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已離開我們三十年了，我同所有在舊社會被壓迫、被迫害、被剝削的勞苦大眾一樣，沉痛地緬懷人民領袖毛主席！這三十年間，勞苦大眾懷念他；而某些人貶損他，其惡毒的程度超過國民黨反動派辱駡毛澤東“殺人、放火、共產、共妻…。”而後者是掛了牌的公開的反動派，人們容易識別，而前者卻掛著“教授”、“專家”、“大人物”…的招牌，很具欺騙性，嚴重損害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威望，後果十分嚴重。因此，呼籲重新評價毛主席，不惟書、不惟上，只唯實。 一、我為毛主席守靈所見 毛主席逝世後，為了讓全國各族人民瞻仰毛主席的遺容，表達對領袖的哀思，毛主席的遺體安放在人民大會堂，讓人民瞻仰。人們深情地懷念著毛澤東時代：一個推倒了壓在勞苦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時代；一個結束了百年戰亂的時代；一個消滅了惡霸、地主、富農、資本家人吃人和人剝削人的時代；一個窮苦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一個無失業的時代；一個基本沒有黃睹毒兇殺和拐賣婦女和兒童的時代；一個為人民服務為榮、助人為樂、而不腐敗的時代；一個擁有兩彈一星不怕帝修的時代；一個世界上唯一打敗了美帝的時代；一個教育和醫療基本有保障的時代；一個無護欄和防盜門的時代；一個由解放初人均壽命為35歲而延長至65歲的時代；一個沒有西洋性病和傳染病的時代………。這一切，人民怎能不懷念領袖毛澤東？！因此，各族人民都想前往瞻仰毛主席的遺容，表達對他老人家的哀思。 我以科技界代表的身份為毛主席守靈（六小時，每半小時換一班，實際守靈三小時）。瞻仰人群在大會堂外排著長隊，分批進入大會堂。許多男女老少，一進入大會堂就嚎啕大哭，嘴裏呼喊著毛主席呀……，整個大會堂充滿了悲痛的哭、喊聲。我們這些守靈的，本來就是含著悲痛的眼淚肅立在毛主席遺體旁的，人民的哭喊聲，使我們不能自禁地唰唰直流淚。僅三小時內，就有八人由於悲哀過度而當場暈倒了被抬到後面搶救，其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六小時的守靈，腦海裏始終是一片哭喊聲，在事後的2、3天內久久不消失。 人民大眾如此敬仰和崇拜毛主席，既不是靠行政手段組織上動員的，更不是給金錢顧傭的，完全是出於內心。當然不排除個別人是出於別的什麼動機去的，大概後來誣衊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的人就是，他們用小人之心，度眾人之腹。毛主席對搞個人崇拜，什麼萬歲、四個偉大、馬列主義頂峰之類捧場，十分反感，還說：他就不相信他那幾本小冊子就那麼靈驗；並由他主持中央專門發了檔，嚴令禁止各種形式的個人崇拜。毛主席的有關這方面的講話，在《毛澤東傳》（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等等許多公開出版物中隨處可見。毛主席還一再強調“核心”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並告誡大家：“反對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壞人，吹捧自己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電視劇中還有毛主席在延安時期，一位婦女說“雷（電）為什麼不把毛澤東打死”，毛主席知道後不僅不讓懲罰她，反而要聽取她的意見；《毛澤東傳》等書中也收錄了毛主席在文革期間還說對貼反標的人不要抓……。人人皆知，毛主席就是從林彪高喊四個偉大聲中發現了林彪的問題。像毛主席這樣博大胸懷，謙虛謹慎，他心目中唯有“人民萬歲！”時時事事為勞苦大眾和無產階級著想，是我們永遠學習和懷念的榜樣。人們看到的是，攻擊毛主席搞“個人崇拜”的人，才真是搞個人崇拜的，…。 二、正確對待農村集體化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解放前，中國農村占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了8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90以上的農民僅有10％幾的土地。真正種田的農民，大多沒有或少有（中農、下中農）土地所有權，靠租地主、富農的土地，或為其打工過著貧寒的生活。各顧各的個體小農經濟一統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天下，“富人一席酒、窮人三年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是對幾千年中國農村的真實寫照。現六十歲以上的農村長大的人對這些都是清楚的。 解放後，一開始就搞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交地、富的地租金和為活命所借高利貸的利息負擔（地租和高利貸，農村在土改後基本絕跡了，但前些年某些地方又死灰復燃）。這兩年的電視裏又偶而可看到老農談減租減息那股滿腔喜悅場面。緊接著搞了土改，這是中國史上真正實現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同時把地主、富農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不勞動者不得食。空前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農民喚發出的改天換地的熱情，很難用文字表達。本人是在第一線搞減租減息、土改工作的，都是親歷情況。近兩年偶而又可以在電視裏看到反映當時土改實況的電影鏡頭。但是土改，也僅僅是實現了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農村的革命是否可以到此為止，農民就能安享萬年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農村不僅僅仍維持著千年的小農生產，分割為小塊小塊的土地也不利於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而且各戶農民所遇不可抗災害（例如病、死、喪失勞動力等等）的機遇不均等，加上小農經濟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土改後不久（約三年左右），農村又出現了兩極分化，出現了新富農，有的被生活所迫而無奈出賣土地，……。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共產黨、人民政府總不能象封建統治者和國民黨不顧事實的罵他們“命不好”、“笨”、“懶”而了事吧？如何杜絕兩極分化、共同走上富裕之路，就極待解決。恰恰是一些有覚悟的農民和基層的農村幹部，摸出了一條走集體生產發展致富之路，而先後出現了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其勢頭，毛主席感慨地說沒有估計到。這就是從一解放到1958年發生在中國農村史無前例的、天翻地覆的偉大變革。回顧這些基本情況，對辯明一些是非十分必要。 毛主席去世後，從1956年的合作化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就成了某些人反毛、非毛的突破口。其間他們又牽連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注：以下稱總路線）和大躍進，統稱“三面紅旗”，都遭到攻擊。目前公開發行的書、報、刊、資料表明，總路線是毛主席提出來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發明的，毛主席曾擔心能否成功？大躍進是其他領導人和人民日報發明的，但毛主席都是贊同和支持的，最終都由中央集體研究決定進行推廣。按組織原則，集體決定了的東西，對和錯都是集體負責，這是任何黨員都清楚的。遺憾的是儘管某些人使盡全力借此攻擊毛主席，其結果，不管你髙舉不高舉或承認不承認“三面紅旗”，“三面紅旗”依然發揮著更巨大的作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面紅旗”的是與非，理當實踐說了祘。 這些年來，在廣大人民的實踐中，仍然“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是主流，那些搞少慢差費的均遭到眾所指責，少數還成了遺臭萬年的反面教材（例如豆腐渣工程、爛尾工程、形象工程、腐敗工程等等）。 “大躍進”雖然被某些人罵得一無是處，他們公然搞分田到戶單幹大倒退，給社會造成了嚴重後果，這些嚴重後果給大倒退亮出了“黃牌”。然而大多數人民和幹部盼望“上一個臺階”、“翻幾翻”，更可喜的是南街村、華西村、大寨大隊、河北唐山市的半壁店村等等，都僅是數百戶的農村，從人民公社至今走集體化道路不動搖，硬是頂下來了，至上世紀末，僅四十來年時間，都年創產值幾個億、幾十億、上百億元，家家有存款，有的村“貧困戶”的存款在百萬以上，富戶存款不過千萬，社會和諧穩定。翻翻中國歷史，有過這樣的飛速發展的例子嘛？這不是大躍進是什麼？這些走集體致富的地方，讓人們實實在在的見到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曙光。對那些宣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可知論的人是有力回擊。因此，大躍進在人們心目中始終占上風。 合作化、人民公社“搞糟了”，也是某些人攻擊毛主席唱的“重頭戲”。走集體化道路好不好，僅就上面舉的幾個大隊就足以說明其優越性。全國頂著風險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取得高速發展的有數百個村或原生產大隊。大江南北凡高速發展的，大多堅持了沒有分田到戶搞單幹，或者分了感到不行又合了。 在全國推廣分田到戶單幹的典型安徽省小崗村情況如何呢？有比較才有鑒別。據2006年3月10日《作家文摘》報報導，標題為：“嚴俊昌與他的小崗村之路”。報導說：“1979年7月，鄧小平來到安徽，對小崗和安徽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從此帶村民按手印分田地的生產隊長嚴俊昌成了名人。嚴俊昌回憶說，大包乾後的第一年，小崗村的人均收入當年就達到400元。此後，糧食連年大豐收，至少有五年時間，小崗村都屬於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嚴說的‘富裕’標準就是有飯吃，當地村民也都這麼認為”、“然而，令嚴俊昌沒有想到的是，日益高熾的名氣並不是小崗村發展的機遇，而‘改革旗幟’這一稱號反成了對小崗的禁錮和限制”、“1987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到安徽調研，希望看看小崗村。當地官員聞訊後擔心小崗人亂說話，毀了好不容易樹起來的形象。鳳陽縣一主要領導先與他談：‘老嚴該說的說，不該說的就不說’”、“1995年後，當地政府提拔嚴到鎮裏當農委主任。嚴表示，如果他當時繼續在小崗村幹，他會把村民組織起來，帶領村民集體致富”、“嚴走後，官方派外地幹部到小崗當‘村官’，…這個‘改革第一村’結束了自我管理的時代，不再‘崗人治崗’。而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村內的宗族矛盾也逐漸公開化，引發內耗，到1997年上半年，小崗人還裝不起一部電話”、“由《解放日報》記者牽線…，江蘇張家港市長江村與小崗建立了友好關係，長江村一來就支援小崗120萬元…”、“1998年，是小崗村‘大包乾’20周年，各級官員都很重視。這年6月起，在三個月內，小崗有了水塔，…，有了希望小學和展覽館…，各家牆皮刷了塗料，各戶改建了茅房…”、“但是，他（指嚴）對官方搞的一些項目還是頗有微詞，……路過‘別墅區’的工地，他指著那些建築物對記者說：‘搞了20多年了，還要搞虛假的形象工程，這樣下去會害了小崗的，不談發展，只講形象，小崗怎麼能發展上去’”？從這一報導可見小崗村的狀況，他告訴我們農村搞單幹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這是由幾千年歷史證明了的。如果都搞到了像小崗村要旁人掏口袋塑造，就麻煩了。另有媒體報導：現在的小崗村年青人外出打工，掙錢糊口，一部分土地賣給私人老闆搞“開發”……。還有報導說“小崗村又有外出討飯的”……。 儘管農村有單幹發了大財的，但大多靠雇用勞動、剝削他人剩餘勞動價值，這種富戶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有，不是什麼新聞，而且正是共產黨革命的物件。不能說打了社會主義招牌私人雇用他人勞動為自己創造財富就不叫剝削，而且由此同樣造成社會的階級分化，破壞安定團結，……。我們不能旁若無事地對待報刊上公開的某些報導：兒子生病無錢醫治，而自己自殺，寫下遺書出賣自己的器官，為兒子治病；農民為了溫飽而進城打工，有的一再為討要那點微薄的工資無門而自殺；……。如果無視農民單幹後失去了集體這座靠山而發生的種種悲劇，這很危險。 實踐證明，是否是真理？不在誰髙舉還是貶損它，被高舉的不一定就是真理，被貶的不一定就不是真理。人們常說：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因此，提倡什麼、反對什麼，由其階級立場決定的。 三、“共產風和浮誇風”及三年自然災害 在1958年農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產的大好形勢下，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或嚴重錯誤，例如浮誇風，有的把58年實際畝產糧食幾百斤，而虛報成幾千斤、上萬斤、十幾萬斤等等；同時搞一平二調，貧富拉平，把農民的自留地、農具、家畜、家禽、甚至包括住房等無償收歸公社所有，並推廣吃仮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刮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和“共產風”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大躍進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後果。接著是1959至1961年連續三年遍及全國的嚴重自然災害，許多地方甚至是顆粒無收，例如：北京地區玉米不結籽，而成了白灰；白菜小而不包芯；大鴨梨僅有小棗大，幾乎是零產量……。加上1959年相當一段時間的浮誇風、“共產風”仍有增無減，58年糧食增產未增收（未全部收割），糟蹋了不少，又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飽飯，甚至孩子吃飽了，大人還得打幾下逼著再吃點。例如蘇南地區，農民習慣兩稀一干，而農閒時瓜菜代糧，而吃飯不要錢，就一天三歺大米飯，甚至吃4－5歺，造成很大浪費……，因此在59至61年發生糧食普遍不夠吃（吃不飽肚子），鬧饑荒，結果部分地區發生浮腫病（營養不良）和有的地方餓死人的問題。但某些人誇大其事，諸如製造“大躍進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大躍進是“毛主席發動的”，因此又稱“毛主席餓死三千多萬人”等等大謊言，蠱惑人心、製造混亂，誹謗毛主席，醜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 那些掛著“專家”、“教授”等等招牌的“精英”們，心裏很清楚，大躍進同刮“共產風”、浮誇風（以下簡稱“兩風”）沒有因果關係；這些年在他們大罵大躍進的時候，浮誇風、無償侵吞他人勞動成果的“共產風”事例少嗎？僅就上述《作家文摘》報導的小崗村情況，其中弄虛作假搞浮誇、平調等刮“共產風”，什麼歪風都有；天津大邱莊的問題就更觸目驚心了，難道這不是在否定大躍進的情況下發生的“兩風”？！可見從理論到實踐都說明大躍進同“兩風”是兩回事。 誣稱“兩風”是毛主席刮出來的，更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事實如果不是毛主席狠刹“兩風”，其後果更為嚴重。還是讓事實作證。 吳冷西著並由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的《憶毛主席》一書中，分別道出了人民日報當時不是毛主席負責把關、以至一些事關重大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等也未經毛主席審閱。吳冷西在書中感歎地說：“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1958年）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誇風到處氾濫，對人民公社只限於典型報導，後來從河南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這段話中說：因毛主席再三叮嚀是指毛主席要吳冷西“報紙宣傳，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又說：“隨大流，……，浮誇風到處氾濫，…就刮起‘共產風”；這裏指的隨大流顯然不是隨毛主席的大流；而毛主席的再三叮嚀可以不聽，而要“隨大流”，可見“大流”其來頭之大！毛主席反“兩風”遇到的阻力之大。 究竟是誰刮起的“兩風”？可以說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幹部都有，包括當初反集體化的人，還有少數壞人。這個問題還是由那些非毛、反毛的人去講，其效果和影響力度比我們講好得多。相信他們中的多數，遲早會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幹昧良心的事，內心是不得安寧的。在此要補充的是有人刮“兩風”時，毛主席忙於其他事務，如國民黨竄犯大陸、佈署炮擊金門、尤其是中蘇關係緊張等，為這些他和周總理日夜操勞。三年自然災害前，中央已同意毛主席退居二線。但毛主席一再替人代過作檢討，還一再坦誠說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當然，希望工農業發展快一點、好一點等急於求成的願望，毛主席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都或多或少存在。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盼望能快一點，即便當今領導人，也總希望發展快一點，這是很正常的，決不是和稀泥，這同“兩風”毫不相關。除非是別有用心或帝國主義希望我們少慢差費、或最好一敗塗地。 毛主席從認同大躍進、人民公社到積極推廣，經歷了反反復複的調查、思考、學習馬列著作、實踐、總結（正、反兩方面的問題）、提髙的漫長過程，也是他認識上逐步深化的過程。值得我們敬仰並學習的是，毛主席每調查、學習、實踐、總結一次，都自覚糾正原來不全面、欠妥或錯誤的想法和講話、批示等，以至毫不含糊地認錯和自我批評，是他的優良品格所在。一個人要做到敢於否定自己是不容易的，毛主席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反復講他對怎麼搞社會主義還不清楚，一再強調反復實踐、學習、總結、提高，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這些在《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等等公開發表的圖書、報刊裏隨處可見。同樣也能隨處可找到毛主席研究一個問題時不全面、不太正確、以至錯誤的想法、講話、批示等，尤其在他研究一個問題的開始階段。因此，一些反毛和非毛者他可以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遺憾的是這些人是眼高手低，自己一干就捅出一大堆難以收拾的亂子。正印證了黃克誠同志預見的：“說共產黨內誰比毛主席還高明，那是笑話”。
反毛、非毛的人攻擊毛主席搞“浮誇風”，能拿出的事例有兩件事。其一是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訪蘇參加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他在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說：“我國今年有了530萬噸鋼，……，赫魯暁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中國可以超過英國。……，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鋼，不是超過英國了嗎？”（見張聶爾著花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中國第一人毛澤東》第50頁）。其二是1958年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胡喬木起草的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另七十萬噸鋼而奮鬥！’”薄一波說：“他向毛主席建議把一0七0（萬噸鋼）寫到公報上。毛主席贊成，當時我通知胡喬木，說毛主席說了，把一0七0寫到公報上……，事實證明，我的這個建議是錯誤的”（見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政台風雲》137頁）。這兩件事就成了某些人攻擊的“把柄”。 上述十五年趕超英國和1958年1070萬噸鋼生產指標，都是為了鋼產量問題。這同當時嚴重缺鋼材的現狀有關，沒有鋼，許多事不好辦，而且美國封鎖我們，蘇聯不支援我們，處境艱難。困擾著每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下面分別介紹一下情況。 毛主席在第二次訪蘇期間，在大會上講了十五年趕超英國（即鋼產量）’。但不是毛主席頭腦“發熱”，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祘。請看事實：關於15年趕超英國，“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口號，並不是偶然的，他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領導同志同意”、“中國正式公開宣佈15年趕英國的口號，是在1957年12月2日開幕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宣佈的、李富春在會議上對此作了全面論證和解釋”。（以上見由鄭謙、劉波著，並由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幫助，中共黨史出版社於2001年12月出版的《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劉少奇》第四卷1005頁）。可見十五年鋼產量趕超英國是中央經過慎重研究後提出來的，不存在誰“浮誇”“發熱”的問題。即便今天看，這個口號無大錯，不能同浮誇風混為一談。 關於1958年1070萬噸鋼的問題，先介紹以下情況：1958年6月6日，王鶴壽等給中央的報告稱：“華北地區的鋼生產能力，1959底達到八百萬噸是可能的”；6月16日，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給中央的報告稱：“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6月17日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給中央的報告稱：“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準”（注：即兩年時間除電力外就全面超過英國）；6月21日冶金部給中央的報告稱：“華東協作區會議規劃1959年華東地區（不包括山東）鋼的生產能力為八百萬噸”。……。在這些之前，毛主席叮囑大家：“考慮問題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問題要分析一下。設想一下可能的災難，發生戰爭，社會主義陣營不鞏固。”（以上均見《毛澤東傳》上冊，第813至826頁）。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毛主席還是同一些領導人反復商討、研究，把1958年鋼產量一壓再壓，從二千多萬噸壓到1070萬噸（還是偏高一點）。“1958年9月5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重申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就是少一斤也不行”（見《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劉少奇》第四卷1022頁）。前述諸報告，其中有幾位是後來批評“毛澤東頭腦發熱”的。他們“忘掉了”自己給毛主席並中央的報告。如果毛主席“頭腦發熱”而完全聽從了上述各報告，就不知該如何評說了。在此我由衷地對毛主席工作艱辛、困苦感到欽佩和同情。 關於三年自然災害和餓死人的問題。按那些反毛、非毛者的推理邏輯：大躍進就是“兩風”，而餓死“三千多萬人”，毛主席搞大躍進，所以“三千多萬人”是由“毛主席餓死的。”而實際情況“兩風”不是毛主席刮起來的，而是毛主席花費了幾年心血才刹住了“兩風”（這在後面作介紹），大躍進也不是毛主席發明的，那麼就應該說別的什麼人搞“兩風”而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同樣是荒唐的推理和荒唐的結論。別的人大刮“兩風”是事實，他們人為地造成一些困難負有直接責任。但餓死三千多萬人是某些人跟了他們的美國大老闆出於反華需要而編造出來的，許多同志給于了充分揭露和批駁，在此不予費心重複。但那麼大的連續三年災害，許多地區顆粒無收，在解放僅十來年，正處在百廢待興的時期，要做到不死人，是力不從心。我們從最近電視臺和報刊報導中，看到今年廣東等地的水災；四川部分地區和重慶市的嚴重旱災實況，土地嚴重乾裂，農作物乾枯了，明顯顆粒無收，災情十分嚴重，靠了長江，連人的飲用水都解決不了，還何談向地裏灌水救災？這些災害至今已死了兩千多人（見“京華時報”8月18月報導）。何況現今己是二十一世紀，都一籌莫展，好在就全國而言，它僅是局部地區，對全國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如果這種災情像1959至1961年那樣邊及全國，而連續三年，將是什麼情況？即使是某些人捧為“聖地”的美國，遇到自然災害至今不也一籌莫展，照樣死人。事實上那三年天災死人並不多，比舊社會大災年死的要少得多。例如“中共雲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關於腫死病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報告說，今年春夏之間，雲南省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痹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造成這一情況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對今年緊張持續的苦戰中對特別需要關心群眾的生活注意不夠，對一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等。……，組織專門小組對病腫死人事件進行認真的檢查，嚴肅查處死人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1958年11月25日毛澤東作了《一個教訓》的批示：“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斤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思想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並提出了具體克服的辦法。（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151－152頁）。又例如：“（1959年）10月，中央批轉湖北、河北、廣東三個省委關於人民公社和農村情況的報告，三省一致反映糧食問題是農村最嚴重的問題。其中廣東省已餓腫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糧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對增產幅度估計過高，…，1958年秋收沒有搞好，及放開肚皮吃飽飯。中央指示，農業生產指標必須實事求是，達不到的…，應該修改，不要硬性下派。”（見宋強、喬邊等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人民記憶50年》160－161頁）。中央還採取內部調節和進口糧食，緩解困難，減少損失。可見死人並不多，死人的原因也多種多樣，也不全是餓死的。 反毛非毛的人一是否認災情的嚴重。周總理說三年自然災害是他一生中所見最嚴重的，對我們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前面講了點我在北京親見的情況。我再介紹一些歷來有魚米之鄉的江南見聞：由於災荒，當時江蘇無錫地區就有逃荒的，歷來是討飯去無錫好討，因為那裏相對是富餘，而在三年大災期欠收嚴重，有的稻田顆粒無收，有名的產米區災害嚴重到如此地步。因此，否認災荒而誇大“人禍”，反毛、非毛者用這些心機是徒勞的。 反毛非毛者另一手是說：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此為據說明死人是“人禍”造成的。首先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不符事實；其次是他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斷章取義，篡改並歪曲了其講話的基本精神，太有損于“精英”們的“學者”身份了。前面已批駁了他們否定災情的問題，在此不重複。在此講明他們是如何篡改和歪曲劉少奇的講話內容的？請看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有關部分：“…，因為1959年以來這三年農業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減產40％還多。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各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某些人從中挖出一個“兩風”嚴重地區一個農民的話，推而廣之，這就不難看出那些反毛、非毛者的良苦用心了。 四、毛主席狠刹“共產風”和浮誇風 從本人手頭材料，毛主席第一次公開反“兩風”是1958年7月（見《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192－199頁）。而目前大多認為毛主席從1958年秋發現“兩風”而開始狠刹“兩風”，至1962年這段漫長的時間內，為把“兩風”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他廢寢忘食，排除各種阻力，艱難地狠刹“兩風”，付出了大量心血，為黨和人民作出了不朽貢獻。《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等有較系統的介紹。 毛主席為了1958年11月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準備，而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年11月2至10日），召集一些中央、大區和省、市領導彙報、座談，並為武昌會議準備材料，即後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和《鄭州會議紀要》。開始讓河南吳芝圃負責兩個材料起草的抓總工作，後於6日改為由鄧小平總負責。在討論鄧小平主持起草的《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稿時，毛主席對草稿的每一條都發表了意見，現摘錄與本文主題有關部分如下：“第四（條），髙指標問題，綱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達到年產四億噸鋼”、“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麼這樣提的。工業方面為什麼搞四億噸綱？到1962年搞多少噸？（有人答一億噸鋼）。五年就增加三億噸，怎麼增法？”、“現在有些問題相當混亂。不僅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這三級裏頭，都相當混亂。鋼、機床、煤、電四項高指標嚇人，四十條發到哪一級，要做政治考慮”、“第四十條，一大堆觀點，使人看了不滿意。中心是要解決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罰苦工……，要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人民日報》最好要冷一點，…”。會議最後一天，11月10日，毛主席談對鄭州會議紀要草稿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時，著重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生產的錯誤觀點。並說“大躍進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裏糊塗，昏昏沉沉。需要對一些同志做說服工作”。還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說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後來毛主席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1至27日）說：“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幹勁衝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不要自己騙自己”。（以上見《毛澤東傳》894至898、908至909頁）。 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署名的《黨內通信》指出：“要告訴公社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注：指六級幹部大會），專門召集這些同志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注：收回銀行貸給農村的貸款），暫時脫離了群眾，從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緊接著於3月30日、4月2月、4月3日、4月3日下午5時，毛澤東分別對山西等省委領導貫徹上述《黨內通信》執行情況的報告作了批示，糾正“兩風”，並對侵佔農民和生產隊等的錢、物進行退賠。（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2頁、34－－37頁）。緊接著於4月29日，毛澤東又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寫了《黨內通信》，進一步刹“兩風”。 1960年3月23日《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此件（指山東六級幹部會議（會議情況）第二期）請各同志閱讀，並請轉發到縣級黨委”、並指示“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撒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細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163－165頁）。 1961年3月13日《反對兩個平均主義》，（兩個平均主義指：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生產隊內部人與人間的平均主義。（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250－251頁）。 1962年春節前後，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一些中央領導分別講了話，並作了自我批評。糾錯工作至此告一段落。從58年秋以來，毛主席召集了一系列的會議和批發了許多文件、批示、通信，狠刹了“兩風”。達到了新的基礎上團結。 五、關於廬山會議 中央宣佈給彭德懷平反後，這三十來年，公開的輿論報導基本是一邊倒：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萬言書，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見，堅持極“左”路線，製造了彭德懷冤案。為此，許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出於避嫌或標榜“早就看到是大冤案”，以抬高自己；而發表談話、寫文章、著書立說。而且“氣候適宜”，在大力宣揚“實事求是”、“撥亂返正”，在這個旗號掩蓋下，他們（注：其實多是一些“文人”和“受了點衝擊的人”）不甘落後，積極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為我所用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實，正如胡編亂寫的人坦言：“為了使我的書現在能夠出版，我不得不這樣寫”。正是這些“不得不這樣寫”的人“幇忙”，把“實事求是”、“；撥亂返正”倒了個兒。出現了現今看書難、難看書，因為大量書、刊不知裏面有幾句真話？因此對探討彭德懷的問題也同樣增加了複雜性和難度。 上面已介紹了以“兩風”為特徵的極“左”不是毛主席刮起的，毛主席是替人代過，刮“兩風”的人說毛主席是極“左”，顯然是人品問題。誰是真正的極“左”人物？這些還是我前面的態度讓非毛的人去講清楚。在此僅就彭德懷的問題進行探討。首先摘引一些有關材料。 1、劉少奇關於廬山會議對彭的問題後來解釋說：“這裏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裏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瞭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國內形勢問題”一節中第二個問題。選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國風雲五十年》一書）。國防科委向康生誣告彭德懷等裏通外國，誣陷彭德懷是立了“大功的”（內容略）。 關於廬山會議實際上包括三個會議，即：1959年7月2日至3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會議；8月2日下午至16日八屆八中全會。現已統稱為廬山會議，其實內容完全不同，擴大會是反“兩風”的，其中夾了一些對彭德懷的信的爭議；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是專門解決彭德懷的問題。 2、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回到住處，…，本來是讓衛士們準備下山了，一些首長反映意見，據說是提議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問題，結果不下山了，當天晚上就聽說要召開中央全會，要討論解決路線問題”、“（毛澤東）把彭德懷提的意見說成是‘有目的、有準備、有組織的活動’，這與某些人不正確的彙報也是有直接關係的”。（見山嵐著，2006年3月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紅牆內的秘書們》李銀橋，270、271頁）。 3、在兩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上次（即7月23日在擴大會上講話）說的不正確，說是無計畫、無準備、無組織，跑到右派旁邊”。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見《毛澤東傳》995頁）。 4、“廬山會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10期，標題是“廬山會議期間不為人知—毛主席邀請王光美游泳的往事”）。 5、彭德懷同志說毛主席批判他那封信“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276頁）。他講到批鬥他的會議情況說：“我採取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見《彭德懷自述》278頁）。 6、毛主席同彭談時談起往事“（反）立三路線……，反對張國濤分裂…，也是堅定的。解放戰爭…成績也是肯定的。…打敗胡宗南…。這件事使我經常想起來。在我的選集上還保留你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請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北區有關同志開一次會，把問題講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注：指彭去負責建三線的工作），要他來找我談。”並留彭共進午歺。臨別時毛澤東突然問：“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對我說過要鬥劉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參加‘髙繞反黨聯盟’吧？”（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7期，標題是“下廬山‘閑’了六年後的彭德懷”）。 7、1970年，彭德懷“專案組”負責人黃永勝“三次上報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罪行的審查報告》，將‘裏通外國’、‘篡黨篡國’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罪名強加在彭德懷頭上、並提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藉，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處理決定”、“毛澤東、周總理看後都未作任何表示”。（見《書刊報（參考）》2006年第8期，標題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最後一封信前後”）。 8、毛主席在1961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一反右，就造成一種假像，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又說：“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以上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961年6月12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一文，273頁）。 從上述材料可見按照劉少奇講的，彭德懷的案子該不該平反，就成了問題。現仍按後來的中央作為冤案平反為前提進行探討：1）、原定政治局擴大會議，儘管有批彭和辯論的問題，毛主席看了會議材料、文件也講了話，批評了彭“右”了。但會議沒有對彭作任何文字的處理決定，會議就結束了，並準備下山了，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見而把會議由反“左”而轉向反右之說；2）、其他領導人堅持要召開全會解決彭的問題，另有一些報導說有人表示不解決不散會，看來毛主席服從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數人或是有相當影響的領導人的意見，而同意開全會，毛主席在常委會上發表了前後自相矛盾的講話，即上述第三條，表現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他沒有參加批彭的會議，這證實了他偏聽偏信是事實；3）、批鬥會上把個性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搞到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招供，會議亂到了開不下去，有人要打彭，證明存在嚴重的逼、供、信，其招供材料同某些人向毛主席彙報的內容、以及會議記錄，三者顯然會很吻合，這種三對證的材料，誤導性很大。但毛主席當時以至他去世都不會知道有嚴重逼供信的問題，他也不會想到在如此高層會發生嚴重逼供信，因此，毛主席輕信了逼供信招供和彙報材料，對彭老總的問題作出錯誤的判斷，情有可願，因為他既不會想到那麼高層人物會搞逼供信，也不會想到那麼堅強的彭老總會“屈打成招”，該受到指責的是搞逼供信和彙報假情況的人，應按律受到處分；4）、廬山會議後，某些地方包括部分軍隊（如國防科委），尤其是刮“兩風”嚴重的單位和地區，確實不反“左”而大反“右傾機會主義”，搞了不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造成這個嚴重後果，不是毛主席主觀意圖造成的，而是關於蘆山會議對彭等的處理材料等傳達的面寬了造成的，一經發現，毛主席立即糾正，進行平反，並自我批評。事實恰恰相反，廬山會議後，毛主席不僅沒有放鬆狠刹“兩風”，而是抓得更緊、措施更有力。在前面毛主席狠刹“兩風”問題一節，我分別介紹了廬山會議後60和61年的兩份材料，事實上60至62年七千人大會之間，針對刹“兩風”，毛主席召集了不少會議、講了不少話、作了不少批示、批發了不少檔，《毛澤東文集》均有詳細介紹。有充分證據說明，稱毛主席在廬山會議後反右不反“左”，純屬謊言。 還應說明，在廬山會上，是毛主席不贊同一些人要開除彭的黨籍，而堅持了保留黨藉和政治局委員的意見。聯想到文革期間，毛主席批評中南海工作人員批鬥劉少奇和不同意把《我的一張大字報》向下印發（注：某些人製造的對劉少奇的病“沒有認真治療，而進行迫害”之說，由中央醫療組的同志作了闢謠，在此略）；對鄧小平是有批評有表揚；對林彪做到了仁至義盡。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並一再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平反；還尖銳指出“文革中的專案材料基本不可信”…（注：《毛澤東傳》有記載）。 從上述材料看，彭德懷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幾個人鬧的，說是真是為了需要、說假也是需要。這就難怪一些電視劇借古諷今：“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廣為流傳。彭德懷同志就成了犧牲品。證明當今確實是讀書難、難讀書，書上有多少是事實？嚴重困擾著讀書人；也貶損了書本本的信譽，也是對某些史學“精英”的諷刺。看來追逐效益和收視率而見風使舵、投機取竅、牆上草隨風倒、奉迎拍馬的胡編濫造的“史學精英”，不僅嚴重損害黨的聲譽，同時坑了自己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文痞。害黨、害人、又害己。
