的艺术不仅贯穿毛主席政治军事斗争生涯,也是他的一种自觉生活意识。抗美援朝时,针对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毛主席就指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在西柏坡,米高扬要与不善饮酒的毛主席比试酒力,他选择“一根辣椒比一杯酒”,结果让米高扬醉得不省人事。这是毛主席的斗争智慧,也是毛主席人格魅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出表现。


三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斗争需要讲究策略,分清时与势。在斗争的情境态势中,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惯于扮演挑战者。“以退为进,后发制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是他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同时,毛主席强调:“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中苏珍宝岛冲突时,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就提出“要准备打仗”。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化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强调,“这次冲突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他们的胃口很大,是对着整个中国。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进行动员,提高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要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准备好了,他们不来也不要紧。准备一下有利,我们要后发制人。”以退为进,为麻痹敌人而进行策略性让步,接着后发制人,这种斗争策略是毛主席鲜明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反映,亦是其突出个性的反映。

四是“忍”的品格。“忍”是毛主席斗争艺术的核心要素,也是毛主席斗争个性的关键构成。作为毛主席斗争艺术的内在辩证统一,斗争与忍耐相依相存:斗争有时需要忍耐,暂时的隐忍是为了战略性的胜利。忍耐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而毛主席本人就是一位忍功极高的大政治家。在土地革命时期,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开始长征,毛主席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目睹此状的李维汉回忆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主席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可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忍耐力、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和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延安时期,在处理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时,毛主席写信给陈毅,特别强调要提升“忍耐”这一能力:“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超人的忍耐力,是毛主席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他鲜明的人格特质。

五是“度”的艺术。毛主席是斗争大师,习近平之所以评价他的斗争艺术炉火纯青,除上述几条斗争方法和策略外,还在于毛主席对于斗争的“度”有着精准把控,是掌握斗争分寸、斗争火候、斗争限度、斗争程度的大师。毛主席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方面面的复杂矛盾,他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例如,抗战时期,对于国民党的“联合”和“斗争”,他强调:“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1927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又如,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毛主席对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作出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对此,叶剑英后来评论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毛主席的斗争不是乱斗、胡斗、无限度的斗,而是具有高超的辩证智慧和斗争艺术,由此凸显出他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中独领风骚的人格魅力。

六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主席一贯不信邪、不怕鬼,不仅强调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且坚信能够胜利、必然胜利。毛主席是一位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领袖,拥有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和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1927年9月,毛主席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三湾改编后,毛主席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做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毛主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晚年对待自己的病况上。对此,他的医疗组成员姜泗长回忆道:“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毛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治疗中痛苦是难免的,可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更未呻吟过一声,反而用幽默的言谈来宽解我们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此外,毛主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他的诸多诗词作品中,已为人民群众所熟知。


五、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领袖人格魅力的确证主要来自实践。毛主席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历练出的伟大领袖。朱德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成就的关键,也是他领袖魅力的重要彰显。

一是高瞻远瞩。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抽丝剥茧,直抓要害,断明形势的走向,这是一切具有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的政治家的必备品格。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主席多次把党从危机中挽救出来,概由于他非凡的战略预见和战略远见。毛主席高明的一点是每走一步棋要看到第二步、第三步棋,甚至更远,而且越是关键时刻,越有卓越见解。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如此。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在延安,为适应斗争形势,毛主席提出设立红军政治学校,认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不行,当时不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会犯罪。他说:“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能够查明风向,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变化中看出发展趋势。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指明前进的方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发展到转折点时,毛主席总能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由新局面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对历史局面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常使人们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

二是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党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因此,如何最大限度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是发挥党的战斗力的关键。“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怎样在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断,使政策、策略更加周密、严谨、科学,在领导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特别重视集体智慧,他的很多著作、决断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如《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取各部门汇报而得出的结晶。这也是毛主席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深刻总结。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身处逆境,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使他更加深切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提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对她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因此,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毛主席善于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的民主风格,也充分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除了人心向背等因素,他的正确领导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善于团结、集思广益,还需要领导者“善断”,具有强大判断力,即能够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迅速做出科学决定。在青少年时期,毛主席就表现出了果敢善断的性格特质。新中国成立后,在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为了纠“左”,借曹操听取郭嘉计谋打败吕布和袁绍的故事强调了“集思广益、多谋善断”这一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在吸收多方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抓到问题的实质,作出正确的决断,打开人们的思想——毛主席的确有这个本领。毛主席身上的民主作风、高超的洞察力和概括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决断力,不能不使人钦佩。

三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是毛主席非常鲜明的思维特征和个性特征。从城市武装暴动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从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对其实行和平赎买,都是对已有道路和经验的反向创新。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领袖:善于从既有观点、认识、思路的反面思考问题。在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毛主席就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黄克诚说:“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实行一反薪水制惯例的供给制,给人民解放军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反其道而行之”也体现在毛主席的诸多诗词创作中,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反古代兵法“穷寇勿迫”古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一反三国孙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一反《桃花源记》的乌托邦寓意……这都体现了毛主席“反其道而行之”的鲜明个性。

四是听取反对意见,从极坏处考虑问题。“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在处理各种矛盾时,以长远战略眼光坚持底线思维,把各种可能潜在的困难想全、想透,创造应对各种不利情况的充分条件,努力使工作局面向符合自己战略设想的方向转化以掌握主动性,这是毛主席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一定意义上看,从极坏处着眼考虑问题,是革命战争现实的残酷性造就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为的一种工作方法,毛主席把这一自在自为的方法提升到了有意识的高度自觉。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多次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在党的七大上做报告时,毛主席一口气列出17条困难。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复信柳亚子:“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从极坏处考虑问题,是毛主席应对重大挑战、处理重大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例如,面对苏联威胁,毛主席指出:“我请罗马尼亚同志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他们的几手都已准备好了,不外一是断绝国交,二是断绝贸易,三是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四是开军队从东北或新疆来打我们,占领北京。我们都不怕,你来吧!你有核牙齿,我只有手榴弹。”从极坏处考虑问题的要求领导人在决策时要主动听取反对意见并对之加以分析,“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毛主席是一位特别善于听取反对意见的领导人。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就是毛主席分析农民反对征粮过多意见的结果。对此,毛主席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主席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1966年4月,毛主席在阅览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有利无弊”的建设报告时,就特别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只有多听否定意见、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才能使思虑更周全、决策更稳妥。

毛主席不仅强调要从极坏处考虑问题,而且进一步强调要想好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方案。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一起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交待“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毛主席问杨成武有什么困难?杨成武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毛主席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做了分析: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搞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毛主席要他们把困难想透,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做好充分准备。杨成武听后,很受感动,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待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中。”

五是勇于承担责任。如何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非常考验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毛主席对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他既不是无视纵容、一味迁就,也不是完全否定、弃而不用,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当认为党内出现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毛主席习惯于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使犯错误的同志惊醒转变过来;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他常说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注意,不如此不利于解决问题。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在坚定推进重大战略安排的过程中,毛主席对引领推动整个事态有着清晰规定和坚定决心,也对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着充分思想准备。他不会因事态发展过程中出现局部偏差,就贻误、耽搁、否定整体战略部署,也不会对这些偏差置若罔闻。在战略目标实现后,毛主席会回过头主动对此前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承担责任。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在延安整风期间,审干工作出现了偏差,毛主席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他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毛主席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1959年6月24日,毛主席在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在之前几次会议中,毛主席都谈及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此,他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的故事。面对失败,秦穆公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六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是毛主席伟大人格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其领导魅力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毛主席出生成长于农家,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等,识字后还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内,毛主席成天在地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还常常抢重活干。这帮助毛主席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对农民疾苦体会很深。在饮食方面,毛主席要求比较简单,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坚持着原先的饮食习惯,主食吃大米饭多些,几乎每餐都有炒辣子、辣味腐乳等普通菜品,对饮食无甚要求。在衣着方面,毛主席亦十分节俭。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会见民主人士张澜。为表示尊重,毛主席想换件好的衣服,李银桥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补丁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对毛主席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主席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不怕苦、肯吃苦、能吃苦乃至乐于吃苦,既是毛主席的突出人格,也是他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五四时期,25岁的毛主席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撰稿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就代笔补白。那时正值酷暑时节,蚊叮虫咬,一般人不胜其苦,毛主席却总挥汗疾书常至夜半。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一个多月内,毛主席竟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在这种窘困生活中,青年毛主席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主席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不仅回答了时局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的,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在艰苦环境中,毛主席一面紧张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毛主席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主席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主席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主席以惊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主席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这种工作状态贯穿毛主席的一生,极大引领塑造了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良好的道德风貌和社会风尚。


六、毛主席的非凡人格魅力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

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体现,代表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数志士仁人的时代意志。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成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浸润和升华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毛主席非凡人格魅力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璀璨结晶,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

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是其发展到20世纪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强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实践理性、辩证思维、贵知重行等传统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正义公平、同情互助、反抗侵略、爱好和平等优良品质,都被整合进了毛主席的思想及其人格精神。同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毛主席的人格又是经过改造的中华优秀传统人格精神,充分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人格精神。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基础上,毛主席实现了真正的人格升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建立了本质区别。毛主席是一位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辩证法、群众史观等重塑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品质。“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理想信念、追求进步、敢于斗争、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等观念构成中华民族人格的新内核。例如,对于人民至上,毛主席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来自人民,也永远属于人民。尽管“萧瑟秋风今又是”,但还是“换了人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毛主席以其思想改变了中国,更以其伟大人格引领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从自卑走向自强,从自轻走向自豪,从自馁走向自信。他为重振民族自尊、恢复民族自信努力终身。“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崇拜外国,叫做亲美、崇美、恐美。现在,我们通过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亲美变成了轻美,崇美变成了反美,恐美变成了把美国当成了纸老虎。”

可以说,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意志的象征和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志,毛主席的伟大人格是中华优秀文化及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发展史上的关键环节。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培养起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他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将为21世纪中国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发挥更大的精神支撑作用。

2024年3月30日星期六

萧劲光說:「我对毛主席有特殊的感情,他是我最敬仰的师长!」

萧劲光說:「我对毛主席有特殊的感情,他是我最敬仰的师长!」
文章来源于党史博采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3-30


   【1959年10月,萧劲光在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

萧劲光比毛主席小10岁,他们一个是长沙人,一个是湘潭人。当萧劲光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作为长辈的毛主席是萧劲光的革命引路人。萧劲光从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毕业后,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主席慧眼识才,发现了萧劲光这匹千里马。当李德等人要杀萧劲光时,紧急时刻,是毛主席救下了萧劲光。抗战期间,毛主席把党中央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了萧劲光,指定萧劲光担任留守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组建人民海军,毛主席“钦点”萧劲光担任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文革”时期,当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剥夺萧劲光的海军领导权时,又是毛主席及时出手,决定萧劲光为终身海军司令。


一、毛主席是萧劲光的革命引路人

萧劲光祖籍在湖南乡下,其祖父、父亲是农村穷苦的手艺人,靠替人家纺纱织布挣钱养家糊口,后来一家流落到了长沙岳麓山下的赵洲港。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就出生在赵洲港。萧劲光2岁时,他的父亲、祖父相继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6人艰难度日。萧劲光有3个哥哥,2个姐姐,他的大哥和三哥十几岁就去当厨师,开始挣钱养家。2个姐姐也都是湘绣能手,靠绣花为家中换来一些钱。因萧劲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才有了读书的机会。

1917年,萧劲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当时在长沙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不论是哪所学校的学生,只要文章写得好,他的文章都会拿到各学校去传阅。而萧劲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拜读了毛主席的文章,开始了解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极大。通过阅读毛主席撰写的文章及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萧劲光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0年夏,学校放暑假,萧劲光没有离校回家,准备借暑假在长沙找些事情做,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可以节省回家的往返路费。最重要的是,他再过几个月就中学毕业了,当务之急就是要考虑毕业后的出路。同年8月22日,毛主席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准备选送一批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还有几个月就中学毕业了,如果这时间去俄国,中学毕业文凭就没有了,几年的心血也没有了,最后萧劲光选择去俄国,文凭不要了。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萧劲光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1921年1月萧劲光赴俄留学前合影(后排右七为萧劲光)】


毛主席当时担任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研究会每周组织几次讨论会、报告会。据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同志搞了好多题目,准备系统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当时的毛主席已是湖南负有盛名的社会活动家,而萧劲光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娃娃,所以萧劲光非常钦佩毛主席。这期间,也给萧劲光留下了不少遗憾,就是只听了毛主席讲的课,但与毛主席没有更多的接触。在听了毛主席几次课后,萧劲光初步知道了俄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要想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就要像俄国那样进行一次伟大的革命。很快俄罗斯研究会决定派出第一批学生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被选中了。1920年8月,萧劲光、任弼时等6人乘船赴上海补习俄文,为俄勤工俭学做准备。

1921年春,萧劲光刚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学校让每人填一张表,注明想学什么专业,萧劲光表示要学习军事。随后,萧劲光被挑选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不久又转到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底,萧劲光在东方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萧劲光回国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萧劲光再赴苏联学习,这次他学的是军事专业。


二、毛主席慧眼识才,不拘一格把萧劲光举荐到重要的位置上

1930年夏,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萧劲光从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毕业,被党组织派往闽西苏区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萧劲光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参会。大会让萧劲光起草一份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提交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萧劲光起草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时,毛主席也参加了。28岁的萧劲光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年轻气盛,讨论时,讲了许多苏联红军的情况,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意见,发言时嗓门很大。毛主席十分欣赏地听着萧劲光的发言,并亲切地对他说:“你喝口水,坐下慢慢地讲。”多年后,萧劲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尽管毛泽东同志没有批评我,但我意识到自己不够谦虚。自己虽然在苏联学习过,掌握一些理论知识,但缺少实践经验,有些意见并不一定适合国情。”萧劲光起草的这个决议非常有水准,参会人员讨论得很热烈,直到会议中间休息时,林彪与彭德怀还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慧眼识才,发现了萧劲光这匹军事方面的“千里马”,并决定举荐重用他。会议期间,毛主席找萧劲光谈话,告诉他为了适应革命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经开始了筹建工作,考虑到他在苏联读的是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比较系统地学习过军事方面的相关知识,决定派他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萧劲光欣然同意,不久正式成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萧劲光】

但萧劲光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校长还不到1个月,1931年12月14日,驻守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26路军,因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举行了宁都起义。1.7万人携2万余支枪要求加入红军,这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是一件大事情,但要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由于当时的中央苏区受“左”倾错误的干扰,毛主席已成为被打击排挤的对象,在军事指挥上已很少有发言权。但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还要找毛主席商量一下。宁都起义后,当时担任军委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找到毛主席,征求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毛主席告诉李富春说:“26路军的上层军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的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人很看重学历、资格,要派一个有学历、又有旧军队工作经验的同志去担任领导工作。”李富春一听就知道毛主席所说的这个人就是萧劲光,李富春也连忙补充说,萧劲光不是刚刚才去红军学校担任校长嘛!毛主席听后,直截了当地说:“事情有个缓急嘛!红校可以另外派人去。”随后,萧劲光便离开了红军学校。

起义的国民党第26路军被改编为红5军团,当时中央苏区已有红1、3两个军团,红1军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红3军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滕代远,这4位当时已大名鼎鼎,所以任命萧劲光为红5军团政委时,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包括萧劲光自己也感到意外。由于重任在肩,萧劲光颇有些压力,工作不知从何入手,就去请教毛主席。毛主席告诉萧劲光关键的还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萧劲光很快就在红5军团打开了新局面。


三、当李德等人要杀萧劲光时,是毛主席救下了萧劲光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黎川是当时中共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所在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目标。但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错误指导下,闽赣军区的红军几乎全部被调往福建作战。当蒋介石派陈诚的3个师向黎川推进时,闽赣省委、省政府奉命撤出黎川城,黎川城里只留了一个供销合作社,部队也只有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9月28日,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的外围阵地,在国民党军队即将对黎川城形成合围之时,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开始部署了紧急撤退。在掩护伤员和物资转运出去后,萧劲光带领70人的教导队最后撤出了黎川,就这样黎川失守了。


   【红军军事政治学院旧址】

1933年11月,国民党的1个师离开资溪开往浒湾,萧劲光是刚组建的7军团的政委,军委命令7军团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萧劲光率领的7军团的任务: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溪至浒湾的公路,阻敌向浒湾移动,待3军团赶到后,再一举消灭。11日,萧劲光率部与敌人激战了一昼夜,部队主动出击,并缴获了一些战利品。12日晚,当彭德怀率领3军团主力赶到时,敌人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3军团的主攻没有太好的效果,而且造成了700余人的伤亡。在3军团已无力进攻的情况下,敌人开始用飞机对3军团阵地进行反复轰炸,借着夜幕的掩护,守卫浒湾的敌人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出来接应。与此同时,被围的敌人也集中力量向红军的防御阵地突围,红军伤亡了300人。就这样,敌人突出红军的包围圈,打通了资溪至浒湾的公路。最后红军在浒湾战斗中遭到惨败。

浒湾战斗失败后,军委本想以战斗失利为名,加罪于彭德怀,但考虑到彭德怀在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彭德怀又没有直接指挥战斗,最后就移罪给了萧劲光。他们先下令撤了萧劲光的政委职务,并由彭德怀负责战斗失利原因的调查。经调查后,彭德怀认为失利的责任不在萧劲光,并向方面军总部作了说明。虽然彭德怀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萧劲光对于浒湾战斗的失利是没有责任的,但“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仍没有放过萧劲光,并以黎川失守为借口,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并把萧劲光树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

罗明是福建龙岩人,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秘密转移到中央苏区,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途经福建永定时,罗明正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当看到罗明把反“围剿”的战场布置在苏区内部,他们就抓罗明为“典型”,认为诱敌深入打游击战就是“退却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称之为“罗明路线”。其实,反“罗明路线”的实质就是反对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不仅打击毛主席,还打击赞成毛主席意见的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其中就包括萧劲光。

1934年1月6日上午11时,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萧劲光进行了公审,公审的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判五年徒刑,无上诉权。随后,萧劲光被关押了起来。这期间,毛主席派夫人贺子珍去探视萧劲光,贺子珍向萧劲光当面转达了毛主席的话,话的大意是: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的对。可以说,贺子珍带给萧劲光的毛主席的话,给苦闷中的萧劲光极大的精神安慰。其实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们决定处罚萧劲光时,李德等人就主张杀掉萧劲光,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坚决不同意,王稼祥几次拒绝签字。所以,萧劲光才幸免于难。公审后,萧劲光被关了1个月后,就被派到“红大”当教员。对此,多年后,萧劲光曾回忆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毛主席等人的保护,“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根本不会留下我这个‘罪犯’,很可能杀掉了。我是一个幸存者。”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主席重新回到党中央和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正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彻底纠正了对萧劲光的错误处理,为萧劲光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并任命他为红3军团参谋长。


四、毛主席把党中央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了萧劲光,指定萧劲光担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了研究制定八路军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战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中下旬的一天,毛主席把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叫到自己的窑洞里,对他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接受任务后,萧劲光乘坐大卡车冒雨赶往洛川。

大卡车行驶70公里后,停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冯家村。冯家村距离洛川县城有十几里的路,而且村子靠近大路,交通比较方便,比较适合开会,也非常符合毛主席要找的开会地点。唯一的不足是整个村子没有几栋像样的房子,仅有的几处庙宇,也都破破烂烂。萧劲光在几处庙宇中选了一处稍好些的,收拾一下让毛主席住。村边有一家私塾,萧劲光与私塾的冯先生商定后,决定让学生放几天假,借用私塾的教室做会议室。


    【1938年1月20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召开军政首长会议。图为与会者合影(萧劲光位于后排中)】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庄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萧劲光不仅是会议的筹备人,而且还正式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毛主席的提议遭到了少数参会人员的反对,反对者认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会前毛主席就曾多次与萧劲光交流过,并且已确定让萧劲光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为此,毛主席曾对萧劲光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在会议上,萧劲光赞同毛主席的建议。会上,毛主席为了说服不赞成他建议的参会人员,曾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党中央扎根于陕甘宁,使它成为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会人员听完毛主席的分析后,都一致赞成毛主席的建议。

洛川会议后,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整支部队约9000余人。军委还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由萧劲光出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当时的留守兵团存在不少问题,所以要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为此,萧劲光去请教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对他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随后,毛主席要求萧劲光每天晚上到他的住处汇报部队的情况。萧劲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在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萧劲光(右一)陪毛主席接见与会代表】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毛主席还风趣地拍拍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表达了对萧劲光的信任及对留守兵团寄予的厚望。


五、毛主席亲点萧劲光担任第一任海军司令员,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刁难,指定萧劲光为终身海军司令

1949年7月14日,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湖南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接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见报速来京有要事面商。”随即,萧劲光从湖南启程赶赴北京毛主席的住处。见到毛主席,寒暄过后,毛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萧劲光说:“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毫无思想准备的萧劲光,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晕得不轻。”萧劲光的意思是让毛主席找其他人担任海军司令。毛主席听后,对萧劲光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毛主席说服萧劲光后,1950年初,中央军委组建人民海军,同年1月12日,毛主席正式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965年12月,当时“文革”还没有开始,林彪就开始捏造罪名打击陷害萧劲光,关键时刻是毛主席给萧劲光讲了话,才使得萧劲光保住了海军司令员的职务,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文革”开始后,林彪、李作鹏等人开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针对萧劲光的阴谋活动,但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他们这场阴谋活动最终没有能得逞。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当时萧劲光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见到萧劲光,主动与他打招呼,并对在场的李作鹏、王宏坤说:“萧劲光是老同志,你们整萧劲光做什么?”随后,毛主席还与萧劲光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影。正是因为有这件事,林彪一伙对萧劲光迫害行为才有所收敛。“文革”期间,林彪等人又多次找毛主席告状,要求罢免萧劲光的海军司令员职务,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并十分肯定地告诉他们:“海军司令还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

可以说,萧劲光自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到1989年去世,69年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守护了他56年,而且还指定萧劲光为终身海军司令员,为人民海军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毛主席去世时,萧劲光曾饱含深情地说:“我对毛主席有特殊的感情,从我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把毛主席当作自己最敬仰的师长,我是在毛泽东同志几十年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

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通俗实用的辩证法

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通俗实用的辩证法
作者:李瑞昌
昆仑策研究院
2024-03-27


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具有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和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特点。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用得上,哲学家读来也不会感到浅薄、俗气。


“一冲”与“两冲”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抗大”讲课时与学员有个对话。毛主席说:“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蔑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我们平时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二”,就是“另一冲”,往往看不见,但是客观存在的,也许是更重要的,却往往被忽视,譬如我们平时想的是“一”,可客观实际是“二”。毛主席将他的辩证法概括为“一分为二”。并说:“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他在将通俗辩证法用于指导工作时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还多次讲:“五个指头,四个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才有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86页。)

人们在认识上常犯的毛病:就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因而容易片面,不辩证。所谓另一面,有时是一个侧面,有时是问题的反面,有时是被掩盖着的一面。总之,主观是一面,客观又是一面。毛主席说过:人长两个耳朵有好处,“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报告》)还说,当我们在反对一种倾向时,要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不注意“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包括我们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一些人,也明显缺乏辩证思想。我们经常宣传美国发生枪击案,死了几个或十几个人,总以为这是美国的阴暗面,社会动荡不安,说明不如我们国家安定。其实,这是只注意到了一面,没注意到另一面,即美国敢于将枪支放在市场上,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稳定有自信的表现。说明他们相信本国人不会拿起枪来推翻这个政权,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尽管世界上没有如果,但是,我还是说,如果我们国家也把枪支弹药放在市场上,放任购买,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我们连土枪、鸟枪以及弹簧刀都不允许民间持有,结果凶杀案还是不断。我们的主流媒体应该学习唯物辩证法,想一想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对美国的枪击案只宣传一次两次,人们不走脑子,也就过去了。而多少年来反复宣传,观众、听众就会联想到:为什么他们不担心美国人造反呢?说明他们社会的基本面还是稳定的,不是靠“维稳”。我们这就为敌人做了义务宣传。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一面,就是社会总是发生枪击事故;我们没有看到另一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稳定的自信。而后一面比较前一面更为重大、更为实质。我这是在讲辩证法的另一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是应该不会引起误会的。

还有,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断地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群众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有人曾在公开场合塑造前任总统特朗普丑陋的塑像,并加以奚落,也多次宣传拜登跌倒画面和神经发生错乱问题。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总统在美国人眼里不受尊重,但也说明了另一面,看来他们很“民主”,也很“平等”。我们这也是间接地义务宣传了这一面。

我们是否明智?就看我们懂不懂辩证法。没有辩证思想,往往会做出一些与初衷相反的、实际上愚笨的事情来。


“人民敢说话了,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

“1961年1月26日,毛主席到达天津。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等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和“一平二调”退赔等问题。当河北谈到这次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主席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


毛主席把人民敢说话视为“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这说明不让人民群众讲话,就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毛主席一贯反对把人民群众的嘴巴捂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如果百姓关心国家大事,对社会各种矛盾有个说法,就被扣上“妄议”帽子,那就是反对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也否认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帝国主义一旦发动侵略战争,老百姓能不能、会不会上前线?这是个问题。如抗战时期,会不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伪军?也未可知。薄一波有这样一段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边有人好吹,下边就有一批人‘吹喇叭’。群众把他们称之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受到赏识、提拔、重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页。)

1957年,毛主席在贯彻“双百”方针中讲了“放”与“收”的矛盾。放,就是敞开思想、放开手脚让人民群众讲意见,提建议;收,就是不允许人民群众讲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不允许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对的意见。为此,毛主席说:“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还说:“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还是要长。”少年时代的毛主席干过农活,懂得农业上的一些道理。可贵的是,他能将这个最普通的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知识用来说明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从大学教授到基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十分难得。

  【1957年,毛主席在上海同各界知名人士座谈。】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进一步分析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

毛主席在这里讲清楚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有对立面是好事,不是坏事。世界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自身存在的条件,更谈不上发展。1962年8月5日,他在谈到《西厢记》的剧情时说到“戏剧冲突”的重要性:“《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是对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戏,不然,光有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没有对立面还有什么戏呀!”(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有对立面,有冲突,才有戏,这是真理。

我们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让群众讲话。他们怕。怕什么?怕讲错误的话,怕讲反面的话,怕说不同意见,总之怕对立面。这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其实,放开让人民群众讲话,人民群众会有很多好的意见、建议,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957年5月16日,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毛主席分析人民群众提的意见时说:“自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系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毛主席还说,贯彻“双百”方针,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让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学会辩证地思考和观察问题,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学会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毛主席告诉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克西是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政变中被打倒。他的执政特点就是实行高压政策,不许群众讲话。——作者注)

让人民群众讲话,既有批评的自由,也有批评批评者的自由,人们在互相批评或争论中,就会弄明白正确与错误。同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毛主席还说:“战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解决思想问题的好方法。这使一个社会有生气、有活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表现。


“消灭地主阶级”与“地主个人要保护”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王明等人有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说法和做法。对此,毛主席在讲明道理的基础上予以及时纠正。

1948年1月15日,他在《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作为个人要保护?因为“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毛主席还说:你既然消灭不了他的消化器,总是要吃饭的。

把消灭阶级与保护这个阶级中的个人区别开来,很辩证,很有分寸,是哲学,也是智慧;懂哲学,就有智慧。保护他们的生存权,更是有“人权”思想的表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是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的体现。

有区别、讲分寸,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地主阶级与地主本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主阶级是由千千万万个地主个人组成的,他们之间有统一性。但是,地主阶级是一种生产关系,而地主本人则是个躯体,这是在认识上的区别,在处理上也要有分寸,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反帝反封为革命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为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必须消灭,消灭的是这种生产关系;作为地主本人,只要不是当地老百姓不能容忍的有血债的恶霸,只要不搞破坏活动,就应该保护。保护他们对革命事业有好处,这也是人权、人道主义的表现。

1973年7月4日,王洪文、张春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到:“人们以各种方式关注国计民生,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条件,并寄希望于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毛主席转而谈起《红楼梦》中的一些细节。他说:“各有各的心思。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史湘云哭的是自己无依无靠的身世命运,贾宝玉哭的是大观园众钗分离的结局。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46页。)

毛主席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却谈起了哲学。而谈哲学也包括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共性与个性,或称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对矛盾,属于哲学问题。人们认识事物,必须也只能从认识事物的个性开始,继而认识事物的共性,明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不认识矛盾的个性,“就不能区分这一个与那一个,就不能具体地认识事物”。(见《与毛泽东行读天下》)

地主阶级是一般,地主本人是个别。贾母死了都哭,这是一般,而每个人哭的原因,各有不同,这是个别。毛主席对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论述,超过了马克思、列宁。马克思、列宁也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但是,真正展开论述的只有毛主席。他的哲学专著《矛盾论》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占40页,其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一题就占了16页,占全篇文章的40%(其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一节,也属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一种)。我说这些,是说毛主席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极为重视,真正展开论述了。事实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个别。毛主席说过:“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件共同的东西,这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毛主席一贯反对输出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认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不应照搬中国,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他们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对于改革开放,这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积极进行的策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没有沿着列宁所说的的“垂死”的命运走下去,而是“垂而不死”,并不是列宁的判断错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地改革,譬如注意提高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生活待遇。待遇明显得到提高,就不想造反。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很明智,他们这一改,资本主义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了。但是,他们解决不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与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最终灭亡的命运是自身不可克服的。

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对外开放。对于不对外开放的国家,他们用飞机、大炮逼着开放,目的是掠夺别国资源,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同样很明智,吃亏的事是不干的。至于我们国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将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自然是很必要的,也很正确。但是,作为对外开放,应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准则,不是别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开放什么。如食盐、自来水、央视股权等就不能对外开放,对于金融、资源等的对外开放要有科学地论证。这就是说,开放要有节制,要有度,不是越开放越好,也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对于改革,也要根据本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在这一国情下,怎样改革?改革什么?坚持什么?必须从理论上,特别是从方针政策上明确起来。不能一“改”了之、一“开”了之。

总之,我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只要“放”就好,只要“改”就好。毛主席说过,“形而上学最省力,而辩证法法是要费力气的。”


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

战争中的内线与外线,是涉及战争主动权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中国革命初中期,包括抗战时期,总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因此,从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作战,我们不得不处于内线,即被动的位置。但是,毛主席则运用唯物辩证法把这种态势转化过来了。他说:“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术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但是,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不会改变。这个条件就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他说过: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还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面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7页。)




毛主席说:由于我军总是在战役、战斗上变成了强势,这就改变了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整个的战略态势,即变为事实上的“我强敌弱”。这是中国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条件之一。毛主席的这一军事思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自然界、人世间发展的规律就是波浪式地前进的。毛主席形象地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页。)敌人有一波,我有一伏;我的一伏,也会转化为一波;敌人的一波,也会变为一伏。波与伏,在风力这个条件下,就会相互转化。

我国现在从总的情况下也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先,美帝国主义自身就强于我们,其次,我国周围属于它的盟友、喽啰们,使我们处于被包围的战略态势。但是,这种被动的局面也完全可以转化过来。如果我们集中优势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选准一个最合适的敌人速歼之,然后调准枪口,集中教训另一个敌人,打歼灭战,各个歼灭敌人。像1962年教训印度那样,先打垮它,再与它谈判。根据美国历来的做法,它在多种情况下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援武器打代理人战争。因为运输路线很长,在短时间内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给我们争取了时间。这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间。在猝不及防的条件下把事做成,这是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关键。时间越短越好,完全可以说,时间最短就是胜利,时间一旦拖长,陷入胶着状态,就是失败。俄乌冲突开始阶段,俄罗斯的一个致命失误,就在这里。集中兵力、集中时间和瞄准一个敌人把它打垮,是我们取胜的最重要的条件。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时间。不过,这个重点不是台湾,而是周边的某个敌人。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战争的辩证关系,就是革命战争的利弊。战争总是要死人的,经济上也会受到损失。但问题还有另一面,一支军队,四十年、五十年不打仗,这支军队就有可能自发地垮下来,至少失去野性,把自己搞得外强中干。实战,这是军事演习、训练、阅兵代替不了的。金一南曾说:实际打起仗来,我们的办公室将军至少会垮掉一半。打仗和不打仗的利和弊,就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管”

1950年10月27日,毛主席知道了美军要过“三八线”的信息,即“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他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美国军队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1950年10月3日。)在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出发前,向毛主席辞行时,毛主席坚定地说:“如果只为今天,这一仗可以不打;但为今后几十年,百余年考虑,这一仗必须打!”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1950年10月27日,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19天后,毛主席“邀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主席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需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的一把刀插在我们腰上,把越南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他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毛主席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是不容易下的,别的不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还说,“会上,大家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朝鲜亡国了,我们会怎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呢!”毛主席这个话说明,如果打不好,对国家,包括对毛主席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他接着讲了经过反复斟酌的话,“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态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朝鲜。”(张民:《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67页。)确实的,在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面前,“犹豫、退缩、担心、害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进一步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老虎面前,“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




这场战争“打不起”,这是一回事;而必须打,又是一回事。“打不起”,不等于不打,也不等于打不赢。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打不起,更打不赢。然而,毛主席作了综合的分析:不仅看到因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因而“打不起”的一面,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需要建设,因而“不能打”的一面;更看到高超的决策、灵活的战术和指挥的力量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教育出来的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还看到了朝鲜多山,地形狭窄,便于我军善于打近战、夜战的优势和美帝不得人心、战线过长,飞机大炮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等因素,因而大有“打得赢”的一面。在毛主席看来,后者更为重要。

事实上,到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把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上”。

毛主席还有句名言:尊严是从战场上取得的。言外之意,靠抗议,靠说理,靠打嘴仗,一句话:靠空话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许多人总是把自己的发展寄希望于美国,希望与美国搞好关系。且不说搞好搞不好,只要看看毛主席富有辩证法的那句名言就明白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越是不怕,越是斗争,越能达到目的。靠退让,靠“克制”,靠“高姿态”,敌人是不理会这一套的,这只会得寸进尺,我们也会引狼入室。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说话是否算数很重要。1950年,在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后,毛主席、周恩来告诉它们,不许过“三八线”!结果,他们不相信中国敢于出兵赴朝作战,真的越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就真的出兵朝鲜了,而且出兵人数令麦克阿瑟吃惊。结果把它们打回了三八线以南,不得不进行谈判。在后来的美国侵越战争中,1965年11月,毛主席警告他们,“不准越过北纬17度线!”毛主席的这11个字的话,宛如悬在侵越美军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真就成了下给美军的圣旨,比百万雄兵还要管用。美军不仅没敢越过,据说为了预防万一,在飞机上还安装了警报器,一旦接近北纬17度线时就发出警报。

唯物辩证法认为,说话算数是个实践的观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同时,说话算数也是诚信的表现。不说是不说,说了就言出法随,决不食言。辩证法不是变化法,说变就变,言而无信。辩证法也讲变,但这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经过斗争,具备一定条件下的变,不是变戏法。所以,说了话就随意变,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失信的。


“放弃土地”与“保存军力”

在革命战争中,有一些人对于毛主席在战争中“放弃土地、保存军力”的策略,不甚理解。认为争取了土地,又放弃土地,是自相矛盾。为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提出“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他说:“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509页。)





在革命战争中,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做出过放弃的决定。在“四渡赤水”之中和之后,为了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围堵,红军主动放弃了辎重;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毛主席主动放弃了延安;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也主动提出放弃南京周围的几片解放区;在西安事变后,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毛主席放弃了农村平分土地,改为减租减息等。其实,放弃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蚀本生意。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是来取得的。取得是一种本领,放弃是一种清醒,二者都需要智慧。有本领取得则当仁不让,依法取得是一种光荣。有得,才会有舍的资格;有舍,才能再得,或在精神上获得。放弃不必吝啬,懂得放弃是聪明的表现。人在青年时,取多舍少,取知识,取智慧、取本领,也有放弃,放弃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中年时,有得有舍,取得财富、取得朋友,放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年老时,取少舍多,取得健康和天伦之乐就可以了,应放弃身外之物,多多施舍。但是,事情往往反着来,越到老年,越看重财。所以,一些骗子就利用老年人贪财,先放出诱饵,然后进行诈骗,于是屡屡得手。孔子说:青年戒之在斗。及至中年,戒之在色。及至老年,戒之在得。这是很有道理的。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个话本身没有错,在富裕起来的过程中,总是有先有后,不可能也不应该喊着“一二一”,齐步走地富起来。凭着诚实劳动富起来,也是光荣的。但是,问题出在“先富带后富”上。按着资本集聚的规律,富的往往越富,穷的往往越穷,最后,富人的富与穷人的穷成为共生共长互为结果的现象。换言之,富人的富是建立在穷人的穷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存在剥削和阶级的依据。单就个人来说,自古以来,不能说所有的富起来的人都是“为富不仁”,但“带后富”是极其少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带”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语言。穷和富这对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穷则思变”,就是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穷人靠自身的拼搏,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靠“带”,靠不住,也不存在。

那些搞企业经营富起来的人们,如果不顾质量、不顾信誉,一心一意只盯住一个钱字,反而赚不到大钱,也会转化,与初衷适得其反。


“吃饭于前”与“拉屎于后”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到对于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时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509页。)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讲到: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于去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1-212页。)

听说有人大代表提案: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需要1800亿元。于是就有人说国家这个钱拿不出来。也有人算了几笔账,具体是什么账就不说了。但任何一笔花销都比这个钱多得多,而且与全民免费医疗比较起来并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些,也不说这个,只说辩证法。我们的经济发展靠什么?说到底,是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不是靠几个公知和精英,他们一块砖也不会搬,一个瓦也不会添。如果全民实行了免费医疗,全国人民都高兴,其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这样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有多大,无法计算。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要比1800亿元不知道高出多少倍。毛主席认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在经济价值上会明显地体现出来。可惜,我们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经济学砖家精英们,不懂得这个辩证规律,因而误了全国人民。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经济的学说。


“不去谈是对的”与“去谈也是对的”

这个话咋听起来自相矛盾,近乎强词夺理,也不合逻辑。但是,这是毛主席说的,这就是辩证法。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事情本身对不对,该不该去谈,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时空条件。时空,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绝对不可忽视。事物的内容具备了,但时空不具备,同样不能发生变化。毛主席深刻指出:我们的马列主义老爷们,读了许多马列的书,就是不注意运用时空条件。“当时不去谈”,因为时间、空间不适合去,不去谈是对的;现在时间、空间等条件具备了,去谈也是对的。


   【毛主席对蒋介石第三次邀请赴重庆谈判的复电原稿】


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到:“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南京周围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0页。)

去谈和不去谈,都是针锋相对,都是对的。这不是在搞“两门赢”,究竟去谈是对的,还是不去谈是对的?去还是不去,“要看条件”,就要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在这里,毛主席实际上是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一切以客观条件为转移”。不去,是因为过去国民党的邀请,都是单方面做熟了饭的,我们去就明摆着上当,蒋介石以及他们的同僚们还会认为我们是傻瓜,认为我们气馁了,害怕了,于是祈求和平谈判,所以不能去;现在去,是因为:一方面有谈成的可能,一方面要击破他们宣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是,他们要真正将革命军队打垮,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要进行舆论战。那末,他们就讲讲现实主义,他们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要讲,所以要去。特别是,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似乎表现出诚意,我们不去,就丢了一招。

当年毛主席上井冈山时谈到,“蒋介石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但他就是没有禁《水浒传》”。而当时跟随上井冈山的,大都“是看了《水浒传》才上山的”。用毛主席的话,上山当“山大王”。他说,中国历史上官方对“山大王”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还说,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毛主席对《水浒传》很熟悉,也可以说有些感情。他在其哲学专著《矛盾论》中举例:“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3年秋,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等根据《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故事创作了京剧《逼上梁山》。1944年1月9日晚上,毛主席观看了该剧后大加赞赏,连夜给两位编导写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应该说,后来的八个京剧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就是在毛主席“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的这一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


   【1944年1月9日,毛主席观看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连夜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的信。】


现在,我们禁《水浒传》电视连续剧,是不明智的。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以及《水浒传》都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也很成功。其他三部电视剧都反复播了,唯独《水浒传》电视剧没有播。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为禁止是容易引起非议的,而且禁止的原因国人也会猜到。辩证法告诉我们,越是禁止,人们越是想念,会起反作用。包括八个京剧样板戏,禁播或不播是下策,引起公众的反感,效果适得其反。在民间,不说京剧爱好者,就是一般人,都能唱出京剧样板戏的几个段子。无论什么,有错的东西,可以批评、批判,也可以反批评、反批判,社会生活活跃了,生气勃勃,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里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做到“维稳”。

还有,所有出版社都禁止出版有关写作毛主席的书,这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做法。一个政权,一个社会,稳定不稳定,不在于禁止、禁播什么,而在于走的方向、路线和实行的政策。那些形而上学的“禁止”,实际上起了反作用。


医生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

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

“你的医学知识怎么学来的?”“你最重要的老师是谁?”主席向我发问。

“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从实验室中学来。”

“你忘记了,你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老师或书本上的‘病’,也都是通过得病的人在防治过程中总结积累起来的经验。病人对医学作了贡献。你难道不应该向病人学习吗?先有病人后有医生呀。”

我理解主席的意思要我重视实践。”徐涛说。

“临床医学的‘临床’,这两个字用得好,不到病人的床边亲自调查研究就看不好病。”主席补充说。

他还向我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说:“真知都是从实践产生的,是直接经验,但是不可能每人都经历直接经验,比如地球是圆的,地球围绕太阳而运行等已成定论,不必每人再去重复取得直接经验。我们从书本上学习间接经验可以取得知识,因此读书学习就很必要而且重要了。所以我们是在前人实践的终点上作为我们学习的起点。”他又说:“只读游泳书,不下水去游也永远学不会,所以读书又不能脱离实践。”他还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只跟着别人的脑子走,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是反对死读书与读死书的。

他说,“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要了解病人的心理,你说的话病人不信,你给的药他不吃能看好病吗?他不听话不吃药,为什么?你们分析过吗?不要以为问题都在病人。医学是一个学科,心理学又是一个学科,我想医学和心理学将来是要结亲的,要发展医学心理学、病人心理学。中医看病讲究节气、气象与疾病的关系,西医就不重视,我看气象和医学也要拉起手来。有政治经济学、有古生物学,你们医学里不是也有法医学、生物化学吗?这些边缘科学都是按照需要发展起来的。”他说这话是在50年代初期,而“医学心理学”、“气象医学”等确是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他讲了医学辩证法,他说:“你们诊病未确诊时在诸多诊断中要排除其他,尽可能肯定一个最大可能的病,一旦肯定后也不能万事大吉,在诊治过程中要随时再试行否定这个诊断,如果始终不能否定,则诊断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减少误诊漏诊机会。这比单纯肯定更全面些。治病时也不要一切依靠药物,要重视加强与依靠病人自己的抵抗力,在适当时机帮他一把。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为主,必要时再给以外援。每个人生理反应的差异很大,对他诊疗的方式也要变化,我看医学里也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是我的医学院校以外的“医学导师”,对我在以后的医学实践中很有启发与帮助。(据徐新民:《在毛泽东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19页。)

“你最重要的老师是‘病人’”,“先有病人后有医生”,“在前人实践的终点上作为我们学习的起点”,“不要只看病而忘了看‘病人’,”“治病也要注意自力更生为主,必要时再给以外援。”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到位!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医疗工作中的深切体现。我敢说,大哲学家们、大医学家们、专业医生们,也都难以讲出如此全面而又切合实际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医学是在为病人治病中发展起来的;病人和病是一体的,但又不能等同;治病需要用药,但是,绝对不能忽视病人自身的抵抗力,用药过多过滥,特别是用抗生素的时候,尤其要见病见人。不仅被毛主席言中的“医学心理学”、“气象医学”等确是近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对于慎用抗生素等药物,毛主席早有提醒,也是最近些年才在医疗工作中被重视起来。毛主席不是学医的,他能说出切中医疗要害,能够预料到一些医学边缘学科的建立,得益于他深厚的哲学功底。


   【毛主席和吴旭君】

难怪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毛主席曾向她戏说过:“你就在我这里读书学习吧,读‘毛泽东大学’。”毛泽东本身确实就是一所著名大学,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他知识广博,主要是因为富有辩证思想,联系实际讲什么都讲得深刻、透彻,而且做到了“诲人不倦”。

我们现在的医学专家们、医疗工作者们,很有必要学习研究毛主席的这些论述。虽然他说的大都是家常话,但是,其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医生、病人、疾病之间,病人是老师,病是认识的对象,医生是认识的主体。一代一代的名医是怎样产生的?医学名著是怎样来的?就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许多医生将病人的疑难杂病治好了,于是就取得了正面经验;不能排除,也有将病人治死了的,于是就有了反面经验。对正面经验、反面经验进行总结,就有了名医,就产生了医学名著。医生取得了正面经验,病人要感谢医生,但医生想不到病人的贡献;而取得反面经验,病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是生命,这个贡献就太大了。

实际上,毛主席关于疾病、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仅适合医疗工作,而且也适合其他行业。譬如,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干部,是否想到应当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呢?是否想到自己的下属也是老师呢?这是应该想到的,因为这是实际。一个人担任几年市县委书记、市县长,水平能力会有明显提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有自学和上党校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从领导工作的实践中得来的,是从自己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那里学来的。所以,毛主席一贯强调,当老师的要向学生学习,当领导的要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还想到,我们的一些经济专家们、公知们不深入到农民、工人等群众中去,听听劳动人民对经济政策的意见,看看他们有些什么新鲜经验,而总是坐在办公室里搞什么脱离群众的“顶层设计”?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背离。脱离实际的所谓专家,为什么老百姓称他们“砖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读了一些经济学专著,不明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况且,一部分经济砖家,千方百计论证私有化的好处,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更加脱离群众,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与憎恶。


反对称“毛泽东主义”,也不称“毛泽东思想”

1948年8月,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打电报请示毛主席和周恩来。毛主席回电说:“那说法是很不适当的……必须号召学生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在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是枝叶。”

1953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未写进决议中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要把中国的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解释说:“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自己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动予以终结。“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著称于世的。但是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主席自己。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毛主席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主席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的著作’等字样’。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党内还是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主席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8-1499页。)


1954年12月19日,毛主席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迫。”(《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实际上,不仅毛泽东思想已为全党全国人民所接受,而且在中共高层以及知识界,有不少人多次提出“毛泽东主义”的命题,也为许多人所接受,但均被毛主席本人予以否决。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既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也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可是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公认的。个人之见,毛主席不愿意在自己在世时定下有关个人名誉等类问题。属于自己政治名义以及功过评价问题,他相信人民群众、历史会作出的结论,自己说了不算数。他说:与其自己在世时定下,在逝世后被后人否定,倒不如自己主动否定自己。这是他的历史清醒、理论清醒,也无疑是他唯物辩证法这一政治智慧使然。

许多人认为,这是毛主席的谦虚。其实,这不是用谦虚可以解释得了的,这是毛主席用唯物史观看待问题的结果。它尊重人民的选择,尊重历史的选择。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主要的矛盾与事物的实质

毛主席在他的哲学论著《矛盾论》中说到:“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接着说:“千万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到1948年初,已经改变了“敌强我弱”的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这时,毛主席审时度势,全力捉住了决战的主要矛盾,就是“剑指东北”,并抓住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关键,直取锦州,把国民党东北军堵死在东北境内歼灭。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东北是工业集中产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解放军前线的物资。于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全国的基础。这是毛主席抓主要矛盾解决大问题的一个杰作。

毛主席在谈到抓事物的实质问题时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毛主席对于看事物要看实质,把现象只当做入门的向导的实例比比皆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地农村在麦收季节,打麦场里多次出现火灾,于是,中央制定文件,提出许多具体措施予以纠正。此件报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于是中央文件从如何改进领导作风为主题重新起草下发,很快解决了麦场失火问题。

现在,我们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不少,腐败蔓延问题、民间凶杀问题、诈骗横行问题、道德滑坡问题、信仰缺失问题,以及市场萎靡不振、经济下行压力、资源浪费问题,还有食品、淡水、空气、土壤污染问题,特别是小学语文教材问题等等,不仅性质严重,而且面积较大。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这些都不是事物的实质,不是主要矛盾,实质问题、主要矛盾问题是私有化。这是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源头。”要解决现存的这些问题,必从经济制度上考虑问题。还有,为什么多少年来不能出现诸如大庆、大寨精神,焦裕禄、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红旗渠精神,问题是否也在这里?

前期,湖南省委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其实,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适合什么经济、政治制度,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群众路线与群众实践

群众路线是在尊重群众的历史地位基础上的工作方法,这主要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以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出发。群众实践是指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共产党的重大决策一般都是来自于群众,经过加工,再回到群众中去。

走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对人民群历史作用的充分认知。毛主席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他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认知决定的。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还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到晚年,他又念叨起这句话时,特意加了一句:“包括我自己。”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就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笫791-792页。)这是毛主席拜群众为师,尊重和相信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基本依据。正因为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这样的认识,所以,人民群众在他的全部身心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毛主席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以《愚公移山》感动了神仙下凡搬走两座大山为题,把人民群众喻为“上帝”。毛主席认为人民群众是“先生”、“诸葛亮”、“真正的英雄”,并喻为“上帝”。他十分清楚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关系。他说过这样的话:“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群众学习。认为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可以没有水。”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心底真诚、思想深刻,可以说,比一个基督教信徒相信上帝还要虔诚。

在虔诚地对待最基层的劳动群众方面,毛主席对人民群众还有进一步的认知。他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由最底层、实践着的劳动者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了文明和文化。所以,毛主席在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就在《宪法》中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据(德)冈瑟·斯坦因说:“当我在几次会见他的长谈中,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还给他们。’我坦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他说:‘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为人民,靠人民,靠人民的信任工作,这就是毛主席的信条,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不仅信任,而且忠实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做。
越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毛主席越是尊重、重视。在延安期间,逢年过节,他总是想到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一起过节,或请到家吃年饭。他十分反感在群众面前摆架子。他说,“人一当官,就爱摆架子,这是官场通病。有些人,官越大,架子也越大,越不会说话;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却也很大。架子与官位不能成正比。毛主席当的官,当然大了,但是,官大架子并不大。(伊·爱波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页。)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平时,他不带警卫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与群众交谈,拉家常,问寒问暖。”毛主席在与平民百姓谈话时,由于个子高,总是微微弯下腰,看着老百姓的眼睛。在延安时期,他在各种场合下照相,不一定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导他站在中间,大多情况下是随便站在一个什么地方。”


   【毛主席于1939年在延安杨家岭同农民交谈】


正因为毛主席真诚地相信人民群众,所以他非常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他的一些重大决策大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农村卫生医疗体制产生于上海郊区的一个村镇。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听取卫生部汇报工作时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在这一著名的“6·26”指示下,经过短暂培训,涌现出一批农村卫生员。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他们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白天务农,晚上行医;他们没有固定编制,不需要政府发放补贴,只靠半农和行医微薄利润维持生活;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解决或大大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构成那个年代农民看病用药的一种新的“准体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是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主席在当天读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并立即做出了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摘自李砚洪《赤脚医生——20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作为极为关心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事件,作出了肯定性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则由上海郊区一地瞬即推广到全国,在当时的农村,“赤脚医生”遍地开花,解决了农民看病用药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将军下连当兵”活动来自于昆明军区何云峰大校的做法。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昆明军区陆军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在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的影响下,以列兵身份深入连队,编入班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与连队官兵打成一片。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锻炼了意志,学习到基层经验,转变了作风。后来,经《国防战士》《云南日报》《解放军报》报道,毛主席看到了他的事迹,极为重视。于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发出号召:“军队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他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9月20日,原总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许多高级将领更是表现突出。有一位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经过下连当兵,学习了基层官兵的好作风,了解了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思想情况,自己思想上也受到了教育,还使基层干部战士受到了教育。另有一些副产品,多年无法治愈的失眠问题解决了,吃饭香甜了,真是一举多得。

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列兵——战士诗》,歌颂了我军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连当兵的事迹。诗云:“我连来个新‘列兵’,军龄赛过我年龄。虽然革命这样久,还和我们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岗,下得岗来又劳动。工作积极守纪律,真是一个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饭粗,不嫌士兵铺板硬。唱歌学习全参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问此人他是谁?就是我们的老司令。”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活动,不仅在军内,在社会上,在老百姓心目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下连当兵的许世友上将(中)】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活动中,许多高级将领带头参加,其中不乏一些战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将、中将的身影。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等年过半百的上将,带头下连当兵,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他们说,与战士感情融洽了,身体也好了,晚上可以呼呼睡上一大觉。

这种光荣传统,主要来自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精神,而不是来自那些公知、砖家们坐在一起开个讨论会,搞个“顶层设计”。他们搞不清自己与广大群众的关系。这样的决策脱离群众的实践,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同时,也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