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日月同辉

毛主席周总理——日月同辉

作者：李克勤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1-09

（以下文章来源于济学 ，作者李克勤济学勤为径）

【李克勤题记】43年前的今天（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幸运的，我们不仅有太阳一样的毛主席，还有月亮一样的周总理，这样一对革命的同志，名副其实的是日月同辉。

光环升腾宇宙，日月同辉地球。

苍天有眼辅助，彻底为民排忧。

舍己立公信念，终身敌忾同仇。

今日缅怀伟人，学习进取奋斗。  

    这幅中国画取材于摄影师钱嗣杰的一幅著名照片：

那是1966年10月1日晚上9时左右，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国庆朵朵绚丽烟花，毛主席参加了一天的活动，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转身离开了城楼向电梯间走去。钱嗣杰和警卫战士很纳闷，赶忙跟在后面。毛主席到城楼上参加活动，很少坐电梯，经常背着手走楼梯。这一次老人家乘坐电梯下楼，看来心情挺急迫。电梯稳稳降到地面，毛主席健步穿过中间的城门，向金水桥桥头走去。 

    　

广场上的群众看到伟大领袖正向自己走来，欢声雷动。毛主席非常高兴，向群众频频点头，既好像和大家打招呼，又像在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观看焰火。老人家微笑着坐在地上，双腿就势一盘。这个时候，周总理也从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跟了下来，见毛主席席地而坐，也高兴地坐在桥头，两人完全融于人民群众欢乐的海洋里。 

    　

北京的秋天夜冷风寒，警卫员担心毛主席受凉，掉头往回跑，想去搬把椅子。毛主席立即摆手制止。一直未离左右的钱嗣杰正好站在两位领导人的对面，身后的群众已经向他高喊：“那位同志快坐下来，快坐下来。”

钱嗣杰意识到自己挡住了大家的视线，可不能马上坐下，职业敏感告诉他，这“突发”的一切太感人了，太难得了，一定要记录下这千载难逢的瞬间。他迅速调整焦距，按动快门，一张珍贵的摄影作品诞生了。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周恩来總理与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与被领导位置，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總理，经过他们生前以及身后的实践检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们之间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关系，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之间从未有过的新型关系。只有毛泽东主席文化里，才会有这样的关系存在。

在所从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事业中，因为分工，他们的角色有所区别，一个是主席，一个总理；他们的功能也有差异，毛泽东主席可以比作太阳，他是一个光源，而周恩来總理可以比作月亮，他始终借助太阳的光，太阳和月亮都是为了照耀同一个目标，就是地球，毛主席、周總理的地球主要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民，当然还有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也与中国人民共享。

必须指出的是，太阳和月亮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仅仅只有中国，也不仅仅只有地球、月亮、太阳，这个世界是宇宙。从道层面讲，毛泽东、周恩来思想深处的共性来自他们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才是他们成为伟大人物，成就伟大事业的思想根源。即是说，那是道器变通之根，在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他们的道器变通之变，逐步形成了道器变通之基。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宇宙观，那么，他们的事业就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类似，有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相当于有了理论基础，太阳、月亮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方位、方向，就可以知道地球需要什么样的光和热，从而太阳和月亮最终找到了和地球共同运行的系统，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毛泽东思想。

自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过去想不通的，开始想得通了；过去说不通的，有了说得通的依据；过去行不通的事情，也开始行得通。

从此以后，地球不分白天、黑夜，都有了光明，中国人民心里有了从未有过的亮堂。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毛泽东主席，这个太阳，具有自发的、原创的动能，具有理性的穿透力，他发现了周恩来總理这个杰出的，无与伦比的的合作伙伴，太阳周围的星星很多，但月亮的确只有一个，这是历史形成的，也和周恩来的“月亮”心境有关，平和、纯粹、透亮。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运用自如，这对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基础作用，同样周恩来總理也是一样。正因为早年便对诸子百家，包括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

主席和总理，只属于他们两位的称谓，那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革命，象征着胜利。这幅画取材于这幅照片：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的1964年11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主动与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接触，但苏共当局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时期形成的对华政策。

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着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的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攻击污辱毛泽东主席，胡说什么“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

面对这一挑衅，周总理当面予以严厉驳斥，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总理回国到达北京时，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到机场迎接，请注意11月的北京天够冷的，可是主席和总理都没有穿大衣，这说明两位中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阳气十足，豪气冲天。

毛主席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意志，这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世界上最强的对手，最终还是在主席面前低下他们高傲的头。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总是善于化险为夷。在建设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总理坚定地贯彻执行。

毛主席周总理，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周总理共同的杰作。毛主席是人民领袖，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这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丝毫的夸张。

中国过去为非洲人民，为世界人民做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好评。毛主席在这一点上是深谋远虑的，周总理为此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坦赞铁路管理部门就把毛主席像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像在一起悬挂。

   【毛主席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外国朋友在一起（1959年）】

毛泽东主席文化，无疑是中国的，当然也就成了世界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谁都知道，周总理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如此经典的艺术作品，导演的心境是不能掺沙子的。1964年10月6日，毛主席和周总理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75年初四届人大作报告时，周总理明确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这份不长的报告里，还有一段话，是指导“四化”的：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毛泽东主席撰文、周恩来总理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李克勤后记】在毛主席成为全党全军领袖前后，我们可以对周恩来的历史做个比较，看看他的成就如何。可以说，周恩来一生的最辉煌成就，几乎全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取得的。难道不是吗？

谁能领导的好像周恩来这样了不起的人？只有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之道，周总理悟得深悟得透。

周恩来總理把毛泽东主席当作最亲近的人，不光是由于他们的一致性。一致性是成为同志的大前提，而两个人成为亲密的合作者，光靠一致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互相之间能够协调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经过实践检验，周恩来心悦诚服地服从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后，毛泽东主席也在周恩来總理面前没有任何虚伪，这恐怕是周恩来心里最清楚的，所以周恩来總理在毛泽东主席面前“只有阳谋，没有阴谋”（这是毛主席的话）。我们看到毛主席对于周总理的批评，不仅多，而且有时还很严厉，有人可能以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什么其他意思，这完全是误解。其实，这是他们两位特别的沟通，试想，如果毛泽东主席批评周恩来總理还留有余地，那可是大问题呀！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具有崇高的威望，一般人谁敢去批评他呢？

如果没有批评，时间久了会怎样？

这时毛泽东主席的批评，那对于周恩来總理是多么大的爱护啊！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信心，恐怕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两位之间的肝胆相照，那是觉悟，是境界。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席是中国的大幸，中国出了个周恩来總理也是中国的大幸。中国在二十世纪这个阶段，有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總理这两位杰出人物的携手合作，那是中国人民大幸之中的大幸！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周总理的精心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的道器变通，成为千古绝唱。

吴冷西忆毛主席：又斗争又团结

吴冷西忆毛主席：又斗争又团结

作者：吴冷西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1-06

（九）又斗争又团结

从香山到中南海

1959年4月19日是星期日，天和日暖，我大清早就同家人一起去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饭和休息。

这是旧地重游。1949年3月底，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搬到北平，开始就在香山驻节。我同新华总社的部分编辑人员随中央到达香山，编辑部就设在香山饭店。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因山泉汇成两个清澈见底的池子而得名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也住在香山。刘、周住在香山饭店旧址东面两栋小楼里，其西就是新华社编辑部所在的香山饭店；由前后三排四合院组成。当时新华社社长是胡乔木，副社长兼总编辑是陈克寒，我是副总编辑。编辑部写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审阅，其中特别重要的还要送毛主席审阅，这是中央在西柏坡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时立下的规矩。我每晚11点左右带着最后审定的稿件乘车进城，到设在司法部街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位于现在人民大会堂西边，已在1959年拆除）的新华总社城内办事处，向北京各报发稿，并处理北京分社当天采写的重要稿件，然后连夜返回香山。直到8月间编辑部搬进城内司法部街为止，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恩来同志从5月份起即忙于筹备人民政协，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办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6月到8月访苏，回国后即搬入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为新华社写了许多重要评论和新闻。他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双清别墅写的。他直到9月中旬写完了五评艾奇逊白皮书的新华社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才搬入中南海菊香书屋。

这次重游香山，离新华社搬离此地，差不多快十年了。由于整个上午游览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地，相当疲劳，我在香山饭店餐厅吃完午饭后就到后院我原来住宿的地方休息，准备午睡。正在这时候，服务员来要我接电话。我一时有些纳闷，怎么电话打到香山来找我了？我接上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同志找我说话。这时我心里想，中南海的总机话务员真了不起，居然能打听到我在香山饭店。罗光禄同志的电话很快接通，他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城参加会议。这样一来，午睡不成了，我马上坐车回城，直奔中南海。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当我走进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冲着我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我赶忙说，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开始反击

毛主席接着说，昨天（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我问：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毛主席说，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总理还补充说，《声明》行文不用第一人称“我”，而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点。

少奇同志还谈到，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会上还提出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他意见。最后毛主席提出，时间不早，会议到此结束。他要我当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他夜里等着看。

我散会后即回新华社起草评论，晚饭后继续写。完稿并打出清样送中南海，已是20日凌晨3点多了。

第二天（4月20日）下午，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我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毛主席还要胡乔木和我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辞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我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4月21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我赶紧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隔了一天，4月22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也列席了。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毛主席这里提出《人民日报》抓紧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会议上指示我着手准备的。

西藏叛乱

本来，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3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做好平定爆发叛乱的准备，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他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主席的建议。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着重加以解释。周总理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1959年3月西藏平叛】

毛主席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我3月23日到达上海时，大家议论集中于西藏叛乱。会议的第一天，毛主席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小平同志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主席提到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1955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小平同志传达后，就指定我同有关同志起草一个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我们起草后经乔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审阅。毛主席于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常委同志以及乔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华社在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这以后，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杭州。我随周总理也去杭州，任务是参加修改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周总理的报告稿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3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具体布置我着手起草评论，他由此想到并确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由我和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吸收张彦（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和浦寿昌（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参加，直接归他和小平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在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4月3日在《人民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我先把《人民日报》一篇观察家评论修改好，经周总理审定后于4月15日发表，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政协会议也同时举行。西藏叛乱事件成了这两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之一。

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乱事件上的反华言行。我参加会议后回来赶忙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和布置。当天夜里，我想到前些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印方的反华言论极为克制，现在开始反击，应当有一篇解释的文章，于是赶写了一篇题为《予诽谤者以打击》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发表。4月24日又发表了两篇短评。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4月25日，毛主席给乔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4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乔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国际宣传小组26日讨论毛主席的信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以斗争求团结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回答说正在修改。接着，毛主席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三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会上其他常委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最后毛主席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我先修改出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这以后的几天，我同《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的同志集中时间修改文章，于4月30日修改完毕，即送乔木同志。乔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

高屋建瓴与刚柔相济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了不少意见，主要有以下6点：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六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乔木和我当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3日一整天，乔木同志和我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一起修改稿子。乔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我同浦寿昌同志从旁提些意见请他斟酌。我们从上午9点到夜里9点，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乔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会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因为原则意见上次会上已提过，并经乔木同志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他还要我们在第二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他看。这样，乔木同志同我和浦寿昌同志，5月5日再通读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饭前就最后审定了。我在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华社翻译，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时播出，《人民日报》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报纸仍然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横加指责。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说，文章“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争取与留有余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5月11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毛主席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主席还特别对我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在这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纠正大跃进时期工作中“左”倾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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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作者：老牛尹龙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1-05

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毛主席看了三遍信稿，写了很多批语，并于同年12月17日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部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刘少奇信稿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人性问题。毛主席的批语肯定了刘少奇的一些正确的观点，也批评了刘少奇的许多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是一篇珍贵的哲学资料。

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及毛主席的批语

1943年6月28日-12月17日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

【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

【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

【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毛批：比较深刻。认识也是无穷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　　

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　　

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

【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

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　　

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他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　

【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理性等。【毛批：动物亦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地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　　

【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

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　　

【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　　

【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

【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　　

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

【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

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

【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　　

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　　

【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误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

【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

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

【毛批：二元论。】

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　　

【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地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

【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在于用工具劳动。】

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　　

【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　　

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　　

【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　　

【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　　

【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

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地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具有的两种基本属性。　　

【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　　

【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缘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

【毛批：否。】

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　

【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　　

【毛批：这些都说得好。】

　　

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

【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

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　　

【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

　　

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　　

【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

【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　　

【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他们的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

【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地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附录】

毛主席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少奇同志：

给续范亭信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少奇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及毛主席的批注一起送毛主席。】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老牛尹龙”）

学习毛主席

学习毛主席

作者：莫小培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1-02

郭沫若曾经提出，全国的少先队员要学习毛主席，并将此写入了队歌歌词。

毛主席一生心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可以说他可学的地方很多，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他老人家三点品质：   

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是历史的自觉性；   

三是掌握辩证唯物论。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基础，是初心，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决定的，毛主席以自己一生的奋斗诠释了“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谢绝了瞿秋白同志留他在中央工作的好意，孤身一人回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然后带领这支起义军上井冈山，开始在枪林弹雨的战争生活中艰难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把大后方的几百万军队调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原抢夺胜利果实，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当时全党都怀疑这是老蒋的鸿门宴，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如果不去，就会给老蒋以发动内战的口实，如果去了则可以在大后方树立共产党的形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如果老蒋还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毛主席就是以这种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而老蒋则调兵遣将，发动内战，从道义上未打先打输了。    

解放战争中，当胡宗南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带领中央的前委留在陕北，与西北野战军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拖住敌人有生力量，当时毛主席只要东渡黄河，就进入了有大批野战军的晋绥根据地，就有了安全保障，而毛主席让朱老总、刘少奇等到相对安全的解放区去，而自己留在敌后牵制敌人，指挥全国战场举行战略反攻。

他总是把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就是这样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爱，做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表率。

二、历史的自觉性

毛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就以天下为己任，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最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参加了中共“一大”，不论自己在党内职务高低，始终都在思考和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有一次朱老总重返井冈山，跟随行人员深情地讲到：当年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每天行军、作战、挑粮非常忙碌、辛苦，可是毛主席在八角楼的灯光常常亮到天明，他在一盏小煤油灯下考虑、研究、构思红军的建设、党组织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还有革命队伍如何建立全新的官兵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毛主席那时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不同意派弱小的红军冒险去攻打长沙、武汉等大城市的“左”的指示，而被撤销了候补委员的职务。他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就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朱老总感叹，如果不是具有超凡的历史的自觉性，一个普通的党员怎么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思考这些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在红军的幼年时期，在根据地建设的初创阶段，他就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研究，所以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在遵义会议上，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写了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报告，他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后来在北京，都随时随地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国情，为做出正确的决策奠定基础。

陈云同志曾经回忆，自己在延安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与毛主席有过几次意义深远的窑洞谈话。他说过去总觉得自己没有经验，所以工作上会犯错误。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全新的工作，谁也没有经验。要想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就要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论，要实事求是。陈云同志阅读了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的所有的文章、讲话和电文，认真琢磨，发现贯穿其中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论。他从此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对“实事求是”他做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正确诠释。陈云同志在“七大”的发言中也谈到了自己这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

解放战争开始后，党中央派陈云到南满工作，他和肖劲光一起建立了巩固的南满根据地，跟东北局一起大力发展经济，支援了辽沈战役。随后在他的领导下，东北的军需物资随着大军的南下运往大江南北，使东北成为解放全国的大后方。

上海解放后，不法资本家囤积物资，造成物价飞涨，妄想搞垮经济，把共产党挤出大上海，毛主席亲自点将，派陈云赴上海协助陈老总工作，他调运全国的“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打垮了不法投机商的进攻。取得了稳定大上海经济形势的胜利，为后来稳定和发展全国经济取得了宝贵的经验。陈老总说，上海的经济战的胜利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我们平时也学哲学，但是并没有把它的原理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而毛主席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任何时候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用科学的方法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他的立场和观点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为他们打天下，为他们谋幸福；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事物的本质，看清事物发展的方向，从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吴冷西忆毛主席：实事求是

吴冷西忆毛主席：实事求是

吴冷西 昆仑策研究院 2023-01-02

（八）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作准备），就在11月13日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又邀集河南11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当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毛主席还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0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四十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十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1960年，在最高国务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审阅新华社消息稿。左为吴冷西］

头脑发热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1954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各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土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了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辩证法的两点论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作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1958年3月21日，毛主席考察都江堰】

三点意见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像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1958年毛主席在农村考察】

破除迷信与尊重科学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四十条（按：指十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作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23日飞回北京，当天向参加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和新华社、人民日报部主任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当时我考虑到毛主席谈话中涉及一些重大决策与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全部向大家传达，而且传达时要求大家只记总的精神和要点，不要作详细记录。所以后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档案中都没有完整的记录。幸好毛主席22日深夜谈话的要点，有些在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已讲过，有些在23日会议中也讲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为1800—2000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900—1000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年6月颐年堂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1300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10500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上也关系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1958秋毛主席视察合肥，同合肥钢铁厂工人交谈】

武昌会议后，毛主席回到北京。1959年1月间，我向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他11月22日谈话精神作了检查，并采取改进的措施。毛主席说，最近暴露了去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今年的工作有可能比去年做得好。我们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些错误别人犯过了，自己还会犯，这样才能取得教训。你们记者检讨了错误，改了就好，但不要泄气，得到教训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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