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星期四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一)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一)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28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

毛主席创造了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一观点是全国著名教授张蔚萍老提出的,本文试做探讨,以为抛砖引玉。

余以为,在我国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后,在面对世界未有百年之大变局的当下,研究思考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现实和未来意义。

毛主席是中华文明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维范式、行为风格、意志禀性和文化形态,无不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优良元素。但毛主席这一世界顶级伟人,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又以他独特的智慧禀赋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峰值。


(一)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毛主席创造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其特质是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创造的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同共享有的物质文明。毛主席是新中国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在新中国资本近乎为零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极端封锁和准战争的环境下,在毫无技术和工业基础的前提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领导建立了新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了工业化大国。他缔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顶层结构——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制度,建立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基层结构——工农联盟的工业化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他提出并初步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生产工具和技术得到极大改进,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得到巨大积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步改善,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崭新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毛主席被誉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现代化之父。毛主席创造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早期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前苏联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而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化两条腿走路,是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先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工业水平,比欧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落后30年以上。毛主席在新中国面临准战争状态的环境下,英明领导中国工业化这个“第二个革命”,与周恩来总理发明了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模式,仅用2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了世界通行的500多个工业行业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机部到八机部中央骨干企业和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企业交相辉映、军工与民企结合的合理布局,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三线战略工业基地,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世界顶级成果,一举超过印度,赶上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总产值(注意:不是GDP,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指标)从1952年的343.3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4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了17.9倍,年增长11%,相当于每年增长63.9%。1952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农业产值则下降占比为28%,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则上升到70%,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化国家。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在中共历史上,要说最懂“三农”的人,那是没有人能与毛主席相提并论的。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紧紧扭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动员全国进行大江大河治理,兴修水利,科学种田,农业学大寨,使中国的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粮食生产做到了旱涝保收,解决了7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史料表明,新中国的前30年,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86000座、人工河渠300多万公里,配耕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16.5万公里,梯田几亿亩,水浇地耕地面积从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6年的45.3%。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打下了永久性基础。这些水利工程按目前造价和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240多万亿元,超过1980年至2008年历年GDP的总和。1950年,毛主席指导全国完成农业合作化,紧接着亲自制定了农业“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启动了北大荒和新疆国家战略粮仓建设。北大荒,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上万名地方干部、五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和科技人员以及20万支边青年,54万知识青年,投入北大荒建设,使北大荒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基地,成为我国人民粮食保障关键时刻抓得住、用得上的战略力量。197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为2.8631亿吨,比1950的1.3亿吨增加了一倍还多。按全国人口计算:1949年5.4167亿人,人均占有粮食为418市斤;1976年9.371亿人,人均占有粮食615市斤。这说明,新中国粮食的生产,不仅多养活了4亿人,而且还使9亿多人的粮食人均占有量增加了近200市斤。1976年与1949年比,全国的棉花产量增加了4.6倍,油料产量增加了1.4倍,肉类产量增加了2.3倍。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毛主席被誉为是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第一个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所形成的平原阵地战,完全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创造了现代运动战,更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从而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革命的基础和基本战争原则。”他的军事思想,不仅影响了广大的第三世界,而且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一切伟大的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他即于1952年发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的伟大号召。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努力,在根除匪患,先后赢得炮击金门、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抗美援越作战、中苏珍宝岛之战、收复西沙之战的同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完整的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体系,使中国的军队由过去的单一陆军发展成为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掌握了导弹技术和空间技术,进一步增强了遏制战争的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毛主席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由建国时只能造桌子椅子的科技水平,发展到1976年拥有了一大批高精尖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基因等尖端科学技术,成功研制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喷气式大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等高端武器装备和现代科技设备,创造了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新四大发明”。1980年,我国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新中国的教育。伟大的科学家杨振宁曾说过“深圳现象”,他说深圳的发展,得益于新中国成功的扫盲运动。是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普及最成功的全民教育,这使得中华民族进到了一个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史料表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间,新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和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建成了涵盖城乡的基础教育体系,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城市普及了中等教育,城乡开展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为国家培养了900多万专门人才。1976年,小学在校生1.5亿人,入学率达到97.3%;1977年,普通中学在校生达到6780万人,创造了不可打破的纪录。国民识字率,由建国前的20%上升到80%,一亿多人成功脱盲。

中国的医疗卫生。毛主席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他曾痛批城市老爷卫生部,采取强有力措施发展农村医疗,使中国的医疗卫生保障成为世界的榜样。史料载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在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在农村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行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低廉。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的血吸虫病被根除,彻底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被西方列强和国民党政府封杀的奄奄一息的中医中药事业恢复生机,一大批中医药院所成立。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平均35岁曾到1976年的65岁。这在中华文明史上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奇迹。

另在生活保障上看,那时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卫生、免费教育,人人就业,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养老。全国实行低物价,价格保持平稳,没有通货膨胀,人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4月24日星期日

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24




毛泽东这一名字,已成为高维能量场。信仰和接受者,可以开启慧心,唤起“自我醒来的力量”,利己利他利天下!本文集要梳理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以资共享与学习。

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说毛主席从1920年到1927年在以湖南为主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这段时间长达8年之久。毛主席依托湖南这片热土,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革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革命史迹和丰富的精神财富。最主要的包括:


一、缔造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浴血奋战28年,彻底地改变了中华民族自宋代以来趋向下行的历史轨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1920年夏天,毛主席与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8月,蔡和森与毛主席通信,明确提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毛主席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该年秋天,毛主席在湖南创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开始全力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1年7月,毛主席与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大会。

毛主席是共产党组织的拓荒者。党的一大后,毛主席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迅速投入到创建湖南省的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工作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三个第一:1921年10月,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成为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省党支部;1922年2月,创建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为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产业工人党支部;1925年6月,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成为在中国诞生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党支部。

毛主席是共产党组织培育的模范践行者。湖南早期的建党工作,在毛主席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成为全国最整齐最有活力和党员发展最为迅速的省份。1922年5月,湖南的中共党员增加到30名,毛主席又领导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中共党员的数量为195名,而湖南的中共党员数量占比达到近六分之一。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今天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实物就是中共党员贺页朵的这份入党宣誓书,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

创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毛主席在湖南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1920年8月,毛主席开始在新民学会、第一师范、湖南自修大学、商业专门学校和第一中学等单位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1年1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0月开始在衡阳、常德、萍乡、醴陵等地领导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到中共一大前,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经达到38人。1923年底,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已达到25个,团员有700多名,成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最多的省份,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输送了优秀的后备人才。


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确定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史料表明,毛主席1921年9月即投入到组织发动工人的工作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该年10月,毛主席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后又被推举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主席,当选联合会总干事。他利用情况熟悉的优势,富有开创性地组织开展了几乎涵盖各个领域的工人罢工运动,包括泥木工人、人力车工人、缝纫工人、笔业工人、理发工人、路矿工人、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等等。他以深入务实的领导作风,既当组织者,又当指挥者,还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创造性地运用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消费合作社等多种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23个新式工人团体,组织领导工人罢工10次,胜利和半胜利9次,把工人运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实而富有实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无论其罢工的规模、创新性的理论与创造性的组织形式,都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面旗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领导工人运动,毛主席得出了仅仅依靠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走不通的天才结论。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毛主席可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第一人。


四、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在中央一级都建立了农民运动领导机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农民部。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成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主席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被批准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次年又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部长。192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主席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毛主席以国共两党农民运动领导人的身份,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领导和出席农民运动会议,讲授农村、农民课程,深入湖南5县实地调查研究,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驳了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歌颂了农民运动的功绩,热情地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湖南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韶山变成了农民的天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17万人,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湖南农民的一半。这一时期,毛主席发表了大量文章,揭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基本规律。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五、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工作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9月秋收起义,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4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毛主席,却缺席了第二届和第四届两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毛主席正在湖南紧锣密鼓地从事建立党团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没有接到开会通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毛主席正值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经中央批准在湖南疗养。

192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毛主席去中央工作。该年4月,毛主席由长沙到上海的中共中央,6月由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并于6月12日——20日出席中共“三大”。由于湖南出色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毛主席当选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中央局委员,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处理日常工作,与委员长共同签署中共中央的一切文件,成为实际上的中共第二把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的重大论断。

毛主席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工作,到1924年底因身体患病经中央批准“回湘疗养”为止。

毛主席回到湖南后,于1925年2月开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进行社会调查,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筹组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直到10月赴广州参加筹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没参会,也没当选中央委员。但1926年11月毛主席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于12月底赴武汉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仍从事中共中央的工作。

这一期间,毛主席再次回到湖南,则是一年以后的1926年12月,并于次年1月在湖南进行了32天的“五县”农民运动考察。


六、参加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宁汉合流为止,毛主席实际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作长达三年半时间。期间,毛主席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两次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这一时期,毛主席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被派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广东省国民党执行部指导工作,赴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史料表明,凡他工作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建党,成为全国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领导的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他开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他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作为开篇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文献。


七、领导秋收起义

中共“八七会议”,毛主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伟大思想。这次会议,毛主席被选为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油画)】

1927年8月12日,毛主席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组织领导了中国武装革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由此,毛主席也结束了以湖南为中心的早期革命活动。

本文结语:毛主席离开了湖南,他再次回到湖南是32年后的1959年。“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他从湖南走向了全国,从中国走向了全世界。外国评论家说:近代中国湖南出了两个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使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人,而毛泽东主席则是第一个使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着的人民,而联合国大会主席在翌日召开的联合国专门追悼毛主席逝世的大会议上致词说:“今天,世界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毛泽东,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不仅为自己的人民,也为世界人民打开了未来的门窗。”

这就是从湖南走出的毛主席。


【相关阅读】
刘振起:毛主席在湖南的成长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

毛泽东主席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

毛泽东主席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
作者:李永进 刘亦泽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21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奠基者、内涵特质的阐发者和弘扬实践的倡行者。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首要构建者。考察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建的重要贡献,对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的百年历程中,对于党的理想、信念、意志、品格、价值、情感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精神谱系的内涵解读与关系阐释方面,对于党的领袖群体在构建精神谱系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实际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首要构建者,具体表现为是这一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奠基者、内涵特质的阐发者和弘扬实践的倡行者,为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一、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发展的奠基者

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打下了鲜明底色,科学阐明了精神谱系的地位作用,亲历并直接参与了精神谱系的创建,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一)打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底色

毛泽东主席以其高尚的品格风范,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定立了鲜明底色。毛泽东主席从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坚信“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主席在任何强权和困难面前,都不低头、不认输,敢于迎难而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纵观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从白色恐怖到外敌入侵,从国共决裂到抗美援朝,从超英赶美到中苏论战,从残酷的战争环境到严酷的自然条件,时刻都充满了各种风险挑战,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不改初心,表现出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顽强意志。

毛泽东主席的品格风范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影响最大的当数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不仅是毛泽东主席长期革命实践的思维方法、工作方式、价值立场,更是其鲜明的精神品格。实事求是,体现了毛泽东主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实质。毛泽东主席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在听课笔记中写下了“古者有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等语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主席更是充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反对离开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科学原则。群众路线,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矢志为人民服务的深切情怀和崇高情操。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拜人民群众为师”到“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都反映了毛泽东主席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人民情怀。独立自主,就是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彰显了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精神气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以苏为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都表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志带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强大信心和坚定决心。

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更在精神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鲜明底色和政治标识。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主席以其个人的气质、人格、品德、信念,给中国共产党打上了深深的精神烙印,并将之融入至中国共产党的基因和血脉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主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格化身和精神符号。


(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地位作用

毛泽东主席非常注重精神意志的重要作用,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917年,青年毛泽东主席就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着重强调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深受老师杨昌济赞赏。在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主席提出“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席注重和推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也在于鼓励青年通过强身健体,来追求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主席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更加看重共产党人精神意志的重要地位及其对革命实践的反作用。一方面,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练。他坚信:“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气概、决心、能力,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才能充分展现的民族精神,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最终实现。毛泽东主席所概括的许多共产党人的精神,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要素的提炼,又日益融汇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又强调精神意志对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对物质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毛泽东主席将此观点进一步概括为“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主席为鼓舞民众必胜的信心,专门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要求党和军队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的观点,毛泽东主席批评道:物质利益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总之,在充分肯定物质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席特别注重精神意志的重要性,强调共产党人要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


(三)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创建发展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熟,也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许多伟大精神的创建。1921年7月,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毛泽东主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次“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人员,与其他代表一起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共同铸就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主席率领部队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通过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国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由此也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牺牲”的井冈山精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毛泽东主席凭借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带领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人迹罕至的大雪山,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最后胜利奠基西北,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1935—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陕北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实现了中国革命从低谷到高潮、从局部到全国的历史性转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构筑起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胜利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西柏坡,毛泽东主席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新的精神构成。

此外,像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伟大精神的形成,毛泽东主席也都是关键参与者和重要奠基人。而贯穿于所有这些精神之中的,则是伟大建党精神,这也成为毛泽东主席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遵循与核心主线。


二、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特质的阐发者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主席深刻阐发和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特质。主要体现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夯实了理想信念的定力支撑,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铸就了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道德风范,赋予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等,从而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要义。


(一)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和旗帜。毛泽东主席自青年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这一信仰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并且自觉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核。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振中国人民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主席总结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立党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毛泽东主席常常号召全体党员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强调共产党人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当然,毛泽东主席主张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指导,并不是照抄照搬经典著作中的词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许多重要精神,正是在探寻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蕴含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如,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重大问题的光辉典范,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等为主要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仅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般精神特质,更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二)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夯实了理想信念的定力支撑

理想信念是人对某种思想、理论和事业所秉持的坚定不移的态度观念,并愿意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状态。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也是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能够经得受住任何风险考验的强大定力支撑。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因此,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席都始终坚持要“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主席将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内在地蕴含着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革命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势必充满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少人理想信念出现动摇,感到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面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主席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道路和有利条件的基础上,还用满怀诗意的语言写道:革命的高潮和胜利就像是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又强调:“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他鼓励全体党员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也要充分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坚强支撑,共产党人付出的一切努力、一切牺牲,都源自对这一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


(三)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并非仅仅满足于精神内涵的抽象阐发,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依托和价值旨归,这就是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毛泽东主席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属性,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主席强调,“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不论遇到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必须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为人民群众所支持拥护,作为评判党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标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结束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使全体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通过科教文卫等各个领域的社会建设,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福利。

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是人民赋予的,这也要求共产党人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精神。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主席明确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席又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毛泽东主席经常谆谆教导各级党员干部:“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可以看出,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定立的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他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明确的价值追求。


(四)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铸就了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道德风范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铸就的道德风范。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明确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特别要做“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发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党执政后走上李自成的败亡之路,毛泽东主席又多次告诫全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厉行节约、艰苦奋斗。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1965年5月,毛泽东主席重回井冈山时说:“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1971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其审阅同意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坚持艰苦奋斗的同时,毛泽东主席还认为共产党人身上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毛泽东主席坚信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是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凝结成的优良作风,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政治本色,也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继承发展。


(五)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赋予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气概是人在重要时刻、重大关头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气势,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面临的敌人就异常强大,身处的环境就异常恶劣,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坚强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毛泽东主席深刻阐释道:“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时动情地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了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就被毛泽东主席反复提及用以形容共产党人锲而不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1938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毕业典礼上,要求毕业的干部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1938年年底到1939年年初,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毕业典礼、开学典礼、模范青年授奖大会等多次活动上,也反复提及愚公移山故事,鼓励党员干部们“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主席又多次讲到愚公移山精神,“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特别是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毛泽东主席更是号召全体党员要同全国人民一起,继承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彻底挖掉。愚公移山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毛泽东从精神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努力。


三、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实践的倡行者

革命精神在凝练而成之后,更为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在实践中加以宣传、弘扬和践行。毛泽东主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仅选树了一大批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模范典型,还通过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活动使全体党员接受精神洗礼,成为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载体。


(一)为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树立榜样典型

树立榜样典型,是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形式。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程中,毛泽东主席通过诗词、题词、讲话等多种方式,选树了一大批承载着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英模榜样,使精神谱系超脱了抽象的意识层面,变成了一系列鲜活具体的个体,更加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与弘扬。

毛泽东主席所树立的榜样典型,既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党政干部、文学艺术家等先进人物,像鲁迅、白求恩、徐特立、吴玉章、邹韬奋、吴满友、赵占魁、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焦裕禄;又有农村乡镇、社区厂矿、学校机关、作战部队等团体单位,像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抗日军政大学、南泥湾、西柏坡、南京路八连、大庆油田、大寨公社、鞍山钢铁等;还有感天动地、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像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立、工农红军长征、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等。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一处处记载着奋斗故事的地方,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迹,都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鲜明坐标。

题词赋诗作文、发表讲演谈话和举行各类仪式,是毛泽东主席树立模范典型的重要方式。在毛泽东主席诗词中,赞颂英雄先烈、讴歌革命精神的作品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七律·长征》(1935年)、《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等,留下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不朽诗句。这些高度凝结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史诗篇章,业已成为全体共产党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

各类题词祝词,则是毛泽东主席更为直接说明某一精神内涵特征的表达方式。例如,毛泽东主席为白求恩题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为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等等。这些耳熟能详、历久弥新的话语,不仅有力地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深刻地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此外,各种仪式以及仪式上的发言,也是毛泽东主席树立英模典型、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方式。这些仪式包括开幕式、闭幕式、表彰会、追悼会、纪念会、送别会、开学典礼、结业典礼、各级干部大会等。例如,1943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着重表扬了八路军第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为战士们背米、做饭的事迹,鼓励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强调“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1944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开篇即提出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而“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以此表达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通过开展学习教育运动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运动,是毛泽东主席推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全党宣传、认同、践行的重要途径。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开展了多次学习教育运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延安整风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整风整党运动。这些运动在集中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也注重党员干部精神层面的涵养改造,塑造起中国共产党的优良精神品格。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题是“认真的切实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整顿“三风”实际上就是对党内风气、党员精神的整顿改造,弘扬实事求是、团结统一、鲜活生动的精神。其间,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等演讲,抨击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不良作风。例如,毛泽东主席批评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对于宗派主义,毛泽东主席批驳道:“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对于党八股的文风,毛泽东主席斥责其“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在整风运动中,全体党员通过个人学习整风文件、撰写思想报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环节,逐步实现了思想一致和精神提升。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与思想转变相伴而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集中反映了全体党员精神面貌的彻底转变,为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党员出现的骄傲情绪、官僚作风、思想不纯等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要继续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决定再次以整风的形式予以纠正。1949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此,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应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以“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要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这次整风结合1951年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又接受了一次思想教育与精神洗礼,大大纯洁净化了党风政风,使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了进一步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毛泽东主席再一次领导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共产党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7年3月,毛泽东主席特别强调说:“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出来”。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又一次在全党展开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演化为反右派斗争,但毛泽东主席为改善全党作风,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传承中国共产党优良精神品质所作的艰辛付出和不懈努力,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结 语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对于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相结合”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精神密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毛泽东主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发展、内涵阐发、践行弘扬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中国共产党也开创了善于总结精神的优良政治传统,营造了全体党员崇尚精神的良好政治生态,形成了能够充分发挥精神伟力的独特政治优势。当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必将诞生更多新的精神资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李永进,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亦泽,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6期)

2022年4月17日星期日

毛主席如何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

毛主席如何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
作者:李克勤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17
以下文章来源于济学 ,济学勤为径



毛主席亲自改定新华社社论:
明确上海的历史定位
(1949年5月29日)


【李克勤题记】上海解放时,新华社发表过一篇社论,原标题为《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审定时,把题目改为《祝上海解放》,并且还作了多处修改。可见毛主席对这篇社论的重视。正是毛主席亲自改定的这篇社论,明确了上海的历史定位。这些说法,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那是完全说得通的。通过这些说法,我们更加清楚看得到,对于上海来说,哪些是行得通的,哪些是行不通的,这是根据上海的历史定位而言的。进一步说,旧中国行得通的那一套,在新中国是行不通的。换一种说法,就叫有些东西只能在旧中国行得通,而在新中国不能让其行得通。这就是新中国,毛主席领导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道器变通。

01
《祝上海解放》对上海历史定位分析

社论开头指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

接着从说其原因,就开始分析上海的历史地位。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

我们不否定在解放时,这是上海的地位。同时,我们也理直气壮指出“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

这是旧中国上海曾经在地理上的功能,这也说明之说以上海有那么个地位,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作。这样,
“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接下来,社论从历史沿革进一步分析上海的历史位置。

社论指出: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

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


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紧随其后,社论讲了极为重要的一段话: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请注意,新中国认定的在革命中上海的历史地位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

由此进一步说,“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这样,上海解放的必然性,就说得通了。

上海,不是外国的上海,不是帝国主义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

这样的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也是新中国对上海的界定,这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或者妥协。

这可以看作解放以后,新中国的人民,包括上海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道器变通之基。

在此基础上,社论末尾一段认定: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

这样的说法,就十分全面,而且合理,完全说得通。

紧接着,在引述李涛将军“声明”的公平合理性后,社论明确指出了外国政府在未来针对上海乃至中国的两种态度两种做法。

一种是继续老一套,
“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

毛主席在这个地方加了一句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

然后再说
“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毛主席加的这句话,使得对于外国政府力量做法,一反一正,两相对比,一目了然,而且不仅彰显义正辞严的原则性,同时也把原则指导下的灵活性凸显出来,给不同的外国政府晓之以理。

这不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方式吗?

事实证明,这是毛主席高潮的斗争艺术,无与伦比的道器变通。


02
祝上海解放(全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新华社社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股,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决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改稿原件刊印】

03

坚持研究毛泽东文化


【李克勤后记】

从这篇社论的题目修改,可以看出毛主席的超乎常人的冷静与智慧。老人家没有为解放了上海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上海未来总体考虑,以一种谦逊的口吻论事,为做工作的同志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这不就是“两个务必”之道的具体体现吗?

请看毛主席增写的这一段:
“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样的警示难道说不通吗?

从这篇社论里,我们明显感到中国与外国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大事。

毛主席为什么能做到与国际接轨而不接鬼?这个问题具有历史意义,同时也有深远影响。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总的思路,也是他审视历史,审视中国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哪些是要学的,哪些是不能学的。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曾经给了上海一个清晰的历史定位分析,进而给新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一个新的定位。

上海,不是外国的上海,不是帝国主义的上海,而是中国的上海,是人民的上海。

这个定位能改变吗?

(作者:李克勤;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修订发布)

2022年4月16日星期六

必须高度警惕内疾外患问题——学习毛主席的危机管理智慧

必须高度警惕内疾外患问题——学习毛主席的危机管理智慧
作者:张永杰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16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有识之士关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严格说来,多年来一直都有关于民族危险的呼吁,只不过因各种原因而淹没无闻。

观照俄乌战事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俄罗斯使用的一系列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与伎俩,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加之于中国人的头上——不说美国一直在台海、南海频繁制造事端,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仅北约意欲向亚太扩张、拉日韩“入盟”,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临界危险信号。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从没见过强盗对君子“礼让”的先例。如果我们继续像被温水煮的青蛙一样,一味地“躺平”享受,结果必然是尸骨无存!外患之余,有无内疾内忧?凡头脑清醒者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对于内疾外患,习近平总书记是异常清醒的,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屡屡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们很多同志只知道毛泽东主席有着诗人般的豪迈浪漫性格,始终饱含激情与必胜信心,总能在“烟灭灰冷”的时候,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必将燎原之“星火”,在他眼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强敌。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是他心中已然有了“最为困难”、“最为危险”的底线。因为已经预见到极致的“底线”状态,所以,才能思谋对策,看到希望,夺取胜利。例如,抗战爆发后,“亡国论”与“速胜论”一度甚嚣尘上,但毛主席却从各种力量和因素的对比中,分析“最坏”情况,判断事态演进,指明努力方向,最终得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既非亡国又非速胜的“持久战”结论。

为什么跟着毛主席就能无往不胜?因为他有着超常的领袖智慧。在他异常丰富的领袖智慧“宝藏”中,我们往往最容易忽视的一块“瑰宝”,就是“危机管理”智慧。

现代“危机管理”成为一门学科,专门研究认识危机、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是所有社会组织在面对冲突和危机时的普遍追求。但现代危机管理虽然重视对潜在危机的研判,但着力点却在于对当前已发生危机如何调度系统资源进行处理。

而毛泽东主席的“危机管理”智慧与之相反,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重点放在提前预见上,也就是侧重于“治未病”、未雨绸缪,以防范未然、防微杜渐。这与他的领袖智慧之精髓——“紧紧抓牢主动权”是分不开的: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低潮时到希望,在胜利时看到危机,从而保证始终居于主动地位。以下试举几例: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大,是真正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斯时全党拥有党员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90多万、民兵200多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可以说,当时的背景是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露晨曦。

但是,就在全党欢呼、庆祝之际,毛泽东主席在作七大“结论”时,却出人意料提出我们党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具体明确地列举了“十七条”之多:
第一条,“外国大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

第六条,“爆发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即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即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党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列举了十七条困难后,毛泽东主席指出他提出困难的目的:
“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心理准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讲了十七条困难后,紧接着就讲了争取胜利的八个方面: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上提出可能出现的十七条困难,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有的果然出现了,有的部分应验了,更有“其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比如,七大后不到两年,党中央办公达10多年的“红都”延安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这是七大期间的大好形势下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正因为有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做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使我们未至太过被动,而是主动、果断、从容地放弃延安。

再如,毛泽东主席为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全党学习,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过去经常被一些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预见不到潜在的危机。

最著名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务必”,更为耀眼地闪烁着其危机管理智慧的光芒。

1949年3月,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夺取全国性的胜利已为时不远。想想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近28年的艰苦卓绝奋战,马上要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马上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马上要从打江山走向坐江山,这是何等的激动人心!毛泽东主席自然也非常兴奋,但与其他人眼界不同,他操心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会面临哪些危机?他认为,外部压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会出问题。所以,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了党内可能出现的严峻问题: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更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防止党执政后的腐化现象: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把动身前往北平称之为“进京赶考”。

毛泽东主席在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没有陶醉于歌功的喧嚣,依旧以历史的深邃与冷静眼光洞悉现实、着眼未来,看到可能面临的危机,这就是伟人的伟大之处!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依旧殚精竭虑,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阵营里少数人闹事问题时,毛泽东主席说: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说:
1956年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我们就没有料到,国内也有一些事没有料到。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我记得七大的时候,罗列了十七条,如果我们没有准备,那个事情来了,我们就要差一些了。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每到关键时期,有了毛泽东主席对危机的预见,对危机的管理,使我们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战胜了重重困难,抑制了腐败,没有当“李自成”,“赶考”才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古语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主席长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下先棋”、“治未病”,“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事前预见危机,针对危机做足心理准备,找准解决危机的策略,以争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危机管理智慧。在当今国际时局大动荡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学习毛泽东主席危机管理智慧,系统梳理我们可能面临的内疾外患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对应策略,化危为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

毛主席在湖南的成长

毛主席在湖南的成长
作者:刘振起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15



      【毛泽东主席在长沙(1919年)】



【作者按】青年节将至,本文梳理毛主席在湖南的成长经历,以与学习毛主席的青年朋友们共享。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降有诸多英贤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有的因立功名垂青史,有的因立言传颂后世,有的因立德受人敬仰,而唯独毛主席,功、言、德并立,且达到至高境界。他建盖世奇功、著天下雄文、扬人间大德,创建新中国,影响全世界,成为中国平衡世界的砝码,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最伟大的英雄。

毛主席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出生成长于湖南。 

毛主席出生。1893年12月26日(农历癸巳十一月十九日),毛主席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祖父毛恩普,一生贫困,勤劳厚道。父亲毛贻昌,治家严谨,善于经营,家境渐有起色,对子女要求严厉;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勤俭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乐于助人。他们的言传身教,尤其是母亲的高尚品德,对毛主席的成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毛主席读私塾。毛主席6岁开始作些田间零星劳动,8岁起开始读私塾。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关公桥私塾、桥头湾私塾、钟家湾私塾、井湾里私塾,14岁、15岁停学在家务农,16岁复学,就读于乌龟颈私塾,并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家读书。

毛主席的记忆力极强,所学四书五经和《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以及《日知录》等,都能够口诵心解,很快领悟。“私塾的同学回忆,毛主席少年时代很有大人风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总是交头卷,还时常帮助别人做”。读私塾期间,他还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如《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他喜欢书中的英雄豪杰,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许多故事,他几乎背得出。在读了《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籍后,他萌发了爱国思想。

从读私塾开始,毛主席练习书法,研习诗词,终生不辍。最终,毛主席的书法被誉为中华书法史上的第三次高峰,毛主席的诗词被誉为中华有词以来第一作手。

毛主席读高等小学。1910年秋,毛主席以“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的佳绩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韶山冲。这所学校是湖南省最早的新式学堂,毛主席在这里读书半年,学习了自然科学、音乐、英语等新课程,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禹、秦皇、汉武的书籍,阅读了《了凡纲鉴》《世界豪杰传》以及中外历史、地理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积淀,毛主席的爱国情怀更加的炽热,为表达自己的志向,他为自己起了别名“子任”,以表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态度。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文章,受到老师高度赞扬:“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批阅给全校同学传观。

毛主席读中学。1911年春,毛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半年。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在报纸上知道了湖南人黄兴领导广州反清起义的消息,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第一次发表政见,把自己的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此时,国内掀起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权的运动,湖南革命者策划领导反清政府的长沙起义,毛主席和同学一起卷进这一斗争潮流,并带头剪去了自己的辫子。

    【19岁的毛泽东参加作文比赛获冠的这篇仅400余字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目前留存下来的他最早最完整的手迹。作文纸顶头是班主任国文老师柳潜的批示“传观”,并加有诸多评语。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

这期间,毛主席研读了《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作文,联系社会现实提出,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必须依法治国。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之善与不善关系到是否“利国福民”。作文高度评价商鞅是“伟大之政治家”。这篇作文受到老师高度称赞:“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这一期间,毛主席还有两段特殊的经历,一是当兵,二是自学。这两段特殊经历,对他的成长具有特别意义。

一是当兵。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毛主席受此影响,决定投笔从戎。10月22日,长沙发生起义,湖南宣告对清政府独立。月底,毛主席到驻长沙的起义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服役,当了一名列兵。服役期间,他坚持了在湘乡驻省中学养成的读报习惯,用极有限的饷银购买了几种报纸,贪读不厌。在报纸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社会主义”这一新概念新主义,并兴奋地讲给兵士们听,还写信给东山高小的旧日同学,认为“社会主义”是救人救世的最好的道理。辛亥革命,在中国第一次推翻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专制皇权制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3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毛主席认为革命已结束,决定退役继续求学。

二是自学。1912年秋,在第一中学就读的毛主席,感到学校课程有限,在读了御批通鉴辑览后,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按照自己订的自学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严格自学了半年。这半年,他研读了《原富》《法益》《民约论》《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物种起源》等著作,还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等,差不多读遍了图书馆所有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在这个图书馆,毛主席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每天都要伫立细看,受到启发。

毛主席读师范。湖南省立师范读书,是毛主席在湖南成长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班始,到1918年6月在第一师范毕业,时间长达5年多。期间,他扎实地奠定了文、史、哲、地等知识基础,尝试了社会调查,开始了社会活动,形成了一定的团队,初显了组织才能,并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

湖南一师是当时湖南的“亚高学府”,是比较民主开明的一所学校。毛主席在这里受到了杨昌济、徐特立,以及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老师的深刻影响。学校的课程很多,毛主席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非常注重自学,挤一切时间,精心选择自学内容,读书不倦,有时通宵不眠。对于所学,一门一门地深读细研,融会贯通,写下了许多的笔记、文章和诗词等。他写的《体育之研究》《心之力》等文章,直到今天仍为很多人研读。期间,他还深刻研习了《离骚》《九歌》《昌黎先生集》等古文,练就了写得一手好古文的能力。

毛主席研究治学方法,主张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期间,毛主席多次做社会考察,大的有两次,均以游学的方式。第一次,一月余时间行程900余里,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地。第二次,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湘阴、益阳、岳州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使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也磨炼了他吃得苦、耐得劳的坚强意志,为他后来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积淀了能量。

西方人称毛主席是“天才的基层组织家”,而他正是在一师得到了初步的体验。期间,他组织过以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哲学研究小组,连任四届一师学友会文牍,并于1917年10月当选学友会总负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这一职务此前都是校长、老师兼任的),发起组织了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多次创办工人夜校,发起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当选总干事。在这些活动中,毛主席展现出超群的组织才能。“事实上全校那时四五百个同学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他一有号召,全体同学就都行动起来。”

毛主席在一师期间,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主张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他提出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并切实地行动起来,一年四季坚持远足、爬山、露宿、游泳、风浴、雨浴、日光浴、冷水浴、六段操等运动锻炼,亦借此提倡勇武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严格的身体锻炼,对于他后来在艰苦革命环境中的极苦的工作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很好的身体支持。


       【毛泽东题《明耻篇》封面】

期间,毛主席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意识与日俱增。1915年5月7日,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毛主席愤然写下雪耻救亡决心:“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该年秋,他以“二十八生”的署名,征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随时为国捐躯的同志朋友。1916年7月,他根据对世界时事的分析,预测“日人诚我国劲敌”,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的预断被证明。

毛主席初试“军事指挥”。1917年下学期,毛主席当选一师学友会总务,负责领导全校的“学生自愿军”。11月15日,北洋军第八师的溃兵约3000人,由衡阳一路烧杀抢掠溃退到长沙猴子石附近,对学校和长沙城形成危险。毛主席说服校领导,挺身而出,组织“学生自愿军”,并联络附近警察分所的警察,分成三队,采取半包围之势,居高临下,虚实相成,缴了溃军的械,使长沙城和学校化险为夷。1918年他领导同学组成“警备队”,并亲自任队长,担任学校的警卫工作。期间,还组织过“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遭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

毛主席在一师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他被同学们称为“毛奇”、“时事通”、“毛伟人”,赞誉他“浑身是胆”。1916年7月,一师组织全校“人物互选”活动,学校不提候选人,由学生任意选评,评选条件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近20项,11个班400多人参选,毛主席在全部各项得票最多。“才具”一项,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学有得票;而“胆识”和“语言”两项,只有毛主席自己独得。

    【1918年湖南一师第八班毕业照(毛泽东在四排右2)】


毛主席的社会活动。毛主席1918年6月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到1921年7月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有两年多时间他以主要精力在湖南从事社会活动。

这一时期,毛主席的社会活动非常丰富。创建新民学会,组织推动赴法勤工俭学;领导开展五四爱国运动;联合各界力量驱逐军阀张敬尧;成立各种社团组织,例如:湖南学生联合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湘潭教育促进会、旅京湖南学会、星期同乐会、中韩互助社、救国十人团、平民通讯社、湖南改造促进会等;组织和参加各种会议,包括社团会议、联系会议、动员大会、声讨大会、游行大会、研讨会、教育会、改革会等;担任小学教员、小学主事(校长),教授小学历史课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助理员,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旁听北大课程和学术研究;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失学青年夜校、自修大学和青年图书馆等;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湘江评论》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在期刊和报纸大量发表文章,实切社会时弊,探讨社会改造,宣传进步思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获得高度评价,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若干报刊转载。毛主席的丰富社会活动,使他的成长受到多方锻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被李大钊誉为“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


毛主席等组织创立新民学会,组织学会会员和湖南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是影响中国现代史的一件大事。1918年4月,毛主席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宗旨,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918年8月,毛主席受杨昌济函约赴北京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毛主席等积极组织和努力下,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和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起了四个留法预备班,成功组织了400余名湖南青年学生赴法留学,占到全国1600人的四分之一,培养了一批人才。毛主席对出国留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亦有费用拮据,毛主席选择了留在国内。

从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成长看,发动和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是颇具关键的活动。张敬尧时任湖南省督军,是一个贪婪残暴、罪大恶极的军阀(后成为汉奸)。驱逐张敬尧(以下简称驱张),是湖南省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场广泛的爱国运动。毛主席是这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是他独当一面组织重大社会活动的首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酝酿筹划,宣传发动,组织协同,联络社会,并率驱张请愿团赴京请愿,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北京政府交涉,最终取得驱张运动胜利。这一活动,充分显示了毛主席驾驭重大社会活动的能力,也使他从此真正步入了社会政治领域,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的政治明星。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2022年4月10日星期日

毛泽东主席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毛泽东主席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作者:苏亮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10



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的途径,并身体力行地在各个时期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主席的调查具有躬身入局和尊人民为师的显著特征,且对调查的结果研究,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三者统一体现于调查研究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躬身入局:“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
  
毛泽东主席认为“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能感到有生命”,并“躬身入局”,深入人民群众之中,向人民学习,拜群众为师。
  
调研前充分做准备。毛泽东主席一生开展的多次调研活动,在调研前都一般会做准备,经过“打腹稿”,事先思考调研方案,有些调研他还拟定调查提纲,列出大纲和细目,做足各项准备。例如在韶山银田寺座谈中,他提出的调研问题就有:区乡农会的组织发展如何?农会干部的成分怎样?办审公道不公道?农会办了些什么好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最终取得了丰硕的调研成果。
  
高质量召开座谈会。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通过大范围地开高质量的座谈会以听到真话。他每次召开调查会,规模、人数都会视情况而定,座谈会对象尽可能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例如在1927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的调研中,毛泽东主席调查的对象就比较广泛,包括各县的党、政、工、农、团,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和一般人员,参与人数较多。在韶山银田寺调研中,毛泽东主席善于启发在场每一个人的话匣子,让大家敞开心扉发言。当时现场有30多人,大家一起讨论,甚至还相互争论,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主席通过去粗取精听真话,自己对实情的辨别也就越来越清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主席是践行读书与调研相结合的典范,始终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据湖南党史陈列馆资料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开展的调查研究不下60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到各地调研不下57次、约2851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有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调研。毛泽东正是始终根植于调查研究,才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尊人民为师:“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
  
在革命斗争年代,尽管调查环境复杂艰苦,毛泽东主席都积极开展调查,哪怕是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也能沉心调研,始终依靠人民群众,确保调研收到明显成效。
  
甘当小学生。毛泽东主席认为“甘当小学生”的调查,是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保障。他以满腔的热忱,以“小学生”的姿态,尊人民为师,不懂就问,不清楚就问,不了解就问。在毛泽东主席的影响下,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调查,大多做到了“空杯心态”,非常务实、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体现了崇高风范和优良作风。
  
始终依靠群众。毛泽东主席在长期的社会调查工作中始终依靠群众,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他认为,在调研中要做到与人民群众惺惺相惜,“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毛泽东主席乐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体现了人民情怀,因此调研对象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认可和尊重。
  
与调查对象交心。毛泽东主席开展调查,善于通过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和典型访谈的方式,与对象以心交心,了解真正的实情。例如,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主席在韶山200多天,大半的时间都在进行调查。针对不同类型的典型,他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人一个人长谈,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社会上对组织开展的农民运动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表扬和批评,他都认真倾听、虚心接受。对于农民运动中的“农民问题”,解决得好的和坏的情况都去了解,以全面掌握基本情况。192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主席,找来老家的壮年佃农张连初,诚心与他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了解他家里的基本情况,包括粮食、猪油、茶叶等支出情况,以及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在内的收入情况都进行详细记录。他通过“以心交心”“解剖麻雀”的方式,搞好典型访谈,了解真正实情,为下一步决策和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
  
毛泽东主席长期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调查和研究一定要“一是一,二是二”,务实地开展调查和研究。
  
养成长期开展调研的习惯。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制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长期以实事求是态度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主席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将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经常使用、熟练使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很多新问题涌现,为了探究问题之因,扭转困难之势,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从身边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以上率下,号召大家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始终依靠“问策于民”的调查研究来推动问题破解。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主席经常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找到事物症结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及时提出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1927年1月在湘乡考察农运时,农会委员长陪一个农民找到毛泽东主席,农民有一头牛脚跌断了,再不能耕田,农民想把废牛杀了换条小牛,但县里规定禁止杀牛,且未明确废牛能否宰杀,所以这位农会干部不好做主,特请毛泽东主席出主意。毛泽东主席充分了解情况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县里这个规定很好,是对的;但农民遵守规章,来请示农会,我看这条废牛,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又不损害农民利益,就按农民的想法做要得。”
  
调查后认真思考总结。毛泽东主席注重理论总结,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在思考中不断提高真研究问题的能力。例如,毛泽东主席长期深入群众调研一线,听真话、察真情,善于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分析研究材料,透过复杂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规律。他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典型代表。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主席思考问题、作决策,都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的好思路、好方法、好举措。毛泽东主席的调查研究既扎实做到了身到和心到的知行合一,也为自己不断涵育了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原载《学习时报》2022年4月8日第2版)

2022年4月5日星期二

清明的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壮丽与辉煌

清明的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壮丽与辉煌
网文新编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05
 


【编者按】清明时节倍思亲,人民想念毛主席。

在中国,在全世界,没有一个领袖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如此持久、广泛、真情和热切的怀念。这种怀念,在“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咱老百姓”的历史检验中与日俱增,愈益炽热和强烈。那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真正让人民做主人,让社会好起来,让国家站起来,让帝国主义怕起来,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的美好和幸福,无限的希望和力量......

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美好,你不说谁说,你不传谁传,要用强大的正能量之声,彻底淹没那些企图抹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一切谣言与虚无化泡沫!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功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引自《决议》)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保卫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无数人间奇迹,其最重要的有九大奇迹:

  
1. 军事奇迹:打赢了所有对外战争

保卫新中国是一场艰巨的任务,毛泽东时代打赢了抗美援朝,打赢了中印自卫反击战,打赢了抗美援越,打赢了抗美援老,打赢了珍宝岛之战,打赢了西沙收复战,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毛泽东时代用劣势装备、以弱胜强,花费军费极小,打赢了一切对外战争,一洗百年挨打的耻辱,打出军威国威,打出了相对和平环境,打出中华民族空前绝后之军事奇迹,跻身世界第三军事大国。

特别是抗美援朝,敢同世界最强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敢同22国联军开战,还一鼓作气把如虎强敌,从鸭绿江打回三七线(稳定三八线)。

因抗美援朝打出国威军威,美帝在越战中始终不敢越过三七线,中国只花不到美帝2%的钱,牺牲不到美帝2%的人(美帝花8000亿美元,投入50万军队,死亡5.6万人,受伤30多万人),打赢了抗美援越,得到美帝完全撤出东南亚,几乎丧失对东南亚国家的控制力。

若无1974年的西沙之战,中国西沙将全部丧失(其它战事无需赘言)。《决议》说:“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2. 经济奇迹:跻身世界第六工业大国

在物质资源极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和极少外援下,中国用四分之一世纪时间,把“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9.8%快速递增,我国经济与美国相比由1949年相差28倍变为1978年的相差5.52倍,中国跻身世界第六工业大国。”

工业建设“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引自《决议》)特别是自力更生建起50多万个国有企业,撑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3. 基础设施建设奇迹:堪称天翻地覆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无铁路的历史。水利建设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其中,“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引自《决议》)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到1979年全国共建成库容10万立米以上的大中小型水库8.5万多座。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区5千多处。1949-1979年30年间的水利建设总投入,相当于现在投入245万亿元人民币。

“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引自《决议》)

还进行了三线建设、开发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毛主席逝世时,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1978至1980年让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还留下500多万吨棉花,20多亿美元,19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600吨黄金等,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

毛泽东时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搞建设没给子孙留下任何债务负担。建国初如脱缰野马的通胀治理后,物价一直稳定,再无通货膨胀!
  

4. 科技奇迹:科技竞争力世界第十三

新中国仅用26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至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从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瑞士洛桑局统计数字,我国1980年的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13位。

“毛泽东时代只用十年就搞成‘两弹一星核潜艇’,搞出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以及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复方嵩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神六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蚕式导弹世界闻名,建成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1970年下水的导弹驱逐舰其制海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等。”
  
“再没有出现过只三十几岁以身报国的科学巨匠,诸如,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轩、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恒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催化剂之父闵恩泽、黄土之父刘东升、植物学家吴征镒、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国际顶尖级的科学家,至今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几乎仍是毛泽东时代培育研发。”


5. 教育奇迹:为现代工业革命培养900万专门人才

建国前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毛泽东时代建立数千所大专院校及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1949年高校毕业生仅2.1万人,1978年高校录取40.2万人。建国后国民识字率从20%上升到80%,1亿多人被扫盲,小学在校生达创记录的1.5亿,入学率达97.3%,普通中学在校生1977年达创记录的6780万人。农村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城市普及了中等教育,城乡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

“一九八〇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引自《决议》)
  

6. 卫生奇迹:有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的医疗保健体系

“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以下。消灭了血吸虫、性病、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引自《决议》)

“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国民平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婴儿成活率从20%上升到了70%。”毛泽东时代没医患冲突,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是受尊重的。
  
而且,文化、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引自《决议》)
  

7. 社会保护奇迹:实行了“五保”

“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

毛泽东时代工厂无拖欠工人工资,工厂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妇女的地位在全世界是最平等的,孩子进托儿所、幼儿园及上学免费,单位福利分房,退休待遇得到充分保证,有困难各级组织是关心的。
  

8. 外交奇迹:同12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近代历史上,旧中国是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却成了可以和当时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构成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大三角格局。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七十年代初的五十几个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种下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挡雨的外交大树。”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引自《决议》)
  

9. 社会奇迹:浩然正气盈贯全国

“毛泽东时代占压倒性优势的浩然正气盈贯国家上下,老百姓扬眉吐气,邪恶奸诈之流惶惶如丧家之犬。那时秩序优良,毛泽东时代几乎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被他杀自杀枪决的不到1万人。”

毛泽东时代学雷锋蔚然成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学英雄做模范,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人人积极向上,人人尊奉“劳动光荣”。

政府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廉洁政府,贫富差距世界最小,犯罪率世界最低,自杀率世界最低,妓女被根绝。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大批工人农民进入各级政权,成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

“实现和巩固了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引自《决议》)
  
对于毛泽东时代,我们要有这样清醒的认知:“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显然,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基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与领导,是人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而达成的美好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新中国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力和经济腾飞的坚实基础!

2022年4月2日星期六

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作者:连鹏阁
昆仑策研究院 2022-04-02



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过程中,由尝试、鼓励到大规模组织的一种有益探索,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研究和学习知青文化,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有利于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引导方向,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学习,更有利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但是,研究和学习知青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割裂历史和时代背景,淡化党的集体领导,无视贡献和担当,紧盯片面和伤痕,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的资产阶级历史虚无主义。


一、知青上山下乡是当时国情决定的合理选择,决不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

知青上山下乡是坚持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夯实共和国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其直接形式就是“社会生产力向农村有效转移”。其根本目的是在农村推进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历史背景上说,中小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依据社会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等要素所确定的重要举措。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对生产要素的政策性调整,是对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再分配。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综合当时国内外环境,对青年一代培养、锻炼、教育、领导模式的新探索、新实践,也是党领导青年运动方向的历史要求。知青上山下乡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从而使新中国的青年成为第三代、第四代革命事业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所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社会要素和基本矛盾共同作用下的有效国策,是党和国家从 1953 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82年的近30年制定并执行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内和国际实际出发制定的国家政策,有着可靠的理论依据、科学的实践基础,而并不是党和国家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权宜之计、无奈选择。




二、知青上山下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可以回避或可有可无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张白纸。在这个基础上,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蓝图,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民以食为天。因此,这里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到“三改”的首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要进行改造必须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一个是生产力要素的有效组合(也可以说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建设)。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何把农业发展起来?在具体的改造实践过程中,广大农民自发建立互助组、合作社,探索推进社会主义合作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缺乏知识、缺乏文化是合作化工作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于是,在实行互助组、合作化的工作中,他们尝试、探索、鼓励、动员知识分子(初中、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

郏县大李庄乡总结了“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化”的经验。但全国范围内,不仅仅是郏县这样做,在全国各地的合作化高潮中,他们都同样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这项工作。这是全国性的,这是人民的创造。这个伟大创造被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他以智慧的眼光抓住了这个闪光点,对郏县大李庄乡经验进行批示: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做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人民的智慧,领袖的号召,党和国家的推动,先后涌现出侯隽、邢燕子、董家耕等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劳动的典型。因此,知青下乡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 1968 年以后,逐渐形成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8年8月24日,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迎来第一批下乡知青。当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且把这种首创精神具体化、明确化,提升到理论、政治等高度,形成党和国家的重要国策,进一步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说,知青下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八十年代初期结束,整个过程都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步进行。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是可以回避或淡化的、可有可无的历史阶段。


三、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一项事业,决不是没人管、没人问,更不是被抛弃的一代没娘孩

知识青年下乡后,特别是 1968 年知青大规模下乡上山后,各级党委把做好知识青年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各级党委成立专门机构,从上到下明确专职领导具体负责。中央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河南有省委副书记戴苏里,许昌有地委副书记李刚,郏县有县委副书记贾传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有副书记张炳乾、革委会副主任刘西庚等,各级实行一把手亲自抓、主管副职具体抓,切实把知识青年工作、生活、学习安排好。

党的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确保政治上有进步、生活上有照顾、生产上有帮助。各地都成立了由党委负责同志和共青团、妇联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知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大队党支部安排一位党支部副书记、一位贫协代表,生产队配备一名政工队长专抓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政治上,党、团组织、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引导他们;生活上,贫协代表手把手帮助、关心他们,帮助解决他们在家靠父母,下乡靠自己动手做饭、洗被褥、烧火、擀面条、蒸馒头等生活“大”事。热心的贫下中农社员把知识青年当成宝贝,视为自家的亲人,一有时间就去知青小组问寒问暖。各生产队成立知青组,一个知青小组组成一个新家。组长、副组长由大家推选,知青们自己做饭管理自己的家务,在生产队长领导下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劳动挣工分多少,管理账目公开,一日三餐怎么调剂,全组会上征求意见,共同商讨,形成知青组规,人人自觉遵守。

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后,国家逐步完善人员进出流动机制。从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和同期调离农村人数及去向对比中可以看到,每年下乡的、调离的同步进行。截至1979年底调离总数占下乡总人数的83.9%。其中1962-1973年总下乡934.57万,总调离401.35万,1974-1978年总下乡817.14万,总调离693.72万。在调离的形式上,有招生、征兵、招干、提干等多种途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后,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在生活、劳动、学习中关心他们成长、进步,帮助他们锻炼、成才,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因此,知青下乡始终是党在领导下的一项重要工作,那种认为“知青下乡是国家甩包袱,是对共和国一代知识青年的抛弃”的观点是狭隘的、虚无的,也是错误的。


四、知青上山下乡始终坚持我党提出的“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伟大旗帜,决不是所谓的对知识青年的“迫害”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包括党在内的社会各个界别都必须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尤其是(天生软弱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等先天性不足,更需要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在延安时期,我党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只有走向广阔的天地才能大有作为,知识分子要想大有作为必须走向广阔的天地与群众相结合。毛泽东主席说: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因此,知识青年先拜劳动人民为师,劳动人民爱护关心帮助知青,他们相互结合、融合,他们在广阔天地这片田野里吸收了养分,健康成长起来了。

当前,从中央到省、市、县不少领导都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踩过泥土、唠过家常,他们就像中国的田野一样朴实、厚重,但更多的知青走向各条战线,他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阵痛,他们没有怨言,仍然愿意听党话、跟党走,他们与党有割不断的感情。他们懂得劳动人民,他们知道我是谁、为了谁。就是那段在广阔的天地里的经历,铸就了他们的初心,奉献了他们的本真,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并一直激励他们,让生命永葆青春。知识青年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那一段经历,在他们身上永铸了红色的基因,使他们成为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这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既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坚强的栋梁,也是最牢固的基石。

因此,知青上山下乡始终坚持我党提出的“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伟大旗帜,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是所谓的对知识青年的“迫害”和“流放”。


五、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是有着巨大物质和精神贡献的,不是所谓的“四个不满意”

从1952年的鼓励农村初中生和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到1968年大规模城市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再到1980年城市知青全部回城,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3000万知青(1300万回乡知青和1700万下乡知青)伴随着共和国最困难的岁月,与共和国一起负重前行,付出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共和国走进新时代完成了最原始积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知青依靠辛勤的劳动和智慧,与广大群众一起跨越式提高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为农业、农村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几千万知青到农村、到边疆,在改变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改造自己,改变农村。无论他们在插队或去兵团,他们都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冲锋在前。他们先学后干,边干边学;他们不怕苦和累,双手磨泡不休息,冒着生命危险打井、修桥;他们平整土地,挖沟修渠。他们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实行科学种田,把自己锻炼成有文化、有知识、能劳动、会技术的新型农民。他们普及科学知识,成立科研队,提高当地劳动者科技素质,在科学种田方面发挥骨干作用。他们接受新事物快,严格按照良种良法,精细种植、精细管理,一丝不苟,为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当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下乡知青,与当地的父老乡亲一起苦干三年,实现全公社7000亩土地荒沟土坑填平,全部深翻一遍。实现水利化,达到旱能浇(50亩地一眼井),涝能排;道路林网化(边沟排水,路边栽树);耕地机械化,全公社三部东方红牌拖拉机,每个生产队一部40型拖拉机。知青们用青春的身躯在荒滩河道上刨石挖沙,填平了两条沟、两个坑洼,增加耕地40多亩。在汝河滩种植了30亩桃树、60多亩苹果树、1000多棵杨柳树。全公社5000亩小麦从良种、施肥、播种管理建立档案,定期观察。玉米种植引进杂交品种,先改犁地时随沟下种为麦行套种,后又改为麦茬点播,小麦、玉米亩产突破双800斤,向吨粮目标迈进。广阔天地人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

知青们敢闯敢干,施展才华,敢为人先,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创办乡镇企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挑大梁。他们围绕农业,办好工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先后办起了机械修造厂、拖拉机站、木材加工厂、面粉厂、水泥预制件厂、砂轮厂等。各大队办有造纸厂、翻砂厂、卫生纸厂等。安排一批知青在企业做工,有的任厂长、会计等。公社抽调知识青年白手起家,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设备、三无厂房立身之地的情况下,在汝河岸边的荒滩地上利用汝河沙石原料创办水泥预制板厂。公社盖招待所需要水泥砖、预制板,他们从供销社借钱买水泥,从汝河拉沙石料,知青们光着膀子,顶着烈日暴晒,在没有机械设备,完全用手工重体力的笨办法,苦干四个月完成了混凝土大砖的预制任务。在挣来第一笔资金的同时,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以硬汉为特征的骨干队伍。他们利用有限资金靠人拉肩扛架起了3里长的高压线。从汝河搬运沙石建起了70米长、8米宽的预应力张拉平台,用竹竿节草在河滩上盖起10多间简易工房,并购置了变压器、混凝土搅拌机、震动器等设备。知青骨干昼夜忙碌在建厂工地,食宿在草棚甚至露天之中。他们吃的苦、受的累,在今天人们看来难以想象,但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心理素质和体质基础。1975年,在知青家长及郑州砂轮厂带队干部全力帮助下,郑州第二砂轮厂鼎力支持,水泥预制板厂转产砂轮制品,从为郑州砂轮厂加工微粉入手,改制成品砂轮,到冶炼棕刚玉,制作砂轮,后来水泥预制厂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砂轮厂。到1977年底,砂轮厂基本形成了年产120吨砂轮和加工250吨微粉的生产能力。广阔天地砂轮销售到山东金乡、山西太原、陕西临潼、河北衡水等周边省、市、县。可以说,前三十年乡镇企业的探索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这里面,凝聚着3000万知青们“燃烧的青春和苦涩的汗水”。

知青下乡带来了当地文教卫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扎实的社会主义文化下乡。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扫盲教员,使大量农民摘掉了文盲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使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青年成了“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不少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医生”队伍短期内迅速蓬勃发展,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作为文化主体与插队下乡所在地的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融,知青在带来城市文化的同时,也同样接受农村本土文化的洗礼;父老乡亲在接受知青们带来的以知识、科技和城市生活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化的同时,也把广阔天地人的勤劳、朴实的优秀基因植入广大知青的骨髓。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励和熏陶下,广大知青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更加勤劳、更加脚踏实地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广大农民吸收新鲜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加崇尚新潮文明、更加相信科学技术。这些最广泛、最扎实的文化下乡与融合,是社会主义核心文化在广阔天地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的途径。

广大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从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到逐步成为“庄家通”,把广阔天地各项事业搞上去,实现大有作为,完成了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是有着巨大物质和精神贡献的。

所谓的“四个不满意”是针对特定的上山下乡的某些具体工作方法而言的,不是对持续3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工作所做的概括和总结。其后的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知青上山下乡作出的全面评价,该评价应该被认为是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总结。《纪要》认为:全国 1700 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农村锻炼,走向其它战线的知识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纪要》也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等。

因此,“四个不满意”是在特定时间、特定语言环境,面对特定事件,由特定人员做出的特定表述,不具备普遍性的代表意义,不能作为党和国家评价和衡量跨越近三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表述。


六、知青上山下乡是青春激扬的奋斗和贡献史,不是伤痕累累的文学艺术

知青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到边远落后的边疆,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留下青春的足迹。他们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他们留下了青春激扬的奋斗,他们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一代人青春激扬的奋斗史。知识青年从学校来到乡村,发扬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闯过三关”,投入到生产劳动、生活学习中去;他们练一颗红心,滚一身泥巴;他们在劳动中成长,他们在生活中成熟,他们在学习中进步;他们锻炼了筋骨,他们淬炼了精神;他们用火热的青春奏响了一曲奋斗激扬的《青春之歌》。这曲《青春之歌》永远飘荡在共和国的奋斗史里,永远收藏在每位知青的心灵深处。

知青上山下乡是共和国一代人的沉甸甸贡献史。近三十年的无私奉献,壮大国家和集体财富,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完成了最原始、最干净的财富积累,为共和国走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基础。没有前三十年一代人的大公无私的艰苦奋斗,没有无怨无悔的自我牺牲,没有自强不息的奋力拼搏,就夯实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提供不了精神支撑。实践已经证明,知青上山下乡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知青上山下乡始终激扬着奋斗奉献的主旋律,创造、浓缩、形成了具有红色印记的知青文化。知青文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父老乡亲带领帮助支持下,由知识青年奋笔疾书的社会主义红色文化。知青文化以“使命和担当”为内核,以“脚踏实地、勇于斗争”为要素,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精神,激励和熏陶广大知青接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实实在在地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同时,知青文化还引领广大农民自觉吸收新鲜的生产、生活方式,崇尚新潮文明、相信科学技术,为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融合作出了不懈努力。知青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舞台,它启迪的是上进的正能量,它给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带来了新思想、新面貌、新风俗、新教育、新医疗,它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特色呈现。

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伤痕累累的文学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客观生活在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下的技艺加工。文学艺术往往受创作者个人的立场、观点以及理想和追求所局限。那种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真、善、美的标杆”本身就是一种糊涂认识。生活是多彩的,更是辩证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奋斗史是艰苦的、有汗水和血泪,这对革命青年来说是磨炼、是锻炼、是淬炼,是身体的成长和精神的升华;而对另外一部分偏离甚至丧失人民立场、站在自我小圈子的人来说则是“苦难”、是“黑暗、阴谋”,是“人性的磨灭”。这些所谓的知青文学则是各类创作主体分别对知青生活的吸引眼球式的主观加工。在吸引眼球的功能上,那些所谓的伤痕累累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普通大众的本能口味。因此,把知青文学作为知青历史的观点不可取,把知青文学中的伤痕文学认定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史更是荒唐。

综上所述,知青上山下乡是发展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党和国家集体决策的关于青年工作的一项重要国策。在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按照有计划、有步骤、有管理、有(进出)渠道等方法,并积极推进。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广大知青与当地广大干群一起劳动、生活、学习,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那种无底线抹黑知青下乡,无限扩大苦难,割断历史,割裂党、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

(作者系《广阔的天地》杂志执行主编;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知青问题研究”,原文刊于《广阔的天地》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