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7日星期六

《为人民服务》——任何理论都无以超越的伟大思想

《为人民服务》——任何理论都无以超越的伟大思想
作者:佚名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8-27




【编者按】......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精神,就要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守初心、担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为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无比巨大的思想锋芒、理论威慑、战斗激情和创新魅力,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17年,列宁扩展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领导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十分简炼的五个金光闪闪大字:《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升华的有机统一,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中国革命的起点,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浸透着无数革命先烈、革命先辈、志士仁人的青春、智慧、鲜血和生命,毛泽东主席就是其中的代表。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思想。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就开始“讨论社会主义”,并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子任”的名字,即把“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时,毛泽东主席和劳苦大众已脉脉相通、心心相印。从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看,1939年2月,毛泽东主席致信张闻天,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内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阐述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巨大的回响,撼天动地、激荡人心,成为教育、培养、塑造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朽名篇,是毛泽东思想灵魂的发展和升华。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共产党人就是人民的公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此,党的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的同时,理所当然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

在毛泽东主席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反复教导全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实现人民意志的坚强执行者,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代表,这一宗旨,这一标准,在毛泽东时代具有广泛性,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衷心爱戴。

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不是主观臆想,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

第一,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人类社会突飞猛进的伟大贡献,在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两大理论基石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核心思想,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合乎客观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民群众观形成的世界观,反映到思想认识上,必然是为人民服务,即为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其他任何阶级所不曾也不会有的阶级品性。

第二,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句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毛泽东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肩负着最后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和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决定了无产阶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因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把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意义、理想和目的,而且在为之奋斗的整个过程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坚持不懈地将个人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自觉转化为代表人民的利益。这种科学的人生观,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基本、最朴素、最普遍、最实际的阶级本质。

第三,为人民服务思想,是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前进运动。社会进步体现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实践,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毛泽东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是大多数,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有完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就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而言,这并不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互动的服务关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每一位成员,是人民中的一员,当他在为人民服务时,人民中的其他成员也在为社会包括他自己在内服务。因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价值观,并不否认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而是认为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只有首先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提出的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就是党和人民事业与个人利益和价值的统一是辩证的、有机的、和谐的、温暖的、文明的、健康的、发展的统一。

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判断、逻辑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与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一致性,坚持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与为人民谋幸福的一致性,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与实现自我价值的一致性。

为人民服务孕育毛泽东思想。纵横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发展轨迹,主要表现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在毛泽东主席的心目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上帝”。一个是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支撑他躬行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精神力量。1936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主席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主席生前曾多次谈到自己的死,要去见“上帝”。这个“上帝”,就是马克思。从此“去见马克思”,成了共产党人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象征。在毛泽东主席的心目中,另一个“上帝”,当然是人民,这是激发他立志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用愚公移山精神感动上帝的寓言,把人民称为“上帝”。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在毛泽东主席的心目中,这两个“上帝”,并不是二元并立的。1939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人民大众,第二是马克思。马克思是从人民中来的,人民群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这就科学地阐述了两个“上帝”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是那样地信仰“上帝”,忠于“上帝”;依靠“上帝”,服务“上帝”。由此可见,两个“上帝”,两种力量融汇在一起,经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历史渊源、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上,形成和发展了以为人民服务为灵魂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人类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真谛,使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化作喷薄而出的红日,冉冉升起。

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根本枢纽。启动这个根本枢纽的思想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形成和发展这个思想灵魂的人物是120多年前在湖南韶山冲诞生的毛泽东主席。也许马克思生前没有想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长江黄河奔流不息的中华大地,他的思想会找到最好的家园。

存在决定意识,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认识。毛泽东主席及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认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因而毛泽东主席认为,人人都有思想,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主席按照人类进步的需求和对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所产生的一种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人民群众,实践于改造世界。

任何正确的理论概括、思想形成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离开前提条件去诠释这种理论或思想就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马克思“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毛泽东主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可见,产生和形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条件在逻辑上是同一概念用不同的语词表达,而“实事求是”只是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主席提倡“实事求是”,并不墨守成规,总是强调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为逻辑起点,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握毛泽东思想内在的逻辑联系,达到历史的、具体的和逻辑的统一。“灾难深重的中国诞生了毛泽东主席这样一位巨人,就像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一样的真实和合乎逻辑。”显然,以为人民服务为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全面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地、无可挑剔地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一目了然。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态,贯穿于毛泽东主席整个伟大而光荣的实践和他全部的著作之中,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精髓、核心、本质的概括和展示。在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灵魂的毛泽东思想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科学、最严密完整、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它把严格的科学性、高度的革命性和彻底的人民性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深刻的哲理,以不容置辨的事实和逻辑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而没有任何学说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尤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否则人民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导致信仰动摇,思想混乱,意志衰退,道德沦丧,腐败成灾,人心涣散,社会动荡,就会归于失败,那将是人民的灾难。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指导和统领地位,都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一切丑恶现象,就必须高高举起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旗帜,去“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来源:昆仑策网,根据网文修订编发,版权属原作者)

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

毛主席领导的外交为何开始就不弱?

毛主席领导的外交为何开始就不弱?
作者:李克勤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8-15




【李克勤题记】外交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一般是以政府名义进行。毛主席领导的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打破弱国无外交的陈腐说法,在我们还是一个不强大的国家的时候,就开始了强外交,不管是遇到了英国、苏联、美国这样的世界级强国,我们在外交上从来就没有弱过,与此同时我们从来也不恃强凌弱,从来在弱国面前就没有强过。遇强不弱,遇弱不强,这是毛主席外交路线的独特性,古今中外恐怕绝无仅有。

1944年7月有一个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到了延安,受到毛主席热情接待。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活动,所以,尽管新中国还未建立,但毛主席领导的外交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深深感到了毛泽东文化,这和他们在蒋介石领导的区域是完全不同的。象谢伟思这样的美国年青的外交官,属于比较正直正派的人士,他和他的同事由衷地发出了感叹,这说明什么?

延安不是靠有形的武器展示其强大,甚至从有形角度观察,延安还是十分弱小。然而,美军观察组却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国家雏形,这只能从道层面加以解释。

毛主席领导的延安不弱,基于延安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外交当然不会弱。

蒋介石是相信弱国无外交的。

蒋介石作为个人是很强势的,但他无法把个人的强势,通过道器变通之变,转化为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外交,因为他不可能有强外交之道。

毛主席在这一点上,就不信那个邪,偏要来个弱国强外交。【2】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从解放东北大城市开始,就涉及到外国领事馆问题。

这个时候,毛主席领导的外交,就在解放军首长那里得到了体现。

毛主席说:我们要挺起腰杆扬眉吐气地办外交

毛主席领导的强外交,“紫石英号事件”可以作为标志。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时,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耀武扬威在长江上显摆,被我军炮火打得落花流水后不得不求饶。【3】

从此,弱国无外交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不适用了,尽管我们还不强大,还是个弱国,但毛主席的强外交照样横空出世——中国外交道器变通之变,开始了。

毛主席的外交路线自主自立,自信自强,哪怕遇到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苏美两个霸权主义大国,在维护中国主权,维护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正义事业上,从来就没有丝毫的退让,名副其实的弱国强外交,可谓独树一帜。



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访问苏联,面对老大哥,毛主席没有丝毫的弱国心理,更谈不上文化自卑,而是昂首挺胸跟强势的斯大林谈判,并且说服斯大林否定了以前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跟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连伸出台湾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赞叹毛主席“在斯大林虎口里抢食吃”。【4】

新中国和苏联的外交,从一开始就不弱。

抗美援朝,我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相当于2倍“八国联军”的“联合国军”,毫无示弱,并且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和中朝签订停战协定。【5】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抗美援朝之后,中国还是个弱国吗?

新中国不能说是弱国,当然就是一个强国。

只不过那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

立国之战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这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毛主席领导的外交,遇到强国从不搞旧中国妥协退让那一套。

而遇到弱国,我们则显得不是高高在上的,相反,毛主席从来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国家,尊重小国弱国的每一位外交人员。

而且,在我们经济还不是很不发达的时候,我们就义不容辞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

坦赞铁路,是一个标志性的项目。【6】

遇强不弱,遇弱不强,这是毛泽东文化在外交上表现出来的一大特色。【7】

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基本做法,当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的时候,谁也无法否认毛主席的高明。【8】



毛主席在道层面感悟到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始终认为历史是由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民群众创造的。毛主席的外交之道外化的表现就是通过一系列想法说法做法,体现出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特性,事实证明那是想得通说得通想得通的道器变通。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不是靠吹牛所能完成的。


参考:
【1】毛主席延安对美外交:接待美军观察组【视频】|济学说道
【2】毛主席弱国强外交开端:道器变通之变【组图】
【3】《毛泽东》谈我党我军成立的“资格”【组图】
【4】蒋介石为何赞叹“毛泽东能在斯大林虎口里抢食吃”?
【5】抗美援朝毛主席统帅我军打败两倍“八国联军”【视频】
【6】坦赞铁路TAZARA: How the great Uhuru Railway was built(视频与图)
【7】遇强不弱,遇弱不强:毛主席对国际事务的总体把握|济学悟道
【8】联合国2758号决议:我在大学课堂用了20年的经典管理案例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

2022年8月11日星期四

论中国共产党学习史——兼论党的学风淬炼和作用(二)

论中国共产党学习史——兼论党的学风淬炼和作用(二)
作者:侯立虹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8-11

【提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的发展壮大历史,也是党随着实践变化坚持学习、善于学习,不断培育淬炼学风武装自己的历史。研究党的百年辉煌,就必须研究党对学习的永不懈怠、永不停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作为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之历程。本课题以党百年奋斗史为背景,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矢志不渝推进党的学习教育为主线,着力梳理党从学习中诞生到坚定改造自己的学习,努力克服本本主义等学习的大敌,培育带动作风转变的良好学风,实现学习与时俱进提升和不断增强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目标本领的学习飞跃,厘清其孜孜以求善于学习的发展历程、阶段特点,探求党的学习基本经验,创新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以期助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创造第二个百年的辉煌。

党的学习史,是党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思想武装的历程,是党与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跨进伟大新时代百年奋斗紧密结合,不断进行创造性学习、创新性实践、将理论结合实践的百年学习辉煌史。不断学习新理论、发展新理论、坚持理论武装铸就的百年政治奇观,研究党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的高瞻远瞩,党靠学习立党、靠学习执政的本质,研究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伟大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学习的显著特征和基本经验,从中汲取建设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本论题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已发(参见【相关阅读】),此为第二部分。


学习立国篇

新中国党的重新学习并引领全民大学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全党重新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党的学习自此开启了“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学习征程,以涵盖政治理论、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持久,组织引领全国人民开展扫除祖国大建设障碍和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大学习,孕育了“誓把河山重安排”的改天换地志气,淬炼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铮铮骨气,粉碎了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阴谋,实现了祖国大建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铸就了史无前例的风清气正社会风气,书写了党的学习史上光辉灿烂。


一、重新学习的“进京赶考” 

新中国成立,党的学习使命成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的重新学习,和服务新中国建设、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广泛深入学习,以及组织带领人民提高当家作主能力的大学习。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交出的“进京赶考”的优秀答卷,展示了党的学习的磅礴力量和丰硕成果。

1、奋力做好“进京赶考”的备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把革命胜利比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比作戏剧的序幕,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并切实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尽管如此,许多党员干部面对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面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变,仍然暴露出很大很多的不适应,为此毛主席号召全党“重新学习”,殷切期盼“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学会做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学会建设新中国,坚决不做李自成,一定“考个好成绩”。他自己也特别重视学习,提出“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则说“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这两位革命伟人互敬互爱和你追我赶的学习精神,留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佳话。因此中央高度重视和领导率先垂范,成了重新学习“进京赶考”的备考指南。

——党中央高度重视的标志是,进行干部重新学习的培训。一方面开展党校系统培训,在革命时期党校就是干部学习培训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针对学习新形势新任务建立了由马列学院(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并对三级党校的培训对象、教育课程等作了明确规定,形成比较完整的党校教育网,还建立了部委系统党校和直属机关党校以及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党校,成为培养和训练党的干部的重要基地。而这一阶段围绕重新学习开展的文化知识培训,成为各级干部学习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是开展短期训练班轮训,毛主席号召全党开展一次新的学习运动后,1961年9月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目的是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方式是短期训练班,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各地经过一年多时间,基本完成中央规定目标。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党员党性教育,1961年11月全国各地开展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党员教育,教材是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编写《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使每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党员坚定政治理想信念、明确政治方向、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深远意义。

——中央领导率先垂范的主要标志是,根据毛主席“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的要求和读书要“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的建议,开始了卓有成效的读书小组活动。毛主席从1959年12月10日起,会同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开始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的两个月中,读完了下册从12章至16章及结束语,重要成果是形成了近10万字读书体会,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国内政策问题。刘少奇1959年在海南岛疗养期间,20天阅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特地从北京请来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加入学习小组,进行了9次吸纳当地党政军领导参加的学习讨论,每次讨论刘少奇都作了系统发言。周恩来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时间到广东从化进行的,参加人员主要是中央部门、一些省负责人和几位理论家,每天上午讨论三小时,最后三天周恩来作了八个小时的总结发言,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的示范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做真学真用表率,成为学习活动的主导和中坚,掀起一场全党学习运动。

2、兴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新中国全党重新学习的重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配合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亲自审定“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国家从1949年到1953年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等中译本,翻译《列宁选集》(两卷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集)等著作。尤其是1950年5月中央专门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毛泽东著作的编选、注释和出版工作。1951年10月12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门前早已等待着许多购买选集的群众,各地党组织通过报刊的社论、评论和电台的广播等多种形式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迅速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952年、1953年和1960年相继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四卷,还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适合一般干部阅读,乙种本适合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阅读。中央在1964年2月要求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养成好学深思、钻研理论的习惯;同年8月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中央级到县团)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精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由此兴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毛泽东选集》出版,是我们党的学习教育重大事件,也是这时期领导干部学习飞跃的重要标志,所涌现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大量先进模范人物和群体,党中央毛主席发起向他们学习的号召,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社会学习英雄先进的高潮,呈现出党的学习与群众学习交相辉映的壮丽画卷,进而促进党的理论建设跃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毛主席著作被称为“红宝书”曾经风靡全球,短短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一本书的印数、版本如此之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也创造了图书出版史上的奇迹。

3、结合新中国建设发展实际学习。党的重新学习不仅要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而且要围绕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需求,遵照毛主席制定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的学习方针,学习经济、城市管理和科学技术等一切我们不会的东西,学习一切建设新中国需要的东西,完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任务。这包括中央明确提出在两三年内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5—7年内把区级以上机关干部全部提高到高小毕业水平,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解决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低不能适应工作状况,还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队伍,特别注重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学习,多次组织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与苏联专家详细探讨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根据中国的实际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包括重视对经济建设理论的学习,掌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知识,党中央毛主席1958年11月专门《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提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要求,并在1960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书小组,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还包括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多次进行大规模学习活动,正如毛主席所说,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实际。新中国能够摆脱教条主义,把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趟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得益于党的深入学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习的贡献。我们党能够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就是认真学习坚持正确理论指导的结果,关键是党及时总结、迅速推广这些执政实践中所获得的现实经验,充分发挥它们的指导性作用,不仅使党很快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能力,而且展开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即是这一时期探索的理论结晶。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集体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所提出的如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应该重视价值规律等富有实践价值的重要观点,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是邓小平同志对新中国党重新学习的高度评价。事实上,我们党打败国内敌人包括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糖衣炮弹等各种各样的进攻,成功地巩固了政权,经受住了执政考验,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是这些学习结出的丰硕成果。


二、重新学习引发的全民大学习

新中国党的重新学习,虽然是党内行为,但所直面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建设新中国之重大任务,势必与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也就引发和带动了全民提高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的大学习,并形成了学英雄做英雄的千古奇观。

1、声势浩大的扫盲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文盲率竟高达80%以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伴随全党的重新学习群众性识字扫盲运动迅速展开,广泛推行部队率先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的经验,大力推广能够使文盲在150小时里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速成识字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2年《新闻简报》),使很多工人农民在短时期内脱盲。新中国曾经先后四次开展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其伟大意义不只是有效降低了文盲率,使广大工人农民在文化上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广大工农通过技术革命改变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波澜壮阔的学雷锋活动。新中国学习活动持续时间最长,参与最广泛,影响最深远,就是学雷锋活动,自1963年3月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迄今已近一个花甲,学雷锋活动依旧轰轰烈烈开展着,雷锋精神依然放射着耀眼光芒,这是古今中外的奇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学习奇迹。其宝贵经验就在于,党的学习与学雷锋的结合,党开掘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品质,贯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雷锋精神,“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鲜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点,“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境界,使雷锋成为新中国党的形象代表,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带动全民族的大学习,形成了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帮助别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学习洪流,书写了党的学习和全民学习的无限辉煌。后来有人在学雷锋活动中只强调雷锋助人为乐,不重视周总理概括的雷锋精神本质,有意抹去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自然出现了学不下去,或者走过场的情形,这就是重温当年学雷锋的波澜壮阔,学雷锋培树高尚道德和优良社会风气经验的根本目的。

3、“四大学”和学英雄做英雄活动。群众学习一个高潮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四大学”。大庆是工业战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面红旗,大寨则是农业战线改天换地的典型,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政治工作经验是学习的典范,无论是“工业学大庆”还是“农业学大寨”,无论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还是“解放军学全国人民”,都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都是毛主席弘扬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发挥解放军政治工作优势,陶冶情操净化灵魂铸就的政治工程,这“四大学”运动也收到了群众学习前所未有的效果。群众学习的另一个高潮是学英雄做英雄,这是党创造性发展革命战争年代学习革命英雄光荣传统,善于把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的凡人凡事,提升到英雄的高度,开展超越千古大公无私教育的伟大创举。党中央毛主席通过下发指示、宣传英雄事迹和著文、题词、赋诗引导等多种形式,培树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保家卫国英雄,孟泰、李顺达、王进喜等工农业战线模范,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科技战线优秀专家,雷锋、王杰、焦裕禄等先进典型,戎冠秀、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刘胡兰母亲胡文秀等英雄母亲,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容)等少年英雄,南京路上好八连、32111钻井队等英雄群体,一次次掀起学英雄、做英雄的高潮,激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从学习雷锋王杰,唤起英雄辈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蔚然成风,到学铁人、学习焦裕禄,创造比学赶帮、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局面;从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当人民的勤务员,到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破私立公净化心灵;从学习愚公移山精神感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到学习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学习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涌现出的众多先进人物,到工作上始终发扬传帮带作风不断造就党的事业合格接班人……,都表达了群众学习向根深蒂固的私字挑战、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精髓,从而造就了建设社会主义英雄辈出的时代。

4、群众性的“活学活用”学习。一是适应全民皆兵要求的民兵训练特殊学习,那个时期每年都要组织民兵训练,确保召之即来战之能胜,形成了“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壮观,而王杰、门合就是民兵训练涌现出的英雄。二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自毛主席著作出版后,家家都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人人都有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并开展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评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首歌《老两口学毛选》,就唱出了老两口收了工,吃罢饭,坐在窗前学《毛选》,畅谈学习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真挚情景,也反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烈场面和收到的显著效果(参自【灵璧记忆】学《毛选》,搜狐2017-04-02源自灵璧家园)。三是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群众学习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声势浩大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主人翁地位的激励、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毛主席对哲学的重视与大力提倡,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毛泽东哲学著作、毛泽东语录等,产生了提高了群众的理论思维水平,提升了工农群众改造世界的能力等积极意义,也暴露了片面化、碎片化、庸俗化、工具化等局限(参自20世纪下半叶工农兵学哲学运动论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2017-02-15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2016-07-28)。工农兵学哲学典型湖南汨罗公社持续了20余年,取得了轰动全国,湖南省曾在此召开“全省活学活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现场会”,何培亮、易光兴两位支部书记和社员曹新华3人曾前往北京作活学活用哲学著作的讲用报告,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效果,而且2020年还建成了汨罗镇农民学哲学陈列馆,将其列入汨罗市党史学习教育地图和研学线路中(参自汨罗农民学哲学陈列馆掀起党史学习热潮,网易2021-05-31,来源 西部文明播报)。可以说,这个时期被称为英雄辈出的时代,令人怀念的社会风气好的时代,与重视群众思想政治和科技文化知识学习,加强党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武装有直接关系,虽然有些学习形式带着“左”的印记,但提高群众觉悟的波澜壮阔学习历史,所形成的一心为集体为国家、舍小家为大家,英雄模范层出不穷的学习效果,不应该被否认,还应当认真研究。



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反修防变学习

在新中国党的学习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极其深远影响的政治学习活动,就是毛主席从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出发,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系统学马列读原著,批判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鉴于杜勒斯们搞和平演变和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毛主席于1964年6月郑重提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他在讨论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谈道:“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九评”中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且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1965年5月,毛主席不顾72岁高龄,重上井冈山。他对陪同人员说到:“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参自《武廉洁:重温毛泽东主席反和平演变思想》,红色文化网2019-09-14)1970年8月31日,针对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他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而且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分真假马、列主义。”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并具体规定阅读书目要求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12月29日,毛主席又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从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学习主要内容,增强领导干部思想理论修养,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路径。毛主席一再反复强调、亲自领导的系统学马列读原著活动,完全是着眼于反修防变,旨在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增强全党思想理论上的辨别能力和政治上的识别能力。在理解上,需要把握三个重点:

一是毛主席为什么要求学历普遍不高的高中级领导读马列经典著作,而且必须原原本本读原著?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内屡屡出现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核心观点,或断章取意曲解误读为己所用,或别有用心阉割马克思主义,都以假乱真欺骗党员干部,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实质都是搞修正主义。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有关批示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批评读马列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只是记住其中个别语句,并把它“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不但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还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贻害工作。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联系到从延安时期,他就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主张学马列、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竞赛的号召;到党的七大他提出要读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马列主义的书,七届二中全会他再次论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确定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书目;再到他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要求党员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他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与传统所有制观念决裂,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研究得更加仔细,很想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答案;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他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所做的大量批注和发表的一系列谈话,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提出的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到1963年7月他又提出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要求党员干部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还指出,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再到同年12月他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及供干部选读的30部著作目录做出此件“很好”的批示(参自【党史学习时】毛泽东倡导读马列经典著作,凉州发布 2022-06-13,来源《马克思主义大辞典》)。都表明毛主席极端重视研读马列经典,把原原本本读懂原著,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作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前提。

二是毛主席引领全党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路径。毛主席认为,当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结合好时,我们的事业就会进展顺利;反之,当我们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所以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作用,就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固化神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作指导我们实践的行动指南而不是束缚我们实践探索的教条框框。毛主席特别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能够为我们正确地研究、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行动指南;毛主席还告诫党员干部,马克思他们“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尤其是提出学用结合的升华,不能满足于一次的学用结合,要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来看,到了应用于实践这一步并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终结,而恰恰是下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开始。因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实践过程中,还会产生基于实践的新的认识,而经过总结和升华,这些新的认识又会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真正通过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阐述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推动了“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活动,也为我们正确学习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借鉴和重要参考(参自党的建设【微课堂】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四步法”, 成都市郫都区老年大学协会 2022-05-23)。

三是毛主席为什么要竭尽全力推动全党弄通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为了反修防变,特别是要保证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不搞修正主义,不改变颜色。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主席同意的《〈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出版者说明》,其中指出:美国等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身上,赫鲁晓夫就是美国“和平演变”的实施者,首先进行的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鼓吹美苏合作、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全民党一系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但阴魂不散,我们要把赫鲁晓夫当作一面镜子,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坚决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就是防止美国对领导干部的“和平演变”,对我国意识形态上的演变。毛主席提出的五条防止出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措施,第一条就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把解决真假马克思主义问题,作为反“和平演变”,培养和造就合格接班人的首要问题(参自重温毛泽东主席反和平演变思想,红色文化网 2019-09-14)。毛主席反“和平演变”的伟大战略,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上写下极有分量的一笔,就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展“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纯洁党的组织和加强共产党员的自身修养,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增强抵御敌对势力思想渗透“和平演变”的政治免疫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图谋。毛泽东的这一政治战略,对于今天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认清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从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保持高度警惕,全面抵御资本主义腐蚀和侵袭,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仍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新中国学习的学风特色

领导与群众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与斗争结合,是新中国学习的鲜明学风特色。

1、向人民群众学习。几千年来,民亦即老百姓一直是受管理被压迫奴役的对象,与官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而党却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观点作为党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作为根本的工作路线,也就决定了向人民群众学习,拜人民群众为师是党的学习重要内容。这集中体现在:一是强调党员干部向群众学习必须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毛主席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要破除官气,扫掉官气,打掉官风,平等待人,把那些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当作很恶劣的现象,把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当作最低级的趣味(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8页),真正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党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符合实际,符合群众需要。二是建立向人民群众学习制度,毛主席要求“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页),通过落实调查研究、蹲点、参加体力劳动、整风、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同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压制群众意见,毛主席认为,压制群众意见,听不进批评,本质上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问题,并警告“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3、24、43页)。三是突出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特别强调不管困难有多大,都要注意依靠工人阶级,强调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0页)。在他的多次倡导下,干部下乡下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时风尚。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放下身段拜群众为老师,老老实实当好群众学生,是党的学习历久弥新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创造百年辉煌的难能可贵经验。

2、向实践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清醒认识到,党要领导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求向书本学习,更强调向实践学习,并且创造了诸多向实践学习的经验方法。一是蹲点,也就是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毛主席要求“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还警告注意蹲点的立场,不要蹲点蹲在富农地主那里(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0页)。毛主席这些指示要求,促进了全国各级领导干部蹲点,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二是参加体力劳动。毛主席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向实践学习,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避免脱离群众的重要途径,不仅在1957年4月对党政主要干部提出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劳动的要求(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页),而且在1960年3月把鞍钢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经验;他还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大段批语,宣传和推广干部参加劳动的优秀典型(参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293页)。正因为毛主席对干部劳动极端重视,多次耳提面命,所以那个时候形成了干部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风气,人们至今怀念那个时代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淳朴真诚作风。

3、几个特殊的实践学习。这个时期有几个不能不提的重大实践学习,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称蹲“牛棚”的五七干校、学生学军学农学工等,尽管至今存在着争议甚至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由于影响太大太深远,不能简单地从党的学习史上抹去。所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将此罗列出来,作为史料。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55年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磨练,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号召青年学生毕业后投入农业生产,其后每年都有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劳动。1968年毛主席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今天,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一大批我党高级干部都是当年经受过上山下乡艰苦实践磨练的佼佼者。二是号称蹲“牛棚”的五七干校干部劳动锻炼,五七干校是干部参加劳动的主要阵地,根据对毛主席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和干部“三同”两个批语兴办,目的是避免干部腐化变质,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1964年毛主席在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指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推进干校迅速发展的,是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与对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自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和经毛泽东审阅的按语后,从中央各部办到省、地市、县都办起了“五七”干校,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和加工厂,由于机械化程度也比当地农村高许多,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好,但体力劳动繁重、文化生活单调、生活环境也较差。关键是由初始的安置被精简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变为广大在职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的也分批下放劳动,尤其是毛泽东亲自把女儿送到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也搞军事训练,后来“五七”干校最终被新恢复的党校所取代。不管后来对五七干校怎么评价,不管参加过五七干校的人有多大委屈,但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大方向并没有错,现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三是学生的学军学农学工。毛主席“五七”指示也对学校提出要求,这就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了旧的、科举式的人才选拔制度,许多城市的中小学有或多或少的出现停课闹革命的现象。但在广大的农村则很少停课现象,相反,出现了大量的社办高中,几乎每个初中毕业生都不须考试,直接到社办高中免费念书,高中普及率达到了几乎百分之百。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经常性地参加农村生产大队的生产劳动,那时大部分中学都校办工厂,农场,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供机会和场地。同时中学生还经常参加附近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让学生了解社会和劳动人民,养成尊重劳动,尊重工农的品德,而且学生在学校学的东西,毕业后马上就可以用到,许多农村社办中学的高中生一回到农村,马上就在村里的生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确实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结构。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劳动课过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4、体现斗争特色的政治学习。新中国党的学习,与国际国内斗争环境分不开,革命性、斗争性是鲜明的学风特色。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又极其敏感的阶段,就是“文革十年”,这个时期党的政治学习不仅在开展,而且群众性普及程度和各级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甚至达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持续兴起群众性高潮,也极具革命性、斗争性的学风特点。一是政治学习“雷打不动”。那时政治学习是政治挂帅的重要内容和革命性的突出表现,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地方机械教条,但有着不被所谓“忙”冲淡的刚性和硬性;当时也强调又红又专,反对只红不专和“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白专。最著名的又红又专典型是乒乓球冠军庄则栋,不仅钻研苦练乒乓球技艺,而且也是“深刻领会毛主席思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与美帝斗争”的标兵,又在世乒赛上与美国乒乓球手科恩主动交流,为中美“乒乓外交”作出贡献,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参自新男神宁泽涛的社会意义,搜狐体育2015-08-10)。有人曾讥讽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是那个时代的学习标签,而现今“雷打不动”的学习早已回来,且成为许多单位和领导班子的考核标准。二是背诵“老三篇”、学习“五种人”,勇于“斗私批修”。当时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田间地头、班前班后,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大人小孩甚至很多老年人都会背诵“老三篇”,由于出现死记硬背不注重理解的情形,所以要求结合思想和和工作实际,积极响应毛主席学习白求恩、争做“五种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号召,积极做好事,破除私心杂念,还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讲用会汇报学习收获,人民日报1966年1月2日头版全版只有一篇长通讯《大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范例》,突出大庆的基本经验是“高度革命精神和高度科学精神相结合”,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二版大半版是大庆职工写的短文,讲个人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突破技术、工作难关的经验。当时学习“五种人”很红火,但也存在受“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实用主义影响,出现学习与实际死搬硬套的现象。三是流行众多今人不能理解的观点。那时不仅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叫得很响,很多大老粗的工人走上领导岗位,而且在农村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主要领导大都是贫农代表,还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十年“文革”已被否定,但那十年的建设成就和外交科技重大成就不容否定,尤其是那时提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得到肯定和继承的。所以概述那个时期党的学习历史和学风特点,以供研究。

小结:新中国党的学习,是党弘扬革命战争时期优良学风和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学习激情的重新学习深入学习,是党中央毛主席谋划部署和率先垂范凝聚全党改造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力量的学习创举,是淬炼全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品质、筑起反修防修钢铁长城的学习奇迹,是党内外学习结合提高党群文化素养、铲除自私自利滋生土壤、陶冶思想道德情操的学习丰碑。新中国党的学习之伟大功勋,不仅孕育了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实现了从熟习革命和战争到懂得执政和建设的转变,创造了震撼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粉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锁新中国的阴谋,而且铸就了众志成城、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而没有汉奸的时代,铸就了学英雄做英雄、英雄辈出而没有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时代,铸就了大公无私、助人为乐、道德高尚而没有碰瓷讹人的时代。


参考文章:

1、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历史沿革,共产党员网;

2、党的学习历程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学习,资阳网2022/05/16,来源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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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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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懋仁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8-11





     【1956年1月15日,在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主席献报喜信。】

前些天,读到了毛主席早年发表的有关了发展地方国营企业的讲话。后来,我写了一篇文字,还没有发出来,今天看起来,那篇文字还是有点抽象,只是提出一个思路。在与疫情抗争的今天,由于在有些行业,有的企业确实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国家对此采取了减免税费以及其他减少企业负担,以及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的措施,希望能够帮助企业能够渡过难关。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也能够帮助企业,特别是帮助一些私营的中小微企业。这就是通过各地的地方政府采取与私营中小微企业合营的方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现在国家对于私营企业采取的政策,总的来没有什么问题,也是可行的。但在具体做法上,还可以采取更多种类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以百花齐放的方式来帮助私营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五十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组织公私合营,来逐渐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上的过渡,当时并不是通过什么行政命令等强制措施,更多的是通过私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来做到的。

当时,国家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国内资金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有银行也主要是向国营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有一部分贷款是向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发放的,主要是支持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只是这样一来,那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营企业在贷款上就遇到了较大的困难。然而,如果私营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贷款,企业的生存和运营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搞不好,这些企业就真的可能会倒闭。如果大量私营企业倒闭,那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是会遭到一些损失的,同时还会造成在私营企业劳动的大批工人失业。这不仅会带来社会的动荡,而且还会给国家对失业工人的救济上带来较大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营企业希望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做法。虽然私营企业失去了自己完全占有的股份,但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这对企业主多少也是一种安慰,而且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私营企业主在公私合营后,虽然不可能拿到以往企业所得到的全部利润,但企业主仍然能够按股份拿到一部分定息,这样的收入对私营企业家来说,也是能够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企业倒闭了,那么企业主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今天,抗疫防疫的形势下,也有不少中小微私营企业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在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之外,各地政府其实可以考虑,对那些有影响的,而且也占有一定市场份额,而且产品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政策。当然,这样的公私合营是要在私营企业主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来进行,不能有任何一点强迫与不正当的压力。或许,有些私营企业不太愿意搞这种公私合营,但在诸多私营企业中,也有可能确实存在某些企业,愿意尝试这样的做法。

对私营企业来说,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有多种多样的。应该承认,有些私营企业,经营起来一直存在着如资金、原料、市场或者销路方面的困难。他们靠自己的力量,经营起来相当吃力。不能否认,有些私营企业主经常会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受。你说让企业继续坚持下去吧,他感觉实在太难了,甚至有点力不从心。如果你说让他看着企业走下坡路,甚至有可能倒闭吧,他也非常不甘心。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果愿意向他伸出手来,与他通过公私合营,共同经营这个企业,帮他解决资金、原料和销路方面的问题,谁会认为,在这种企业主当中,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一点可能性,我们就不妨尝试一下。

这样的公私合营,不但能够挽救一个企业,保住一个市场,解决工人可能失业的问题,而且这也完全可能是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所迈出的一个重要的步伐。对于私营企业主的一部分利益,是应该允许他们得到的。公私合营后的企业主,他们在企业中还是应该掌握一定的权力的,对企业的发展和经营应该有一定的话语权。当然,公私合营,公营股份与私营股份,很多事还是要商量着办,不能说谁的股份多,谁就决定一切,通吃一切。这样的做法是不太合适的。什么事都要商量着办,才能达到尽可能照顾各方面利益的目的。

可能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这样做太麻烦,会让政府背上更多的包袱。这样的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小批量地进行试点,不要一下子把摊子铺得太大。毕竟我们是人民政府,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如果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做那些能够做、也能够产生好的效益的事,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和作风。

毛主席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对于毛主席当年的思路,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拿过来参考。对于私营企业,完全任由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搞一些违法的经营,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才说应该有正确的引导。当然,在私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国家如果有能力拉一把,也是应该拉上一把的。不拉一把也不是人民政府的作为。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2022年8月1日星期一

感念毛主席建軍

感念毛主席建军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8-01


                                         油画《秋收起义 》(何孔德 高泉 纪晓秋 陈玉先 作)

今年八一,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95岁诞辰,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节,不能不感念毛主席。他开天辟地,旷古的建军视野,精妙的军队设计,超凡的缔造智慧,堪称世界建军史上的艺术瑰宝。


一、独立建军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建军始于毛主席。南昌起义,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秋收起义,毛主席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创建。

南昌起义,得益于李立三的坚持,由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负责,刘伯承具体策划,贺龙任总指挥,参加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总计2万余人。从历史看,当时共产党中央并没有考虑建军问题。

当时中央执行的路线,实际上 “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把建立共产党自己的军队视为“军事冒险”。所以,南昌起义,打的仍是国民党的旧旗帜,沿用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旧番号。


                                                       【油画《南昌起义》(黎冰鸿 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曾作出如下举措:一是以“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控诉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表示今后继续奋斗的决心。二是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示同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相对抗。三是起义部队仍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周恩来、贺龙等组成参谋团,领导部队再图北伐之战略。

共产党的中央,以国民党的名义行事,这样的措处,让我们现代人感觉,似乎是非常幼稚的,可这就是中共早期时的真实历史。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其时的共产党中央压根没有建军的考虑。这在接下来的起义部队行动中,也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起义部队,经5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一万余人,占领了南昌城。但很快在随后国民党调集的优势部队围攻下失败,后撤出南昌城向广东进发。部队主力被打散后,剩下的800人,在天心圩由朱德、陈毅收拢。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开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上堡一带,也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们将散乱的各单位合编为一个纵队,番号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秋收起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起义,与南昌起义截然不同,他把建军作为基本目标,列上起义纲领。

                                                      【油画《秋收起义》(马常利 作)】


起义前,毛主席做了认真调查,制定了五条纲领:一是同国民党决裂;二是高举共产党旗帜;三是建军,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四是组织政权;五是没收土地财产。我们看,在毛主席制定的起义纲领里,建军已鲜明地提上了议程。这就是毛主席的出手不凡。

首先是独立,与国民党剥离。从一个政党来说,独立才是本体存在的基础。没有独立,一切都是妄谈。

其次是“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这当然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是不对的”。为什么应高高举起共产党的旗子呢?这代表的就是独立建军。从毛主席先前的观点看,独立建立共产党的武装是他早已考虑过的。如在1927年伊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主席就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思想。“马日事变”后,回到长沙的毛主席,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其三是把起义与建军、建政统一起来,而不再是满足于搞搞工农运动。这就更让人看得明白,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是把建军、建政与谋取人民革命事业胜利联系在一起。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


正是这样,秋收起义,毛主席创建了世界建军史上的一个新建制: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叫工农革命”。所辖3个团,其中两个团由农民和工人构成。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人民军队的旗子。“旗号镰刀斧头”。这就是毛主席的独立建军,创建了第一支有番号、有旗号的正式的共产党的军队。

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这一名称和旗号,也便在随后各地起义部队中广泛使用,直到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确定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但旗号仍是镰刀斧头。

南昌起义,包括八七会议决定,都是打国民党的旗帜,这表明的仍然是走依附国民革命军的道路;而秋收起义,鲜明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子,走的是独立建军的道路。

独立建军,在中共当时面临的共产国际和革命处于低潮的环境下,不能不说,这既是一种政治的战略视野,为共产党指明了新的方向,也是一种军事的战略气魄,那就是建军造反。

独立建军,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个俗理告诉我们,在别人的屋子里搭棚子,既没有自己的天,也没有自己的地,将永远压在别人的天花板底下,且终究有一天是要被踢烂出屋子的。


二、建人民军队

独立建军,建什么样的军?建工农革命军,就是建人民的军队。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

军队产生于何时?至今世界上不见普遍共识。当然也不会有普遍共识,尤其是在文明文化成为人种优劣象征时。但我们必须说,从中华战争史溯推军队的存在,恐至少在公元前2500多年前,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军队。大家都知道的,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阪泉大战。余以为,那样的战争,非军队组织形式是难以进行的。如此推下来,中华民族军队的历史至少4500多年了。当然,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军队。因有材料记述,其它古文明史的军队,大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4世纪,这要比中华文明晚了2000年。

4500多年的军队史,我们既可以通过史料了解历史的军队,又有幸可以观察进化于今的世界军队。我们统揽大概,可以说只有毛主席的建军,才具有了开天辟地的意义,即他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

“三湾改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


                                                 【油画《三湾改编》(许宝中 李泽浩 作)】

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毛主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他宣布,部队官兵,愿留则留,不愿留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回到乡里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然后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定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规定了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变革,它颠覆了一切旧军队的体样,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有评论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止包含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核心精神,也是当代世界一切政治理论的最高境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军宗旨,无疑跃到了建军精神的最高峰。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执行革命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这真是从没有过的发明创造。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但毛主席赋予这支军队,不但会打仗,还要筹集给养,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后来成为这支军队的三大职能,即: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内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在政治上,官兵一律平等;在军事上,士兵参加作战讨论,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在经济上,实行经济公开,士兵参与经济管理。这是军队亘古没有过的制度创新,这是一个官兵平等的新世界的创造,是军队士兵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

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三湾改编出发,走上井冈山,经过八路军、新四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守江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这支军队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她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赋予信仰

赋予信仰,就是在军队中建党,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主席军队建党的创新形式。这一制度的设计,从班、排党小组,到连队党支部,再到营团及以上单位的党委,直至中央军委,构成一个严密的党的组织系统,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毛主席政治建军的基本内容。


                                                  【油画《支部建在连上》(高泉 作)】

这样的一个组织体系,就把党的信仰赋予了军队。这就如同有了寺庙,当然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它可以说明,有了党的组织,就具化了党的信仰。这是南昌起义,在团以上设立支部和党代表所不能相比的。而实际的情况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

起义失败的部队到达天心圩时,“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只剩下一个74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部队一碰就垮。


我们再看一下秋收起义:

1929年9月,毛主席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规定在连队设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紧接着,毛主席在连队中积极开展了发展党员的工作。10月,部队行军到达酃县水口村,毛主席在叶家祠堂亲自主持了特务连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这个入党宣誓誓词我们很熟悉,它是韶山入党宣誓誓词的升级版。但这6名新党员,可非比寻常,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党员。

这样的一个神操作,这支工农革命军就变成了有信仰的部队,党委是核心,支部是堡垒,党员是先锋。

有了信仰,一切就不一样了。

罗荣桓元帅曾经回忆:“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早上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两相比较,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连队是最基础的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就在实际上以党的组织掌握了最广大的士兵。

从班排党小组,到连队党支部,再到以上各级的党委,直至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样一个贯通的完整而严密的党的组织体系,集中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从而也就把党的初心灌注于军队之中,赋予了军队信仰。

从建军史看,以军队中健全的党组织体系,赋予军队党的信仰,是一个伟大的独有创造。


四、安家井冈

井冈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

我们知道,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指明的光明道路。

从建军的角度看,创建根据地,也是建军必须首先解决好的基础问题。没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就是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家,就是流寇。

要建军,要安家,去哪里?去打大城市,占领大城市,那感情好,但你必须有那个实力。

毛主席说,起义的力量很小,大城市不是现在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力量小,就找力量小能活的地方。

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新生方向的开辟,对于建军具有着关键的决定意义。

                                      【油画《向井冈山进军》(招炽挺 赵淑钦 王孝柏 作)】

我们看到的历史,有了井冈山根据地,才有了共产党后来的十几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建军的范式。

我们一直明白的,打仗要讲究地利,其实,建军还要加上一个更字。因为打仗,打完通常是要走的,而建军则不同,是要住下来的,所以对地利更要讲究。我们看看毛主席选择井冈山,从中体悟地利对于建军的真正意义。

毛主席选择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地利的角度分析,起码有四大优势:一是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二是地位偏僻,交通不便,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三是地势险要,多崇山峻岭,峭壁耸立,森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作战。四是经济条件较好,山上的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周围各县农业经济都比较发达,可供部队筹措给养。

这样一看,我们会觉得,这地利真是太好了,想要的都具备了,想避的都遮挡了。这就是说,地利只能是对自己有利。否则,就不能叫地利,而叫地害。

无疑,地利是实力的构成要素,凡事不可不讲究。假如当初不是选择井冈山,而是选择一般的农村,那么,起义部队的几多人枪,也恐是难以存活下来的。


五、团结袁王

毛主席建军,团结袁王是分量颇重的一笔。要建军,就有个扩大队伍的问题。人从哪里来?看看毛主席团结袁王的策略,我们就能领略到毛主席建军的大手笔。

袁,是袁文才;王,是王佐。他们是井冈山地区两支农民武装的首领,是拜把子的兄弟。

袁文才的队伍,班底是当地的绿林组织“马刀队”,后招安成为宁冈县保卫团,袁任团总。1926年10月,袁文才率部起义,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军,袁任总指挥。1927年初,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国民党的部队和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在宁冈县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袁文才率部到井冈山下的茅坪驻扎,队伍一百五六十人,有60支枪。

王佐的队伍,是井冈山地区,继山大王朱聋子之后,颇有势力的一支绿林武装,有200多人,60支枪,驻扎在井冈山上的茨坪。

这两支队伍,王在山上,袁在山下,成互为犄角之势,以此互相呼应,密切配合。

毛主席要在井冈山建军,袁王就是绕不过的坎。对待这样的队伍,军阀的通常做法就是吃掉。这就是绿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玩的就是这一手。

毛主席在宁冈县文昌宫召开前委会讨论时,有的人就直言不讳,认为袁王部队名义上是农民自卫军,实则是土匪部队,应该武力消灭,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扫清道路。

但我们说,这样的主张显然是肉眼凡胎。毛主席就是毛主席,他从阶级本质上透析了袁王潜在的革命性,不但看到了袁王部队是一支重要的建军力量,而且还看到了通过袁王影响井冈山地区群众的发展模式。

毛主席决定,要团结袁王,争取他们参加革命的队伍。毛主席非常清楚,绿林豪强都格外戒备外来力量,而又特别看重枪。所以,毛主席简从上山,化解了袁文才布下的“刀斧手”,又送100枪,争取了袁文才部队,而后通过袁文才做工作,又争取了王佐的部队。

由此,这两支部队并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编为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贺敏学任党委书记,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任党代表。这是个走向胜利的模式。袁、王代表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着毛委员干革命。看,仅此一招,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但扩大了几百人的队伍,而且有了落脚之地,安营扎寨有了家。

团结改造“绿林武装”,这是一了不起的创举,是对革命导师理论的突破和发展。

从我军建军史看,这是奠基性的伟大事件,具有着怎么说也不为过的伟大意义。我们说,有了这一步,才有了井冈山根据地。有了井冈山根据地,才有了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平江起义部队的上山,才有了其它,以及其它。


                                       【油画《井冈山会师》(何孔德 作)】


六、群众纪律

纪律是建军的法定内容,古今中外的军队无一不是。没有纪律,军队就不能令行禁止,就不能行军作战。但毛主席对人民军队纪律的规范却是完全创新的,这个创新的核心内容就是群众纪律。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茨坪进发时,明确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块红薯;第三,筹款要归公。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毛主席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不拿中小商人的一粒盐、一寸布。随后,毛主席即明确了六项注意:①捆铺草;②上门板;③买卖公平;④语言和气;⑤借东西要还;⑥损坏东西要赔。这样,就形成了工农革命军最初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纪律,使工农革命军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油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在挑粮路上》(侯一民 作)】


此后,随着部队作战暴露的问题,毛主席又对这些群众纪律做了完善和调整。1928年4月,毛主席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重要历史时刻,毛主席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的形式,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项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①说话和气;②买卖公平;③借东西要还;④损坏东西要赔;⑤不打人骂人;⑥不损坏庄稼;⑦不调戏妇女;⑧不虐待俘虏。

这样的纪律,细品起来,与其说是纪律,倒不如说是文明规范和精神信条。这样的纪律,只能属于毛主席的人民军队。

这是军队纪律的创造,它突出反映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基本性质和唯一宗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犹如朱德曾经说的,它像儿子忠于母亲一样地忠于人民,所以人民爱戴和拥护它,帮助它克服困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之下,不断地巩固和壮大起来。



                                     【油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彭彬 何孔德 高虹 作)】


七、优待俘虏

优待俘虏,是毛主席建军范式的重要内容。但这一点,在研究毛主席军事活动的若干著述中,恰略显单薄。余认为,优待俘虏,在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中占有着不可低估的极其重要的巨大作用,且闪耀着毛泽东精神的伟大光芒。

1928年2月,毛主席决定攻打新城。新城,是宁冈县的县城,据守之敌对我工农革命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构成重大威胁。2月18日拂晓,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攻占新城。此战,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作战,全歼敌正规军1个营,毙敌营长王国政和靖卫团长李树滋,歼敌200人,俘敌400人。

这是工农革命军首次面对如此多的俘虏,因为是新情况,没有规定,押送俘虏途中,出现了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主席发现后,明确作出了优待俘虏的规定:第一,不打、不骂、不杀;第二,不准搜俘虏腰包;第三,对受伤者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走留自愿,留者欢迎,还可以加入工农革命军,一视同仁,走者一律发给路费。他同时教育部队,必须要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

看看,这哪里是对待敌军俘虏,这简直就是对待自家弟兄。是的,在毛主席眼里,国民党部队里的兵士,也都是受苦人家的子弟,他们就是亲爱的阶级兄弟、就是独立平等的人,是应该受到优待的。这不能不说是菩萨心肠,是伟大的毛泽东精神。

我不知读君如何想,我是这样想,这些被优待的俘虏,留下当工农革命军的,一定会心甘情愿的去作战;回家的,也一定会念叨毛主席的好处;即使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与工农革命军打仗时,一定会手下留情,处于不利态势时还会说服他人一起投降,因为投降当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是一种新生。

开国上将杨至成曾亲身经历过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俘虏兵的故事,很能说明优待俘虏对国民党士兵的影响。有个叫曹福海的战士,原来是国民党杨池生部的士兵,在永新战斗中被红军俘虏。杨至成动员他参加红军,但他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说什么也不肯,结果,按照毛委员制定的优待俘虏的规定,领了几块银元路费放回去了。没过多久,曹福海在七溪岭战斗中再次被俘,他还是表示不肯当红军,于是又领了路费回去了。但没有想到,没过几天,曹福海竟拉了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拖枪投奔了红军,并对杨至成说:“你们红军里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骂?”曹福海参加红军后,战斗勇敢,工作积极,很快当了排长,后来在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途中,在大余战斗中英勇牺牲。

毛主席的优待俘虏,使得国民党的军队面对共产党的军队时就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举手投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51.4万人,其中俘虏19.8万人,占歼敌总数的38.5%;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800万人,其中:俘虏、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的人数合计达到636万人,占歼敌总数的79%。师以上的重大起义就有60余次,起义兵力达到114万人,占蒋介石总兵力的1/7。

这就有了一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逮住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军官兵那就更别说。而毛主席则规定工农革命军逮住国民党官兵,不但不杀,反而要优待,要给疗伤治病,回家还要发给路费。这就给国民党官兵开通了另一条活路,面对红军或解放军,只要时机适宜就选择改换门庭。所以,优待俘虏这一政策,使得国民党军队发出了“毒矣哉”的哀叹!

这就是毛主席的建军艺术,其一的逻辑是,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生成战斗力,这可谓是军队战斗力建设的捷径;另一逻辑是,优待俘虏=留下兵员=扩大军队,这无疑是军队快速扩员的好办法。

上述的诸多数字,我以为是能说明这两个逻辑的。


八、消灭“愚蠢”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论断。

深厚的人文历史学识是毛主席的一张王牌,他深谙文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文化,愚昧无知,是不能打败敌人的。而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工农革命军的基本成分,又恰恰是没有文化的穷苦农民和苦难的工人以及流氓无产者,能认几个字的那算秀才,真正受过正规教育的是凤毛麟角。这样的军队,要担当起为人民打天下的伟大斗争任务,实现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理想,显然是天壤之差。因此,从建军伊始,毛主席就把加强工农革命军的文化教育摆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史料记载,1927年9月底,毛主席率领部队上井冈山,11月下旬就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军官教导队。满打满算,两个月的时间。作为一支新创建的军队,又是刚到一个完全陌生地方,打仗、安营、训练、管理、安顿伤病员、筹集粮秣,大事小情,诸事百般,全系于毛主席一人,可以想象毛主席是怎样的一个繁忙,又有多少急中更急的事需毛主席去处理,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毛主席却创办了教导队,并亲自上课。可见毛主席把办教育,抓军队的文化建设,放在了诸事百般最急最重的位置上。

                                            【井冈山龙江书院】

这个龙江书院教导队,就是现在的国防大学。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也可谓是毛主席文化建军的发展史。从建军伊始的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对我军的文化建设,一直紧紧抓住不放。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大大改观,但毛主席仍倾注着满腔心血抓军队的文化建设。1950年8月,毛主席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个指示规定,除执行规定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外,全军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文化学习,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这是毛主席的大战略视野。

最终,他不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了一所大学校,又通过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了改变中国人民文化文明的旗舰。

历史告诉我们,毛主席通过办学办校,彻底改变了工农革命军的文化面貌,那些睁眼瞎的泥腿子,那些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煤黑子,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在毛主席这位伟大导师的教导下,脱盲消愚,成为合格的战斗员、指挥员,这支军队也成为了战无不胜的文明之师。

有一个典型人物,可作为毛主席文化建军的经典证例的代表。这个典型人物,就是以《长征日记》而闻名的肖锋将军。他是我的老首长,他和夫人贡喜瑞多次给我讲过他学文化的故事。他是长工的儿子,讨饭、放牛、学裁缝是他参加红军前的所有经历。他12岁参加红军,在部队学文化中成长,从文盲到识字,从识字到上学,再到著书立说,由战士、指挥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在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中实现了他人生的嬗变。

肖锋的人生嬗变,正是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嬗变。这是毛主席建军的大手笔,是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建军,文化建设是基础的方面,它决定着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只有把军队的文化水平提到与军队任务相适应的程度,这个军队才是合格的军队。这应是符合建军机理的一条经验。

任志刚先生讲“他是当仁不让的建军者,从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构建这支军队的一切要素都来之毛泽东,其他的同志无论贡献多大,都是参与者。”

这就是毛主席的建军。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